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參加一場成大管理學院碩士論文口試，事前完全不知道這場活動要用英文，開始之後才發現原來成大管理學院的水準這麼高，平常我很不習慣跟台灣人用英文講話，聽力是完全沒有問題，但講英文的訓練真的不夠。主場是管理學院的老師，只好硬著頭皮用生硬的英文講自己想要說的話，而且英文和德文常常會打架。 上次到汪浩的節目去講半導體棄台論，其實很早以前就答應了要錄這一集的節目，後來魏哲家出來講：門都沒有，我就私訊汪浩說這集是不是不用錄了？台積電的總裁都出來講了這樣的話，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我有一種心態是不太想再接觸這些事情，搞這些事情「基本上」會覺得很煩，我從小到大的口頭禪就是「基本上」，講什麼大概都沒有寫逐字稿，惟一一次好像是自己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所以常常用「基本上」給自己幾秒的時間可以思考，現在「基本上」卻被臉友指出：這是中國用語，「基本上」生活真的很困難，就跟完全不使用中國製造的產品一樣困難，德國媒體還有人真的做過這種實驗，幾乎不可能。 有人引川普時代的國安顧問：台灣根本沒有矽盾這件事情。有個同志這樣回應：敵人會不斷用不同的話術企圖瓦解我們，這期間我們的同路人也會有不同的意見（這是民主社會）；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就只能不斷武裝好自己，隨時迎戰。 台灣有沒有矽盾？盾牌這個字，英文是 Shield，德文是 Shild。光盾牌這個名詞，自己也常常會混淆。早上去查了一下德國媒體，看有沒有人在說台灣有矽盾這件事情？ 真的有耶！還引用這一句話：台積電是你從來沒有聽過、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

連這期彭蒙惠英語的新聞文章選的都是台積電到美國設廠的事情。 看到有人說：台灣根本沒有矽盾這種東西，講這種事情是自欺欺人，中國會因此加速佔領台灣，美國也應該要把它搬走。 在這篇文章下面有人反應說：好像窮人家裡藏有珍貴的鑽石，反而帶來自己的危險。 講這些話完全都不了解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特性，我在很久以前曾經因為歐洲共同體的計劃到法國駐吉隆坡大使館去參加馬來西亞政府舉辦的活動，這個活動有一個參觀的行程就是馬哈迪所謂的多媒體走廊，馬來西亞在幾十年前就想要複製竹科的經驗，但完全失敗。 半導體產業根本不是鑽石，而是比紙還要脆弱，只要一關掉機台的電，重新再打開也沒用，所有製造的過程一切都要從來，根本很難想像。 因為資訊科技革命之後，所有的東西都強調數位化，以前那有聽說汽車裡面有晶片？現在什麼東西裡面幾乎都有晶片，還不只一個，越複雜的越多個晶片。 這些晶片製造完成以後嵌入系統製成產品，很多東西再也不能更動，包括裡面的軟體，因為在優化的過程當中，你不知道周圍的晶片和系統互相做了什麼樣的調整。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問說台灣需要解放的工程師嗎？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有不少朋友常常講：台灣半導體產業成功的條件，就是台灣有一群願意像蟑螂一樣存活的半導體工程師。這一群人有很高的學歷，可是卻願意過這樣的生活，全世界找不到。 我認為台灣有矽盾原因是： 1. 晶片極其重要：嚴重影響世界經濟，可不是鑽石、黃金這種沒有用的東西。 2. 製造晶片的過程極其脆弱，比紙張更容易受到破壞，這也是工程師要穿著防塵衣的主要原因，可不是鑽石、黃金這種堅固的東西。 3. 半導體的產業非常難從台灣搬離，全世界找不到有這麼多從小到大唸書成績這麼好的工程人員，願意過著像蟑螂一樣，在半導體快速淘汰、惡劣的環境裡面，辛苦努力存活下來，並沒有享樂主義過黃金、鑽石一般的生活。 空中英語教室老師說她們的讀者很多都是半導體產業的工程師，台灣半導體產業世界第一，她們盡可能地解釋自己不懂的半導體，但她們強調自己是很好的英文老師，很多人解釋半導體大概就是這樣，因為這個產業的特性，外面的人很難想像。 中國要搬走台灣半導體產業只有一種方法：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此外沒有其他的方法，連武力併吞都不行。 直接買半導體產業失敗，改買政客、媒體、還有紅白藍這些政黨，當然也有可能對綠的下手。 台灣有沒有矽盾，這個問題問跟中國友好、現實的德國人最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以超過一半補貼的方式邀請台積電去德國設廠？而且只要講到台灣可能的戰爭，德國媒體就會講到半導體產業如果崩潰，會嚴重影響世界經濟這件事情，比Covid-19還要嚴重很多。  

