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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彭孟濤)
彭孟濤相關文章
平心靜氣看國民黨立委「進京」
近一個月內,蔡政府連丟兩個邦交國,「雪崩外交」已然成為部分媒體的慣用詞,但國人反應卻普遍冷淡,畢竟從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斷交以來,國際處境艱難早已司空見慣。何況與美日等重要大國的實質關係,才是台灣存活至今的關鍵。近兩年來,包括「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更名、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等跡象,都顯示了台美和台日關係持續加溫,這也是中國不斷升高打壓力度的要因。 不過,每當中國以外交手段霸凌台灣時,國民黨的反應卻總讓人匪夷所思。他們從不去譴責霸凌者,反而替施霸者幫腔,檢討被害者,例如:批評政府不接受北京要求的「九二共識」。他們堅信,兩岸關係改善有助於拓展外交,馬政府就是靠這個「通關密語」,才維持住邦交國,爭取到「活路外交」。 問題是,中國對台終極目標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了達成目標,壓縮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真心給台灣什麼外交空間?就算馬政府取得些微的空間,也是用犧牲台灣主權換來的。而他們視為靈丹妙藥的「九二共識」,在北京的定義下就是「一中原則」,他們幾位前主席到對岸也是這樣附和對方的。二○一四和二○一六年的大選相當程度代表人民向親中路線說不,國民黨人卻依然故我,還不時與中共隔海唱和,讓人不禁感慨,有這種最大在野黨,還需要敵人?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台北市民)
彭孟濤
2018-06-04
秘魯前總統藤森特赦案與政治爭議
2017年秘魯的平安夜並不平靜。當晚總統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以人道理由向現年79歲、因涉嫌貪污、謀殺綁架等多起違反人權事件而在2009年被判刑25年的前總統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發布特赦令,不但震撼了祕魯全國,也引發不小的爭議。 1938年7月28日生於秘魯首都利馬的藤森,在1990年當選總統以前,並無從政經歷。他曾於祕魯國立農業大學任教,並曾任系主任、校長等職,還曾榮任全國校長會議主席。1990年他以學者清新形象獨立參選總統,結果在第二輪票選中竟以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差距,擊敗競爭對手、國際知名作家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成為秘魯史上首位日裔總統。 1995年的大選中,他創下秘魯歷史上的先例,在首輪投票即以64.27%的絕對多數連任總統。2000年更成為拉美政治史上極富爭議性的三連霸總統。但不久即因其親信、情報頭子蒙特西諾斯(Vladimiro Montesinos)向各界人士行賄的錄影帶曝光,而在11月22日遭國會以「道德上之不適任」革除總統職務。他也趁出席APEC高峰會議時,潛逃日本並向國會提出辭呈但未被接受,狼狽地成為第一位在異國突然宣布辭職的拉美國家元首。 回顧藤森十年的執政期間,稱得上是毀譽參半。首先,面對國內外惡劣的經濟形勢,他採取與國際金融機構積極合作的立場,大力實施以新自由主義為架構的「震盪療法」,在短短幾年內,就將通膨指數由1990年的7649.6%抑制至1992年的56.7%,1995年以後更降至10%以下。且在整個1990年代,秘魯都保持了不錯的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和貧困現象也都有所緩解。 其次,他以更強硬的反恐政策對付困擾多年、已造成無數傷亡的「光明之路」(SL)與「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MRTA)兩大極左游擊組織,並發揮了效果。不但在1992年9月將光明之路的首腦古斯曼(Abimael Guzmán)繩之以法,1997年4月更以武力成功瓦解MRTA日本大使館人質危機。可說藤森政府最主要的成就,即是成功解決了通貨膨脹與左派游擊隊這兩個1980年回歸民選政府後最大的執政困境。 然而,藤森的鐵腕治國方式卻也引起種種非議。