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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愛好者愈喜歡

假新聞愛好者愈喜歡

  相信你的身邊也有這種朋友:幾乎天天傳、甚至一天傳好幾則假新聞,勸不聽也不怕事實查核打臉,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一般人都以為這種負面行為與政治意識形態相關,亦即某個陣營支持者比另一個陣營的更愛傳假新聞,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對方所支持的意識形態使人盲目,因而愛傳假新聞。 台灣早就充滿各種互相指控的標籤,像是人一藍腦就殘、一四五○等等,彷彿意識形態是一種原罪,支持某個意識形態就一定低人一等。這樣對減少假新聞傳播沒有什麼幫助。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網站這個月刊出一篇由杜克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卡卡爾(Hemant Kakkar)與研究生洛森(Asher Lawson)合寫的研究成果摘要省思,他們指出,簡單將傳假新聞與意識形態立場劃上等號,只會使政治極化加劇。 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探討人格特質與傳假新聞的關係,尤其集中在五大人格特質中的自律性(conscientiousness)。這裡補充一下:自律性是五大人格特質之一,雖然可能一般都以為它是種道德品質,但其高低並不指本質上的正面或負面,而應視脈絡而定。 首先,他們測量參與者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律性,再給參與者看新冠肺炎相關新聞與假新聞,結果發現,不分自由、保守派,都會因為太希望相信某個新聞是真的,有時會把假新聞當真,也會傳出去。自律性愈高愈不會傳,但自律性低的參與者中,保守派傳假新聞則明顯比自由派多。 他們接下來針對低自律性保守派以問卷了解其「求亂的慾望(desire for chaos)」、保守派政經議題支持度、川普支持度、主流媒體信任度、花在社群媒體的時間。結果發現低自律性保守派傳假新聞只與求亂的慾望相關,唯有天下大亂才能破壞現有政治與社會體制,使得優越的保守派思想能取得宰制。最後他們認為很不幸的是,標出假新聞對低自律性保守派沒有用,因為低自律性保守派根本不相信事實查核機構,目前除非社群平台出手刪禁,否則幾乎沒有機制可以阻止他們繼續轉傳會傷害他人的假新聞。 筆者認為,假新聞,或說謠言自古就有,而且一直是作戰工具之一,但並非沒有方法減少唯恐天下不亂的假新聞愛好者造成的傷害。方法很基本,就像防疫要戴口罩勤洗手社交距離打疫苗一樣,把假新聞視為一種病毒,個人做好不隨意點閱轉傳、不因為立場相同就全盤相信、不在社群平台與假新聞愛好者互動等防疫措施,減少自己染疫的機會,假新聞的擴散就較能得到控制。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11-23
不要問會讓我生氣的問題?

不要問會讓我生氣的問題?

