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民間俗稱「蔣廟」）該不該轉型，以及蔣介石銅像該不該拆除，至今仍在爭論。這些爭論有那麼複雜嗎？只要具有基本的民主理念和歷史意識，道理極為單純。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許多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又將台灣與中國做比較，其中一文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圖／邱萬興提供 二次大戰結束，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大致都對台灣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946.3.20﹐台北《新新》月報第3期〈卷頭語〉) 以下試選摘數則相關的記錄與評語，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 記者江慕雲的見證 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記者江慕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編寫《為台灣說話》一書(1948﹐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其中，有一段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為台灣說話》頁13) 天津《大公報》的見證 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以題目〈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發表一篇社論，呼籲要珍惜台灣。在這篇社論中，誇讚台灣是一片乾淨土，試舉其中一段來看：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這樣純樸而有朝氣的善良國民，正是中國民族的新血液與新希望。〔中略〕…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中略〕…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 非常諷刺的是，上述《大公報》這篇社論刊出的15天之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上海《亞洲世紀》作者李秋生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報刊紛紛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在檢討之中，自然又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其中，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刊載於1948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的文章〈台灣問題的癥結〉，作者李秋生就這樣明白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作者「味橄」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的《新中華》半月刊(復刊5卷7期，1947.4.1.)刊載署名「味橄」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由台灣的騷動說起〉。文中，也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大陸，試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台灣在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尤其在政治不安、內戰激烈的日子，台灣因隔開了一點，沒有多少駐軍，政治較為單純，經濟可以獨立，幣制不受法幣影響，所以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的世外桃源。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 作家蕭乾的見證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 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 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杉。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的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作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的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州。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來台公務員曾器的見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而且在生活文化層面，也有不同。以下引介的這段史料，是一位在戰後來台的大陸籍公務員曾器於1990年4月12日發表在《大成報》副刊(13版)的文章─〈回到四十年前〉。曾器先生回憶他在終戰之後初抵台灣的見聞，從他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差異： 「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 「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 憲兵團長高維民的見證 終戰後來台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曾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來台的接收工作。他是當時全台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後來在<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載《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一文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目睹台灣人的良好風氣，這樣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孝紹」的見證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有一群到中國追隨國民政府的台籍人士(民間俗稱「半山」人物)在重慶辦了一份刊物《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該報第5期刊載一篇由一位大陸籍人士執筆的文章，作者署名「孝紹」，文章題目叫做<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作者把六百萬台灣人比擬成留日學生，呼籲蔣介石當局要善待他們。這篇文章，具體指出台灣社會較中國進步的情形。試舉其中一段來了解： 「﹝台灣人民﹞生活之容易由於社會之安定，社會之安定由於秩序之井然，秩序之井然由於教育之普及，而教育之普及則由於生活之不艱難。(自然不能抹殺日閥政治力之背景。)台灣人民好像已經走上了這軌道。而從尋求生活的方面來說，台灣人稍有智識技能者，找生活比較容易，差不多不須通過親戚或朋友的人事關係。﹝中略﹞台灣人民自十五年前以來，已經實行地方自治。因此，台灣人民之自治經驗，可以說比較任何省份的同胞豐富。[中略]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得改良種子，增加農業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 汪彛定的見證 經貿專家汪彝定，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法律系，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時與潮》雜誌編輯。