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前天審議，備受各方矚目。教育是國家社會根本大業，國文攸關學子基本語文能力，課綱審議自屬大事一樁。同時，在國家認同出狀況的台灣，總有人戴著大中國的有色眼鏡檢驗教育內容，一如社會領域的歷史、地理課綱，國文課綱也出現「去中國化」假議題，以致黨國要員洪秀柱跳出來批判，中國媒體隔海叫囂，學生委員林致宇還接到恐嚇電話。

拿「去中國化」批判國文課綱，一如近年在其他領域的類似爭議，都出自見不得台灣走向主體自立、認同這一土地與住民的心態。這一心態的來源，主要有兩端。其一是戰後專制威權的外來政權，長年獨尊中國、貶抑本土，且強加於教育及社會生活。轉型正義尚待完成的台灣，以「去中國化」做意識形態鬥爭的陋習不改，尤常見於政媒之中的黨國殘遺；這一口號一再高喊，已成陳腔濫調。

另一主要根源，是謀取台灣心切的中國。近年崛起的中國，領導人獨裁霸道氣盛，揚棄鄧小平的陰柔內斂，但在「富國強兵」的表象之下，政經外交潛藏重大危機。面對台灣主體認同的全面提升且年輕化，它總與台灣人民站在對立面，脆弱的「強國」玻璃心一再展現，動輒祭出「去中國化」打壓，還以「文化台獨」加碼，激起的反感更大。

以「去中國化」攻訐國文課綱，只要以常識、常理檢驗，即可看出其虛假而站不住腳。基本上，新課綱以學生為本位，強調語文溝通能力，現今提出的高中課綱草案，從最有爭議的必修文言文、白話文比例，到文選、古典、詩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無一不是以中文或漢文書寫內容，表現方式並非外文，哪來「去中國化」？誠然，國文必修學分或有調整，但增加選修及必選，彈性變大，總學分未必減少。如此安排，還要為它扣上「去中國化」的帽子，簡直莫名其妙。

其中，必修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是值得討論的老問題。現行文言文比例上限為六十五％，課綱研修小組建議降為五十五％，普通高中分組會議通過減為三十％，白話文上限由五十五％提高為七十％；文白比例本難有一致見解，如今調幅不小，爭議更大。尤其來自高中國文教師及中文學界的意見，大都反對明顯調降文言文比例；但從大減文言文比例在分組會議表決以全數通過，凸顯這是有廣大社會基礎的國文教育改革之舉，不能以「企圖斬斷台灣與中國的語文、文化血脈」的偏執反對意見而受阻。

誠然，有良好文言文訓練者，可直接閱讀古籍經典，寫作用字或較精簡，但文言文畢竟不是活的文字。中國近代思想家魯迅曾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又說「漢字的艱深，使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魯迅指的漢字，是文言文。一百年前在中國發起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說得更直接，強調中國近兩千年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作的」、「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箇中癥結，在文言文脫離「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的原則。現代漢文也因胡適等人力推白話文而產生新的生命力，免於被時代潮流淘汰。

放在台灣的現實，文言文做為菁英或經典教學之用，雖無不可，但在適用國民教育的範圍，沒有與現實脫節的奢侈。語文教育須聽、說、讀、寫俱進，文學修養及文化欣賞固然重要，但語文的實用表達和解決問題才是基本技能。以往文言文比例高達七成五，國文教學以翻譯、注釋、背誦為主，讓學子陷於學習的苦悶、厭惡、浪費時間，而考完試或畢業之後，大都「還給老師」。相形之下，實用的白話文，在教學有如放牛吃草，常遭「自己念」輕率對待；台灣學子在國際測驗的閱讀能力評比衰退，與此有密切因果關係。

這次高中國文課綱審議，委員不限國文教師學者，還有學生參與，這是擺脫本位主義的務實作法。審議委員既有普遍代表性，建議文白比例、教學內容、選材，乃能實用而重視與台灣的土地及人民對話；國文教育改革邁向好的方向，誠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