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肯（John Sidney McCain）美國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的葬禮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前總統克林頓、小布希、歐巴馬等眾多政要出席。圖／取自www.afdw.af.mil; photo by Master Sgt. Michael B. Keller 2018年9月1日，美國資深參議員約翰·麥肯的葬禮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前總統克林頓、小布希、歐巴馬等眾多政要出席。因麥有遺言不希望現任總統川普參加他的葬禮，川普因而沒有出席，但川普的女兒伊凡卡和女婿庫什納受邀出席，等於代表川普致意。麥肯辭世當日，川普以推文形式，表達了對麥肯的哀悼和敬意。 星條旗覆蓋棺木，儀仗隊抬棺，軍樂隊演奏，牧師祈禱，政要致詞，音樂與歌聲交響。覆蓋美國國旗星條旗的麥肯棺木，先後陳列國會大堂、國家大教堂，最後下葬美國海軍學院。 縱觀麥肯的葬禮，儀式隆重，氣氛莊嚴，規格極高，備極哀榮，堪比歷任過世的美國前總統葬禮。這表明，作為越戰英雄、戰俘和資深政治家的麥肯，聲望崇隆，不亞于歷任美國總統。曾兩度競選總統而功敗垂成的麥肯，他不曾想到，辭世之時，竟意外獲得總統級的禮遇。 麥肯因參加越戰和成為戰俘而出名。作為戰俘遭越共關押期間，麥肯既有表現英勇的時候，也有表現不那麼英勇的時候。當越共得知他是美國海軍上將的兒子而有意釋放他時，麥肯拒絕了，因為他不忍看到其他戰友仍遭囚禁而自己單獨獲釋。當拷打讓他無法忍受時，他在越共提供的一份反美檔上簽了字。儘管這個檔並未被使用，但麥肯引以為一生的恥辱和後悔。 個人生活中的麥肯，並非道德完人。他曾經有過婚外情，並由此導致他離婚和再婚。 因為受傷、被俘和拷打，麥肯落下終身殘疾。然而，獲釋歸國後，麥肯以堅強的意志重新站立，並以他的深思熟慮，投身政界。35年間，連選連任眾議員和參議員，成為美國國會最資深的政治家之一。 麥肯超越黨派論事理性 作為共和黨議員，多數時候，麥肯支持本黨主張，但有些時候，卻能與民主黨主張契合，展開必要的跨黨合作。這反映他以事論事、不以人論事的理性風格。與現任總統川普同屬一個黨，麥肯卻在一系列議題上與川普不合，尤其在美俄關係上，他毫不掩飾自己對俄羅斯和普丁的反感，不贊同川普的對俄立場。 麥肯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這一點，倒與川普不謀而合。麥肯直斥中共對周邊國家的行為「越來越像一個惡霸」。在南海問題上，麥肯批評歐巴馬軟弱。在中日爭端中，麥肯譴責中共「侵犯日本主權」。麥肯堅定支持臺灣，在國會力挺一系列友台法案。尤其，今年美國國會通過、並經由川普總統簽字生效的《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全名就是《約翰·麥肯2019財政年國防授權法案》，以約翰·麥肯命名，顯示麥肯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領導作用。 麥肯堅定支持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曾與達賴喇嘛友好會晤。他持續敦促美國政府和國會施壓北京，要求中共領導人與達賴喇嘛和談，並無條件釋放西藏政治犯。 中共媒體在報導麥肯去世的消息時，把他稱為「美國政客」，以示貶義。原因就在於，麥肯以堅定反共而著稱，而被中共故意說成是「反華」。中共媒體突出報導麥肯不希望川普參加其葬禮的遺言，以突顯川普在美國國內受到的反對和批評。 然而，中共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恰恰構成對中國人民的提醒：在美國，一個政治人物，反對和批評該國最高領導人，他不僅安全，而且受到尊崇。實際上，在共和黨內叛經離道、並抨擊本黨總統的麥肯，載入史冊的，是作為戰爭英雄、戰俘、政治家和異見者的多重身份。 反觀中國，政治反對派，輕則入獄、流亡，重則遭謀害、謀殺。比如首位華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生為中國民主化而奮鬥，不僅遭中共長期監禁，而且最後，慘遭中共謀殺。 美國與中國，陽光的現代民主政治與陰暗的舊式專制政治，形成猶如白天與黑夜的鮮明對照。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8年9月5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hpk-09052018094442.html

  修憲，取消領導人任期制，習近平和王滬寧們居然天真地以為，歷經十年文革和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人民仍然可以接受一人獨裁和個人崇拜？（2017年10月習近平資料圖片/YouTube/ The Economist）   中南海爆發的七月政爭，無論以內鬥、內訌還是政變來定義，都隱含另一層意義：與權力鬥爭並行的路線鬥爭。 極左路線，這是習近平當政近六年來的明確特徵。政治上強化黨性，經濟上國進民退，外交上反西方反文明，對異見者零容忍、不惜運動式鎮壓（如：709維權律師迫害案）……無一不是極左的重症。 誠然，在其他方面，習近平政權又混合了右翼納粹的特徵：對反對者格殺勿論（監禁與謀殺），國際上恃強凌弱，軍事上擴張冒進，地緣政治上唯我獨尊……也混合了末代封建王朝政治的特徵：腐敗，徹頭徹尾而又無可救藥的官場腐敗；任人唯親，裙帶關係氾濫；小人當道，阿諛媚上成風…… 相對於右翼納粹和末代封建王朝的特徵，用極左路線來定義習近平政權，還是最為確切。這套極左，無須外界來定義，而符合共產黨本身的定義。加權時代係數，習近平的極左，與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極左，完全可以等量同觀。唯一弔詭和具有欺騙性的是，習近平的極左，盜以「改革」之名，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事實上，習政權用（毛時代的）舊手段對付新時代，新瓶裝舊酒。 修憲，取消領導人任期制，習近平和王滬寧們居然天真地以為，歷經十年文革和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人民仍然可以接受一人獨裁和個人崇拜？多麼地不接地氣！由此測量，他們距離人民有多遠！他們距離時代有多遠！ 引用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話，來觀照習近平和王滬寧的表現。 「我們在歷史中見過不少領導人，他的知識結構、文化水準、政治判斷力和價值選擇，會停留在青少年時期的某一階段。然後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發生多少變化，他都表現為某一時刻的僵屍。如果有某個機緣，讓他登上大位，他一定會從他智力、知識發展過程中停止的那個時刻去尋找資源，構造他的政治理念、價值選擇和治國方略。這種人的性格一般都執拗、偏執，並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為他捍衛了某種價值，能開闢國家發展的新方向。其實，他們往往穿著古代的戲裝，卻在現代舞臺上表演，像墳墓中的幽靈突然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靈，他卻以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選擇的理念，推行的政策，無一不是發霉的舊貨。」（托克維爾評查理十世） 跨越近兩百年時空，托克維爾的這段話，對今天的習近平和王滬寧，竟是最精準的寫照！文革期間，習近平從北京被下放到陝北梁家河，在那裡度過七年青春歲月。他的一生由此停止在那個時刻。