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旗山窮苦工人的子弟，戰爭期間出生，戰後看盡國民黨來台時的胡作非為，起初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因為只有共產黨有能力打倒國民黨，」他把自己努力創業的店名叫作「新華」，卻因此差點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

他叫黃山貞，「無學歷、無財產、無社會地位」是他在訪問中多次提及的自我描述。朋友的眼中，他是「無所求、無怨悔、全力付出的無名英雄」，他是民進黨台中市黨部成立迄今始終堅定不移的、一輩子的建國運動者。

會從崇拜「新華」的統派，到主張建國的獨派，原因是早期國民黨勢力太強，他能想到的只有共產黨能把國民黨打倒，「因為對台灣人太沒信心。」他說。

八兩黃斤買三斗米

「我的父母都不識字，我有一個大兄，在小學5年級時生病過世了。父親很傷心，因為他是長子，那時地方習俗是父母要為兒子準備結婚的『娶某本』，稱作『三八仔』，就是要準備8兩黃金、8百斤餅，還要準備8百圓。父親好不容易存够買8兩黃金的錢，先存在『組合仔』，想不到國民黨來了之後，把日產全收歸己有，不但有些錢拿不回來，為大兄準備的8兩黃金的錢，由小學畢業的大姐去合作社領回時，因為碰上『四萬換一元』，只能買3斗米。」

「小時候聽母親講這種事時，她總是認命地說，沒辦法，這是窮苦人家的宿命。長大後越想越覺得，這根本是統治者的問題。」黃山貞說。

他的父親在他5歲時就過世了，母親獨自撫養他及4個姐妹，不得已把不到兩歲的小妹送給一位親戚，想不到親戚家的主婦沒有能力撫養，小妹因營養不良及脫肛生命垂危，親戚把她送回來，所幸大姐靠著到山上採菅芒抽莖（製作掃把原料），賺了5角，找到一位「赤腳仙仔（密醫）」，竟然治好了，小妹的命才被救回來。

他的父親是裝香蕉外銷的工人，母親則以抽香蕉絲作為織布原料賺取一些工錢，所幸還有一間遮風避雨的竹管厝可住。他記得鄰居和他們情況差不多，鄰居打算賣掉房子換點現金，希望生活過得好一點，想不到也是碰到台幣大貶值的「四萬換一元」，等過戶手續辦好，房子等於免費送人，「我就看到有鄰居因為受不了刺激，發瘋了。」黃山貞說。

他也目睹大姐因所託非人，一輩子痛苦過日子，左鄰右舍不但不同情大姐，反而對他們一家指指點點，讓他深感男女不平等的痛苦。

讀小學時，他曾感染當時流行的瘧疾，窮人家沒錢就醫，他只記得當上課中全身發冷時，真想趕快下課到外面曬太陽，「你不知道，全身發抖時曬到太陽的感覺，那種舒服感，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說。

起家厝在眷村

服完兵役後，他到台中投靠嫁到眷村的三姐。三姐安排他和另外兩人合伙，其中一人是大陳撤退來台者提供技術，他和另一位合伙人各出資3萬元，從事珠繡製鞋業，想不到不到1年，技術股股東捲款逃走，讓他揹負巨額的負債。

「那時的3萬元對我而言簡直是天文數字。為了還債，我只好把學得的技術自己在家刺繡製作繡花鞋，每做好幾雙，就拿到樂舞台對面的『賊仔市』去寄賣，定期去收錢，再以所收到的錢買原料繡鞋。」

那個時代珠繡所需材料，都要從法國進口，製作出來的算是高級女鞋，在賊仔市每雙賣1百元，屬中上價位，生意很好。他就這樣，由一人公司，到請眷村婦女幫忙代工，到後來生意好到幫他代工製鞋的遍布全台。

他原本想存錢買房子，卻是每存到一定額度時，房價又上漲了，他因堅持不負債、不借錢，只好先在姐夫住的眷村買了一間沒有權狀的房子做為他的「起家厝」，生意穩定後才開始置產。由於台中是鞋業外銷的大本營，他的珠繡女鞋在歐洲很受歡迎，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裡，靠著他的努力，經濟情況大為改善。