  九月十五日,台北市長柯文哲在防疫因應記者會上,針對記者問到中央的疫苗政策,照例又批評了一回,最後竟然以「不要問會讓我生氣的問題」作結。但記者可不可以問受訪者會生氣的問題呢? 防疫記者會的目的在於提供疫情及防疫措施的重要資訊,並藉由記者提問澄清或補足不夠充實透明的部分,讓民眾能在第一時間取得如何行動的判斷依據。至於這些問題是否會讓官員不高興,根本不該在記者的考慮之內。   其實,即便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的高EQ,也偶爾會因記者的提問動氣,不過倒是沒聽過陳時中叫記者不要問讓他生氣的問題。 當然,記者有時會刻意以讓受訪者反感的方式提問,讓受訪者在情緒不受控制下脫口說出心裡話,不過這屬於新聞倫理上的爭議技巧,原本不會出現的訪談內容,在記者刻意的情緒誘導下出現,記者因此干涉了受訪者的答案。這種技巧只能視受訪者的社經地位、事件的公共利益屬性等等脈絡判斷,不是學校裡老師會鼓勵的作法。 回到十五日的記者會,可以發現,記者的提問並不尖銳也沒設陷阱,而是柯文哲只要提到中央的疫苗政策就滿肚子怨言,藉機發洩情緒。不過既然開記者會,還由之前的線上提問改為現場提問,那麼就不應對問題設限,因為記者不是配合演出的演員。 唯一可以設的限制,就是問題應該與疫情相關,但在新聞判斷下記者不一定會遵守,因為也許有更攸關公共利益卻與疫情無關的問題,而且受訪者不見得會接招。所以不論陳時中或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被問到未來個人動向時通常都不會回答。 不過,在前述的同一場記者會,不到兩分鐘後,記者問及社會住宅的相關問題,柯文哲一開口就說:「我今天就在等你問這一題。」連圖卡都準備好了。就防疫記者會而言,與防疫無關的問題應該一律不回答,這種回應其實是很不妥當的。今天因為自覺受了委屈,不管題目跟疫情有沒有關係,非要藉這個場合澄清不可,也不該一付有備而來見獵心喜的模樣,那麼改天記者問到跟疫情無關的題目,還有不回答的理由嗎?身邊的專業人士應該予以勸諫。 總之,由主辦單位的角度出發,在攸關公共利益的防疫記者會上,要不要回答、要怎麼回答記者的問題,不能看心情決定;記者的工作更不是看政治人物、甚至網友的臉色,來決定問什麼問題。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9-21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美國自阿富汗撤軍後的混亂,成為各國媒體的頭條新聞。不同國家、不同立場陣營的政治人物與媒體,以各自的框架去理解詮釋。例如台灣,有的強調美國撤軍有如越戰般倉皇、倚靠美國下場悲慘,結論是台灣還要親美嗎?有的強調阿富汗政府垮台之速、純粹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就像當年敗給共產黨的國民政府?兩派論點完全沒有交集。 每個人所處的社會都有主流的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按照這些去理解世界上的種種事物,是內建在我們腦海中的思考過程。它就像反射動作一樣,幾乎不必從頭思考,也就框架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方式。於是台灣會有上述兩種理解美國自阿富汗撤軍事件的方式,也反映台灣目前主導議題的框架:凡事都優先放進藍綠、統獨的框架。 將複雜的議題簡單化約為二元對立,那麼什麼議題都有政治人物蹭一下的空間,再由追隨者與鐵粉們擴散觀點、思想檢查、拉開戰線。阿富汗何以有今日、阿富汗的將來、神學士政權的主張是什麼、阿富汗人民到底想要什麼,簡言之,事件中的主題—阿富汗,就這麼從議題中消失了。這些都跟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沒什麼直接關係,也自然不會出現在台灣對此事的認識框架中。只順著政治人物與媒體給予的框架去思考,跟膝反射毫無差別。 這樣一種把熱門議題放進二元架構、煽動鐵粉思想檢查拉開戰線的操作法,還有很多熱門議題可以舉例。光是今年就有藻礁、疫苗、奧運、走私貓,只要社群平台上什麼熱門,就有政治人物來蹭,把議題照樣操作,議題的主體本身於是被忽略,被以一種無法讓議題主體獲得最期望解決方案的角度觀看,旁觀者眾聲喧嘩,待下一個熱門議題出現後馬上轉場。 由於我們理解世界的框架是內建的、反射式的,很難跳脫這樣的操作。所謂的獨立思考,就是要能認知這些框架的存在,就像有病識感一樣地檢視自己如何思考。承認自己有病不容易,承認自己的思考被別人操弄更難,那麼該怎麼辦? 筆者在最後有兩點建議。第一,也許同溫層可以給你溫暖的懷抱,但請多看看不同立場的內容,尤其是突破二元論述的內容。第二,愈多人談論的議題,愈要注意談論方向的一致性或二元化,除了科學,世上很少真正非此即彼的事,凡是要求選邊近乎道德勒索的議題走向都要小心。如果能做到這兩點,也許就能在喧嘩中保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8-24
拜託!什麼時代了,還把記者想成那樣子

拜託!什麼時代了,還把記者想成那樣子

  距離九一記者節不到半個月了。上週筆者新聞圈的臉友們紛紛轉貼一張截圖,出自自稱某傳媒的臉書專頁,是招募記者的貼文,文中列出十二項當記者的好處,甚至「介紹人來當記者還有獎金六○○○元」,離譜到像是反串文、假消息,圈內人自然一笑置之。 不過,上網利用網頁存檔一查,居然還查得到該粉專刪文痕跡。另一則貼文有「加入╳傳媒記者,一次性費用:一萬二○○○元,分享人獎金:六○○○元」以及匯款規則,即非反串也不是釣魚的假消息。記者在某些人心目中真是這樣爽的工作?以下列出幾項該文中的好處,與筆者的經驗對照。 第一條就是交通違規報出記者身分獲得放水。筆者過去所屬媒體的記者,持有立法院發的採訪證,曾想進入陳情抗議現場採訪遭警方攔阻,對警察說是記者,警察回:「記者個屁!」合法採訪都被罵了,交通違規可以沒事? 還有一條是「餐廳吃飯公關請」。新聞工作者不分內勤外勤,常常忙到沒時間好整以暇吃飯,筆者以往都是一邊吃便當、一邊改稿接電話,現場的記者就更不用說,記者會主辦單位都不見得有時間吃,年度媒體餐敘大家不過虛應故事,誰有心情吃?更何況,攝影記者在這種場合有時連座位都沒有、一盒炒飯打發,誰會把這個當好處? 「政府公家單位你不會受氣」更脫離事實,問一百個記者,會得到一千個受氣的故事。筆者同事曾被政府單位關在門外,因為不是主流媒體,還被電子媒體同業拍下經過播出羞辱。 「油水外快收入很多」,語焉不詳,是指向採訪對象勒索嗎?筆者以前如果真有這種同事,應該就立刻開除了。也有媒體訂有嚴規不得收取任何費用,以至於請該媒體的朋友當個評審,車馬費都直接回捐。 據美國皮優民調中心(Pew)七月發布的調查,二○○八年至二○二○年,美國新聞工作人數少了廿八%。台灣則不斷有印刷媒體縮編裁員、停刊。願意從事新聞工作的,不論在實踐層面上有沒有可議之處,多少都是對公眾利益抱有理想,才願意投身收入不高、形象不比往日的行業。 某傳媒拿不存在的好處向入行者收費,宣稱使命是全民記者的推動,實在是誤解了全民記者的意思。新聞工作也沒有那麼吃得開,不信的話,去看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直播的討論區,就知道外界是怎麼看待記者了。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8-17
一位言論專欄作家的懺悔