連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都這樣！ 父親舉報讀書會的白色恐怖事件，解釋不是思想自由、是防堵共產黨； 政府取締共產黨的統戰政治宣傳垃圾食物，高擧言論自由「民心不是玻璃心」！ 資訊戰爭中怎麼對抗共產黨？

我反數位身分證真的得罪不少自己同行的朋友，這分明是可以發財的事情，卻想辦法把它阻擋，幾個月前我拒絕一個很大型的計劃，因為覺得自己拿到這麼多錢也不知道能夠做什麼，倒不如想辦法退出。 有朋友說民主和獨裁國家對數位身分證應該有不同的結果，意思台灣是民主的國家，比成中國數位獨裁好像不太合理。 首先晶片身分證的系統跟中國太過類似，可以無縫接軌。此外，台灣的民主相當脆弱，統戰和顛覆的力量在台灣太強大。 內賊也太多了，看看健保資料庫洩漏出去發國難財，就有十億的利益，那數位身分證的資料庫和系統就更加可怕。 資訊戰爭的防衛是蔡英文和蘇貞昌政府裡面相當脆弱的一環，我一直不能理解本來在行政院層級的資訊安全處，沒有把它提升到總統府等級，反而下降到數位發展部下面的一個資訊安全署，完全忽視現代化資訊科技革命之後的國家安全。 有些朋友不了解以為隱私資料丟了也沒什麼關係，完全小看資料對世界的影響。 每一個決定的背後都是資料的收集和判斷，錯誤的資料會導致離譜的判斷，看到健保資料庫產生了這個問題，再次確定我的做法是正確的。 黑格爾曾經寫道：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降臨時才開始飛翔。意思是只有當要理解的事件已經過去時，解釋才有可能。 台灣不能算是一個穩定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國的威脅是相當的巨大，如果有數位身分證，萬一出問題，會加快台灣被中國統一的速度。 便利和效率並不是最重要的！ （本照片拍攝於改建之後的高雄壽山動物園）

蔣經國路線 把期待都放在民進黨身上，的確不是個合理的作法，民主選舉很難有哪個政黨可以一直贏。我期待中國國民黨可以回到台灣主流的反共路線，那這樣有更多人來抵抗中國共產黨這個最大的敵人，其他相對的問題都比較次要，但顯然他們做不到。 兩蔣的專制獨裁的確在歷史上造成台灣相當大的傷害，但反對共產黨一直是蔣經國的核心主張，三不政策也是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形成。 蔣經國死的那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一起看13號星期五，出來的時候聽到老闆娘在講：「這樣不就換李登輝當總統了嗎？」電影裡面的恐怖片看完了，回到現實，更精彩的恐怖片正式開演，什麼主流非主流的政治鬥爭，軍事政變的威脅，野百合運動和老國代下台的國會全面改選，既緊張、恐怖又刺激。 很多人緬懷蔣經國，什麼十大建設有的沒有的，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拿老蔣來比對，什麼統治者拿老蔣這個超級殺人魔來比對，都會令人懷念」，蔣經國比較的基期很低。第二個原因就是「不明白權力的作用，只要有權力的人，手上握有無數的資源，一定會做出些感覺是好的事情，不可能全部都是壞的事情。」 以歐洲的人文素養，還是有不少人對希特勒充滿幻想崇拜，台灣有不少人懷念蔣經國，這一點倒是沒有什麼驚訝的。黨國教育下的精英依然統治台灣，神化獨裁者的教育尚未退散。不過最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一群所謂蔣經國信徒的國民黨人，不明白蔣經國「我也是台灣人」的晚年體會，化做積極消滅台灣投降中國的急統運動者，這是台灣緬懷蔣經國現象中最荒謬的場景。 蔣萬安要走蔣經國路線，先去打馬英九吧！