登上最高權位後，習近平聲稱：「梁家河有大學問」，發起荒唐的梁家河造神和朝聖運動。 文革中，王滬寧兄弟三人曾被父親關在上海家中，手抄毛選，埋頭硬啃馬恩列著作，他的人生也由此停止在那個時刻。當上意識形態最高主管前後，王滬寧把手抄毛選演化成手抄黨章，強制在中國社會推廣，以至於演出「洞房花燭夜，新人手抄黨章」的驚悚醜劇，而竟絲毫不覺得臉紅！ 歷經七月政爭，作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和意識形態總管的王滬寧，雖然各自都暫時保全了他們頭上的烏紗帽，而以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蔣建國作為犧牲品和替罪羊，來為他們推行的極左路線免責脫罪。然而，無論是習近平還是王滬寧，都遭受重創，成為十九大七常委中權力遭受最大挫敗的兩人。 習近平權力遭重挫、威信遭削弱，體現在一系列現象中：全國撤除習近平畫像及十九大宣傳標語；幾經反習派鬥爭和習派反撲，最終，從八月份開始，各黨媒頭條不再是習近平，結束醜陋一頁。 王滬寧遭挫敗，也體現在一系列現象中：從七月份的內鬥到八月份的北戴河會議，王滬寧露面機會大減，幾近「消失」，而曾幾何時，王滬寧曾經是十九大後露面頻率僅次於習近平的政治局常委，一度大出風頭。王滬寧本人，重新回歸「夾著尾巴做人」的套中人。 習近平和王滬寧，與其說是權力鬥爭的敗家，不如說是自我打敗的蠢人。習近平與王滬寧同屬敗家，但這兩人並非同病相憐的族類，而是互相推卸責任、各自棄船逃生，以致於發展到彼此厭惡、仇視，決裂、乃至絕交。 權力鬥爭固如是。問題是：歷經七月政爭，習近平的極左路線還能走多遠？2018年8月，雲遮霧繞而風險浪惡的北戴河，新老高官開會，必有一番爭吵與惡鬥，對習氏極左路線，將得出何種結論？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8年8月8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08082018104835.html

  對照習近平和中共的作為，「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卻成為另一種宣示：大就是大，就要盛氣凌人、欺負弱小。大就是強，就要恃強凌弱、強詞奪理。大就是霸，就要稱霸世界、橫行天下。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這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原話，於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閉幕後所說。 「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如何理解這句話？從一般人的常識而言，想的就是：大，就意味著高大、寬大、宏大，就像大哥、長者、前輩的形象，愛護幼小，憐惜弱小，以德服人，厚德載物，胸懷天下，垂範天下。作為執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就意味著禮讓黨外人士、寬待反對派、善待人民。 然而，對照習近平和中共的作為，「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卻成為另一種宣示：大就是大，就要盛氣凌人、欺負弱小。大就是強，就要恃強凌弱、強詞奪理。大就是霸，就要稱霸世界、橫行天下。對內鎮壓，對外威脅；對內迫害，對外擴張；對內作惡，對外挑釁。禍害中國，也禍害世界。 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大的樣子」就是一黨獨大。於是，就要堅持一黨專政，不容異己，不准批評；就要壟斷全部國家資源，巧取豪奪，變國有民有為黨有，連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要強塞共產黨組織；就要死守既得利益，拒不公佈官員財產，把貪腐進行到底。只有權力鬥爭之下的選擇性反腐，沒有任何制度改革下的反腐。 這，就是當今世界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大的樣子」。如此「大的樣子」，令中國人民恐懼，也令世界人民緊張。 從常識和公理而言，美國就有「大的樣子」。歷經一戰、二戰、冷戰而成為世界超強的美國，善待弱小國家，抵禦強權國家；支援他國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守護人類正義，懲治流氓政權。強大的美國，不僅是自由燈塔，而且是和平堡壘；不僅是民主典範，而且是公義屏障。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各國紛紛與美國結盟、聯盟而圍堵中國（中共），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國家都心知肚明，美中兩個超級大國，誰有大的樣子，誰沒有。 今年7月1日，中共迎來建黨97周年，這個歲數近乎百年的世界最大政黨，至今，仍以土匪、流氓、惡棍、惡霸的面目示人，看看他們對六四屠城的彈冠相慶、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蓄意謀殺、對維權律師的獄中酷刑、對退伍老兵的午夜襲擊、對達賴喇嘛的無情排斥、對香港普選的惡意封殺、對民主台灣的瘋狂欺凌…… 「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中國網民的這句口頭禪，用在中共這個百年大黨身上，再也貼切不過。「大就要有大的樣子」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子？該黨沒有自知之明，天下卻自有公評，歷史將自有公論。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2018年6月29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henpokong-06302018111707.html 

  十九大之後的半年多裡，王滬寧成了七常委中（除習近平之外）露臉最多、風頭最健的政治局常委。圖截自／法國RFI世界之聲-王滬寧（右）   習近平執政的頭一個五年任期（2012至2017），沒有習李體制，只有習王體制。團派出身的李克強，名為總理，但權力遭架空，角色被不斷邊緣化。於是，不同於前兩屆的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那都是由總書記和總理搭檔的權力中心；習近平時代，出現了別具一格的習王體制，即習近平—王岐山體制，由總書記和中紀委書記搭檔的權力中心，反常而怪異。 利用手中掌握的刀把子—中紀委，王岐山輔佐習近平，以選擇性反腐為手段，掃蕩了江派、重創了團派、排擠了除習王之外的太子黨和紅二代群體。 十九大之後，習近平進入執政的第二個五年任期（2017至2022），李克強雖然續任總理，但仍然（應該說更加）沒有習李體制，隱約成形的，又是一個習王體制。然而，這個習王不是那個習王，不見得還是習近平—王岐山體制，更顯眼的，卻是習近平和王滬寧搭檔的「新習王體制」，即，由總書記和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常務書記所搭檔的權力中心，這是一個更加怪異和反常的權力結構。由「黨黨」組合（總書記和常務書記）代替了「黨政」組合（總書記和總理）。 十九大之後的半年多裡，王滬寧成了七常委中（除習近平之外）露臉最多、風頭最健的政治局常委。世界政黨大會，世界互聯網大會，紅船精神座談會，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活動，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兩次來訪，等等，王滬寧都成為僅次於習近平的登場要角。 