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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葉高華)
葉高華相關文章
美濃比較偏藍的原因
一、 許多人有一個印象:客家人(相較於福佬人)偏藍。就總體層次而言,這麼說不算錯。不過來到地方層次,你會發現南客相當綠。在屏東縣,客家人甚至比福佬人更偏綠。 二、 更仔細觀察的話,你又可以發現在綠油油的南客當中,美濃是比較偏藍的。曾令毅提出一個解釋,我認為很有說服力。以前美濃人種植菸葉給公賣局收購,與公家體系的連結比較深。 三、 這使我想起舊臺南縣曾有一個藍營堡壘:北門鄉。1997年陳唐山以66%得票率高票連任縣長時,獨獨輸掉北門鄉。2000年陳水扁挾臺南縣鄉親票當選總統時,北門鄉也無法過半。因為北門鄉有很多人曬鹽給臺鹽收購,與公家體系的連結比較深。直到2003年臺鹽民營化,北門鄉終於追隨周遭鄉鎮綠化。 四、 然後我又想起屏東縣滿州鄉與牡丹鄉。兩鄉原住民都屬Paljiljaljiljav社群。喔,講這個你沒聽過,那麼琅嶠18社總該聽過了吧?不過,由於歷史際遇,滿州鄉早早劃入平地,完全不受管制。牡丹鄉則劃在山地這一邊,不能隨意進入;想進入得向官方申請入山證,看官方臉色。後來,滿州鄉原住民的政治色彩與一般漢人看不出明顯差別,近年甚至偏綠。至於牡丹鄉原住民的政治色彩就是大家印象中的樣子,藍藍的。差別在哪裡?過去與公家體系的連結較深。 五、 我想說的是,真正有解釋力的是「過往與公家的連結程度」。「族群」這個因素其實比較表面。
葉高華
2022-11-15
威權時代受害者的後裔
周美玲導演說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流麻溝十五號某演員拿自己的劇照去給奶奶看。奶奶看了之後,突然說,她以前也關過綠島啊。在那之前,奶奶從來沒講過。 我們身邊可能隱藏一些威權時代受害者的後裔。但同樣地,我們身邊也隱藏一些加害者或共犯者的後裔。 我曾有個很要好的同學,好到我去過他家,還常搭他爸的便車,當然也認得他爸。後來因為就讀不同領域,我跟同學失去聯絡。在那之後,我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意外發現,同學的爸爸竟是美麗島大審的軍法官。 因為沒有再碰面,我不知道同學對這件事的態度,甚至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件事。假如有一天再碰面,我對當年的好同學會心存疙瘩嗎? 如果同學努力作自己,我不會把他跟威權時代共犯者聯繫在一起。畢竟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爸爸啊。但是假設,假設喔,同學以他身為威權時代共犯者的後裔為榮,甚至以此爭取某些利益,那麼我也會把他視為共犯者。就這樣。 無論如何,趕快去看流麻溝十五號。這部片一點都不說教,對人物的刻畫很立體。你可以在加害者當中發現一些善良面,也可以在受害者當中發現一些邪惡面。
葉高華
2022-11-14
黃紀生的統治手段
我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之一,是解析日本統治者如何拆散關係密切的原住民、並將關係不睦的原住民送做堆。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偶爾也會想起黃紀生的統治手段。當年,他會發紙條要我們寫出班上最喜歡的人與最討厭的人。不久之後的座位調動,也許參考了調查結果呢。 從學弟的爆料來看,後來黃紀生的統治技術又更進化了。他要學生每週寫「我的最恨」,報告班上有誰做錯事。在他的統治之下,你會覺得他像神一樣俯瞰全貌,什麼事情都知道。 他可能沒有料到,多年後出來一直講他壞事的我,並不是當年他所打擊的反派,而是通過無數次忠誠考核的模範生吧。當年的我盡全力向他表達效忠,包括最討厭的人也寫他指定的反派,因此掙脫之後對他的反感也更為劇烈。
葉高華
2022-08-31
台灣七大都市傳說之五:舊拱橋都是糯米黏的
不知從何時開始,古老的拱橋紛紛被指為「糯米橋」。包括舊山線的魚藤坪斷橋在觀光化之後,也開始盛傳是「糯米橋」。琳瑯滿目的網頁,甚至導覽人員的介紹,常說「整座橋樑以糯米砌磚而成,沒用任何鋼筋或水泥」。這類傳言的氾濫程度,足以擠身臺灣七大都市傳說之一。 事實上,日本人完成臺灣縱貫線的興建之後,隨即編纂《臺灣鐵道史》,鉅細靡遺報告各橋樑的興建過程,連工程平面圖都有呢!根據下卷頁34記載,為了興建三叉河(三義)至大安溪的路段(含魚藤坪橋),總共運來磚塊5萬7千噸,石材、水泥、木材合計9萬噸。水泥都運過來了,還用什麼糯米? 此外,按照文化資產局登錄的資料,魚藤坪橋的設計者是稻垣兵太郎技師 [1]。這是何許人也?1896年他畢業於帝國大學工科大學(東京大學工學部前身)的土木工學科,1899年前來臺灣擔任鐵道部工務課設計掛長,屬高等官。1905年,他奉派主持縱貫線興建工程中最艱難的三叉河至葫蘆墩(豐原)路段。完成縱貫線興建後,1909年他返回日本擔任鐵道院技師;1911年擔任北海道建設事務所長,繼續在北海道興建鐵道。這樣一位出身東京大學土木工學科的高等官,你說他用糯米蓋橋?是在哈囉? 《臺灣鐵道史》如同《理蕃志稿》、《警察沿革志》,堆疊大量原始素材,難以閱讀,但保存珍貴的一手資訊。過去閱讀這套書的障礙,除了有現代日本人也看不太懂的古典日文,還有大量工程術語。翻譯這套書的難度宇宙霹靂無敵高。直到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成立後,總算有專責單位以無與倫比的執念將這整套書翻成中文了。所有的鐵道癡、古蹟狂、文化恐怖份子,趕快來翻閱。 註: [1] 稻垣兵太郎確實是魚藤坪橋工程的主管,但是我並沒有在《臺灣鐵道史》找到他是設計者的記載。
葉高華
2022-03-08
如何觀察公投的議題效應