戰後奉派來台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他親眼目睹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與民情狀況。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1991年，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反映台灣政經社會發展與變遷，極具史料價值。以下我們試從汪彝定的回憶，來看看他如何描述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情形： 「﹝民國﹞三十五年，我出差到花蓮，住在當時已破舊的一家旅館中，被子乾乾淨淨，儘管隔著一道紙門，隔壁旅客鼾聲惱人，但仍可安睡。僅此一端，光復時臺灣社會建設高於大陸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區，已可明見。」 「當年我二十六歲。在大陸時，我到過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所以並不是鄉巴佬型的土學生。然而我初到台北，由南港、松山進入愛國西路時，仍然對一個小城而馬路整潔良好具有深刻印象。」 但是汪彝定並非一味歌頌光明面，或只看到表象的商業和市容而已，他還有更深刻的觀察： 「那時的臺北異常荒涼，僅有的一點商業活動集中在榮町(衡陽路)和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一帶。作為一個遍歷中國西南、東南、西北各地的青年人，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 「現在有些人談論臺灣在光復之初，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比大陸局部先進地區只少不多。臺北市的規模有限，商業繁榮遠非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之比，這些都是事實。但臺灣有一項承襲自日本人最好的東西，即城鄉發展較為均衡，基本設施與國民訓練非大陸任何一省可比。」 關於城鄉發展較為均衡，汪彝定以下所舉的事例，或許可見其一斑： 「有一次，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和朋友談到臺灣各小自來水廠的維護與復舊時，我才從自來水專家劉永楙兄處知道，臺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有些非常簡陋，但可以供水。也正因為如此，在臺灣各城市看不見用水車送水或挑水回家的景象。而民國二十年前後，大陸自來水仍不普及。雖然我家是在北京城中熱鬧的西長安街內，卻因為是老房子，仍然得用水車送水。…   至於電話，在整個大陸抗戰結束以前，我不知道有哪一省是每一縣都可以以電話聯繫的，我知道從南京到徽州，是無電話可通的。…」 汪彝定更以專業性的具體資料，提出比較：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光復當時，臺灣的全省輸電網已經大致完成，平地鄉村供電可達九○%，山區及僻遠地方則無法達到。在大陸上，即使是最繁富的江蘇、浙江、廣東，全省輸電網都差得遠，鄉村供電率低。局部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上海附近之外，廣大農村的供電網全未建設。各城市往往自建小型電廠，多半電壓不足，更不能聯成全省城鄉輸電網。」 除了輸電網的比較之外，汪彝定接著以礦區實測圖來比較，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到礦務科任科長時，見到全省礦區六千分之一實測圖，為之驚訝。這樣的全省礦區實測圖，今天大陸中共在新技術開發之下，想必已完成，但在當年各省卻完全不備。」 再者，從教育與人力來看，汪彝定說： 「教育制度上，日本人嚴苛歧視臺灣人，不讓臺灣人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廣設各地的國民學校，卻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知識與領悟能力，這給後來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可用便於訓練的人力。    充裕的人力，便利的交通，廣佈城鄉的電網，頗佳的海港，為後來的經濟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是平均國民所得之類的統計所能表示。」 「來臺不久，有一天我奉命去送奶粉給一家國民小學。學校裡整齊的房舍、廣大的操場，與內地借用祠堂或其他公共建築設立的國民學校，形象完全不同。即使是我在北京所讀有名的北師附小(紅廟小學)，也是借用一座大宅改建的。後來我從統計中得知，日本在臺一共建立了小學1099所，就學率約73%，以當時人口670萬人計算，每6100人便有一所小學。儘管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嚴苛的岐視臺灣人，剝奪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筱峰按：日本當局並沒有禁止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們啟發民智的初步工作是不可否認的。」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沒有半段是台灣本地人寫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了解許多中國的知識人大致都肯定在終戰之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經超前中國大陸許多。

2015-03-04 68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不是只發生一天的事件，而是持續數月的事件。從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北延平北路緝菸血案引爆衝突開始，各地武裝反抗、會議協商、要求改革，到所謂「綏靖」、「清鄉」，前後持續數月。這個事件最後為何死傷慘重？因為他最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用「屠殺」形容二二八事件合理嗎？ 什麼叫做「屠殺」？如果用英文思考，就是Massacre或叫做Slaughter。根據Oxford Dictionary的定義，Massacre解釋為indiscriminate killing，意思就是「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Slaughter的解釋就是kill in a ruthless manner or on a great scale，意思就是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以上的定義，應該古今內外皆然，毋庸爭論。二二八事件中，有無進行「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有沒有「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 要解答此問題，至今史料斑斑可考。但為了避免受到「主觀偏見」之疑，本文捨棄台灣人的見證，而以來自中國的軍官、記者的回憶及採訪報導為根據，來看看他們筆下的這場屠殺慘狀：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一九九一）。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登陸後如何濫殺無辜：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到達台北的當天下午，又空運一個營到嘉義。嘉義羅迪光營殘部在增援部隊剛一下飛機場，即配合援軍向四周武裝的人民進行大屠殺，當場死傷數以千計。」 部隊不僅濫殺無辜，同時官兵變成強盜，何聘儒回憶說： 「四三六團於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分赴新竹、桃園、中壢等地鎮壓人民武裝。團部率其餘各部直開台中，駐大華酒家，同時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進行鎮壓。該部在沿途，對於因問詢語言隔閡，搖頭擺手的無辜群眾，亦予槍殺不少。不久，團部移駐中壢，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並把這家酒家改為俱樂部。其行為甚於盜匪。」 致於南部的情形，何聘儒的回憶，特別是有關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作為，有如下的敘述： 「台灣南部的情況，事後根據獨立團第二營副營長劉家騶告訴我說：『在三月一、二兩天，暴動聲勢浩大時，彭孟緝和他的要塞部隊，都縮在要塞中不敢外出一步。