1992年4月5日在軍方支持下,他發動「自我政變」(autogolpe),宣布中止1979年憲法、解散國會,大幅改組司法機構。其後再以公民投票通過新憲法,將總統不得連任的限制改為得連選連任一次,並在1995年高票勝出。1996年又透過其在國會擁有多數席次的政團「變革90-新多數」(Cambio 90 - Nueva Mayoría)通過第26657號法案,以使他能三度競逐總統寶座。 除了逐漸走向個人專制外,藤森也依靠軍隊和情治機構鞏固政權並實行高壓統治。輕則非法監聽、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政治暗殺,對人權的侵害可說是相當嚴重。尤其是在掃蕩左派游擊隊的過程中,亦有濫殺無辜之嫌。因此,有拉美史學者不僅認為秘魯是九〇年代第一個重返威權統治的南美國家,更認為藤森統治時期的秘魯呈現了「不自由民主」的特質。 2005年藤森欲借道智利潛入秘魯時被捕。2007年從智利被引渡回國後,最高法院也開始對他在任內所犯貪腐、濫權、盜用公款及綁架、謀殺等七項案件展開審訊。2009年他因人權迫害罪獲刑25年。巴爾加斯.尤薩在判決後表示,這個判決是對所有執政者的警告,「凡是踐踏憲法與法律,下令刑求與謀殺,他們的行為將難逃法網」。(參見何國世,《秘魯史:太陽的子民》、鄧中堅主編,向駿著,《拉丁美洲七講》、陳柏潤,《民主與威權的擺盪:藤森執政下的秘魯(1990-2000)》、石雅如,〈拉丁美洲轉型正義概況〉,《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入獄後的藤森,近年來因健康不佳已多次保外就醫,去年12月23日再因血壓驟降和心律不整送院急救。在此之前,他曾三度申請赦免,庫辛斯基也在6月首度鬆口表示:「我覺得是時候來討論了」。而在23日藤森緊急就醫後,庫辛斯基亦在隔日晚間突然宣布特赦。 即便庫辛斯基聲明是基於人道主義,且事後面對舉國撻伐,也向人民喊話說「正義並非報復」,但身陷貪腐風波的他,21日才驚險躲過國會彈劾,24日藤森即獲特赦,因此招來了政治交易的非議。反對派指責,此次彈劾是由藤森長女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領導的最大在野黨「人民力量黨」(Fuerza Popular, FP)所發動的,但因鬧內鬨,最終以八票之差遭否決。而意外倒戈的同黨議員,正是惠子的弟弟藤森健二(Kenji Fujimori)。藤森健二過去一再要求總統特赦父親,因此特赦決定被外界解讀是庫辛斯基為還人情的舉措。 陪伴藤森謙也返家的藤森健二在Twitter寫道「跟我父親一起」,並附上與父親坐在車後座的自拍照。(圖片來源:取自藤森健二的Twitter) 獲釋返家的藤森謙也與子女合照,中為藤森謙也,左二為藤森惠子,右二為藤森健二。(圖片來源:取自藤森惠子的Twitter) 而當藤森重獲自由的消息傳出後,不僅國內的人權團體發動抗議,兩名聯合國人權專家也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出於政治動機特赦藤森是秘魯法治的一次倒退,也辜負了那些受害者與證人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但無論如何,強人獲釋(並在1月4日)返家終成定局,甚且人民力量黨目前仍是秘魯最有實力的政黨,以過半優勢掌握著國會;延續家族政治香火的惠子雖然兩度問鼎總統失利,但在2016年僅以0.25%的微幅差距敗給現任總統,弟弟健二的政治前途也被看好。儘管藤森政權已經垮台17年,但就像秘魯天主教大學政治學教授托斯塔(Fernando TuestaSoldevilla)說的,「藤森統治時代還會影響我們一段時間」。
彭孟濤
2018-01-21
轉型正義在波蘭
波蘭自2015年由右翼的「法律與公正黨」(PiS)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後,便積極推動去除共產主義遺緒的工作。繼2016年5月正式生效的「去共產主義法」,今年6月波蘭國會更進一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律修正案,明訂地方當局與國家記憶研究院(IPN)共同商議,在法律生效後的一年內,清除境內跟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雕像與紀念碑;11月24日並表決通過決議,譴責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並向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受害者致敬。 在中、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波蘭的變革相當獨特。