1973年間，他因常和友人及客戶在言談中抱怨時政，例如說國民黨選舉買票、做票，還盛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有能力製造原子彈，遭人檢舉，一天中午被一群不明人士「請」去訊問，訊問者分別扮黑臉及白臉，強逼他寫自白書、悔過書，他想到家中有身體情況猶如風中殘燭的母親，只能乖乖照寫，臨走前對方再加碼要他寫切結書，切結當天的事回去後不得讓任何人知道，否則後果自負。

就是這件事讓他真的被嚇到，否則美麗島事件司法審判可能又會多一個人。但事後想想，他自覺就是因為自己書讀得不多，只會想到怕母親擔心，無法想到更高層次的問題，所以後來林義雄家命案發生，他感同身受，所有和林義雄有關的抗爭，他必定全程參與。

林義雄在林宅血案後一度獲釋，不久又被捕，理由是說他遊山玩水。「家裡受到這麼重大的打擊，誰也知道那是他們幹的。林義雄為母親及雙胞胎女兒尋找墓地，竟被說成是『遊山玩水』，我看了都會掠狂！」那時他的經濟情況不錯，母親也過世，他又看到美麗島事件所有受難者財產不再遭受沒收，讓他感覺自己即便全力投入也不會連累家人。但他還是自責說，以前的政治受難者明知會遭受那麼多的苦難，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去做，相形之下，他自己遠遠不及他們。

黃山貞參加林義雄母親及女兒葬禮。圖／黃山貞提供

或許基於這樣的自責，他從黨外公政會開始就積極投入，因此，民主進步黨成立時，他們沒有經過宣誓，自然成為黨員，黨證是台中市黨部核發的第15號黨員證書。

對鄭南榕深感抱歉

鄭南榕也是他很敬重的人，但在1987年民進黨舉行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時，鄭南榕因為到會場散發陳隆志的《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和朱高正發生流血衝突。當時黃山貞認為鄭南榕不是民進黨員，卻跑到民進黨的場子裡和朱高正起衝突，比較不恰當，隔很久以後，他才發現鄭南榕果然是先知先覺者，對於當時會有那種想法，他至今還感到對鄭南榕很抱歉。

在數不清的街頭運動中，他被打得最凶的一次，也是由鄭南榕和陳永興及李勝雄發起的推動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活動，在遊行隊伍聚集到彰化縣政府前廣場時，突然被一群便衣及保警等圍毆，他只記得自己抱著頭，任那些暴警或踢或打，打到衣服都破了，全身多處破皮，勉強起來時，看到鄭南榕也被打得眼鏡不見了。

抗議警察暴行任糾察隊。圖／黃山貞提供

遇到這種事，他都自己吃吃傷藥，也不敢讓太太知道。那個時代大抵每個上街頭的人都要做好被打、被噴水柱的心理準備。但他卻更因此堅定的走上街頭：「就是因為我們的人不够多，他們才敢這樣打我們，更多人走出來，他們就不敢胡作非為。」這是他的信念。

他的住家更是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的藏匿人犯最佳場所。黃華第四度被捕前，很長一段時間都藏在他家；台建組織重要逃犯也是他負責接送及藏匿。那時他已經豁出去了，他總是告訴太太及女兒，他出門時，就當作人走失了，能回來就算是又檢回一命。他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在從事反國民黨運動。

轉眼間，這些都已經是陳年往事，當年他們流血流淚所爭取的，有的已經達成，有的還很遙遠。「要建國很簡單，更多人站出來就是了。」黃山貞說得容易，因為他走過很長一段看不到希望的年代，他不再寄望於某個政黨或團體，「只要全民都有共識，我們就成功了，而這也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責任。」值得深思的結論。

早年民進黨黨慶是這麼簡樸。圖／黃山貞提供

綠色的旗升上天。圖／黃山貞提供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黃山貞是最基層黨工的典範。早年為了推動民主流血流汗，最危險的地方他們走在最前面。很多老同志後來變成老朋友、老鄰居，彼此互相照顧。

左起黃山貞、花蓮縣議員劉曉玫的父母劉扶元夫婦、民進黨台中市黨部第一屆幹事黃玉珍的夫婿鄭正昌，大家購屋在同一社區，互相照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