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留島」的更重要理由是地緣戰略的考慮，台灣是中國擴張海權的戰略要地。併吞台灣之後，台灣海峽變成中國內海，方便擴張南海勢力範圍，台灣又可以成為對抗美、日的重要基地。

  今天是中國五四運動的100周年，習近平發表五四運動百年紀念談話，這應該是五四運動以來對五四最大的打臉與諷刺！ 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兼顧五四運動的兩層意義：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的5月4日中國北京大學學生因抗議巴黎和會（一次戰後）將中國山東的權益讓渡給日本，而引發的學生示威運動，南京、上海、杭州、武漢……各大城市學生紛紛響應。這個示威運動的主調，即他們當時楬櫫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個主調當然符合今天習近平們標榜的反帝的民族主義。 但是，千萬別忽略了史學上所說的「五四運動」還有更廣義的解釋，那就是1919年的前後數年之間，中國知識份子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魯迅等等所推動的新文化新思想運動。他們對傳統禮教、封建舊俗，乃至舊文學、舊價值的全盤檢討，因此又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廣義的「五四運動」的主調在於「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 在狹義的五四運動爆發的4個月前，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明白揭示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原則是「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他認為只有科學與民主「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 弔詭的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陳獨秀，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而後來他卻遭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他所提倡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其中的德先生正是中共最害怕的，早就被中共斬決了。中共在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五四浪潮中誕生，但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卻成為摧殘民主最徹底的政權。如今習近平修憲讓自己成為終身職，只差沒有穿龍袍戴皇冠。「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給習皇統治下的中國的「自由度」打11分（台灣93分）真是恰如其分。 孫文痛罵滿清的話，今天拿來看中共還真管用：「集會有禁，文字成獄，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中共十九大之後，規定具有西方「三權分立」思想的人不得參加共產黨，而且禁止大學講課提倡西方的「三權分立」學說。 五四已經100年了，中國的德先生還生不下來！那麼賽先生的科學呢？持平而論，中國在科學方面當然有長足進展，但不幸的是，賽先生卻被拿來摧殘德先生，罄竹難書。像人臉辨識、用AI（人工智慧）輔助的數位監控技術控管全民，以新疆做為機器學習的練兵場；用軍機、航艦、飛彈威脅民主台灣；運用網路透過網軍製造假消息打擊台灣；操控台灣的部分媒體……在在都是科學的運用。 只發展科學而不發展民主，科學淪入專制極權手中，至為危險！對內壓迫人民，對外成為破壞和平的強權，這樣的政權在紀念五四，有夠諷刺。 中國五四學生運動那一年的年底，台灣留日學生與蔡惠如、林獻堂組成了「新民會」，掀起1920年代台灣的公民覺醒運動。新民會當時還曾主張與中國五四的新青年互通聲氣。台灣當時的菁英，與中國五四知識份子都同樣是受世界新思潮的影響而圖謀變革。100年來，台灣的賽先生與德先生都茁長成人，不僅高科技受世界重視，民主發展也受世界肯定。 但是民主台灣正面臨專制中國的威脅。而台灣內部卻有人不知珍惜93分的自由度，有意替專制中國侵吞民主台灣，看來五四學生運動那句口號也很值得我們今天參考──「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歷史雖然不能當飯吃，但是不讀歷史就會變白癡！

這位高科技的企業主雖然在其企業領域能獨當一面，但他的人格與心思卻還停留在「前近代」。怪不得2014年他不怕貽笑大方會說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笑話。

  在禮文島的商品店，左二為葉博文。圖／作者提供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博文： 知道你住院時，想去看你，低調的你卻不讓人看，結果我沒得見你最後一面。但我知道你不會怪我，因為這幾個月我正遭逢母喪在台南家。 不過，我要怪你，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你悄然離去，把傷痛留給我。 你和我算是「君子之交」，但卻不是「淡如水」，而是「醇如酒」。和你相處時，你都是用「兄弟」稱我，也自稱「兄弟」。我雖然「相交滿天下」，但我平日不善迎往，而你卻是少數在相處時能讓我輕鬆自在又暢懷恬適的一人；我也不善飲酒，無法與你對飲，但每次看你小酌，我卻仿佛覺得自己也擁有些許品味。 你是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首任館長，我則是號稱台灣國內第一位將二二八事件專章寫入學術論文的人。在籌備二二八紀念館時，我們自然攜手合作了。感謝你讓我參與二二八紀念館展覽內容的規劃，一起為台灣的歷史努力，人生至樂莫過於此。 有一次，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來看紀念館，對於展場上我將鄭成功家族的東寧政權說成「外來政權」表示不以為然，但你堅持你的立場。你將龍應台的不滿轉告我，並瀟灑地拋了一句話：「她不滿是她家的事，但是鄭氏政權當然是外來政權，這是台灣史的常識。」 堅持立場是你的人格特質，讓我更佩服的是，你勇於向成規挑戰。你上任二二八紀念館館長之後，把紀念館屋頂上那支從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時代始終掛著外來政權的旗子的旗杆給鋸掉了！ 我們還有一項令我很懷念又珍惜的合作，那就是林義雄兄的慈林基金會要成立「台灣民主運動館」。義雄兄找你規劃，你又找我幫忙，負責整個展場內容的編寫。直到現在，我每次帶學生去宜蘭參觀台灣民主運動館，都會感受到你的心血，但裡面沒有你半個名字。 我們一起走過台灣民主化的辛酸血淚史，裡面有我們珍貴的兄弟之情，像是一杯又香醇，又甘甜，卻又苦澀的濃酒。 