一般而言，有幾種類型的假訊息： 1. 不準確的訊息、不真實和誤導性的偽新聞； 2. 無意中誤導的內容； 3. 故意將事實中重要的訊息脫離背景、去脈絡化； 4. 故意散播錯誤的訊息； 5. 具有誤導性的政治宣傳； 我覺得高嘉瑜和王世堅等人造成最大的困擾，就是成為這些假訊息散播的工具，這些人代表什麼立場講話？234基本上都可以利用高嘉瑜這些人的語言延伸。政治人物怎麼成為政黨的良心？靠動嘴皮子是不行的，要看長期的行動與作為。 一般的民眾認為民進黨的內部就有這樣的聲音，會放大這種言論和印象，原來偏離幾分的事實，會變成完全相反方向虛假的訊息。 我覺得很弔詭一點，就是像我這樣的人明明就不是民進黨，也反對民進黨的許多政策，但這次選舉之後的反省而定義，我就是民進黨的側翼，而高嘉瑜等人卻是民進黨的良心，甚至是社會的良心，我覺得這是這次資訊戰爭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行事最重要的依據，喝酒開車、空氣污染、資源分配、土地正義，一直到論文抄襲等，這些選擇和判斷都跟道德有關。 道德來自內心嗎？我們怎麼能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伊曼紐爾·康德認為道德不能憑藉直覺，我們必須只是履行職責，一個人透過遵守他們的道德義務來做好事，而不是因為他們有這樣做的願望，他們可能根本不想做善事；事實上，在康德的理論中，越是沒有行善的慾望，越是純粹出於責任感，就越值得稱讚。 康德對使一個人變好的東西並不感興趣，而只對使行為變好感興趣。這一點在康德冷酷的論點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即最具有道德價值的人是完全出於責任，而不是出於某種可能更溫暖的動機。 在康德看來，一個憎恨父親但出於責任感幫助父親的兒子在道德上更有價值，比起愛父親而幫助父親的人，這個憎恨父親的兒子實際上是個更好的人。 對康德來說，做個好人與想要做好事一點關係都沒有，只是有種壓倒一切的感覺，那就是一個人應該做好事。 人類與其他理性動物的區別是什麼？ 那不是我們的感覺，而是我們的意志決定了我們的行動！ 人們出於喜好會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因此也會做錯事。我們的同情心並不一定會引導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即使我們無意這樣做，有時它甚至會造成最大的損害。 為了避免這種致命的後果，康德認為：道德不是個人的、主觀的感覺，而是作為理性產物存在於我們之外的普遍法則。道德的概念完全有自己的位置。一個人自己的行為準則可以成為一般法則：這就是康德著名的絕對命令所說的，它訴諸於責任——而不是不可靠的道德直覺。 台灣有很多社會經濟議題，很多東西直覺的個別抽離，基本上會很武斷，這樣的選擇並不是道德，也缺乏正義。

決定的責任 最近有以前一同作戰的朋友表示全民領6000我們也有一些功勞吧？當時那種逆風的程度很難想像，朝野、媒體、政商各界，甚至最高行政首長都已經有了開放紫光小額入股的打算，這種逆風可以稱之為逆颱風。但有一個朋友很悲觀的就說：可能就是延後八年的命運。 許多人失望的原因是認為，民進黨做成這樣，經濟成長、防疫的成績是舉世稱讚名列前茅，半導體產業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的依靠，但選舉結果卻可能是有始以來最爛，這樣還能怎麼辦？ 台灣每兩年都有一次選舉，民主國家怎麼有可能不政黨輪替？人、事、時、地、物不會永遠站在某個政黨有利的一方。中國共產黨一次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練兵多年、加上資源豐富，最後一定會成功往統一的道路前進。 台灣唯一的敵人是中國，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個不忠誠的主要反對黨，而這個政黨最近一次選舉大勝，可能下次的選舉會全面執政。 德文「決定」（Entscheidung)這個字意味著「分離、確定、割斷」，決定是一種選擇，選擇不要什麼，在各種可能當中拋棄了其他所有的選項，挑選一個自己想要的。 在現代世界中，日常生活裡面要做的決定就多如牛毛，買一杯咖啡店員要問你，美式、拿鐵、摩卡等等等，然後還要再問你是內用還是外帶？凌晨起來在寒冷的天氣裡面下著小雨，決定要不要出去跑步？穿什麼衣服？戴什麼帽子？午餐吃什麼？晚餐吃什麼？除了這些日常生活的瑣事以外，從小到大，我們要決定念什麼學校念什麼科系？要不要出國唸書？要不要結婚？和什麼人結婚？選擇怎麼樣的工作？要不要有小孩？一直到投票給誰等等。 有些人覺得決定的選擇是短暫的，分開的男女朋友可能會再相聚，離開的工作可能會再回頭，因此對於決定顯得並不是這麼在乎。可是因為人、時間、能力和資源掌握的限制，每每做出影響自己人生重大的決定，就再也永遠不能回頭，這就是所謂的分離或是告別。理論上民主政治，不像專制獨裁，應該也是這個樣子，有修正和反悔的機會。 但我們台灣沒有，想想我們現在有很慘嗎？本來還有一個大規模數位毁滅武器—數位身分證 eID，當初我們也努力把它拆了，當時覺得沒問題的人現在不知道會不會害怕？ 幸虧我害怕在前面！ #女兒的隨手塗鴉  