公投之後,許多評論以同意率或不同意率的縣市差異,推斷地理因素對議題的影響。例如,第20案南部不同意居多,就推斷南部民眾擔心不蓋三接會加重空污,因而反對。或者,第18案南部不同意居多,就推斷南部養豬戶較多,較能理解貿易壁壘的傷害,因而反對。也有人嘲諷北部人,明明核四對北部威脅大,怎麼會同意居多呢? 這一類推斷在方法上是有問題的。當政黨公開動員選民投下同意或不同意時,多數投票者的判斷已不是以零為基準,而是以政黨傾向(無論願不願意承認)為基準,加上對議題的態度而調整。因此,一個藍營優勢的北部縣市本來就會偏向同意,但若核四威脅使許多藍營選民不照黨的號召投,則同意率會低於藍營能動員的基本盤。換言之,同意率/不同意率的地理差異主要反映政黨版圖。至於議題的效應,反映在同意率/不同意率與政黨基本盤的差距。如果某些地區與特定議題有明顯關聯,則上述差距就會更明顯。 有些分析家以2020年政黨票衡量各地理區塊的政黨基本盤。本文採用另一種方法,將四個公投案的同意率拿來互相比較。在此,同意率的分母是選民人數,而不是有效票數。四案中,以第19案(公投綁大選)最沒有明確的地緣關係。因此,我以第19案為基準,看看其他公投案在什麼地方得到額外同意或額外不同意。 首先,觀察第17案(重啟核四)同意率減第19案同意率。顯而易見,東北角與宜蘭地區負得最多。這反映許多人在追隨國民黨提案的同時,不願意響應重啟核四。這就是核四的議題效應。效應最大的正是核四所在的貢寮區,17案同意率比19案同意率低了2.42%。換言之,至少有2.42%選民響應國民黨提出的第19案但拒絕重啟核四。實際比例更高,因為可能也有同意17案但不同意19案的人數來抵銷。假設後者占X%,則響應19案但拒絕重啟核四的人占 (2.42+X)%。此外,臺北都會區、新竹、蘭嶼,也有較多偏藍選民不願重啟核四。北部是真的有些人會怕核四。 再來觀察第18案(禁美國萊豬)同意率減第19案同意率。整體來說,差異比上一張圖小。但竹科周邊顯然有較多人響應19案的同時又不敢讓18案通過。臺北、桃園、臺中等都會區似乎也有一些偏藍選民不願響應此案。反而是宜蘭、雲林、嘉義、屏東等鄉村地區,似乎有一些偏綠選民響應此案。反對此案的主要訴求是,禁止美豬將打擊臺灣的貿易。這樣的訴求似乎有打動一些都會區(尤其竹科)的「經濟藍」,雖然占比有限就是了。 下圖是第20案(遷移三接)同意率減第19案同意率。臺中火力發電場周邊以及臺北港所在的八里區,顯然有一些人害怕此案通過。這是很明確的地緣效應。竹科周邊也有一些偏藍選民不願此案通過,大概是擔心缺電影響半導體產業發展吧? 最後,感謝Jiasin Yu提供整理好的數據。 註:屏東縣里港鄉0349投開票所將19案的同意票數與不同意票數弄反,導致里港鄉不正常。本文以中選會為準,尚未更正數據。
葉高華
2021-12-23
那些失敗的研究構想(二)〈台灣堡圖〉
在歷史地理學界有如聖經一般的〈臺灣堡圖〉,不僅記錄19-20世紀之交的傳統地名,還以片假名為這些地名標記讀音。例如,同樣是坑,深坑的「キン」標記泉州話的/khinn/;臺中大坑的「ケン」標記漳州話的/khenn/;楊梅老坑的「ハン」標記客家話的/hang/。如果我們將這些地名發音所屬的語言變體辨識出來,不就能夠畫出19-20世紀之交臺灣的語言或方言分布嗎?於是,一個研究構想就這樣展開了。 一開始,辨識結果的確令人振奮,頗符合我對臺灣語言地理的認識。例如,在通行泉州話(安溪腔)的景美一帶,溪仔口(今尚存溪口街、溪口國小)的溪標記「コエ」,確實是泉州話的/khue/。在通行漳州話的臺中一帶,旱溪的溪則標記「ケイ」,正是漳州話的/khe/。 然而,這個研究進行不到一週,我就決定放棄了。何以如此? 〈臺灣堡圖〉將臺灣切割為463張地圖。我發現,同一張圖幅的地名通常標記同一種語言變體。但同一地名若跨越不同圖幅,有時會標成不同發音。例如,位於樹林的石頭溪跨越兩張圖幅。在右邊的圖幅中,溪標記「コイ」,是泉州話的/khue/。在左邊的圖幅中,溪標記「ケー」,是漳州話的/khe/。 如此看來,〈臺灣堡圖〉的標音反映的大概是那張圖幅的「發音顧問」怎麼講,不一定是當地人怎麼講。雖然有些參考價值,但不是絕對正確。於是,我不得不停止這個研究。
葉高華
2021-03-14
那些失敗的研究構想(一)
中研院院士林南說過一個故事。當他剛拿到博士學位時,曾趁機向社會學大師 James Coleman 討教:如何寫作才不會被退稿。他心想,著作等身的 Coleman 大概有什麼訣竅吧。只見 Coleman 不發一語,轉身打開研究室裡一個超大書櫃。書櫃裡的稿件堆積如山,幾乎塞爆。林院士楞在那邊摸不著頭緒。於是 Coleman 淡定地說:「這些都是我被退稿的稿件」。 我寫過的文章也許不算少,但是被我自己退稿的構想或未成品恐怕更多。最後人們看到的都是脫穎而出的完成品,看不到那些被放棄的構想為何失敗。以前我曾在這裡寫過許多創意,由於被剽竊得很厲害,後來我學會自我保護(見〈10週年紀念〉)。不過,這個空間如果用來展示「退稿書櫃」,讓大家看看那些失敗的構想為何失敗,不必重蹈覆轍,那倒是不錯。 我曾說過,一百年前臺灣中南部的死亡率遠高於北部,甚至可達到兩倍。這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呢?我有個推測是這樣的:在死亡率高的環境中,去讀書而不事生產的機會成本較高。因為家庭供養一個人去讀書,是期待完成教育後能為家庭帶來更大貢獻。但是死亡率愈高,愈可能還沒開始回饋家庭就發生不幸,投資付諸東流。於是,人們投資教育的意願愈低。 1980年人口普查的個人資料檔似乎可用來檢驗這項推測。若以個人出生時本籍地的死亡率為X,其教育程度為Y,統計上果然有很顯著的負相關。亦即,出生時本籍地的死亡率愈高,其日後取得的教育程度愈低。而且,對於愈高的教育程度而言,死亡率的預測力愈強。下圖是彙整1906-1945出生者的總圖。若將出生年細切,圖像大體上一致。 這麼棒的結果,怎麼會被我自己退稿呢?因為,本籍地終究不是出生地。1980年人口普查只調查本籍,沒調查出生地。當年的戶籍制度仍是本籍主義,不重視出生地。我當然可以唬爛:日治時代出生者的出生地,戰後會登記成本籍地。這樣去拐騙外國人的話,還蠻容易成功。但是,我說服不了自己,因為我查過法規。 1946年1月3日公布實施的戶籍法第17條規定:「妻以夫之本籍為本籍,贅夫以妻之本籍為本籍。」1954年12月18日修正第17條,放寬規定為:「妻得以夫之本籍為本籍,贅夫得以妻之本籍為本籍。」我們似乎可以說:招贅婚很少,若只分析男性的話,本籍地仍可視為出生地。問題是:本籍地是可以變更的。根據第18條,若遷移後有久住之意思,可以「轉籍」。好了,一擊斃命。 就這樣,即使統計分析的結果很漂亮,但關鍵環節不乾淨,於是被我自己退稿了。
葉高華
2021-03-07
北漂之亂後