和你朝夕相處而彼此有更深刻的了解，是在你擔任二二八紀念館館長任內邀集學者到日本參訪各地博物館，為期一週的參訪、座談，我們有更深入的互相了解。在結束行程準備回台灣的最後一天，你私下告訴我：「這一個禮拜下來，我和大家相處，觀察大家的言行，對許多人才有更深入的了解。兄弟現在更加清楚你的為人….」你接下來那段鼓勵我、感謝我的話，至今仍在我耳邊迴響，那對我是何等珍貴的鼓勵！ 除了那次考察旅行之外，我們還有兩段讓我永難忘懷的旅遊。 一次是2014年8月我們和一群朋友組團去北海道，你陪著秀如，還有秀如爸媽，一起參加。你沿途談笑風生，帶給大家輕鬆自如的氣氛。最有意思的是，到了禮文島，在一家商品店時，你和黃淑純拿出台灣旗，大方展開，日本店員們也參與幫忙拉開，你大聲宣稱我們來自台灣…。那一幕至今仍歷歷在我眼前。 ​ 在北海道旅途中。圖／作者提供​ ​ 葉博文與李筱峰在北海道摩周湖。圖／作者提供​ 葉博文與李筱峰在馬祖。圖／作者提供​ 另外一次旅遊，是2016年10月我們組團去馬祖，那次秀如不能來，因此我們兩個臨時光棍的兄弟就同一房間。我們聊了不少話，最有趣的一句話是，你說今晚要「枕戈待旦」。因為我們白天就在『枕戈待旦』的牌碑前面合影。 隔天清晨，你已不見人影，原來你已經出去晨跑了。 博文，這次你又不見人影，但是你這次不是去晨跑，你跑太遠了，讓兄弟追不回來。我想起弘一法師的〈送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你知道我不喝酒的，但今天我要為兄弟的遠行喝一杯，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媽祖繞境又爆衝突了！我 11 年前的文章依然有效： 農曆三月廿三是媽祖的誕辰。上週大甲媽祖鑾駕出巡遶境，數萬信眾進香隨行，香火繚繞，鑼鼓喧天，陣頭輝煌，正如俗諺所說「三月犭肖 (瘋)媽祖」。我這個受「邏輯實證論」影響的「不可知論者」，雖未趨前護駕，只在家中「臥遊」，卻奇發狂想，設想自己是媽祖林默娘。於是喃喃自語如下─ 想當初我林默娘在中國福建湄洲出生，出生一個月都不曾出聲哭過，因此父親替我取名「默娘」。然而，看到台灣社會為我瘋狂的諸多言行，我「默娘」決定不再當沉默的老娘。 首先最讓老娘不爽的事是，我的鑾轎在遶境時，竟然發生兩個陣頭為了搶轎爆發衝突，分別穿紅衣和白衣的兩個陣頭，雙方拉扯，醜態盡出，有夠難看，紅白對抗也不是這樣！這種搶轎的衝突，幾乎年年上演，如此沒風度，還敢號稱我媽祖信徒，簡直讓我蒙羞！還有，隨行的信眾也不斷出現為了搶「壓轎金」而衝突的場面。不知道以前哪個傢伙編造這種神話說，拿到我媽祖鑾轎駐駕使用過的壓轎金，焚燒祭禱就能得到我的庇佑。許多民眾看到路旁綁著金紙的板凳，上前就搶。 這些爭先恐後要爭取我庇祐的信眾，其實不正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嗎？ 這種自私心態，和我媽祖的救世救難的精神正好大相逕庭。以後這種自私之徒，請不要再來當我的跟屁蟲，我堂堂媽祖，豈會專門庇祐自私之徒？ 有信仰的人，不僅能捨私愛眾，也必定能愛護環境。我看從各地媽祖廟到整個遶境路途，到處焚燒金紙、燃放鞭炮，這種浪費資源、污染空氣、破壞環境的行為，豈是我救苦救難的媽祖所樂見？ 至於為了迎接我而耍特權，更非我媽祖所願。例如彰化縣長卓伯源，為了迎接我，竟然無視交通規則，逆向行車。真是丟我的臉！ 至於總統當選人馬英九也來了，他入鑾轎後，低頭扛轎，看似虔誠。不過據悉，馬英九曾經在基督教靈糧堂受洗過，總統大選時他卻不承認是基督徒，現在又跑來扛我的鑾轎 ，信仰如此搖擺，這和他拿美國綠卡卻選台灣總統，一樣令人有腳踏雙船之感，吾不知何以觀之矣！ 談起政治人物，我更加尷尬了。許多供奉我的媽祖廟，幾乎背後都有政客支撐。平時透過信眾，掌握人脈，生財有方，誠如文學家郭楓老師所言「不管廟門朝哪邊開，財源總是滾滾來」；到了選舉，更成為綁樁賄選的樁腳基地。 嗚呼！我林默娘豈甘心當政客之人頭乎？ 我百口莫辯也。 大甲鎮瀾宮媽祖 9 天 8 夜南下遶境進香， 19 日晚間 6 時舉行「筊筶典禮」，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副董事長鄭銘坤（前右 2 ）等人燒香祝禱，請示媽祖。圖片來源：中央社 更令我難過的是，原本在文革早就被紅衛兵燒掉的湄洲媽祖神像，現在中國北京當局為了對台統戰，又刻了一尊新神像來招攬台灣的媽祖分身們「回娘家」。台灣的媽祖既然會回娘家，台灣的信徒豈有不「回歸祖國」之理？我林默娘被拿來當統戰工具，簡直氣死恁祖媽，不，氣死本媽祖！ 說到統戰，我忽然想起立委李慶華曾經把我抬出來修理台獨人士，也很令老娘不爽，他說：「如果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孔子、媽祖、關公也都是外國人，不要說民眾不相信，我想連他們(台獨人士)自己也都無法相信。」真是冤枉，我林默娘原是大宋子民，也不是中華民國公民，你們要拜就拜，不拜拉倒，統獨爭辯干我何事，竟把我扯進來。人家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新加坡共和國的華人，同樣也拜我媽祖，就沒這個問題。同樣信耶穌的國家也多得很，照李慶華的頭腦， 所有信耶穌的國家都必須統一成一個國家？ 看來我林默娘真是招惹不少是非，我真希望有一天所有天后宮、媽祖廟、鎮瀾宮通通改名為「林默娘紀念館」，如此將可去掉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增加更多慈悲救世的人性，果能如是，則國泰民安，指日可待！

不論誰如何公開主張左右統獨﹐都不必擔心會被拘提﹐也不必再用生命來抗爭。南榕在天有知﹐也該莞爾一笑吧？不過﹐南榕或許又會用如同當年他笑我的口吻說：「筱峰你太不夠衝了﹐這一點言論自由有什麼好滿足的﹐台灣還沒有真正獨立建國呢！」

清明時節，掃墓祭祖，慎終追遠，有情有義。但是，「非其祖而祭之，諂也」；或拿祖先炒作政治，甚至編造假祖先，那就荒唐了！ 新黨郁慕明將在清明節帶領原住民青年到中國去祭拜黃帝，荒唐至極！此舉正是「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政治迷思的發酵。 黃帝是遠古中國的神話人物，從人類學演進觀點看，神話中的炎帝和黃帝若真有其人，也只是遠古部落社會的共主，將其奉為單元傳承下來的中國人的共同祖先，只有蠢蛋才信。中國的文化、人民，是多元發展而非單元傳承，何來共祖？所謂「中華民族」也是後設建構（虛構）的產物，人類學、種族學無此玩意。黃帝做為中國人的共祖，已夠荒唐，還要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的台灣原住民去向黃帝認祖，才真讓我們原住民數典忘祖！ 這套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神話，目的是要透過共同的祖先、血緣來達到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然而，醫學與史學研究指出，約八十％台灣人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若用血統決定國家，則具有雙元 （甚至多元） 血源的台灣人，國家認同豈不錯亂？ 當然，台灣人不必否認有部分祖先來自中國，但是血源不是決定國家的要素。試舉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生前所言：「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我們台灣人不也是一樣嗎？ 記得吳伯雄到中國諂媚北京時說過「祖先不能選擇」，祖先當然不能選擇，但國家可以選擇！