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用Google？ 這不是一個是非題！ 有朋友錯誤解讀我上面那則貼文，自己建電子郵件的服務雖然可以無限量擴充，但資訊安全的問題不容忽視。許多小單位沒有技術和人員，讓Google賺錢並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安全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資訊安全。 為自己和為團體考量不一樣，組織的資源與大小也是如何決定重要的因素。不是模仿我們做出的決定，就是最好的決策！ 我的考量是：像成大一個這麼大的大學，有電機資訊學院，裡面也有不少人研究資訊安全，為了貪圖每年固定支出的經費，省錢方便不用管理，逃避責任，就這樣把它交給Google，尤其是在我的任內交給他們，我覺得不負責任。 效率和資訊安全應該如何處理比較好？我們的決定是留在自己手上，雖然又煩雜又花錢，但實際上可以面對許多研究的問題，這不就是研究型大學應該做的事情嗎？ 選擇本來就是痛苦，更何況每個人或組織團體手中的資源都不一樣，還有主官是誰很重要，校長是不是支持，或他能不能了解為什麼計網中心要這麼做，不光只是會用省錢的角度看待選擇，也會影響整個大學如何做出決定。 想到台北市資訊局的悲哀和苦痛… 自由就是可以選擇長官是誰！

  人工智慧用在幫忙寫程式上面已經非常普遍，本來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的關係密切，寫程式的人熟悉人工智慧，也比較不害怕。 但寫文章？尤其是文學的領域對人工智慧一直相當排斥。 小工具Copilot最近被包含在程式軟體Visual Studio Code中，由 Github 平台開發的Copilot 發展了許多副程式，利用人工智慧在幾百萬不那麼完美的副程式裡面學習，最後發展出來可以使用的副程式。在這樣助手的支持下，只要根據想法，程式設計師可以節省時間和精力，並且可以完全專注於整個計劃中的大局。 念資訊科技的人不會害怕這樣讓自己失去工作，整個程式的主體還是由自己來決定。它只是一個輔助工具，必須有一個自然人不斷檢查副程式是否真的生產有用的東西。 但把人工智慧用在文學上面恐怕是另外一件事情，機器人很容易比自然人念更多的書，比自然人懂更多種的語言，而且由人工智慧寫出來的文章不必經由電腦編譯產生執行碼，也沒有是否有錯誤、能夠正常執行的問題。寫文章本來就會有錯字，邏輯不清楚或不連慣，這是連自然人都逃避不了，當人工智慧產生這些問題的時候，跟幫忙寫程式不一樣，完全是可以忽略。 寫文章機器人的想法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因為文學不是程式，當然不是。但文學一直都有幫手，字典、筆記本、或寫作的程序及架構等等。然而，自主的創造力在文學中比在其他領域更加重要。 創造力主要來源是焦慮，文學家或哲學家在思考的過程常常要受這種痛苦，沒有焦慮就沒有創造力。 Anxiety is the hand maiden of creativity. –T. S. Eliot 這是大文豪TS 艾略特的名言。焦慮不是一件好事，但創造力難免會跟焦慮有關，不依照常軌或常人的思考模式，開發一條全新的路徑，經常從事這樣腦部的活動很容易焦慮。因此具備創造力的藝術家或研究的天才，常常因為焦慮，會有瘋狂的傾向。 英文 Anxiety 常見德文可能的翻譯有兩個，一是 Angst ，另一是 Sorgen ，兩者的程度不同，一個是害怕，另外一個則是擔憂。 創造力與學習及模仿有關，但卻又不是那麼自然而然，我在美國當教授的同學曾經跟我講過，他收過來自中國省狀元的研究生，非常會唸書，但完全不會做研究。 創造力很難衡量，學習與模仿的能力經常可以由學業成績來加以展現，但創造力在令人驚艷的成果出來之前，往往隱藏的無影無縱。 要得到好的成績，基本上要遵循一定常態的模式，小朋友要有定性能夠坐下來，不斷記憶、反覆練習、模仿這些方法才可以得到好的成績，基本上這是一種填鴨的過程。 但創造力是一種挑戰既有的知識和體系的能力，對於創造知識或藝術的人，我們常常說這些人有不安的靈魂，驚世駭俗、超乎常人想像的大膽舉措，焦慮甚至瘋狂是高度創造力展現出來的模樣。 遵循社會的價值、既有的體系，可以得到平均值不錯標準差小的工作，但想要有極大的成功，恐怕非得有強大的創造力不可。脫離常軌的第一步是勇敢，但勇敢不保證有創造力，丟棄安穩的生活，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學術、藝術或其他的桂冠，這是人生價值的選擇：安穩的常軌或雲霄飛車一般的人生。 記得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人工智慧，奉勸現在的父母不必太過在意小孩子成績，將來的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可以跟人工智慧抗衡，另外一種是沒有辦法跟人工智慧抗衡，藝術和創造力才是未來最重要的能力。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想與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總統一起前往基輔。但是被烏克蘭拒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想在基輔接見德國總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德國總統和俄羅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一直認為俄羅斯是重要夥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這位先生警告北約不要軍事介入。現在他這樣的舉動好像有點認錯，被迫承認對俄羅斯和普丁有錯誤的看法。 施泰因邁爾其實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不是自己去，而是約波羅的海三國的總統一同前往，比較不會尷尬。這三個國家對德國的俄羅斯政策也相當不滿，這樣看起來比較和諧，但還是遭到拒絕。基輔方面目前非常歡迎德國總理蕭茲，對他的感覺可能比較好，也希望他能夠適時實際改變德國的政策，不是口頭講一講。 芬蘭的女總理對俄羅斯威脅不要加入北約，否則會有軍事行動。芬蘭總理直接回嗆：我們土地下還埋著你們二十萬俄羅斯的大軍，敢過來就讓你們和祖先一起團圓。 芬蘭總理馬林週三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談話。（路透）   像國際上這些領袖的言行對台灣來講都是難以想像，台灣的許多媒體很弱智，竟然長期把心理醫生當作公共衛生專家，什麼事情都用誇張的標題來操弄，試聽大眾也一直受到這樣的凌虐和污染。 尤其針對「言論自由」的報導，許多都非常明顯地展現刊登新聞或評論的媒體本身對自己最重要的「言論自由」毫無概念，然後而也不會覺得羞恥，立場決定自己的專業，在這一行非常明顯。 對烏克蘭總統的不想和諧、假裝團結；還有芬蘭總理對侵略威脅的直接反擊，如果發生在台灣身上，想想我們的媒體會下什麼樣的標題？有多少會做出正常的評論？ PS  ·  有關芬蘭總理的言論，下午在英文和德文的媒體找了一下，沒有這樣激烈的用語，芬蘭總理只是表示會加強戰備和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但有關德國總統的部分是正確的！ 僅此向我的臉友表達歉意！

