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法官不是皇帝，這個社會需要分工，只有少數人能夠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而成為通才，大部分的人被要求的是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才，要處理跨許多領域的問題時，必須不同的專家共同會診。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一、 台灣的法界為何無法實現正義呢？ 台灣的民調，無論是以前做的或現在做的，對於法官與檢察官的信任度始終不高，現在與過去比起來，或許好一點，而這個現象相信各位都已經知道，不必作者在此贅述。問題是如何把這個現象改變過來，讓台灣的司法能夠為台灣人帶來正義。 二、法律人的界限何在？ （一）法律人懂得各種自然科學嗎？ 各位法律人，我想請各位捫心自問：你沒有學過醫學，你知道人會死亡的各種醫學上的死因嗎？我相信沒有讀過醫學的檢察官與法官都不懂，而必須依靠法醫；同樣的，當房屋發生鄰損時，沒有讀過建築相關學問的法官、檢察官有辦法判定鄰損的原因嗎？其實，鄰損的原因與損害程度是要靠土木技師工會或是建築師公會的鑑定的。食安的問題是法官的判定比較快、比較準確？還是食安專家的判斷比較快、比較準確呢？相信答案大家都知道。 請問台大法律系與其他大學的法律系老師會教你們法醫學嗎？會教你藥學、食品科學嗎？會教你土木工學、建築工學嗎？會教你化學，然後來測量污染物質的含量嗎？會教你鋰電池如何開發，而因此被承認專利嗎？⋯⋯。 這個社會是分工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而成為通才，大部分的人被要求的是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才，要處理跨許多領域的問題時，必須不同的專家共同會診。 （二）法律人只不過是懂法律的專家而已 那麼，在這個分工的世界當中，法律人的位置究竟是被定位在什麼地方呢？其實，法律人應該被定位為是法律專家，在法律上，他是最有資格就法律問題提出法律意見的人。 三、司法制度應是法律人與其他領域互相合作而形成的 各位是否知道，英美法系的國家在設計司法制度時，就是採取上述這樣的觀點。在英美法裡，「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問題歸法官，事實問題如果是專業問題，歸專業人士，如果是一般的社會問題，則歸一般人。 我舉個例子來說，在英國，對於行政機關所做的行政處分不服時，不是向行政機關或其上級行政機關提出申訴，而是向「由專家與法律人所組成的獨立行政審判所」提出救濟，因此，在申訴當中所包含的事實問題就很容易在行政審判所當中得到解決，而如果當事人對於法律問題不服時，是可以上訴到英國的上訴法院的。又如犯罪偵查是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的，例如要懂得各種科學而採用科學辦案，這種辦案就需要有各種專業人士共同合作，而在英國這是由警察來做的，就好像我們的刑事警察局要採用科學來辦案一般。當警察決定提起公訴時，警察會請律師代表國家提起公訴。1985年，英國制定「犯罪追訴法」，設立檢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但是這個檢察署的檢察官並不是犯罪偵查的主體，這些檢察官是由律師轉任，他們是法律專家，是對於警察的起訴從法律的觀點，亦即從證據上的觀點或是公益的觀點，提出意見，他們可以把警察等追訴的案件之程序加以中止，但是有關犯罪之偵查與公訴提起仍是由警察為之。 因此，在犯罪偵查上，法律人與專家是分工的。 同樣地，在審判上，如果組成陪審團時，「法律問題歸法官，事實問題歸陪審」也是法律人在社會倫理、社會法意識上對於社會大眾的尊重。 四、現在的司法制度是把法律人變成壞人最重要的關鍵 （一）讓政治與法律獨霸的行政救濟制度 但是，各位檢察官與法官們，請你們看看是誰使你們成為人見人討厭的壞蛋呢？舉個例來說吧，人民如果對於行政機關的處分不滿意時，人民是可以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的，可是我們的訴願制度的觀點是：讓人民提出訴願，以使行政機關可做自我省察，這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場來看要不要給人民救濟，但這種思考並不是認為：應由專家來判斷行政機關是否犯錯，而是由行政一體的上級機關來看下級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訴願審議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行政機關遴選超過1/2的所謂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與機關的職員組成，這樣的組成並不是以專業的考量為主，而是以本機關的利益考量為主，再加上主管首長的政治考量，這與獨立的審判機關來做事實認定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大部分的訴願就被駁回。但更慘的是，訴願被駁回以後，一旦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的法官可以說幾乎都是法律出身的法律人，他們根本無法斷定事實問題，結果法官就幾乎全盤接受行政機關的事實認定。可是，大家也知道，行政機關的任何作為不一定全對，從同行的專家來看，行政機關會有錯誤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們的行政訴訟制度卻是給不懂專業的法官擁有「做事實判斷」與「法規適用」的雙重權限，讓他們成為包庇、掩飾行政機關錯誤的罪魁禍首。 （二）讓檢察官、法官成為皇帝的檢察制度與審判制度 同樣的，我們的檢察制度是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的制度，對於犯罪偵查不具備任何知識的法律人，突然就擁有偵查主導權，可以指揮警察，可以行使強制處分權對付嫌疑人，結果，檢察官就可以任意依自己的法律意見引導案件的偵查方向，而使得《原本長期就被國民黨政府培養成是執行政府命令的警察》根本發揮不了專業的能力，淪為檢察官的嘍囉，於是一個只懂法律的大學畢業生就因為擁有龐大的權力而陷入權力膨脹症，以為自己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並開始用這些權力來遂行自己的私欲，這就是制度使法律人成為壞蛋的最好例子。同樣的現象也可以適用到法官身上，法官的權力使得年輕的法官產生錯覺，使自己覺得自己是世上的偉人，碰到需要專業知識的案件即使不懂，也要在當事人面前裝成一副道貌岸然、勢不可侵的樣子，當事人為了得到無罪判決或是輕判，只能在法官面前百般順從，法官儼然成為皇帝。與檢察官同樣，懂得法律的法官，在法律保障法官可以實施自由心證的制度之下，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自己的私慾將當事人的案件任意編劇。但是請問在很多案件當中，法官的看法就能代表一般社會的規範倫理與法意識嗎？舉個例子來說，某個人販賣有女性照片的雜誌，是否破壞社會風俗呢？如果法官是個受到極端禁欲教育的人，可能會以猥褻罪來判嫌犯，但是如果從一般人來看，可能會覺得這對社會沒有什麼影響，那麼這樣的法官不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法官呢？ 追根究柢，我們的司法制度就是不把法律人所應遵守的界限弄清楚，結果就造成法律人因為制度因素、個人無法把持的因素，而成為人見人討厭的法官與檢察官。 五、法律人！加油吧！ 由於法律人無法看清楚真相，所以一代一代的許多法律人，就都跑到司法界，成為人見人討厭的司法官僚。在大學，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要實現正義（只是我大學當時台大的大部分老師講的課，實在水準不怎麼樣），可是到了司法界之後，無法忍受司法文化的人就跑出來成為律師，而把權力慾看的極重的法律人就留在司法界繼續殘害人權、繼續為惡。作者從小就聽到父親對司法界的貪污、濫權所做的見證與抱怨，但我卻也因為父親的影響，在高二時就轉入社會組，而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法律系。這幾年，我為了讓台灣的法律人能夠更加了解英美法而不斷從事英美法的研究與撰寫，在研讀、研究的過程當中，我突然好像發現了司法問題的本質。我相信所有的法律人選擇法律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正義，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事台灣的民主運動有很多是法律人。因此，作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喚起法律人對於司法問題的本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讓大家形成很大的力量，對司法進行改革。我個人不太相信如果沒有社會的力量，政黨會去改革司法，但是在這個社會力量當中，最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人的覺醒與合作。 作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喚起法律人對於司法問題的本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讓大家形成很大的力量，對司法進行改革。示意圖／Pixabay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改朝換代，殺盡前朝遺臣乃是理所當然，既看不到公平，也看不到正義。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一、從日韓關係談起 2020年是日本與韓國長期糾纏不清的對立，一口氣爆發出來的一年。「慰安婦」與「徵用工」等的歷史問題就波及到經濟，韓國在8月22日單方面通知日本要終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後來，在GSOMIA失效之前，因為美國的介入，使得協定的終止就被回避掉，但是兩國政府間的僵化的關係也帶給民間層次很大的影響。日本政府在2020年所公布的「外交輿論調查」中，日本人對韓國人不喜歡的人數高達71.5%。日本人一般的看法是：「徵用工的問題早在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協力協定》當中已經解決，韓國人卻一再舊事重提，要求謝罪與賠償，這實在是太過分了，韓國不是可以交往的對象。」 （一）歐美國家對2020年日韓關係的看法 對於日韓關係，的確從外國人的觀察來看，韓國是較不講理的。 1、Dr. Alessio Patalano的看法 倫敦大學的金斯學院的Japan Program的主任Dr. Alessio Patalano說：「看目前韓國政府的作為，日本人對韓國的反感會高漲也不是沒有道理。」他說：「2015年韓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就慰安婦的問題已經到達《把「不可回溯」的文句》放入到協定當中。韓國政府應該很慎重地去看待這個國家間的約定。但是，文在寅政權卻是把它當成不存在，而要求日本更進一步的道歉，而且其內容並沒有什麼具體性。」 2、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 此外，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而很出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説道：「在右派朴槿惠前政權時代已經達成合意的狀況，一到大幅度左傾的文政權，就全部被推翻。⋯⋯韓國內政的變動幅度大、沒有一貫性是極其令人頭痛的問題。」 從國際政治的觀點來看，韓國政府不斷做出許多不公平的言論與行為，不只是一方面要中止GSOMIA，在2018年末，韓國海軍用射擊用的雷達照射日本的自衛隊。而且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周邊海域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樣的態度對於同盟國來說，實在有著難以理解的部分。 文在寅政權的主張不合理，而且也違逆了日本人的感情，就這一點來說，世界的有識之士的看法大致上是一致。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而出名。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二）歐美知識分子的睿智見解 不過，不見得海外各國的知識份子都會全面同意「日本人討厭韓國人的心情」。 其實，歐美的媒體對於兩國的問題不會偏袒而去說「那一方是對的」。歐美國家的媒體基本上多少有些會對日本較為同情，有些則會對韓國較為友善。但是，大部分的看法是雙方半斤八兩，而且會從較長遠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 1、加害人不會記得，受害人不會忘記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之前總編輯Bill Emmott說：「日本人對於韓國破壞國家之間協議的行爲，會感到憤怒，這從短期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長期來看，日本必須理解在日韓關係的緊張上，它必須負起比自己所想的更大的責任。」 他說：「英國和愛爾蘭之間有一句話，那就是：『英國人絕對不會記得，愛爾蘭人絕對不會忘記』。 統治之國與被統治之國之間有著沒有辦法超越的鴻溝。如果這樣來想的話，韓國從日本的統治當中被解放出來之後的有75年的長度，要把記憶沖淡，這絕對不能說是很長的時間。」 2、受到反擊，要節制輕率的行動 美國的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副所長Brad Glossermann表示：「日本人不能將韓國人當成敵人而抱持厭惡感。韓國是一個：當國內的統治產生問題時，就很容易把其怒氣朝向日本噴出。但是，韓國卻也是和日本共同擁有許多利益與目的的夥伴。」 他說：不是要去和對方採取相同的行動，而是要在雙方之間找出共同的基礎之前，應該很忍耐地採取超然的態度。雖然受到攻擊的言論，但是如果輕易地要以輕易的態度去加以反擊，那這是應該加以節制的。 3、德國的作法 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特訪問華沙，第一站到猶太人受難紀念碑時，他手持鮮花，跪到紀念碑之前，這是很出名的一個歷史事件，但德國不僅如此，有一位日本長年住在德國的作家川口惠美氏說： 「侵略之國與被侵略之國的日韓關係，如果從歐洲來看，就好像是德國與波蘭的關係。但是，現在兩國之間的關係和日韓的關係，卻是表面相似，但在實際則是很不同的親善關係。德國對於波蘭，即使到了今天，還是沒有放棄《對於戰爭時所做的犯罪》做反省，兩國之間，在進行正式的會合時，一定會以某種的形式談及對於這件事情的反省。由於德國以很低的姿態累積這種對歷史的反省，所以看不見波蘭人對於德國進行大規模示威運動的光景。」 二、228只是受害人的紀念活動 （一）舊有的統治者從來沒有真正對受難者道歉 每年228的紀念日，如果我們跟德國的作法相比，兩國之間的作法簡直是天壤之別。德國人不斷就其在二戰所做之行為表示道歉，而228真相的解開是從本土派的李登輝開始的，而就228事件代表政府道歉的是李登輝、蔡英文。2010年，馬英九既是總統，又是國民黨主席，台灣國家聯盟希望他在為228事件，向罹難家屬道歉，但是，他拒絕，卻在今年228紀念會上致詞時致歉，並表示，記取教訓、撫平傷痛，讓台灣人民面對二二八的時候，能夠以慈悲的胸懷、謙卑的態度互相包容與體諒，共同攜手建設台灣。大家也知道：柯文哲找馬英九出席228紀念會是為了民眾黨的選舉，想拿馬英九所代表的部分選票，而已不是總統的馬英九會道歉，基本上是想沖淡其中國代言人的形象。馬英九在蔣介石的陵寢之前每次去每次哭，如果他知道21師是蔣介石派來殺人的，他至少應該對蔣的行為有所交代，才會是真正的道歉，因此沒人相信他是真心道歉，只不過基於國民黨本身在台灣已是少數，須要演戲給別人看吧！而他本身的思考、思想，只要看他如何附和中共，就可知道他依然是侵害者的意識形態。 （二）中國文化當中沒有公義、正義的思想 其實在我的觀察之中，即使是所謂的外省第三代已經絕大部分是具有台灣人意識，他們已把228的歷史認為是影響台灣的重大事件，對於這個事件認為應該採取「真相、撫慰、和解」的道路，而對於這個做法明的、暗的仍加以頑強抵抗的，就是藍營與藍營的支持者，而這一群人基本上屬於老一代的外省人與台籍人士居多。這一群人的特色是：如何拿回執政權是最重要的，只要拿回執政權，有關228的詮釋就可以以勝利者的姿態佯裝不知，或是替加害者去除罪名。這種態度其實也是同樣可以適用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在共產黨的言論當中，台灣除了接受統一之外，你看不到統一後台灣人民可能會接受到的公正待遇、美好的未來等等的願景，所看到的就是台灣如果不接受統一，必然是武統。其實在我的觀察中，台灣人因為日本人西化的影響，已經不像中國人了，而現在的年輕人，不問其父母為台籍人士或外省籍人士，更因為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與法治化而更不像中國人了。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改朝換代，殺盡前朝遺臣乃是理所當然，既看不到公平，也看不到正義。而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作為與言論來看，我實在看不出中國文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中國人突破歷史的陷阱，跳脫政權不斷更替的惡性循環，讓中國人可以在種種的戰難當中，去找出足以補償受難者的理論。

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仍無法正式確定拜登的當選。川普總統陣營提出了種種的證據，認為此次總統大選有中國的介入，且舞弊重重，……。對於身處台灣的我們來說，這種種的消息，我們實在難以親身目睹，並對之做任何的評論。但是這次選舉，曝露出美國社會的矛盾，倒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好處，因為民主可以透過選舉讓社會的問題浮出，讓大家想辦法去解決。其實法國的家族人類學家托德（Emmanuel Todd）即曾為文指出美國社會的內部矛盾，作者在民報專欄當中，已在4篇的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當中，做了詳盡的介紹。 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喪失勞工的支持。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由於台灣的生存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目前國內有關美國總統與台灣未來之關聯性的文章甚多。由於川普總統對台灣非常友善，因此，作者個人當然希望川普能夠連任，有些朋友甚至因此笑我是川粉。然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不管誰當選總統，我們都必須面對，也必須與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撇開個人的感情、喜好，而經常以冷靜的頭腦，來觀看美國的發展，了解美國的可能變化。 一、桑德爾與托德之異與同 其實，國內一般人對於美國的政黨看法，大致上都認為：民主黨是主張社會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比較親中，而共和黨則是保守政黨，反共、反中。只是這種看法在美國其實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民主黨是否還可以稱為左派政黨呢？托德對此其實已經提出質疑。今天，作者要另行介紹一個出名的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看法，讓大家可以更看清楚美國社會今天的問題何在。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桑德爾的名字，他到過很多國家進行演講，而風靡世界，他是哈佛大學出名的政治哲學教授，他的立場跟大部分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樣，是liberal 的，是偏民主黨的，而他在總統選舉上，也是支持拜登的。歐美大部分的學者對於川普總統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是桑德爾卻和托德一樣，批判民主黨的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他認為拜登即使成為總統，但民主黨與其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都必須大大的改變。 二、桑德爾對民主黨敲響警鐘 在12月初的最近，桑德爾提出了《為什麼川普總統獲得超過上次總統選舉票數的7000萬票呢？》的疑問，而對美國民主黨敲出了警鐘。 他認為川普總統在因應武漢肺炎上，於許多地方是失敗了，但儘管如此，卻有超過7000萬的美國人投票給川普總統，且得票數超過上次的總統選舉。 三、民主黨從左派變成開放派 （一）民主黨菁英吹捧能力主義造成勞工、庶民的反叛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他說：民主黨不要因為拜登當選總統而傲慢，而應好好反省。 他說：這數十年來，自由派（liberal ）的政治家等菁英階層為了因應全球化，就吹捧「能力主義」（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文化。換句話說，這就製造出高學歷的菁英們的立場越來越強的社會與文化。 這個結果當然就造成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反彈，而產生社會很大的分裂。本來，民主黨這種中間偏左的政黨是應該努力於傾聽庶民的聲音，並回復社會的公正性才對，但是民主黨並不這麼做。 過去的民主黨是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政黨，但是從1970〜1980年代左右起，民主黨就開始變化，在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但民主黨並不在意人民經濟的差距，而使自己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並喪失勞工的支持。 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而產生「高學歷菁英階層 vs 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分裂，其中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 像民主黨這樣的人們，他們對於全球化，認為其選擇已不是左或是右的問題，而是開放或是封閉的問題。所謂開放就是意味這資本、商品與人越過國境而自由地移動。而這種狀態不只是被他們認為是不可逆轉的，而且被它們認為是應被加以讚揚的。 無論是怎樣類型的看法，只要是對上述這種看法不贊成者，對於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是偏狹的思想，是具有偏見、敵視世界公民主義的認同（cosmopolitan identity）。 於是處於社會頂峰的人們就被認為是有在這個位置的理由，而落伍的人們也被認為是有在其位置上的理由。換句話說，後者的人們被他們認為是無法做出有效果的努力，是無法取得學位的人。 於是隨著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其代表人越走向中產階級化，那麼追求往上爬升的趨向就越強。於是民主黨人士就依賴專業階級，而以之為自己的支持者，在籌措選舉運動資金的方法上，他們就依賴公費補助制度。但是到了2008年，歐巴馬被推為總統候選人時，他首次募集到了超越共和黨對手的資金。這是一個轉捩點，但是當時並沒有被注意到，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藍領階層的勞工於是就被迫要做出極端的選擇，亦即：是要提昇自己的能力主義呢？或是背負起自己會失敗的重擔呢？在這樣的過程當中，許多勞工就有著被出賣的感覺，而把票投給民主黨以外的政黨。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經驗到「能力主義之暴政」的人們就在能力主義以及與能力主義相關聯的政策之前，被迫去嚐到屈辱感。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圖／擷自哈佛大學正義講座影片 （二）高學歷菁英階層的偏頗 桑德爾教授認為高學歷的菁英階層有一種很強的偏向，認為自己所得到的成功與有利的地位是透過自己獨自的努力而獲得之物。但是，桑德爾認為高學歷菁英階層的成就其實有很多是因為「運」的關係，例如自己所成長的地方社會、對他們加以照顧的教師、祖國、人生的際遇等等所給與的援助，他就舉出長春藤名校（Ivy League ）的2/3的學生是出身於美國前20%的所得收入家庭。他說：哈佛大學雖然進入之門很狹窄，但是能夠入學的不只是靠自己的實力，其所出身的家庭與周邊環境的援助、幫忙考試之準備的家庭教師的存在等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 （三）市民社會的改造=製造能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相遇的公共空間 但是，他認為現在的菁英階級傲慢，沒有謙虛之心，他認為菁英們必須改變。為了培養謙虛的菁英，使民主主義國家的市民互相分享、互相分擔的公共空間是有必要的。換句話說，要在與民主主義國家相符合的生活上，去重新製造出必要的市民之基礎空間，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能夠相遇。也就是要將市民社會加以革新、改造，使其活力展開起來。更具體來說，要充實公立學校，製造出《使各種社會階層的小孩子能夠一起學習的環境》。托德認為，在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社會當中，高學歷菁英等的人生勝利組在自由貿易的大義名分之下，制定了對他們的自己有利的政策，形成了對他們來說是方便社會，像這些都是必須從正面加以批判的。桑德爾對此雖未直接言及，但似乎可嗅出有著這個味道。 四、結語 全球化對於民主國家都帶來了民粹的現象，這或許就是所謂經濟決定政治的一個顯現。國內對美國的各種分析如果能夠更加從不同角度加以深化的話，相信對於我們在制定各種對美政策乃至對外政策時，一定會有很大的助益。