選擇建立新國家與祖先何干？一百多年前全球只有三十幾國，今天已增到一百九十二國，難道這些新獨立國都數典忘祖？英、美、加拿大等國多數人有盎格魯撒克遜的共同祖先；德國、奧地利、瑞士也有許多國民同屬日耳曼族；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也有許多各自獨立的國家，沒有誰數典忘祖。再說，吳伯雄既知「祖先不能選擇」，為何只選擇唐山祖，而不在乎平埔祖？ 話說回來，有些台派朋友矯枉過正，無限上綱說台灣人並無唐山祖，全是漢化的南島民族，這樣反失去說服力。台灣自十七世紀起即有閩、粵移民進入。以台北盆地為例，在十七世紀末原本有三千多人（平埔族），此後漸多閩南人移入，到十八世紀中已增至十來萬人，怎麼不是移墾社會？若無閩、粵人移入，或者移入者極少，則原來的平埔語怎可能因漢化而消失？若無自然接觸，純粹靠清政府賜姓、移風、易裝政策，絕無此影響力。我們無須否定部分祖先來自中國，就如同不該否認大部分台灣人有南島民族血緣一樣。現代國家不是靠血緣建立的！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中正紀念堂（民間俗稱「蔣廟」）該不該轉型，以及蔣介石銅像該不該拆除，至今仍在爭論。這些爭論有那麼複雜嗎？只要具有基本的民主理念和歷史意識，道理極為單純。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許多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又將台灣與中國做比較，其中一文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圖／邱萬興提供 二次大戰結束，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大致都對台灣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946.3.20﹐台北《新新》月報第3期〈卷頭語〉) 以下試選摘數則相關的記錄與評語，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 記者江慕雲的見證 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記者江慕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編寫《為台灣說話》一書(1948﹐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其中，有一段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為台灣說話》頁13) 天津《大公報》的見證 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以題目〈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發表一篇社論，呼籲要珍惜台灣。在這篇社論中，誇讚台灣是一片乾淨土，試舉其中一段來看：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這樣純樸而有朝氣的善良國民，正是中國民族的新血液與新希望。〔中略〕…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中略〕…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 非常諷刺的是，上述《大公報》這篇社論刊出的15天之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上海《亞洲世紀》作者李秋生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報刊紛紛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在檢討之中，自然又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其中，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刊載於1948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的文章〈台灣問題的癥結〉，作者李秋生就這樣明白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作者「味橄」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的《新中華》半月刊(復刊5卷7期，1947.4.1.)刊載署名「味橄」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由台灣的騷動說起〉。文中，也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大陸，試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台灣在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尤其在政治不安、內戰激烈的日子，台灣因隔開了一點，沒有多少駐軍，政治較為單純，經濟可以獨立，幣制不受法幣影響，所以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的世外桃源。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 作家蕭乾的見證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 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 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杉。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的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作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的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州。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來台公務員曾器的見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而且在生活文化層面，也有不同。以下引介的這段史料，是一位在戰後來台的大陸籍公務員曾器於1990年4月12日發表在《大成報》副刊(13版)的文章─〈回到四十年前〉。曾器先生回憶他在終戰之後初抵台灣的見聞，從他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差異： 「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 「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 憲兵團長高維民的見證 終戰後來台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曾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來台的接收工作。