烏克蘭的戰爭讓歐洲的領袖疲於奔命，奧地利的總理內哈默（Karl Nehammer）去見了普丁，他評論局勢並不樂觀，這不是一次友好訪問。 英國的首相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 在基輔上演一場大戲，形象在全世界大好，脫離以往在英國脫歐那種滿嘴謊言的騙子形象。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一直用電話騷擾普丁，現在擔心他的連任，烏克蘭人為他發明了一個動詞macronate，意思就是表面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實際上一點也沒有。 這一期的明鏡周刊有篇評論，作者非常討厭烏克蘭駐德國大使，一直要求東要求西，德國也做不到，他舉德國高速公路130公里限速的例子，好像有這一個限制，每輛車子都有辦法跑到130公里。烏克蘭對德國的要求是不是太高？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打掉了德國總理梅克爾的神話，歐洲各國領袖拼命的作秀，更讓德國失去尊嚴。德國總理奧拉夫·舒茲是典型德國的實用主義者，雖然不太會講話，但從前任總理接下來的這個局勢，基本上他也只能從保護德國的立場出發，先宣布大幅擴充軍備，然後就開始打哈哈。 德國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德國已經放棄了能源供應的多樣性，這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但這種依賴並不可能輕易擺脫。在短期內，德國可能可以不用俄羅斯的煤炭和石油。然而，德國不能立刻沒有天然氣，因為如此整個德國工業，不管化學、製藥、金屬、鋼鐵、電子、汽車和建築業都會陷入極度困難。 誰造成這樣的局勢？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往往們認為這個世界只會進步不會退步，只需要攻擊不需要防禦，只要有心世界就會美好，不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偏偏世界就不是這樣！

台北市把1999市民的聲紋資訊交給廠商，引起各黨派市議員的強烈質疑。聲紋是生物辨識的一部分，這種東西每個人很難擺脫，除非聲帶受傷不然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尤其與其他生物特徵的用戶識別方法不同，例如，指紋和虹膜。聲紋識別系統可以根據使用者獨特的語音生物特徵識別個人，而且無需用戶親自到場，不用交叉比對。這種聲紋識別系統最近在各個領域變得越來越流行，例如蘋果Siri、遠端訪問控制、銀行服務和刑事調查。 打1999聲音卻被人家錄下來賣給廠商，真的也太可怕，這種協助把人體的東西到處賣，恐怕是台北市政府執政的基本邏輯！  