三日上午我(劉自稱)帶領一個連分乘四部汽車，去解救高雄七連的圍。當時不顧一切，把架在汽車上的機槍，向沿途阻攔的人掃射。一時七、八挺機槍辟辟拍拍，被打死打傷的人真是不少，中午衝到高雄，解了七連的圍。』言下大有無限得意之感。接著又談到：當時又顧慮鳳山團部只有衛生隊、輸送連、迫砲連，戰鬥力薄弱，等於耍空城記，所以又命汽車在當天下午一、二點鐘，開回鳳山；為了顯示部隊沒有離開高雄，叫所有士兵困倒在汽車裡，使外面看不出車上有人，如空車一樣，急忙開回鳳山。臨走前派了一個指導員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繫，告以『暴民』力量很弱，已被我軍擊潰，並打死不少，請彭適時支援七連。彭當時對指導員說：『我的要塞部隊，盡是老弱殘兵，戰鬥力差，今後作戰還要依靠你們。』彭孟緝聽到『暴民』已被驅散，當天下午對前往勸降的群眾代表，立即扯下羊皮，暴露豺狼本性，當場欺騙他們說：『你們的來意很好，等我進去和部屬研究一下。』轉身離開會客室，即命十幾個士兵將幾個代表，都拖到屋子外面槍殺了。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八日前二十一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二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量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上已經平息。先是一四五師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連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人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何聘儒對於這次蔣介石派兵來台，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與痛苦，寄予相當的同情，他說：「自三月八日二十一軍一四六師到台開始『平亂』以後，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各部隊每天都聽說有『戰果』報到軍部，……所謂戰果，實即血腥屠殺的代名詞。」中國軍官何聘儒這段話，足夠回答本問題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一九五○）中，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為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內容從略）」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糢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為這種酷刑秘密處死的，包括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林連宗，王添奵，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林茂生，日本問題專家、前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練等。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這真是無法計數的血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所發表報告書稱『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 而被捕下獄者，大都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在「綏靖」之後，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許多軍隊假借「清鄉」之名，繼續濫殺，且搜括勒索，篇幅所限，就不再例舉。 以上中國軍官與中國記者的見證，已足夠顯示這場屠殺的殘酷，如果再佐以國際媒體以及本地人的親臨見證，史料更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當然是一場如假包換的屠殺。只是當今每個台灣住民，能不能勇敢面對這段歷史，記取教訓。

  ◎ 李笑佛 有一次我去韓國旅行，和一位華裔的韓國導遊聊天。 我問導遊：「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北韓？」 導遊回答：「有！」 我很訝異：「誰？」 導遊答：「通緝犯。」 我哈哈大笑，再問：「那麼，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南韓？」 導遊回答：「當然有！」 「哪種人？」 「全國人民！」 這次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世界各國自由度，南韓八十三分，北韓只有三分，足足差距八十分。 台灣的自由度九十三分，中國只有十一分，我們也足足領先中國八十二分。奇怪的是，台灣內部有一些什麼「愛國同心」、「藍天」的份子，以及一大堆「中」字號的媒體，一天到晚要我們心向那個自由度只有十一分的專制極權國家，真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 那個自由度只有十一分的中國，他們的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最近語出驚人，勸西方國家說：「你們的民主需要改革。」 這讓我想起一個寓言：一隻鳥籠裡的鳥，對著在天空飛翔的鳥說：「天空的秩序，都是被你們破壞的！」智利的名導演也是詩人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說得更貼切：「在籠中生長的鳥隻，總認為飛翔是一種病。」 最近中國國民黨的「太陽」們紛紛表態要和中共簽「和平協議」。難道蔣介石的經驗、圖博（西藏）的下場，他們不知道嗎？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嗎？ 答：他們當然知道，就是因為明知而故犯，這樣才能交心輸誠呀！ 難道他們不在乎台灣人民不買帳嗎？ 答：他們看準享有九十三分自由度的台灣人民不太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有企業主說「民主能當飯吃嗎？」而響應「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人也可以當選市長…。九十三分的自由人，正在逃避自由、賤賣民主，所以國民黨的太陽們何樂而不向北京交心表態？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論者表示，女藝人謝忻的遭遇，讓人深思為何「講台語等於不美麗」的意識形態，深植在大家心中。資料照片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今天是國際母語日，對台灣這個多語國家而言，應有特別意義。尤其過去在中國國民黨長期統治下，本地的語言遭受歧視與壓迫，以致今天台灣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母語瀕絕區，因此國際母語日更應發人深省。 1年多前有一則新聞：藝人謝忻有一次在逛地下街時，遇到一位保養品女推銷員問她要不要試用包，謝忻以台語回答「無要緊，我物件真劑都用未完」。不料推銷員竟然對她說：「妳長得這麼漂亮，不要講台語。」謝忻怒問：「為什麼長得漂亮不能講台語？是安怎我毋使講台語？」謝忻在她的臉書有感而發：「『講台語等於不美麗』的意識形態是否已經深植在大家的心中？不管再怎麼努力推廣什麼在地文化，母語教學，台語都無法被優雅的扭轉，是不是？」 像謝忻這樣遭遇語言歧視的惡例，只是一個抽樣代表。解嚴已經30年了，這種現象至今還隨處存在，當然這是過去國民黨語言歧視的「教育」（應說「洗腦」）的發酵。 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是接受國民黨語言歧視洗腦最徹底的世代。他們都經歷過因為說母語而遭罰站、罰跪、掌嘴、掛牌、罰錢的侮辱。久而久之就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應，認為台灣本地的母語是卑賤的，要講官定的「國語」才高尚。這種心態又傳給下一代，致使下一代自賤母語不再使用。 語言本無貴賤之分，每一種語言都有高尚用語和粗鄙之詞，例如柯文哲把婦科醫師形容為「婦科只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當中討生活」即使是用所謂「國語」發音，還是粗鄙難聽。 