  電子媒體的興辦需有龐大的資金，並非一般人可以任意興辦，這就使少數的媒體能夠掌控言論市場，因此，各國在「電波公有論」的原則之下，對於電子媒體採取換照制度，要求電子媒體應採所有與經營分離制，並保障視聽者的近接使用權。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民報合成     綠營人士的中天擁護論 目前，有關中天新聞換照的爭議中，綠營有若干人士認為台灣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因此認為不應對中天撤照。 對於上面這樣的講法，其實我認為這是對於表現自由的理論不清楚所造成的。 電子媒體在言論自由市場的特異性 我想，一個正常的言論自由狀態就好像是自由市場一般，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發言空間，讓視聽者可以聽到，而視聽者也可以針對發言者的意見對等表達意見。但是當平面媒體（報紙）、電子媒體（廣播電台、電視、有線電視等）出現以後，言論自由市場的意見供給與對供給反應的機制已産生很多的變化，因為報紙的發行與電子媒體的興辦需有龐大的資金，並非一般人可以任意興辦，這就使得一般人的言論自由供給權利在實質上被剝奪了，使得少數的媒體能夠掌控言論市場，因此，各國在「電波公有論」的原則之下，對於電子媒體採取換照制度，要求電子媒體應採所有與經營分離制，並保障視聽者的近接使用權，而且對於電子媒體保障新聞自由。 電子媒體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不只是自己立場的宣傳者 的確，中天可以有它的立場，它可以站在它的立場來做新聞，可是請問，它是在根據新聞專業做新聞？還是在替特定的政黨（包含中國共產黨）做宣傳呢？如果中天是一個單純的個人，那麼它要怎麼做宣傳，是它個人的自由，如果個人覺得一個人力量不夠，那麼他可以集合眾人去形成團體，甚或政黨，這沒有問題。對於這樣的個人或團體，我會大聲説：即使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絕對擁護你有說話的權利。可是，電子頻道是有限的，為了使電子媒體能夠反映出社會的各種聲音，因此，廣電法規才會制定各種規定，對於電子媒體進行管制，以使電子媒體的經營能夠符合公共利益。 如果想要讓中天不被撤照，那麼請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電波頻道 或許這些綠營人士認為台灣有自我保護功能，認為中天的存在並不會對台灣有太大的影響，而且會認為中天會因為它的亂報而被台灣社會淘汰。但是，對於中天目前違反法規與新聞專業的作法，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請問綠營這些人士們，言論的市場將會出現什麼狀況呢？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那麼以後所有的電子媒體都可以仿效中天的作法，不是把電子媒體經營成社會公器，而是當做報老板的宣傳手段，那麼，台灣的言論市場就會真正成為強者欺負弱者的市場，請問綠營的這些人士，你們有思考過這些問題嗎？ 其實，綠營人士如果想要讓中天不被撤照，我會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電波頻道，如此一來，每個人就都可以透過頻道來宣傳自己的理念。如果不能的話，就讓NCC依法、依程序來處理。 作者提出，對於中天目前經常違反法規與新聞專業的作法，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以後所有的電子媒體是否都仿效中天的作法，不是把電子媒體經營成社會公器，而是當做報老板的宣傳手段？示意圖／民報資料照   與中天相同的立場不會在台灣沒有聲音 其實，中天即使被撤照，但是與中天相同立場的人還是可以申請電子頻道或是投資於其他電子頻道，只要它遵循廣電法規與媒體經營的倫理即可，怎麼會是中天撤照，就等於完全沒有另一種聲音呢？倒是我覺得中天換照事件中最笨的就是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如果要傳達自己的理念的話，它是有很多管道的，可是它卻巴著中天不放，但是中天在一般人心中，已是紅媒的象徵，它不去判斷支持中天的損益，卻是以保障言論自由的立場去大肆支持，使台灣人越來越認為它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代言人。

  Emmanuel Todd是法國非常出名的學者，2016年在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總統而沒有人看好川普時，他就預言了川普會當選。圖為他與2002年出版的《帝國之後》（Ápres l'empire）英文版一書。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一、一個有尖銳、獨特眼光的學者：Emmanuel Todd 在拜登的兒子杭特.拜登的硬碟曝光以前，有關美國總統選舉之民調，大都認為拜登領先很多，而許多媒體也都預測拜登會獲勝，並認為拜登當選對美國是好的。 但是就在前幾天，法國的人口歷史學家，家族人類學家Emmanuel Todd寫了一篇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而他就對於上述的論調表示異議。 Emmanuel Todd是非常出名的學者，他在2002年出版的《帝國之後》（Ápres l'empire）一書，預測美國的霸權在2050年以前會崩潰，而一躍成為世界的暢銷書。各位讀者對他並不熟悉，但是在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總統而沒有人看好川普時，他就預言了川普會當選。 二、〈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一文之要點與章節 11月3日，美國就要正式投票，到時候，投票的結果就會一翻兩瞪眼。但是Emmanuel Todd這篇文章的分析非常與眾不同，他的論法似乎打破了學界目前一般的看法。筆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於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有著許多懷疑，例如全球化帶來台灣產業的西進，造成台灣失業率的攀升。但是筆者自己無法將之整理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看了這篇文章後，就有「原來如此」的感覺出現。 （一）文章的要點 這篇文章的有如下三個要點： 1、現在的美國是處於「分裂狀態」與「良好的經濟狀態」兩個矛盾的現實在互相對撞著， 2、高學歷的菁英應該是liberal 的，但是卻成了是「討厭比自己低學歷的大眾與勞工的左派」， 3、要將美國的歷史往前推動，民主黨必須要進行意識改革。而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使拜登當選。 （二）文章的章節 這篇文章基本上是由如下的章節構成： （1）川普的連任是好的 （2）看不起「下層民眾」的左派 （3）不討論「經濟」的菁英 （4）「對於黑人差別待遇」是美國的原點 （5）將黑人就以「疏離」的民主黨 （6）掌握關鍵的西班牙裔選票 （7）「美中對立」是不錯的 （8）假如我是美國人…… 三、Emmanuel Todd對於民主黨之批判 （一）為什麼川普的連任是好的？ Emmanuel Todd認為川普做為一個人來說，其很多言行作為是不能被容許的，但是人們如果只是因為這樣就來指責川普，那就會看錯美國社會的現實。 他認為：如果看現在的美國，那麼現在的美國是「政治、社會、意識型態的分裂狀態」與「良好的經濟狀態」這兩個矛盾的現實在互相對撞著。 在人種問題方面，川普的支持者與既有的菁英（establishment ）之間，產生了可以說是「內戰」一般的激烈對立。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是處於回復的狀況，這是從歐巴馬政權末期左右所持續的傾向。從2014年左右起，家庭的實質收入上昇，至少在武漢肺炎流行以前，貧困階層是處於減少的傾向。而且，能源也大致上能自給自足。不只經濟如此，犯罪率也處於減少的傾向。就人口的動態面來看，美國維持健全的人口增加率，目前是3億3千萬。 Emmanuel Todd認為，他在《帝國之後》（2002年出版）一書中指出了美國的危機，但是與那個時候相比，我們可以在現今的美國社會當中發現到某種的安定性。如果只是看表面而說美國會陷入大災難而走向破滅，那麼這其實是錯誤的看法。 那麼，為什麼美國社會朝向安定，而國內卻爆發那麼激烈的衝突呢？他認為：這是因為政治無法很合理的與「經濟」的基本理論相對應的緣故，亦即是「語言」與「（經濟的）現實」乖離的緣故。 法國的人口歷史學家，家族人類學家Emmanuel Todd寫了一篇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圖／擷自美國之音影片，民報合成   （2）看不起「下層民眾」的左派 他認為：希拉蕊在選舉時只是重複在說：「自由貿易」、「接受移民」、「寬容」是美國的理想，但是把美國社會的真實面加以說出來的是川普。而這個真實面就是：從1999年至2013年，45-54歲的白人人口之死亡率上昇。中年人口的死亡率上昇在先進國家是前所未聞的現象。越是輸給中國的競爭而產業越顯著空洞化的州，其死亡率就越上昇。而這個現象就與自由貿易有大大的關聯。 Emmanuel Todd說：他曾經從「幼兒、嬰兒的死亡率之上昇」的現象去預測蘇聯的崩潰。而他所以在《主張「把自由貿易轉換成保護貿易」的川普》身上看見他勝選的可能性，就是因為「白人人口之死亡率上昇」這個指標的緣故。但是他認為既有的菁英並不想要去看待這個現實。 紐約、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等大都市的媒體與大學的菁英把川普的支持者罵成是「沒有學歷」「沒有教養」，希拉蕊甚至說他們是deplorable （應被譴責的）。 Emmanuel Todd認為所謂的學歷社會本來是不重視出身，重視「能力」的社會。學歷社會本來是為了促進平等的能力主義，但是因為過度的能力至上主義，就使得高學歷的菁英輕蔑低學歷的人。 高學歷的菁英雖然愛「人類」這種抽象的概念，但是對於在相同的社會當中，苦於自由貿易的低學歷之人卻沒有同感。他們本來應該是左派（liberal，主張社會福利的自由主義者）的，但是卻成了是「討厭比自己低學歷的大眾與勞工的左派」這個在用語上來看是完全矛盾的存在。所謂的「左派」實質上成了「順應體制派（右派）」。 這樣的現象就變成一種矛盾的現象，亦即：「學歷」與「左派」密切連結在一起，「高等教育」就因此與「對差距加以承認」牽連在一起。如此一來的結果，就產生「菁英主義（elitism ）vs民粹主義（populism ）」的分裂。這不只是美國，也是許多先進國家所共通的現象。 他認為：雖然高學歷的菁英認為「自由貿易是最重要的」，但其實他們真心的關心並不是「經濟」。因為他們本身儘管處在自由貿易所形成的波濤洶湧之世界市場當中，但是他們卻能夠在經濟上受到保護而不會有所不安。   （3）不討論經濟的菁英們 Todd認為：雖然高學歷的菁英認為「自由貿易是最重要的」，但其實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經濟」。因為他們本身儘管處在《自由貿易所形成的波濤洶湧之世界市場》當中，但是他們卻能夠在經濟上受到保護而不會有所不安。 另一方面，對於LGBT不寬容而有排外主義傾向的下階層人們，菁英們看不起他們。他們抱持著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盡是在討論著像LGBT與人種問題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而對於「自由貿易正是擴大社會差距分裂社會的原因」的這個現實，他們並不想去認真看待。 儘管有對立、有紛爭，但是經濟的問題本來是可能妥協的合理領域。相對地，人種與性別（gender）是很難妥協，而且是很容易産生沒完沒了的對立。這是固執於人種與性別的菁英階層，幾乎可以説是陷入異常的病態狀態。 對於2016年川普當選後的美國，Todd説：他其實抱持著一個期待，那就是全美國的菁英們會不會因此反省自己，而去直視美國社會的現實。但是Todd說：完全沒有。 在川普當選以後，更加固執於自由貿易之理念的就是大學與媒體的菁英們，他們的固執甚至於超過經濟界的人士。他們講的自由貿易與其說是經濟政策，其實是一種空虛的信仰。對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來說，當下之課題就是把川普這個麻煩擺脫掉，這是他們唯一的存在意義。他們並沒有什麼認真的政策，而這不外是他們知識空虛的一個顯現。 （4）「對黑人不公平的差別對待」是美國的原點 從社會層面來看，現在的美國是朝向安定的方向，而漸漸回到原本的出發點。但是伴隨著社會這樣的發展，對於黑人的差別對待的現象也正在復活著，這是不能忽視的。從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當然是不好的，不過如果撇開這個道德層面不談，美國在事實上是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那就是：對於黑人的差別對待，曾經扮演著美國社會的某種安定因素。 美國的民主政治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與「人種感情」結合在一起的「以人種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黑人與原住民」的存在就使「非黑人與原住民的白人」之間的平等被加以實現。而在此所説的白人之範圍是漸漸擴大的。最早是北歐出身的移民被接受，後來，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義大利裔與猶太裔之非基督徒也被升格為白人，受到白人之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俄羅斯裔的移民也一樣。Racism（人種主義）使得「非黑人、非原住民的人們」=「白人」的社會統合變得容易。 當我們如此來看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種族主義與其説是殘存於美國民主主義的不足之處，倒不如應該説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礎。Todd說：請各位不要誤解，這不是對黑人受到差別待遇加以肯定的言論，而只不過是他做為歷史學家對於現象的指出。 而如果我們要急著補充的話，那麼，民主主義本來是原始的，是排外的，雖然在後來，它漸漸地隱藏了可以成為普遍主義的可能性。即使是古代民主主義之始祖＝古希臘的雅典裡，只有雙親都是雅典人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市民，當時與外國人的婚姻是被禁止的。 但是川普本身是脫離於「黑人/白人」之兩項對立的美國傳統的。川普要在墨西哥的邊境築牆的對象並不是黑人，而是墨西哥人。即使説川普是「反自由貿易」，是「排外（重視邊境）」的，但不能說川普是種族主義者，特別無法説他是「反黑人」的。 拘泥於人種概念的，倒不如說是民主黨，民主黨這樣的做法是把黑人的選民封閉在某種幻想當中。 與黑人的經濟利益互相一致的是「貿易保護」，這與白人的中間階層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在現實上，黑人的選民89%投給民主黨（這是2016年希拉蕊的得票率）。儘管大多數的黑人因為「自由貿易」與「墨西哥移民」而在就業上受到威脅，但為什麼大多數的黑人不是投給川普，而是違反自己的階級利益投給民主黨呢？ （5）將黑人加以異化、疏離的民主黨 關於這一點，Michelle Alexander 有一本很傑出的著作—《新的黑人隔離》。在這本書當中，她說：「即使在黑人內部，於『高學歷的菁英階層』與『中下階層』之間產生了很顯著的階層化（現象），把黑人看做是同質，這只不過是幻想。」 「高學歷的菁英階層」是affirmative action （亦即這是他們在大學入學時代，美國政府所推動的差別性優惠待遇，是弱勢族群得以進入好大學的政策）的受益者，他們與民主黨有很深的連結。他們支持民主黨的「自由貿易」與「邊界開放」的政策，於是黑人的中下階層就違反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跟隨黑人的菁英，而這也是黑人公民權運動以來的傳統。但是大部分的黑人，其實是被所謂重視「黑人問題」的民主黨在經濟上加以異化、疏離的人群。 上述這種異化、疏離的現象其實在上次的總統選舉當中就可以顯著看到。在民主黨初選時，桑德斯敗給了希拉蕊，而黑人比率越是高的州，希拉蕊的得票就越高。 這其實是違反利益的投票行為，因為桑德斯所說的「貿易保護」比起希拉蕊所說的「自由貿易」是比較符合大多數黑人的利益。 的確，民主黨在1960年代的公民權運動等運動當中，對於黑人的解放是很有貢獻的，但是現在的民主黨看起來好像是把「人種問題」當做是對自己很有利的專賣特許在玩弄著。為了逃避真正的「經濟」問題，民主黨把「黑人問題」當做是工具在使用。從今天的社會脈絡來看，老是拘泥於「人種問題」的民主黨，我們對於他們做為社會菁英的一部分，不得不說他們在倫理上必須負起極其重的責任。 換句話說，民主黨只是固執於「人種問題」，他不想進行本來就有必要的自我改革。正因為自己不想變化，所以才會推出一位《如果當選就是78歲的高齡總統的拜登》來當候選人。不斷重複說「無論如何，我們就是反對人種歧視」就變成是民主黨不變的藉口、託詞。 （6）掌握關鍵的西班牙裔選票 但是民主黨固執於人種的問題，其實是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的。 在上次的總統選舉當中，左右勝敗的是「生繡地帶（Rust Belt）的白人勞工」，這次Todd所注意到的是「西班牙裔的選票」。因為，在加州與德州，他們占選民的三成，他們的選票有決定勝負的可能性。 對於美國社會的現實，如果我們用相同的概念來掌握「西班牙裔」與「黑人」的話，那就會看錯。 與黑人相比，西班牙裔同化至美國的社會是比較順暢的。與不同人種的混合結婚比率之上昇及出生率的下降就顯示出這個現象。早期，被輕蔑、被排斥的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後來就漸漸在美國社會當中，被當做「白人」而統合至美國社會當中。對於西班牙裔的人來說，相類似的現象也是在發生當中。 當我們將這一點放入考慮時，那麼，現在的民主黨對於西班牙裔選票的戰略是有很高的可能性會走上失敗的。 對於黑人來說，有一個現實是很難忍受的，那就是：「不是黑人」是在美國社會要能夠幸福生存的一個條件，這是美國社會的「公理」。即使民主黨對西班牙裔選民呼籲說：「我們會保護你們，你們就像黑人一樣是應該保護的存在」，西班牙裔選民與其說是會產生迴響，其實他們反彈說：「我們不想被當做是和黑人相同的」，而遠離民主黨的可能性是更大的。美國某個報社說：「西班牙裔選民是否會投票給拜登，真的不知道。」 （7）「美中對立」是不錯的 在美國內部是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但是卻也產生了讓美國社會走上一體化的要素，這就是「美中對立」。 川普所以能夠成功的確立成為美國的領袖，就是因為他採取對中強硬的姿態。 川普成功的把地政學與安全保障領域的菁英捲入到這個方向上面，現在，「中國不是夥伴，是競爭者、敵對者」這種超黨派的共識已經形成。 作者認為，川普所以能夠成功的確立成為美國的領袖，就是因為他採取對中強硬的姿態。圖／擷自川普推特影片   雖然從倫理的觀點來看並不值得肯定，但是民主主義本身就具有排外的性格，同樣的，「『他們』的存在會使『我們』的團體團結起來，而產生一體感的機制」是會發揮功能的。即使川普敗選，這個方向應是不會變的。 中國屢屢會被恐懼、被害怕成為強大的霸權國，但是從教育水準與人口動態來看，中國要成為世界領袖的可能性是零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對於美國來說，這可是再好不過的。因為中國不是可以輕易幹掉的強大對手，但是如果從長時間來看，中國完全沒有勝算。對於美國來說，這就會變成很長的戰爭，美國只要很有耐心去對付，就絕對不會輸。而這個緊張就會發揮作用以提高國內的團結。 而且從長期來看，美中對立對於中國來說，也不是壞的。因為到目前為止的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其説是由中國的領導階層所擬定，其實這只是從屬於由歐美所主導的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政策。中國也是全球化的囚犯。美中對立越是激烈，中國就不得不從依賴外需轉換成重視內需。 而且，假如美中對立變得激烈的話，日本夾在兩者中間，有時候會被迫去做出困難的抉擇。但是在兩者的對立當中，倒不如說，日本會增加其重要性。 （8）假如我（Todd）是美國人的話 Todd在最後做了結論，他的結論是：只要川普當選，而時代無法倒退時，民主黨才會真正進行改革。他的論法，作者做如下的介紹。他認為如下的現象不只是美國才會產生的現象，而這個現象就是：高學歷菁英不當的態度與作為產生了不當的《民粹主義》。的確，川普的人格與發言，很明顯的，是令人很難容忍的。但是美國既有的菁英的發言與行為也同樣是令人很難容忍的。換句話說，川普與哈佛大學都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從《菁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這種沒什麼生產性的關係當中脫離出來。 在反川普的根據地=矽谷當中，是PayPal的創業家，也是投資家的彼得．堤爾（Peter  Andreas Thiel ）可以説是異類的人物，因為他雖然是高學歷的菁英，但卻是川普的支持者。他曾公然表示説他是同性戀者（gay），但是同性戀者團體的雜誌中卻寫到說：「同性戀者應該不會是川普的支持者吧！他自己説他是同性戀者，這恐怕是説謊吧。」這個例子就顯示出今天美國的言論界是多麼僵化的一個例子。 堤爾後來有邀請Todd前往洛杉磯，但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Todd 並沒有辦法前往，在今年夏天，堤爾就透過Zoom與Todd進行討論。堤爾最後説：「假如川普連任的話，這將會成為很大的轉機。（川普）第一次的勝利或許是偶然，但是假如第二次獲勝的話，那這就將成為無法回頭的轉機。」 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將歷史往前推動。不只是對美國，這對於世界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使拜登當選。因為，不進行自我改革的民主黨如果獲勝，那麼，這對於「菁英主義vs 民粹主義」的克服，就不會有什麼貢獻了。 實際上，Todd 說，他是法國人，他不會被迫去投票，所以他是可以鬆一口氣的，但是假如他是美國人的話，恐怕他會基於民主黨的左派立場，為了催促民主黨進行自我改革，即使心不甘情不願，也不得不思考去把票投給川普。民主黨雖然口口聲聲說：「擁護黑人」，但是在重要的經濟政策上，他們卻不為絕大多數的黑人代言，而且在實質上變成是「反黑人」。 要將美國的歷史往前推動，首先民主黨必須進行意識的改革。因此，Todd認為與其讓拜登當選，讓川普能夠連任是比較好的。 四、結論—作者的評論 以上我們對於Emmanuel Todd 的文章做了大致的介紹，我相信這應該會給國人對於美國的社會環境有更加的了解。對於這篇文章，我就簡單做幾點的評論給各位讀者參考： （1）這篇文章出來前，杭特.拜登的硬鐵醜聞尚未暴露，而這個醜聞對川普的選舉應該是加分。但未正式開票完成前，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說川普或是拜登會當選。 （2）全球化的自由貿易，在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的支持者彼此激烈的衝突當中，顯然已有受挫的現象。這種現象，我將之稱為：「資本主義要控制國家以遂行資本擴張的內在機制，已開始出現變化」。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來看，在12世紀於歐洲產生「商業復活」之後，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動機就不斷使政治體制配合，而形成近代國家，但20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為了追求利潤擴大的舉動，雖然帶來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卻帶來國內失業人口的增長，終於使資本主義的受害者開始以選票為手段，對貿易自由化展開攻擊，所謂民粹主義正是這種現象的展現。 （3）Todd 對中國顯然是站在地理上比較遠的地方來做分析，不像我們是站在中國對面，而直接面對中國一般。Todd 沒有對中國內部做分析，很顯然是因為篇幅太少，因此我們無法了解：Todd 就「中國內部因為美中對立而會產生什麼變化」一事所具有的認識程度。長期以來，中國不知道多元化，而都是以一元化的意識型態來建構其社會與國家，這就形成中國歷史中，各種具有中國色彩的政治現象與社會現象。台灣人擔心拜登與中國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害怕他如果當選時，可能使美中對立的程度緩和下來，而使中國共產黨持續以經濟為手段來號令全世界，造成台灣的孤立。這是Todd 的文章所看不到的一個部份，雖然他在文章中稱川普當選對美國與世界比較好，但對於拜登如果當選，會產生什麼後果呢？他並沒有特別提到，不過我想這不是他的文章的主題。 （4）Todd顯然是一個擁護弱者的左派學者，本篇文章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他對美國保守主義的看法。 （5）是否因為全球化使得民主黨內部產生了與大企業及中國的金權連結關係，造成民主黨已失去其做為連結美國人民與國家的橋樑地位，而淪為沒有政策、只是追求權力的政治團體呢？這在Todd的文章中看不出來，不過卻也是台灣人最擔心的地方。 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將歷史往前推動。示意圖／Pixabay ，民報合成  

