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擅長於各種話術的辯證，可以把毫無道理的事情，論述成看似有理的邏輯，其最典型的故事為：「有一無賴到飯館吃飯，先叫一盤包子，包子來了以後又把它改為一碗麵，吃完麵不付錢就要離開；店家要他付麵錢，無賴說麵是用包子換的，為什麼要付錢；店家說那麼就付包子的錢吧，無賴說包子我又沒有吃，還是不要付錢。」明明是吃霸王餐的無賴行為，也可以說得像是有理的樣子。檢視韓國瑜一向的發言，完全來自共產黨的話術手路，他可以不根據任何的事實道理，完全瞎掰地合理化他的言行，可說是把共產黨的話術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 國民黨在中國與共產黨交手時，曾經吃過很大的悶虧。在抗戰結束後，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特別請一位湖南大老當說客想勸毛退讓，沒想到毛澤東反將一軍，進行反統戰，對大老說：「湖南人很可憐，廣東人革命、湖南人流血、浙江人做官。」以當時孫文的革命黨大多是廣東人，北伐抗戰很多戰場都在湖南，而掌權者如蔣介石、陳立夫等很多是浙江人的背景下，毛的說詞確實能說服人心，製造對立效果，據說該名大老在毛澤東返北時，反而拍拍毛的肩膀要他好好幹，豈不好笑。日前韓國瑜指稱「民進黨的人都白白胖胖，國民黨則黑黑瘦瘦」，目的無非也是要製造階級對立。雖然白胖黑瘦只是每個人的外型特徵，藍營中也不乏身形屬白胖之人，比較白胖黑瘦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韓國瑜卻利用話語權的掌握，將白胖定義為貪腐、既得利益份子等，並直指蔡英文總統、鄭文燦市長等都是白胖之人，在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成功地把民進黨打入庶民階層的對立面，可見韓國瑜對共產黨的鬥爭伎倆，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不得不小心應付。 1945年蔣介石與毛澤東的「重慶會談」，史稱國共「重慶談判」。   想當年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光環，並擁有兩百萬軍隊的絕對優勢之下，最後仍不敵共產黨的統戰攻勢而敗北。民進黨現為執政黨，雖擁有較佳的執政資源，但面對韓國瑜運用共產黨的鬥爭伎倆與話術，絕不可掉以輕心，否則殷鑑不遠，國民黨的失敗例子，難保歷史不會重演。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提出青年政策，鼓勵「大學生、研究生一定要有一年去國外遊學當交換學生」，這種政見根本就是「高雄發大財」的翻版，只是騙青年選票的口號而已。因為任何的學生補助款性質，不外乎「獎學金」與「助學金」兩種。 獎學金的目的，主要在於鼓勵優良學生，發放標準強調優秀表現的成果；而助學金的目的則在幫助弱勢，通常發放對象以清寒者為主。韓國瑜所提「通通有獎」的發放方式，既不鼓勵優秀，也不是在幫助弱勢，完全違背教育經費補助的基本精神。 其次，政府出資鼓勵學生出國學習的風氣，始自於清國同治年間選派百名兒童出洋學習，當年是清政府鑒於要學習西方「船堅炮利」之術，以十五年為期的學習規劃。因學童學習目標明確，經長期栽培，果然培養出很多像詹天佑等優秀人才回國服務。 反觀韓國瑜的鼓勵學生出國計畫，據韓競辦表示提議的初衷，是出自「投資人才」、「國際培力」、「榮耀返鄉」等空洞口號，且補助僅以一年為期，相關配套措施全無的情況下來看，韓國瑜的青年政策實屬空泛不可行。 韓國瑜「通通有獎」的遊學補助方式，既不鼓勵優秀，也不是在幫助弱勢，完全違背教育經費補助的基本精神。（資料照） 再其次，依目前大學生和碩士生現況，以一年有24萬大專生、8萬碩士生，共32萬學生計算，出國一年的學雜費加基本生活費以100萬元新台幣為原則，若全由政府負擔，估計要花3200億元，相較於教育部一年的預算金額也不過2400多億元，韓國瑜的政見若要實施，對台灣的教育經費排擠的現象，將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不可不慎。 