如果講台語就比較粗俗，那麼杜甫、李白在吟詩時的發音比較接近今天的「台語」，是否就比較粗俗？在中文系裡面，熟悉「台語」、客家話的人，在修習聲韻學時，比起只懂北京話的人要駕輕就熟，難道他們比較不高尚？ 今天的「台語」（所謂「閩南語」，或「福佬話」）、客家話和北京話（所謂「國語」），都同屬「漢語系」，不僅文法幾乎相同，也共同使用漢字。每一個漢字都可以用「台語」或客語來讀。甚至有許多字讀音近似得難以分辨。不信請以「台語」讀讀這個句子「泰山跳愛河」，看看到底你是念「台語」還是北京話？簡直分不出來。 如果講所謂「國語」就比較高尚，那麼請問在講「台語」時，其中幾個音和「國語」相同時，是不是講到那幾個音就高尚起來，其他的音就又比較低俗？舉個例子，用台語讀這個句子「新婚的郵差和太太去阿里山旅行」，其中的「新婚」、「郵差」、「太太」、「阿里山」的發音，和「國語」發音相同或近似，是不是講到這幾個字時，就高尚起來，其他的音就不高尚呢？這不是太滑稽了嗎？ 一個社會中的任何語言，都是該社會的文化財產，我們沒有藉口任何理由來消滅任何文化財產的權利。韓國瑜在選舉時表示，台灣本地的母語不該在學校學，只能在家裡自己學。如此充滿語言歧視的韓流，卻能在高雄氾濫，台灣文化悲哉！健全的文化觀、教育觀應該是：各種母語都可以在校園內自由使用、發揮。 一個多語並行的社會，顯示該社會的開放；而在一個多語社會中具備多語能力人越多，那個社會的族群融合度也會越高，而且人民透過多語的學習，可以腦力激盪，提高素質，激發文化的精進（以此觀點，也應該推展英、日語等國際語言）。 不僅同為漢語系的「台語」、客語、北京語應共存共榮，原住民南島語系也該有生存進而發揚的空間。相對於漢語系語言，原住民的南島語系才是真正老牌的台灣話，其餘都是近世外來的。中研院李壬癸院士就呼籲我們要珍惜台灣的南島語，誠哉斯言！原住民族的南島語是台灣文化極重要的內涵，更應予尊重保存。

◎ 李笑佛 中共在對中國國民黨進行革命時，以民主自由的標準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等到國民黨政權推翻了，中共建政之後，一黨專政更甚於前。有人質問中共建政後怎麼不實行民主自由制度？周恩來回答，民主自由是拿來對國民黨鬥爭的，不能實行。 以上的歷史型模，拿來對比民進黨在蔡同榮領銜推動公投運動數十年之後，卻在全面執政時，防止國家前途的公投，兩者的型模不知是否一樣？（我是用疑問句，英粉別急著開罵！） 喜樂島聯盟日前發表公開連署信，要求立委表態是否支持修改公投法，讓台灣人民有權透過公投對台灣前途表達意見。當然又引來一群「顧全大局論」及「團結論」者的謾罵。 民進黨數十年推動的公投運動，豈可為了在威權時代選擇服從、不曾參加公投運動，後來才殺出的蔡英文而放棄初衷？「蔡公投」在天有知，不知做何感想？民進黨從「蔡公投」變成「蔡不公投」令人錯愕！綠營誠然應該團結，然而是否過去支持「蔡公投」的人，現在應該轉向跟隨「蔡不公投」才叫團結？若有異議就是破壞團結？ 有許多人將「通過正常的公投法」和「舉辦統獨公投」畫等號。其實不然，前者是工具，後者是使用工具，層次不同。不能因為怕工具使用不當而否定工具。況且，這個工具（公投）是民主原理的ABC，更且是民進黨承諾過的。封建時代都知「民無信不立」，何況民主時代？ 人民決定國家前途的公投法，不僅是不可被剝奪的公民權，而且也是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因應國際環境的籌碼。我們先擁有正常公投法，但不一定立刻舉行台獨公投。先擁有籌碼，再伺機行事，總比先自廢武功好。 有人說，政治必須理想與現實兼顧。誠然！因此，多年宣示追求的正常公投法的理想應該完成；但在現實環境下，目前不必急著進行台獨公投。 有人以這次公投的教訓警告說，中國和藍營會利用公投法操控統獨公投。這擔心沒錯，然而，中國早就利用台灣的民主在進行顛覆了，難道我們要放棄民主？如果數十年的承諾與宣示，在全面執政後放棄，那麼以後的訴求如何取信於民？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有一次我去韓國旅行，和一位華裔的韓國導遊聊天。 我問導遊：「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北韓？」 導遊回答：「有！」 我很訝異：「誰？」 導遊答：「通緝犯。」 我哈哈大笑，再問：「那麼，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南韓？」 導遊回答：「當然有！」 「哪種人？」 「全國人民！」 這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世界各國自由度，南韓 83 分，北韓只有 3 分，足足差距 80 分。 圖片來源：中央社 台灣的自由度 93 分，中國只有 11 分，我們也足足領先 82 分。奇怪的是，台灣內部有一些什麼「愛國同心」、「藍天」的分子，以及一大堆「中」字號的媒體，一天到晚要我們心向那個自由度只有 11 分的專制集權國家，真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

迎接春節，重貼舊作與諸友共勉： 「本餐廳魚翅最好吃，要來一份嗎？」餐廳服務生問。 「是真魚翅，還是假的？」我反問。 「保證如假包換。」 「真魚翅我不要，我要假的。」 服務生聽我要假魚翅，大感詫異。我解釋，魚翅是取鯊魚的魚鰭做的，魚翅價格甚高，但鯊肉不值錢，因此魚翅漁業者在捕鯊後，只割下鯊魚的鰭，便將鯊魚拋回海中，這些被割掉鰭的鯊魚不會立刻死亡，但因失去游水能力最後折磨窒息而死，非常可憐。我不想貪一時口慾，助長人類殘忍行為。 同樣的，我也不吃真燕窩。燕子在產卵期才做窩，燕子以分泌黏性的唾液，去和從胃裡吐出未消化的海藻黏在峭壁上做成燕窩。人類取走燕子產卵用的窩，太不人道。還有一種「血燕」更殘酷：當燕窩一再被人採走，而產卵在即，燕子急著再做窩，把喉頭唾液腺都吐破流血了！此時做出的窩帶有血絲，殘酷的人類稱之為血燕，說它含更高動物蛋白，更值錢。所以，想到燕子吐盡心頭血，我實在不忍下嚥。 魚翅、燕窩，都是上等食品，但其背後都蘊含著下等人品。 時值春節前夕，在大家準備闔家團圓，大快朵頤之際，我講這些煞風景的話，實在不識相。但此時不說，更待何時？我也就顧不得利用政論專欄「置入性行銷」一些「勸善」之言了。讀者要責我「唱高調」也好，「假清高」也罷，我仍要藉此年節時令，呼籲大家多多護念動物之苦。即使不能「上求佛道」，也該「下化眾生」。 我無意拘泥「食肉得無量罪」（《梵網經》）的經文而勸人發心茹素，但願人們在春節期間於大魚大肉入口之際，心存悲憫與感恩之心。想想每一隻豬牛雞鴨在被宰殺臨死之前的嚎啕哀號，我們是否應該感謝他們捨命滿足我們的口慾。有此悲憫之心，就不致浪費肉食。常見許多人咬了一口雞腿就嫌難吃而棄置不食，我若是那隻雞，我會責問：只為了吃我一口肉，就剝奪我的生命？人類真可惡啊！ 我曾經在同一天讀到兩本回憶錄，書中都敘說到作者在戰時看到牛隻被抓去宰殺之前流淚的情形，我從此漸漸吃不下牛肉。對其他豬羊雞鴨，何嘗不該如此？孟子說的：「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即使不食牛肉，只喝牛奶，我們也該體恤，牛奶製作過程中，九百萬頭的乳牛，不斷被迫受孕、不斷痛苦生產、不斷被無情取乳、不斷遭受孩子一再被奪走而幾乎精神崩潰，日復一日，牠們是如何過著超乎我們想像的「牛馬不如」的牛馬生活。 日前看到屏東有宰殺流浪狗賣狗肉的新聞，月宰百隻，心中無限悲憤；想起德國境內看不到半隻流浪狗（不是流浪狗被宰殺吃掉，而是政府立法護狗），台灣要臻此文明之境，恐怕還有一大段距離。我不敢奢望台灣人都能「狗溺己溺，狗饑己饑」，但我期待台灣人能革除中國殘酷的飲食文化（好在活吃猴腦的情事，聞於中國，尚未聞於台灣）。 至於要奢求中國尊重動物，則難如登天！設想，一個連基本人權都不尊重的國家，怎麼會在乎動物？一個會屠殺不同種族（例如屠殺東突人、圖博人）的國家，虐殺豬狗牛羊算什麼？反之，一個能尊重動物的國家，自然就會尊重人權。 春節將屆，我期待我們除了少殺生之外，也要進一步少燒冥紙，少放鞭炮，少燃香，多愛護環境，多節省資源。 台灣要獨立建國還不夠，還要建立一個慈悲人道的文明國家。

我在臉書上看到這則貼文，鄭重推薦：