他是當時全台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後來在<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載《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一文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目睹台灣人的良好風氣，這樣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孝紹」的見證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有一群到中國追隨國民政府的台籍人士(民間俗稱「半山」人物)在重慶辦了一份刊物《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該報第5期刊載一篇由一位大陸籍人士執筆的文章，作者署名「孝紹」，文章題目叫做<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作者把六百萬台灣人比擬成留日學生，呼籲蔣介石當局要善待他們。這篇文章，具體指出台灣社會較中國進步的情形。試舉其中一段來了解： 「﹝台灣人民﹞生活之容易由於社會之安定，社會之安定由於秩序之井然，秩序之井然由於教育之普及，而教育之普及則由於生活之不艱難。(自然不能抹殺日閥政治力之背景。)台灣人民好像已經走上了這軌道。而從尋求生活的方面來說，台灣人稍有智識技能者，找生活比較容易，差不多不須通過親戚或朋友的人事關係。﹝中略﹞台灣人民自十五年前以來，已經實行地方自治。因此，台灣人民之自治經驗，可以說比較任何省份的同胞豐富。[中略]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得改良種子，增加農業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 汪彛定的見證 經貿專家汪彝定，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法律系，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時與潮》雜誌編輯。戰後奉派來台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他親眼目睹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與民情狀況。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1991年，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反映台灣政經社會發展與變遷，極具史料價值。以下我們試從汪彝定的回憶，來看看他如何描述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情形： 「﹝民國﹞三十五年，我出差到花蓮，住在當時已破舊的一家旅館中，被子乾乾淨淨，儘管隔著一道紙門，隔壁旅客鼾聲惱人，但仍可安睡。僅此一端，光復時臺灣社會建設高於大陸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區，已可明見。」 「當年我二十六歲。在大陸時，我到過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所以並不是鄉巴佬型的土學生。然而我初到台北，由南港、松山進入愛國西路時，仍然對一個小城而馬路整潔良好具有深刻印象。」 但是汪彝定並非一味歌頌光明面，或只看到表象的商業和市容而已，他還有更深刻的觀察： 「那時的臺北異常荒涼，僅有的一點商業活動集中在榮町(衡陽路)和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一帶。作為一個遍歷中國西南、東南、西北各地的青年人，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 「現在有些人談論臺灣在光復之初，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比大陸局部先進地區只少不多。臺北市的規模有限，商業繁榮遠非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之比，這些都是事實。但臺灣有一項承襲自日本人最好的東西，即城鄉發展較為均衡，基本設施與國民訓練非大陸任何一省可比。」 關於城鄉發展較為均衡，汪彝定以下所舉的事例，或許可見其一斑： 「有一次，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和朋友談到臺灣各小自來水廠的維護與復舊時，我才從自來水專家劉永楙兄處知道，臺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有些非常簡陋，但可以供水。也正因為如此，在臺灣各城市看不見用水車送水或挑水回家的景象。而民國二十年前後，大陸自來水仍不普及。雖然我家是在北京城中熱鬧的西長安街內，卻因為是老房子，仍然得用水車送水。…   至於電話，在整個大陸抗戰結束以前，我不知道有哪一省是每一縣都可以以電話聯繫的，我知道從南京到徽州，是無電話可通的。…」 汪彝定更以專業性的具體資料，提出比較：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光復當時，臺灣的全省輸電網已經大致完成，平地鄉村供電可達九○%，山區及僻遠地方則無法達到。在大陸上，即使是最繁富的江蘇、浙江、廣東，全省輸電網都差得遠，鄉村供電率低。局部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上海附近之外，廣大農村的供電網全未建設。各城市往往自建小型電廠，多半電壓不足，更不能聯成全省城鄉輸電網。」 除了輸電網的比較之外，汪彝定接著以礦區實測圖來比較，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到礦務科任科長時，見到全省礦區六千分之一實測圖，為之驚訝。這樣的全省礦區實測圖，今天大陸中共在新技術開發之下，想必已完成，但在當年各省卻完全不備。」 再者，從教育與人力來看，汪彝定說： 「教育制度上，日本人嚴苛歧視臺灣人，不讓臺灣人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廣設各地的國民學校，卻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知識與領悟能力，這給後來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可用便於訓練的人力。    充裕的人力，便利的交通，廣佈城鄉的電網，頗佳的海港，為後來的經濟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是平均國民所得之類的統計所能表示。」 