  川普與拜登在美國總統選舉的第一場辯論會。圖／擷自VOA影片   一、川普是保守派，就是壞的嗎？ （一）國民黨為了主子=中國共產黨，在國內介入美國選舉 在美中全面展開冷戰的局勢之下，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突然豁然開朗，美國拋棄原來的政策，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聯盟的一環，讓台灣可以真正一步一步擺脫中國的威脅，因此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希望川普能夠連任美國總統。尤其，在台灣走上民主化之後，以民主二字命名的美國民主黨，出現了柯林頓總統，這個美國總統對於台灣是非常的不友善，而且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促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對全世界造成威脅的民主黨黨員；同樣是民主黨黨員的歐巴馬，在與中國的利益交換之下，完全無視國際現實，把台灣宣稱為是一個被賦予高度自治的地區，這些看在台灣人眼裡，台灣人只能忍氣吞聲。但是，在美中全面對峙之下，對台灣來說的最大問題就是：馬英九、蘇起等國民黨人士，竟然是跟中國站在同一戰線，而絕大多數的國民黨員在面對美國選舉時，也就當然支持民主黨的拜登。本來，美國人選總統是美國人的事，不容我們說三道四，但是國民黨這些在台中國人為了主子=中國共產黨的存活，可以說是全力在幫拜登助選，並要把川普妖魔化，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那就是：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金斯柏格過世之後，川普提名一位保守派的法官候選人=巴瑞特，結果，國民黨的律師葉慶元馬上說：他以前看美劇《紙牌屋》，覺得劇情已經很荒謬了，沒想到川普比編劇想像得還荒謬，而蔡正元也說川普這招會很丟人。 （二）川普不同於柯林頓與歐巴馬，他的外交政策給台灣新的展望 就我個人來說，我當然希望川普當選，因為與柯林頓及歐巴馬相比，他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把台灣鎖進一個中國，而是帶給台灣一個全新的展望。但是無論誰當選，站在一個外國人的立場，我們都必須友善面對，因為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所做的決策必然都會影響台灣，台灣政府絕對不能從正面表態支持誰，倒是一個本來還有可能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竟然笨到連馬英九等人都公然跟美國唱反調，要倒川普的台，直接充當中國共產黨的馬前卒，而且用《保守派》這個標籤要來汙名化川普。 （三）美國的保守主義不是貴族主義，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其基礎 但是，看到國內有關相關的報導，我必須說：台灣的媒體真的是水準不夠，對於美國政治的思想與發展，完全搞不懂。美國的保守主義跟歐洲的保守主義不一樣，歐洲的保守主義重視傳統，認為人類的所有制度的基礎在於歷史，在具體的社會脈絡當中，花了很長的時間被培養出來的制度等才會具有永續性，如果只是以抽象的理論為基礎對社會進行革命，只會帶來挫折。因此，歐洲的保守主義肯定貴族對於傳統的貢獻。但是美國的保守主義，並不是歐洲的貴族主義，它是以歐洲的自由主義為其基礎的。要用保守的標籤來攻擊川普的人，最好先懂這一點。 二、自由主義為什麼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基礎呢？ （一）歐洲的傳統政治思想 美國的政治發展與歐洲脫離不了關係，基本上，歐洲的政治傳統有三個重要的基礎思想：自由主義（liberalism ）、保守主義（Conservativism）、社會主義（Socialism ）。其中自由主義是防止政府權力的擴大，守護並擴張個人的自由。至於保守主義如同前述，是重視傳統。而社會主義則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後，所形成的勞資對立與貧富差距之現象，主張勞工要團結以改造社會結構。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後，自由主義就與保守主義聯合來對抗社會主義，並在這種發展過程當中，產生社會民主主義，主張透過議會民主來實施社會福利。 （二）美國自由主義的變化—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liberal 的形成 美國在建國當初，為了反抗大英帝國的鎮壓所努力爭取到的就是歐洲傳統的自由主義。但是隨著國家與產業的發展，美國就出現了充實社會福利政策的主張，想要透過社會福利制度來照顧社會的弱勢者。主張這種社會福利政策的人就成為美國民主黨的支持基盤，並因為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 ）而使得這種主張固定下來。但是，美國人基本上很討厭社會主義，於是本來是意味著「免於國家干涉之自由」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在20世紀的美國就產生意義上的變化，而變成是「由國家來創造自由」，而經過這個轉變的主張承認政府積極介入社會，採取救濟措施、矯正措施，以便援助社會的弱勢者。換句話說，歐洲所說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主張，在美國，就變成是liberalism ，而一般就將這種主張的人稱為liberal。 （三）美國的保守主義與liberal 所共有的基礎是傳統的自由主義 當liberal 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時，它就脫離了本來意義的自由主義，結果本來的自由主義在美國就變成是與歐洲保守主義不同的美國保守主義。但是不管是美國的保守主義或是liberal ，它們所共有的基礎仍然是傳統的自由主義。 不過，liberal的基本想法是：自由是很尊貴的，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反而會使人們不自由，因此要承認公權力一定的介入。但這個看法如果從「保守」的看法來看的話，會認為「這種權力的介入會助長公權力的肥大化，使人們陷入不自由，這正是社會主義，是極其非美國之物。」 （四）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之發展 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可以說是從1950年代初頭就已產生。1953年，艾森豪當上總統，終止連續執政20年的民主黨政權。1955年，William  F. Buckley在著名的雜誌《National Review》 第一卷當中對美國保守主義的想法做了定義，進入60年代，美國保守主義就以這個思想為基礎，走上政治運動化。1964年，高德華（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選美國總統失敗，但在這期間所設立的政治團體，就在此後陸續產生許多保守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而且保守派也開始走上運動的組織化，於是1981年，雷根政權成立，2001年，布希政權成立，2017年，川普政權成立。 作者指出美國的保守主義不是貴族主義，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其基礎。示意圖／Pixabay ，民報合成   三、美國保守主義與liberal 的主張之區別 有關保守派與liberal 的區別，吾人先簡述如下： （一）保守派的主張是： （1）重視自由競爭（政府管制鬆綁、減稅、民營化、促進自由貿易） （2）尊重以教會及地方為中心的自治傳統（拒絕透過政府的主導去形成制度與規範） （3）重視自己國家在國家社會當中的行動自由（要使美國的利益不為國際組織與其他國家所左右） （二）liberal 的主要主張是： （1）承認政府對市場做一定程度的介入，例如：實施規制、監查、監督，實施累進課稅，推動公共事業、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 （2）保護、援助社會的少數派（minority ）與弱者的權利（推動差別性優惠措施：affirmative action ） （3）與國際社會及其他國家的協調（重視對話與協商） 四、結語 有關美國保守主義與liberal 的主張的較細微差異，例如在墮胎的問題、對稅金的想法、對同性戀是否寬容、對非法移民之保護問題……等會有所不同，聯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的法官如果較多時，當然就可能影響法院對上述問題的判決，不過，這必須另外為文加以詳述。但吾人可以清楚知道的是，美國的保守主義已被許多美國人接受，而這也影響到民主黨，例如該黨對中國政策的改變。不從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去看美國總統大選的爭點，而只會報川普與拜登的口水戰，甚至像中O電視台這種紅媒只會截取片段就大做文章的作法，真的只會令人覺得這充其量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打手，但這也同時顯示出國內社會科學的落後性與媒體的無知。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時說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並加強對民族之始祖——黄帝的崇拜，根本就是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的主張。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各位從最近的報導都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新疆的維吾爾人所實施的政策有著多種面貌的出現：用集中營強制灌輸維吾爾人是中國人的觀念、強制維吾爾人的女性嫁給漢人的男性、大量毀滅清真寺…，這種做法很明顯的是要使維吾爾人的人種與其固有的文化消滅。各位應該也聽到中國共產黨在西藏設了與新疆集中營相類似的三個集中營，強迫藏人作奴工，而以便宜的成本製造出可出口的成品。但各位或許比較不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黨打算用漢傳佛教取代傳統的藏傳佛教來教導西藏人。看到這則新聞時，讓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摧毀漢人對佛教的信仰，甚至用炸藥炸毀山崖中所雕刻的觀世音菩薩立像，但是由於西藏人對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誠，中國共產黨所想出來的方法竟然是使用他們認為是鴉片的漢傳佛教要將藏人同化為漢人。其實藏傳佛教有著漢傳佛教所沒有的《只有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能修持的密行》，因此要用漢傳佛教取代傳統的藏傳佛教是否會被藏人接受，是很有疑問的。但中國共產黨要以漢文化強制外族漢化的真面目終於露出來了。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於中華民族與漢族之概念的關係作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 中華民族是漢人所形成的概念 滿州人所建立的清國末期，革命派主張應該廢除君主制，他們所揭舉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當時，立憲派與保皇派對抗革命派的排滿論，就主張五族是不可分的「五族共和論」。辛亥革命後，革命派就採取五族共和，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就任宣言上說：合漢、滿、蒙、回、藏之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之諸族如同一人，而改變其革命時的主張。1921年，孫文在其三民主義的具體方策當中，提倡所謂的同化論，說：「以漢族為中心，將滿蒙回藏四族全部同化於我等。」而要將滿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藏人加以同化。1925年，孫文做了演說，竟說：外來民族僅有一千萬人，四億人的絕大部分是漢民族，因此，中國人是完全的單一民族。由以上的發展過程來看，中華民族是由漢民族所形成的概念，而且有著要將外族強力同化的傾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族觀 中華民族這個字最早正式出現是清朝的官員伍廷芳在1900年11月所做的演講。後來，梁啟超等人就使用中華民族這個用語。但是，梁啟超在1905年所寫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當中，表示滿人、蒙古人、藏人並不被包含在中華民族裡頭。而他在1922年的「中國歷史上民族的研究」當中，又將滿人包含於中華民族當中。 相對地，中國共產黨如果與孫中山相比，至少對於少數民族看起來是比較寬容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基於國際共產之立場，承認各個民族有自決權，並承認各個民族得以其自由意願加入中華共和國的聯邦體制。但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就改變其承諾。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基礎。中國共產黨透過1945年至1947年的內蒙古的經驗，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導入至全國其他地區。這個制度是否定聯邦制以及民族的分離權與自治權，而僅以單一國家制度為前提，對於群居於某個地區的少數民族，設立民族自治區，對於只要居住於當該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就給與一定的自治權與優惠。中國現在有包含漢族在內的56個族。而今日中國之民族政策的基本路線是費孝通在1988年所發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費認為：住在中國的各民族，具有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所被形成的一體性。他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民族自覺」所出現的國族團體。他還認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 但是問題就在於：這麼多的少數民族是否與漢族形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其實這只要看其少數民族制度的內涵即可知道。中國民族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各個自治地區是由各區的共產黨所控制的，例如民族幹部皆由共產黨指定，民族的認定基於中央政策的判斷。共產黨雖然沒有破壞各民族的語言，但卻藉反封建與階級鬥爭的口號，摧毀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例如從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民族問題被當作階級問題，並對內蒙、西藏實施階級鬥爭，並開始把大量將漢人移往西藏、新疆，用漢人幹部取代民族幹部，造成西藏、新疆之漢人多於藏人、維吾爾人。也因為這個緣故，藏人問題、內蒙問題、維吾爾人的問題就變成是國際的問題。 2012年11月習近平就任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会總書記時，就說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並加強對民族之始祖＝黄帝的崇拜，這根本就是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的主張。從這個過程來看，這已完全顯示出中國共產的少數民族政策只是表面上的口號，實際上則是一步一步實施強制漢化的政策。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雖然在表面上是保障民族自治，實際上是先以漢人的共產黨化來破壞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但是在漢人仍沒有辦法借人口優勢成功同化異族的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就轉變成露骨的暴力漢化政策。 共產黨雖然沒有破壞各民族的語言，但卻藉反封建與階級鬥爭的口號，摧毀各民族的固有文化，圖為北京牛街清真寺對面，貼有56個民族所謂「民族團结大家庭」的宣傳畫。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習近平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要求民營經濟人士「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將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圖／取自中國政府網（資料照）   雙循環的提出 面對中美貿易的衝突與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習近平從7月就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時，提到「雙循環」是長期戰略部署。8月24日在召開的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他再次談及「雙循環」，稱要強調以通暢的國民經濟循環為主。由於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使外界更推測，預定在10月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即將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規劃。那麼，所謂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內容究竟如何？很顯然人們還無法得知。 然而，由於中國目前面臨嚴峻的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因此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內循環」是中國應對外部壓力而啟動「閉關鎖國」之舉。當然，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這一輪調整是從外循環為主轉型到以內循環為主，而非捨棄外循環。 對民間企業統戰的開始 在雙循環的主張提出之後，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全文，指出：要「建設高素質民營經濟代表人士隊伍」，統戰工作要面向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 這個通知說：統戰工作對象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人、實際控制人，民營企業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中國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 該通知要求，加強民營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建設，「鞏固擴大政治共識，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這個通知一出來，令人驚訝的是：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民營企業人士包圍之廣，廣到連港澳工商界人士都包括在內。所謂雙循環的內容的一角，透過這個通知，吾人似乎就可稍微一窺其動向了。中國利用改革開放要消滅美國的野心一旦受挫之後，面對美中貿易大戰與全世界的聯合反中共體制乃至供應鏈重組已然形成的局面，中國在習近平的主導之下，顯然必須調整體制以便因應。從《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來看，中國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已讓人們可以嗅出：中國共產黨顯然是要將由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對於這個計畫經濟的內容，我們可以預測的是：它的內容將會一步一步越來越清楚。 計畫經濟會成功嗎？—談海耶克的理論 問題是：習近平這樣的做法會成功嗎？其實，蘇聯的瓦解與東歐的民主運動造成共產黨的瓦解，都已經顯示出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必然只是資源沒有效率的分配與低度的經濟成長。在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之前，其實西歐早已有研究認為計畫經濟並不是馬克思們所抱持的夢幻經濟體制，而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的學者就是海耶克。 （一）經濟計算論爭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出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成長的時代，是社會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當海耶克在開始正式的研究活動時，俄國建立了革命政府，而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也參予了政權，社會主義就發展成為世界的一大潮流。當時做為一位經濟學之學徒而在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之下學習的海耶克就直接感覺到社會主義做為經濟理論，不論其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主義，都是很難具有妥當性的主義。後來他的老師米賽斯寫了《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而引起了「經濟計算論爭」。在「經濟計算論爭」中，他從理論上解明社會主義所會有的困難點，而擔當了此次論爭的核心角色。在「經濟計算論爭」中，論爭的主要論點是：一邊維持市場經濟的效率性，一邊又如何能將經濟加以計畫呢？這樣做是否有可能呢？對此，海耶克的解答是：當我們能將我們所具有的知識加以集中管理、操作時，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才會成功，但是知識其是實散布在無數的個人之間，因此人們如果說「為了適當地將經濟活動加以組織化而要把不可欠缺的知識集中於中央當局」的話，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主義在它本身上就包含了理論上的困難，而這個理論上的困難是不可能解決的。舉例來說，決定俄國的經濟計劃者主要是史達林，史達林以他個人的偏好所決定的經濟計畫，就會使生產者生產他想要的但卻不是其他一般人民所想要的，而這就必然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與人民經濟物資的缺乏。 海耶克，CH（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當時，海耶克透過論爭不斷強調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以及這個知識只能經由市場經濟的系統被有效加以活用，這個知識是不能經由市場經濟以外的系統被有效活用的。但是當時對於海耶克這樣的主張卻很少有人要去認真傾聽。對於海耶克來說，上述的結論其實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時的發展驅勢對此種看法並不介意，因此有關知識的問題就未被意識到會是問題的所在。知識的問題（亦即知識的集中、管理、操作）縱然存在，但它被認為只不過是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例如快速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等等）而會漸漸被排除的小小障礙。當時由於社會主義的勢力已是既成事實，因而海耶克在論爭中就不得不敗北下來；而且1929年的世界恐慌（Great Depression）使凱恩斯經濟學誕生，於是述說自由經濟優越性的米賽斯─海耶克流派的經濟學理論就被當做是「時代錯誤的胡言亂語」而被加以排斥。 （二）「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海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就先脫離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把他在研究上的努力集中在「社會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背景思想之探尋」上面，也就是他想探尋：「基於某些計畫要將經濟重新組織的思考（亦即計畫主義的思考）之背景思想」。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在當時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間是相當流行的，但對於海耶克來說，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卻只不過是錯誤而已。  海耶克把社會秩序分成「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a made order）。所謂「自生的秩序」（cosmos）是依未具有特定目的的「一般規則」所形成的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之下，我們的控制力變小了，各人只有依循這種「一般規則」的時候，才能夠自由追求各自不同的多樣目的。那麼「被設定的秩序」是什麼呢？歐陸的合理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理性才能達成人的目的，因此社會制度是依理性之法而被造作出來的，因此他們認為社會制度也應以「理性所預先製造出來的設計」為基礎來建構。而在此，合理主義者們所說的規則就是「為了施行被預先設定之目的所被造出之規則」。這許多的規則是與這種目的互相結合的，而這些具體規則所引導出來的社會秩序，海耶克將此稱之為「被設定的秩序」。而計畫經濟正是這種被設定的秩序之產物。 （三）市場經濟是「自生的秩序」 1947年，海耶克組織蒙貝樂蘭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擔任首任會長，於此之後的將近三十年（1974），他因為對市場經濟獨自的研究成果而得到諾貝爾獎。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生秩序之一種，在市場經濟之下，人們是看著價格而生產或是看著價格而購買商品；相反地，這個選擇的整體就會變成供給與需求而去形成價格。人們把「要使用於生產的技術性知識」與「對自己之需求偏好有關的知識」留在各個人自己的手中而對之就利用其成果。他認為推動經濟的知識之大部分是「委諸於當事者本身來說是比較適當的知識」；因此人們即使想把知識加以集中而有計畫地去運作，這也不會成功。因此適合於市場經濟的制度並不是「由學者、官僚合理設計而由上而下所導入者」，有很多制度是從人們的行動與習慣自然產生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例如財產制度、交易規則、貨幣制度都是從人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動的結果而產生的。因此，要確立符合於這個秩序的「法的統治」（Rule of Law），是資本主義之下的政治課題。 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推翻共產黨 假如習近平的雙循環理論是以「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為核心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的瓦解是必然的趨勢，這只要看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發展歷程即可清楚知悉。從習近平的言論與各種作為來看，他顯然無法脫離毛澤東的思想框架，而他似乎也以恢復計畫經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面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台灣與世界各國要密切注意中國可能產生的變局，加強與中國民主異議人士的來往，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瓦解共產黨的統治，這應是我們必須立即考慮的重要政策。