更何況，出國遊學機會是否是目前學生最迫切需要的項目？答案恐怕是未必。當前學生中有60萬人有學貸壓力，而學生畢業後面臨的最大困境是「青年低薪」的問題，總統候選人若要針對青年學子問題解決，應該提出如何降低學生貸款壓力、如何縮短學用落差等，較能切合學生的需求吧！ 韓國瑜的政見，光從經費來源就經不起考驗，因此馬上從全額補助改口為「政府負擔1/2或1/3，差額部分可考慮用銀行優惠貸款補足」。請問韓市長，您是覺得年輕人的學貸問題還不夠多嗎？ 信口開河的政見跳票也就算了，如果讓它落實，那將會是年輕人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聯前立法委員）

說「韓國瑜像一個太監？」，本來擔心這樣說法，會不會涉及人身攻擊而被告公然侮辱，於是請教律師朋友意見認為應該是不會的。因為說「國軍像是穿著西裝的太監」是韓國瑜自己說的；韓讀過軍校、當過職業軍人，他的DNA裡百分之一百是國軍的一份子；引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他自己的身分，邏輯上並無不通，也沒有錯誤類比的問題。 韓國瑜形容台灣軍隊沒軍法，像是太監穿西裝，網友（只是堵藍）秀出韓國瑜西裝照提醒他，發言前注意穿著。（臉書翻攝） 雖然韓事後的解釋，是因為看到現在國軍沒有「軍法」，認為法律規範不完備，才會認為國軍像太監一般。這樣的看法實在是莫名其妙，今日國軍並不是完全無法可管，它仍是需要受一般民、刑法制約的群體，說它沒有（廣義）軍法是說不通的講法。況且維持軍紀的要素，軍法只是其中的要件之一，其他如人員素質、教育訓練、責任榮譽等，無一不是維繫軍紀的重要命脈。韓國瑜僅以形式上「軍法」的存在與否，給予國軍這麼大的羞辱，實屬政治操弄過當。 韓國瑜拿太監身分來羞辱國軍，也充分顯示他個人對歷史的無知，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所述，一般人往往以為宦官不過是宮中的普通賤役，這是一種誤解。雖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貧家，因為生活困苦或秉性無賴而自宮，但如果把所有宦官統統看成是低俗無能之輩，則不符合事實，明朝神宗皇帝生母慈聖太后的弟弟，身分便是宦官，即是一例。韓國瑜鄙視宦官，應該是以宦官的生理缺陷，來諷刺國軍軍法之不完備，這樣的比喻是對殘障人士的一種歧視，非常不宜。 韓國瑜的說法，唯一被人認同的地方，就是太監說可以用來形容部分媚中的退將，這些人在台灣領著「十八趴」，到中國聆聽習近平訓話時「軟趴趴」；回想年當整天叫我們要「仇匪恨匪」，莒光日時「反共抗俄」、「我愛中華」喊得比誰都大聲的這批人，如今去中國連一個屁都不敢放，說他們沒有「LP」也不為過，滿符合韓所稱的「穿著西裝的太監」形象，希望韓國瑜如果想批判這些人就勇敢說出來，做個有「LP」的人，不要一竿子打落所有的國軍形象。 （台聯前立法委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我是一九九五年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錄取，一九九七年申請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進修，雖然迄今已超過二十年，但看到此次韓國瑜敲鑼打鼓地宣傳哈佛之行，好像他在費正清中心訪問是受到多麼盛大歡迎的對待，不禁要搖頭不已。 首先韓把只對少數幾人演講的方式，故弄玄虛地說成像國防、外交秘密會議一般，稱之為「閉門演講」。事實上所謂閉門演講，只是演講對象開放（open to）與非開放之差別而已。通常只有對學者、專業人士的演說，為了確保研討會的對話水準，會採用限定開放對象的方式進行；而對一般人士尤其是政治人物，則會採用開放式來進行，並常以參與人數多寡來判斷其受到重視的程度。記得我在哈佛那年，江澤民以第一位現任的中國領導人身分，應費正清中心邀請到哈佛大學演講，其受到重視的盛況，聽眾不僅對中心成員開放，還對全校甚至校外人士開放。