一位言論專欄作家的懺悔

  訊息瘟疫(infodemic)指的是疫情期間為禍世間的假訊息盛行,以真實與虛假做為判斷標準;但在真假之外,其實還有另一種形態的訊息瘟疫,那就是媒體上的毒舌酸語。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尼(Frank Bruni),六月十七日刊出最後一篇言論版專欄,題為〈泰德克魯茲,對不起〉(Ted Cruz, I’m Sorry),告別十年的紐時言論版專欄作家職位,前往杜克大學任教。文中,他對十年來的毒舌酸語及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風格深表懺悔。 紐約時報向來與美國保守派針鋒相對,德州參議員克魯茲正是保守派大將。川普上任後,紐時與共和黨保守派更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台灣人大概都曉得,以至於立場強硬反中的川普敗選後,紐時、CNN等媒體成為部分台灣人怪罪的對象。言論版專欄作家居然向保守派大將道歉,而且不是反串文,為什麼? 布魯尼道歉,並不是因為在對克魯茲的批評上有什麼錯誤不實處,而是曾經在想不到專欄題材時,把眾人踩的克魯茲當作好吃的軟柿子。布魯尼說,身為言論專欄作家,就像其他許多同行一樣,他太常「徜徉在酸語之海」,以至於有兩項錯誤:一是成為「美國論述的毒舌高音、美國政治的狂怒音調」,這些音量與酸度原本應是他與同行們批判的對象,殊不知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二是無視矛盾心理與混沌不明,急於批判尚未全盤顯露及後續不明的事實,生怕落得軟弱鄉愿之名,彷彿武斷帶風向才能在這一行出頭,而這也本應是他們批判的對象。川普下台,他掀起的與媒體之間互相毒舌酸語風潮,是否也隨之而去?布魯尼認為不會,新聞業已被這個潮流污染了。 事實也是如此。毒舌酸語是一條不歸路,新聞媒體踏上這條路,嘗到初始的甜頭,就回不去了,事實將不再重要,只剩下不同政治光譜之間愈來愈沒有底線的嘴砲。升斗小民因缺乏發洩的管道,只好在社群平台、即時通訊軟體群組裡傾倒自己的情緒;但新聞媒體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部門,平時也許可以代替廣大的閱聽人發洩情緒,不過在疫情帶來恐慌焦慮的當下,新聞媒體如果把恐慌焦慮當成一門生意,那就是在發國難財了。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6-23
災難期間 不要嚇跑閱聽人

災難期間 不要嚇跑閱聽人

  大量的疫情相關新聞鋪天蓋地,讓人很難不接收,但在防疫警戒升級期間,新聞能幫到我們什麼?有多少新聞是真正能讓我們知道該怎麼辦、又不必懷疑其真實性? 近年來,新聞學相關研究出現一個新名詞:新聞規避(news avoidance),意指幾乎完全不聽不看新聞。由於比例逐年增加,使得已深受社群平台與搜尋引擎打擊的新聞媒體處境雪上加霜,更對民主社會的健全運作造成威脅。 這裡不是說,新聞規避者是民主社會的害蟲,而是有種種理由使得一定比例的人群不願意再接觸新聞。理由有幾種:新聞內容與我無關、理解新聞代價太高、新聞短期爆量超載、減少焦慮維持樂觀等等。 疫情快速升溫,新聞媒體本著警示與提供資訊責任,提供大量報導,但為求吸引閱聽人耳目,不免用盡各種手法,這些手法,甚至新聞的取捨與報導方向,有時反而與責任相違,變成只是求生手段,閱聽人接收之後徒增恐慌或情緒消耗,製造出更多的新聞規避者,對防疫沒有幫助,卻只助長社會的意識形態極化。 以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二○一七年的年度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為例,調查範圍的卅個國家裡,新聞規避者過半的是當時政治、經濟動盪的土耳其與希臘,比例最低的五國當中,有政經情勢穩定的日本、北歐三國,以及台灣。但即便台灣新聞規避者比例第四低,仍然有十九%;四年過去,加上疫情走高,未來比例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那麼,媒體該如何既提供大量報導與同業競爭,又不會把閱聽人嚇成新聞規避者呢?丹麥新聞學界提出建構式新聞(或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相較於調查報導批判過往錯誤成因、聚焦受害者與罪魁,建構式新聞則是著眼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以此減輕閱聽人的焦慮與疲勞。 這裡提出建構式新聞,不是提倡搞凡事只看積極面光明面的大內宣,建構式新聞也無法取代調查報導的角色;而是除了批判,也要建設,在社會重大事件中,不同的階段,新聞媒體要有不同的策略,同時在求生與社會責任間靈活應變,才不會為了求生反而嚇跑閱聽人,或被政治力左右變成規避責任轉移話題的幫兇。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5-19
記者的不平與懺悔