  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歡的寵物是德國牧羊犬，因為它們“像羊群中的狼”，這是一種聽話的犬種，這也是它們也被用作集中營中首選看門狗的原因。希特勒崇拜狼，他喜歡朋友用綽號“狼”稱呼他，他在二戰期間的總部被稱為“Wolfsschanze”。他的德國牧羊犬名字叫做 Blondi，金髪美女，希特勒喜歡帶著她拍照，這隻狗一直待在他的身邊，在他自殺前被毒死。 在 1945 年 4 月 29 日，希特勒得知他的盟友貝尼托·墨索里尼死於意大利游擊隊之手，加上蘇聯紅軍正在逼近他的位置，加強了希特勒不讓自己和他的妻子被捕的決心。那天下午，希特勒對他通過海因里希·希姆萊的黨衛軍收到的氰化物膠囊的功效表示懷疑。為了驗證膠囊的內容，而且希特勒已經打算殺死金髮美女，以免她落入蘇聯人的手中。希特勒令人在Blondi 上進行測試，結果這隻狗死了，希特勒很傷心。 對人的種族狂熱也反映在納粹對動物的熱愛上。就像人類一樣，動物也分為“值得”和“不值得”的活著。雖然納粹崇拜野狼、獅子或黑豹等猛獸，但他們並不喜歡貓，納粹作家維斯珀將貓描述為“奸詐、欺騙和反社會”，根據他的說法，貓是“動物中的猶太人”。 獨裁者喜歡狗、文青喜歡貓，真的有機可循，狗總是乖乖地忠心耿耿，貓卻非常自以為是。在與人的相處當中，狗往往認為自己是人，貓卻認為人是貓。選擇養什麼樣的寵物，可能對小孩產生某種不同的影響！  

  馬克斯．韋伯寫了一篇名為《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文章，描繪了國家的起源，是什麼使某個地方成為一個國家？它如何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存在？他得出的結論是，允許國家存在的是權力，是確保穩定和秩序或“保持現狀”的終極工具。 不僅是任何一種秩序，而且是一種不允許自己走上多數人暴政道路的秩序，就像它在 1789 年法國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它推翻了君主制，只是為恐怖襲擊鋪平了道路。韋伯聲稱，國家是一個成功地聲稱壟斷了在特定領土內合法使用物理武力的人類社會，國家是唯一可以透過合法的武力手段執行規則的權威，以及可以合理地對居住在其領土內的人施加控制的唯一實體。政治本質上變成了擁有獲得這種權力份額、增加權力或將其分配給人們或其中某些群體的手段。 馬克斯．韋伯說，保持國家的合法性，國家透過三種主要方式證明自己的正當性： 1.“永恆的昨天”，即植根於習俗、文化和傳統的權威； 2. 一個有魅力的領導者，能夠透過他或她的“迷人”個性獲得大眾的支持； 3. 維護控制日常生活的無數規則的“法律制度”。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實質上已經是個國家，只因為中國這個惡鄰居，和歷史上的難民憲法，沒有辦法立刻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柯文哲身為台北市長，每天胡說八道，新聞媒體也跟著報導，前後邏輯互相矛盾，這樣子的人也能夠毫無違和的活著，真的也是世界奇景。其實國外也有一些比較小一點職位的政治人物，類似柯文哲這樣的情況。德國有一個22歲的網紅政治家叫做福斯特麥爾，他會發一些奇怪文字推特文，例如： »jun­gl1b€ra£€ €r5h007€n wann?« (»Jung­li­be­ra­le er­schie­ßen wann?«) Oder: »den­ke ein v€rm1€7€rschw€!n per­sön­lich zu €rs­h0073n« (»den­ke ein Ver­mie­ter­schwein per­sön­lich zu er­schie­ßen«). 他自己說：每則推文大約花自己30秒的時間思考。我想柯文哲對事情的思考時間可能也差不多，或許稍微多一點點，31秒。 網路時代來的快、去的更快，明鏡週刊評論：這個20幾歲的年輕人政治生涯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了，因為不加思考胡扯，隨便亂罵其他政治人物，最後自己道歉辭職離開政黨。 沒有品味的笑話或歪曲歴史，過去在小圈圈的行為，不久就被人們遺忘，如今這種言論傳遍世界，有時候會使自己快速墜落。 明鏡週刊舉了好幾個這樣的年輕政治人物，快速升起又墜落的例子。台灣也有幾個這樣的例子，但不見得是年輕人就是了！ 不管是否政治人物，人的行為還是要經過時間的檢驗，胡扯吸引眾人目光，可能有時候會覺得好玩好笑，久了那個就沒用了！ 許多人說柯文哲是 Liar ，其實我覺得不是，他就是一個頭腦亂七八糟的胡扯政客，如果是有系統的說謊還能夠讓人有跡可循，「謊言是一個角度通道，前面的電梯送人下地獄，但可以透過後面的樓梯到達真相」。但胡扯我們就真的沒有辦法！  

