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深夜，香港旺角發生了激烈的警民衝突，導火線是警察取締過年期間出來做生意的流動攤販和客人，美國媒體Vice News在第一時間將之取名為「魚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取自香港的平價小吃「魚蛋」。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魚蛋」，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它是最典型的香港街頭小吃，在文化上代表了香港的勞工階級，二，街頭小吃和魚蛋也象徵著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就人類學而言，魚蛋的意義絕對超過一串沾著咖哩沙嗲醬的五元肉串。

這些年來，魚蛋、街頭小攤販…等等香港人所認同的獨特文化，因為都市更新逐漸消失，辦公大樓和高級公寓取代了原本的生活方式，香港變得越來越像另一個中國城市，在此一官商聯手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趨勢中，街道狹小擁擠的旺角，至今仍抵抗著推土機。

法廣（RFI）試著分析，「魚蛋革命」和兩年前的佔中運動看似沒有直接的關聯，因為這次大多數的抗爭者主要是呼應「本土民主前線」的號召，「本土民主前線」並非佔中的主要團體，他們的成員是佔領期間在旺角認識的。然而，佔領運動的失敗情緒，卻間接促成了這股更激進的本土運動的興起，有很多人親眼目睹警方用警棍攻擊和平示威者，於是不再寄望和平抗爭會有什麼結果，他們下定決心，下次運動若警方主動以暴力相向，他們不會再高舉雙手以示和平，他們一定會還擊。

雖然社群媒體上很多人用#fishballfevolution來表達支持，但據中國微博屏蔽觀察家Jason Ng研究，香港社會的反應趨向兩極化，一邊認為這些示威者太超過，是麻煩製造者，違反了和平抗爭的理想，另一邊卻認為香港終於從沉睡中覺醒，跟上了國際社會的抗爭標準，抗爭者在被鎮壓時反擊，而不是走退。

其實2014年佔中運動結束不久，普遍就預測，接下來的抗爭只會越來越激烈，如果不去面對問題的根源──政府沒有問責性、也不是由人民投票選舉出來的──那麼，這種滑向暴力的趨勢，不會停止。

政治學者多指社會日趨暴力與特首梁振英的管治有關，認為他施政常與民意相違，以致社會認為不可能透過制度遊說政府，對制度失去信心。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誌恆表示，過往民主派期望以民意影響港府施政，故採取溫和立場，以獲取最多市民支持，但現時年輕人已不著重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喚醒關鍵少數才有用，於是「暴力邊緣論」逐漸流行，主張不斷以暴力升級的方法去迫使政府妥協。

對香港來說，這次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見的，警方對空鳴槍後，人們以投擲玻璃罐、磚頭、木板回應，這次是磚頭，下次會變成丟什麼呢？

華人社會最怕亂，認為人權與法治相悖、無法並存，缺乏最基本的法治常識，他們不知道社會之所以亂是因為政府或朝廷濫權侵權，反而怪罪人民向政府要了太多「人權」。友人全家聚在一塊在討論維冠的問題，說燦坤的主樑柱及牆壁全被打掉，這是很危險的，但主要因素應該還是筋箍結構的問題，友人的妹妹竟然說：「問題都在台灣太注重人權，才會讓不肖商人更名三次，每蓋一棟就改一次名…」。建商違法並賄賂政府、黑金民代太多、檢調瀆職，也叫太多「人權」？天啊！這個國家不從小學教人權與法治，只教孝順與服從，種下了多少惡因！

黑金民代多、政府濫權瀆職多，叫做「公民沒在管政府」，叫做民眾只知順服，不知監督，不叫做「社會太自由」。問責機制不健全，才是將社會推向混亂、將人民置於險境的主要原因。香港公務員由遵守法治淪為政治工具因而「法治倒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旺角事發的那晚，消息一傳開，很多人馬上聯想到了1947年2月27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因為專賣局取締私菸鬧出「林江邁事件」，而引發了228事件，更近一點，也讓人聯想到2010年，在突尼西亞南部的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26歲的蔬果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為沒有申請擺攤執照而被警察沒收攤車，以自焚點燃了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也被稱為尊嚴革命，因為爭取的是做人最基本的尊嚴。不論是魚蛋革命，二二八起義，或茉莉花革命，我們都必須回到這個最基本的提問：怎麼活，才會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什麼是千金不換、甚至讓人願意付出生命拚搏的核心價值？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不把人性尊嚴放在心上的社會，一個只「顧肚腹、不顧佛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這一點都不是高談理想，這是很單純地基於對人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