2018年下半年,輿論瘋狂炒作「北漂」議題。我在當時的熱潮中,逆流寫了〈別再漂了,來談真正的人口遷移〉。這篇文章指出:臺灣人口流向北部最嚴重的時候是1970年代、延續至1980年代。但1990年代以後最大的人口流動已變成從臺北市疏散到臺北縣、桃園縣。以及,「北漂」是中國戶籍不自由的問題,不適用於臺灣的脈絡。只不過,在政治熱潮中,人們很難心平氣和討論議題。那時候我如何遭受前所未見的攻擊,就按下不表了,來談另一件事情。當時的地圖因為匆忙繪製,實在醜爆了。事後我改良地圖,但只用於演講與展覽中。現在就全面開放使用吧。對照一下舊版,很明顯賞心悅目多了。 有些人仍然覺得,他們的同學、朋友甚至自己,明明就從高雄移到北部工作了啊,很難信服「人口流向北部不嚴重」這樣的統計數字。那是因為,每當他們看到一個人從高雄遷移到北部的同時,也大約會有一個人從北部遷移到高雄。只是後面這個人,可能不認識,或者沒特別注意。尤其,當議題框架被設定為關注「移出」,人們會特別去找身邊的移出個案,但是對於移入個案視而不見。 以下就來分解一下1970年代的淨遷移與現在有何不同吧。1975-1980年,高雄縣市有23,794人遷移到臺北縣。同一時間,臺北縣有8,058人遷移到高雄縣市。因此,高雄縣市往臺北縣淨移出15,736人。當年全臺灣各縣市對臺北地區都是這種不均衡的淨移出模式。 2005-2010年,高雄縣市有9,315人遷移到臺北縣。同一時間,臺北縣有12,653人遷移到高雄縣市。兩個方向大致均衡,甚至高雄縣市還多賺一些。近年來縣市間的人口遷移大多是這種雙向模式,移出與移入的人數相差不大。你當然可以觀察到許多人移去北部了。問題是,你有以同等注意力去發現那些從北部南下的人嗎?可能沒有。 當然,移出與移入的人口數量相當,不表示兩者屬性相同。會不會移出的是高學歷的年輕人?移入的是中高齡人口?這是有可能的。至於是不是真的,分析一下人口普查資料就知道了。尤其,2020年剛完成的人口普查,即將提供最新資訊。歡迎還找不到題目的研究生們,勇於投入這個題目。無論如何,用「強者我朋友怎樣、我自己怎樣」來當證據,注定是只看到局部(而且常帶有選擇性),看不到整體。
葉高華
2021-02-21
猫兒干社與南社在哪裡?
雲林縣崙背鄉有個「猫兒干庄」(豐榮村),於是柯志明的《番頭家》與洪麗完的《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都將「猫兒干社」畫在那裡。此外,猫兒干庄的東邊有個地名叫「番社」(二崙鄉大同村),於是上述兩書順勢將那個番社當成「南社」(《番頭家》的圖)。感謝簡史朗老師提醒,這個看法應該更正了。 根據一份立於乾隆23年(1758)的〈張方高兄弟分爨同立鬮書〉,第壹鬮內含:「承買猫兒干社番番仔埔等庄」,全部範圍為:「東南以虎尾新溪為界;北由吴厝庄頭經二崙仔庄厝後,與八卦亭界毗連,再由大圳一直至七張犁面前圳溝為界;西南與徐長盛阿勸庄界毗連為界。」上圖繪出這些位於猫兒干社土地周邊的地名,以粉紅三角形標示。顯然,這片土地位於「番社」的南方。 根據同一份鬮書,第叄鬮內含:「承買南社番之德興厝界內所有歸化庄、東勢寮、瓦窰庄、聯芳庄、名山厝、興化厝、大有庄、五座厝、七張犁等庄。」其中,興化厝、大有、五塊厝(五座厝)可確認位置。上圖繪出這三個原屬南社的地名,以綠色菱形標示。 另外,根據〈海豐堡舊慣調查書〉:「屬南社蕃所管之庄名如左:雷厝庄、施厝寮庄、海口厝庄、許厝寮庄、沙崙後庄、橋頭庄、溪頂庄。」 其中,海口厝與溪頂位於新虎尾溪以南(今雲林縣臺西鄉境內),超出上圖範圍。其餘五個南社相關地名,以綠色菱形標示。 非常清楚,南社在西,猫兒干社在東。原本將猫兒干社畫在西邊的猫兒干庄、將南社畫在東邊的番社,是錯的。東邊的番社比較可能是猫兒干社。猫兒干庄則是漢人聚落,不是猫兒干社。 那麼,南社又在哪裡呢?根據1915年戶口調查,橋頭庄尚有29名熟蕃,應該就是南社的殘餘。再者,劉益昌與簡史朗的考古調查報告指出,雷厝、施厝寮、橋頭一帶有密集的遺址分布。由此可見,南社的社址可能就在雷厝、施厝寮、橋頭一帶(今麥寮鄉境內)。 更多地名考證,請參閱: 葉高華,2018,〈再論十八世紀末臺灣的四組地名〉。《歷史臺灣》16:159-169。
葉高華
2021-02-15
研究成果不會提到的兩三事
在研究過程中,總是有許多不太順心如意的經驗、甚至是慘痛的教訓,最終不會在研究成果當中呈現出來。不過,這些不太光鮮亮麗的一面,對於剛入門的新手而言,有時比包裝好好的研究成果更具啟發性。因此,我就透過這個非正式版面,來聊些研究成果沒提到的事情吧。 我曾耗費四年時光,全盤考察五百多個高山原住民部落的集體遷村史(見:〈分而治之〉幕後、〈從山地到山腳〉幕後)。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大多數涉及原住民集體遷村的文獻,都犯了史實錯誤。我發表研究成果時,當然不可能一一幫別人勘誤(太多了!不勝枚舉!)。不過,我覺得找機會說明一下前人犯錯的原因,還是很有價值。下圖擷取自施添福纂修的《臺東縣史大事篇(上冊)》。施添福是治學嚴謹的大師,《臺東縣史》又是品質最好的現代方志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關於1941年的集體遷村記事,居然整頁都錯了。何以如此? 施添福可能沒料到,他援引的日文史料,本身就印錯了。此頁上方紅框裡的內容,來自1941年版《高砂族授產年報》。 請仔細看(可點擊放大):在「移住蕃社」欄,「內本鹿社ノ內」底下列出4個社,都屬於內本鹿社。而內本鹿社本身只是一個集稱,其右側的戶數與人口應為空白。但是粗心的打字員忘了留白,把內本鹿下第一個社的9戶73人打進「內本鹿社ノ內」的格子裡。接著發生連鎖反應,內本鹿下第二個社的3戶40人跑到第一個社的格子裡。依此類推,以下每個社的戶數與人口都跑到上一列去了。 也許是因為戰事吃緊,人力不足,總督府警務局沒有發現錯誤。後續的1942年版與1943年版《高砂族授產年報》不僅繼續沿襲上述錯誤,還因調換某些社的順序而使錯誤難以察覺。施添福沒有察覺原始資料的錯誤,他指導的學生李敏慧也沒有。李敏慧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南溪流域布農族為例〉相當經典,獲得大量引用。於是,錯誤就一路繁衍下去,包括:黃應貴的《臺東縣史布農族篇》;《延平鄉志》等等。 這個教訓讓我學會兩件事情: 一、用二手史料不保險,盡可能親眼看到第一手史料。 二、史料本身也會印錯,不能看到就抄,要先校對。 再回到《臺東縣史大事篇(上冊)》的頁638。此頁下方紅框內的錯誤是把計畫當成事實。這裡提到(魯凱族)阿禮遷往知本、吉露遷往美和、好茶遷往太麻里與金崙,很明顯都沒有實現。這實在是歷史研究的一大誤區:看到計畫書就以為掌握一切,而忘了去考察落實情形。此種把計畫當事實的錯誤也出現在童春發的《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然後又被中研院民族所翻譯的《高砂族調查書》抄進註腳裡。 我已將我的考證結果公開在下面的地圖平台上。假如你發現:為何有些資訊跟文獻寫的不太一樣?那是因為,我把很多繁衍已久的臭蟲抓掉了。