誰是自己人？ 昨天選舉結果出來以後，有很多人忿忿不平，認為自己的支持者這麼優秀卻落選，對手陣營剛剛選上市議員，許多條件都沒有比較好，但還是順利當選立法委員。 很多人投票的行為是直覺，而直覺的基礎往往由誰是自己人來決定，就是要投給「嘉義人」。這個世界是這樣來劃分的：我們和他們。 “我們”和“他們”的劃分存在於人性之中，有時帶來可怕的後果，導致偏見、歧視和整個社會的分裂。 心理學家 Henri Tajfel 在 70 年代進行一個實驗，有關“我們”和“他人”，這個劃分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在其中，他將受試者隨機分為兩組，並要求他們對其他參與者分配資金。 儘管除了完全沒有意義的群體成員身份之外沒有其他原因，但大多數受試者顯然更喜歡群體成員。這甚至讓 Tajfel 感到震驚，他寫道：即使沒有自身利益的理由，群體外歧視也會發生。 “即使沒有理由，歧視也會發生”，我那天分享「應徵工作」的經驗，有朋友問我：這個人管不住不能用，是因為有問我政治立場嗎？我回答：沒有。在還沒有拋頭露面之前，我並不是一個政治立場強烈外顯的人。人生很多事情其實跟政治立場也沒什麼關係。族群會自動切開，而在那個面試當中，顯然他們認為我是不同族群的人。 我當兵最後的幾個月日子很難過，跟一般人不一樣，因為連上資深的士官鬥爭我，我並沒有覺得說我生活或行事有什麼改變，那是原來他們鬥爭的對象離開了我們的部隊，有共同的敵人基本上會團結某些族群的感情，那個階段我很倒楣就去填補了他們共同敵人的那個空缺。 那些覺得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的人，常常會從群體中尋找方向——而且往往是錯誤的。  

吳怡農擔任國安會專門委員時，我和他開過一次會，不錯的人年輕有活力，麻煩明天有投票權的朋友，請去投他一票，感謝

  有些朋友會告訴我他們的人生故事，接受我的祝福，但因為害怕黨國勢力，不希望我公開他們的喜悅和勵志故事，以至於我都只能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 柏林的冬天零度以下，以前我很喜歡坐近鐵到萬湖散步，每次都會拜訪著名的萬湖會議地點，納粹最後解決方案的開會場所，真的難以想像，十五個納粹官僚花了九十分鐘，非常有效率地決定了一千萬猶太人的最後命運。 坐在湖邊森林裡咖啡座上，享受結冰湖面吹來的冷風，一邊思考自己研究的問題，一邊喝著咖啡、吃著德國香腸和難吃的扭曲怪麵包，來自台灣的一個窮留學生，這樣的生活和德國十八世紀的貴族其實也沒有兩樣。 湖水這個時候已經結了很厚的冰，如果不夠冷，結的冰不夠厚，那樣子的薄冰非常危險，走過去可能裂開而掉落到湖中，沒有結冰的湖水，人們知道避開，結了薄冰的湖水，反而令人失去警覺，因而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萬湖散步之後，往往會接著去忘憂宮，我忘憂宮去到非常煩，每次有親友從台灣或是從歐洲各地來到柏林，夏洛滕堡是首要景點，曾經和漢斯馬丁一起在夏洛滕堡看畢卡索的畫展，另外就是忘憂宮，不曉得去過多少次，現在倒是非常的想念它。忘憂宮前面那個破壞景觀的破風車，其實給我人生很大的啟示，在十八世紀，那麼有權力、尊貴的國王，對於一個農夫的破風車，這樣明顯的破壞自己皇宮景觀，也能夠很有風度地容忍它。 有時候會去附近的影城Studio Babelsberg，這個影城跟美國的環球影城比起來，真的不能比，就是一個不是很大的德國娛樂場所，德國電影的商業規模，相較於美國較小，當然就無法跟環球影城相比。附近最熱鬧的城市就是波茲坦，令日本投降的波茲坦宣言簽訂的城市，這個宣言重申開羅宣言，這個影響台灣命運的重要文件，波茲坦的市中心非常熱鬧，在那裡找間餐廳來吃午餐或晚餐，看看路過的行人，有時候會有街頭藝人的表演，可以消磨好大一段時間。 有次去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Sachsenhausen，看到工作令人自由 Arbeit macht frei 的牌子，心情就不太好，所有的東西幾乎都維持原來的樣子，在醫學實驗室和燒屍體的地方，令人毛骨悚然相當不自在。那天逛營區走的很慢，太陽快下山時才走到門口，感覺自己好像從集中營逃了出來，快步走向公車站。 我很喜歡柏林的下雪天，我一直認為有下雪的地方是上天的恩寵，下雪了，蚊子、蒼蠅、螞蟻、蟑螂等自動都會消失，跟人的思考一樣，有些東西是要清一清，在凜冽的雪地上，寒風刺骨會讓人十分清醒，或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才能有真正冷靜的心情。