「來臺不久，有一天我奉命去送奶粉給一家國民小學。學校裡整齊的房舍、廣大的操場，與內地借用祠堂或其他公共建築設立的國民學校，形象完全不同。即使是我在北京所讀有名的北師附小(紅廟小學)，也是借用一座大宅改建的。後來我從統計中得知，日本在臺一共建立了小學1099所，就學率約73%，以當時人口670萬人計算，每6100人便有一所小學。儘管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嚴苛的岐視臺灣人，剝奪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筱峰按：日本當局並沒有禁止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們啟發民智的初步工作是不可否認的。」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沒有半段是台灣本地人寫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了解許多中國的知識人大致都肯定在終戰之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經超前中國大陸許多。

2015-03-04 68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不是只發生一天的事件，而是持續數月的事件。從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北延平北路緝菸血案引爆衝突開始，各地武裝反抗、會議協商、要求改革，到所謂「綏靖」、「清鄉」，前後持續數月。這個事件最後為何死傷慘重？因為他最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用「屠殺」形容二二八事件合理嗎？ 什麼叫做「屠殺」？如果用英文思考，就是Massacre或叫做Slaughter。根據Oxford Dictionary的定義，Massacre解釋為indiscriminate killing，意思就是「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Slaughter的解釋就是kill in a ruthless manner or on a great scale，意思就是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以上的定義，應該古今內外皆然，毋庸爭論。二二八事件中，有無進行「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有沒有「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 要解答此問題，至今史料斑斑可考。但為了避免受到「主觀偏見」之疑，本文捨棄台灣人的見證，而以來自中國的軍官、記者的回憶及採訪報導為根據，來看看他們筆下的這場屠殺慘狀：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一九九一）。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登陸後如何濫殺無辜：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到達台北的當天下午，又空運一個營到嘉義。嘉義羅迪光營殘部在增援部隊剛一下飛機場，即配合援軍向四周武裝的人民進行大屠殺，當場死傷數以千計。」 部隊不僅濫殺無辜，同時官兵變成強盜，何聘儒回憶說： 「四三六團於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分赴新竹、桃園、中壢等地鎮壓人民武裝。團部率其餘各部直開台中，駐大華酒家，同時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進行鎮壓。該部在沿途，對於因問詢語言隔閡，搖頭擺手的無辜群眾，亦予槍殺不少。不久，團部移駐中壢，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並把這家酒家改為俱樂部。其行為甚於盜匪。」 致於南部的情形，何聘儒的回憶，特別是有關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作為，有如下的敘述： 「台灣南部的情況，事後根據獨立團第二營副營長劉家騶告訴我說：『在三月一、二兩天，暴動聲勢浩大時，彭孟緝和他的要塞部隊，都縮在要塞中不敢外出一步。三日上午我(劉自稱)帶領一個連分乘四部汽車，去解救高雄七連的圍。當時不顧一切，把架在汽車上的機槍，向沿途阻攔的人掃射。一時七、八挺機槍辟辟拍拍，被打死打傷的人真是不少，中午衝到高雄，解了七連的圍。』言下大有無限得意之感。接著又談到：當時又顧慮鳳山團部只有衛生隊、輸送連、迫砲連，戰鬥力薄弱，等於耍空城記，所以又命汽車在當天下午一、二點鐘，開回鳳山；為了顯示部隊沒有離開高雄，叫所有士兵困倒在汽車裡，使外面看不出車上有人，如空車一樣，急忙開回鳳山。臨走前派了一個指導員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繫，告以『暴民』力量很弱，已被我軍擊潰，並打死不少，請彭適時支援七連。彭當時對指導員說：『我的要塞部隊，盡是老弱殘兵，戰鬥力差，今後作戰還要依靠你們。』彭孟緝聽到『暴民』已被驅散，當天下午對前往勸降的群眾代表，立即扯下羊皮，暴露豺狼本性，當場欺騙他們說：『你們的來意很好，等我進去和部屬研究一下。』轉身離開會客室，即命十幾個士兵將幾個代表，都拖到屋子外面槍殺了。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八日前二十一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二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量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上已經平息。先是一四五師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連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人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何聘儒對於這次蔣介石派兵來台，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與痛苦，寄予相當的同情，他說：「自三月八日二十一軍一四六師到台開始『平亂』以後，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各部隊每天都聽說有『戰果』報到軍部，……所謂戰果，實即血腥屠殺的代名詞。」