  我從不同的群組收到了好幾次同樣這一則新聞，呂秀蓮擬定5月14日將聯手發動「和平愛台灣」大遊行。她呼籲愛台灣丶反對戰爭的人士「一齊走出去，喊出來！」喊給蔡總統和其他國家三軍統帥聽，「三軍統帥自己不用上戰場，但別人家的子女會因他一聲令下而命喪黃泉」。 訴求和平，尤其這些和平遊行者最大的謬誤就在於，以為用嘴巴呼喊和平，放棄武裝就能得到和平，從人類歷史的軌跡上這種愚蠢的行為，血淚斑斑。 康德認為，永恆的和平是最高的政治目標，不應犧牲任何人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儘管強烈譴責暴力對抗，但啟蒙的導師康德並不認為無條件的放棄武力是理性的狀態，他不排除將戰鬥作為防禦侵略的一種手段。 柏拉圖曾經寫過戰爭：和平是透過一方的破壞和另一方在爭端中的勝利來實現的。按照他的說法，和平可能意味著兩件事：一方屈服於衝突，或者雙方的和解與友誼。和平的概念一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真正的和平只有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友誼，沒有武裝衝突的情況才能存在。僅僅屈服單方面強制措施，是對真正和平一種有缺陷的想法。 其實簡單的一句話：俄羅斯如果放棄戰鬥，就不會有戰爭，烏克蘭如果放棄戰鬥，就再也不會有烏克蘭了！ 這樣簡單的道理，不知道訴求和平遊行那些人有沒有辦法了解？  

  曾經有個接近100歲的老先生一輩子興趣就是讀書，他讀了數不盡的書，有一天他跟他的醫生講：千萬不要養成這種興趣，而且他現在也不想再看書了。他說他常常搞不清楚，他的回憶到底是真的？還是來自書上？這種混淆讓他很困擾。他建議他的醫生：多花點時間去戶外，散步爬山欣賞大自然，跟朋友家人相處，這樣比讀書還好。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意義應該就在這裡。不過人通常都是這樣，如果能活到100歲，接近生命最後的時刻，許多人都會否定自己原來的生活，希望自己過另外一種人生。 讀太多書不見得是件好事，當然也不見得是件壞事，能夠讀太多書，一定對讀書有興趣，好奇有各種不同的想法跟說法，但看了很多書，也不一定能夠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知道讀太多書的定義是什麼，是要讀多少書才算？一本書用各種語言讀了很多次，跟讀了很多本書是否一模一樣？ 那一天有個台大醫科畢業的學長line 我：你的臉友改了你的作文，這種行為你不會覺得很冒犯嗎？你的修養真好，更改過後的文字喪失你平鋪直敘的風格與親和力。首先要釐清一下，這段文字是費爾南多·佩索亞用葡萄牙文寫，有人把它翻譯成德文，去大內生命園區看爸爸的路上，我把它翻譯成中文，這根本不是我的作品。 即使是我自己寫的文字，我也不會擁有它們，人唯一擁有的就是現在的時間。我從小到大讀了很多書，做過非常多次的旅行，以我這樣出生背景的小孩，過著像貴族一樣體驗的生活，真的讓我非常感激。 每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從出生、童年到長大，在成年工作之後，許多事情變得一成不變。 有些人努力工作探索自己從未接觸到的領域，在職業生涯上努力往上爬，希望在工作內容和工作地位上有新的視野。 有的人努力賺取金錢，希望有更多的金錢，能夠享受更多不同的物質生活，想要藉由吃喝玩樂、頂級旅遊體驗新的人生。 當然也有人沉迷於煙酒、毒品或性愛，這些都是因為對原有的生活感到厭煩、倦怠。 其實我們如果想要擁有不同的感覺，能夠有新的感受，這些方法都是徒勞無功。能夠擁有新的感覺唯一的方法就是：「否定自我並且鍛造新的靈魂」。要不然只有新的環境卻沒有新的內在，只會有所差異、滿足一時好奇，絕對不能感受到不同於人生以往的經驗。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原本許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慢慢地被我們瞭解，這樣的經驗不斷地重複，因此，沒有新的方式要得到新的感覺是徒勞無功的。人若不改變自己的靈魂，是無法用新的方式去感受世界。 我們的靈魂像肉體一樣在人生的過程當中慢慢改變，通常如果遭受某種疾病的侵襲，尤其大病初瘉之後，肉體會有更快速的改變。 就我個人的經驗，行動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失去感覺，意志主導行動，失去感覺的意志，瘋狂地驅動的一個人的行動。「現實生活中的行動家都是正面積極，甚至是快樂的。」 人若沒有情緒低落，他就是一個行動家。感覺其實是一種令人非常討厭的東西，覺得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覺得不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壞，憑感覺做出事情的決定，有很大的風險。 對事物仔細的觀察，才能夠有感覺，正常的情況之下，藉由感覺產生思考，這是我們從小到大學到的訓練。等到習慣了這樣的方法之後，突然會發現，用感覺去思考，遠遠比不上用「思考去感覺」，或許這就是我所謂新的方法。 不讀書才是大多數人的常態，但讀太多書是不是件好事？如果這是你人生唯一有興趣做的事情，我覺得不是！