更不用說，在幕後，由王滬寧策劃的講話稿，一份又一份地送到習近平手上，化為習近平重要講話，舉凡十九大政治報告、元旦致辭、兩會講話、紀念馬克思大會講話，等等，都是王滬寧精心炮製的作品。 反觀王岐山，曾經在過去五年大展身手的這個鐵腕人物，在去年十月的十九大上，卸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紀委書記；在今年三月的兩會上，回鍋當上國家副主席，權力排名七常委之後，位居第八。但幾個月下來，王岐山動靜低調，有說深藏不露，有說無處發揮。的確，除了一些外交場合，作為國家副主席，並沒有多少露臉的機會。但即便外交場合，王滬寧的風頭也蓋過了王岐山。 鑒於高層反腐已經停頓（基於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換取停止高層反腐的幕後交易），中紀委書記已經換人，就工作上而言，王岐山與習近平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已經大不如前。相反，作為書記處常務書記，又主管宣傳與報導，王滬寧與習近平的接觸機會大增。相應的，對習近平的影響力，王滬寧極可能已經壓倒王岐山。 於是，這個習王體制，取代了那個習王體制，即，習近平—王滬寧體制取代了習近平—王岐山體制。王岐山是否會服這口氣？恐怕很難。二王是否會因此發生政爭？很有可能。為爭奪對習近平的影響力，二王之爭，極可能發展成為中共黨內新的權力鬥爭和路線之爭。 王滬寧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大可尋根溯源。文革期間，王滬寧的父親害怕三個兒子在外惹事，就經常把王滬寧等三兄弟關在家裡，讓他們抄寫《毛澤東選集》，或者讀馬列書籍。在此期間，王滬寧熟讀的著作包括：《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神聖的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等。主要是列寧著作。這就是王滬寧的政治學基礎。 1986年，已經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滬寧，連同幾個筆桿子，被上級召集在一起，為上海市委宣傳部撰寫宣傳材料。據同道回憶，王滬寧每日來去，只帶一套《列寧選集》。幾天後，王滬寧寫成《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後來被人總結的「新權威主義」。同道們問：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王滬寧狡黠地笑道：「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就是王滬寧的成名作，也是他的投名狀。該文被送到中共中央書記處，引起中南海注意，為王滬寧日後的飛黃騰達埋下伏筆。綜上可知，王滬寧的思維基礎和思想成型，就是馬列主義。其實，迄今，王滬寧的全部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說，就是他所理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王滬寧的思想局限性由此可見。如今，已經升任中共意識形態最高主管的王滬寧，他的思想局限，也就成了習近平的思想局限，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局限。於是，就很容易解釋時下習近平開口閉口「馬克思主義」的由來。 時聞書生誤國，作為御用文人和反動文人的書生，尤其誤國。可以說，王滬寧的思想局限，也成了整個中國發展的局限。 （2018年5月14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5142018113854.html 

  修改後的憲法，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典型的王滬寧語言，在這位「三代帝師」、「中南海首席智囊」的暗引下，中共強化黨天下。（資料圖片取自The Economist／VOA） 3月11日，中共人大宣佈，以壓倒性贊成票，通過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內的憲法修改。隨後，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和副主任舉行了「憲法修正案」專題記者會。總部位於英國的《路透社》記者提問，中共官方翻譯人員，竟然對該記者的提問做手腳，扭曲翻譯成中共所能容忍的詞句。 《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原話是： 此次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規定，引發不少批評（criticism），被認為會導致一人統治（one-man rule）的出現，以及導致中國重回文化大革命時期（return to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另外，在領導人換屆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權力鬥爭。如果出現的話，官方應如何應對？ 中共官方翻譯人員的翻譯是： 此次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規定，引發不同意見，被認為會導致強勢領導人的出現，以及使中國再次出現曾經的政治動盪。另外，在領導人換屆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權力鬥爭。如果出現的話，官方應如何應對？ 注意，批評（criticism），被翻譯成「不同意見」；一人統治（one-man rule）被翻譯成「強勢領導人」；重回文化大革命時期（return to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被翻譯成「再次出現曾經的政治動盪」。 這絕不是中方翻譯人員的水準問題，而是故意為之；也絕不是中方翻譯人員自行其是，而是秉承上級的授意而為。其目的，是不讓中國民眾，聽到中共自以為的「敏感詞句」，哪怕這些詞句出自外國人之口，比如：批評、一人統治、文化大革命……等等。 翻譯上的過濾處理，是中共的最新發明，這顯然來自於中共文宣系統領導人的指令，直接地說，就是來自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親自授意。此人素以操弄文字遊戲、精於語言包裝而著稱。 圍繞這次人大、政協兩會，中共還有其他令人刮目的表現：有代表會後被記者問到修憲問題，這個代表還未開口，就被大會工作人員一把推進電梯，並對他喊道：「你該回（賓館）去休息了哈！」（大會工作人員或已被國安便衣所取代）多數代表、委員遇到記者提問，一言不發，扭頭就走，甚至跑步逃離。少數代表、委員回答一兩句話，一律都是「贊成（修憲）」、「不知道」等標準答案。 當局對網路的管制，更是達到滴水不漏，諸如：在黨媒「修憲體現了黨心、軍心、民心」之類的社論、以及有關修憲的報導下，一律關閉了評論功能，不惜連「力挺」當局的五毛黨都予以犧牲，讓他們無從發力，料他們也不敵對潮水般的反對聲音。在少數可以留言的頁面上，也一律刪除批評言論，只留下（或偽造）讚揚之聲。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也受到嚴厲管制，一旦涉及修憲或領導人任期話題，都一律予以遮罩、過濾和刪除。 所有這一切手段，筆者把它們定義為「精緻的獨裁主義」。這是習近平時代的顯著特徵。精凖，精微，精細，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無孔不入。按照王滬寧的話來說，那就是「全覆蓋」、「零容忍」。