「台灣制憲基金會」今天開幕，謹以廿五年前的這篇拙作呼應。 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長辜寬敏。 圖片來源：台灣制憲基金會 提供 全世界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其所號稱實施的憲法，竟然是在其他地區醞釀出來的；全世界大概也很難找到像「中華民國憲法」這樣的憲法，不能在醞釀這部憲法的地區實行，而卻在與它因緣最淺的領域實行。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馬上會跳起來反駁說：「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中，也有台灣的代表參加啊！」持這種理由的人，其實只是看到事情的表象，而不理解事情背後的歷史縱深。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過程，不只是一九四六年底制憲國民大會期間的短短一個多月的事而已。蔣介石在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國大第三次會議中即提到「政府十四年來制訂憲草的經過」；政治學者荊知仁也說：「…制憲大業，艱苦經營者，前後幾達二十年….」。可見當前「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有一段相當時間的醞釀期或懷胎期，在這段醞釀期或懷胎期，台灣很不幸（或說很幸運地）並沒有躬逢其會，因為當時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段醞釀期，若以蔣介石所說的十四年計算，則大致應推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所制訂之「訓政時期約法」起算；若以荊知仁所說的「幾達二十年」計，則應推到更早，大致是蔣介石結合桂、閻、馮等系軍閥完成北伐前後起算。不管從何者起算，「中華民國憲法」的醞釀成形，都脫胎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訓政時期。國民黨北伐後所頒布的「國民黨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了國民黨政府的訓政時期，而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的「國民會議」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受到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擴大會議」宣布制定約法的刺激而有此舉），明白揭示國民黨一黨專政。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亟，國民黨迫於客觀情勢，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邀集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討論團結禦侮之事。受邀者有半數以上拒不出席。而到會的一百六十餘人當中，有人認為國民黨訓政之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因而想利用國難會議來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除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及憲法頒布日期外，並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憲法的起草，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歷時三年餘，其間歷經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之再三易稿修正，而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明令宣布，是即所謂「五五憲草」。 中華民國憲法正本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有趣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有關領土的規定（第四條）這樣說： 「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疆域。」 從條文中，我們發現，台灣並沒有被列在其「固有疆域」中，而早已獨立的蒙古，以及在日本操控下的東北（滿洲國），卻都列在其領土中。 而根據一九三六年公布，翌年再做若干修訂的國大代表選舉法，台灣也未被置於中國各省市配額中，而是被置於特種選舉人，與檀香山、秘魯、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廿三個國外區域並列，只分配到一名「華僑」代表的名額。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選舉方式成立）組成廿五人的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加以研討、修正。然而，由於中國對日抗戰的吃緊，憲法草案一直被「套牢」，直到大戰結束後，透過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作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制憲國民大會採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此時才有台灣的十七名代表參加）。憲法草案在幾經折騰、協商、改易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廿五日三讀完畢。「中華民國憲法」於焉產生。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大代表選舉辦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十七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只好認了。 1947年台灣發生228事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更遺憾的是，這十七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被中共控制，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在其醞釀產生的地區實施，而卻被帶到一個參與制憲因緣最淺的台灣來（並且在其頭上又加上一個「臨時條款」的封條）。 「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前的大部分過程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後的不久，卻僅只有台灣而沒有中國，這是人類憲政史上難得一見的怪事。 更奇怪的是，面對這件持續四十多年的怪事，竟然還有那麼多的台灣人民不理解台灣要制定一部新憲法的道理，更是匪夷所思！

你們沒有選舉，沒有投票，沒有民調，沒有言論自由，如何確定人民的意思呢？喔！原來你們的民意是中共說了算！這不正是我們不敢接受「統一」，而要追求獨立自主的理由嗎？

藍色邏輯的雙重標準，自早如此。他們的價值標準錯亂，可以隨他們的需要而調整。猶記得他們在擁護蔣家政權的時代，明明是軍事戒嚴、白色恐怖統治，他們卻可以說成「堅守民主陣容」。 現在對岸那個自由度只有15分的專制極權國家，他們也敢自誇是「世界最民主的國家」。 兩岸的「一個中國」的人，都是這種邏輯！ （以下的圖取材自「打馬悍將粉絲團」，感謝）

  1978年底美蔣斷交時，通往美國大使館的中華路遭封閉，以防民眾向美國大使館聚集。莊老師到現場拍下這張歷史見證。圖／作者提供 三十幾年前我初任大學教職時，就對自己有一個期許，做一個大學老師必須扮演三種角色（發揮三種功能）：第一、他必須是一個認真教學的好老師；第二、他應該是有其專門研究領域的學者；第三、他應該是個關懷時代社會，勇於針貶時政的知識份子。 在台灣的學界中，這種「三合一」的學者比例並不高，莊萬壽教授是少數中的一位。他不僅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好老師，也是一位學富五車的文史學者。與一般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學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如司馬遷所言能「通古今之變」的學者，之所以能夠如此，正因為他是一位關懷現實社會，勇於鍼砭時政的知識份子。 彭明敏教授有一段非常貼切的話這樣形容莊萬壽教授： 「印象中，台灣許多從事中國古籍漢學研究的人，往往在浸漬在中文古籍（特別是儒家典籍）之後，就「醬」在其中跳不出來，不僅建立不起現代性的價值，在國家認同上，也跳不出大中國的框架。而莊萬壽教授卻是難得少數精研中國古學而不為中國古學所惑的學者。他精通中國古籍文典，卻能以現代社會的價值、現代國家的觀點，並立足於台灣的主體，來加以剖析批判。讀者諸君如若不信，翻閱本書〔按：《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對中國霸權思想、儒教文化的批判，便可知曉。」（見莊萬壽《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一書彭明敏序） 彭明敏教授對莊萬壽教授如此深刻的瞭解，源自一段可貴的因緣。請看彭教授的回憶： 「一九九二年我結束在海外的流亡奔波，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台灣。有一天在自立報上讀到一篇題為〈中國論〉的文章，驚為天『文』，作者名叫「莊萬壽」。