中國軍官何聘儒這段話，足夠回答本問題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一九五○）中，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為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內容從略）」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糢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為這種酷刑秘密處死的，包括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林連宗，王添奵，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林茂生，日本問題專家、前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練等。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這真是無法計數的血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所發表報告書稱『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 而被捕下獄者，大都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在「綏靖」之後，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許多軍隊假借「清鄉」之名，繼續濫殺，且搜括勒索，篇幅所限，就不再例舉。 以上中國軍官與中國記者的見證，已足夠顯示這場屠殺的殘酷，如果再佐以國際媒體以及本地人的親臨見證，史料更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當然是一場如假包換的屠殺。只是當今每個台灣住民，能不能勇敢面對這段歷史，記取教訓。

  ◎ 李笑佛 有一次我去韓國旅行，和一位華裔的韓國導遊聊天。 我問導遊：「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北韓？」 導遊回答：「有！」 我很訝異：「誰？」 導遊答：「通緝犯。」 我哈哈大笑，再問：「那麼，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南韓？」 導遊回答：「當然有！」 「哪種人？」 「全國人民！」 這次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世界各國自由度，南韓八十三分，北韓只有三分，足足差距八十分。 台灣的自由度九十三分，中國只有十一分，我們也足足領先中國八十二分。奇怪的是，台灣內部有一些什麼「愛國同心」、「藍天」的份子，以及一大堆「中」字號的媒體，一天到晚要我們心向那個自由度只有十一分的專制極權國家，真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 那個自由度只有十一分的中國，他們的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最近語出驚人，勸西方國家說：「你們的民主需要改革。」 這讓我想起一個寓言：一隻鳥籠裡的鳥，對著在天空飛翔的鳥說：「天空的秩序，都是被你們破壞的！」智利的名導演也是詩人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說得更貼切：「在籠中生長的鳥隻，總認為飛翔是一種病。」 最近中國國民黨的「太陽」們紛紛表態要和中共簽「和平協議」。難道蔣介石的經驗、圖博（西藏）的下場，他們不知道嗎？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嗎？ 答：他們當然知道，就是因為明知而故犯，這樣才能交心輸誠呀！ 難道他們不在乎台灣人民不買帳嗎？ 答：他們看準享有九十三分自由度的台灣人民不太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有企業主說「民主能當飯吃嗎？」而響應「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人也可以當選市長…。九十三分的自由人，正在逃避自由、賤賣民主，所以國民黨的太陽們何樂而不向北京交心表態？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論者表示，女藝人謝忻的遭遇，讓人深思為何「講台語等於不美麗」的意識形態，深植在大家心中。資料照片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今天是國際母語日，對台灣這個多語國家而言，應有特別意義。尤其過去在中國國民黨長期統治下，本地的語言遭受歧視與壓迫，以致今天台灣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母語瀕絕區，因此國際母語日更應發人深省。 1年多前有一則新聞：藝人謝忻有一次在逛地下街時，遇到一位保養品女推銷員問她要不要試用包，謝忻以台語回答「無要緊，我物件真劑都用未完」。不料推銷員竟然對她說：「妳長得這麼漂亮，不要講台語。」謝忻怒問：「為什麼長得漂亮不能講台語？是安怎我毋使講台語？」謝忻在她的臉書有感而發：「『講台語等於不美麗』的意識形態是否已經深植在大家的心中？不管再怎麼努力推廣什麼在地文化，母語教學，台語都無法被優雅的扭轉，是不是？」 像謝忻這樣遭遇語言歧視的惡例，只是一個抽樣代表。解嚴已經30年了，這種現象至今還隨處存在，當然這是過去國民黨語言歧視的「教育」（應說「洗腦」）的發酵。 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是接受國民黨語言歧視洗腦最徹底的世代。他們都經歷過因為說母語而遭罰站、罰跪、掌嘴、掛牌、罰錢的侮辱。久而久之就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應，認為台灣本地的母語是卑賤的，要講官定的「國語」才高尚。這種心態又傳給下一代，致使下一代自賤母語不再使用。 語言本無貴賤之分，每一種語言都有高尚用語和粗鄙之詞，例如柯文哲把婦科醫師形容為「婦科只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當中討生活」即使是用所謂「國語」發音，還是粗鄙難聽。 如果講台語就比較粗俗，那麼杜甫、李白在吟詩時的發音比較接近今天的「台語」，是否就比較粗俗？在中文系裡面，熟悉「台語」、客家話的人，在修習聲韻學時，比起只懂北京話的人要駕輕就熟，難道他們比較不高尚？ 今天的「台語」（所謂「閩南語」，或「福佬話」）、客家話和北京話（所謂「國語」），都同屬「漢語系」，不僅文法幾乎相同，也共同使用漢字。每一個漢字都可以用「台語」或客語來讀。甚至有許多字讀音近似得難以分辨。不信請以「台語」讀讀這個句子「泰山跳愛河」，看看到底你是念「台語」還是北京話？簡直分不出來。 如果講所謂「國語」就比較高尚，那麼請問在講「台語」時，其中幾個音和「國語」相同時，是不是講到那幾個音就高尚起來，其他的音就又比較低俗？舉個例子，用台語讀這個句子「新婚的郵差和太太去阿里山旅行」，其中的「新婚」、「郵差」、「太太」、「阿里山」的發音，和「國語」發音相同或近似，是不是講到這幾個字時，就高尚起來，其他的音就不高尚呢？這不是太滑稽了嗎？ 一個社會中的任何語言，都是該社會的文化財產，我們沒有藉口任何理由來消滅任何文化財產的權利。韓國瑜在選舉時表示，台灣本地的母語不該在學校學，只能在家裡自己學。如此充滿語言歧視的韓流，卻能在高雄氾濫，台灣文化悲哉！健全的文化觀、教育觀應該是：各種母語都可以在校園內自由使用、發揮。 一個多語並行的社會，顯示該社會的開放；而在一個多語社會中具備多語能力人越多，那個社會的族群融合度也會越高，而且人民透過多語的學習，可以腦力激盪，提高素質，激發文化的精進（以此觀點，也應該推展英、日語等國際語言）。 不僅同為漢語系的「台語」、客語、北京語應共存共榮，原住民南島語系也該有生存進而發揚的空間。相對於漢語系語言，原住民的南島語系才是真正老牌的台灣話，其餘都是近世外來的。中研院李壬癸院士就呼籲我們要珍惜台灣的南島語，誠哉斯言！原住民族的南島語是台灣文化極重要的內涵，更應予尊重保存。