  把中國史改為東亞史，會讓我們的子弟更清楚看清東亞世界與世界史的連結以及世界史的發展。看到中共如何在進行異民族的滅絕運動，以舊日的朝貢體制對外展開戰狼外交，以商業利益威脅各國，就是一國史觀所帶來的禍害。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教育部要推動「中國史」改為「東亞史」 教育部要推動108年課綱中，國中8年級的歷史課綱從九年一貫時期的「中國史」改為108年的「東亞史」。這個聲音一出來，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其中，有人認為台灣雖然是獨立的國家，但沒有必要不讀中國史。對於這樣的看法，其實我個人認為這是經年累月透過周遭的生活環境所形成的牢不可破的意識型態，但是許多人或許沒辦法理解，正是我們這種意識形態，反將使我們成為世界和平破壞的幫兇。 傳統中國史觀的問題點 各位不知道是否還記得：韓國瑜於去年11月9日在基隆造勢場合中，批判「執政黨像匈奴一樣，不停的掠奪，若掠奪完就走人，這個國家怎麼得了？」韓國瑜將民進黨比喻為匈奴，對於一般選民來說，這種比喻可能很難使選民將兩者的關係直接連結一起，換句話說，他的話很難用匈奴的壞讓人們馬上連想到民進黨的壞，因此，這種選舉語言並不必然會對選戰造成直接的效果。但是韓國瑜說匈奴人不停的掠奪，掠奪完就走人，這就是典型的「唯中國史觀」。 傳統的中國史，都把西藏、蒙古、滿人等異族人認為是蠻人、蕃人，而這樣的叫法其實可以明確溯及至周朝。周朝把周邊的異民族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認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把自己稱為諸夏或華夏。這樣的史觀其實是消滅多元文化的史觀，是以同化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周遭不同民族的單一史觀、一元化史觀，這是：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觀看歷史發展的史觀。如果是站在這種史觀的話，我們將永遠看不到異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將使我們喪失看清歷史真相的能力。站在這個史觀的話，好像非漢人的異民族是沒有文化的，是沒有什麼可以談的、可以學習的，所以站在中國史的立場時，任何異族除了野蠻以外，並沒有什麼可以述說的。 東亞史的特色 （一）中國帝國的形成與其與周邊國家的互動 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如此。漢人以外的民族長期以來，就跟漢人有著長期的互動，並且互相影響。漢人在秦漢時代建立大帝國之後，就帶給周邊國家影響，有很多周邊國家就仿效秦漢帝國來改造自己，這種對秦漢文化吸收的努力，就促使周邊國家走上進步。當漢王朝走上衰弱而進入三國與西晉的時候，他們反過來入侵所謂的中原之地，而有五胡亂華的歷史。外族在華人政治混亂的期間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並想要以當時不斷被引入中國的佛教做為自己國家的建國特色，以區別他們與漢人的不同，北魏就是這樣的國家。 當中國經過長期的戰亂與再整理的時代，以胡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大帝國就漸漸形成，而這就是唐帝國的形成與建立，這個帝國與傳統的「秦漢帝國」有著非常不同的特色，例如佛教取代儒教成為由國家主導的重要思想，佛教也成為連結帝國與外族的重要意識型態，唐帝國也建立起統治人民的律令制。 這個唐帝國所形成的高級文化就再次影響周邊國家，許多周邊國家就仿效唐帝國來建立自己國家的律令體制，例如韓國、日本，而日本也漸漸在唐帝國的時代發展出自己的文字，同樣的，西藏人在唐帝國的時代，就比日本人更早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並吸收印度後期的佛教，建立起不同於漢人所信仰的佛教。 北方的異民族諸如突厥族、西域的各民族也都建立起自己獨自的新文化，這些受唐帝國影響的異民族就如同在秦漢帝國時代一般，也開始回過頭來影響所謂的中原。當唐帝國走上衰退時，他們就在中國北方建立起五代的王朝。而北方異民族在與漢人的接觸互動當中，已漸漸建立起自己獨自的文化，到宋朝的時代，西夏王國、契丹王國等都已經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他們的佛教信仰也跟漢人的佛教信仰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是只有從東亞史的觀點，才能清楚呈現出來，我們台灣今天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是無法完全理解的，例如哈日、哈韓的流行文化，藏傳佛教在台灣的流行，這些現象必然要從《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互動當中產生出來源頭》去做理解。 （二）北方民族的壯大與漢人的弱化 漢人在宋以後，並沒有什麼創新的進步，而走回新儒學的復興，於是北方的異民族就以其相對進步的文化開始統治中國，女真族在華北建立了金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元朝的忽必列就大量學習西藏，透過巴思巴上師建立其蒙古文，並接受藏傳佛教，這些都是使蒙古人建立起自己有別於漢人的文化特徵，而女真族也同樣在當時的東亞國際環境當中，吸收蒙古、西藏的文化，而有著自己獨自的文字，並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特色，而在明帝國滅亡之後，滿洲就與蒙古、西藏結盟，征服中國，而連結滿州、蒙古、西藏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藏傳佛教。 對於宋以後的歷史，其實西洋的史學家早已看透了東亞文化的特點，而把宋朝至清朝的歷史稱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的歷史，我們從這段歷史的發展來看，其實漢人固執於儒學，執著於士大夫統治人民的體制，無視實用之學的發展，使自己喪失了進步的力量，反而造成異民族成為主導東亞歷史發展的主角。人數較少的滿人在乾隆以前，始終固執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但隨著國勢的衰退而不得不依賴漢人士紳的協助，而終於被漢人同化，其具有滿人文化特色的種族反而分布在被俄國統治的西伯利亞當中，而喪失自己建國的能力。但是蒙古人與西藏人的自我認同意識，日本人的明治維新以及韓國二戰後的獨自的發展、與越南的脫離漢化，卻也因為西洋文化的進入，而把東亞史發展的結果與特徵全部展現出來。 作者表示在歷史教學上應該要更加努力去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使台灣的發展對世界更有更大的貢獻。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將有助於台灣走向世界 把中國史改為東亞史對於歷史教師來說，的確是很辛苦的事，但這樣的教學法卻會讓我們的子弟能更清楚看清東亞世界與世界史的連結以及世界史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固執於一國史觀與漢人的中國文化優越史觀，反而讓我們看到中共如何在進行異民族的滅絕運動，例如對西藏文化的滅絕、取消內蒙的蒙古語教學、將維吾爾人送入集中營，消滅其伊斯蘭文化，並以舊日的朝貢體制對外展開戰狼外交，不斷以商業利益威脅各國，這就是一國史觀所帶來的禍害，進而導致世界反中的聯合。 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是使台灣人更文明的重要手段，歷史學者無法使台灣人了解這個重要性，是令人遺憾的事，因此，從今天起，我們有必要更加努力去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使台灣的發展對世界更有更大的貢獻。

  地方政府制定瘦肉精零檢出的自治條例，超越衛福部的標準，因此，自治條例會被宣告無效，並被撤銷。圖／擷自嘉義市政府網站   國民黨要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 蔡英文總統在9月28日宣布：將訂定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亦即瘦肉精）的安全容許值，開放「美國豬肉」以及「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農委會表示，當天已把預告公文送到行政院，農委會和衛福部用相關行政辦法即可執行，不涉及修法，將在明年1月1日生效。本來，在原有的規範之下，是不能使用瘦肉精的，後來衛生福利部就嚴格訂定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分別為：肌肉及脂（含皮） 0.01 ppm、肝臟0.04 ppm、腎臟0.04 ppm、其他可供食用部位（如胃、腸、心、肺、舌、肚、腦、血等部位）為0.01 ppm。 針對執政黨對美豬的開放，在野黨國民黨表示將推動各縣市訂自治條例，規範豬肉的「瘦肉精零檢出」，而花蓮縣政府官員表示將增訂不准乙型受體素（包含瘦肉精）肉品進入市場，但零檢出是現階段目標。至於台北市府官員指出，不允許有瘦肉精豬肉的販售。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國內民眾會感覺國民黨是要用地方包圍中央的政策來對抗執政黨，而對於地方縣市用這種方式的對抗，我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看到民進黨從法理論來進行對抗，讓國人感覺到好像兩列火車在同一鐵軌即將對撞。 在美國，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問題是從地方自治的理論來看，國民黨可以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嗎？而且假定台灣要銷售有瘦肉精的豬肉到美國、英國或日本，那麼他們會怎麼處理呢？ 由於地方自治的法理論很複雜，所以我就儘量簡單用一般人聽得懂的話來說明。各位都知道美國是聯邦國家。聯邦國家的「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基本上，其地位是彼此相等而不從屬，兩者的地位都是基於憲法的規定。聯邦政府在某些地方雖然比州優越，但也是基於憲法所賦予的。由於聯邦與州是基於憲法而結合，因此，聯邦僅具有憲法所賦予之權限。假如說食品安全在美國憲法當中，並沒有規定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權限，那麼州當然就有權限對於瘦肉精的問題加以規範，但是如果某個州的豬肉會銷售至其他州的時候，聯邦政府就可以以「州際通商條款」對瘦肉精的標準加以規範。這個時候，州的法律就不能夠違反聯邦的法律。如果州政府認為聯邦政府違憲，那麼就只能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定聯邦法律違憲。 在英國，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但問題就在於：台灣並不是聯邦國家，而是單一國（unitary state）。單一國並沒有類似州政府的地方政府，因此，中央與地方權限通常是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的地位很容易受中央立法甚或行政命令之變更而變更，因而沒有受到強而有力的保障。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是國家的創造物，因此，地方的自治條例是不能違反中央的法律或行政命令。 那麼，地方所制定的自治條例什麼時候，不會被認為是違法的呢？什麼時候，會被認為是違法的呢？這個問題在單一國的國家，就形成複雜的理論。我們舉英國來說，英國是單一國的典型，地方的權限，全部都由國會來賦予，所以就有所謂的「權限原則」（intra vires），換句話說，這個原則是探討：「自治法規之規定，是否在法律的授權範圍內嗎？」。這個原則，在英美法裡，常會以相反的概念—「越權行為」（Ultra Vires）來做為審查地方法規的原則。從結論上來說，這個原則就是指：法人（亦即地方自治團體）與自然人不一樣，它只能做法律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所承認的事項，如果法人超越此一範圍而為，就是越權行為（Ultra Vires），屬於無效。從這個原則來看，地方要用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當然就屬於越權行為，是無效的。 作者指出從地方自治的理論來看，國民黨可以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嗎？示意圖／Pixabay   在日本，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日本同樣是單一國，但日本與台灣一樣，是大陸法系國家，而不是英美法國家，所以跟我們比較接近。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地方的自治條例的規定會被認為不違法，而什麼情況會被認為是違法呢？ （一）不被認為是違法的情形： 1、假如從來就沒有中央的法令（以下簡稱法令）加以規範，現在也沒有法令加以規範時，這個時候，用自治條例加以規範，並無不可。例如，衛福部未公布標準而且禁止美豬進口時，用地方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會是有效的。 2、本來有法令加以規範，但現在並沒有法令加以規範，而且《當該法令被廢止之旨趣》與《所欲制定之自治條例之旨趣》不同的時候，（1）假如該當法令被廢止之旨趣是認為：已經沒有必要用法令加以規範時，那麼對於這樣的事務制定自治條例是可能的。（2）但是，如果《該當法令被廢止之旨趣》是認為《已經沒有必要用法令加以規範》時，那麼就不可以用自治條例再加以規範。例如：通姦罪已因刑法修正而廢止，這個時候，地方政府當然就不可以用自治條例來取締通姦。（3）又假如法令之廢止被認為已經沒有全國性加以統一規範之必要而把法令加以廢止，不過基於地方特殊情形而允許地方可以自由規範的時候，那麼制定自治條例是可以的。 顯然，對瘦肉精制定自治條例，並沒有以上所述的情況，因為標準是新定的，並沒有被廢止。 （二）被認為是違法的情形： 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被認為是違反法令之規定者，有如下的情況： 1、國家的法令就一定的事項加以管制，而自治條例在與國家法令同一目的之下，對當該事項規定《比國家法令所規定之管制更強型態之管制》。舉例來說，如果集會遊行法規定只要向警方報備即可遊行，而自治條例規定要地方政府許可才能遊行時，就屬於這種情況。 2、國家的法令設立一定之標準加以規範時，自治條例在與國家法令同一之目的下，就同一事項，設立《比當該國家法令更高之標準》。例如衛福部對美豬規定許可值標準後，地方政府如果原來就已經訂定零檢出者，這個標準超越國家的標準，那麼這個規定會無效；而如果從現在起，用地方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那麼就是與法律衝突而當然無效。（以上，1、與2、日本學界稱之為「戴帽規制」） 基於以上所述，地方政府制定瘦肉精零減出的自治條例會超越衛福部的標準，因此，自治條例會被宣告無效，並被撤銷。 國民黨有無其他路可走？ 對於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政府來說，是否有其他的路可走呢？依照憲法訴訟的理論來看，如果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政府認為衛福部所訂定的標準會對國民的健康造成危害，侵害國民之健康權而認為中央的法令侵害地方的自治權時，或許可以提起憲法訴訟，請大法官解釋衛福部的決定是否違憲。 結論 其實把戰線拖長，讓國民更加認清問題，不見得不好，只不過，一般人都看得出來，國民黨面對國際標準已定的情況下，要打贏憲法訴訟並不簡單，因此，其抗爭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糢糊焦點，讓人民直覺這個開放是美國壓力，完全不顧人民安全，以此來批判民進黨，進而獲得短暫的勝利。顯然地，針對美豬的開放進口，國民黨無法扮演稱職的在野黨，就開放的問題點一一澄清來告訴國民，而變成一個反美親中的政黨，變成逢美必反、逢民進黨必反的政黨。

