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有益

 

 
尖尾喜歡讀閒書,年輕時喜歡偵探小說、間諜小說、懸疑小說,但年逾半百之後,胃口轉變,喜歡有歷史背景與政治意涵的小說,而且最好是近代的,不管情節是真實或虛構、或是半真半假,都有「開卷有益」的體會。像那一套八本的《金陵春夢》,書裡的蔣公就比課本裡「看魚兒逆流向上」的蔣公有趣很多,雖然同樣虛構騙人的,可是「抹黑的」就是比「抹粉的」有看頭。

 
 
尖尾自從上任以來,每天下班回家累得半死,以往平均一個月讀完一本,現在半年「拼」一本就會偷笑。這星期趁著雙十連假,結束掉枕邊的一本,書名是《使者》(The Envoy),講的是二戰後期的1944年下半,納粹劊子手艾克曼 (Adolf Eichmann) 在執行所謂「最終解決方案」,打算用集中營的焚化爐滅絕猶太族群時,一位瑞典外交官華倫堡 (Raoul Wallenburg) 如何利用中立國外交使節的身份,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救援猶太人,然而在1945年1月當蘇聯軍隊擊敗納粹而「解放」布達佩斯,姦殺擄掠的情況比納粹軍人還嚴重,華倫堡與一位秘書前往蘇聯軍隊前進指揮所,想要為解放區人民陳情,卻遭懷疑是納粹間諜,被送到莫斯科的 KGB總部黑牢,「和平使者」從此人間消失。根據一份統計資料,1941年戰前匈牙利全境的猶太人共有825,007,住在首都的有246,803人,到1945年5月蘇聯軍隊解放匈牙利時,全境猶太人口僅剩139,000,是原先的16.85%,但被艾克曼列為「族群清洗」重點的首都,反而奇跡似的留有124,000人,存活率50.24%。1981年10月5日雷根總統頒發「榮譽公民証」給生死不明的華倫堡,這是繼羅斯福總統頒發給英國首相邱吉爾之後的第二張。雷根指出:有10萬名匈牙利的猶太人是華倫堡所救;這個成就遠遠超過另一位更著名的辛得勒 (Oskar Shindler),後者本身是德國納粹黨員,卻掩護自己工廠的1,100名猶太裔工人,免於被送人集中營。
 
 
這本書是尖尾自就任以來讀完的第四本,今天找出前三本,分別是:《大屠殺:世界與猶太人,1933-1945》(The Holocaust: The World and the Jews, 1933-1945)、《太陽花:寬恕的可能與限制》(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偷書賊》(The Book Thief) 等。其實連同這次的《使者》,不知不覺中竟然全部都與二戰期間納粹暴行有關:《大屠殺》顧名思義是描述希特勒的崛起與敗亡,書中有許多珍貴的照片,包括紐倫堡大審的場景等;《太陽花》的作者衛森滔 (Simon Wiesenthal) 是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餘生都在追捕戰後逃亡海外的納粹禁衛軍,這本書記載他親身經歷的一個遭遇,一位身受重傷的德國士兵在臨終前,要求他這個猶太囚犯聽他贖罪、給他寬恕,因為他自知納粹是對猶太人犯下滔天大罪,只有猶太人有資格原諒他;《偷書賊》的背景也是納粹統治時期,由第一人稱的「死神」敘述一個小女孩在慕尼黑的成長故事,那時的德國就像文革時候的中國,「領袖」的少年棕衫隊在全國各地搜捕猶太人之外,還要找出「不良書籍」予以焚毀,偏偏這個小女孩就是嗜書如命,成了「偷書賊」。她的結局?不能說。
 
每一本書除了使尖尾對「極權法西斯」再次燃起怒火,也讓尖尾深切體認到人性的軟弱,若非一般人對猶太人有族群優越感,對納粹施加的暴行袖手旁觀或甚至落井下石,「第三帝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造成500萬猶太人在五年不到的時間喪生。所以尖尾認為漢納.鄂蘭 (Hanna Arendt) 所說的「平庸的邪惡」,應該不只是形容像艾克曼之流的希特勒追隨者,應該也包括許多在「第三帝國」統治下的非猶太人,就是因為他們的無感或縱容,「極度的邪惡」才能一呼百諾、勢不可擋。
 
這些書中不約而同提到,有些猶太人好不容易逃過集中營的焚化爐,卻在回到原來住所時,發現已經被非猶太人的鄰居霸佔,連當初不及帶出的畫作、傢俱、餐具等值錢物品,都成了別人所有,而且一口否認侵占;更有猶太人因此被謀害。
 
這讓尖尾想起兩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陳情案,都是受害者的後人發現原先家族所有的地產「被消失」或被登記在他人名下,如今雖然有「促轉條例」,卻苦無具體証據可以要求返還。尖尾在想是否「天下烏鴉一般黑」,70年前中國國民黨政權自中國潰逃到台灣,是不是也有人利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氛圍,出於覬覦別人家產而誣陷檢舉無辜者?思之令人不寒而慄。
 
至於華倫堡的悲慘命運,更是值得台灣人警惕。當他被懷疑是納粹間諜,關在莫斯科黑牢中,瑞典駐俄大使早已得到消息,只是他害怕史大林個性陰晴難測、權勢如日中天,對他興師問罪,會不會一言不合揮軍攻進瑞典,豈不是「因小失大」,所以極力阻止華倫堡的同事於史大林當面詢問華倫堡下落,讓營救行動無疾而終。同時華倫堡的父母不斷向有關單位求援,卻都吃了閉門羹,其中一位哈瑪紹 (Dag HHammarskjold) 1953年官拜聯合國秘書長,卻私下表示:「我可不想為了一個失蹤人口,讓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這些政治高官在亮麗的外表下不過是些道德侏儒,必須要為華倫堡之死負起最大責任,因為根據蘇聯解體後流出的資訊,在獄中審問他的一位情治官員有如下的記錄:
「說你有罪,最簡單的証據就是瑞典政府和大使館從來沒有為你做些什麽。」 
「我已經好幾次請求和大使館聯繫,現在再一次請求;不然讓我和紅十字會聯絡也好。」 
「沒人對你有任何興趣了,如果瑞典政府或是大使館還關心你,他們幾世紀前就聯絡你了。」 
1947年2月華倫堡用拳頭敲擊牆壁,傳信號給他隔壁牢友的最後一句話:「他們要把我帶走了。」
 
不少台灣人想到中國就不由自主產生同樣的「恐共」心態,尤其是那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明知中國政府對周遭國家任意霸凌,卻連一句話都不敢吭,不要說「幹話」、就算只是對習大大的一句「酸話」都怕被報復,這和當年瑞典政府不敢招惹史大林、害死華倫堡,如出一轍。難怪李明哲回不來、難怪熱比婭進不來、難怪聲援維族、藏族爭取獨立自主的台灣人少之又少。這次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在台灣總算引起相當義憤,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台灣人再也不要走回頭路。
< 資料來源:尖尾週記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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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師孟

陳師孟
經濟學家,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祖父為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父母皆為蔣介石同鄉浙江人,1歲後(1949年)隨家人自美遷台。曾任台北市副市長、總統府秘書長、民進黨秘書長。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退休,現任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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