葉高華
2018-06-15
從地圖套疊看到的地景變遷是真的嗎?
地圖並非完整地複製真實世界,而是呈現經過篩選、去蕪存菁的資訊。如此一來,不同年代地圖間的差異,究竟是真實環境的變遷?還是概括化程度的差異?這是每一位欲藉由地圖資料探討環境變遷的研究者,都必須深思的問題。 13年前,我在《地理學報》的一篇論文裡以這段警語做為開場白。後來,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上線,地圖套疊不再是專家的特技,而是全民皆可玩。然而,許多人因缺乏地圖學素養,隨意將繪製目的不同或比例尺不同的地圖拿來比較,產生許多地景變遷的幻象。可惜,我早已提出的警語,沒有獲得足夠的注意。 事後反省,我那篇論文的標題取壞了。那個標題是:〈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又臭又長,還有陌生術語。大部分讀者看到那標題大概就跳過去了,沒興趣繼續讀下去。如果當時標題定為〈從地圖套疊看到的地景變遷是真的嗎?〉,或許會得到更多注意,也減少目前人們誤用地圖的情形。 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普及,那篇論文提出的警語是應該再強調一次了。以上面的圖A為例,假設某地的土地利用包括水稻田、陸稻田與旱作地(如蔗園)等三部分。地圖B強調作物的種類,將水稻與陸稻合為「稻田」。地圖C強調灌溉的情形,將沒有灌溉的陸稻併入「旱作地」。假如你把地圖B與地圖C套疊起來,但沒有深究兩種分類體系的差異,不就得到「旱作地變遷」的假象?尤其,當兩套地圖的繪製目的不同時,特別容易遭遇這種狀況。 另一方面,將比例尺不同的地圖套疊起來也很容易出問題。例如,下面三圖根據完全相同的資料編製,但預設比例尺分別為 1:5,000、1:25,000、1:100,000。粉紅色代表建地。顯而易見,在比例尺最小(1:100,000)的地圖中,細節省略最多。假如你把比例尺不同的地圖伸縮為相同尺寸,然後套疊起來,不就得到「聚落變遷」的假象? 論文最後對於地圖套疊提出四點建議: 1. 直接套疊而得之變遷未必可靠。 2. 選擇比例尺與繪製目的相近的地圖套疊。 3. 對地圖資料進行再概括化的處理:如重新分類。 4. 討論地圖概括化的影響。 歡迎「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愛用者參考: 賴進貴、葉高華,2005,〈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地理學報》41:1-23。
葉高華
2018-03-22
你被直覺誤導的地理觀念
一、最靠近臺灣的鄰國是中國?錯了,是日本。 日本領土與臺灣島的最短距離是108公里(與那國島至蘇澳的烏岩角);中國領土與臺灣島的最短距離是119公里(平潭縣的牛山島至新竹的南寮漁港)。若無人島不算,中國與臺灣島的最短距離是127公里(平潭島至南寮漁港)。 二、澎湖在臺灣島與中國之間?其實臺灣島比澎湖更靠近中國。 臺灣島與中國領土的最短距離是119公里(南寮漁港至牛山島);澎湖與中國領土的最短距離是129公里(目斗嶼至晉江市的圳後礁)。若無人島不算,臺灣島與中國的最短距離是127公里(南寮漁港至平潭島);澎湖與中國的最短距離是132公里(吉貝嶼至圳後礁)。 三、臺東在東邊、臺南在南邊?其實臺北比臺東還要東邊、臺東比臺南還要南邊。 四、從臺北車站南下桃園機場?錯了,是北上。 五、高雄再往南是屏東?其實是往北。
葉高華
2018-02-21
外省人的人數、來源與分布
「外省人」是相對於「本省人」的他稱,原本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隨著「本省」的位置不同,「外省」的指涉對象也會不同。例如,福建人對廣東人而言是外省人,廣東人對福建人來說也是外省人。但是在臺灣的特殊歷史脈絡下,「外省人」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指稱二次大戰後從中國移入臺灣的人們,以及他們在臺灣生育的後代。那麼,戰後有多少外省人移入臺灣呢?他們來自哪裡?到臺灣後又分布在哪裡?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請見: 葉高華,2018,〈外省人的人數、來源與分布〉。《臺灣學通訊》103:15-17。 由於《臺灣學通訊》省略資料出處,且圖片縮得很小,這裡提供完整引註大圖版,歡迎參考。
葉高華
2018-01-16
一幅清代臺灣地圖的幕後故事
目前,一幅首次公開的清代臺灣地圖正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出,展期至2018年8月12日為止。這幅地圖全名〈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是目前所知最精雕細琢的原漢界址圖,可能是英法聯軍時成為戰利品被帶往法國。後來,臺灣旅法學者兼畫家侯錦郎先生在巴黎的舊貨市場中,慧眼獨具發現它。經由一連串因緣巧合,這幅地圖終於輾轉回到其描繪的地方。我有幸獲得侯氏家族信任,為這幅地圖做了數位化與考證的工作。當這幅地圖公開展出時,也同步出版參考書:《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我在南天書局的新書發表會分享了書上沒寫的幕後故事。不過,許多關心的友人無法親臨現場。因此,我也把幕後故事分享在這裡。 關於這幅地圖如何回到臺灣的曲折過程,周婉窈教授已經寫在書的前言了,這邊賣個關子。2015年1月10日,我在周教授的邀約下首次見到這幅地圖,以及侯錦郎先生的遺孀侯美智女士。我想起不久之前祝平次教授大力鼓吹我申請數位人文計畫(當時他不知道這幅地圖),於是當場提議申請一個數位人文計畫來支持這幅地圖的研究工作。