記者的不平與懺悔

  最近有兩則關於太魯閣號事故的新聞工作者貼文,在同業們的臉書上流傳。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在自己的臉書上貼出太魯閣號事件現場,電子媒體一致在遺體移出時將攝影機向後轉,退出採訪區;另一位以匿名方式貼文,不斷地指出新聞工作幕後逼人嗜血的種種,不斷地道歉。   兩則貼文都意在呈現出記者工作現場的種種困難,表現出不願向嗜血重口味呈現方式屈服的意志。照理說這個方向應該相當迎合廣大網路使用者的口味,但很奇怪的是,貼文雖然在同業間廣為流傳,反應卻並不見得是支持。 「鏡頭向後轉」,等於棄守新聞現場。這就好像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耶誕休戰」的傳說一樣動人,為了更高的目標而暫時放下武器。相互競爭的媒體記者在現場放下工作,就是選擇把傳達事實的工作讓位給更高的目標,不管這個目標是什麼,也許是人性,也許是試圖建立新的新聞典範。但現場拍不拍是一回事,事後剪不剪、播不播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記者在現場必須不工作才能獲得外界對這個職業的尊重,是不是可以說:這個社會不需要記者?這樣真的OK嗎?也許這會是一個新聞系課堂上很值得討論的倫理議題。 而不斷為自己的工作道歉那則貼文,在我的臉書同業圈裡更是惹來一片訕笑。貼文內容舉出了許多工作中身不由己的狀況,然後一一為這些狀況道歉。光就一則道歉文來看,這種寫法就不行,因為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了。不過從這則貼文以及原PO後來的第二篇貼文來看,雖然內容組織破碎,仍然看得出對於新聞工作流程以及職業地位的焦慮。 儘管後續有許多爭議與值得思考的空間,兩則貼文傳達出一個現象:新聞工作者是持續反省的,也沒有忽視外界的批評,但是新聞的內容與呈現方式,是由獲利模式主導,如果受困於這樣的生態而焦慮,那麼不如選擇投身不受獲利模式影響的媒體。 新聞是很辛苦又很難獲得豐厚報酬的行業,卻又帶有理想色彩,因此願意投身的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值得尊重。不過理想的實踐有時代價是由整個社會支付,記者出錯造成的後果有時並不亞於一場災難,所以受到嚴格檢視並不奇怪。至於遇到敵視媒體無法溝通的網友,就眼不見為淨,任何回應都是多餘,把情緒與時間留給自己吧。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4-14
莫將新聞工作權威性讓渡給社群平台