兩相對照之下，韓國瑜同樣以現任官員的身分到訪，竟淪落到只能「閉門演講」，其不受到重視的程度，真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其次就場地安排來看，費正清中心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學術單位，自己就有很多的研討室、會議廳等。接待韓國瑜的活動不在中心內舉辦，反而跑到教授俱樂部（Faculty Club）舉行，就顯得十分不合理，因為教授俱樂部是屬於商業性質的餐廳，就像台灣立法院的康園餐廳雖然位於立法院內，但只要有委員或助理安排誰都可以前往用餐，很多旅行社都會安排中國觀光團來康園用餐，好讓他們回去可以宣稱到過台灣的國會參訪。韓國瑜的哈佛行程安排是否與中客的參訪，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最後如以韓國瑜此行的成果作為檢視之標準，綜觀韓在哈佛的活動不僅美國主流媒體沒有任何報導，就連當地的新聞也毫無任何重大訊息之產生，可見韓流在美國是產生不了一絲漣漪的可能。 我對韓市長的建議是春天的波士頓很美，您就帶著太太到查理士河邊散散步，才是此行真正最大的收穫，不要再吹噓您在哈佛的豐功偉業成就，才不會自曝其短啊！ （作者為台聯前立法委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凡薪資水準達個別行業前二分之一以上或一定標準者，所得稅申報時得以一點五倍認列薪資費用，以資鼓勵企業提高員工薪資給付，由於是鼓勵性質並非強制要求，企業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了。

  一般買賣都以「銀貨兩訖」做為交易認定的標準，但隨著工商環境的日益發達，各種新興商業模式、衍生性商品也應運而生。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國民黨出售三中資產，採用「回算式」的附條件交易約定，更是操作現代買賣模式的成功案例，加上涉入有如電影情節的教唆殺人等劇情，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只是，曾做為國家的執政黨，如此嫻熟於商業買賣，不知人民是要感到佩服，還是擔心？國民黨這麼會賣黨產，會不會哪天賣出心得與興趣，也把台灣給賣了，讓人想到就非常憂慮。 十幾年前，美國華爾街推出了「次級房貸」交易，開發了新的金融商品交易模式，成功讓操作者賺進了大把的鈔票；但後果卻是產生了金融風暴，重創全球的經濟景氣。可見，過度操弄新興交易模式，會伴隨著高度的風險，帶給人類很大的災難。國民黨熱中於黨產的套利操作，會不會讓自己獲得高額報酬，卻把外部風險留給社會大眾，值得大家深思。尤其國民黨曾做為執政黨，擁有很大的公權力，公平交易的原則是否確實遵守，需要黨產會嚴加檢視，絕對不能以處分黨產是他們自家的事來看待，才屬合理。 黨產的存在，除了造成政黨間的不公平競爭外，對社會風氣也會有不良的影響。從國民黨挾龐大黨產，並成功應用各種交易工具追逐暴利來看，雖然黨產讓國民黨獲利甚豐，但伴隨而來的是該黨的價值淪喪，社會風氣也隨之墮落。近年來，很多國軍退將接連到中國的各種脫序言行，令人感嘆，連最需要重視榮譽的軍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靈魂出賣，台灣社會是不是已經到了甚麼都可以出賣的情況了？從國民黨創新模式出賣三中黨產的過程，想出新的花招把台灣賣掉，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的臆測。 政黨存在的價值在於整合力量、服務人民，實踐社會公平正義，以獲得人民認同。擁有大量黨產、追逐高額獲利的行為，對一個政黨是加分還是減分，相信人民自有論斷。為了不讓自己的未來有被別人賣掉的風險，國人應該拒絕很會出售黨產的政黨，才是聰明的選擇啊！ （作者為臺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台聯前立法委員）