◎ 李笑佛 中共在對中國國民黨進行革命時，以民主自由的標準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等到國民黨政權推翻了，中共建政之後，一黨專政更甚於前。有人質問中共建政後怎麼不實行民主自由制度？周恩來回答，民主自由是拿來對國民黨鬥爭的，不能實行。 以上的歷史型模，拿來對比民進黨在蔡同榮領銜推動公投運動數十年之後，卻在全面執政時，防止國家前途的公投，兩者的型模不知是否一樣？（我是用疑問句，英粉別急著開罵！） 喜樂島聯盟日前發表公開連署信，要求立委表態是否支持修改公投法，讓台灣人民有權透過公投對台灣前途表達意見。當然又引來一群「顧全大局論」及「團結論」者的謾罵。 民進黨數十年推動的公投運動，豈可為了在威權時代選擇服從、不曾參加公投運動，後來才殺出的蔡英文而放棄初衷？「蔡公投」在天有知，不知做何感想？民進黨從「蔡公投」變成「蔡不公投」令人錯愕！綠營誠然應該團結，然而是否過去支持「蔡公投」的人，現在應該轉向跟隨「蔡不公投」才叫團結？若有異議就是破壞團結？ 有許多人將「通過正常的公投法」和「舉辦統獨公投」畫等號。其實不然，前者是工具，後者是使用工具，層次不同。不能因為怕工具使用不當而否定工具。況且，這個工具（公投）是民主原理的ABC，更且是民進黨承諾過的。封建時代都知「民無信不立」，何況民主時代？ 人民決定國家前途的公投法，不僅是不可被剝奪的公民權，而且也是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因應國際環境的籌碼。我們先擁有正常公投法，但不一定立刻舉行台獨公投。先擁有籌碼，再伺機行事，總比先自廢武功好。 有人說，政治必須理想與現實兼顧。誠然！因此，多年宣示追求的正常公投法的理想應該完成；但在現實環境下，目前不必急著進行台獨公投。 有人以這次公投的教訓警告說，中國和藍營會利用公投法操控統獨公投。這擔心沒錯，然而，中國早就利用台灣的民主在進行顛覆了，難道我們要放棄民主？如果數十年的承諾與宣示，在全面執政後放棄，那麼以後的訴求如何取信於民？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有一次我去韓國旅行，和一位華裔的韓國導遊聊天。 我問導遊：「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北韓？」 導遊回答：「有！」 我很訝異：「誰？」 導遊答：「通緝犯。」 我哈哈大笑，再問：「那麼，北韓有沒有人想逃往南韓？」 導遊回答：「當然有！」 「哪種人？」 「全國人民！」 這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世界各國自由度，南韓 83 分，北韓只有 3 分，足足差距 80 分。 圖片來源：中央社 台灣的自由度 93 分，中國只有 11 分，我們也足足領先 82 分。奇怪的是，台灣內部有一些什麼「愛國同心」、「藍天」的分子，以及一大堆「中」字號的媒體，一天到晚要我們心向那個自由度只有 11 分的專制集權國家，真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

迎接春節，重貼舊作與諸友共勉： 「本餐廳魚翅最好吃，要來一份嗎？」餐廳服務生問。 「是真魚翅，還是假的？」我反問。 「保證如假包換。」 「真魚翅我不要，我要假的。」 服務生聽我要假魚翅，大感詫異。我解釋，魚翅是取鯊魚的魚鰭做的，魚翅價格甚高，但鯊肉不值錢，因此魚翅漁業者在捕鯊後，只割下鯊魚的鰭，便將鯊魚拋回海中，這些被割掉鰭的鯊魚不會立刻死亡，但因失去游水能力最後折磨窒息而死，非常可憐。我不想貪一時口慾，助長人類殘忍行為。 同樣的，我也不吃真燕窩。燕子在產卵期才做窩，燕子以分泌黏性的唾液，去和從胃裡吐出未消化的海藻黏在峭壁上做成燕窩。人類取走燕子產卵用的窩，太不人道。還有一種「血燕」更殘酷：當燕窩一再被人採走，而產卵在即，燕子急著再做窩，把喉頭唾液腺都吐破流血了！此時做出的窩帶有血絲，殘酷的人類稱之為血燕，說它含更高動物蛋白，更值錢。所以，想到燕子吐盡心頭血，我實在不忍下嚥。 魚翅、燕窩，都是上等食品，但其背後都蘊含著下等人品。 時值春節前夕，在大家準備闔家團圓，大快朵頤之際，我講這些煞風景的話，實在不識相。但此時不說，更待何時？我也就顧不得利用政論專欄「置入性行銷」一些「勸善」之言了。讀者要責我「唱高調」也好，「假清高」也罷，我仍要藉此年節時令，呼籲大家多多護念動物之苦。即使不能「上求佛道」，也該「下化眾生」。 我無意拘泥「食肉得無量罪」（《梵網經》）的經文而勸人發心茹素，但願人們在春節期間於大魚大肉入口之際，心存悲憫與感恩之心。想想每一隻豬牛雞鴨在被宰殺臨死之前的嚎啕哀號，我們是否應該感謝他們捨命滿足我們的口慾。有此悲憫之心，就不致浪費肉食。常見許多人咬了一口雞腿就嫌難吃而棄置不食，我若是那隻雞，我會責問：只為了吃我一口肉，就剝奪我的生命？人類真可惡啊！ 我曾經在同一天讀到兩本回憶錄，書中都敘說到作者在戰時看到牛隻被抓去宰殺之前流淚的情形，我從此漸漸吃不下牛肉。對其他豬羊雞鴨，何嘗不該如此？孟子說的：「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即使不食牛肉，只喝牛奶，我們也該體恤，牛奶製作過程中，九百萬頭的乳牛，不斷被迫受孕、不斷痛苦生產、不斷被無情取乳、不斷遭受孩子一再被奪走而幾乎精神崩潰，日復一日，牠們是如何過著超乎我們想像的「牛馬不如」的牛馬生活。 日前看到屏東有宰殺流浪狗賣狗肉的新聞，月宰百隻，心中無限悲憤；想起德國境內看不到半隻流浪狗（不是流浪狗被宰殺吃掉，而是政府立法護狗），台灣要臻此文明之境，恐怕還有一大段距離。我不敢奢望台灣人都能「狗溺己溺，狗饑己饑」，但我期待台灣人能革除中國殘酷的飲食文化（好在活吃猴腦的情事，聞於中國，尚未聞於台灣）。 至於要奢求中國尊重動物，則難如登天！設想，一個連基本人權都不尊重的國家，怎麼會在乎動物？一個會屠殺不同種族（例如屠殺東突人、圖博人）的國家，虐殺豬狗牛羊算什麼？反之，一個能尊重動物的國家，自然就會尊重人權。 春節將屆，我期待我們除了少殺生之外，也要進一步少燒冥紙，少放鞭炮，少燃香，多愛護環境，多節省資源。 台灣要獨立建國還不夠，還要建立一個慈悲人道的文明國家。

我在臉書上看到這則貼文，鄭重推薦：