從翻譯環節，就開始的語言審查和過濾處理，讓這種「精緻的獨裁主義」臻於至境。 精緻的獨裁主義，還包括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嚴格約束，不理睬記者的提問，以及，迫不得已時，如何拋出簡短的標準答案。 精緻的獨裁主義，還包括，對投票過程的精心控制，以及，對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統一解釋：「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沒有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因此，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規定也應該採取同一做法。這種‘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有利於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有利於堅持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民眾反問：「三位一體」，為何不反過來？規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不超過兩屆，與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致。） 即將卸任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宣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人大常委會，是黨中央領導下的政治機關。」這位唯一曾留學北朝鮮的中共高官，終於如願把朝鮮模式搬到北京。政治上，中國倒退為朝鮮，印證中國線民的傳言：在亞洲，有北朝鮮，還有西朝鮮。 修改後的憲法，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典型的王滬寧語言，在這位「三代帝師」、「中南海首席智囊」的暗引下，中共強化黨天下。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陳雲等「開國元老」，尚能分清黨與國的不同，因而有黨章與憲法的不同，故而有1982年版的憲法。如今的習近平、王滬寧等人，60多歲，思維的進化程度，竟然不如當時年屆80的鄧小平、陳雲等人。倒退至1982年之前，重回毛澤東時代的「黨領導一切」。 以「夾著尾巴做人」為座右銘的王滬寧，終於顯露其廬山真面目，把平生所學的《列寧選集》發揮到極點，把他32年前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正式塞進中共黨章和憲法，完成他自己的「學術」夢想，並協助炮製「新帝制」，助紂為虐。 習近平強行修憲，其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遭廢除。此事發生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具有中國政治大倒退的里程碑意義。習近平否定鄧小平，不是否定其負資產－六四屠殺；而是否定其正資產－廢除領導幹部終生制。 習近平集團，用精緻的獨裁主義，綑綁21世紀的新世代。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之於中國社會，具有多元涵義：習近平的皇帝夢，共產黨的發財夢，中國精英階層（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移民夢。經由這次修憲，習近平的皇帝夢成真，共產黨的發財夢延續，精英階層的移民夢，被動地急劇升溫。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2018年3月1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3132018125040.html  

  作為十九大權力鬥爭的大贏家，權傾一時的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在十九大剛結束就遭遇「滑鐵盧」，連遭執政挫折。（資料圖取自明報新聞網） 作為十九大權力鬥爭的大贏家，權傾一時的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在十九大剛結束就遭遇「滑鐵盧」，連遭執政挫折。 在北京，以蔡奇為首的「習家軍」，新官上任三把火：大規模和強制驅逐低端人口，大規模和強制拆卸建築物招牌，大規模和強制實施「煤改氣」。結果證明，三把火都是損招、臭棋、敗局，三把火都燒到了習政權本身。民怨四起，民怨載道，民怨沸騰。在民怨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三把火被迫收手，三大措施暫停，中途而廢。 而在國際上，接連有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德國等國，指控中共「滲透」這些國家，無計不施，無孔不入，干涉他國內政、損害他國主權。中共不僅不反躬自省，反而惡言相向，反咬一口。邀請韓國總統文在寅訪中，卻故意以低規格和冷遇待之，中方保安甚至對韓國記者，大打出手。國家形象惡劣至此！其效果，究竟是改善中韓關係？還是惡化中韓關係？ 中共喉舌吹噓：西方民主制度走下坡路，中國制度（一黨專政）更成功。其理由，僅僅基於過去若干年的經濟增長率。於是，十九大之後，急不可耐地，中共接連組織召開全球政黨大會、世界互聯網大會，推銷中國模式，奢求他國承認。 都說習家軍太愚蠢，其實，習家軍太自信，盲目自信。自我膨脹，從自信膨脹到自負。當習政權聲稱「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時，外界還以為，那不過是政治宣傳口號。殊不料，習政權竟然把「四個自信」當真了。他們自以為，既然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既然中國已經崛起為新興超級大國，令各國望而生畏，靠的就是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制度、中國道路，那麼，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就沒有辦不到的事；仗著這個制度威風下去，就沒有萬國不臣服之理。 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制度、中國道路，就是一黨專政，就是舉國體制，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凡事一聲令下，令出必行，不由分說，所向披靡，整齊劃一，效率奇高。黨的意志壓倒一切。「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迷信這個框框。 十九大之後，習近平打算乘著權力鬥爭大獲全勝的東風，全速開動中國模式，將中國道路進行到底。然而，時代的變遷，現實的複雜，與習近平的個人意志迎頭相撞，讓習近平立即嘗到慘敗的滋味。習家軍頭目蔡奇帶頭燒起的三把火，牽著習近平，讓他一頭撞到現實的牆壁，一腳踢到民意的鐵板。對此，習家軍，連同習近平本人，都始料不及而暗自心驚。 其實，回顧十八大前後，中共當時就面臨兩條道路的抉擇。針對官場腐敗日益深重、利益集團割據而擁財自重的嚴重局面，本該用民主化來解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才能減少和根除腐敗，這是大多數國家走過的文明進化之路。 然而，權力鬥爭的需要，於中共，卻又是另一套法則。習近平選擇用鐵腕集權來解決。