在台灣，每年都會有颱風侵襲，而面對全台數以萬計的電塔（桿），可能被吹斷幾根的機率很高，相信是台灣每一個人都很容易認知到的事實。因此，檢討這次限電危機的原因，可說是來自不可抗力的天然災害，但卻很難把它跟「不可預期」災害畫上等號。既然這類損害的發生風險可合理預期，相信在台電公司的防災應變計畫中，早就要有相關的詳細規劃、應變的備用電力來源、危機處理的ＳＯＰ等內容，應屬合理。 但這次尼莎颱風吹倒和平電塔，造成限電危機的處理過程，看不到台電的危機處理方案或過程，只有行政院長站到第一線呼籲國民要「共體時艱」，要求全國公務機關下午一點至三點要關掉冷氣的應變方案，造成社會譁然。讓人有政府除了限電以外，已完全束手無策的不良印象，甚至坊間有台電可能故意讓大家感受沒電的痛苦感，意圖為電力漲價或重啟核電廠的陰謀論傳言，對政府形象非常不好。 雖然限開冷氣、共體時艱的呼籲本身並沒有錯，但畢竟它的效果會影響民眾正常生活，尤其在大暑的天氣下，沒有冷氣對現代人生活上的不便影響，造成民怨，不容忽視。台電沒有呈現已盡到各種可能努力的說明，先獲得社會大眾諒解的情況下，逕由院長跳到第一線做政策說明，恐有陷院長於不義的疑慮。 管理學上所謂「分層負責」，除了有釐清權責、分級究責的機制外，也另有預留上級迴轉補救處理的功能。很多的解決方案由不同層級提出，會有不同的處理效果。例如，為尋找緊急替代電力來源，擬每度十二元買回工業用電的方案，若由台電提出，則可說是基於專業考量，即使價格偏高，也會反映在公司年度績效上，台電公司自然承擔了相關責任，外界較無炒作空間。反之，收購價格若由院長指示辦理，無異給反對黨質疑是否圖利的政治想像可能，徒增社會紛擾現象，十分不智。 因此，台電對於每年都要面對的颱風所帶來的損害應變措施，有必要對國人交代清楚。否則，對這樣可預期的自然破壞束手無策，就絕對是人謀不臧的「人禍」，而不是「天災」了。 （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台聯前立法委員）

  統派媒體以「拜關公、媽祖是台灣人的ＤＮＡ」為題，報導這波「滅香封爐」事件，再度引爆「去中國化」爭議，認為從民調結果可以看出，台灣人高達七成的神明信仰為關公、媽祖，多數民眾早已將其內化為台灣的傳統文化，植基在我們文化ＤＮＡ之中，豈是政治人物說去除就能去除；既然在台灣民間最普遍信仰的關公、媽祖都來自中國，所以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就是「數典忘祖」的行為。這樣的論述，反映了大中國思想者對歷史的無知及對邏輯推論的謬誤，令人不敢苟同。他們一廂情願地把錯誤的歷史觀，推論到對中國的認知概念，非常可笑。 事實上，關雲長終其一生的努力，都在幫助劉備建立蜀國，反對代表中原的魏國，嚴格來講，他是「蜀獨份子」；而林默娘在世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還沒有誕生，她的存在與中國概念毫無關係。統派論者以信仰關公、媽祖做為與中國概念連結的因素，錯把文化屬性與政治屬性混為一談，是完全自欺欺人的說法。否則全球信奉佛教的人，都可因釋迦牟尼是印度人，他的信徒也因此要歸屬於印度人；或信奉基督教的人也因先知為猶太人，基督徒也都可以稱為以色列人般地不符合事實現況。 統派人士每以「屬人主義」主張，依血統關係定位國家，事實上，世界潮流已改依「屬地主義」來定位國家。在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書中，對於台灣早就是一個國家的說明論述非常清楚。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來台以後，為了維持所謂的法統，把台灣歷史徹底扭曲，灌輸人民不實的台灣史觀，造成國家很大的不良後果。今天面對台灣轉型正義的挑戰，如何建構正確的歷史認知，是進行各項改革的根本，因此，以「地理觀」取代「歷史觀」的國家定位主張，有助於國人重新認識台灣，更有助於以新視野看待中國、東亞乃至世界的格局變化，是符合史學潮流的務實做法。 （作者為前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國發會通過的「前瞻基礎建設第一期特別預算」，其中城鄉建設預算主要目標是平衡城鄉差距，編列三百五十億元金額最多；但也一如預期地受到在野黨最嚴厲的批評，稱為是「債留子孫」的行為。但「前瞻支出」一定等於「債留子孫」嗎？實則未必。因為一般而言，政府為應付各項支出，其相對的主要收入來源有：租稅課徵、發行公債、及出售國有財產等三種方法。舉債並不是政府籌措經費來源的唯一管道，城鄉建設所需資金是否全部來自增加負債，在野黨並未說明清楚，遽予認定將「債留子孫」，是一種比較沒有說服力的說法。 「前瞻支出」一定等於「債留子孫」嗎？（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雖然依「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政府可以排除預算法第二十三條和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的限制，來增加負債；但依同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後段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合計數之百分之十五」，政府舉債總額仍有受到相關上限的制約；加上本次特別條例的規模為四年四千二百億元，平均每年只有約一千億元，佔我國每年約二兆元的中央政府預算規模，比率也只有五%而已，行政院仍有可能以樽節其它浪費性支出項目，來做為因應所需經費來源的空間，城鄉建設經費未必需全數來自舉債，自然也就沒有債留子孫的問題了。 任何讀過財政學的人都知道，「公共理財」與「私人理財」最大的差別，在於公共理財強調的是「量出為入」原則，當支出有經過合法性、必要性的立法監督以後，如何籌措相關經費來源，便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政府收支控制更要重視的是「支出」項目的合法性、合理性等必要與否的考慮，也是立法委員監督政府的重點所在。在野黨既不能在審查「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時嚴格把關，希望不要再審查特別預算時，又搞錯方向才對啊！ （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台北地檢署廿二日偵查終結，認為查無兆豐銀行涉有幫助洗錢，全案以不起訴處分。這樣的結果與蔡英文總統說的：「荒腔走板、匪夷所思。」看法，相去甚遠、落差很大。因此本人尚有下列五點疑問請教。 壹、兆豐案既無不法，也沒有不堪與聞之事（金管會主委李瑞倉語），相關資料為何要列入機密，封存至二○二六年才予解密？ 貳、偵查結果既無不法，五十七億元的天價罰款是否冤枉？應對國人交代清楚，因其中有一部分的罰款是要由國人納稅款來負擔的，人民有知道的權利。 參、簽結要旨三：二○一四年正確入帳交易金額四．九一億美元，卻誤繕為四四．九一億美元。請問誤繕的態樣為何？因為英文的數字表達四．九一億美元是$491million，而四四．九一億美元則是$4.491billion，兩者差異甚大，不可能是單純的筆誤；即使是用阿拉伯小寫數字呈現，因四億與四十四億兩者中間也差了一個三位數分節點，疏忽的可能性也很小。 肆、簽結要旨五，「箇朗分行於二○一○年間設立帳號大部分均係委內瑞拉公司，因委內瑞拉實施外匯管制措施，…即可先開帳戶，但之後尚須補齊開戶資料」、「而該等客戶既無從聯絡」，顯見涉案帳戶多是開戶手續未完備之帳號。使用該等資料不完整之帳戶進行交易，早已符合「非常規交易」之條件，若認定其不涉及洗錢，那甚麼才算是洗錢？ 伍、ＤＦＳ指謫二○一二年的一七四筆退匯交易之相關帳戶，係因巴拿馬政府進行ＫＹＣ程序而遭到關閉，致匯款被退回屬洗錢未遂行為。反之，在ＫＹＣ實施之前，上述帳號仍未被關閉，應屬有效帳戶。依簽結要旨五「我國現行洗錢防制法之幫助洗錢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是一七四筆退匯交易既然均係匯款失敗而未存入帳戶內，自難構成幫助洗錢既遂罪之行為」。請問在相關帳戶有效的情形下，是否有進行匯兌而為已遂之交易行為？ （作者為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前台聯立法委員）