  反納粹、反蘇聯共產是全世界反極權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大聯合，而捷克的代表團的訪台是第三次大聯合的正式起跑。圖為2020.9.3台灣捷克（台捷）聯合記者會，韋德齊議長（左2）、吳釗燮（中），游錫堃（右2）。圖／擷自外交部臉書   捷克龐大的訪問團來到台灣，這對台灣來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外交，很可惜的是，捷克在歐洲史與世界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但卻看不到國內有任何相關的報導與介紹，顯見台灣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相較於自然科學來看，是一個侏儒。對於龐大的代表團來到台灣，將對方重要的文化、歷史介紹給國內的民眾知道，是對捷克這個國家與捷克訪問團的尊重。或許在捷克訪問團即將離開之前，讓作者簡單來介紹捷克在歐洲史與世界史中的重要事蹟，至少可以補足我們待客不足之處。 對天主教的接受 捷克的歷史相當複雜，西元前5世紀至2世紀時，凱爾特人（Celtics）的一支──波伊人居住於此，所以捷克被稱為波西米亞（Böhmen）。捷克人在9世紀末，接受了羅馬教會的天主教。 波西米亞與神聖羅馬帝國 在歐洲的中古世紀，捷克被捲入到中歐而與日耳曼人有很深的關係，主要是在20世紀捷克斯洛伐克獨立之前的900年。在這很長的期間，捷克在政治上社會上，是被置於德意志人很強烈的影響之下。 許多人並不知道歐洲的中古史，此處如果容許筆者簡單來說的話，那就是：在日耳曼人南遷滅掉羅馬帝國之後，於西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建立了幾乎包括全歐的法蘭克王國，這個王國的統治由於很鬆散，所以就致力於封建制度的建立，這個帝國後來三分而在10世紀初期與中期，就漸漸形成了現今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的前身。其中，德意志國王奧圖一世因前往羅馬救援羅馬教皇，而在962年被羅馬教皇戴冠，而建立起繼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之後的新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不過，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並沒有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大，主要是以德意志為主，並含括其周邊的一些地區。 1003年，波蘭公爵以武力掌控捷克全土，1004年，波西米亞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領邦，歷代君主就成為德意志人的傀儡，後來在神聖羅馬帝國被拿破崙滅亡後，波西米亞就由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的皇帝-奧地利統治。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前，他們就受到德意志人的強烈影響。 11世紀，德意志人移住捷克，德意志文化就因此滲透到捷克裡。 布拉格大學曾是歐洲文化的中心 後來，德意志的盧森堡家就世襲波西米亞王的地位，其國王卡列爾一世（Karel I）於1348年創立卡列爾.布拉格大學（捷克語：Univerzita Karlova v Praze），布拉格就成為當時歐洲文化的中心。 布拉格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 盧森堡王朝斷絕之後，哈布斯堡王朝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波西米亞國王的地位，布拉格就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宮、政治、文化的中心，尤其，在魯道夫二世的時候，布拉格是帝國的首都，於文化上非常興盛。 2020.9.3台灣捷克（台捷）聯合記者會，韋德齊議長（左）、吳釗燮（中），游錫堃（右）。圖／擷自外交部臉書   宗教改革的先驅=胡斯 各位或許聽過，在耶穌過世之後，耶穌的使徒們致力於基督教的傳播，後來，羅馬帝國就承認基督教為國教，羅馬教會就在全歐洲建立起龐大的教會組織。當時的教會認為任何人要得到救贖，一定要經過教會，教會採取所謂的雙劍理論，主張世俗的政治在精神上應聽從教會的領導，而且當時能夠對所有的歐洲人抽取十分之一稅的就是教會。但是教會的腐化，在德國已經引起人民的不滿，而在捷克提出宗教改革理論的就是出名的胡斯（Jan Hus）。他的提出比馬丁路德更早。胡斯批判贖罪券，倡導只以聖經為依據，因此他是抗議教徒運動的先驅。天主教在1411年開除胡斯的教籍，他並被君士坦丁公會議判處有罪，而被交給世俗的政治，而被處於火刑。胡斯在被處刑之前，說了：「真實會勝利（捷克語：Pravda vítězí）」，這句話就在捷克人之間傳開，每當外國人統治捷克時，這句話就成為他們內心的依靠。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一獨立，這句話就成為國家的標語。1967年，布拉格之春時，在所謂的「七七憲章」上就有「為了活在真實之人，真實會勝利」的標語。天鵝絨革命時，哈維爾就倡導「愛必須征服憎恨，真實必須征服虛偽」。 捷克開了全世界反中共集權運動的第一槍 捷克在一戰之後，建立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二戰後，被共產黨統治，但是他們卻很勇敢地在1968年展開了布拉格之春，而促成了西歐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重新審視與批判，進而產生了所謂的西方馬克思的思想。而1989年，捷克更實現了天鵝絨革命，結束了共產統治，更且，在1993年，以採取兩願離婚的和平方式，讓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離成兩個國家，完成了天鵝絨分離。 而依照筆者的看法，這次捷克訪問團的來訪，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把全世界的反中運動從協商的層次化成現實的運動，點起了反抗集權運動的第一把火，也是在美國聯合全世界反中共運動當中，由美國以外的國家率先開砲的第一槍。從歷史發展來看，反納粹、反蘇聯共產是全世界反極權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大聯合，而捷克的代表團的訪台是第三次大聯合的正式起跑。 捷克首都布拉格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而布拉格大學曾是歐洲文化的中心。圖／Pixabay

  美國人所以強，跟他們的實用主義有關。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不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是以「對生活有所助益」為目的。 圖／取自Pixabay 漸漸回歸正常的台灣社會        台灣人在主觀上已經脫離中國人的認同意識，而走上自己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前我們被國民黨所教育的「我是中國人」一詞現在幾乎已經聽不到。台灣人在這次的武漢肺炎之防疫上，的確是全世界的模範生，當然，讓台灣人驕傲的還有很多，例如台灣的民主化很成功，就連日本也無法像我們一樣可以直選總統，而台灣媒體的自由排名相當前面，甚至高過日本。至於台灣在高科技的表現，例如台積電已超越三星，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種種的表現讓台灣人產生驕傲感，而形成台灣人對台灣的愛護與愛惜，從網路上網民的各種發表乃對話來看，這個趨向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熱愛自己的故鄉，熱愛自己的國家，不吝惜地讚美自己的祖國，這在我們早期的處境是無法想像，因為，我們在國民黨的教育之下，所學所聽的都是：美麗的中華山河、浩瀚悠久的中國文化、地大物博的中國、世界最優秀的中華民族、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而講到台灣兩字，就好像是很卑賤的地方，生為台灣人好像是有原罪一樣，台灣人相對於在台中國人，簡直就是土包子、沒有水準的鄉巴佬，當時的教育簡直就是要告訴台灣人說：說自己是台灣人是很可恥的，要說自己是福建人或是廣東人。經過這一段歷史的我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如此愛護自己的鄉土，會感覺到台灣總算已漸漸走上正常的社會，而不會再像以前一樣陷入嚴重的精神錯亂。 當然，看到這種現象，我們是很高興的，而我們也會感覺到台灣人在戰後所做出的努力，總算有所回報。 愛台灣，就要勇敢指出台灣的缺點      但是我個人很怕的是：如果大家讚美自己過頭，這常常會讓大家無法正視自己的缺點的，而這反而會使我們的進步遲緩下來，甚至使我們無法認清世界的發展，而使自己停滯甚至倒退。其實，在我的專業與我的研究當中，我實在不知道台灣有那一些東西是可以讓台灣對世界發聲，而讓外國人稱讚我們的。在我的專業與研究當中，我只覺得台灣一直在落後，甚至有些研究到目前還是錯誤一大堆。這我在以前的專欄都有若干的提到。 台灣人的日文之翻譯錯誤百出 我就當個烏鴉嘴講一些大家不喜歡聽的話吧。在這裡，我不講我的專業，我就以對台灣來說最接近的日文為例來說明。我從很早以前，就私底下義務在社區、在學校，以社區的鄰居與學校的學生為對象教授日文。在學校，我教日文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快速學習日文，進而可以很快的看日文文獻。我常常私底下跟上我日文課的學生說：你只要能很流暢地看日文，那麼要交出碩士論文是輕而易舉的，但台灣的學生不願吃苦，不願把時間花在語言的學習上，所以都只用中文的資料，結果許多碩士論文幾乎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許多中文的文獻，尤其是中國的中文文獻，有許多內容都是錯的，他們有很多英文的著作翻譯，但就像是Google 翻譯一樣，看了不知道在寫什麼。有些同學不錯，會用英文資料，可是我們每個同學學習英文雖然都已經很久了，照理講，看英文文獻應該沒有問題才對。可是問題就出在專業上，專業的英文跟日常使用的英文差異很大，許多同學根本找不到英美法的中文書（講難聽，就是國內的研究者很少），因此，在翻譯的時候就打不到重點，甚至出現一大堆錯誤。國內學術的基盤還沒確立，跟著就大量開放碩、博士班，結果像許多政治人物就一窩峰地找個配合的老師，天下文章一大抄，輕易拿到碩士學位。 我在開南上美國憲法的課，請同學報告美國的判例，同學們把英美法的justice of peace 翻成太平紳士，我就告訴他們說：這就是以訛傳訛，justice of peace 是英美法的治安法官，其原意是「維持國王和平的法官」，可是台灣的維基百科（這個檔案大部分引用中國學者的資料），根本沒有專業知識，就隨便翻，而學生也跟著翻，這就顯示出台灣的學術水準。 我幫社區的鄰居與同學上日文課時，常常教他們唱日本歌，因為如果會唱歌，日文的單字會記得很快。可是我時常跟他們講，網路上的日文歌詞翻譯是錯誤連篇，我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歌－櫻桃小丸子的主題曲「踊るポンポコリン」來做介紹，「いつだって迷わない kiosk は駅の中」這一段話的意思是「無論是什麼時候，都不會迷路，（因為）kiosk （亦即車站內的小賣店）在車站裡」，但是翻譯的人卻翻成「無論何時都不要迷惘，車站內的小商店」。這種錯誤幾乎每條歌都有。或許有人會說，這些翻譯的人是業餘的，其翻譯只是供參考。那麼我再舉幾個是由專業電子媒體翻譯的例子：日本有一條有名的歌曲叫「輕津海峽冬景色」，是由石川小百合唱的，這條歌常常出現在NHK 的紅白歌唱大賽當中，這條歌的第二段的歌詞是「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泣けとばかりに」，而某家有線電視台將之翻為「風的聲音不停在心中迴盪，卻好像哭泣一般」，但是這句話是應該翻成「風的聲音搖動著我的心，就好像站在我旁邊看著我說《妳給我哭！》一般。」顯然翻譯的人沒有懂得日文的真義，就按照字面把它文學化，以為歌詞是在描述外在對象的文學。我受我爸爸的影響，常會看暴坊將軍，裡面有一條主題曲的開頭是「風が立ちぬ秋」，結果不知道已經播放多少集的這個節目都是將之翻為「沒有風的秋天」，但這個日文是文語體，其意是「起風的秋天」，翻譯與原文剛好相反。 司法院真懂英美的陪審制嗎？ 德國的反哲學的思想家尼采發覺他的東西不易被人理解而在1900年發瘋，我沒有尼采那麼偉大，但我跟他一樣，有時真的快要發瘋，我上課都會跟同學講，在台灣的學界要學做人，要懂得不得罪人，要懂得如何揭人瘡疤而不得罪人。我看到 司法院在推國民法官制而反對陪審制時，許宗力說陪審制沒有判決理由、而且無法上訴，這是國內無法接受的。我聽到這個的時候，我真的想把美國被告被陪審團判有罪或民事敗訴以後如何上訴的書狀給他看，一個台大教授、司法院長、德國杜賓根大學的博士可以沒有常識到這種地步，還放縱法官、檢察官到處咬人。如果連學界對於這種爭執都無法對話，而只能以訴諸輿論的政治方式，講出簡單的口號來對付陪審團的支持者的話，我實在看不出台灣的學界是否有希望。 從美國實用主義談台灣人如何跟美國人學習  各位都知道美中正處於冷戰當中，而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對策可以說是將近百分之百的命中中國的要害。蔡英文當第一屆總統時，國內處於親中派與中國的內外夾擊，當時大家都在憂慮中國已滲透至國內的各個角落。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蔡英文要連任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問題就在於：何以蔡的第一任，無法有效抗中，卻任令親中派與中國不斷在島內繼續搗亂？但何以美國一出手，很多局面馬上改變呢？這不是在告訴我們說：我們並不如想像中的強。何以台灣淘寶實際被中資掌控，為何到現在才查出？這些都是給我們思考我們如何培養自己能力的很好個案。 美國人所以強，這跟他們的實用主義是非常有關的。實用主義的根本思想是重視經驗乃至生活，並將知識認為是對於生活經驗有幫助的事物。換句話說，我們的生活不外是對於環境的適應，而知識本身就是使這種適應成為可能，並發揮作用的工具。因此，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並不是以「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為目的，而只是以《對於生活有所助益》為其目的。所謂的真理並不是存在於《對象與概念的一致》，而是存在於對生活的有用性方面。某個概念是真或是假，端視這個概念對生活是否會帶來益處而決定。因此，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來看，並沒有所謂絕對的真理，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對而已。 根據實用主義的說法來看，人類是一個生物體，他在自然的環境與社會的環境當中生活著，他對環境的刺激會加以反應，而且透過語言這種符號，以思考來適應環境，並一邊對於環境加以變革而持續行動下去。因此，在實用主義的思考背後其實就是存在一種生物進化論的思想。 實用主義是美國人對西歐哲學的反彈而產生出來的思想，這個思想就籠罩美國的學界乃至整個社會，這就使美國人重視科學、反對抽象的形而上學。台灣人應該認真地去了解實用主義，而將之應用在我們所有生活的領域上，去改變我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尤其在學問與政府管理、企業管理乃至各種社會問題方面，更應如此。

  實施陪審可以使檢察官認真辦案，也可以大幅減少冤獄，但這個好處卻也是檢察官們反對陪審制最大的原因。圖為美式陪審團。示意圖／iStock 一、你相信台灣的檢察官嗎？ 許多去過地檢署的人一定會對於檢察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以民調為基礎來看的話，對於檢察系統有好感的人大概不多。陳前總統被特偵組偵查時，特偵組的越方如跑到日本和辜仲亮達成協議要辜做偽證咬死陳水扁，檢察官變成是羅織犯罪的工具。人們說：「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起點幾乎都是從檢察官開始的。如果實施陪審的話，檢察官是否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呢？以下我們就以美國為例加以說明。 二、檢察官有責任證明被告有罪，被告並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 一般人會認為：檢察官透過起訴要證明被告有罪，所以被告與被告的辯護律師要努力證明自己無罪。當然如果能夠這樣是最好的，但是在很多的情況，這是很困難的。檢察官可以實施強制偵查、可以大量動員員警進行偵查、可以利用國家所獨佔的個人資訊與資料庫、檢察官和軍警情治單位可以互相協助，形成一個廣大的偵查網、檢察官有能力可以透過DNA的檢查進行高度的鑑定……。從武器對等的角度來看，被告與其辯護人根本不可能贏過檢察官。 也因為這個緣故，在美國的刑事審理過程中，有一個很清楚的原則，那就是：在審判過程中，檢察官有責任證明被告有罪，被告並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 三、檢察官有義務去證明：犯罪情節沒有合理懷疑的餘地，不然被告就應無罪 因此，律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徹底去戳破檢察官的證明之缺點，使陪審對於檢察官的證明抱持懷疑，律師要傾全力去使陪審對於檢察官的證明產生「合理的懷疑」，並因此使陪審做出無罪的裁決，這樣就可以使被告不會被判罪。 由於這個緣故，檢察官在正式審理的時候，必須要對於陪審所抱持的合理懷疑，以陪審能夠理解的程度去加以破解。檢察官有義務將起訴事實的主要部分證明到「沒有合理懷疑的餘地」。然後陪審須以「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對於檢察官所描述的起訴事實加以認定之後，才能判定被告有罪。檢察官的這個證明就被稱為「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明」（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從相反的角度來說，檢察官的證明如果會讓陪審殘留合理的懷疑時，那麼，陪審對於檢察官所描繪的犯罪情節就不能認定為事實，這個時候，陪審就會認定：檢察官對「沒有合理懷疑的餘地之證明」是失敗的，而要做出無罪裁決。 四、實施陪審，冤獄一定會減少 透過上面的說明，各位應該就可以清楚知道，檢察官要很認真辦案，才有可能使被告被判有罪，但台灣的檢察官目前的辦案，似乎與此相反，只要有一、兩個證據可證明被告與犯罪有關，就任意起訴，讓被告身處痛苦之中，要努力去證明自己的無罪。因此，實施陪審可以使檢察官認真辦案，也可以大幅減少冤獄，但這個好處卻也是檢察官們反對陪審制最大的原因。

  當人民對檢察官、法官不信的時候，可以用陪審來洗刷冤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要在港版國安法把陪審刪除的原因。圖／擷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臉書   一、陪審是洪水猛獸嗎？ 在司法院的眼裡，陪審制好像洪水猛獸。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從制度面與其實際實施的效果來看，陪審的實施可以大幅減輕法官審理的負擔，也可以使檢察官認真辦案。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二、證據公開的程序使檢察官認真 各位或許知道，在美國，犯罪主要由警察偵查，警察把案件移送至檢察官，而由檢察官提起訴訟之後，要在「正式審理前」（pre-trial ）的程序經過「證據公開」（國內與日本稱為「證據開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原則上，證據必須全部公開，舉一例來說，華盛頓州的檢察官有義務公開的證據是：（1）檢察官在審問與正式審理時所想傳喚之人的名字、住所與其筆錄乃至口頭陳述之內容，（2）有共同被告時，這些人的筆錄乃至口頭陳述之內容，（3）鑑定人有關當該案件的報告書等，（4）檢方想要提出於審問或正式審理的書、報紙、文書、相片或有形物，乃至從被告所取得，或其所有之物，（5）對於被告與檢方所欲傳喚之證人，檢察官所掌握的前科與履歷……等。 證據公開程序非常複雜，以上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原則上被告可以就其有利的證據，要求檢察官公開。當然，各位讀者會擔憂兇惡的被告或犯罪集團會利用證據開示對證人不利或藉以製造新證等，這些在美國的訴訟制度都有考慮到，所以法院會按照各別的案件，慎重考慮公開的利益與不利，如果危險是現實存在的話，法官可以例外使之不公開。 三、足夠的證據會讓被告認罪協商 證據開示程序完畢之後，各位就大致可以知道：認真的檢察官所收集的證據等如果很仔細而被告一看就知道自己難逃法網時，那麼被告就會「認罪協商」。但是在證據並不是很充分時，被告就會要求進入正式的審理（trial）。 進入正式審理之後，被告也不一定會要求組成陪審團進行審理，例如被告認為法官值得信賴時，他可以直接請求法官審理而不組成陪審團，這在英文被稱為「Bench Trial 」。 四、陪審是拯救被冤枉的人的最後手段 所以各位應該可以知道，案件是否會進入陪審的關鍵在於檢察官收集的證據等是否足夠。國內的檢察官是否很認真呢？我們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如果檢察官不認真，那麼即使引進國民法官制，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還是會忙的不可開交，國家的資源就真的被糟蹋了。 五、共產黨為何討厭陪審？ 透過上面的介紹，各位應可知道，當人民對檢察官、法官不信的時候，人民是可以用陪審來洗刷冤獄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要在港版國安法把陪審刪除的原因。

