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台灣人認同」不是與生俱來

 

國家利益來自國家認同。

我們必須先知道我們是誰,才會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麼。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台灣人認同」不是理所當然存在,也不是與生俱來,這幾年,開始出現了緩慢衰退的跡象。在新聞的流動中,其實已經浮現若干值得警覺的線索。包括土生土長高雄人成為中共十九大黨代表;太陽花獨派學生赴中國就業;共諜事件頻傳;中國加碼拉攏台灣年輕人和創業家、福建省宣布招募千名台灣教師等。更怵目驚心的是,一個長期觀測認同趨勢的民調,測出了令人冒冷汗的警訊。

根據政大民調中心對台灣人認同所做的民調顯示,「台灣人認同」從二○一四年的最高點六十.六%降至二○一七年的五十六%;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則從二○一四年的歷史最低點三十二.五%上升至二○一七年的三十六.六%。換句話說,過去四年間,台灣人認同衰退了四個百分點。

嚴肅面對認同流失

為什麼會這樣呢?首因當然是馬英九的傾中政策和統派媒體的推波助瀾,讓中國因素躍升成為顯性,而台灣主體意識退居隱性。然而弔詭的是,二○一六年蔡執政一年半以來,台灣人認同竟然不進反退?其中因素就值得探討。

首先,蔡總統就任時宣示「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其實就預言了蔡政權和民進黨會往「中華民國體制」積極靠攏。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始終缺乏向人民訴說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實踐,不斷退化到「一中法統」的中華民國憲法和體制,最後只是讓台灣社會更加模糊化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區隔。也就是說,蔡政權和民進黨不斷合理化、合法化中華民國體制,同時,在台灣認同的國族建構工程又顯得漫不經心和怠惰,一進一退之下,該如何期待「台灣人認同」會與日俱增呢?

再者,蔡政府相關部會和民進黨各縣市政府,對台灣國族認同的建構工程不夠積極任事。拚經濟很重要,但是讓台灣認同極大化形成「台灣熱」,才能成為壯大社會動能的驅動引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將宣揚「台灣認同和認識鄉土」視為「堆柴火」的國族認同運動,人民自然會在「堆柴火」的集體氛圍中找到自己鄉土的特色和創造力,以及自我的價值和信心,進而成為產業再造與區域再生的動能。這是一種從在地文化、國族信心到創新經濟的路徑圖,各國都有許多成功的案例。

台灣人認同的歷史軌跡

當蔡總統和民進黨以趨近中華民國體制的維持現狀,企圖維持某種看似團結的假象,事實上不但沒有化解島上的兩極衝突,甚至讓「台灣人認同」呈現隱形化和緩步退化的現象,令人擔憂。

試問:如果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一中法統的中華民國體制內論輸贏,這兩個黨的差別在哪裡?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認同」的兄弟黨,和台灣土地格格不入,民進黨的「台灣認同」主張何以不敢大張旗鼓地去訴說、去建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論述和實踐為何必須遮遮掩掩?民進黨已經被國民黨逼退到「中華民國」的論述窘境,這難道是一種民主進步嗎?

再強調一次,台灣人認同不是與生俱來的。台灣歷經多次殖民統治,特別是日本和中國國民黨的殖民統治,都讓台灣人認同陷入嚴重的錯亂。雖然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是台灣人認同依然不夠強韌。

根據陳翠蓮教授的研究指出,「台灣人認同」的第一次覺醒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一九二○年代;戰後歷經中國國民黨的「再殖民」威權統治之後,台灣人再次受到極大的扭曲和傷害,同時也讓台灣人深刻體認到外來政權的不可信賴,最終覺悟必須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來,此時台灣人的國族意識才終於開始形成。這是第二波「台灣人認同」的覺醒運動,最終促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政治民主化運動。

然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的「再殖民統治」,透過文化傳播和教育等手段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為中國人,這種影響既深且遠,造成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的雙重矛盾糾纏至今,成為國家認同錯亂的肇因,也成為台灣要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大阻礙。

認同建構不是請客吃飯

台灣人認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國族認同的建構不是請客吃飯,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們如果想的只是「下一次選舉」而忽視建構台灣人認同的基樁工程,到頭來這種搖擺狗政治恐怕會慘遭唾棄,也會讓台灣陷入更深層的危機。

台灣人認同也絕對不是與生俱來,這是一種動態前進的建構發展。誠如杭亭頓所言「單靠意識形態或公民意識無法長久凝聚一個民族;除了意識形態,還需要更濃厚的要素來加以支撐,諸如共同情感、歷史記憶、語言和文化等。」

國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需要我們去重視它、推動它、豐富它,年輕世代才會找到立足台灣的熱情,以及做為一個台灣人的驕傲;不重視它,認同就會宛如海水悄悄退潮;然後,等著被中國磁吸。蔡政府務必警覺、警覺、再警覺!

(作者為專欄作家)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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