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跟經濟學的問題

這話我講一年多了,每個時間點防疫的方式是會隨著疫情情況跟嚴重程度做調整的,大致上就是

(1)首先都是採取清零避免死人。

(2)突破後嘗試清零,如果成功回到(1),如果失敗繼續下一步。

(3)大量病患沖垮醫療負載力,為了合理使用醫療資源開始醫療降載。

(4)醫療降載需要時間,可是病患增加是曲線上升,為了爭取時間採取強制降低人員流動來降低感染者增加速度,避免太多重症病患因為來不及醫治死亡,爭取時間讓醫療機構調整作業提高收治能力,也就是所謂的封城,附帶一提,到這個階段清零已經不可能。

(5)為了調整醫療收治力與感染曲線的平衡,會有多次的人員管制跟重新開放,一般大概需要至少半年時間過渡,此時封城不是為了清零,開放也不是因為沒有危險了,而是為了調整在不破壞民眾工作跟生活的前提達到一個較低損害的平衡,目的是盡量在拉長時間的情況達到大多數人都感染過的群體免疫,時間拉得夠長的話重症者平攤下去在醫療機構收治能力以內,損害就不嚴重。

(6)多數人已經擁有抗體,疾病傳播開始變得困難,感染數直線下降,也就是所謂共存,從(2)走到這一步至少要承受一年以上的疫情爆發。

香港目前的階段在(4),上海也有高度可能性無法迴避走到(4),走到這個階段基本上清零已經不存在可能性,就只能往(5)跟(6)繼續走,可是在(1)(2)(3)階段還能繼續維持的話就會繼續嘗試清零。

這邊要釐清一個觀念,無論清零策略成功再久,最後都必須走到(6)的狀態,而如果是往(6)的方向發展的話,中間的(2)(3)(4)(5)過程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清零只是一個暫時狀態,不會是永久狀態,也不可以假設零感染者是長久應該達到的目標,可是在有機會達成時仍然應該努力達到。

這是因為隨著時間過去口服治療藥的開發跟生產會越來越順利,等到安全的口服治療藥物產能高到藥房就能買到時再開放,就能直接跳過中間醫療崩壞的過程,在只會有極少重症跟死亡的情況達到最終的共存狀態。

所以我不樂見有些人把歐美的作法稱之為『放棄防疫』,他們只是因為疫情蔓延的時間太早,在口服藥還沒開發完成的階段就已經走到已經不可能清零的階段,只能繼續走下去,因為在已經不可能清零的階段繼續封城,就好像人已經腦死了還持續花費高額醫療費用維持呼吸一樣,根本沒有救回來的可能性,還會把家屬的經濟能力拖垮,等家屬一屁股債沒有能力繼續支付醫療費用時還不是得拔管,這時候只能停止成本巨大可是無意義的措施面對現實。

假如台灣走到(4)的階段那合理的作法就是面對現實,其實以現在 Omicron 的低死亡率搭配疫苗只剩下千分之一以下,就算考慮到疫情爆發的初期由於醫療崩潰死亡率會大幅提高,一年下去了不起死個一兩萬人,一兩萬人在統計上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平常台灣正常死亡人數一年也有十五萬以上,說真的並不值得為了減少一兩萬人重創整個國家的經濟,可是這是統計學上的概念,也就是忽略了那一兩萬人萬一是你親朋好友的情況。

而如果能夠再拖延半年以上等到口服藥量產完成,好比現在一些已經能夠買到口服藥的國家,那就完全可以維持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只是增加一點不便利而已,感染了就感染了當地人也不會覺得值得大驚小怪,再強調一次並不是因為這樣最好,而是因為根本也沒有其他選擇,如果台灣撐到那時候才開放,一兩萬人的死亡數字或許還可以再往下壓到兩三千,那就真的不值得再採取管制了。

至於說值不值得為了減少一萬多人的死亡而再管制半年,或者說假如我們願意承受今年的死亡人數比往年提高百分之七而已,就能夠解除所有管制,台灣人是不是支持,這就是倫理學跟經濟學的問題了,不過第一階段就吵著要封城,現在又吵著要解除覺得死一萬多人沒關係,然後不久前又口口聲聲吵死八百個人不能接受,這種精神錯亂的我覺得是沒什麼立場討論的。

< 資料來源:周布雅facebook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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