以華勒沙(Lech Wałęsa)為首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自1980年成立後,就成為反抗波共(PZPR)政權的中心。1981年間,波蘭經濟惡化,團結工聯中的激進派要求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對政府的信任案,結果招來政府的嚴厲反彈。12月13日波共領袖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開始取締團結工聯,頒布「軍管法」,實施戒嚴,華勒沙亦被捕。1983年7月雖解除戒嚴法,但波共對社會的控制依舊緊縮。 華勒沙與基什恰克將軍(1989年)(圖片來源: Public Domain) 1988年,波蘭的經濟狀況更形惡劣,國際間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意願,使既有問題加劇。團結工聯也再次展開罷工行動,終迫使政府於1989年與團結工聯代表舉行「圓桌會議」,正式承認團結工聯的合法地位,並向全國宣示將於近期內舉行自由選舉,開啟了波蘭邁向民主化的先機。 6月的選舉結果,團結工聯大獲全勝。波共對此束手無策,蘇聯方面則主張雙方應協商合作,而不予以鎮壓。隨後團結工聯與賈魯塞斯基商獲協議,由工聯組成內閣,總統仍由賈魯塞斯基擔任,但須辭去波共總書記與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同年12月,波蘭國會廢除共黨領導地位的憲法第三條,並以憲法修正案把國名從「波蘭人民共和國」改回「波蘭共和國」。同時強力推動一系列改革,終結社會主義經濟,完成政治民主化。1990年12月華勒沙更當選為首任民選總統。 至於波共,則決定追隨匈共的步伐,於1990年1月改組為「社會民主黨」(SdRP),之後立即投入選舉。1993年國會大選中,由前共黨人士(包括SdRP在內)組成的「民主左派聯盟」(SLD)拿下多數,與盟友波蘭人民黨(PSL)聯合執政。SdRP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並在1995年擊敗華勒沙,奪回總統寶座。(參見洪茂雄,《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李邁先著,洪茂雄增訂,《東歐諸國史》) 亞歷山大·克瓦斯涅夫斯基與愛爾蘭共和國總統瑪麗·麥亞烈斯(圖片來源:由 Chanceller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總之,波蘭從威權走向民主,是由共黨與反對勢力進行協商談判所達成,較羅馬尼亞的流血革命來得平和順利,但這種協商式的民主轉型,卻也讓前共黨菁英得以繼續活躍於政壇,並透過民主選舉,重掌執政權。特別是當時的談判內容儘管並未公開,但一般相信,前波共頭子獲得保證不被清算。凡此都造成日後轉型正義的實踐被認為有些拖泥帶水。 以中、東歐國家大多採取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為例,波蘭推行的時間,較鄰近的捷克來得晚。捷克於1991年便通過除垢法,波蘭則到1997年才頒布類似的法案。 大體而言,右派政黨較積極推動除垢法,左派政黨則顯得消極,主張寬容以待,尤其是前共黨若能在民主化後進入國會,甚至取得政權,自然會反對或拖延除垢的工作。波蘭也不例外。是到1995年繼承波共的SLD籍總理奧萊克西(Józef Oleksy)因被控為KGB線民而下台,最終才促成國會制定這項法案。 只不過,在SLD執政下提出的除垢法,可以說相當溫和。條文中規定,擔任政府特定職位及候選人,須向政府提交聲明書,清楚交代從前是否為共黨政權的「協力者」。不同於捷克以去共黨化為主要目標,它並不懲罰替獨裁政權服務的人,而只是處分說謊和隱匿過去的人。 直到2006年由卡臣斯基(Kaczyński)攣生兄弟領導的PiS獲得國會和總統大選勝利後,才推出了新版的除垢法案,擴大人事清查範圍至中階公務員,甚至媒體人、校長、律師等非政府部門也涵蓋在內,並委託IPN將秘密檔案中有關秘密警察工作人員、線民、受害者名單整理成冊,並予以公開。惟修正案部分條文隨後也遭憲法法庭判定違憲。(參見施正鋒,〈中、東歐的轉型正義〉,《轉型正義與族群課題的他山之石》、詹凌瑀,《轉型正義的實踐-以波蘭與台灣為例》、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卡臣斯基兄弟與教宗本篤十六世(圖片來源:By Archiwum Kancelarii Prezydenta RP) 而在對加害者的究責方面,大概就屬賈魯塞斯基的受審最為人所知。從1995年一直到2012年,賈魯塞斯基多次被送上法庭的審判席。