  有人看到民進黨就反感，台獨是洪水猛獸，但對於中國國民黨卻沒有同樣厭惡的程度，這有文化教育背景，我勉強還可以理解。但現在的反美傾向令我感到不解，我的同學很多深藍家庭長大，「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這些對於同一族群相對來講有能力的個人，大部分都留在美國發展，有些回來是因為連結美國公司和台灣之間的技術橋樑。 我念大學的時候很羨慕可以去美國念書的同學，總覺得自己能力做不到，經濟無法負擔，也沒有信心自己可以拿到獎學金，因此才轉向跑去德國，對自己而言，不能去美國念書或許是一種遺憾，到德國去念書是一趟意外之旅。 我那個法官朋友結婚的時候，我從台南上台北參加他的婚禮，他跟他的法官院長介紹，這個大學同學以前在柏林念書，他的長官沒有聽清楚，回應說：喔！你柏克萊畢業。然後連珠炮講一大堆柏克萊的事情，害我非常尷尬，朋友和我都是聰明人，我們也沒有指正他的長官，我冒充當了一個晚上的柏克萊大學博士。 有很強的直覺的人不是猶豫不決的人，內心的聲音會告訴自己對於哪些道路要勇敢，哪些道路要避開，這樣的人政治立場也很堅決。在進入考慮之前，自己已經知道，作為直覺不管發生什麼會捍衛它們。 直覺不是知識的同義詞，經常以健康的懷疑態度面對大多數人的意見，並挑戰其他自信的對話者，直到自己能夠踏上通往知識的道路。 如果沒有直覺，我們將無可救藥地迷失方向。在無知的情況下，直覺是我們的指南針； 它使我們能夠在一個複雜、混亂的世界中定位自己。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有直覺；政治的、倫理的、存在主義的。 但是一旦要成為教條，我們必須徹底對此挑戰。 那一天我想要回答那個法院院長：我是柏林的大學畢業，不是柏克萊畢業，所以沒有您想像的那麼優秀。 但直覺就是叫自己閉嘴！

紫光併購台灣IC設計產業和半導體美國棄台論的差同 1.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非常專門的議題，不要說一般人，甚至很多產業的從業工程師，以及大學相關科系的教授等專業人士，都不太容易了解半導體產業的相關議題。 2. 中國紫光原來是一個賣中藥的公司，拿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給的巨量金錢來投資發展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但只想彎道超車、偷拐搶騙。 3. 剛好遇到台灣的馬英九政府，馬英九當時快要下台，想要做一些對中國統一台灣不可逆的事情，把台灣IC設計產業進貢給中國，在當時的確是一個對統一進程重大的貢獻，兩岸政府的高層有相當大的共識。 4. 蔡英文政府剛上台之後，想要把兩岸的議題淡化，經濟合作變成主要的考量重點之一，順應業界發大財的想法，即使不能全面開放，也同意小額入股之類的訴求。 5. 反中資入股IC設計，當初運動主要訴求爭取的對象是決策的政府官員和立委，跟一心一意想要讓紫光入股的業界還有產業分析師，比賽兩者訴求的利弊得失。美國半導體棄台論是假訊息的資訊戰爭，訴求的對象是一般的選民，想要用這個議題來影響選民投票的選擇，這個戰爭靠幾篇文章或幾個學者很難打贏，而且很難有許美華這樣子能夠寫出些淺顯易懂的文章，所以他才會變成被攻擊的重點。 6. IC設計是半導體產業的最上游，智慧財產權和科技人才是重點，當初對準這個目標下手，的確有經過嚴密的沙盤推演。 7. 晶圓代工封裝測試基本上除了有高度的專業技術以外，還需要勞力和資本密集，尤其建構的土地和相關的從業人員及能源問題比較複雜。 8. 中國是獨裁的國家，如果IC設計產業讓中國共產黨的勢力進入董事會之後，市場客戶、管理中國市場的政府、台灣IC設計公司的對手、和台灣IC設計公司的內部都會由中國共產黨操控，台灣IC設計產業勢必要前面被掏空，之後再對較為下游的晶圓代工和封裝測試全面併吞，完全消滅保護台灣的矽盾，在經濟上統一台灣。 9. 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跟中國完全不同，有許多check and balance 的機制。台積電去美國設廠主要是服務客戶，內部也沒有中國共產黨黨部之類的東西，美國是法治國家。 10. 最近有不少人說，如果中國是最先登陸月球，一定會宣稱月球是中國的領土，獨佔這個地方。中國有多少有錢人都是靠中國共產黨，也看到有多少有錢人一夕之間就完全一文不值，中國是獨裁國家。  