老實說，當時對這個名字還很陌生，因為流亡在外，無法詳知島內的訊息，難免孤陋寡聞。但是那篇文章卻深深震撼我心，我忍不住寫了一封信給這位作者莊萬壽教授。直到今天，我還保留這封信的底稿。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萬壽教授：拜讀了自立報上大作『中國論』，衷心欣佩！它從歷史文獻探討『中國』一辭的內涵，並作透徹的剖析，對於有關爭議，實有澄清的作用，非常難得。目前台灣所需要者，就是以這類文章來啟發民智。先生若能對這類問題，繼續論述，則台灣人民幸甚矣！…』 從此，我認識了莊萬壽教授，並與他成為至交。而莊教授也果然如我所期待，不斷地「對這類問題，繼續論述」，奮筆不輟，不斷寫出振聾啟瞶的著作。」（見同上出處） 我初次讀到彭教授以上的回憶時，非常驚喜而感動，因為沒想到我與莊萬壽老師認識的途徑，竟然和彭教授一樣都緣自於寫信給莊教授。所不同的是，彭教授寫信給莊教授是前輩對後輩的肯定，我則是晚輩對師長的景仰。事情是這樣的，1988年5月我在《民眾日報》上看到一篇談論台灣地名的文章〈地名權論〉，呼籲喚醒保護地名意識，是發揚鄉土文化的當務之急。通篇論述讓我心有戚戚焉，作者是「莊萬壽」，我久聞其名但未曾仰見。於是我用毛筆寫了一封信寄去莊教授任教的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系，表示我的認同與敬意。我當時喜歡用毛筆寫信，自以為瀟灑，沒想到數天後接到莊教授的回函，打開信一看，雋秀的毛筆字體躍然眼前，我自覺相形見絀。和彭教授一樣「從此，我認識了莊萬壽教授，並與他成為至交」。但言「至交」恐有「無大無小」之感，因為論年歲，論學問，莊老師都是師長輩，我是晚輩。不過，以莊老師的民主心態，他往後都一直當我是忘年之交。 莊老師的著述非常豐富，他以研究中國古漢學為起點（他的同事稱他「老莊」，他本身也剛好深研中國的「老莊」哲學），漸而延伸到台灣的文化歷史。他寫學術專書，也寫啓蒙大眾的文章。一般大眾若無暇讀其專書，起碼應該閱讀他解構中國華夏民族主義的《中國論》，以及建構台灣主體文化的《台灣論》。 莊老師的許多概念清晰的論述，是我教學的好材料。例如他闡述台灣海洋文化的文章中，對「海洋文化」有極切要的解釋，是我上課時常常引用的： 「海洋文化，基本上是隨人類海洋活動的能力，如利用船舶航海、探險、捕魚、交易、戰爭...諸質量的提昇而形成。」「海洋文化的特質是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但它必須是以外來文化加以發展為前提的。到十五、十六世紀，世界新大陸、新航路的開拓之後，接著美、英、法諸國的立憲、獨立、革命與民主政治的推動，顯示海洋文化的意義是包含海權思想、國際貿易、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莊萬壽〈臺灣海洋文化初探〉） 深研中國古漢學的萬壽老師，對我們南島語族的平埔歷史，也極關注，以下試引一段他對弱勢的南島語言的消失的歷史解釋，獨到而深入，莊教授指出： 「儒化是從社學開始﹐而社學的對象是從兒童開始。到十八世紀中葉﹐當時平埔族村社﹑家庭組織尚在﹐但受過儒化教育的兒童﹐不斷的成長﹐進入村社﹐改變平埔族社會的文化價值….」「平埔族的儒化成功﹐繫乎官方掌握兒童教育之權。二百年平埔族的滅亡史﹐就是兒童從我族出走的歷程。…我們可以從文獻看出﹐『番童』漢化的服裝﹑語言是在引導平埔族的流行風尚。可能到十八世紀的下半葉﹐平埔族青少年逐漸全面閩南化或客化﹐而不限於學堂的學生。這是平埔文化的第一聲喪鐘。 」（詳見莊萬壽〈台灣平埔族的儒化〉、〈台灣平埔族如何消失？〉 莊老師這句「平埔族的儒化成功﹐繫乎官方掌握兒童教育之權。二百年平埔族的滅亡史﹐就是兒童從我族出走的歷程。」，幾乎可以看成外來政權（自清領以後，歷經日治到國民黨統治時代）對台灣語言文化政策的近似模式。這樣的史觀，也只有立足於台灣的主體立場才有可能洞察。 莊老師三十歲執教於師大國文系，1983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任招聘教授，為兩國的文化和教育貢獻良多。他更戮力推動台灣的文史教育。如擔任台灣師大的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的五年內，全力推動台灣最早的校園本土文化 （詳見本書許俊雅文），規劃台灣師大的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也協助我任教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後來擴充為「台灣文化研究所」）的創設。莊教授於台灣師大退休後，又南下長榮大學主持台灣研究所的創設，並捐贈百萬元獎學金給長榮大學。 莊老師不僅從事「漢學」與「台灣學」的學術研究與著述，不僅奔命於台灣文史教育的推廣，他更關心時局，觀察時政，參與社會運動團體，經常走出書房，走出學校，投身於街頭與群眾之間。 以下這兩張照片，是1977年中壢事件時莊老師在現場拍攝的歷史見證。 再看以下這張圖，1978年底美蔣斷交時，通往美國大使館的中華路遭封閉，以防民眾向美國大使館聚集。莊老師到現場拍下這張歷史見證。 以下這張，則是美蔣斷交消息一出，康寧祥競選總部貼出緊急通告海報，呼籲大家冷靜。莊老師也到現場拍照留影。 像這樣親臨事件現場拍攝的照片，莊老師留存了數千張，今天都已成為珍貴的歷史照片。可見莊萬壽教授對時政的關心，也可見他是一位極具歷史意識與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以上所舉的照片，就是我在寫《台灣史100件大事》時，老師提供給我的。 極富歷史意識的莊老師對於地名、史跡，非常重視。 今天捷運淡水線有一站叫「唭哩岸」，這個名字就是因莊教授的呼籲，有關單位決定以該站附近早年凱達格蘭族的「唭哩岸社」來命名。 當史蹟被無歷史意識的官方破壞時，莊老師也挺身而出，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為了台北刑務所遺蹟（台北監獄圍牆遺跡，在愛國東路底、金山南路交叉口附近）即將被拆毀，帶頭出面抗爭（見下圖照片）。莊老師指出，「在這裡死的，有林少貓、羅福星…。一直到1945年美國轟炸台灣的飛行員被打下來有14名俘虜也在這裡處決。 這一塊綠草地上面有一排的日本獄官宿舍被拆掉。台北刑務所的死囚空間成為沒有名稱的小公園，沒有紀念碑。圍牆裡面的大監獄，台北刑務所，台灣著名的人物都在此被關過，林幼春、蔣渭水、謝雪紅…等等。到二戰後政治犯人辜振甫的嫂子丶，二二八事件時二七部隊的隊長，還健在90多歲的鍾逸人…」「韓國志士趙明河，因在台灣台中刺殺久彌宫邦彥王（昭和岳父）未遂。也被處死於台北刑務所」「台北刑務所是台灣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如治警事件等等的共同空間，我們堅決一定要保留，反對開發。台北市中心從總統府到「中正廟」都是外來，是統治者的暴力空間，向東連接著台北刑務所，是台灣人100多年來、1萬多人的血淚空間，台灣人要誓死保護這一塊台灣人歷史的現場。」 莊老師感慨地說，「首爾刑務所全部保留下來，成為韓國的國寶」，我們卻不重視歷史遺跡。 莊教授於1939年出生在鹿港的一個木匠之家，乃父莊泉先生的手藝精巧，名聞地方，此外漢學基底深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莊泉先生曾經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屬當時的左翼人士。也因此，莊老師在年少時深受父親的影響，是一位關懷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的社會主義者。我的舅公林秋梧（證峰法師）也是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的一員，憐貧愛眾的情操是當時左翼青年的特質，感召着我們這些後代。莊老師也很明顯充滿着這種人格特質，我且舉以下一個例子： 1978年10月8日莊老師在內湖山道邊遇到一位正在行乞的盲婦，莊老師駐足與她寒暄。她30歲時目盲，無子女。丈夫長期為松山的磚窯工人，幾年前過世，她孤苦貧困，只好行乞。莊老師說，「乞聲哀怨，聞之鼻酸」。以下的照片是莊老師拍攝的。鏡頭咔嚓之際，流露着對世間不幸者悲憫。莊老師在照片的背面，寫下這首感慨的詩句： 『經濟起飛』，有被剝削的勞工； 『安和樂利』，有被遺棄的老人； 『貧戶消滅』，菩薩的路上有乞食的盲婦！ 阿婆啊！你不知道你說的命，並不是真正的命啊！ 看到行乞盲婦的影像，讀了莊老師悲天憫人，為世間鳴不平的心語，我忍不住黯然淚下。 同情無產階級的情操，使莊老師在年少時成為一個熱血的社會主義青年。甚至因為不滿國民黨的腐敗殘暴，使他曾經轉向對當時甫崛起的紅色中國及毛澤東有所幻想與期待。好在正義與正直的人，有思辨是非的能力，後來的共產中國與毛澤東的本質原形畢露，其殘暴與腐敗不下於中國國民黨，莊老師終於告別白色中國與紅色中國，回到腳踏實地的台灣綠土，走上追求台灣獨立的大道。 莊老師的心路歷程，使我想起英國大文豪蕭伯納說過：「凡是天才年輕時當左傾，但是到中年仍相信共產主義，則必是白癡。」；前法國總理克利蒙梭也說過：「三十歲以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沒有大腦！」