兩蔣打下的基礎是「反共」：所謂共產黨絕對不可信，匪諜就在你身邊。 說這兩人打下的基礎是「民主」，完全違背歷史事實，只是為了選舉，喊出不合邏輯的口號。 有些人為了利益，連姓都可以改，關鍵時刻就會出賣靈魂。 就像曹興誠說的那樣，國民黨內充滿這種人，邏輯思考混亂，自私自利只為個人利益，還是早點再轉進中國。 洗成這樣，把「章」改成「蔣」，把「反共」改成「民主」，兩蔣的反共可以說是對台灣唯一的重要貢獻，連這個都要破壞，不管姓什麼，都是不肖子孫！

  在防疫中心工作算不算在戰場？我覺得是！那麼幾天沒有回去洗衣服，算是盡責任戰士的日常生活。因為沒有回去洗衣服，許多女生說要組織洗衣隊，這樣有沒有雙重標準？違背男女平權的精神？ 許多人搞不清楚時空背景不一樣會有不同的考量，更不用講來自柯文哲信徒的嘲笑。柯文哲就是一個超級媽寶，瞧不起日常生活應該盡的責任，以為只要把書念好考上好的學校、有不錯的工作、爭取權位，日常生活應盡的責任都可以拋棄，那是別人的事情。 一個有內涵深刻思考的人，他不會放棄應該擔當的日常責任，不管是洗衣服、打掃、做飯、照顧小孩等等，這些事情在人生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聰明的人在做這些事情當中，也可以找到其中的意義和人生的哲學。 但是在打仗的時候不一樣，注意國際媒體的人會發現，最近這一個月的封面照片常常出現烏克蘭的婦女和年輕的孩子，新聞的標題會寫上：母親和兒童。我看到這些照片第一個想法就是，父親到那裡去了？擔任強者照顧家庭義務的父親到底到那裡去了？ 烏克蘭馬里烏波爾（Mariupol），一名婦女抱著孩子（美聯社）   目前在烏克蘭18歲到60歲的男生都負有軍事的義務，他們是軍人，所以不可能逃難。這是目前這些男人所擔負的責任，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在逃難的過程中照顧自己的老婆和小孩。這個國家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人民搞得清楚應該負擔的義務。像連勝文說沒辦法跟中國拼到底，意思就是在這樣戰爭的時刻，他不會放自己的老人和小孩或老婆單獨逃難，他會站在保護自己家庭的角色上面離開台灣。 葡萄牙國寶詩人佩索亞在不安之書曾經說過：宣揚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狂熱份子，就像曾經存在世上許多讓人奉獻生命的邪惡宗教一樣。在很多時候，男生和女生的確不一樣。 保衛自己的家人在逃難中不受到傷害當然也可以算某種英勇的表現，但如果是18歲到60歲的男人，背棄自己在國家應該負有的責任。把帶著家人逃難的這個畫面放大到整個國家來看，基本上就會有不小的問題。 烏克蘭是天助自助者最好的例子，請大家想一想：為什麼媒體上出現難民的照片，都是母親和兒童？在那樣的情況之下，身為男人我們應該選擇擔負什麼樣的責任？