  有用的白痴是傑出人才，尤其在職場或政治場域，他們在對行動的熱情和某種渴望的鼓舞下朝著目標前進，他們的特點是堅定不移。他們正在實踐的不是自己的想法，他們也不了解他實際任務的背景，但他們給人的印象非常好：他的外表看起來很不錯，這是任務成功的基本條件，但是有用的白痴往往自己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有用的白痴有三個特點： * 容易受他人影響、對人性知之甚少 * 對事態發展的脆弱性缺乏感覺、對群體中奇怪的停滯時刻視而不見 * 沒有獨處的能力、缺乏秘密行動的天賦 有用的白痴外表總是不同，然而共同的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是一種深切的要求自己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或成為一個重要的人。有用的白痴在他的角色中承載著一種訴求：處理社會責任很重要。 先知與有用的白痴幾乎完全相反。他也有一個使命——這對他和其他人來說真的很難！他的信念是：系統壞了。 他們的本性是在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出現。這個角色的內在使命是「警告」，先知通常被視為擾亂者，人們總是會忽略這種人的偉大才能，先知可以在很早的時候就察覺到非常細微的差異。 不滿情緒和攻擊常常讓許多先知感到孤獨，在粉絲比讚的網路上，證明有用的白痴比先知受到歡迎，尤其某些先前被驗證的先知也可能墮落成有用的白痴。 先知在自己身上攜帶著破壞的程式，當他表達自己的觀點時，他的精確感知總是使他處於頭部疼痛的正確位置上。我們就是這樣，我們人類只是喜歡舒服，不喜歡痛苦，尤其為什麼不必要地為看不見的問題煩惱呢？ 與有用的白痴不同，「先知不具有社會順服的特徵」，有時他的講話甚至顯得粗暴，任何能夠面對這種情況而不感到受攻擊的人往往領先其他許多人。 如果建築中的工程有細小裂縫的特徵，可以簡單處理。然而，經驗證明，事情往往會有所不同，先知在崩潰後才會得到認可。 先知的這種性格也很快被誤判為天真，一個常見的指責就是他無法以社會化與結構化的方式思考和行動。 先知是寂寞的，這句話本身並沒有任何負面的意義，只是一種中立狀態的描述，孤獨是先知重要的特性之一。  

  2022年底接受訪問，雖然還是跟美國半導體去台的陰謀論有關，但主要在認可另外一個朋友許美華，我認識他很久，但我不能提出任何證明，就好像當初在反紫光時許多半導體重要的業界人士，私底下教了我很多東西，但我完全不能講出他們的名字，不過我台大電機系畢業，在成大電機系教書，這樣的背景涵蓋的半導體重要人士可能超過一半以上。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遙想自己是怎麼開始拋頭露面？推手是我大學的朋友，有人發現我是念資訊安全，因此叫我要出來說明反服貿電信的重要性，有人是媒體的副總編輯，教我說明的同時，要提出自己是專家的證明。 那天我並不在辦公室，從斗六坐火車來回成大兩百公里，只為了要秀出一張電信技術中心曾經發給我的資訊安全顧問證書，真的很辛苦。 黑格爾說：認可是我們作為社會人的存在產生的機制，在特定社群內的道德和政治主體成功融合取決於適當形式的認可。 在資訊戰爭當中，打擊一個人的人格和威信可以得到巨大的成果，信仰比理性有更大的力量。針對事實而批判的論述需要相當大的知識背景和時間，但對訊息來源的攻擊，可以任意而為、天南地北。 美國要禁止中國半導體和資通訊產業，往往只要說：這危害國家安全。半導體棄台論的主體站在我們敵對的陣營採用的，其實也是危害國家安全，因為台積電的投資危害了台灣的國家安全。 當年紫光要來併單購台灣的IC設計，我們完全不能用危害國家安全當成主體的論述。而是理性分析產業的未來：你們讓紫光進來投資，反而賺不到錢，這才是我們論述的主體。 要當個理性論述的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終身受益。信仰論述到最後，往往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理性在那裡。 拋頭露面其實也有好處，收到了許多人的新年祝福，在此我一併感謝，並祝大家有一個理性思考、充實愉快的2023年！