侯女士同意了,後來計畫也順利通過。一開始,我的想法如同學院派學者會有的想法:寫一篇學術論文發表到期刊上。 2015年底,中研院臺史所復刻出版另一幅原漢界址圖:〈紫線圖〉。加上學界先前唯一知道的一幅:〈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又稱〈臺灣民番界址圖〉),便有三幅原漢界址圖能夠一窺全貌了。我仔細交叉比對,發現三幅地圖的資訊可以互相校正。從那時起,我逐漸改變想法。與其只挑出大家感興趣的部分資訊來寫論文,還不如做好基礎工作:將地圖上的近千個地名全數交叉比對、考證過一遍!這樣,以後的人不必重複投入時間與精力在枯燥瑣碎的基礎工作上,也許可以衍生更多研究呢。於是,我調整方向,以出版工具書為目標。 什麼是工具書?百科全書、辭典皆是也。原則上,工具書提供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不必做太專門的延伸。這本書的主要功能是考證18世紀中後期的地名位置與狀態。許多地名可以進一步延伸討論,例如「熟番」部落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複雜遷移過程。這些留給專門性的學術論文處理就好。再者,工具書彙整既有的知識,避免發明新知識。因此,我採取謹慎保守的態度:凡是證據不足的地名,即使我有自己的猜測,仍然寫「地點不詳」。這本書有許多地名「地點不詳」,並不是我不用功。正好相反,這些地名往往是讓我想最久的,但最終找不到關鍵證據。舉個例子,臺中「烏日庄」的西側畫了個「黃日庄」,我早就猜測是王田(ông-tshân)。也許本來是要寫「黃田」(hông-tshân,與王田諧音)但受到「烏日」干擾而漏掉一畫。這麼說雖然頗有道理,但搜遍檔案就是沒有證據啊,所以我還是寫了「地點不詳」。我經常批評地名研究穿鑿附會,當然也得以身作則,避免自己腦補。第三,工具書必須具備強大的索引功能,因為那不是讓人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的東西。讀者通常只想找有興趣的條目來看,要能方便、快速地找到。為此,這本書設計了雙向索引:不但能從圖面位置找到文字說明,也能從地名筆畫找到圖面位置。 「提供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彙整既有的知識」,聽起來只是做苦工而已。實際上,這需要非常深厚的基本功才做得來。寫學術論文,可以挑選自己有把握的地名大發議論。至於不懂的地名,存而不論就好。換言之,自己的弱點能夠技巧性地遮掩起來。做這本工具書,每一個地名都無法逃避,再怎麼陌生都得面對。這真是件苦差事。近千個地名,從臺灣頭到臺灣尾,距今兩百多年,沒弄錯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只是將古地名畫在現代地圖上,還可以混水摸魚,畫錯了(甚至隨便畫畫)也不容易看出來。但是我採取自曝弱點的方式:將每一個點畫在什麼位置都老實寫出來。只要弄錯了,無所遁形。因為我相信除錯是知識進步的動力,要使錯誤容易被發現。 做基礎工作確實苦,還缺乏「獨創新論點」那樣的成就感。更不用說,我在學院內討生活,得接受同行評鑑。而我屬的社會學門很難認可這種史料考證的價值。如果沒有極端熱忱,怎麼可能做得下去呢?有一次,我與柯志明同桌吃飯。他說他都是「做興趣的」,毫不理會同行期待他做什麼,六親不認!我說,以我現在的坎站(khám-tsām),只能一隻手做興趣,另一隻手做同行認可的研究。兩年來,我就在雙手並用的情況下,兼顧「本業」與這個「做興趣的」苦差事。 值得一提的是,侯錦郎先生與侯美智女士都來自嘉義縣六腳鄉,我媽媽也是!六腳鄉沒多少人口。但是這個偏鄉的子弟,接力完成將這幅國寶級地圖從法國帶回臺灣、數位化與考證的工作。這是多麼奇妙的因緣!也許是這段同鄉之誼,保佑我堅持到最後。兩年期間,我曾遭遇許多艱難的處境,都是周婉窈教授陪我一起想辦法度過難關。最後半年,蘇峯楠協助出版工作。他不僅繪製地圖,還把近千個地名的考證逐一看過,去除一些錯誤、增添許多內容。他的協力大幅減輕我的負擔。感謝石文誠先生費心張羅,讓這本書的出版預算有了著落。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對於出版品質近乎苛求,才能把這本書印得這麼精美。在周教授與我的「施壓」下,這本書也許創下南天書局有史以來利潤最薄的紀錄。 除了出版紙本,我也將位置較可靠的666個地名點位放到Google地圖上。由於擔心太方便導致誤用,我曾一度猶豫要不要公開。基於數位人文的精神,我還是公開了。不過要提醒使用者:地圖上的點可能指涉方圓數百公尺甚至更大的範圍,因此將地圖放得太大是沒有意義的。原圖、導論與完整引註,仍請參閱紙本。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2017,《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 補充說明:這幅地圖為何叫做〈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 這當然不是原來的名稱,是我們斟酌很久之後命名的。這幅地圖的卷軸背面有題箋,寫著:「御製平定臺灣□□地理指掌全圖」。其中,「臺灣」與「地理」之間有破洞,大約兩個字的空間。我們不清楚那個破洞原本有沒有字,或者是什麼字。因此重新命名的第一個理由很簡單:原有標題已經不完整了。第二,「平定臺灣」這種字眼也不適合拿來當標題了。第三,題箋其實是後來貼上去的。根據考證,地圖本身更新於1781-1787年間,但題箋是1789年以後貼上去的。詳細內容,書上有寫。第四,題箋標示的「平定臺灣」指的是清帝國平定林爽文事件(1787-1788),但是地圖本身完全看不到林爽文事件的影子。換言之,原有標題與內容不符。因此,重新給一個更符合地圖內容的圖名,有其必要。 圖名要怎麼給呢?當讀者看到這幅地圖時,最想問的兩個問題不外乎:這是什麼時候畫的?畫的是什麼?因此,新圖名最好是繪製年代加上地圖主題。按照這個原則,可命名為「十八世紀末臺灣原漢界址圖」。「十八世紀」、「原漢界址」當然都是現代觀念。在地圖繪製的當下,人們只知道「乾隆」、「番界」。但是,標題是給現代人看的。對於現代人而言,除了歷史學者以外,很少人能夠理解乾隆距今有多久。更不容忽視的是,「番」是污名。