  曹興誠突然變成擁護台灣的急先鋒，讓我想到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之前經常被描繪成激進的和平主義者，但在希特勒上台後不久，就突然改變了主意。 1933 年 7 月 20 日，他回應年輕的法國和平主義者保羅·納洪，希望在兩名比利時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審判中，請求他的幫助作證。 愛因斯坦說：我很坦率地告訴你，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我是比利時公民，我不會拒絕服兵役；我甚至會心甘情願地接受它，因為心懷著為保護歐洲文明做出貢獻的感覺。 這樣巨大變化給愛因斯坦帶來媒體的大量批評：反軍國主義者不斷攻擊我，稱我為邪惡的叛徒。他向助手海倫·杜卡斯透露：他們一定戴著很厚的眼罩，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被逐出天堂。 說完這句話，愛因斯坦離開了歐洲。1933 年 10 月 3 日，在啟程前往美國的前四天，他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發表了支持難民的演講。超過10,000人聚集在一起聽他的演講。 他告訴他們：在我們認識到自由的概念在今天受到威脅之前，我們不會真正面對威脅知識和個人自由的力量。 那些支持俄羅斯，或假裝中立的人，真是混蛋！

  文德斯的電影《暴力的終結》（ The End of Violence）描繪了一個龐大的政府衛星監視網絡，其目的是「將犯罪響應時間縮短 200%」，系統建造者認為：這可能是我們所知道的暴力的終結，國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允許對全體人民無所不知。 這部電影講述另一種暴力，一種看不見、但卻是一種監控的暴力。 國家的權力逐漸轉變為對人類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的隱私關注。政府現在通過知識權力實現對個人的控制，通過不斷擴大的行政機構來實現。像中國的信用評等積分，全面電子化監控的世界，人工智慧臉部辨識監控，或是之前台灣想要採行的數位身分證。 認為只有肢體動作才是暴力的人，完全不了解人類社會。言語和控制其實才是最大的暴力，普丁只要動嘴巴，就可以侵略烏克蘭，他需要動手嗎？黑道大哥制裁平民百姓的時候，通常也只有言語的恐嚇，萬一需要動手的也是小弟。 語言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它更常常被用來誤導、欺騙、以及攻擊，謊言存在人類日常的生活，假訊息對民主國家的攻擊比較明顯，專制國家就發生在獨裁者身邊。語言的力量是可怕的，輕則讓人痛苦難過，甚至跳樓自殺，重則可以顛覆一個國家，這是人類世界最可怕的武器。 透過語言和監控，才是最恐怖的暴力！

  威爾史密斯在老婆被嘲笑的情況之下，在奧斯卡現場直播當中使用暴力，美國傳統在大規模的現場直播只怕兩件事情，就是暴力和漏出胸部，這是他們言論自由很重要的界線尺度。一個從大家都有槍的西部牛仔世界長出來的民主國家，當然要譴責這種暴力，如果大家用這樣的態度來解決事情，社會就會非常混亂。 非暴力是基於這樣的道德假設，即使用武力本質上是可憎的，並且進一步尋求將非暴力與具體的政治目標聯繫起來。 現代歷史上倡導非暴力行動最有名的例子是金恩博士和聖雄甘地。他們兩個成功了。但許多國家的和平主義運動，包括最近的香港，不是轉為暴力，就是徹底失敗，為什麼？小馬丁路德金和聖雄甘地成功了，而和平主義運動卻沒有。問題是，為什麼？ 最主要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美國和英國政治制度的性質：兩者都是民主國家。在反對民主國家的政策，而不是獨裁國家時，非暴力政策有可能成功。如果他們面對的是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蘇聯、或習近平的紅色中國這樣的政權，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獲得相同結果的機會可以說微乎其微。 達賴喇嘛的西藏獨立運動，他的非暴力運動在中國本身根本沒有什麼作用，其主要影響產生在國外。而且造成在圖博本地很多人自焚的悲慘事件，這種對自己極度殘忍的和平運動，絲毫沒有發揮任何效果。 戈巴契夫不以武力維持蘇聯的決定，造成東歐各國的獨立，重點是蘇聯的非暴力，而不是這些想要獨立的國家使用非暴力的方式。 如果面對一個決心殺死採用非暴力的力量，非暴力是徒勞無功的。那只是束手就擒，像猶太人乖乖的坐上火車前往集中營進入毒氣室一樣。 直覺上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非常安全，和理非好像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把事件抽離出來，去脈絡化來討論暴力的事件，實際上是不負責任。 我覺得李中志教授講的很好：他沒有站在威爾史密斯那一邊，但如果是博恩的話，他支持踹他一腳的人。