被控於1970年武力鎮壓格但斯克工人罷工並造成傷亡及1981年下令實行戒嚴的他,期間固然因身體狀況不佳,調查與審訊反反覆覆、時鬆時緊,但這恐怕也與當政的是左派或右派政黨不無關聯。而這位配戴深色眼鏡的政治強人也於2014年以九旬高齡病逝。 儘管從2005年SLD失去執政權以來,都是由團結工聯蛻變而來的PiS和公民綱領黨(PO)輪流執政,特別是反對共產主義的PiS上台後,更力推轉型正義法案,徹底清算過去,也獲致一定成果,但PiS政府日益威權化的傾向,卻也為波蘭未來的民主發展蒙上一層陰影,更讓人不免擔憂,進入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波蘭,是否尚未落實轉型正義,就先步上威權復辟的險途。究竟這個揭開東歐「非共化」序幕的國度會怎麼走,關注的世人們都在看!
彭孟濤
2017-12-24
遲來的正義:「波士尼亞屠夫」穆拉迪奇判刑確定
11月22日,聯合國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於荷蘭海牙的總部,宣判「波士尼亞屠夫穆拉迪奇」──曾在波赫戰爭期間,犯下種族滅絕、違反人道與戰爭罪的塞族共和國將軍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終身監禁。 穆拉迪奇(1993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歸根結柢,這場奪走20萬條人命的波赫戰爭,源自於民族和宗教差異。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簡稱波赫,Bosna i Hercegovina)原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穆斯林人是境內人數最多的三個民族。由於歷史因素,各民族之間一直存在著民族隔閡、宗教矛盾等衝突。但二次大戰後,在狄托(Josip Broz Tito)領導的南共盟威權統治下,衝突暫時得到了壓抑。但1980年代後,隨著狄托去世,以及接下來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影響下,緊張關係又開始浮現。 特別是當1991年南斯拉夫崩解之際,穆族和克族傾向支持脫離前南聯邦而獨立,塞族則堅決反對。1992年3月,在塞族的抵制下,波赫仍通過獨立公投,稍後也獲得美國和歐洲共同體的承認。但塞族卻自行建立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宣布仍留在南斯拉夫內。而後塞族民兵在南國聯邦軍的支援下,迅速佔領波赫各地,釀成全面內戰。由於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在背後各自支持同屬自己民族的派別,使得波赫成為南斯拉夫分裂後的內戰中最複雜的戰場。 交戰中,先是塞、克二族聯合對付穆族,後來穆、克二族同意共組穆克聯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聯手對塞族作戰。期間聯合國和歐洲共同體雖從中斡旋和談,但均未奏效。其後在美國參與並主導北約干預下,才使局勢有利於穆克聯邦。 1995年11月,在美國居間調停下,波赫衝突各方終於在岱頓市(Dayton)達成最後協議,同意終止長達三年八個月的血腥內戰。12月中旬並在巴黎簽署和約。(參見洪茂雄編著,《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Minton F. Goldman著,楊淑娟譯,《中、東歐的革命與變遷: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挑戰》) 《岱頓協定》的簽署。前排簽署者由左至右分別為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克羅埃西亞總統圖季曼和波赫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根據《岱頓協定》,波赫成為單一國家,採取「邦聯制」,由控制波赫領土51%的穆克聯邦和佔49%的塞族共和國的政治實體所組成。可以說,《岱頓協定》提供了終結內戰的解決之道,但就長期而言,該協定並沒有真正化解民族之間的不信任,成功建立起族群政治的運作。(參見郭秋慶,〈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憲政體制的選擇及其運作── 兼論『戴頓協定』20 周年政局的發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而且,該協定雖為波赫境內迎來了和平,但內戰造成的傷害,終究難以抹滅。