「台灣制憲基金會」今天開幕，謹以廿五年前的這篇拙作呼應。 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長辜寬敏。 圖片來源：台灣制憲基金會 提供 全世界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其所號稱實施的憲法，竟然是在其他地區醞釀出來的；全世界大概也很難找到像「中華民國憲法」這樣的憲法，不能在醞釀這部憲法的地區實行，而卻在與它因緣最淺的領域實行。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馬上會跳起來反駁說：「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中，也有台灣的代表參加啊！」持這種理由的人，其實只是看到事情的表象，而不理解事情背後的歷史縱深。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過程，不只是一九四六年底制憲國民大會期間的短短一個多月的事而已。蔣介石在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國大第三次會議中即提到「政府十四年來制訂憲草的經過」；政治學者荊知仁也說：「…制憲大業，艱苦經營者，前後幾達二十年….」。可見當前「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有一段相當時間的醞釀期或懷胎期，在這段醞釀期或懷胎期，台灣很不幸（或說很幸運地）並沒有躬逢其會，因為當時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段醞釀期，若以蔣介石所說的十四年計算，則大致應推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所制訂之「訓政時期約法」起算；若以荊知仁所說的「幾達二十年」計，則應推到更早，大致是蔣介石結合桂、閻、馮等系軍閥完成北伐前後起算。不管從何者起算，「中華民國憲法」的醞釀成形，都脫胎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訓政時期。國民黨北伐後所頒布的「國民黨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了國民黨政府的訓政時期，而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的「國民會議」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受到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擴大會議」宣布制定約法的刺激而有此舉），明白揭示國民黨一黨專政。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亟，國民黨迫於客觀情勢，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邀集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討論團結禦侮之事。受邀者有半數以上拒不出席。而到會的一百六十餘人當中，有人認為國民黨訓政之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因而想利用國難會議來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除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及憲法頒布日期外，並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憲法的起草，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歷時三年餘，其間歷經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之再三易稿修正，而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明令宣布，是即所謂「五五憲草」。 中華民國憲法正本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有趣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有關領土的規定（第四條）這樣說： 「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疆域。」 從條文中，我們發現，台灣並沒有被列在其「固有疆域」中，而早已獨立的蒙古，以及在日本操控下的東北（滿洲國），卻都列在其領土中。 而根據一九三六年公布，翌年再做若干修訂的國大代表選舉法，台灣也未被置於中國各省市配額中，而是被置於特種選舉人，與檀香山、秘魯、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廿三個國外區域並列，只分配到一名「華僑」代表的名額。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選舉方式成立）組成廿五人的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加以研討、修正。然而，由於中國對日抗戰的吃緊，憲法草案一直被「套牢」，直到大戰結束後，透過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作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制憲國民大會採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此時才有台灣的十七名代表參加）。憲法草案在幾經折騰、協商、改易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廿五日三讀完畢。「中華民國憲法」於焉產生。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大代表選舉辦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十七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只好認了。 1947年台灣發生228事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更遺憾的是，這十七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被中共控制，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在其醞釀產生的地區實施，而卻被帶到一個參與制憲因緣最淺的台灣來（並且在其頭上又加上一個「臨時條款」的封條）。 「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前的大部分過程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後的不久，卻僅只有台灣而沒有中國，這是人類憲政史上難得一見的怪事。 更奇怪的是，面對這件持續四十多年的怪事，竟然還有那麼多的台灣人民不理解台灣要制定一部新憲法的道理，更是匪夷所思！

你們沒有選舉，沒有投票，沒有民調，沒有言論自由，如何確定人民的意思呢？喔！原來你們的民意是中共說了算！這不正是我們不敢接受「統一」，而要追求獨立自主的理由嗎？

藍色邏輯的雙重標準，自早如此。他們的價值標準錯亂，可以隨他們的需要而調整。猶記得他們在擁護蔣家政權的時代，明明是軍事戒嚴、白色恐怖統治，他們卻可以說成「堅守民主陣容」。 現在對岸那個自由度只有15分的專制極權國家，他們也敢自誇是「世界最民主的國家」。 兩岸的「一個中國」的人，都是這種邏輯！ （以下的圖取材自「打馬悍將粉絲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