  1918年第一次獨立，愛沙尼亞共和國共持續22年，後來被蘇聯佔領。1992年6月28日，愛沙尼亞再次宣告獨立，目前已經是歐元國家，德國媒體口中世界最先進的資訊網路國家。 獨立是一條漫長的話，絕對不是一天兩天，中間的過程一定非常艱辛，看愛沙尼亞超級名模卡門卡斯 Carmen Kass 以前對蘇聯和全世界說的話，和我們台灣是不是很像？ 人家今天可是抬頭挺胸獨立自主的民主自由國家，希望台灣的未來也能夠像愛沙尼亞對俄羅斯一樣！ 不要跟中國糾糾纏！什麼都不要！ 1. 我不認為愛沙尼亞人真的討厭俄羅斯人。 更多的是，“Leave us alone” ，我們無法改變過去，我們不能責怪他們父母的所作所為，我們從不恨他們，他們並沒有把我們毀得那麼糟糕。 2. 我希望有一天當我說我來自愛沙尼亞時，人們不會說：什麼？那在哪裡？ 3. 我們感到自由。我們是獨立的。人們可以公開為自己是愛沙尼亞人而自豪，我對愛沙尼亞充滿信心。

  我講過好幾次去德國唸書，是因為家庭經濟的關係跑去逃難。到一個與自己語言、文化都有些距離的國家去生活，從來都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尤其唸完書的時候，考慮要留下來工作移民成為德國公民，還是要回到自己原來的國家台灣，更是許多海外留學生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我們這一輩的留學生是幸福的，還有這種選擇回家的可能性，許多前輩因為國民黨海外黑名單的政策，有家歸不得，因此留在日本、歐洲、美國或其他國家的人比比皆是。 香港難民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中國政府，但彼此的想法跟目標有不小的距離。有的人認為野百合虧欠六四，蔡英文虧欠香港，在情感上會有這樣的想像，但理性上我認為這是歷史的偶然。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比中國侵略台灣早發生，讓台灣得到更高的國際關注，也明白台海問題是東亞、甚至全世界安全重要的關鍵。在情感上，台灣人虧欠烏克蘭人許多，但理性上就是黑格爾講的世界歷史的進程，這些不同的事件就在世界上隨機發生了，有前有後、但關係密切互相影響。 德國當初在敘利亞戰爭的時候收納百萬以上的難民，因為需要外籍勞工，德國也充斥了土耳其的移民，移民融合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前幾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土耳其裔的足球明星厄齊爾，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場，德國國家足球隊最多成功助攻次數的球員。做為一個德國職業足球明星，在德國出生受教育，卻和土耳其的獨裁者埃爾多安拍照，在土耳其關鍵時刻的公投和總統大選產生政治上的影響。 厄齊爾認為自己拍攝的照片沒有政治考量，完全出於對自己根源國家領袖的尊重，德國人太政治化，他如果自己贏球就是德國人，輸球就被認為是移民，完全是種族主義和歧視。因為飽受批評，所以他退出國家隊。 德國很多人認為，他不了解德國的主流價值，忽略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也有許多土耳其裔的德國人，尤其曾是綠黨主席、本身也是土耳其移民的歐茲狄米爾，批評厄齊爾與埃爾多安的合照。但也認為厄齊爾退出國家隊是一場災難，因為這即意味著年輕土耳其人似乎不是社會的一員，不能代表德國。厄齊爾指與埃爾多安的合照沒有政治意圖，只要是土耳其總統不管是誰都要合照的說法，顯然太過天真，埃爾多安可是侵犯人權，嚴格控制言論自由，更改憲法成為長久國家領導人的獨裁者。 昨天睡覺前翻開「不安之書」，第一則「信仰的背離」就提到：宣揚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狂熱份子，就像曾經存在世上許多讓人奉獻生命的邪惡宗教一樣。他們的神長得跟野獸沒有兩樣，有著兇殘的眼神，尖銳的利爪，還有吃人的牙齒。 這種狂熱的宗教在政治上往往吸引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最基本的謬誤在於搞不清楚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什麼是我們所想要的？我們都需要陽光、水、空氣和食物，這些延續生命並且維護自己人性尊嚴的基本條件。同時我們也想要可以得到極度的幸福、無懈可擊的理想生活，以及實現自己所有的夢想。 如果分不清楚需要和想要，對於需要和想要的東西有著同樣強烈的慾望與渴求，就會感到相當的痛苦。呼吸到空氣卻以為已經世界大同，吃不到麵包彷彿是世界末日。浪漫主義的弊病就在於想要穿越時空，就好像實際上有一台天能的機器一樣。自己有幸福的民主自由人權，因此就可以不用任何犧牲地坐在沙發上擴散到全世界的每一個人身上，香港當然更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面對香港難民問題的重點是，台灣可以盡量提供他們的「需要」，而無法滿足他們的「想要」。台灣到目前還是危機重重，根本不是個正常的國家，收回香港自由法治的中國，在旁邊隨時可能侵略台灣、沒收台灣的民主自由。 台灣自己有什麼，能夠給別人什麼？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必須在理性思考之後，殘忍地做出決策。不負責任的人憑著自己的感覺做事，要求付出自己能夠給予的更多承諾，然後要大家跟他一同兌現，尤其身為政治人物，難道不用思考這些基本的問題嗎？