尤其是當時塞族在佔領區內實行「種族淨化」,驅逐或殘殺非塞裔人士,更激起國際社會的憤怒。其中最引人非議的莫過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這場造成當地約8000名穆裔平民死亡的屠殺,正是由穆拉迪奇帶領下的塞族共和國軍隊所執行的。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紀念碑(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鑒於南斯拉夫內戰中所發生的種種戰爭罪、種族滅絕等重大罪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也在1993年通過第827號決議(Resolution 827),設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加以處理。截至目前,ICTY一共起訴了161名犯罪嫌疑人,並定罪當中的83人。 第一個被送上國際法庭受審的前國家元首是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出身塞共盟(南共盟塞爾維亞分支)總書記的他,在擔任塞爾維亞總統時,介入波赫衝突在前,轉任南聯盟總統又挑起科索沃殘酷鎮壓阿爾巴尼亞族反抗事件於後,致使他獲得「大塞爾維亞主義」幕後鼓吹者與迫害人權的獨裁者等惡名。惟於法庭審理過程中,這位西方媒體口中的「巴爾幹屠夫」,卻於2006年死於獄中。(參見王保鍵,〈混合法庭:國際刑法制度中追訴嚴重犯罪的新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米洛塞維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除了米洛塞維奇,當時的波赫塞族領袖也躲不過法律制裁。先是有「巴爾幹鐵娘子」之稱的普拉夫希奇(Biljana Plavšić)於2001年主動前往海牙自首,2003年被判處11年監禁(她是承認在波赫戰爭中犯有罪行的最高級別塞族政界人士,2009年獲釋出獄);而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的兩大戰犯──前塞族共和國總統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與穆拉迪奇──在潛逃多年後也分別於2008年及2011年落網。2016年卡拉季奇獲刑40年。 卡拉季奇(1994年3月)(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針對種族清洗的暴行,卡拉季奇和穆拉迪奇都堅稱自己無罪,後者甚至在法庭上失控叫囂,「你們全都是騙子!」但在判決確定後,不僅當年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罹難者家屬,對「遲來的正義」感到欣慰,聯合國隨後也表示,這是「司法的重大勝利」! 誠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Zeid Ra'ad al Hussein)說的(link is external),「今天的判決是對犯下這類罪行者的警告,無論他們權勢多大,無論需要多少時間,他們都無法逍遙法外,他們終將被追究責任。」
彭孟濤
2017-12-10
轉型不徹底的羅馬尼亞
對羅馬尼亞來說,2017年可說是多事之秋。一、二月間,全國各地爆發反貪腐示威,抗議現任的社會民主黨(PSD)政府於1月31日火速通過「貪腐除罪令」。光是通過的隔日,就有三十萬人走上街頭,被視為是1989年推翻共黨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人數至2月5日達到巔峰,估計約有五十萬人上街。 位於羅馬尼亞政府所在地維多利亞宮前的示威(2017年1月22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儘管總理不敵民意壓力,旋即宣布撤銷這項命令,司法部長也辭職下台,但當局企圖大修司法系統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歇。像是八月所揭示的司改法案,將使總統不再能指派高層檢察官,包括附屬肅貪總署(DNA)高層檢察官(而這正是在半總統制底下,總統的主要功能之一。目前的總統來自反對黨PNL),並將削弱DNA本身的權力,這些都讓反對派認為是打擊反腐肅貪的舉措,也因此,示威活動迄今仍接連不斷。11月12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集會,就有千人聚集在PSD總部前,高喊執政黨是「小偷、竊賊」! 