莫將新聞工作權威性讓渡給社群平台

  這兩年開始尋找podcast新聞節目,然因商業模式仍以業配為主,很難找到更新頻率高、內容豐富的,於是退而求其次,固定聽起笑聲比較不那麼刺耳、由台北市議員呱吉製作的《新資料夾》系列。 這其實是個拿新聞當娛樂的節目。當代傳播媒體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娛樂,不獨戲劇、音樂、綜藝,各種談話節目甚至新聞,都包含大量娛樂元素,甚至以娛樂為主軸,不讓閱聽人情緒跟著起伏跌宕就不算成功。 《新資料夾》系列就是專門用新聞來娛樂聽眾的節目。呱吉的助理采翎每集會準備一些網路上找來、娛樂價值很高的新聞,與呱吉一起分析當中的誇張滑稽之處。但調性如此嘻皮笑臉的節目,卻常聽到呱吉在采翎唸完一則匪夷所思的新聞後,追問這是不是假新聞? 儘管娛樂成分高過新聞,呱吉與采翎亦非新聞工作者,但並未在真實上讓步。如果連事實確認都做不到,後面的討論分析、嬉笑怒罵就完全沒有價值。然而,現今新聞工作者卻常在不知不覺間,把自己該做的工作和責任交予社群平台。 英文學術期刊《資訊、傳播與社會》一月底刊出一篇〈合理化平台:新聞工作者讓渡權威性給推特的證據〉(Legitimating a platform:evidence of journalists’ role in transferring authority to Twitter),研究指出,新聞工作者正在把權威性轉移給社交平台。研究以二○一八年美國逾百家新聞媒體的內容語料庫為分析對象,發現新聞工作者把社群平台上的東西直接當作內容,而非待查證的新聞來源。新聞如果是一項專業,它的基礎就在於真實。真實不會自證,必須通過查證而來,之後才能據此分析、評論和提供指引。 近年常見標題帶有「網曝」、「網驚」,作者不明只寫「整理報導」、「綜合報導」之類的新聞,就是典型的直接以社群平台內容當作報導,很少花時間查證,不得不懷疑是否存有把真實性的責任推給社交平台、網友的心態。也許這類內容大量出現與媒體求生策略、分工有很大關係,從事新聞的人不屑也沒有力氣弄社群,社群編輯又看不起新聞生產端的內容與產量,於是大量沒人負責的內容,成為新聞媒體維持流量的手段。 當新聞工作者把內容核實的權力讓渡給社群平台,社群平台又基於營利模式,不能也不願強化核實責任,受害的是誰呢?媒體不可信,平台不負責,就沒有可靠的資訊來源,讓民主社會的公民能據以判斷支持什麼樣的政策,民主也就成了膝反射,平台使用者很容易被操控成自乾五、小粉紅。 當然責任不只有新聞媒體和社交平台。在人人都能夠使用社交平台傳播資訊的時代,當個不被情緒左右、為轉貼內容負責的資訊傳播者,也算是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個體能為民主社會所盡的一點心力。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3-31
玫瑰改名鮭魚,依然芳香?

玫瑰改名鮭魚,依然芳香?

  名字是一個人的代表。在不同文化中,以全名稱呼一個人,是須在特定規則下才能做的事,可見姓名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小事。一群人為壽司吃到飽而改名,也就成為不獨台灣,連國外主流媒體都報導的新聞,將來也必定不會從人們的記憶中忘卻。 從符號學的觀點看,一個符號包括了符號具、符號義、指號過程(semiosis)。比方說,「玫瑰」是一個符號具,其符號義是特定的一種帶刺植物,這個把詞彙與含義連繫起來,使我們看到「玫瑰」一詞,就想到特定植物的過程,就是指號過程;指號過程可以出自本能,也可出自文化與意識形態。符號指的是這三者合組而成的系統,而符號學關注的焦點之一,即指號過程中的文化與意識形態。 多少人窮極一生,就是要在自己名字上疊加更為獨特的意義。而理應承載這麼獨特意義的名字,卻只因為要吃一頓免費壽司而改,代價與所得之間的巨大差異,顛覆了各種文化中對人名這一符號的認知,把文化與意識形態讓位給飽吃一頓鮭魚壽司,也讓許多人無法接受。 除了法律上的名字,網路時代我們還有其他的名字,有了許多給自己命名的機會。每一個應用程式、社交網站,都要我們重新起一個名字。我們在這些數位場域投入多少心力,這些名字就獲得多少意義。指號過程從實體世界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變成數位場域的另一套規則;在這個場域的名字,如果獲得豐富的意義,甚至會取代本名,成為個人代表,比方YouTuber就很少以本名行事。 然而,名字真是可隨意取代的符號嗎?雖然數位ID可能取代本名,但也不代表數位場域的名字可以隨意變換,改名必須經過認證,或有次數限制,或根本不准改。由此可知,個人身分的建立,即便在數位場域,也非可隨意取得或拋棄。 就因為名字關係到文化、意識形態、身分認同的建立,這次鮭魚事件被拿來當成數位原住民世代對傳統的反抗,要推翻現有的意識形態。坦白說,這不過是過去幾年媒體與網路博取流量屢試不爽的世代對立話題,被拿來再炒作一波,而大家不小心被帶了風向。與我同輩的中年人,許多在中學到大學就已經進入數位場域打滾,對數位ID的身分認同建立規則一樣熟悉,可見這跟世代並無關係。 為鮭魚而改名的人,大概並非真有推翻意識形態的偉大想法,不過就是想要輕狂一下,事後還會改回來;至於是否能狂得有格調,就另當別論了。當玫瑰的名字改成鮭魚,它是否還芳香?答案要看你對這件事跳腳跳多高。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3-24
對抗假消息 臉書辦不到