經由選擇性反腐，拆解利益集團，打倒黨內政敵，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借此整頓鬆弛的黨紀，鞏固一黨專政。殊不知，腐敗深重，正源自不受民眾監督的一黨專政；求諸於一黨專政的強化，而排斥民眾的監督，用人治反腐，靠權力反腐，治標不治本，只會讓腐敗依舊，甚至於，腐敗更深重。區別只是，腐敗集團或利益集團，從這一批人轉為另一批人。 如果說，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不得不如此，即，不得不依靠黨機器來反腐，選擇性反腐，那麼，經由十九大，而空前鞏固了個人權力的習近平，就不應該再繼續重複這條千百年都不曾走通的人治之路。按照王岐山的許諾：「先治標，後治本。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那麼，十九大之後，就是治本的時機了。綜覽歷史，橫觀世界，惟有民主與法治，才是治本的良方。 換言之，十九大之後，中國再次面臨兩條道路的抉擇：獨裁？還是民主？如果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把一黨專政進行到底，那麼，這條道路，無論是王滬寧設計的，還是習近平迷信的，都只有一個結論：此路不通。 習近平走錯了方向，習近平走錯了路。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2017年12月16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12182017120847.html  

  國際仲裁南海爭端，在中國，無論何事何由一提「愛國主義」就是政治正確，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抗議。於是，愛國賊們轉謀下策，呼籲抵制外國商品，成為發泄手段之一。圖／取材自網路 民報合成   2016年7月，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有關南海爭端的仲裁結果出爐後，中國網路上，激起民族主義的狂熱喧囂。「愛國主義」言論，一再刷屏。 「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點也不能少」，「一寸也不能丟」。這些話，從國家領導人嘴裡，再到大國小民嘴裡，異口同聲地喊出來，增添了鸚鵡學舌的滑稽。 單說南海，就依中共當局的「歷史權利」說：南海領海範圍從中華民國繼承而來。那麼，中華民國的十一段線，如何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少了兩段，豈止少了一點？中共把那兩段賣給了誰？越南。依照當今中國人的認知標準，這就是賣國，鐵板釘釘的賣國。 至於「老祖宗留下的領土」，最顯眼的，莫過於北方領土，被俄羅斯強奪的15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四十多個台灣和六分之一個中國，如今依然在俄羅斯的版圖上，中國豈止丟了一寸？ 2001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簽署邊界協定，正式追認《伊犁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等一些列中俄不平等條約，全面放棄歷史上俄國掠奪的中國領土。甚至放棄了可以回歸的海參崴（相當於四十多個釣魚島）—— 根據蘇聯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在1946年簽訂的條約，海參崴應該在50年後，即1996年，歸還中國。英國如期歸還了香港，葡萄牙如期歸還了澳門，俄羅斯卻拒絕歸還海參崴。這一拒絕，得到了中共當局的默許，成為永久拒絕。 作為「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之一，海參崴是中國地名。俄羅斯取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征服東方」、「統治東方」，明確承認就是從中國搶來的，以示炫耀和羞辱。 其實，南海爭端仲裁後，中國政府和民間都再次上演了《阿Q正傳》，再次大大地弘揚了阿Q精神。再次證明近代中國作家魯迅穿透國民性的眼力、及其偉大作品《阿Q正傳》的經典與不朽。 仲裁前夕，中國官方媒體鼓噪戰爭，解放軍三大艦隊在南海大舉軍演，擺出以武力威脅對抗和平裁決的架勢，但仲裁結果揭曉後，中共調子卻立即軟了下去，尤其迴避與美國交鋒。由御用學者出來打圓場，說：南海爭端，「還是需要和平協商解決。」 至於中國民間，無數人喊打喊殺，要求宣戰、開戰。口喊「南海要開戰，我第一個參軍。」「我要上戰場，請給我發槍！」卻連上街遊行示威的膽量都沒有。因為，當局提前向各大學發文通知：「不得上街遊行示威，否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於是，號稱「愛國者」的愛國賊們，嚇得臉都白了，腿肚子打顫，哪裡還挪得動腿？中共當局屏蔽仲裁文全文，明目張膽地愚弄國人。被剝奪了知情權的愛國賊們，竟也無人出聲抗議。 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抗議。於是，愛國賊們轉謀下策。呼籲抵制外國商品，成為發泄手段之一。近些年來，愛國賊們一直忙不迭地呼籲。因為釣魚島，呼籲抵制日貨；因為美國巡航南海，呼籲抵制美貨；因為南海爭端，呼籲抵制菲律賓貨、越南貨；因為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呼籲抵制韓國貨……於是，擺樣子的相片裡，抗議的橫幅越拉越長：「堅決抵制美日韓菲越貨……」 口號喊得震天響，然而，現實生活中，抵制外國貨的中國人，寥寥無幾。於是，有些愛國賊們跑到肯德基和麥當勞等美式快餐店，高舉紅旗，高唱國歌，堵住門口，不准顧客進入。 這些愛國賊們對中國民眾高聲訓話：「你們吃的美國肯德基，丟的是老祖宗的臉。」 「將來打仗的話，每一顆炮彈都是你們贊助的。」「如果吃了肯德基，將來都是漢奸。」有顧客不堪騷擾，被迫離開，愛國賊們跟在後面喊：「走吧，走就是中國人！」 經中共網警過濾、刪帖、屏蔽，批評愛國賊的意見似乎不多，然而，仍未能擋住部分中國人清醒的回應：「抵制日貨美貨，不如抵制蠢貨！」 南海風波未平，另一風波又起。共青團中央盯上了演員兼導演趙薇，指控她聘用了「台獨」演員戴立忍。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發動網路輿論大攻勢，瘋狂圍剿趙、戴二人，迫使二人低頭「道歉」。他們合作製作的電影片名《沒有別的愛》，應該解讀為，只能愛黨，沒有別的愛。此事激發的反應之一是，台灣人發起「向中國道歉大賽」，轟動網路，成為絕妙諷刺。 而今年早些時候，中共喉舌《環球時報》也是高舉「愛國主義」大旗，煽動中國網民大舉圍攻曾展示中華民國國旗的台灣藝人周子瑜、及其聘用她的韓國娛樂公司 JYP，並迫使二者「認錯」、「道歉」。此事引發的效果之一是，獨派候選人蔡英文隨後高票當選台灣總統，正是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最好回敬。 在中國，無論何事何由，一提「愛國主義」，就是政治正確，猶如孫悟空掄起金箍棒，所向無敵，所向披靡，與之碰撞者，非死即傷。 鼓吹「愛國主義」的當權者，很清楚他們在幹什麼，利用民族主義，煽動民眾情緒，轉移民眾視線，發泄一律對外，槍口一致朝外。批判這類「愛國主義」的自由派，也很清楚他們在說什麼，揭穿當權者的遮羞布和護身符，把他們獨裁、賣國的真面目公示於眾。 只有那些盲目跟風的愛國者或愛國賊，人云亦云，搖旗吶喊，聲嘶力竭，全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幹什麼、要什麼、為什麼。不能說他們不愛國，只能說他們盲目「愛國」，受人利用。準確而言，他們不是醜陋的中國人，而是可憐的中國人，是那種「被人騙了還幫人數錢」的可憐蟲。