  對陳前總統的特赦有很多理由都必須考量，其中陳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就是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除去媒體這種負面因素不必太在意之外，對陳前總統加以特赦其實是合乎許多國家的特赦理由，問題就在於民進黨要如何去論述才是重點。示意圖／張家銘（資料照） 一、一篇誤導民眾的評論 拜讀自由時報（8月7日）王先生所寫的鏗鏘集「讓陳師孟去查」，頗多感觸，覺得這篇文章有些論調無法苟同，顯有加以討論的必要。王先生的意思是說：要打破陳前總統的現狀，有四種可能：特赦、抓回去關、恢復審判、讓陳師孟去調查司法不公。他認為扁迷的特赦要求只是選擇對他們最省事的方式，但給人得寸進尺，找錯對象（的印象），因此最具正當性的是維持現狀，讓陳師孟去調查司法不公，而不是特赦。 二、與全斗煥相比，陳前總統的錯比屠殺還重嗎？ 各位應該還記得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當中，為了鎮壓要求實施民主的學生，派遣陸軍的特殊部隊壓境，結果，造成154位學生與民眾死亡，受傷者達3028人。在退任之後，他被追訴，而被判死刑。2013年，韓國通過「全斗煥追徵法」，對全斗煥家族的貪瀆斂財行為，進行強制偵查，並於9月10日就其追徵金未繳納的部分1672億韓寰完成追繳。然而，在金泳三的時代，他被減刑後特赦。 又盧泰愚曾在第九師團擔任陸軍上將，他與全斗煥就發動肅軍政變，奪取政權。他在1988年2月25日擔任第13屆總統，在1993年退任。於1995年，他因為隱蔽政治資金被發覺，於是被拘禁起來，更由於金泳三指示重新偵查光州事件與肅軍政變，因而他在1997年4月17日被韓國最高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7年，並追徵2688億韓寰，但在12月就被特赦。 請問陳前總統在其任內，有利用其職權殺人嗎？即使我們認定陳前總統有貪汙7億元的新台幣，請問這7億有比全斗煥與盧泰愚貪瀆獲得的多嗎？事實上，與曾被赦免的政治人物相比，陳前總統可是功大於過。 三、令人慘不忍睹的獄中折磨 陳前總統自2008年11月12日起首次被羈押，到後來第一個有罪判決之間，都被關在土城看守所，直到2013年4月19日才移到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他被關在小小的牢房中，一切都暴露在國民黨的監視之中，受盡侮辱，在這之間，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但陳前總統的身體每況愈下，明眼人一看也知道陳前總統在獄中被做了手腳，而統派媒體也無所不盡其極地在電視乃至各種媒體極盡能事地侮蔑、嘲弄他。這使得大家覺得：陳前總統即使有錯，也已受夠，還有必要再凌虐他嗎？我還很清楚記得的是：當時王作榮就呼籲馬前總統特赦他，表示這樣對待陳前總統已經夠了。 扁案明顯有政治因素介入 四、陳前總統刑案之真相，不是藍軍片面之詞就可被判定 陳前總統的律師曾說過，如果沒有政治因素，陳前總統的案子應該都是無罪的。就這一點，如果我們相信專業的話，那就表示事實的真相還有得挖。而且，從紅杉軍的示威到陳前總統後來的判刑、監禁以及媒體的炒作來看，讓人們越發覺得這是有計畫的政變，要搞垮民進黨與對陳前總統進行政治報復。也因此，如果說陳前總統是因為貪瀆而被判刑、入監，那恐怕有很多討論的空間，這件事已經變成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一天應該會水落石出。要抓住真相，那就公平調查，但問題是誰在擋調查呢？ 五、是誰在檔司法真相的揭發？ （一）被滲透的新潮流對民進黨進行政變 事實上，很多人看到陳前總統從卸下總統職位後沒多久，就被扣上手銬，直覺上就認為這是政治迫害，很多人都想藉著小英當選總統與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對司法展開轉型正義，對於從事偵查的檢察官與執司審判的法官進行調查，以使扁案的真相大白。但是真正在擋調查的正其實是新潮流。事實上，我早在其他的文章（當新的國民黨取代舊的國民黨時，台灣應該怎麼走下去呢?）中，就已寫過新潮流早就被滲透，而在陳前總統任內，拿著綠旗反陳水扁的，正是新潮流。各位或許還記得，新潮流是最早敢公開主張台獨的派系，但是沒幾年就變了調。 其實，一個有思想、有主張的人，在面對局勢的變化時，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戰術，以使新的戰術能夠去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但是我們實在沒辦法想像一個派系竟然是把自己的戰略目標改變，而使自己180度轉變，讓今天的自己否認昨天的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在我長期的觀察中，正因為新潮流在民主集中制之下，採取集體領導，所以只要掌控決策會議=政協會議，就能夠掌握新潮流，進而影響民進黨。在1990年之後，新潮流表面上是以務實為導向，但如深入調查，顯然務實只是表面的話，其實那個年代，我們早已聽說：某要員在中國被設計，在聲色場合被全套錄影，他在北京賺了大錢，又某要員拋棄自己的糟糠之妻，娶了一個外省美嬌娘，常常往中國跑……。 顯然地，新系被滲透之後，透過女人與金錢就可以掌握少數的政協，進而改變派系的走向。各位再想一想，陳前總統在任時，新潮流掌握了1/3的位置，他們積極推動對中國的開放政策，與蘇貞昌形成蘇新同盟，又他們故意把國務機要費一案向媒體暴露，藉機批判陳前總統偏向所謂的深綠路線與深綠政策……，這種作法從現在來看，其實就是對民進黨的政變，當時被稱為十一寇的段宜康、洪奇昌、李文忠以及郭正亮、沈富雄等人的內鬥內行就與紅杉軍的倒扁運動相呼應，而這正是使民進黨選舉大敗的主因。從現在回想起來，儘管他們當時都把敗選的責任推給陳前總統，但是有人會斬自己的手腳而寧可把政權送給國民黨的嗎?你會相信他們跟你是同志嗎？ 也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當時，新潮流其實是與藍軍、中國勾結，要徹底打跨陳前總統與民進黨的派系。 （二）新潮流擋調查，不是陳教授一個人在兩年內可查完 《新潮流是中國派在民進黨內部與中國裡應外合的派系》的這個看法，從陳前總統的特赦案即可看出。蔡總統上任時，她所主張的司法改革獲得多少人的支持，從選舉的過程即可清楚知悉。但問題就在於蔡總統被新系包圍，被拖著鼻子走，找一個邱太三當法務部長，根本是在討好檢察官，找一個許宗力，根本是在討好法官，陳師孟說要對檢察官、法官進行調查，他們馬上反對，請問，在這種情況之下，可能對扁案的偵查、審判過程順利進行調查嗎？其實，蔡總統做了不少改革，可是民調卻不高，真正的原因之一就是她任由邱太三、許宗力包庇司法界，讓人們覺得民進黨想要控制司法，對付異己，其實，真正能控制司法界與情治單位的就是新潮流，蔡總統是自己背了黑鍋還不自知。 陳師孟教授說：透過監察院可以抓出司法界的害蟲，可是就在只剩兩年的任期才被提名、就任，就連調查慶啟人的案件馬上被藍軍幹掉，而移轉給國民黨的監委調查。其實剩下兩年才讓陳教授當監委，擺明的就是叫他不要查。 讓案子懸在半空中是對扁最大折磨 六、讓陳總統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是很殘忍的 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又不真正推動司法轉型正義，其實就好像判陳前總統死刑而不執行一般，這是非常不人道的。其實，新潮流的鬥爭就是要把陳前總統吊在半空中，隨時可以要脅陳總統說要隨時進行審判，用此來嚇陳前總統，邱太三多次恐嚇陳前總統，其實就是這種作法的顯現。從人道的立場來看，要的話，就讓陳前總統像全斗煥與盧泰愚一樣，可獲得自由，不然，就全部審判完，再做特赦，這種作法，其實讓人們反而會感覺到：是民進黨在對陳前總統進行政治迫害，而且這個迫害就是讓陳前總統生不如死。請問世界上有這種半吊子的釋放法嗎？ 七、以保外就醫來維持原狀是破壞法治的不良示範 其實，蔡總統與新潮流在陳前總統的特赦案上，犯了一個最不好的示範。為什麼我會這麼說？使陳前總統維持現狀，會使人民覺得執政者可隨時把陳前總統抓進牢房，只要說保外就醫的理由沒有了，就可以抓他，也可以暗中不斷放話，說陳前總統裝病，但又不讓他像被特赦者一般可以完全自由。而如果陳前總統要求特赦，馬上又可以說他貪得無饜。 法律的一個特點就是安定性，如果陳前總統的案子在處理上本來就應該讓他自由的話，那就應該想辦法去修改法律，以使這個案件早日解決才對。但或許民進黨內的中國人對於堅持本土立場的總統很痛恨的緣故，所以就用這種方法來慢慢折磨陳前總統。 八、陳前總統絕對有特赦的理由 韓國的SK集團的會長崔泰源因為經濟犯罪被判刑，後來被朴槿惠總統特赦，其理由是他在經濟上對國家有貢獻。其實對陳前總統的特赦有很多理由都必須考量，其中陳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就是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更且，台灣的媒體親中、泛藍居多，陳前總統堅持自己的台灣主體立場，這本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照理說，敵人也應該敬畏陳前總統三分才對，只是台灣的這群中國人沒有這種修養，所以對陳前總統總是帶著恨意而對他謾罵。如果只以他們的聲音為首要考量因素的話，那民進黨以後不要推出總統候選人，民意一定最高。除去媒體這種負面因素不必太在意之外，對陳前總統加以特赦其實是合乎許多國家的特赦理由。問題就在於民進黨要如何去論述才是重點。

  孫中山晚年照（1924年），被引用在新台幣100圓紙鈔上。圖／取自維基百科 一、孫文的特色=纏繞在軍閥周邊的革命家 （一）孫文的特色 孫文一生有許多的特色，其中之一的特色是：他是一個為了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的運動家。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卻想把他所沒有的國家財產當做抵押品向外國借款。他雖是革命家，卻屢屢跟軍閥連手，而他很矛盾的是：為了打倒軍閥，卻與軍閥合作。有關前半的部分，作者已經在民報2018年3月的專欄「怎樣處理與孫文有關的銅像與中山路？」一文中有所敘述，本文主要處理的是孫文與軍閥之間的關係。 （二）何謂軍閥？ 袁世凱在1916年6月去逝之後，首次由中國人民選出來的國會，不只是沒有走上正常而實施民主，反而中國政治所展開出來的現象是《軍閥的統治》與《為了搶奪統治權而由軍閥所展開的混戰》。袁世凱的過世使中國進入了軍閥時代。因為1928年蔣介石進行北伐獲得勝利而使北京政府崩潰時，軍閥時代結束。不過，即使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軍事抗爭仍然持續發生，所以也有人將之稱為「新軍閥混戰」。但是，與孫文有關的主要是1916年至1928年的軍閥時代。 那麼，什麼是軍閥呢？其實對於軍閥的定義相當分岐，但是如果將主要的歷史論述加以整理的話，軍閥可大致定義如下： 1. 從歷史來看，軍閥是傳襲清末被組織起來的北洋軍隊的近代軍事集團， 2. 從經濟上來看，軍閥與地主階級有很深的關聯，其封建性格很濃厚， 3. 從國際政治來看，軍閥透過與帝國主義的結合並透過帝國主義的援助，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4. 從中國國內來看，中央政府對軍閥的統治力量很薄弱，軍事費用是由軍閥自   己籌措，其獨立性很強， 5. 軍閥的國家防衛意識很薄弱，其軍隊可以說是軍人對個人領袖盡忠義的私兵集團。 （三）軍閥時代的簡史 從1916年到1928年之間，大小的軍閥割據中國各地，彼此互爭地盤，展開混戰，另一方面，位居中央政府的北京政府是由獲得勝利的大軍閥來統治。當時統治中國而以合法的正統地位君臨於中國的就是北京政府。如果從袁世凱算起，掌控北京政府的實力者，可臚列如下表： 1912.3-1916.6 袁世凱（臨時大總統、大總統、皇帝）   1916.7-1917.7 黎元洪（大總統） 1916.6-1917.段祺瑞（國務總理） 1917.8-1918.10 1917.8-1918.10 馮國璋（大總統） 1917.7-1917.11段祺瑞（國務總理） 1918.3-1918.10段祺瑞（國務總理） 1918.10-1922.6 徐世昌（大總統）   1922.6-1923.6 黎元洪（大總統）   1923.10-1924.11 曹錕（大總統）   1924.11-1926.4  段祺瑞（臨時執政）   1927.6-1928.6 張作霖（大元帥）     在軍閥時代中，有幾位重要的人物，這幾位是：1. 安徽派軍閥段祺瑞，2. 直隸派軍閥曹錕，3. 奉天派軍閥張作霖。 二、孫文與軍閥的關係 （一）二次革命 當宋教仁於1913年被暗殺，而袁世凱立刻罷黜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革命派的都督時，就爆發了第二次革命。但是二次革命的目標不足以號召全國，各省的獨立軍很快就潰敗下來，孫文就亡命日本。 （二）第一次護法運動 1. 段祺瑞的時代來臨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成為國務總理，他與大總統黎元洪對立，是為「府院之爭」。當時對於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黎元洪與段祺瑞互相對立，黎元洪於是將段棋瑞的總理職位加以解任。段祺瑞就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參謀部」，在段的指使之下，安徽、河南、山東、奉天、陝西、浙江、直隸等省的督軍相繼宣布獨立，而張作霖與曹錕等也宣布獨立。陷入困境的黎元洪就把安徽都督張勳叫到北京，但是張勳在1917年7月1日擁立廢帝溥儀而宣告清朝復活。擁兵三萬的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的名號攻進北京，趕走張勳的軍隊。張勳復辟失敗，結果，府院之爭由段祺瑞勝出，段祺瑞的天下來臨。 2. 孫文與陸榮廷、唐繼堯等軍閥合作 段祺瑞擊敗張勳的復辟之後，再度擔任總理，但是他拒絕恢復舊的約法。孫文反對段祺瑞，於是他與雲南.廣西的軍閥合作，並與南下廣州的部分的舊國會議員一起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在廣東建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自己擔任大元帥。7月25日，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了國會非常會議，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9月1日，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選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於是，中國分裂為南北兩個政府，南北的對立正式展開。 3. 被陸榮廷、唐繼堯排斥的孫文 但是，陸榮廷與唐繼堯始終不接受元帥的新職。在護法軍政府成立之後，陸榮廷與唐繼堯等就不贊成孫文以武力對抗北方，而醞釀西南各省聯合會，希望與北方議和。4月10日，羅家衡等人在國會非常會議提出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將元帥制改為多總裁制，至5月4日獲得通過。國會非常會議選出包含孫文、陸榮廷、唐繼堯在內的七位總裁，8月15日、24日，陸榮廷、唐繼堯先後通電擁護岑春煊為主席總裁，5月21日，岑就職，孫文被排擠而於當日離開廣東。孫文所建立的護法軍政府先後僅8個月。 4. 與虎謀皮的孫文 事實上，孫文希望借陸榮廷的力量護法，而陸榮廷盤算的是借孫文的護法來抵制北洋政府對其「廣西王」地位的削弱。因此這場護法運動自然只會走上失敗。當孫文看到各地軍閥都只維護自己利益時，就曾說：「南與北為一丘之貉。」 至於唐繼堯兩次擁護孫文的護法革命，然後又兩次親手斷送了孫文的護法革命，第一次是他與岑春煊、陸榮廷合作，操縱非常國會罷免孫文的大元帥，實施七總裁制；而第二次是與陳炯明合作，趕走孫文，炮轟永豐艦，消滅顧品珍。 （三）第二次護法運動 1. 孫文對陸榮廷的報復 護法軍政府崩潰之後，孫文意圖再起。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陳炯明成功擊退盤踞在廣州一帶的桂系、滇系軍閥，10月岑春煊下野，11月桂軍被趕出廣東退到廣西。於是孫文在陳炯明的幫助之下，回到廣州。在1921年時，國會非常會議取消軍政府，選孫文為大總統，開始第二次護法運動。當年年6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發動粵桂戰爭，攻進廣西，把陸榮廷趕到越南。 2. 與陳炯明的翻臉 1922年夏天，孫文從廣西回到廣東。4月，孫文執意要進行北伐，陳炯明無法接受孫文的條件，就被孫文罷黜。4月21日，孫文裁撤陳炯明的援桂總司令一職，。同日，廣東省省政府免去陳炯明廣東省省長一職，任命伍廷芳接任。於是在6月16日時，陳炯明的部下葉舉就在通知孫文之後，出兵圍攻總統府，鳴炮警示孫文要離開廣東，而陳炯明率部隊佔據廣州城。孫文轉移到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還擊，轟炸廣州後離開廣東。 3. 孫文的合縱連橫=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 事實上，孫文與陳炯明翻臉的原因是孫文要與張作霖以及安段祺瑞合作形成打倒直隸派軍閥曹錕的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聯盟，然後出師北伐，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而陳炯明則是要推動聯省自治運動，兩人互相對立。 那麼，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是怎麼形成的呢？吾人可簡述如下：1920年7月，「安直戰爭」爆發，得到奉天派張作霖支持的曹錕獲勝，北京成為曹錕的直隸派的天下，然而，直隸派與奉天派又跟著對立，於1922年爆發「直奉戰爭」，張作霖失敗，結果北京成為曹錕的天下，並於1923年9月透過賄選當選大總統。 這個時候，張作霖圖謀再起，就與段祺瑞的安徽派軍閥（例如浙江都督盧永祥）與廣東軍政府的孫文合作，組成「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但是這個策略因為陳炯明的反叛而使得孫文的北伐出師遭受挫折。但是孫文在死之前，他始終沒有放棄這個構想。 （四）第三次廣東軍政府 從1922年12月起，支持孫文的各種軍隊就展開討伐陳炯明的戰爭，而於12月15日進入廣州，這些都是孫文的軍隊所發動的戰爭，但是都沒有辦法把陳炯明與趙恆惕完全殲滅。事實上，在第二次護法之後，孫文開始考慮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當奪取廣東政府的陳炯明被逐出廣州之後，孫文就在1923年返回廣東，他在與共產國際合作之下，將大本營遷回廣州，當年3月在廣東建立了軍政府。 1. 軍政府的支持力量——小軍閥 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的時候，支持廣東軍政府的軍事力的是從廣東省以外的省分跑到廣州的客軍（小規模軍隊）。劉震寰的廣西軍（兵1000人）、楊希閔的雲南軍（兵12000）、譚延闓的湖南軍（兵20000）、樊鍾秀的河南軍（兵1000）等是這些客軍的代表。這些軍閥並不是什麼像樣的軍閥，而是因為廣州的經濟力較為豐富，為了籌措軍事費用而來幫忙孫文。這些人未必是贊成孫文的革命思想而加入孫文的陣營。因此，孫文一死，楊希閔與劉震寰兩軍就叛變。 2. 維持不變的構想=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 當第三次的廣東軍政府成立時，孫文還是想要重新建構「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以尋找北伐出師的機會。1924年9月，這個機會到來了。直隸派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與安徽派軍閥浙江督軍盧永祥的江浙戰爭成為導火線，引爆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於是孫文立刻與張作霖、盧永祥合作，開始做北伐的準時，他的全國統一戰爭史觀就是《一邊利用軍閥的相互牽制，一邊追逐天下的統一》。 3. 無法插進軍閥政治的宿命 孫文雖然發布了「北伐宣言」，但是因為廣州的廣東商團軍叛亂等因素，使得出征大費周章，此時直隸派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發起北京政黨把曹錕軟禁起來，曹錕下野，馮玉祥就稱自己的軍隊為國民軍，對於孫文的國民黨採取合作的態勢，他在推倒曹錕之後，邀請孫文北上共商國是。當時，馮玉祥與張作霖等協商，把下野的段祺瑞叫回北京，但由於無法組織正式政府，段就組織了「臨時執政府」，而成為「臨時執政」。於此可看出反直隸派的三角軍事同盟的構想是發揮了效果，而使得直隸派的天下告終，但是並沒有孫文插手的餘地。孫文只能被叫到北京就善後的對策加以協商，但不久就病逝於北京 （五）要搖尾巴的狗反而被尾巴搖 孫文所追求的統一夢其實是從革命的據點=廣東組織北伐革命軍，而在北伐過程，驅逐地方割據的軍閥勢力，而在最後打倒北京政府，統一全國，以建立孫文的國民黨政權。他的一貫作法就是與軍閥合作來翻轉軍閥政治，他的這種戰略是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時所倡導的國民革命矛盾的，國民黨反而是因為孫文的過世，而保持了革命的純粹性，如此才能一邊驅逐割據地方的軍閥勢力，而於最後打倒北京政府，統一全國。 三、共產黨對孫文的批判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法國租界召開創黨大會，在這個大會當中，通過了「綱領」與「決議」。在綱領中，中國共產黨宣言：革命軍隊必須和無產階級一起打倒資產階級政權，要支援勞工階級，立刻消滅社會階級。對於和其他政黨的關係，則做了如下的決議：黨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於實施社會革命，中國共產黨要和《黃色知識分子》以及《和黃色知識分子相近的其他黨派》徹底切斷一切的合作。……對於其他政黨，要採取獨立、攻擊的政策。……我們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只維持無產階級的利益，不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的關係。 在這裡所強調的「其他黨派」其實就是指「自認自己是中國革命主角的孫文的國民黨」。當時，在大會上，有討論了要如何處理與孫文的關係，因此，上述的決議其實是與孫文革命的訣別宣言。這個決議所強調的就是：孫文一邊與軍閥合作，一邊對抗其他軍閥，而共產黨要與《孫文所玩的這種政治遊戲》告別。從當時中國混亂的情況來看，中國共產黨是一針見血地看清孫文的本質性作法。 四、狗急跳牆、害死中國的孫文 向來傾共的中國研究者都會認為國共合作是孫文路線的轉換，認為他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清算過去的自己，認識到勞工農民在革命上所具有的意義，因而對社會主義產生共鳴。 但是如果從孫文現實的政治處境來看的話，其真相是：孫文因為陳炯明在1922年6月的反叛，喪失了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因此陷入了困境，對於當時的他來說，要從這個困境爬起來所剩下的唯一道路是國共合作。這如果從國共合作的前後來看，吾人即可清楚知悉：1921年，孫文在桂林與馬林見面當時，孫文對於俄國革命之後，列寧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Novaya Ekonomicheskaya Politika）是抱持著興趣，但他並沒想到與蘇聯直接合作。但是當孫文喪失了廣東時，為了在廣東重建革命的根據地，而且為了充實軍事力量以進行北伐，他就痛感共產國家=蘇聯的援助是有必要的，於是孫文就對蘇聯具體提出許多軍事援助的要求，而蘇聯也很快就給與回應。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國共合作所以能夠成功完全繫於孫文一個人，也因為這個緣故，當孫文死後，中國就因為國共的分裂而成為兩黨火拼的歷史。 五、孫文的真面目 孫文其實並不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革命家，他所組成的革命黨其實是鬆散的組織，他沒有辦法靠自己的能力與智慧去建立自己的軍隊，更沒有所謂的戰略與戰術，所以他所推動的11次的革命是失敗的，武昌起義並不是孫文的革命黨人所掀起的，而是清廷的新軍在突發的狀況下所促成的。而在此後的革命當中，孫文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軍隊，所以只能靠軍閥的軍隊來推動自己的革命事業，在與軍閥的互動當中，可以看得出他無法成為一個為眾所臣服的領袖，反而常與軍閥翻臉。從他為了與國際共產=蘇聯合作，而講解了毛澤東將之稱為新三民主義的思想，這也顯示出他沒有一個清楚的理念，常常會為了達成當前的目的，可以隨時加插新的理念與主張。其實，孫文的三民主義是一個大雜燴，並沒有所謂的體系性與一貫性，他的思想包含了馬列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與由來於儒家的理念，而所以會如此，就反映出他的思想是為了達成目的的手段，是為了招攬革命同志，而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特色存在。 六、台灣還需要有孫文的紀念遺物嗎？ 國內到處有中山路，許多學校的名字叫中山，因為國民黨的決議，台灣人要把孫文稱為國父，也有許多孫文的銅像，但是與孫文有直接關係的人，在國內，大概只有外省第一代，而孫文的真相如果經過解構以後，是如此不堪的話，那我們是否應該就讓孫文成為真正的歷史人物，而不要老是讓他陰魂不散地纏繞這我們？