雖然我們可以在內文中解釋使用這個歷史名詞的意義,但是對於多數只看標題、沒看內文的現代人而言,根本沒有解釋機會。因此,標題最好避開「番」字眼。另外,同年代、同主題的地圖可能不只一幅,得避免「撞名」。這種情況已經發生過了。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以為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的原漢界址圖是世上唯一的。施添福將其命名為〈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杜正勝命名為〈臺灣民番界址圖〉。後來,愈來愈多原漢界址圖出土。包含首次公開的這幅,已知有五幅同類型地圖了,其中三幅繪於乾隆中期(詳情見書)。如此,上述名稱已無法區別各版本原漢界址圖。為了避免「撞名」,我們取用題箋的首兩字「御製」,做為這幅地圖的身分標記。「御製」也意味此圖是同類型地圖中最精雕細琢的一幅。於是,這幅地圖命名為〈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
葉高華
2018-01-04
一半一半
好啦,其實紅色比黃色多一點。
葉高華
2017-07-26
〈從山地到山腳〉幕後
霧社事件後,日本統治者決心將高山原住民遷下山,首先開刀的對象是他們認為最桀驁不馴的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等到這些族的遷村大致安排就緒,1940年代,日本統治者開始將矛頭轉向中央山脈南段的排灣族與魯凱族。戰後,國民黨政府又接力將這兩族遷下山。因此,我畫好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遷村地圖(見〈分而治之〉)之後,接下來畫的就是排灣族與魯凱族。現在,成果正式發表於《臺灣史研究》。標題稱為〈從山地到山腳〉的緣由,看一下1930年與2000年的地圖就明白了。 我原以為,只要順著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模式繼續做下去就行了。想不到,排灣族與魯凱族讓我一起步就踢到大鐵板。「完蛋了!做不下去!」這種無助的感覺,在研究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時未曾有過。奇怪,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時間不是比較晚近嗎?怎麼會讓人更摸不著頭緒?原來,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遷村集中於1930年代,當時日本人留下的記錄非常詳盡:何年何月何日、幾戶幾人、從哪裡到哪裡,毫不含糊。等到排灣族與魯凱族開始大規模遷村時,已是戰事吃緊的狀態,史料殘缺不全。戰後,政府又不像日本時代那樣詳細記錄遷村情形。在許多方面,1940-1960年的歷史比1900-1940年還要難。直到有一天,我在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的陰暗角落裡翻到一份抄寫於1944年的檔案,總算突破困境。這份手稿不僅往前回顧遷村歷史,更列出1944-1948年的遷村計畫。當我發現戰後的遷村安排與這份計畫大不相同時,〈從山地到山腳〉的架構就成形了。 〈從山地到山腳〉的主要年代晚於〈分而治之〉,但是歷史感更強。這是因為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遷村一鼓作氣,只花10年左右。既然時間縱深有限,〈分而治之〉更傾向於橫向比較。相對而言,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過程拉得很長,直到1980年代還在進行;2009年莫拉克颱風後又有新的一波。因此,〈從山地到山腳〉的敘事是縱向的,展現出不同年代、不同政治環境下的遷村模式變遷。我認為,歷史的意義不在於「年代久遠」,而是「事情的演變過程」。就此而言,〈從山地到山腳〉更貼近歷史學。 〈分而治之〉指出日本時代的集體遷村擾亂原住民的社會網絡。〈從山地到山腳〉不僅再次證明這點,更透過戰後遷村很符合原有社會網絡,反襯出日本統治者採取的是一種破壞性較強的遷村模式。另一方面,〈從山地到山腳〉透過莫拉克的災後重建情形,指出慈善的動機也能導致部落裂解的後果。換言之,統治者是否存有分化動機,從來就不是政策會不會擾亂社會關係的必要條件。即使是非意圖後果,不正是歷史令人感嘆之處嗎?在這兩個層面上,〈從山地到山腳〉抬高了〈分而治之〉的價值。 此刻,讓我小小抱怨一下。排灣族的地名經常讓我感到崩潰。先前我研究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時沒有這個困擾,因為多數地名只有兩、三個音節,像是:Mahuan、Litu、Ulay、Rahau,一下子就記住了。但是,排灣族地名通常有四個音節以上,像是:Tjevucekadan、Tjakuvukuvulj,超難記。最狂的地名甚至有九個音節:Tjuqaciljai-kinavanvalj!地名記不起來,腦海中就很難產生整體圖像,阻礙研究的進行。不僅如此,排灣語有許多我永遠也學不會的音,像是:dj、tj、lj、dr,更是增加記憶難度。有一次,一個新認識的排灣族朋友遞給我名片。我看著七、八個音節的名字,忍不住說:「為何排灣族的名字都那麼長?」這位朋友說:「因為我們比較愛講話啦!」 按照往例,隨著論文問世,我就會將資料公開。下面的網路地圖介面,除了原有的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以外,又增添排灣族與魯凱族,擴充為六族。當然,我不會停在這裡的,請靜候更多的族上線。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葉高華,2016,〈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4):123-172。 葉高華,2017,〈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24(1):125-170。
葉高華
2017-04-25
戰後有多少日本人留在臺灣?