  財政部表示稅改絕不會「劫貧濟富」，中低所得者分配到的減稅利益比例不會減少；一定會調高綜所稅標準扣除額及薪資特別扣除額，並搭配調高營所稅、降低綜所稅，來衡平稅收。這樣的宣示看似符合公義原則，但其實患了嚴重邏輯錯誤的毛病。 因為我國現行所得稅法係採用累進稅率，隨著所得的多少，分為五％至四十五％不等的六個級距。當定額的調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特別扣除額，對適用不同稅率的納稅人而言，將產生不同的節稅效果。例如當扣除額提高一萬元時，對低所得者適用五％的納稅人，只能少繳五百元的稅款；但對於高所得者適用四十五％的納稅人，卻可以少繳四千五百元的稅款，兩者節稅效果差距甚大。因此，財政部宣稱將採調高扣除額的主張，會使得高所得者獲得的節稅效果，大於低所得者所能少繳的稅額，這種方法與財政部表示稅改絕對不會「劫貧濟富」的精神相違背。 政府若要落實量能課稅的租稅正義，在提出所得稅的修正方向時，除了強調照顧中低所得者的精神以外，更要注意採用的方法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進行租稅減免時，不可一味提高定額的扣除額，而應以調整所得稅稅率結構，適度降低中低收入者或薪資階層的稅率級距為宜。例如將現行的邊際最低稅率調降，或擴大各級稅率的適用金額差距，如此才可真正做到減輕中低所得者租稅負擔的目標，而不是在幫高所得者創造更高的節稅利益。 另外，受到補教狼師案件影響，立法院財委會提案要求財政部立即檢討現行補習班免徵營業稅的規定，財政部長卻只允諾十日內發函教育部檢討。這樣的回應方式給社會觀感甚差，因課稅權屬於財政部法定職權，補習班應否課徵營業稅，教育部意見最多只是主管機關的參考建議。對於社會重大的民意反映，主政單位的態度只是要發函詢問，會給人不夠勇於任事的消極態度。 值此五二○前夕，各界都在檢討新政府的執政績效，財政部空有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卻沒有用對方法；加上面對社會輿論不能精確掌握，而給人有推諉卸責的負面印象，難怪蔡總統領導的政府雖然戮力從公，施政成果卻一直讓人民無感啊！ （作者為前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前立法委員）

以前國稅局有一招高明的作弊手法叫做「假帳真查」，就是查帳員與公司串通好，一年中將抽查某特定一個月的資料，公司只要把約定被抽查月份的憑證紀錄做好，其他月份的會計造假、缺憑證都無所謂；再加上稅務員的查帳報告，往往會剔除大額的沒有問題項目，對有問題的項目全部避而不談。表面上稅務員的查核紀錄完整，且補徵了鉅額稅款，看似績效良好，但既然被剔除的項目本來就沒有問題，公司只要申請複查就可以更正，一毛錢的稅款也徵不到，卻能輕易地掩護公司帳證有問題的部分，達到實質放水的效果。 兆豐銀去年遭美方重罰五十七億元，國內質疑兆豐銀洗錢聲浪不斷，日前台北地檢署公布調查一萬七千筆交易資料的結果，初步認定暫無異常或洗錢犯罪行為。檢視這樣的調查報告，不禁令人聯想這又是銀行版的「假帳真查」而已。雖然本次調查對象高達一萬七千筆交易，看似查核範圍非常廣大，但對NYDFS指謫有疑慮的一七四筆交易卻交代不清，且調查時又將非台灣籍的對象排除在外，如此切割查核範圍的作法，可能有只對沒爭議的部分進行調查之可能，與國稅局官員的查核套招方式無異。尤其調查報告引用「初步」、「暫無」的聲明，是否暗示不排除以後本案仍有洗錢之可能，除了與慣例不符以外，更有讓人感到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懷疑。 