自1989年十二月革命至今,貪腐風氣仍深深困擾著羅國當局。根據2006年的民調,竟有高達80%的羅馬尼亞人認為官員貪腐問題嚴重。而回顧羅馬尼亞的民主轉型,貪腐問題似乎其來有自。 1965年繼任為羅馬尼亞共黨領袖及國家元首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在外交方面走獨立自主路線,與蘇聯保持距離,特別是1968年譴責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讓西方刮目相看,但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以秘密警察監控、迫害人民,過度任用私親,大行個人崇拜,在經濟上腐敗無能等等,都把羅馬尼亞逐步推向革命的邊緣。 希奧塞古(左)與東德領導人昂奈克(1988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9年12月,當東歐共產黨相繼垮台之際,羅馬尼亞爆發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成千上萬人發起反政府示威運動,最終演變為推翻希奧塞古的流血革命。其後,倉皇逃亡的希奧塞古更遭受逮捕處決。(參見洪茂雄,《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 在希奧塞古政權崩潰的同時,以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為首的「救國陣線」(FSN)宣告成立並接掌政權。但新掌權的「救國陣線」成員,大半都是舊共黨黨員及政府官員,包括伊利埃斯庫總統本人也是,也因此,1989年至1996年伊利埃斯庫執政期間,在欠缺有力的反對黨予以制衡的情況下,並沒有積極改變國內政治體制的企圖,加上行政司法體系仍由舊共黨任命的人士掌握,官僚體系對於改革也充滿敵意,以致於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相當遲緩,阻力重重,且貪汙腐敗盛行,法治也不確立。(參見李正通,〈歐洲化衝擊的差異: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加入歐盟期間推動人權保障之進展比較〉,《歐美研究》)而後「救國陣線」幾經改組,最後變成PSD。儘管大多數時間PSD在議會都是最大黨且多次執政,但卻沒能解決長期存在的貪腐問題,甚至今年還因開脫貪腐的法案,引發民怨反彈。 伊利埃斯庫(中)與救國陣線成員,攝於1989年12月23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只是貪腐問題,羅馬尼亞民主化的特殊途徑,也決定了其不徹底的轉型正義實踐樣態。以成功的德國經驗來說,轉型正義的實現,是那威權統治的共黨政權下台以後,由替代的民主政黨來完成。但羅馬尼亞在十二月革命之後,政權卻留在洗白後的前共黨菁英手裡,予人有種共產舊勢力延續之感,以致於轉型正義的進程,如同其他政經改革一樣緩慢,阻力也相當大。 以對加害者的處置為例,除了1989年用以暴易暴的形式,不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立即槍斃其獨裁者希奧塞古夫婦以外,(參見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直到2013年,羅馬尼亞才終於開始在司法層面進一步追究前共黨政權的罪行。第一位被起訴的羅共官員是前典獄長Alexandru Visinescu。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他,在法庭上辯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但仍被判處二十年監禁。繼他之後,第二位被審判的前共黨監獄負責人Ion Ficior,也獲刑二十年。 其實,台灣的發展經驗,與羅馬尼亞有些類似。台灣在解嚴以後,也是由原來的中國國民黨繼續主政,進行所謂「寧靜革命」的民主化,「少分」實現轉型正義。(參見陳儀深,〈導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轉型正義〉,《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而且,跟政權長期被PSD及其盟友把持的羅馬尼亞一樣,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仍有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政治實力。可見,對兩國而言,轉型正義的進一步落實,在未來同樣是不小的難題!