最近,《灣生回家》引發爭議,於是有人把田中實加與杜正宇發表於《歷史臺灣》的〈灣生回家:日本人的歸國與鄉愁〉寄給我評斷。看過之後,我發現這篇文章有一段內容誤導視聽。兩位作者指出:「1942年時在臺的日本平民(不含軍人)達384,847人」、「自臺灣遣返的日本人共計322,156人。……可見未返國的日本人應達數萬人。」這個計算犯了兩個明顯錯誤。 384,847人取自1942年度《臺灣人口動態統計》附錄的「常住人口」[1]。首先,這個數字包含軍人。從「內地籍ノ職業(中分類)別轉入者數及轉出者數」一表就可看出,這份統計包含「陸海軍現役軍人」[2]。再者,「常住人口」並非實際居住人口,尤其戰爭期間差異更大。許多日本人離開臺灣、遠赴戰場,但只要其戶口沒有遷走,仍然算在臺灣的「常住人口」裡。 我們比較一下1940年人口普查結果與當年度「常住人口」,就能看出其中差異。前者顯示臺灣有312,386名日本人[3],後者顯示為346,663人[4]。人口普查比較接近實際居住情形,而「常住人口」多出三萬多人。這個差距到了戰爭末期會更大。 由於「常住人口」愈來愈偏離實際人口,臺灣總督府於1944年7月15日做了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結果顯示實際在臺日本人為319,808人[5]。 戰後,因應遣返作業,臺灣總督府於1945年10月1日針對日本人做了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結果顯示實際在臺日本人為323,269人[6]。兩位作者指出「餘數萬人未受訪」,問題是那些人根本不在臺灣。他們直接由戰場遣返日本了,不必經由臺灣。 那麼,戰後究竟有多少日本人留在臺灣呢?根據《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截至1947年5月3日,分三期遣送日僑與琉僑合計321,272人[7]。在此之後,政府僅留用日本人(含琉球人)260人,連同其家屬495人,合計755人[8]。讓我們做個簡單的算術: 323,269 - 321,272 - 755 = 1,242 由此可見,大約有一千出頭的日本人未被遣返,也不屬於政府留用。這大概就是歸化為臺灣人的日本人數量。孤證不舉,有沒有其他證據呢?1956年,臺灣舉行戰後第一次人口普查。針對本省籍者,特地調查其祖籍。結果有1,233名本省籍者的祖籍為「外國」,其中男性73名、女性1,160名[9]。以前我覺得很納悶,祖籍外國怎麼會算成本省籍呢?反正數量不多,就當成「雜訊」吧。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這不就是歸化為臺灣人的日本人嗎! 這批祖籍外國的本省籍者幾乎都住在都市。臺北市就占了200人,其次依序為高雄市92人、臺中市70人、臺南市59人。大於20人的地方有基隆、新竹、彰化、嘉義、南投縣仁愛鄉。大於10人的地方有北投、苗栗、豐原、員林、北斗、埔里、屏東、臺東、花蓮、玉里。附帶一提,岡山為0人。 總而言之,戰後歸化為臺灣人的日本人頂多一千出頭,大多是嫁給臺灣人的女性。臺灣從1905年起就建立嚴密的戶口制度,沿用至戰後。怎麼可能有讓數萬名日本人冒籍、裝啞巴、躲在深山裡的空間呢? 註 [1] 臺灣總督府總務局編,《昭和十七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北:該局,1943年10月),頁251。 [2] 《昭和十七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頁245。 [3]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臺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臺北:該處,1953年3月),頁2-3。 [4] 《昭和十七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頁254。 [5] 《臺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頁157。 [6] 《臺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頁170-171。 [7]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臺北:該會,1947),頁154。 [8] 《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頁157。 [9] 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編,《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戶口普查處,1959年10月),頁321-608。苗栗縣三義鄉的數字異常,疑似誤植。若扣除三義鄉,祖籍外國者計1,159人,其中男性36人、女性1,123人。
葉高華
2017-01-02
「分而治之」幕後
2013年3月,我在《臺灣文獻》刊出一篇論文,探討新高郡原住民(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集團移住。當時我在論文結尾處留下一段話:「新高郡的原住民只是臺灣原住民的一部份……並非全貌。筆者將持續探討其他族群與其他地區的案例,以期能完成整體性的分析。」 學術界有個你我心照不宣的文化:真心想做的議題不要事先張揚,以防被別人偷走點子。因此,當你看到論文指明某某議題「有待進一步研究」時,通常作者的意思是:「我做不到,你有本事你來做」。不過,我大方宣布我要做什麼,不怕別人來偷,而且說到做到了。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把六百多個高山原住民部落的歷史、地理、社會關係全盤考察過一遍。現在,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含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部分正式發表在《臺灣史研究》。標題「分而治之」概括了整篇論文的主軸:日本統治者如何透過集團移住分化原住民的社會關係。 這個漫長的旅程是怎麼開始的呢?話說從頭。2011年,剛從學校畢業的我進入中研院工作。當時中研院正在推動陳有蘭溪流域(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跨領域研究計畫。這個計畫頗有向「濁大計畫」致敬之意:將不同領域的學者丟進同一個田野地,不對話都難。我也捲入其中。問題是,我對於陳有蘭溪流域完全陌生啊!我也不像人類學者那樣擅長進入部落蹲點。那麼,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把當地的老地圖翻出來,看看有什麼線索,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我原本以為,原住民不就是原本住在那裡的居民嗎?想不到,陳有蘭溪流域的原住民大多是1930年代才從其他地方搬過來的。於是,我去考證每一個部落分別從哪裡遷移過來。這一考證下去,我發現案情實在不單純。當地原住民部落的遷移方式不是甲社從舊址遷到新址、乙社從舊址遷到新址……,而是打散重組!許多社群甚至部落被切成好幾塊,分散到不同移住地。另一方面,每個移住地都湊合好幾個部落,甚至是不同社群。我很快就想到,這種遷移方式會打亂原有的社會關係。那麼,史料中有沒有關於社會關係的記錄呢?不久,我就在《高砂族調查書》裡找到了。 日本統治者很厲害,做任何事情之前都經過嚴密的調查。受到霧社事件的刺激,臺灣總督於1931年發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綱」,將集團移住列為施政重點。就在同一年,日本統治者也將六百多個高山原住民部落的社會關係清查一遍。每一個部落內部有無派系對立,每一個部落分別跟哪些部落友好、跟哪些部落敵對,通通詳細地記錄在《高砂族調查書》裡。 如此珍貴的資料已經公開七十多年了,看過的人不計其數。怎麼沒人利用這些資料說故事呢?我想,可能是因為這些關於社會關係的文字敘述非常瑣碎無聊。只看文字敘述的話,很難看出其背後有什麼結構。但是學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我,一看就知道這些文字背後存在某種結構。