。莊教授的良知與大腦，讓他知所通變，不惜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這種變，與政客的圓滑突梯，為求名利權位之變，截然不同。 曾經在年少時代醉心「社會主義祖國」的莊萬壽老師，現在對於專制中國威脅自由世界、威脅民主台灣，則憂心忡忡，他說： 「人類民主自由的進展，確實令人憂心。 現主要根源是中國因素，中國的崛起毫不意外，實施集權的黨國（共產）資本主義，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二三十年間國力快速成長，中產階級增加，而不改變社會封閉的本質，是有些意外。拋棄了反帝制的無產階級的核心價值，重返儒教封建階級之路，是更大的意外。中國恢復了大一統天朝體制，對世界民主自由產生威脅，嚴重的是專制有效力的價值觀， 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可以鞏固政權富國強兵，鼓舞了為數眾多的獨裁政權、國家。 被統治的人民也一樣被洗腦。幾十年來中國的崩潰論，出現太多了。 台灣人不能把前途寄託在中國的崩潰，……當然我們憂心集權思想野心家又復辟。 威瑪憲法共和國， 選出的用奧步當選的希特勒。…我們最最憂心的是台灣人被滲透、被洗腦，台灣就沒有希望，台灣只有被統一途，這是中國所期待的。這是兩千三百萬人的大悲劇…」 古道熱腸的莊教授，投身社會運動，參加社運團體。2002年，莊老師被推出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領導這個以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為宗旨的知識分子團體。我則是他帶領下的一名會員。 右二為莊萬壽教授 在學術研究、社會關懷、文化改革、社會運動…的路途上，我與莊老師一起並肩作戰。我敬他為師長前輩，他待我為同志好友，對我提攜有加，愛護備至。他聘我去他主持的師大人文中心講授「台灣百年政治史話」，並引薦我參與人文中心策劃的《台灣文化事典》的編寫；他又推薦我到師大台文所及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開課。1989年我出任《首都早報》主筆室主任主編「言論版」時，莊老師特地賜稿支援。 我自大學時代即開始寫政論（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的評論），關心時政的莊萬壽老師很早就注意到我的文章。所以，2001年我出版《台灣怎麼論》政論選集時，莊老師賜我一篇長序〈台灣政論的歷史觀察—李筱峰教授與台灣政論史〉，他從整個戰後的台灣政論史來觀察，為我在台灣政論史上予以肯定的地位，這對我是何等的鼓勵！ 連我女兒結婚時，莊老師也特書賀詞勉勵（見下圖）。我需要說明一下詩中的意涵：我女兒是一位在殯儀館奏哀樂的樂師，並協同他先生兼辦殯葬業務。有親友問我要不要勸女兒轉業，我說不要！生、老、病、死，乃人生重要過程，無人能免，為何獨賤殯葬業？太不健康！我告訴女兒，只要不做違法的事，還有，只要不加入那個殺人無數、侵佔國產的外來政黨，讓我蒙羞，還有，只要不支持專制極權的中共政權，妳做什麼，爸爸都尊重、都支持！所以莊老師給女兒的結婚賀詩中有「願獻甘霖為送終」（女兒名「佳霖」）、「勇冠人間歌薤露」（女婿名「冠甫」，而「薤露」乃古代輓歌名）。 兩年多前我因罹患腎臟癌動手術，莊老師極為我擔心。手術後不久，我從國北教大退休，台灣文化研究所為我舉辦「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莊老師親臨講話，並書贈如下的賀詩： 老師對我的溢美之詞我愧不敢當，但是他詩中有「聞君致事猶不捨」一句，我知道這是老師對我身體的關心。其實，我對老師亦更不捨，因為老師也於今年初動完胰臟癌手術。我和老師還要繼續「筆攻不義視寇仇」，一起奮鬥！除了反抗國共兩黨的專制霸權，我們還要互相勉勵，抵抗癌魔。 欣逢萬壽老師八十「傘壽」，恭祝萬壽老師萬壽無疆！萬壽精神發揚光大！

來看藍色頭腦的雙重標準，這種事例不勝枚舉，這只是取樣代表之一：— 和馬皇。

這次針對習近平對台談話，蔡總統一反過去的柔軟，強力還擊，明確表達台灣不接受所謂「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和「一國兩制」，贏得國人高度肯定（民調顯示台灣八成民意不接受「一國兩制」）。就在小英談話的隔日，彭明敏、吳澧培、高俊民、李遠哲四位前輩勸小英勿連任的廣告見報。結果綠營許多人就擷取這兩個表象，責備前賢，說四大老不該選在蔡總統強力還擊習近平的時刻出來挖牆腳。言下之意，好像四位前輩的廣告是刻意「挑選」這個時刻刊登的。連我素所敬佩的網紅作家、媒體名嘴，和長年好友，都責怪四位前輩不該出此一舉。 這真是一道討論「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史學方法論的好教材。歷史學在解釋歷史現象或事件時，必須了解事件的過程、發展、演變、因果…，不能僅憑眼前的片段或表象，停格在靜態的橫切面上。 圖片來源：翻攝《自由時報》 我不怕挨罵坦白透露，早在一年前媒體記者問我，如果只用一句話建議蔡總統，我會怎麼說？我答「請蔡英文只做一任就好」。記者大笑，卻未刊出我的話。我當時的心情，想必大老們也心有戚戚焉。 蔡總統自上任後，對藍營謙卑討好，卻對綠營傲慢打臉。我且先舉一例，台商受害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博士長期呼籲外勞本勞脫鉤，以吸引製造業台商回台，小英對此本無興趣，但經友人安排，勉強讓高博士當面向她說明，不料高為邦正報告一半，小英一聲不說，當面掉頭就走人，留下錯愕的高博士愣在現場。相對於她在敗選之後「求見」柯 P 時的和顏悅色，判若兩人。  對個人無禮，估不計較，重點在於小英主政之後，不願把握國會過半的機會，實現民進黨創黨初衷，卻一反政黨政治的常態，起用「老藍男」執政。她任用一向反台獨，主張「一中」的傳統藍官李大維出掌外交（現在更位升國安會秘書長）；他任用公然表示即使民意所趨國軍也不保衛「台獨」的人當國防部長；她授意參加 WHA 的衛福部長發言時不提 Taiwan 而用 Chinese Taipei，她認為這樣並無矮化台灣。 讓獨派更失望的是，小英不惜違反「國民主權」精神，不惜打臉數十年來的制憲公投運動，而讓台灣人民不能擁有正名入聯決定國家前途的公投權利；即使東京奧運的正名公投連署活動，她也阻擾。 至於改革，他找了過去威權時代打壓民運的幫手謝文定要來「改革司法」；他縱容葉俊榮給婦聯會黨產放水；她找來支持馬英九的鄉愿要進行「轉型正義」…。總之，蔡英文領導的黨中央「價值迷航」，綠營支持者被蔡英文背離黨綱的行為所綁架！怪不得去年五月在史丹福大學一場新政府週年研討會上，一位向來對臺灣有深入看法的維也納大學敎授說，小英可能造成獨派出走。 蔡英文總統 1/2 下午召開記者會，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所謂「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紀念談話表示，自己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原因就是北京當局定義的「九二共識」其實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 彭明敏教授等大老，早就對此憂心忡忡。彭教授屢次為文提醒告誡，但都枉然。九合一敗選之後，看到宣稱該改變的是她自己的小英，竟然是改變成向柯 P「求見」，讓葉俊榮拔管（雖表驚訝，卻不補救）。因此大老們終於忍不住，決定放重話，力挽狂瀾。 四大老的廣告刊登前，小英早已知道有此廣告將出，李遠哲也和小英見了面說明，小英還反問李院長「我什麼地方錯了？」這讓我想起西諺說「The most dangerous is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接著，習近平談話出來了，小英一反過去的柔軟，強力還擊。旋即四大老的聲明見報，因此引起只看表象的部分綠營朋友痛罵。 我的因果解讀是，有了四大老的重話激勵，終於讓小英硬起來了！ 感謝四大老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期待小英繼續堅持力道，果能如此，我還是會支持小英連任！ 相關報導： 中國心準備碎裂？蔡英文臉書貼多國語言反一國兩制（2019／01／05） 大老要蔡英文放棄連任 台獨青壯派籲團結挺英（2019／01／03） 「四個必須」回應習近平 蔡英文：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影】（2019／01／02）