光我自己搞的公民運動，有兩次民進黨是急剎車：資通安全中心和數位身分證。 民進黨當然有些問題，但這是不是一個有反省力的政黨？ 菜不好吃，選擇吃大便，到底是什麼邏輯？而且這不光只是大便，而是要聯合敵人來殺自己同胞的團體，隨時準備出賣台灣！ 國民黨台南提名謝龍介？ 再用什麼台語包裝也脫離不了這種本質！ 那些轉貼柯文哲和國民黨縣市長年輕時照片的白癡，根本不了解他們正在扮演什麼角色？混亂大家對這些政治人物應有的認知！   Ming Chung   Numsan Roboskcom 超級好文，比我寫的還好 沙包黨長久處於黨國弱勢的處境裏頭，結果就是造成優秀的、接近滿分的全能型候選人，只要是掛民進黨籍，都很難敵那些明明能力很差的中國黨籍候選人。就好像考試99分的會被刷掉，然後只考到5分的中國黨籍候選人會被人民接納錄取。而且人民日後通常還會"直覺覺得"做得不錯(事實上做得很爛)並且讓其連任。 其中影響最鉅的一次就是韓國瑜選總統了。一個具有正常判斷力的社會根本不可能讓他有機會成功出來選，各種層次的選汰早就會把這種人排除掉。但他不但選了市長選了總統還拿了550萬票，其中不曉得有沒有包括那些到了最後幾天才終於超級艱難做出"口頭上支持蔡英文"決定的假中立小雞白蔥們。 各類館長們也只會在綠營縣市出事的時候才會出來大罵不敢上街吃麵，台中市又變回慶紀市他們完全就忽略。甚至藍營縣市出事根本不會有人知道，媒體根本不報或是晚個幾天小篇幅報導，報導的時候還刻意忽略縣市名。更別提還有茶鵝中心的不對稱查核攻擊模式，假中立共視...。 然後現在還是一堆人在說媒體都綠的。這世界真的很瘋狂。

  有沒有一種可能，柯文哲自己做了一張 5:40 的邀請函，給鮭魚看，或之類的方法，讓鮭魚像吳斯懷那樣去第一線，幫他轉移執政不力，跟中國高官私下見面如何協助中國統戰，還有民調最後一名的事情。 如果把班奈特夫人的言行舉止拿來思考，這樣膚淺愚蠢的女人，一心一意只想得到自己心目中想要的東西，這種陰謀論也不是不可能，基本上如果陰謀論與他們先前存在的信念一致，人們就更有可能相信這些陰謀論。全天下最恨蔡英文的就是陳佩琪，本來就要當皇后突然上面加兩個字「無望」，而且她老公一直跟她講是蔡英文的錯。 而且甜點啊、梳頭專員、還有怪婆婆等等這些事情，都可以接受。柯很多行為是個渣男，用完就丟，常常利用別人。而渣男的真實行為，最後一個知道的往往就是老婆！ 看來她信誓旦旦有110%的信心講5:40的事情，還特別強調了三次。真的很難相信她是演出來的。不過這種人只有兩種可能：不是笨，就是壞！不是可惡，就是可憐！不能算是正常人！

  稍微有些智力的人，根本不會相信總統府會特別發一張 5:40 的邀請函給柯文哲，而這件事情竟然可以讓 TMD 鬧了三個多月。 用操作元旦多吹七分鐘來操作蔡英文很陰險，一般人覺得不可思議，但這種陰謀論還是有鞏固支持者的作用。為什麼人們相信陰謀論？ 性格特徵決定了誰會相信陰謀，一個人是否相信陰謀論也取決於他們的政治立場。基本上，如果某些陰謀論與他們先前存在的信念一致，人們就更有可能相信這些陰謀論。除此之外，在意識形態光譜的邊緣4%，對陰謀論的信仰比在一般人更普遍。 如果拿不出柯文哲 5:40 的邀請函，就是造謠生事，抵毀國家元首，破壞台灣的政治領導力，製造假新聞，打擊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關係，想讓中國得利。 這件事情使鮭魚的邪惡指數破表，將會伴隨其一生難以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