好人或壞人 生命的過程當中，不管是朋友或支持的政治人物，常常會有一些我們原本以為的好人最後做出壞事，他們原先有良好的社會形象，受到大眾的認同，如果用簡單的道德來加以歸類，都算是「好人」，那麼好人為什麼會做壞事？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像柏拉圖心目中那樣自始至終、內外如一的好人，我想是有，但是好人做壞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可能的解釋是這些人只是表面的好人，在眾人的面前做好事，但是他們私底下做很多壞事，現在被揭露出來。或這些人是壞人，只是表面上做好事，在媒體和群眾面前的好人，現在真實的本質被顯現出來。 前面的解釋都非常簡單，也沒有什麼困難了解的地方，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隨機，人是複雜的動物，所以這個人在有些方面是好人，有些方面是壞人。 但這樣的解釋非常危險，道德標準將面臨崩潰不復存在的結果，我們無法從這個人相關方面的表現，來觀察判斷他到底是好人或壞人，這個人可能非常節儉、愛護自己的家庭和小動物，會捐錢給窮苦的人，但可能同時貪污、腐敗或出賣國家。我們認知他或跟他相處的經驗，如果在他是好人的領域，那他就是個好人，如果位於他是壞人的領域，那他就是個壞人。 康德認為最危險的不是壞人，而是只有部分美德的好人，我們會誤以為他是真正的好人，這樣所造成的傷害會比壞人更大。 在台灣有很多人不明白好人是什麼，通常是某個名人，他的專業上有某個價值，然後這個價值和我的價值是一模一樣，我們就認為這樣的人是好人，因此認同他所有的行為和價值，其實這樣的好人一點也不能算是好人。 不少台灣人很有自信，認為自己可以針對同一個人在不同的領域接受或拒絕他的看法。我是沒有辦法，只有部分美德的人造成的傷害比壞人大！

  根據我的觀察，在台灣想要統一的人的決心，比想要獨立的人的決心要強非常多，偏向統一的這些人，國民黨等藍白政客再怎麼黑道背景、貪污腐敗、愚蠢無能等等，很少有這些急著統一的知識份子公開大聲地責罵，這群選民還是繼續支持。 藍營的高官佔盡好處，許多人及家人都有美國籍或綠卡，在言行舉止上遊走在灰暗的邊緣，道德瑕疵不斷，甚至思考邏輯、領導能力已經到可笑的地步。這些人也毫不在乎，就算最新當選國民黨的議長、副議長多有黑道前科和背景，他們還是可以睜眼說瞎話：民進黨和吳怡農才是黑道。反正就是人性，這個陣營的支持者充滿了包容、愛、關懷和信仰，尤其是信仰。 相對的一方，有太多自戀的人，一堆沒有武裝的先知，一群注定要被消滅的對象。台獨要用我的方式台獨，正義要用我的方式正義，一有機會成為某個羊群的牧羊人，往往以自身的利益為最大的優先考量，轉身成為大野狼，反正羊群也不自知。 想想為什麼統派的人在任何情況之下槍口都是對著獨派，或許這些人都認為曾經有被愛過，因為黨國的體制得到或多或少的好處，獨派的人大部分都沒有在這個系統上得到照顧，經歷過許多痛苦的經驗、甚至迫害，心中很難有愛，那種憤怒和痛苦往往找不到出口，以至於眾多獨派知識分子搶奪有限的資源，又要表現一副高舉公義的假象，常常最後都有不堪的下場。 奴隸不想自由，只想當奴隸制度的監工，最後也只能永遠在奴隸階級上世代為奴。

  我臉書的讀者結構很上層，我指的是文化上的，因為我寫的文章並不有趣也不通俗，還常常賣弄許多自己在書上偷來的概念。 一個醫生說他是在選後開始看到我的文章，他跟林靜儀立法委員是同一所醫學院畢業，本來看台灣在四個公投、台中立委補選和陳時中的防疫成績，還有經濟數據的亮眼，覺得台灣要否極泰來，想不到這次選舉的結果竟然完全超乎自己在想像和理解，他看到我寫的很多人想走的那篇文章很有感受，因為他就是想走的人之一。 腦開說華人的幸福感很奇怪，這些人寧願收入是20,000美金，而其他人平均是10,000美金，也不願意大家一樣是30,000美金。批評台灣城市的醜陋市容，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改善這個環境，而是炫耀自己曾經到歐美旅遊看到那樣美麗城市，高人一等的感覺。 事實上，隨著智力的提高，幸福感往往會下降。這是事實，每個人需要的東西不一樣。奴隸有奴隸的哲學，主人有主人的哲學，在一個大部分的人都只想當奴隸的監工，不想要自由的地方，想要自由的人當然會感到痛苦。 除了苦難之外，沒有真正的愛，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必須選擇愛，即痛苦，或者說選擇幸福。人越是人，承受痛苦的能力就越大。 尼采說：然而讓我們思考，動物在哪裡結束，人從哪裡開始？人是大自然唯一關注的對象！只要任何人渴望幸福，他就不會將目光從動物的地平線上抬起來，因為他只是更自覺地渴望動物般盲目衝動尋求的東西，這就是我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所做的事情。通常我們無法擺脫動物性。 對於尼采來說，正是那些放棄對幸福的追求的人才是最偉大的人，因為他們透過苦難欣賞智力和個人發展。我們對知識的渴望變得太強大了，以至於我們無法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想要幸福。 我們並不痛苦，而是追求另外一種幸福，超越動物本能的幸福！