在五二○蔡英文總統就職的前夕，兆豐銀行的調查報告一定是國人檢視新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標項目之一，財金單位若僅以消極態度面對，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將本案以機密列管到二○二六年才來加以解密，是無法杜社會悠悠之口，恐有陷蔡總統於不義之慮。主管部會應誠實向人民報告自己已做過多少努力，若真有牽涉到國家利益的難言之隱，相信國人也才會體諒的。目前坊間傳聞兆豐洗錢案之所以無法釐清，恐係牽涉中國或外國的關鍵人物，致無法清楚說明。如果真是這樣，則無異是我們抓住對方小辮子，在現實考量下我們可以換到多少國家安全、經濟利益、外交空間…，如何在不影響保密需求之下，用其他間接方式取得人民諒解，仍是有必要的努力方向。只要國家的利益夠大，或許國人會接受被罰五十七億元取得國家某些特殊的條件，還是划算的交易啊！ （作者為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全聯總裁徐重仁在新書發表會時，大談自己對年輕人低薪的看法，沒想到幾句「年輕人太愛花錢」、「不要計較低薪」、「年輕人太喜歡出國」的說法，卻引發很多網友強烈不滿，逼得徐重仁需要公開道歉。回顧整個事件網友主要的反感，在於徐的論述缺乏「同理心」，對年輕世代的批判不公平；雖然徐事後的道歉，多少可以彌補年輕人受傷「不爽」的心情，但對真正核心的低薪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反而被忽視了十分可惜。面對國內長期低薪化的現象，探究其造成這樣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內經濟產業轉型，但相關的政策未能配合轉型需要而調整，所造成的影響結果。 全聯總裁徐重仁在新書發表會時，大談自己對年輕人低薪的看法，沒想到幾句「年輕人太愛花錢」、「不要計較低薪」的說法，卻引發很多網友強烈不滿。（資料照，記者李容萍攝） 近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早期的勞力密集產業，轉換成為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的生態。在勞動密集產業的經濟模式下，勞動力是一項重要的生產要素，面對所得分配時，勞工自然有較大力量，可以參與分享經濟成果或要求加薪；但今天在經濟發展屬資本密集的情況下，勞動生產力的重要性已大大的減低，因此大部分的經濟成長好處，將多由資方或技術擁有者所獲取，勞工能分配到的所得很有限。以今日台灣企業獲利情況來看，公司每年還是有賺錢的，可是大部分盈餘多由資方拿走，像郭台銘去年度個人的盈餘分配就超過一百三十億元；公司的獲利只有少部用來給員工加薪，因此勞工薪資增加就很有限，甚至有退回到十七年前水準的現象，正是反映勞動生產力在整個所得分配過程中，重要性降低的現象。 這是經濟轉型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弱勢勞動者的無奈，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說產業由勞力密集轉成資本密集的方向是錯誤的，畢竟產業的升級是國家發展必須努力的目標，而西方先進國家也都經過了這樣的發展過程，但為甚麼他們的貧富差距惡化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呢？主要是他們在發展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產業的同時，會重視各種公平正義的政策，例如調整租稅的所得重分配功能，或增加社會福利、照顧弱勢的措施，來降低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影響。但很遺憾的是我國卻是反其道而行，做出很多錯誤的政策方案。 例如租稅制度可以扮演「所得重分配」的功能，早已是現代租稅理論所公認，當產業轉型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時，本來就應該多課高所得者的稅金，對低所得者採取減稅的措施，才是正確的作法；但檢討我國這幾年來的重大減稅方向，卻剛好相反。