對抗假消息 臉書辦不到

  目前對臉書最多的批評,是它對民主社會的負面效應:仇恨言論、假消息、極化。每當事情嚴重到被搬上美國國會聽證會檢視,臉書總會承諾要採取措施,把上述負面效應降到最低。 二○一八年揭露的劍橋分析公司醜聞中發現,臉書曾外流五千萬用戶數據,被用於操縱美國二○一六總統大選,使得臉書市值狂跌逾千億美元。 為了止血,臉書任命人工智慧工程師昆諾尼洛為「社會與人工智慧實驗室」主任,推動AI學習更公平的演算法;該小組後來與其他單位合併,改成一個滿諷刺的名字:負責的人工智慧(Responsible AI)。 之後又一場總統大選,美國發生群眾攻進國會大樓事件。臉書不是說要負起責任,對抗極端、歧視言論、防堵假新聞,怎麼除了手動禁掉川普帳號,什麼都沒改變?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十一日刊出一篇專題:臉書怎樣對傳播假消息上癮;作者凱倫.郝(Karen Hao)在長期採訪昆諾尼洛後告訴讀者:臉書的AI最愛假消息,而長年參與打造臉書AI的昆諾尼洛也拿它沒辦法。 原因其實不複雜。專題指出,由於札克柏格的中心思想就是擴張。臉書的AI學習原則是儘可能提高互動,只要會損及互動的措施都將被擱置。而假消息、極端與歧視言論最能帶來互動,因此更容易露出。昆諾尼洛的小組不是沒在做事,但重點放在去除AI偏誤,例如某些類型工作偏向朝有色人種推播,另一些工作朝白人推播;但對於分辨並降低極端言論,因為牴觸「不能損及互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無計可施。 臉書當然有用戶規範來排除不當內容,不過上文指出,這些不當內容的互動,首先必須高到被AI注意,才會在越過某條線後被禁掉,而非一開始就被壓低;而各種操作假消息的農場,常將被禁掉的內容略加改造,讓AI再從頭學起。總之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利潤歸臉書,傷害歸全民。 了解臉書AI的運作原則,應該可以了解,愈是在動態牆上熱議的話題,就會有愈多假消息、極端與歧視言論,可信度就愈要謹慎看待。不管臉書如何承諾,本質上還是以擴張用戶、提高互動為最高指導原則,而假消息與極端言論正是用戶互動的重要來源,沒有它們,臉書就少了成長動力。要減少假消息的傷害,只有靠自己,不要期待臉書。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3-17
疫苗到 準備迎接新一波假消息

疫苗到 準備迎接新一波假消息

雖然困難重重,但好不容易台灣迎來十一萬餘劑新冠疫苗,像是迎來一點希望,但緊隨著希望而來的謊言,不能不小心應對。 為了早日終結這次重大疫情,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發疫苗並投入施打。由於過去數十年醫學疫苗的各種陰謀論從未停止,此次加速上市,更讓懷疑的種子在大眾心裡生根。 美國專門報導新聞業界消息、提供新聞專業教育資訊的網站Poynter,三日刊出一則關於疫苗的事實查核。社交媒體上近日瘋傳一個名為「人類接種基金會(Vaccinate Humanity Foundation)」的影片,呈現三則內容,指英國五名護士接種疫苗後死亡、有接種證明才能工作或旅遊、拒絕接種可能被關進再教育營。 Poynter的查核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具備一點英文閱讀能力都做得到。首先就是從頻道來源查起。用頻道名稱去查,結果查不到官網;這個頻道自稱與聯合國、比爾蓋茲基金會合作,但該基金會官網的合作夥伴中,卻沒有這個單位。至於內容,用「五名英國護士」、「新冠疫苗」關鍵字查詢,發現路透已對三則消息向英國官方查核,都是假的。 那這個放假消息的基金會YouTube頻道還在嗎?在。雖然Poynter查核的影片已下架,但至少到三月八日,仍有「三名英國醫師接種莫德納疫苗後死亡」、「六名護士接種莫德納疫苗後死亡」兩支影片。內容與「五名英國護士」那則相近,只是換個地點、人數、身分。 猶記得去年此時疫情嚴峻、防疫物資不足時,假消息不斷,什麼衛生紙與口罩原料同樣會缺貨等謠言滿天飛;接著又說台灣政府對疫情蓋牌、死亡人數異常增加;去年十二月英、美開始施打疫苗,再傳出美國護士直播接種後暈倒死亡的謠言,連台灣媒體也誤信。 假消息的傳布動機,不外乎是反社會行為的吸引注意、好玩和經濟、政治兩種利益導向。一般人很難判斷這些謠言是否為有步驟、有組織的行動,但如果缺乏證據卻下這種判斷,那又成了另一種陰謀論,而陰謀論正是假消息的溫床。 希望即將到來時,一如恐懼降臨時,由於未知與期盼,人心特別容易失去原本的冷靜,想要抓住些什麼來相信。因此隨著疫苗抵台,新一波的假消息攻防定會再起。 不論是媒體或是個人,此刻面對各種消息,應保持理性判斷的能力,在報導或轉貼之前,起碼查核一下,才能將成為假消息受害者與幫凶的機會降到最低。防疫新生活,也不能只有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還應該加上「不傳假消息」。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張約翰 2021-03-10
評論一樣需要事實查核