這裡,讓我用六個假想的部落來說明吧。按照《高砂族調查書》的體例,這六個部落的社會關係條列如下: 甲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乙社、丙社往來親密。 乙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甲社、丙社往來親密。 丙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甲社、乙社、丁社往來親密。 丁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丙社、戊社、己社往來親密。 戊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丁社、己社往來親密。 己社 因同姓氏、血緣等因素,而保有親密關係之他社:與丁社、戊社往來親密。 我相信你看了這串又臭又長的文字敘述之後,大概是過目即忘,看不出所以然。事實上,這串文字敘述指出了下面的社會結構。 顯而易見,甲、乙、丙構成一個小圈圈;丁、戊、己構成另一個小圈圈;丙與丁的關係是串連兩個小圈圈的「橋樑」。若將丙或丁移走,對於社會結構會有比較嚴重的破壞。因此,我的工作就是還原1931年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網絡結構,然後看看1931年起的集團移住如何破壞這個結構。 這麼珍貴的史料等著懂它的人,等了七十多年才由我來完成分析。原因不外乎歷史學者不懂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懂社會網絡分析的人又對歷史沒興趣。兩個領域之間,出現一個空洞。歷史學者對我這個研究的反應通常是:這個方法可信嗎?另一方面,我曾在臺灣社會學會的研討會上報告這個研究的初步結果,現場主持人、報告人、與談人、按鈴的人加起來比聽眾還多。我也曾在臺大社會系演講這個題目,聽眾零零落落,還有人聽到一半走掉。 站在兩個領域之間雖然可以完成一些創舉,但也很容易落得兩面不是人。我很怕遇到好談理論的社會學者質疑我:你的研究在什麼意義上是社會學?你到底想跟什麼偉大的社會學理論對話?我在這個想像的質疑中掙扎了兩年。我曾經試圖搜尋社會學理論來做為研究架構,但總是感到「削足適履」。亦即,合身的史料才能塞進理論架構中,不合身的丟掉。直到有一天,我終於想開。好好地把「原住民社會如何在國家力量介入下演變成現在的樣子」敘說清楚,不就是最大的價值嗎?於是,我決定扎扎實實敘事就好,不賣弄理論花腔。 如果你還是要逼問我這個研究有什麼社會學意義,我會使出 Granovetter 思想的起手式。過去學者探討集團移住,若不是從鉅觀層次分析政策的背景、形成、轉變與展開,就是從微觀層次分析某部落的社會生活如何轉變。但是,鉅觀的統治政策如何落實到微觀的社會生活轉變呢?這是一個失落的環節。社會網絡分析幫我們搭起鉅觀層次與微觀層次的橋樑。 這篇論文從投稿到登出花了一年半載,不難想見審查人很難找,找到了也很難審。大多數原住民研究者專精於某幾個部落。這篇論文同時處理三百多個部落,大多數部落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另一方面,由於同時處理三百多個部落,每一個部落都不可能談太多細節,以免論文被枝微末節淹沒。如此,熟悉某幾個部落的學者很容易覺得我沒談到這幾個部落的細節。幸好,在漫長的等待中,我對於歷史敘事的功力有所長進。因此,這篇論文的定稿也更新了這一年的進展。從2013年3月的宣言到論文正式刊出,超過三年。這在每三個月就被調查一次發了幾篇I級論文的環境下,沒有強烈意志力很難堅持下去。不過,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於點數,而是今後所有關於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研究都無法忽視這篇論文。五十年後,依然如此。 我要特別感謝周婉窈與鄭力軒在這趟旅程的初期給了我信心。當我試探性地完成新高郡個案,還不確定要不要延伸下去時,他們讚美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殷殷期盼我持續下去。由於同時獲得歷史學者與社會學者的肯定,我才有勇氣展開這段漫長的旅程。感謝科技部的委員們支持我從事這個「生產效率不高」的計畫。這個計畫也讓我獲得現在的教職。在研究後期,詹素娟跟我說:「只有你有辦法做這種研究」,真是莫大的鼓勵。 隨著論文問世,我也將整理多年的資料公開。透過下面的網路地圖介面,你可以查詢1931-1945年每一個布農或泛泰雅部落的位置、舊名、系統所屬、戶口、集團移住情形。將來有機會的話,我會公開更多族群。必須注意的是,地圖呈現的部落點位通常只代表部落中心的大略位置,不表示該部落的房舍只集中於一個點位。有些部落的房舍相當分散,尤其臺東、高雄的布農族更是呈現散居狀態。若要精確找出舊部落遺跡,必須實地勘查。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葉高華,2016,〈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4):123-172。
葉高華
2016-12-29
從原住民族分布圖談起
當人們想要了解臺灣的原住民族分布時,第一個念頭往往是去原民會的官方網站看看。而原民會的官方網站也確實長期擺著一張原住民族分布圖(如上)。這張地圖已獲得廣泛引用,出現在眾多網站、書籍、教材當中。不過,這張地圖其實有非常嚴重的問題。怎麼說呢? 這張地圖分成兩個部分。傳統九族的部分沿用1930年前後的調查成果,早已不能反映現狀。2000年以後新增的幾個族則是隨便畫的。 全文請見:葉高華,〈從原住民族分布圖談起〉,《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7卷4期(2016年9月),頁19-26。 這篇文章刊出的三張山地原住民部落分布圖,在此公開大圖,任何人均可進行非商業性使用。 感謝科技部提供三年補助(NSC 102-2410-H-110-002-MY2、MOST 103-2410-H-110-057),讓我有足夠時間對六百多個山地原住民部落的歷史、地理與社會網絡展開全盤性考察。這種基礎工不能快速產生paper與點數,但會留下一百年後還有價值的東西。
葉高華
2016-09-27
民國時代創造的日式地名(續)
最近,李筱峰教授在〈花蓮地名的故事〉一文提到: 花蓮縣內的地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起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原住民的地名紛紛被改變,例如:....「得其黎」改為「立霧」.... 這個我一看就覺得不對勁。我幾乎看遍日本時代所有地名變更的公文,怎麼對於「立霧」完全沒印象呢?我連忙搜尋一下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總督府報,果然,不曾出現「立霧」這個字眼。多虧李教授提醒,讓我察覺這也是一個民國時代創造的日式地名。 「得其黎」(Tkilig)是一個太魯閣族部落的名稱,也用來指涉這個部落附近的河流。日本人用片假名記音,寫成タツキリ社與タツキリ溪。ツ是促音符號,因此タツキリ讀音為Takkiri。現代日文的促音符號刻意寫小一點,像這樣:タッキリ。但是戰前日文的促音符號沒有縮小,タツキリ很容易讀成Tatsukiri,正好就是「立霧」的讀音。不過,日本人可從來沒有把タツキリ社改為立霧社、タツキリ溪改為立霧溪。 改朝換代之後,タツキリ社改為崇德村。タツキリ溪呢?從戰後初期的省政府公報來看,叫做「達基利溪」。 在1950年代的軍用地形圖上,這條溪叫做「塔次基里溪」,很顯然是直接從タツキリ音譯,但把促音符號當一般假名讀。 (題外話:不妨比較一下1950年代地圖與日本時代地圖的美感。) 1960年10月8日,臺灣省政府正式公告這條溪的名稱為「立霧溪」。一個想要清除日本文化「毒素」的政權,不知不覺使用日語來思考事情,這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延伸閱讀:民國時代創造的日式地名
葉高華
201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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