  那天坐計程車遇到一個司機，感覺是一個好人，車子很整潔、也會幫忙拿行李，很愛聊天講時事，老婆是中國來的，生了一個兒子很會唸書，頂尖名校熱門科系快要畢業。 言談之中他對這次選舉的結果非常滿意，我沒有感覺這個人是壞人或是敵人，但他的價值選擇與我不一樣，或許每個人需要的東西是不同的。 許美華說不要一直想支持韓國瑜的有500多萬，要想說當初有800多萬人支持蔡英文，我今天上完課吃晚餐的時候一直在想，這世界到底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然後什麼叫做壞人？ 「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自我價值」是我認為可以拿來衡量好壞的標準。沒有軍隊會聲稱自己是壞人而去打仗，對方總是壞人，十字軍東征、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現在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所有侵略者都認為自己站在世界歷史好的一邊，作為解放者、受害者和復仇者。 欺騙在這裡起著重要作用，自欺欺人，有不少人認為作惡時，他是在行善，但實際上是在作惡。這使得作惡變得如此危險而且自然而然，因為那些作惡的人往往認為他們在行善。人類真的很擅長欺騙自己，像我老同學那樣，總是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直到誘惑自己的考驗到來，我們今天不都認為我們參加了抵抗運動，或在白色恐怖當中窩藏獨裁政府想要抓的異議人士。 沙士比亞的麥克白，他在得知妻子去世後不久，說出這些淒涼的話： 生命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可憐的演員，在舞台上昂首闊步，焦躁不安，然後就再也聽不到了。這是一個白痴講的故事，充滿喧囂和憤怒，毫無意義。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這些話總結關於生命本質的有趣觀點，表達佛教思想中存在的虛無、無常和無我。可憐的演員根本沒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只因導演的指揮，而扮演這個角色。 莎士比亞用五句簡潔而富有詩意的詩句，將生命定義為無常、非自我控制、不如人意、有限、不斷變化且最終微不足道、毫無意義。 生命是其自身偶然性的實現，它只是創造意義的手段，因此，生命是一個透過創造價值和意義不斷變化的過程。生命是永恆的超越，總是走向未來，創造現在。 生命也是妥協，接受有限性，接受自己的責任，接受其他人的存在和選擇。 生命不是絕對的，而是曖昧的，生命是存在所帶來的可能性。生命是人類的意識；它是對世界和宇宙的感知。生命是悲傷的，結果就是死亡，人生就是苦難和毀滅。 但生命也是幸福的，生命是快樂和創造力。生命正在尋找一個存在、尚未死亡的理由，生命是美好的——醜陋轉瞬即逝。 台灣是自由的，自由就是一間充滿各種可能的大廈，而幸福是多元的。 我相信在台灣好人還是比壞人多，多很多，這次只是他們有事或忘記出來投票而已！

去年德國電信利用人工智慧完成貝多芬的第十交響曲，我聽了之後，覺得就是貝多芬，但並不是新的貝多芬，德國媒體很多認為是保守的藝術穿上先進的技術前衛華服。 創造力的定義本身就存在問題，人類當然可以透過將其他東西放在一起來製造東西，但我們是否有能力從無到有地創造新的事物？中古世紀認為創造只存在於上帝，但是後來普遍認為人類也可以具有創造力。 創造力是發明，發明和發現不是一回事。發現以前不為人知的事物，在發現之前，發現者對發現的事物一無所知，雖然有創造力的人當然會發現事物，但發明可以是一種思維框架，而發現則不能是新的思想。 思想需要意義，發明要有用途，維根斯坦認為就語言而言；意義即用途。維根斯坦認為理解是一種公共現象，這種語言只能在個體之間的互動中發展。重要的是語言遊戲本質上是社交的，理解是一種公共現象，那麼很明顯，如果沒有公眾，就無法進行語言遊戲。如果沒有人際互動，就沒有交流。語言遊戲不是靜態的，而是不斷發展的系統，受到使用它們的人，尤其是有創造力個人的操作。 許多人公認的哲學天才維根斯坦有一句名言: 天才是才華的勇氣。即有創造力的人必須準備好為他的創造力而受苦和挑戰，在實現真正的創造力之前，個人必須忍受並戰勝巨大的壓力。維根斯坦自己的工作方式見證了這些理想，他有巨大的天賦；但他也有極大的毅力和頑強。他會扭轉一個問題，顛倒它，權衡它的觀點。有創造力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想法，以至於強迫自己接受的文化。這需要某種形式的勇氣來打破懷疑或懶惰的天花板，實踐推動這個想法。 創造力是神性，人工智慧真的有創造力? 我問 ChatGPT: Do you have creativity? ChatGPT 回答: (意思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