  挺管者在台大傅鐘下靜坐，台大前校長李嗣涔還說出不倫不類的話，說：五四運動是100年前的事，如今又來一次，今天的政府比軍閥還不如。圖／張家銘 一、管中閔案拉開了學界的黑暗面 教育部決定，要求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重新遴選台大校長，演變成「拔管」、「挺管」的爭議，結果在「五四運動」99週年的紀念日上，挺管者硬把挺管與五四運動胡亂扯在一起，發起「新五四運動」，其訴求是要捍衛「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牛頭不對馬嘴。 挺管者在台大傅鐘下靜坐，台大前校長李嗣涔還說出不倫不類的話，說：五四運動是100年前的事，如今又來一次，今天的政府比軍閥還不如。而整個活動後來跑來了馬英九、洪秀柱與李鴻源等人，於是一場在表面上是爭取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運動，終於慢慢揭開了真面目，也就是：一群假借大學自治之名，而展開挺管私利的學界人士，其實就是學界中的藍色力量，他們長期以來不必受到人民的監督，並且在學術自由這個保護傘的庇護之下，在大學形成了一股「本土勢力難以進入的龐大支配勢力」，他們不必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所以他們就成了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最強烈者，而他們對於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具有很深的敵意，也因此他們與中國密切來往，甚至不惜出賣台灣的反動傾向就特別清楚。 如果用一句不好聽的話來說，學界裡，國民黨的反動餘孽最多，而在會出賣台灣的人當中，這些穿著學術外衣的國民黨餘孽也最多。也因此，在這個時候，這些挺管人士提出所謂「新五四運動」實在是對99年前在中國發起的五四運動的莫大侮辱。因為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都不曾將五四運動的思想，加以發揚光大，甚至是反其道而行。 反倒是台灣的民主運動，使五四運動的主張得以部分落實，更且因為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使國民黨受到逆向的民主洗禮，這是在台中國人要感謝台灣人的地方，只不過這群中國人，不但不會感謝，反而對台灣的民主深惡痛絕，因為台灣的民主，剝奪了他們做為殖民者原有的特權地位。 二、五四運動 各位都知道五四運動的核心價值就是「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但是這個五四運動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改變成有自覺意識的公民。 ※五四運動產生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是兼具中國式革命與西歐式革命性格的革命 1919年所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與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著密切的關係。辛亥革命其實是兼具中國式的革命與西歐式的革命（Revolution）的革命，而這個革命的性格就使中國的前途走向複雜化。 因為中國傳統的革命是王朝的更替，或是打破異民族統治的「光復」革命。向來推動革命的主體，是以皇帝為頂峰的士大夫階級，而大眾則是被排除於其外，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中國的革命總是「英雄的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 但是近代西歐革命的主體是在理念上，具有自覺意識的市民（法文：bourgeois或是citoiyen），因此他們的革命就被稱為「市民革命」。在經濟上抬頭的市民階級，因為在政治上的自覺而使得市民革命誕生。市民革命的展開，固然因為國家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但市民革命會產生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市民意識的改變，這個市民革命，就以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為支撐點，而建立起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體制。 2、必須將中國的「老百姓」轉換成西歐的市民 假如要把西歐革命的成果，帶進至中國革命的傳統土壤當中，那麼不只是要改變政治制度，更必須要把在政治上被排除的民眾，引導至政治當中。因為這個緣故，就有必要使沒有自覺的大眾覺醒，把大眾培養成具有國民意識的國民。換句話說，必須把中國的「老百姓」轉換成西歐的「市民」（Citizen）。 而從1915年起開始扛起這種要「塑造中國民眾為市民」的任務的，就是以陳獨秀、胡適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他們的課題就是要將「被孔教傳統束縛的個人」解放出來，這種解放不是透過皇帝的革命所帶來的「天下之解放」，而是個人的解放，是國民意識的改變，是思想革命。 3、從新青年引爆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在1915年發行了《青年雜誌》（隔年改為「新青年」），這給當時的知識青年很強烈的衝擊，於是這個雜誌就一個接一個發表了許多嶄新的主張，於是以民主及科學為口號的新文化運動，就轟轟烈烈地展開。 當時，陳獨秀發表了許多的啟蒙論文，此外，在「新青年」投稿的人有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吳虞等人，他們就成為領導中國思想界的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性格可以簡約成「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這兩個字，而如果加上「打倒孔家店」來說明新文化運動，則可更清楚其內涵。 4、新文化運動的結構 如果我們用三段論法，將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結構，加以說明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做如下的敘述： （1）要把傳統的中國社會改變成新的近代社會，只靠政治的改變是不夠的，必須要從根本上將國民的意識，加以改變【思想革命】。 （2）但是，中國的國民意識被「有利於皇帝專制的傳統=孔教（儒教）思想」所毒害，使得「要創造出近代社會，所必要的個人主體性」無法確立【打倒孔教】。 （3）為了要使國民意識從儒教的束縛當中，解放出來，要導入以「民主與科學」為基礎的西歐啟蒙思想，並透過這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思想」，來打破中國的封建思想【啟蒙思想的導入】。 換句話說，這個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humanism）革命，要透過「對個人與人權加以尊重的西歐思想」去取回「因為儒家的秩序觀、價值觀而喪失的每一個人的人性」。換句話說，這是要把人從「人吃人的儒教」當中救出，因此，這個運動的主角，是啟蒙思想家的孟德斯鳩、洛克、盧梭，這個文化運動，是要以西歐思想為武器，對儒家的優勢展開思想上的攻擊。 5、攻擊儒家的三綱五常，建立新社會—歐化的理論 在新文化運動當中，這些旗手們攻擊儒家的三綱五常，陳獨秀把儒教稱作是「失去靈魂的偶像、過去的化石」。他們批判：在儒教的三綱五常之下，為人之子者、為人之妻者，失去個人獨立的人格，也沒有個人獨立的財產。而新的社會是以個人人格之獨立、與個人的財產權之獨立為前提，新社會所追求的是擁護個人的自由、權利與幸福；思想言論自由是謀求個性的發展，在法律之前，個人是平等的；個人的自由丶權利被記載於憲章當中，即使是國法，也不能加以剝奪，這就是人權。要實現這個新社會，就必須導入西洋式的新社會、新國家的基礎，亦即人權平等的新信仰。像這樣子，以西歐的民主主義，來驅逐中國的傳統思想，正是五四運動的最大特色。 三、侮辱五四運動的新五四運動 各位年輕人或許不知道，我個人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國民黨在台大設了一個「孔知忠辦公室」，處理學生黨員的事務，國民黨在校園內公然活動和教官聯手逼學生入黨，國民黨的小組會議與黨員活動，都是借學校的教室來舉辦，甚至在政治力的介入之下，台大設立了三民主義研究所，要使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滲透至校園內，要把三民主義學術化，即1974年起在台大設「三民主義研究所」，培養許多國民黨在學術界的打手。學校的用人是近親繁殖，許多系的教授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親藍色彩，有很多在海外讀書時，都當過職業學生，而像政治系就是最典型的藍色陣營，具有獨派色彩的教授，很難進入政治系等藍營色彩濃厚的學系。 要升等的人，要被這些人擺佈，要申請科技部的計畫，要被這些人審查。政黨雖然因為民主的發展已退出了學校，但這一群藍色的教授，在大學內卻仍是耀武揚威。這群人講大學自主，其實就是要保護他們在大學內的特權，這種講特權的人，根本就是國民黨殘害人權與大學自治的幫兇，現在居然還敢倡導新五四運動，如果用台灣的俗語來講，這群人是打人喊救人，「賊比人卡惡」。 倒是我們台灣人，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外國人的客座教授，是不可能在國內主張大學自治的，但是藍營的教授們，表面上是本國人，但他們卻是敵視台灣，其賣台的傾向最強，是比外國人更可怕的敵國之民，我們是否還要讓他們繼續掌握台灣的學術界呢？讓學術界與台灣社會具有同質性，是我們接下來要努力的目標。