評論一樣需要事實查核

  社群媒體「臉書」十一日向各國的「事實查核」夥伴公布新政策:被媒體標註為「評論」、「投書」的文章,如果論點係基於錯誤事實,一樣要被事實查核單位標註警語。對於非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這激不起什麼漣漪。一般人可能搞不清楚新聞和評論有何不同,更不用說專欄評論、讀者投書和社論之間的差異,那麼臉書這項新政策的意義何在? 經歷二○一六年大選被美國媒體指為假新聞大平台後,臉書開始與各國的事實查核組織合作,阻止假訊息散布。然而各新聞媒體的評論文章不在查核對象內,因為媒體上的評論文章是個人意見表達,臉書不願冒妨礙言論自由的風險。 但是隨著假訊息戰的愈來愈組織化,新聞媒體的評論文章也受到侵蝕。有些政治人物本人或其友軍,在新聞媒體發佈基於錯誤資訊進行評論的文章,一方面藉由媒體招牌為其背書,一方面又可繞過事實查核機制。對讀者或社群用戶來講,判斷假新聞的依據之一就是文章來源,一旦來源是心目中具有公信力的媒體,自然就不再懷疑,但事實查核中心對此無能為力,臉書這次就是想堵住漏洞,但臉書仍十分小心的提醒合作夥伴,只有在評論文章的內容基於錯誤事實進行推論時,才能標註警語。 評論文章一直是美國報業既展現立場又展現言論多元的區塊。社論表達報社立場,投書展現言論多元,專欄邀稿則兩種都有。於是自由派的報紙仍然看得到保守派的投書,反之亦然。展現多元言論,可以促使意識形態衝突以辯論而非暴力形式展開。 但社群媒體改變了新聞業生態,在意識形態上投讀者所好成為生存趨勢,反抗這一趨勢又造成對其他意識形態的刻意維護,意識形態就此內化到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工作者的組織運作與新聞產製裡,新聞中立從價值降階成為選項。紐約時報言論版主編班奈特(James Bennet)、編輯魏斯(Bari Weiss)六、七月分別辭職風波就是一例。 班奈特辭職雖說是因為維護保守派言論空間,在紐時被同儕圍攻幹不下去,但導火線卻是因為刊登一篇保守派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呼籲聯邦政府派兵鎮壓各地示威的文章,如此重要文章他居然沒親自看過。就班奈特的例子來看,當新聞工作者將意識形態內化到組織運作或新聞產製流程當中,免不了就會對迎合特定意識形態的文章放鬆警惕。臉書此次調整事實查核機制,雖說從讀者用戶端來說沒什麼感覺,但對新聞媒體仍然具有警示意味。 (作者是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張約翰 2020-08-19
敢為自己的轉貼文章負責嗎?

敢為自己的轉貼文章負責嗎?

  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一天到晚被人罵,說是不讀書不用功,散布錯誤資訊甚至捏造假新聞。那麼請問,你願意為自己按讚、分享的文章負責嗎?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學術期刊《假消息評論》(Misinformation Review),上月底刊出一篇經同儕審查的研究,發現愈是可信度有問題的貼文,它的各種社群互動指標例如讚、分享數字愈高,用戶愈容易按讚分享,也愈不進行事實查核。 這篇名為「暴露在社群互動指標前,會削弱對假消息的抵抗力」的論文,研究者設計一個模擬社群平台界面如臉書、推特的事實查核手遊,自二○一八年五月到二○一九年十一月,蒐集超過八千五百名用戶的使用資料,得出上述研究發現。 也許對假新聞操作者、內容農場經營者而言,這些早就是業界的常識,所以假帳號灌水衝讚數分享數,是不管演算法怎麼改都不會變的基本動作。上述研究其實點出的是人性中從眾的一面,大家怎麼做,我跟著做就不會出事,就算出事,責任也是大家一起擔;當這個「大家」人數多到一個程度,那就大家都沒有責任。所以愈多人分享按讚的,跟著分享按讚就不會有事。 社群媒體時代的傳播鏈,必須依靠所有社群用戶的互動行為才能完成,假消息的傳播鏈當然不例外。因為不必負責所以不必思考,導致膝反射式的社群互動行為,對於假消息的傳播當然最有利。 正因為所有社群用戶與原始貼文者都是傳播鏈的一環,所以其實參與互動的用戶與原始貼文者,也都有各自應負的責任。不要把責任都推到新聞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倒是該先自問有沒有轉貼來源不明的文章?有沒有雖然不知道真假卻仍然轉貼,還來一句「真的假的」撇清責任?有沒有能力與意願在轉貼可疑文章前,做一下事實查核?願不願意為自己的轉貼負起責任?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近來推出一些事實查核的基本技巧,只要社群用戶意識到應該為自己的社群行為負起責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並不比使用搜尋引擎難多少。建立社群互動行為的責任感與基本的事實查核能力,不要躲在眾人背後,才有可能稍微緩解社群媒體造成的極化現象。 (作者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張約翰 2020-08-12
關注新聞媒體就是關注民主