這樣的中國人，實在有必要學習和重溫中外名家名人關於「愛國主義」的論述：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排斥其他人對愛國主義的理解。」 美國早期思想家潘恩：「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美國作家皮爾斯：「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說：「愛國主義就是積極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並被殺。」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痴形式。愛國主義就是讓你確信這個國家比所有其他的國家都要好，只因為你生在這裡。」 把話說得更重的，是如下幾位。美國作家、哲學家梭羅：「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裡的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蘇聯創始人列寧：「每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愛國主義的破旗就又散發出臭味來。」 至於中國名家，論述毫不遜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惡國家甚於無國家。」近代中國學者胡適：「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當代中國作家王朔：「有這麼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6年7月19日）

  蔡英文參選總統演說:我絕對能肩負起超越既有國共關係框架，建立常態化兩岸關係的使命。（夏小華拍攝）     隨著5月20日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就職的日子臨近，北京愈加念起了緊箍咒，要求台灣新政府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原則」。與此同時，北京大搞小動作，從各方面為台灣新政府加壓。諸如，減少登台陸客，迫使肯亞和馬來西亞將台灣欺詐嫌疑人遣送到中國大陸。最新的一個小動作，則是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A）刁難台灣。   近日，世衛組織給台灣發邀請函，竟然前所未有地附上政治條件，加註「一中原則」等字句。不僅激起台灣各界強烈反應，也引起美國反感。非但如此，該組織還一反往年做法，信函中並不提供網路報名的賬號密碼，做狀要故意讓台灣錯過5月9日的網路報名期限。   北京方面甚至揚言，如果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不提「九二共識」，世衛組織將驅逐台灣代表（本屆世衛大會將於5月23日至28日在日內瓦召開）。   局外人不免疑惑：隸屬聯合國的世衛組織，竟然成了北京的御用機構？或者，北京當局，竟讓成了世衛組織的代言人？是的，北京操縱了世衛組織，確切地說，是北京通過世衛組織現任總幹事陳馮富珍操縱了世衛組織。陳馮富珍來自香港，是親北京的香港左派人士，曾任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長。2006年，經由中國政府推舉，經中方在大會內外運作，陳馮富珍得以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任職期間，露骨地表現出親共親中，成為北京直接操控的傀儡，毫不規避國際組織內最強調的利益衝突。   今年三月，中國爆發問題疫苗醜聞，蔓延十八個省市，民眾憤怒，問責中國政府，輿論洶湧。此時，由陳馮富珍把持的世衛組織不僅沒有批評監管無效的中國政府，反而為後者背書、解圍，居然炮製出如下聲明：   「不正確儲存或過期的疫苗幾乎不會引起毒性反應……中國擴大免疫規劃使用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有了世衛組織的掩護和「褒獎」，北京當局如獲救命稻草，順勢遮掩醜聞，為事件降溫。然而，北京當局與陳馮富珍上演的雙簧戲，卻無法化解中國民眾對中國疫苗的信任危機，紛紛轉向尋求為孩子接種境外疫苗。其後果，恰如當年毒奶粉醜聞曝光後，中國民眾唾棄國產奶粉，轉而全民追求進口奶粉。   身為世衛組織總幹事的陳馮富珍，公器私用，假公濟私，體現的，正是中共腐敗文化的延伸，張揚的，就是獨裁加腐敗的「中國模式」。   即將卸任的國民黨政府和即將上任的民進黨准政府各自回函世衛組織，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民進黨方面在回函中，提示世衛組織憲章，說明健康是普世價值，連結「一中原則」沒有必要。   筆者倒是認為，台灣沒有必要非得出席這次世衛大會，如果有被「驅逐」、遭羞辱的風險，寧可不往，以靜制動。待陳馮氏明年卸任後再說。陳馮氏的所謂「世衛大會」，儘管由中共去唱獨角戲。就健康與衛生的國際溝通，台灣大可以直接展開國與國之間的務實合作。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並不會因此降低，反而，只因中共的橫蠻阻擾，讓國際社會愈加反感北京而同情台灣。   同理，在5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蔡英文不必回應「九二共識」。至多提到國共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但不必著墨太多。現實是，兩岸需要向前看而不是朝後看，需要尋求新形勢、新民意下的廣義共識，而非過時的、局限於國共兩黨的狹義「共識」。兩岸無須忘記，即便在那次所謂「九二共識」之後，仍然發生了1996年的嚴重台海危機。   當前，也有一些中國學者出來解套，說，如果蔡英文和民進黨不方便提「九二共識」，可以提出替代說法。這可視為中共內部溫和派的建議。死守「九二共識」，主要出自諸如《環球時報》這類強硬派、極左派的執著。   作為北京的主政者，習近平須明白，傲慢與橫蠻，只會帶給台灣民眾惡劣觀感，讓台灣越走越遠。古語道：「吃一塹，長一智。」對中南海而言，難道吃百塹，也不能長一智？就像需要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一樣，北京也需要適應兩岸關係的新常態。   其實，蔡英文和民進黨不提「九二共識」，未必地動山搖。520之前，中共必然固守「九二共識」，但也至多固守到520（2016年5月20日），只要民進黨堅不改口，共產黨遲早要自找台階下。以北京慣性 ，會先硬後軟，對應地，台北也須先硬後軟，以硬對硬，以軟對軟。讓北京明白，恫嚇與威脅不起作用 ，對話與溝通才是相處之道。當然，台北之硬，不同於北京之硬，前者可以是溫和而堅韌的沉默，不同於後者傲慢而猙獰的囂張。   大陸仍沉陷於一黨專政。中共不懂民主，也無視民主；中共罔顧大陸民意，也罔顧台灣民意。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新政府舉措，必以民意為依歸。對北京，只可虛與應付，不必看它的臉色行事。大陸民眾無法訓練北京的當權者，那麼，台灣可以代勞，幫助訓練北京的當權者，讓它學習如何尊重民意。   主張「維持現狀」的蔡英文及其新政府，既然在台灣內部，淡化統獨，包容藍綠，那麼，面對兩岸關係 ，也大可從「表態政治」過渡到「不表態政治」。如果台灣需要表態，就應該更積極地就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表態。堅持用台灣的軟實力去融化中國的硬實力。   中共慣於強求於人，其獨創的「表態政治」由來已久。中共不斷給台灣出題，而且是出難題，台灣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或不接受，台灣也應該給中共出題，只是，不必是難題，簡單題即可。比如，關於兩岸互動，北京提「一中原則」，台北可提「人權原則」；北京稱「在一中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那麼 ，台北可回應「在民主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換言之，兩岸並非不能開啟政治談判，但這類談判，必須以中國的民主化為前提。  