彭孟濤
2017-11-27
世大運檢驗「台灣與中華民國」
世大運閉幕式,青天白日滿地紅滿場飛,除了觀眾揮舞外,多國選手或頭戴中華民國國旗假髮,或身披中華民國國旗進場,都引來如雷喝采。而陳副總統與柯市長在致詞中多次強調「台灣」,不提「中華台北」,也得到熱烈掌聲。凡此都是在我們的主場上,不自我設限於「中華台北」框架的表現。不過,持台灣旗進場不但受阻,甚至被部分民眾大喊「出去」,格外諷刺,但這也顯示中華民國目前仍被普遍視為代表台灣的符碼。 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特殊又複雜,就國際法而言,在台灣統治的中華民國,過去固然是外來政權、流亡政府,但九○年代以後,隨著李登輝路線取得主導權,中華民國和台灣逐漸變得分不開,包括一九九一年把台獨納入黨綱的民進黨,也在一九九九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甚至在兩次取得執政以後,也承繼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相對於主張「台灣+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民進黨之所以強調「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其來有自,甚至可說是民意之所趨。 但對「台獨」來說,若繼續宣稱「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這種「華獨」會自我麻醉、妨礙獨立,就不是獨立,而是毒藥。 然而,縱使「台獨」名正言順,但方略何在?要建立新國家,必須考慮內外情勢的配合,特別是當最大障礙的中國壓力還在的時候。因此,對於台獨黨綱猶存的執政黨民進黨來說,我們寧願善意地相信,他們「維持現狀」只是表面,心裡的話是「待機建國」。 九○年代以後,「借殼上市」已然成為不得不的發展趨勢,而要脫離「中華民國」體制,得到完全獨立的救贖,除了天助人助,還要自助。在意志與勇氣之前,台灣人民是否有足夠的「認知」,至為關鍵。而這種扎根的努力,獨派長期在民間做了很多,不論辦演講會還是大遊行,不勝枚舉,只可惜「台獨」理論眾多,甚至出現「網內互打」,包括這次的台灣旗,是不是獨派公認的代表旗幟,也有待進一步釐清與推廣。至於民進黨,當然更是責無旁貸,不能只靠獨派使力,若不利用難得的執政機會做點什麼,一旦外在情勢有所變化,假如主張永遠維持現狀,如何能順水推舟,破殼而出,蛻變成名實相符的國家呢?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台北市民)
彭孟濤
2017-09-05
歸還中國無稽 放棄台澎有據
有學者投書(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18/36615675/),援引英國駐華大使館一九四六年一份電文,提及英國認為台灣地位未定,外交部表示這種說法不符事實。又說,英、美等盟國一再於「開羅宣言」等國際文書,承諾台澎應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而在「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締結下,英國於一九四六年的立場也不足以推翻台澎已經歸還中華民國史實。不過,根據檔案資料,外交部的說法恐有待商榷。 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會前,英、美代表在中國出席講和會議的問題上幾經折衝,六月六日終達成折衷方案。在杜勒斯與工黨的英國外相莫禮遜達成的六點結論中,關於台灣,英國接受美國提議,由日本宣佈放棄台灣主權,使情勢保留現狀及避免重提開羅會議之方案。(美國國務院外交解密檔案FRUS, 1951, Vol.6, pp. 1106-1108.)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保守黨的邱吉爾首相在下院答覆工黨議員Emrys Hughes時說「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僅是一個共同目的聲明」,又謂「對日和約並未解決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英國議會議事錄HC Deb 01February 1955 vol. 536 cc901.) 二月四日,在下院討論中,艾登外相在回答台澎問題的質問中講得更完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宣言雖聲明這些地域要歸還中華民國,但事實上此項歸還並未被實現。…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中,規定對日和約中須有實施開羅宣言的條款。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國軍依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的行政權,但此舉並非法律上的割讓,其本身亦不涉及主權的變動。在新的決定做成之前,蔣介石僅是軍事占領該地,並不表示其已成為中國領土。根據一九五二年四月的和約,日本已放棄對台澎的一切權利,但並未使其主權移轉於中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國民黨當局。因此,台灣和澎湖,在英國政府的看法中,其法律上的領土主權是不確定或未決定的。(英國議會議事錄HC Deb 04 bFebruary 1955 vol. 536 cc159-160w.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台北:前衛,2010〕,頁648。) 一九六四年十月工黨取得政權,儘管當時工黨政府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但一九六五年十月,史都華(Michael Stewart)外相也強調:「英國政府對台灣的見解並未改變。我們認為台灣的法律地位尚未決定。同時,關於台灣將來的最終決定,希望能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將台灣住民的意願列入考慮。」(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頁651。) 綜觀上述,無疑地,英國政府的見解就是台灣地位未定。 (作者為政大台史所碩士)
彭孟濤
201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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