關注新聞媒體就是關注民主

如果說全球尚熾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台灣人學到了什麼寶貴經驗,那就是:沒有什麼比資訊與政策形成過程的公開透明,以及理性的辯論,更符合公眾利益也更能有效治理。而提供資訊公開與理性辯論的平台,本該是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功能。 然而,事實上,台灣人信賴新聞媒體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二十四%),最受信賴的媒體公共電視,閱聽次數倒數第二,最不受信賴的媒體卻在閱聽次數高居第三。這就是台灣新聞媒體的現況。 上述事實出自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二○二○年數位新聞報告》。台灣自二○一七年起就被列入調查對象,四年下來,台灣人從手機看新聞的比例由六十五%升到七十四%。從網路、電視、印刷看新聞比例都下跌,印刷腰斬到二十一% ,唯有社群媒體微幅上升到五十七 %,但台灣人對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信任比例只有十六%。 Pixabay 台灣人不但在報告中的四十個新聞市場中,對新聞媒體信賴比例倒數第三,擔心在網路上看到假新聞的比例倒數第九(四十五%,總平均五十六%),而收看網路新聞影片的比例卻排名第九(七十九%,總平均六十七%)。 調查結果其實描繪出這樣的圖像:台灣人透過手機使用社群平台看新聞,很愛看新聞影片,取代了不論電腦,還是電視報紙廣播,尤其是報紙,消失了也無所謂;但打從心底就不相信新聞媒體,也不相信社群平台上看到的新聞,卻不太在乎真假。儘管認為公共電視可以信賴,但看過的人卻很少;反而最不受信賴的媒體,卻有死忠支持者以閱聽行動擁護。 這個圖像呈現出「後真相時代」的社會,我只看、也只相信與我立場明顯相同的媒體,其他都是假新聞,說我看的新聞是假新聞的人,也是製造假新聞的同路人。而這樣的社會只會朝向意識形態的兩極分化。 在兩極化下,新聞媒體雖然可以藉由忽視事實,只凸顯立場去觸發病毒式傳播,達到衝點擊的短期利益,但會喪失公信力,降低品牌價值。更嚴重的是,當新聞產業中有一家為了生存這麼做,其他媒體只能跟進,心態就跟大家搶口罩衛生紙差不多,不管同不同意都只能跟著走。大家一起沉淪,毀掉的不只是新聞產業,還包括以第四權支撐的民主機制。 對不同意識形態支持者的謾罵嘲笑,不該是新聞媒體的工作。台灣人身為民主社會的成員,應該採取實際行動,讓新聞媒體看清楚,我們有多在乎事實,沒有事實,沒有收入。 (作者是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張約翰 2020-06-25
同等看待國際疫情變化

同等看待國際疫情變化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直播至今已將滿四個月,期間隨著幾次重大疫情事件吸引了無數台灣人準時收看。疫情突發則全國同憂,疫情連止則芭樂、石斑、蓮子湯上桌同喜。防疫使我們成為緊密的共同體,收看指揮中心直播成為一種儀式性的行為。 疫情趨穩固然是每一個台灣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到責任、甚至犧牲了些什麼換來的可貴成果,但目前持續鎖國的局面不可能永遠這麼下去,總有開放的一天,我們沉浸在國內疫情趨穩的幸福中,這種幸福感會不會讓人失去警惕? 十七日的記者會上,經由記者與指揮中心的問答,證實了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團隊正尋求與台灣合作,實驗防疫期間的跨國人員流動模式;日前也一直有防疫成效優異的國家合作組成跨國流動區域的說法。這些跡象都指出,重開國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問題只在何時、如何、開放標準、開放對象而已。 於是,對於疫情資訊的吸收,我們不能再沉醉在自己一個國家的成功。國際疫情的變化到底如何,雖然指揮中心每天發布的資訊當中有確診數與死亡數最高的幾國數字,但也就僅此而已。既然我們不能避免重開國境,那就應該要讓全民能取得公開透明即時的資訊,面對世界做好準備。 目前指揮中心記者會的固定模式,開場一定先報告國內疫情重點。但即將到來的國境重開,有可能造成不安全感再度上升,不利目前逐步恢復民生經濟的方針。建議記者會應該開始將國外疫情趨勢、重要醫藥公衛發現納入主動公布的範圍。 當然,疫情趨勢的關注焦點,要從與台灣人員往來密切的國家做起。每年台灣出入境資料統計可以很容易看出哪些國家與台灣人員交流多,而哪些國家在各種因素考量下將成為優先開放對象,應該要成為疫情報告的優先關心對象。 指揮中心在這次防疫中的重要貢獻之一,或者說我們自豪的台灣模式之一,就是疫情資訊公開即時,有助獲得信任與解除焦慮。未來國境重開想要獲得人民的信賴,就得從讓人民重視外國疫情的資訊開始。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張約翰 202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