圖片：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封面。（陳破空提供）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爲《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爲中國會「成長爲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 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産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爲此痛切自問：「爲什麽？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並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中國，不只西方人如此，其他外國人也如此。誤讀、誤解、誤判，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近代西方，曾經不乏對中國國民性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18世紀的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爲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樣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鸠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爲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中國那種按照蒙古遊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爲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但赫爾德似乎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漢朝開始獨尊的孔孟儒術。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 赫爾德如此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確。 然而，越是到了當代，了解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卻越是稀少了。即便湧現出更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卻往往認識模糊、判斷失準。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産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爲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美國佬傅高義哪里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近幾十年，中國人闊氣起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這些中國人展示的素質低下、形象敗壞、衣食足而不知榮辱，讓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崛起的中國，讓外界看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悖理： 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爲他人和環境著想；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爭先恐後，心浮氣躁；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不穩定。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制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爲羁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中國人常說：「家醜不可外揚」，寧願集體遮醜。筆者甘願冒著得罪部分中國人的風險，寫作《不受歡迎的中國人》，決意再次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挖出來、把中國人的真面目揭開來，揚揚家醜，讓世界認識中國人，鑒別其性，洞察其質，進而認識中國，把脈其走向，防範其負面的輻射力。 我要大大方方地告訴世界，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徵，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透過本書，不僅展示中國人惡質的面目，更挖掘中國人敗壞的源頭。 筆者聲明：本書所論中國人，並不包括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地區的華人，而專指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中國，以及最近30多年從中國出國的中國人。 （2015年3月10日）

 12月11日，一架載有174名乘客的「泰國亞洲航空公司」的航班，從泰國曼谷飛往中國南京。飛行途中，一名中國女乘客向空姐要開水泡速食麵，只因空姐動作慢了一些，這名中國女乘客就怒不可遏，將泡好的速食麵潑向空姐，引發騷動。三名中國男乘客起身為這名中國女乘客撐腰，大鬧航班。這夥大喊大叫、胡攪蠻纏的中國人，一會兒宣稱自己有憂鬱症，一會兒揚言要自殺，一會兒質問空姐：「老子花不起錢啊！ 」一會兒竟恐嚇說：「我要把這飛機都炸掉！」一齣中國式的鬧劇、醜劇、喜劇，在高空上演，驚動天宇。航班大亂，被迫返航曼谷。航班著陸後，泰國員警登機抓人。四名鬧事的中國乘客遭調查並罰款。按理，他們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但因亞航放棄起訴（或是出於商業業務的顧忌），這四名中國人得以乘機返國。這一事件，在中泰兩國的網路上，引發大量熱議，兩國網友紛紛「吐槽」，挖苦、諷刺、譴責這四名中國人的野蠻行為。中國官方媒體(中國國家旅遊局)，也發文批評這四名中國乘客，大抵因為，這類事情，無關政治，無關社會穩定，無須涉及政府，並非敏感事件，因而，無須太多顧慮，反倒可以隨興發揮，顯示政府的「正派」。官方媒體關注的重點卻是，這些中國乘客的表現，「損害全體中國人以及中國國家形象」。顧及的，仍然只是面子，而非根子——整個民族出了問題。官方媒體承認：鬧事的四位乘客是「野蠻人」，損害了中國人的形象；但又振振有詞道：然而飛機上的「野蠻」行為，卻並非中國人的「專利」。並列舉了幾件外國人因醉酒而鬧機的少見事例。仍然是老一套：用他人之醜，來遮自己之醜。