  法務部長邱太三在2月22日出席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被立委問到對監委陳師孟調查檢察官編導「諷扁行動劇」一事的看法。邱太三說，尊重監委職權，但行動劇跟違法失職沒有任何的關聯。圖／張家銘攝，資料照 一、陳師孟監委的調查 2009年法務部與司法院合辦司法節慶祝活動，法官、檢察官演出舞台劇，有人模仿陳水扁收押的場景，高喊司法迫害、法警打人。當時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孔傑榮表示這是不可思議的，而經濟學人雜誌也評論該事件很可恥。 而新科監察委員陳師孟於2018年2月21日表示將就此案進行約詢調查。 二、邱太三的回應 法務部長邱太三在2月22日出席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被立委問到對監委陳師孟調查檢察官編導「諷扁行動劇」一事的看法。邱太三說，尊重監委職權，但行動劇跟違法失職沒有任何的關聯。他說：節目的內容可受公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但行動劇跟違法失職沒有任何的關聯。 三、慶啟人的回應 2月21日當天，北檢主任檢察官慶啟人回應：檢察官模仿陳水扁主動對媒體高舉上銬的雙手，只是表達檢察官辦案「不畏特權」，什麼都可以辦，而法院則是依證據來認定是否有罪；若約談，會前去澄清說明。她說：2009年司法節的活動是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請北檢前檢察長林玲玉策畫表演活動，林玲玉請她負責聯繫，主題是凸顯檢察官對社會的貢獻。之後大家集思廣義，設定打擊詐欺集團、打擊黑心食品和打擊貪官汙吏等劇碼，「但沒劇本、也沒台詞」，她聯繫完畢，就由檢察官各自發揮。 四、邱太三在包庇違法失職的檢察官 面對上面這些回答，其實我個人可以歸結出：邱太三是在包庇檢察官的違法失職行為，我也實在無法了解一個懂得刑事訴訟法的司法主管，會做出上述這樣的回答。其實，在刑事訴訟法當中，我們可以將檢察官應有的倫理歸納出來，而國際會議與許多先進國家，也都有訂定檢察官應有的倫理規範。 五、慶啟人坦承檢察官模仿陳前總統 其實在慶啟人的回答中，已經很明顯地表示出：檢察官模仿陳水扁主動對媒體高舉上銬的雙手，只是表達檢察官辦案「不畏特權」，什麼都可以辦。她的話所透露的消息是檢察官確實是模仿陳前總統，只不過她辯駁的是她們的動機是要表達不畏特權，但這反而顯示出這個姓慶的是在顛倒是非，請問：陳總統卸任後，已經沒有刑事豁免權，他何來特權？他如果有特權，又怎麼會在卸任後，沒多久就被馬英九的馬前卒，在開庭時逮捕，用手銬銬起來呢？這就是檢察官的答辯嗎？ 那麼，這些檢察官可能有怎樣的違法失職呢？ 六、檢察官應有的倫理規範已是世界共識 各位是否知道聯合國在1990年的犯罪防止會議上通過「檢察官角色指針」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而國際檢察官協會，也在1999年通過「檢察官職責之標準與基本權利義務之聲明」，而在２009年的時候，第３屆世界檢察總長高峰會，也在最終報告「結論與建議」當中，推薦（commends）上述的声明。而美國的美國律師協會很早即已通過「檢察官偵查基準」（Standards on Prosecutorial Investigations）。 七、基本的檢察官倫理 日本根據這些國際標準，與許多國家的檢察官倫理基準，與其最高法院的判例，提出了檢察權之公正行使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 1、檢察官必須尊重人格的尊嚴與人權。 2、檢察官並不是為了特定的政府機關與被害人，而是為了公重的利益而履行其職務。 3、檢察官必須守護被告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 4、檢察官的職責並不是在追求有罪，而是追求正義。 5、檢察官不能做出使人會任意抱持懷疑的調查，如果知道有這樣的情況時，必須立刻中止。 6、不論對被告有利或不利，檢察官必須公開其資訊或證據。 7、檢察官對於犯罪的成立，認為有合理的懷疑時，必須立刻中止其程序，並採取應有之措施，例如撤銷公訴之提起等。 8、檢察官必須努力於獲取更高的見地與專業的技倆。 八、全世界的檢察官都知道倫理準則，邱太三不知道嗎？ 我實在搞不懂，陳前總統在未判決定讞之前，即使檢察官提起公訴，他還是被推定為無罪之人，依照上述的檢察官倫理準則來看，檢察官不能做出將被告當做有罪之人的行為來對待，更不能做出使人懷疑陳前總統是罪犯的舉動，而且必須尊重人格的尊嚴與人權，但這些基本倫理在舞台劇中全部被摧毀。 按照邱太三的說法，如果這只是可以公評的行動劇，但是跟違法失職沒有任何的關聯的話，那麼以後任何被告，都可以由檢察官以肢體語言加以侮辱羞蔑，而這也只不過是可公評之事情而已，如此一來，任何人被檢察官糟蹋就是理所當然的，糟蹋被告也就變成是檢察官的權利。邱太三啊！你這不是在鼓勵檢察官以公然的肢體語言來侮辱民眾嗎？你這樣的人還有什麼資格當法務部長呢？ 其實參與行動劇的檢察官們，都已構成刑法309條的公然侮辱罪，邱太三你怎麼可以說行動劇跟違法失職沒有任何的關聯呢？其實，我們鼓勵陳前總統趕快對行動劇之一干人犯提出告訴，而姓邱的你如果真的有法律知識的話，你早就應該啟動行政調查，將違法失職的檢察官移送懲戒，並送檢察署偵辦，這才是盡你做為法務部長的職責。但是你顯然是在縱放罪犯，所以你正是應該依監察法移送彈劾的對象。 九、邱太三談話的真正意圖 其實，姓邱的作為讓人們看得出來的是：他寧可破壞體制，也要保護犯案的檢察官，這反而讓人們可以更清楚看見其背後的動機。事實上，陳前總統被羈押之後，他所受到的不人道待遇，是完全違反人權的作法，在整個審判過程，乃至入監服刑的過程之中，人們一看也知道是馬英九這批人對他的報復。 我想把陳前總統被司法迫害的經過稱之為是「第二次的228」。因為，馬英九們是透過對陳前總統的侮辱，要來侮辱台灣人，馬英九的動作，就是打你的爸爸給你們這些兒子看，因為你們支持了一個搶奪我們江山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就透過對陳前總統的羞辱，來羞辱台灣人。然而，站在公共事務的立場來看，一個政黨對於這種違反人權的作法，照道理講，是應該要站出來表達反對與關切的立場才對。或許當時的小英主席怕被扯上支持貪瀆之名而沒有發聲，但這反而會建立了一個慣例，那就是讓執政者，可以不必符合人權規定，而用這種手段來對付異己。 這樣的小英做為一個黨主席來說，根本上是失格的，但真正的原因，或許是小英總統與其盟友新潮流，根本就不希望陳前總統放出來，因為新系認為只要毀掉陳前總統的勢力，那麼新系就可以成為民進黨的萬年執政派系。 其實現在越看越清楚，小英從當黨主席起，其實就是跟新系站在同一陣線的，而這也是明明大家都很痛恨邱太三，但小英卻是充耳不聞，反而更徹底的支持他的緣故。或許小英跟新潮流認為透過黨產的處理，讓國民黨弱化之後，這些支持陳前總統的人將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因為大餅已握在民進黨手中，更精確來講，已握在新潮流手中。小英或認為她只要握住槍桿子，啥米攏嘸驚。小英或許不要太有自信比較好，陰溝裏還是會翻船的，小英冷酷對付阿扁，有一天會遭自己的冷酷反噬，並不是阿扁有什麼力，而是小英自招巨大惡靈撲向自己。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之後，與蔣介石有關的銅像、大溪的棺柩等都成為熱門討論的話題，尤其一群年輕人跑去大溪蔣介石的棺柩潑紅漆，更加顯示出「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讓很多受害者對其統治痛恨的程度」。（圖／翻攝蠻荒島嶼社） 一、孫文透過蔣介石變成是強迫台灣人民膜拜的偶像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之後，與蔣介石有關的銅像、大溪的棺柩等都成為熱門討論的話題，尤其一群年輕人跑去大溪蔣介石的棺柩潑紅漆，更加顯示出「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讓很多受害者對其統治痛恨的程度」。不過，除了蔣介石之外，在台灣的道路上，尚有許多使用孫文在日本的化名－「中山樵」的中山路與國父紀念館、中山國中、中山大學……等的公物或營造物。這些在國內倒是比較沒人加以討論，其原因很多，例如：孫文沒有統治過台灣，他與大家的生活關聯較為間接，幾乎無關，而孫文本身在中國的革命當中，可以說是一個失敗者，對於失敗者，憨厚的台灣人，比較不會去追究他的行為。 而孫文所以在台灣會成為很重要的圖騰，其實是因為蔣介石將孫文塑造成是中國道統的繼承人，並認為他自己是孫文的正統繼承人，所以致之。1940年4月，國民政府明令尊稱已去世的孫文為中華民國國父，而因為1949年蔣介石逃亡來台，孫文也就跟著被國民黨帶來台灣當作神，要求人民膜拜。其實，孫中山之國民革命時，根本和台灣無關，他在1925年去世，1940年他被國民黨政府，封為「國父」，台灣當時還是日本治下領土，與台灣何干？ 本來，任何道路或是公共設施的命名應該是由人民透過討論，而由人民選擇自己認為是有價值的名字，而將之冠在各種公共設施上面。但是國內長期以來，是由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所統治，因此人民並沒有什麼機會，來決定各種公共事務或公共設施的名稱。此次透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要來改變外來政權所帶來的迫害象徵，毋寧顯示出台灣還是有著一群抱持國民黨意識形態的人，無法融入台灣社會，仍然以頑強的意識形態，對於台灣的轉型正義進行反抗，甚至與對岸中國合作要消滅台灣。或許把歷史講清楚，是使這群人縮小的最好方法。 二、孫文其實是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未遂者 中國的政權是很喜歡說謊話的，國民黨稱孫文是「國父」，而中國共產黨則稱孫文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是如果把孫文的歷史加以解開，這些被中國政權騙得死死的中國人，或許會相當吃驚。因為我們會發現到孫文，其實是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未遂者，如果用中國人的講法來說，孫文其實是為政治利益而多次勾結外國丶允以在中國的利益的「政客」。這我們可以從如下的歷史來做論證： 各位都知道孫文在革命之初倡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他一開始的時候，是要打倒滿清以恢復漢人的統治。但是孫文並沒有足夠的力量打倒滿清。這個時候，孫文所採取的手段其實就是出賣國家利益以取得外國的援助。 1、承認英國的權益以獲取援助 在孫文的想法當中最早所出現的是「以英日制清」，換句話說，他的戰略是與英國及日本合作，以打倒清朝。1900年，北方出現義和團運動，孫文想要利用清政府混亂之際，以廣東為中心，來進行打倒滿清的武裝革命，具體來說，這就是他第二次的惠州之役。當時，他想要取得英國的香港總督，與清朝兩廣總督李鴻章的援助，以推動廣東獨立的計畫。他就送信給當時的香港總督，在信中他表示：如果中國成為近代國家，那麼在全中國所存在的英國傳教士與基督教的安全，都會受到保障。在這個信中，孫文不只沒有對英國侵略中國一事有任何的指責，反而是承認英國在中國傳教，肯定英國權益擴大的現狀。 2、求助於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當孫文知道無法期待英國援助的時候，他開始求助於日本。當時台灣總督是兒玉源太郎，他請求兒玉總督，幫忙革命軍對廈門進攻。當時，兒玉總督策劃從廈門向整個福建擴大影響力，孫文就以此為交換條件，而期待日本的軍事援助。 3、出租滿州的借款計畫 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孫文推動出租滿州的借款計畫。當時，他與元老桂太郎與三井物產聯絡，請求給與革命軍武器援助。這個出租滿州的借款計畫，就是要將滿州租借給日本，而獲得軍事費用1000萬圓的貸款。在孫文的這個計畫當中，所展現出來的基本戰略就是：即使出賣滿州這個國家利益，也要取得日本的援助。 4、21條要求的先行條款-《中日盟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孫文曾與日本人互換《中日盟約》，而這個日本人是前滿州鐵道理事長犬塚信太郎。在這個盟約中，所約定的是日本給與援助，而他則保證日本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方面所具有的優越地位。這個盟約其實跟日本對北洋政府所提出的21條要求的的第五款的內容相比，是有很多的部分是一致的。孫文在當時所以會有這樣的作為。其實是為了對抗當時掌控北京政府的北洋政府袁世凱。這樣的孫文其實是為了達成其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即使是犧牲一定的國家利益，也要借助於外國的力量。 5、國共合作是中國內戰開始的契機 各位都知道，促進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最重要人物，就是孫文。孫文在1923年1月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當中，決定與蘇聯合作，當時孫文透過越飛與馬林，向蘇聯所要求的具體援助是軍事援助，他要求蘇聯從海參威寄送200萬盧布至廣東，並要購買相當多的武器。當時，孫文將其戰略轉變成「以蘇聯制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略。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孫文將其期待放在日本的身上，但是在與日本的來往之中，他深感這是不太有希望的期待，而開始要尋找新的合作者。 特別1922年，陳炯明叛變，使得孫文喪失了廣東的革命根據地，並使孫文失意至極。當時對孫文伸出援手的，就是蘇聯。但是孫文與蘇聯的合作，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孫文當時所面對的敵人，是直隸派軍閥的曹錕政府，而曹錕與當時的英國有很深的關係，所以孫文就選擇與英國處於對抗關係的蘇聯合作，而建構其戰略。這次，從表面上來看，孫文並沒有出賣任何國家利益給蘇聯，但是卻引進了共產黨入黨。 孫文因為這次的「聯蘇容共」，使得他第一次成為真正具有武裝力量的領袖。這個聯蘇容共的引進所以能夠成功，全繫於他一個人身上，孫文對蘇聯的理解並不深，毋寧這是給他成為真正有實力的領袖，讓他可以打倒曹錕政府的機會。只是因為他的死亡，就使國共分裂，而形成長期的國共內戰。這是不是可以說成：孫文為了滿足自己成為真正領袖的欲望，而犧牲全中國的利益呢？ 三、對於與孫文有關事物的處理 其實孫文與毛澤東很像，毛澤東為了打倒蔣介石，偷偷地與日本政府合作，用以擴大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是個典型的漢奸，相對地，孫文是個出賣中國利益未遂的漢奸。不過，這是中國人的家務事，跟台灣沒有什麼關係。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處理與孫文有關的事物呢？其實孫文是透過蔣介石與國民黨而被帶至台灣的，他的存在是帶給威權政府擁有法統正當性的象徵，是附屬於威權象徵的存在，因此，與孫文有關的事物，是應該從這個角度加以處理的。

  中國在開放以後，在他與其他國的交往之中，他把戰國時代中的合縱連橫中的「詐術」，發揮地淋漓盡致。這是世界的隱憂，而且這個隱憂，已漸漸變成看得見的威脅。資料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一、在中國文明圈，要當個誠實的人很困難 《紅樓夢》中有一句話：「滿紙荒唐言，一把心酸淚」，這句話其實相當程度可以使用在中國史的編纂上。史學家沈雲龍曾說過：中國近代史，尤其國共內戰史，有很多史料，根本不能相信。他所說的其實就是：國共內戰是爾虞我詐的鬥爭史，雙方無所不用其極的說盡謊話，以奪取政權，因此不能以文獻怎麼寫，就判定歷史當事人的行為之意義。而在共產黨統治的世界，人們為了要存活下去，必須編造與自己有關的幾套經歷，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當社會存在著一個不可侵犯的正統意識型態時，如果人們的行為是這個意識型態，所不容許的時候，那麼以謊言來掩飾自己行為的現象，就無可避免。其實人都會說謊，只是因為社會結構的不同，有些文明圈的說謊文化，會成為特別嚴重的現象。 尤其，中國在開放以後，在他與其他國的交往之中，他把戰國時代中的合縱連橫中的「詐術」，發揮地淋漓盡致。這是世界的隱憂，而且這個隱憂，已漸漸變成看得見的威脅。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過程，來看一下人類在近現代的發展追求真實、真理的努力，來凸顯人類接下來應做怎樣的努力。 二、西洋人與中國人怎麼不同？ 人類的歷史其實是一部戰爭的歷史，西洋世界，其實也是充滿著戰爭的歷史。西洋的文明也是有著說謊的現象，但是西洋人有一個最大不同的特色，那就是：西洋人始終要追求所謂的真理。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西洋的哲學與學問變得非常豐富。更重要的是：西洋人追求真理，所顯示出來的是他們要追求「忠實於真實的自己」。 或許我們把西洋人在近現代如何追求真理的過程與發展加以敘述時，大家就會感覺到：全球化的進行，使得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的時候，由習近平所主導的中國，卻是要走上與全世界對抗之路，要以中國文明的互動模式，要求其他人服從、遵循，這個習近平模式已漸漸可以看得出其胎樣的形成。 三、追求真理的西洋哲學之基本模式——主客對立與其矛盾 近代西洋哲學基本上是在「主觀對客觀」的模式之下，進行各種哲學問題的探討。但是這在「主觀對客觀」的模式之下，必然會遭遇到許多無法用邏輯加以解決的問題，我們舉一個例子來做說明： （一）對素樸實在論的質疑 假定有兩個人甲跟乙，坐在教室裡看著前面的黑板。對於這個情境，人們一般會認為甲看到的黑板與乙看到的黑板是一樣的，人們也會認為甲跟乙即使離開教室，這個黑板還是存在的，換句話說，甲跟乙是具有精神的主觀，而黑板則是處於主觀之外的客觀，主觀與客觀是一致的，這種主客對立的想法被稱為「素樸實在論」。 對於上述這樣的看法，其實人們會提出一個質疑，那就是：黑板透過光線到達甲的眼睛，而因為視神經的傳達與腦的作用，會在甲的眼睛上出現黑板（這個黑板我們暫稱為「黑板A」），同樣地，黑板透過光線到達乙的眼睛，而因為視神經的傳達與腦的作用，也會在乙的眼睛上出現黑板（這個黑板我們暫稱為「黑板B」）。問題就在於：我們要怎麼證明「黑板A」與「黑板B」是一樣的呢？如果在甲與乙之外有一個人丙，他可以看到甲的腦子的黑板與乙的腦子的黑板，那麼他就可以證明「黑板A」與「黑板B」是一樣的。但問題就在於立於甲與乙之外而能同時看到兩個人的腦中的黑板者-丙並不存在，因此，要證明黑板A與黑板B是一樣，就不可能。而這就是西方哲學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二）在唯識學之下，主客一致在不同的存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的 1、一水四見 對於上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用佛教的唯識學，做更進一步的說明。佛教的世親菩薩曾以「一水四見」的說法來說明：同樣一個東西，四種不同的存在者，會有四種不同的看法，例如：水對於人來說是可以飲用、可以觀賞的水，但是對於天人神仙來說，水是琉璃，非常清徹漂亮，而對於魚來說，水是牠的宮殿，沒有水，魚無法活下去。在佛教的六道輪迴當中，有一種存在叫做餓鬼，餓鬼所看到的水是很髒的膿。為什麼對於一個東西，由四種不同的存在來看，會看成不同的東西呢？ 2、把各種感覺整理成一個東西的是自我執持識 在唯識學的看法裡，眼睛所看到的是色、耳所聽到的是聲音、鼻所聞到的是香、舌頭所嚐到的是味道，身體所接觸到的是觸覺，至於心（佛教稱為意）的對象，則是它所可想到的各式各樣的東西，我們可以用「法」這個字來稱呼心所可思考到的對象。 事實上，只使用「眼、耳、鼻、舌、身、意」要解釋一切的現象會有所不足，於是唯識學就根據佛教經典，在六識之深層設立第七識（或稱為末那識）與第八識（阿賴耶識）。第七識又稱為「自我執持識」，如果用心理學的用語來說，人們透過眼、耳、鼻、舌、身、意可以得到、色聲、香、味、觸、法的感覺，但是要將這些現象，整理成是一個人、一張桌子……，亦即要將種種的感覺整理成「一個東西」的知覺，則是「第七識」的功能，亦即是自我執持識的功能。 3、第八意識，決定人的整個人格與意識 佛教講因果應報，也就是說：任何的我執，會產生貪、瞋、癡、慢、愚的行為，這些行為在做完之後會留下一個力量，於其後再回到自己的身上。對於因果輪迴，唯識學就解釋說：我們的行為做完後，會成為種子，跑到我們的第八意識，這個第八意識又稱為藏識（倉庫識），它就像一個倉庫，可以承接所有的種子，當這些種子於第八意識發展，而於因緣成熟之後，會透過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個窗口向外射出去，並因此決定了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換句話說，生而為人者，是帶著人的眼鏡看到了水，而生為天人神仙者是帶著他們的眼鏡，把水看成琉璃，魚則帶著魚的眼鏡，把水看成其住屋，而業障深厚的餓鬼，則把水看成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在人與餓鬼之間，主觀與客觀一致是不可能成立的。 （三）笛卡兒 在西方哲學中，對於「主觀與客觀能否一致？」以最簡單的方式給與答案的是笛卡兒。笛卡兒認為透過人類合理的思考，我們可以証明「上帝確實存在」。因為上帝的存在，就可以保証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這個上帝就是上述可以看到甲的腦子的黑板與乙的腦子的黑板的丙。笛卡兒這樣子的論法，看起來似乎可以解決「主觀與客觀能否一致？」的問題。不過，笛卡兒所做的上帝存在証明其實充滿著許多矛盾，因此，如果上帝的存在無法獲得確實的証明時，那麼笛卡兒的論証就是失敗了。 然而，當主觀與客觀無法證明一致時，那麼社會的溝通就無法成立，人類所依立的規範，乃至共識就很有可能崩潰。 （四）尼采 在科學的時代，上帝的位置，已經被人類取代，人成為真理的制訂者。被稱為是現代哲學的創始人—尼采就更進一步摧毀主客一致的真理觀。他不採用主觀對客觀的模式，而是採用渾沌與解釋兩個對立項。他認為現實是個混沌，在現實當中不存在著所謂客觀，如果說有什麼存在的，那只是對現實，所做的種種解釋而已。在這個世界當中沒有所謂「正確的認識」與「不完全的認識」，有的只是「更優勢的認識（解釋）」與「較劣勢的認識（解釋）」，所謂較優勢的認識是對於有力者，較為方便的解釋，而劣勢的認識，則是弱者為了對抗強者所提出的認識。 尼采所提出的想法非常強而有力，但是他的想法卻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尼采的想法極端化的話，那麼這個世界當中，因為有種種的立場，那就會出現千差萬別的認識和意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將沒有辦法說明下列的現象：為什麼被幾乎所有的人所共有的種種認識會成立呢？又為什麼會產生「人們透過討論而被說服的現象」呢？例如：2+2=4這樣的數學公式無論是誰來思考，都會得到相同的答案，又例如：每個人有一天都會死掉，這也沒有人會懷疑，這些現象一般人都會認為是具有確實性的事相，因此如果我們說一切，都是基於方便與力量所做的解釋，那麼，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具有確實性的這一些經驗，就沒有辦法加以說明了。 四、現象學的誕生 對於主客一致所面臨的困難，在現代哲學當中，給與合理解決的，就是德國現象學的創始人胡塞爾。胡塞爾的學說很複雜，而我們可以用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假定在我們的前面有一個杯子，的確，我們沒有辦法證明你看到的杯子，跟我看到的杯子是一樣的，但是為什麼我會將這個杯子稱為杯子呢？而你也會將這個杯子稱為杯子呢？這個「我們無法證明彼此所看到是一樣的這個東西」，對於你我來說，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東西，我沒有辦法讓它消失，你也沒有辦法讓它消失，在透過各種條件的過濾之後，我們會透過語言的溝通，對於這個不可抗拒的東西，產生確信，而將之稱為「杯子」。 這種因為對於事物產生確信而彼此肯認為是一致的方法，哈伯瑪斯將之稱為「真理合意說」。 五、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共產中國！ 從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人類的文明圈，從很早就已開始經進行交流，只是其速度很慢。但是從大航海時代開始，文明圈之間的交流，因為科技的發展而加速，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戰爭，犧牲了很多寶貴的性命，但是經由嚐試錯誤，人類也學習到如何以文明的方式進行交流，在這個過程當中，以誠實的態度互相溝通，是促使交流順暢最好的方法。 但是中國自從開放以後，不斷以欺騙的方法，偷取他國的技術，以欺騙的方法壯大自己，使用金錢收買東加王國，而使軍艦進駐東加王國的港口，要與美國平分太平洋，只是他是以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為基礎，而要干涉他國的新帝國主義，並不是一個承認各國的主體性丶而要維持國際秩序的國際警察。他以市場經濟的口號與全世界進行交易，實際上卻透過政治手段干預外國企業，並以補貼等不對等的手段大量傾銷，在國際政治上，他以分化的手段分化民主陣營……。 顯然地，習近平的中國夢，已漸漸看得出其成型與方向，一個藉著世界各國資本而壯大的中國，想要以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人類文明正處於要從文明墮入至野蠻入口的階段。馬克思曾呼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打倒資本主義，我們現在應該用馬克思的口號，來呼籲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共產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