◎ 李笑佛 自從習近平修憲讓自己成為終身職之後，「習皇」之稱乃生。但在中國境內無人敢公開叫他「習皇」，也無人敢對他回嘴，除非想找死。但是我們在台灣可以稱「習皇」，向他「回嘴」（也可向自己總統嗆聲），這正說明獨立自由的台灣是何等重要！一旦被「統」了，我們就只能「習禁評」！ 習皇的「告台灣同胞書」多為陳腔濫調，除了讓他們在台的「中」字號代言媒體可以發揮更多政令宣導之外，會讓台灣人（部分藍民除外）感動者，幾希？因此，我只挑其中幾個他們慣用的句型來回嘴。 習皇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其然乎？ 我曾經在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那些「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歷史老是讓我教不完。光是十九世紀中的太平天國之役（負責討伐的是曾國藩、左宗棠等漢人部隊），就死了兩千多萬到四千萬人之譜，相當於全台灣人死光光；殺人魔毛澤東殺了三千八百萬中國人，其中文革時代死了近兩千萬人。近代中國人殺的中國人，比帝國列強殺的中國人要多出一百倍以上。你們用機槍、坦克進去天安門殺的一、二千名學生，不是中國人嗎？他們有主張台獨嗎？他們只是要求民主。還有，既然你們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麼被你們屠殺的圖博（所謂「西藏」）人，被你們關在集中營的上百萬維吾爾人，是否不是中國人，既然不是中國人，為何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 習皇在文告中口口聲聲「中華民族」如何如何。這是個政治名詞，並非學術名詞，人類學、民族學、種族學上並無「中華民族」。試想，清末革命黨人說「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等到「韃虜」（滿清）被推翻了，卻又旋即將之納入「中華」之內。足見「中華民族」是隨政治需要而建構的名詞。要台灣人為了這種政治神話，放棄真正的自由人權去接受你們專制極權的「統一」嗎？ 習皇重談「和平統一」，又同時說不放棄武力，這種「用武力促進和平統一」的笑話，我們聽膩了。不過習皇這次有小突破，就是要和台灣內部各黨派對話。我有興趣的是，既然知道台灣有多政黨並存，你們怎麼從來不會見賢思齊，還在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唯有中國民主化，化解台獨才有可能。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蔡總統在這次民進黨敗選後表示，應該改變的是她自己。請問，這種黨軍不趕快改變為國軍，不趕快讓軍人建立起「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服從民選的文人政府）」的觀念，那麼蔡總統要改變的是什麼？

  ◎ 李笑佛 網友傳來一句傳神的句子，形容柯文哲「看到總統，亞斯伯格症就會發作；看到上海來的客人，瞬間變成斯德哥爾摩症，這病奇惹！」這位斯德哥爾摩症的患者忘了我是誰，失去自己的主體。所以這位四年前標榜「墨綠」的「素人」，在變色連任市長後，在迎接「命運共同體」的上海客人的「雙城論壇」上，不僅繼續諂言「兩岸一家親」，更祭出「兩岸同文同種共同歷史」的政治神話。 其中「同文」也許勉強說得通，台灣的繁體中文，與中國的簡體中文雖然彼此不完全看懂，但總算都是中文（應稱「華文」較好）。但「同種」呢？中國內部就有五十六個民族，本身都不同種，怎麼會和台灣同種？近世台灣在外來者移入之前，原本是南島民族的天地，台灣住民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及印、太洋上諸多群島的住民，同屬南島民族（Austronesian），怎麼會和中國同種？即使十八世紀中開始進入較多閩粵移民，但是一百多年間的移入者多為羅漢腳，他們與南島語族通婚繁衍子嗣，所以今天台灣人大約八十％具有南島民族血緣（詳參林媽利教授研究）。嚴格說，今天世界上與台灣在種族上最相似的絕非中國，而是新加坡，他們有逾七十％的華人（閩粵移民的後裔），以及其他馬來人等。這種住民結構還比較像台灣。 至於說「歷史相同」，更背離歷史常識。近世台灣由東西外來政權輪番上陣殖民統治，先後插過七面國旗（或代表統治者旗幟），中國歷史有這樣嗎？台灣在一六八四年被滿清併吞之前，不曾是中國任何朝代的領土。從海洋文化看，自荷蘭時代起，大員（今安平）已是遠東貨物的集散地，台灣已進入以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有別於自足導向的中國封建小農經濟。即使同樣在滿清殖民統治下，台灣是封山禁海之區，有別於當時大陸內地；而在開港通商之後，台灣又是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一個貿易順差之島。再說，經過廿世紀台灣的近代建設已超前中國三十多年；一九二○年代台灣文化啟蒙與抗日社運，已開始「公民覺醒」，為台灣民主運動史開路。 為了媚敵而去迎合「同種同歷史」的神話，可憐可惡可恥！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 吉姆李次郎 一、「為何中國的福建人、山東人、上海人、北京人…不用說『我是中國福建人』、『我是中國山東人』、『我是中國上海人』、『我是中國北京人』…，但是台灣人必須強調『我是中國台灣人』呢？」 答：因為福建、山東、上海、北京…本來就是中國的，沒有人會懷疑，不需強調；但是台灣不是，所以才要特別強調。 二、「吳寶春向中國表態他『出生於中國台灣，支持九二共識』之後，引起許多台灣網友的議論，為何文茜姐還特地去買了一大袋他的麵包以示支持？」 答：因為她與吳寶春有著相同的心路歷程，所以惺惺相惜。 三、「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九二的『共識』又是什麼？」 答：連有沒有「九二共識」都沒有共識，「九二」哪會有共識？ 四、「為何一些經濟犯在獄中，他的妻子、妹妹卻還會當選縣長？」 答：這叫做「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 五、「為何堂堂一國之尊的總統蔡英文，不在總統府召見台北市長柯文哲，卻要委屈下來安排『蔡柯會』？」 答：民進黨敗選之後，蔡英文有檢討說，應該改變的是她自己。 「可是她是總統啊！」 答：這叫做「謙卑，謙卑，再謙卑」吧？ 「為何在『蔡柯會』上，蔡英文總統出現難得一見笑容可掬的神情，但是柯文哲卻仍板著臉孔，少有笑容，瞧都不瞧蔡總統一眼？」 答：人家柯文哲崇拜的是毛澤東，你小英算老幾？ 六、「藍營的公投提案讓台灣成為全球唯一拒絕日本的所謂『核食』的國家，但是為何有些藍民卻對『中國豬瘟』不很在乎？」 答：天下無不是的「祖國」！「小日本」豈可與我「大中華」相提並論？ 七、「為何國民黨聽到要修法處罰發放假消息的造謠者會跳腳？還說這樣會傷害言論自由？」 答：這不就知道是何方在發放假消息了嗎？這叫做對號入座。 「不能這樣說，萬一以『假消息』為藉口，進行言論自由的壓制，怎麼辦？」 答：這是你們的經驗之談嗎？以前你們實施戒嚴的時候怎麼沒想到？ （附記：這項修法的建議目前決定不考慮，國民黨放心了！） （作者為退休大學教授）

◎ 吉姆李次郎 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檢討之聲此起彼落，七嘴八舌。 「搞什麼一例一休，勞資皆怒，怪不得慘敗！」 「都是急著搞什麼同婚議題！」 「都是因為中共介入台灣選舉，製造假新聞，五毛黨擾亂選情！」 綠營內部也相互指責： 「都是小英找了一堆老藍男來執政的結果！」 「小英傲慢，不與人溝通。」 「都是民視彭Ｐ天天批評民進黨造成的。」 「都是『喜樂島』和小英作對的結果。」 「說什麼要教訓民進黨，結果教訓成這個樣子！」 「新潮流包圍小英，要負很大責任。」 「小英背離民進黨建黨初衷的結果。」 「……」 藍營一邊慶祝，一邊揶揄： 「不接受九二共識就是這種結果。」 「搞什麼年金改革，就給你好看！」 「看你們還敢不敢搞什麼非核家園，試試看！」 「你想卡管！爺兒們就給你好看！」 「搞什麼轉型正義？看你們要轉到哪裡去！」 「還敢清算我們的黨產嗎？」 「……」 中國也隔海發聲：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這次選舉結果，反映廣大台灣民眾希望繼續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我們將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團結廣大台灣同胞，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我們歡迎台灣更多縣市參與兩岸城市交流合作。」 中國媒體：「這是台獨勢力的慘敗，顯示台灣同胞追求統一的民意。」 沒有投票、沒有選舉、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當局，忽然重視起台灣的「民意」，立刻發佈利多消息，要開放他的人民到高雄、台中、南投等藍營執政的地方旅遊。藍營民眾、夜市小販、餐飲旅遊業，歡心期待，卻無感於一個連人民旅遊都可以操控的政權，到底是真的要來拚經濟，還是拚政治？宣示要「拚經濟，不要拚拼政治」的韓國瑜，也在當選隔日旋即再度宣示要支持「九二共識」，以示忠誠。國、共兩黨與台灣藍營民眾同享勝選的歡樂，台灣內部則仍七嘴八舌繼續檢討民進黨的慘敗。小英則說：「應該改變的是我自己。」四面八方的人，又七嘴八舌地問：「妳要怎麼改變？」 （作者為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