事實上，中國人鬧機，並非第一次，也絕非最後一次，而是年年發生，頻繁發生，領先世界，早已名聲在外。無須舉例，網路上比比皆是，俯拾即是。針對中國遊客在國外的不雅表現，中國官方媒體還一律用「任性」一詞予以表述，彷彿也是統一的口徑。每每這樣勸說：「中國人越來越有錢了，但有錢不能任性。 」或發出諸如此類的呼喚：「中國遊客，你何時才能不任性」？「任性」二字，通常用於孩子身上，孩子不聽話，說他任性；有時用於情緒化的人身上，比如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因為鬧脾氣、鬧彆扭，說他任性；有時用於固執的老人身上，不聽兒女勸，說他任性。用「任性」二字，來形容中國遊客群體，給人的感覺，是無關痛癢、避重就輕。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曾輕飄飄地說過這麼幾句：「也要教育我們的公民到海外旅遊講文明。礦泉水瓶子不要亂扔，不要去破壞人家的珊瑚礁。少吃速食麵，多吃當地海鮮。」領導人或官方媒體，故意不觸及要害：素質差，劣根性，整個民族的道德崩盤。實際上，中國鬧機乘客的醜陋表演，就是當今中國國民性的縮影。這等醜陋的國民性，又與劣質的制度、不成熟的政府、任性的領導人，有著無法切割的聯繫。無論中國官方還是中國社會，最需要反思的是，為什麼？——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考慮他人和環境；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搶先恐後，恣意妄為；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最不穩定。原文刊登於：大鬧亞航，中國人僅僅是「任性」？（2014-12-17陳破空）延伸閱讀：泰航失控的中國旅客 (2014-12-16《紐約時報》Bree Feng)中國國家旅遊局調查乘客大鬧亞航航班事件 （BBC高毅）陸客機上發飆 惹哭空姐 (2014-12-13)

安倍先到達，等待；習後出現，緩步上前，彷如老態龍鍾。安倍先伸出手，習後伸手，猶豫幾秒鐘，才與安倍握手；安倍微笑，習一臉嚴肅；安倍開口說話，習卻轉過臉去，面朝攝像頭，一臉的不悅和不情願。在鎂光燈的閃爍下，持續幾十秒的握手，安倍微笑看鏡頭，習時而看鏡頭、時而看地下，拉長著一張臉。媒體描繪：習無奈，安倍尴尬，中日首腦會見氣氛冷淡。更有外媒描述：「兩人進行了堪稱世界首腦外交中氣氛最爲尴尬的握手。」 這就是中日雙方商談了大半年、媒體熱炒了幾個月的中日首腦會談最後登場的情景，大煞北京APEC會議的風景。如何看待習近平的「臭臉外交」？一些外媒如此解讀：鑒於國內濃厚的反日情緒，習近平不願得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需要拿捏分寸，不能對安倍表現出太過熱情。然而，所謂國內反日情緒，本身就是共産黨出於政治需要、人爲挑起；而所謂民族主義者，早就被共産黨調教得如同機器人一般，當中國政府派出大量戰機、戰艦（號稱海監機、海監船），頻繁進襲釣魚島，制造中日衝突的緊張態勢（如前兩年），這些民族主義者就表現得異常亢奮，對日本喊打喊殺；而當中國政府不再動作，釣魚島海域風平浪靜（如自2013年12月之後），這些民族主義者也就安靜下來，彷如中日之間，什麽也沒有發生過。今年以來，赴日旅遊的中國遊客猛增，增幅高達88％。政府自冷，民間自熱，這也是中日關系的真相之一。有人以爲習近平會太在乎國內民族主義者，乃是對中國國情、民情的不甚了解。其實，習近平給安倍冷臉，許多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網絡上，出現一片爭議，認爲習近平的表現，太失禮、太過份、太不近人情，反而更同情安倍。這番輿論，聲勢不小，以至於，官方喉舌《環球時報》不得不發表一篇社評，來爲習近平辯護，該社評的標題是：「同情」安倍，中國人真的太善良了。習近平的臭臉外交，在日本民衆那裏，更是激起強烈的負面反應，劣評如潮。「習近平無禮」、「習近平傲慢」、「習近平侮辱日本」、「中國領導人粗魯」、「中國獨裁者的面目」，這樣的評論，充滿日本網絡。可以預見，即便中日兩國政府緩和關系，但日本民間對中共的反感，仍將一如既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何況，中共還在這層冰凍的關系上不斷添加冰風暴。與日本民間輿論不同，日本政府發言人說：習近平以「非常紳士的方式」會見了安倍晉三。可能是爲安倍的尴尬外交打掩護、堵塞在野黨的批評聲浪，然而，把一個最沒有紳士風度的人，描述爲「非常紳士」，聽上去，怎麽都像是諷刺。衆所周知，近年來，美俄、澳俄關系冷淡，但在北京APEC會議上，美國總統奧巴馬見到俄國總統普京，主動打招呼，含笑握手，並熱情寒暄，交談數分鍾；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此前，就馬航事件，曾表示要單獨質問普京，遭到後者拒絕，阿博特還開玩笑說要跟普京「抱摔」（「肉搏」）。但在北京APEC會議上，兩人仍能友好互動，並短暫交流。對照之下，經由中日雙方協商與安排，參與中日首腦會談的習近平，卻一副臭臉。在日常生活裏，一般人發生矛盾或不和，有可能呈現一方對另一方表情冷漠、愛搭不理、不情願、不耐煩的表情和態度。然而，身爲國家領導人，代表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動辄耍脾氣、耍大牌，往輕的說，是幼稚、孩子氣、不成熟、枉爲一個大國領袖；往重的說，是沒修養、沒教養、沒風度、代表一個「禮儀之邦」的淪喪。難怪，西方領導人經常呼籲中國領導人：「要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一個不成熟的領導人，就注定不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對應的，一個不成熟的大國，就注定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習近平使性子、耍態度、做臉色，也折射出其身世與背景的全貌：文革一代的粗野，工農兵學員的無知，紅二代的驕狂，太子黨的傲慢。中日首腦會談前，雙方達成「四點共識」，習近平的「臭臉外交」，也可解讀爲對這「四點共識」不滿意。中方原先提出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的兩個先決條件：安倍承諾任內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日方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但日方並不接受單方面有條件的首腦會談，畢竟，國與國之間，是彼此平等的關系。因而，達成的「四點共識」中，並無靖國神社話題；提到釣魚島，表述僅僅是：雙方認識到「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東京給了北京一點面子，以供中共對國內宣傳用；但並不是北京想要得到的裏子：認可主權爭議。不滿意歸不滿意，既然達成了「共識」、同意舉行首腦會，就應該拿出一點起碼的風度，開門迎賓，以禮待客。然而，身爲大國領袖的習近平，竟連這麽一點胸懷、氣量、氣度都沒有！針對中日首腦會談，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是：「習近平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明顯誤導國民，仿佛，這次首腦會，並非中日雙方協商的結果，只是日本單方面的索要。居高臨下，死要面子。中國官方媒體的另一個標題是：「禮義不可分，獲禮遇的安倍莫辱信義」。意思是，習近平對安倍「以禮相待」，「現在球已傳到日本政府一邊」，就看日方如何表現了。且不說，全世界都看到，習近平對安倍無禮相待；至於說到信義，在國際上看來，恐怕還是中方更成問題、更值得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