例如：遺產贈與稅率由五十%降為十%，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由二十五%降為十七%，很明顯的都是調降有錢人的租稅負擔，間接造成目前薪資（勞動）所得的租稅負擔比重相對地偏高。產生台灣的國民租稅負擔占國民所得的比率，雖然約只有十二點八%的超低水準，但廣大的受薪階層卻普遍感受到租稅負擔很大的壓力，而有所謂「低稅負、高稅感」的奇怪現象。 另外在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照顧弱勢方面，近年來政府除了相關社福經費沒有大幅增加以外，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政權之需要，把過多的資源用來照顧，在社會上相對比較不是弱勢的軍公教人員福利，嚴重的排擠了其他照顧弱勢族群的經費，產生了很多不公平的社會問題，也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日愈嚴重的後果。面對產業轉型的副作用，台灣反潮流的政策，將帶來貧富差距擴大的災難，令人十分擔憂。 （作者為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國民黨自查舊有黨產，發現一批民國三十六年中央政府發行的第二期美金公債（U.S. Gold Bonds），估現值約新台幣三百八十五億元。這突然發現的大筆財產，除了更讓國人加深國民黨的財力雄厚印象之外，對不當黨產爭議的釐清並無幫助，反而有自曝其短的效果。 面對高達三百八十五億元的資產，除了七十八年二月於國民黨辦理社團法人登記時，列入所附之財產彙總表以來，長達二十八年的時間裡，該批債券有如人間蒸發，無人聞問。國民黨的財產管理，明顯違反審計「定期盤點、帳目相符」的基本原則，可見國民黨的財務管理，內控疏失嚴重，難怪國人對國民黨黨產的正確性，抱持高度質疑。 由於這批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發行的債券，早就被「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凍結，在國家統一前暫不處理，所以雖然淪為無人管控的黑資產，但因變現無門，仍留存至今，被國民黨拿出來獻寶。可是其他不受控管的資產，如果還有變現可能者，是否早已被掏空，流入私人帳戶？在國民黨的黑箱作業下，本來就是一個令人合理懷疑的假設而已。 國民黨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邱大展出示歷史文件表示，青島齊魯公司當年來台時確實有資產，絕非外界所說的「兩手空空來台」，呼籲應正視國民黨貢獻的說法，更是讓人不知所云。當年國民黨購買債券的資金，早在中國打內戰時消耗殆盡，那有一分一毫拿來建設台灣，說它兩手空空來台仍算是客氣。若不是財政部宣布中國大陸時期發行的債券暫不處理，待「反攻大陸」後才會償還，國民黨不只是兩手空空，甚至會是中國消費、台灣買單的不合理結果。拿債券獻寶，真是自曝其短啊！ （作者為前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吳斯懷等三十二名退將，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大會，經媒體披露後，引起社會一片譁然。吳斯懷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曾是中華民國高階將領，現在還受領國家豐厚的月退俸供養中，這身分跑到中國，正襟危坐地聆聽對方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訓話，如果這種行為不叫投降，那什麼才是投降？對照於日前他還曾與綠委劉世芳針對改陸官校歌一事有強烈爭辯，當時吳斯懷怒嗆：「先改你們祖墳堂號！」兩者落差，何其之大，也讓人見識到退將面對中（敵）國卑躬屈膝之嘴臉，多麼地令人作噁！ 我國退伍中將吳斯懷（前），赴中國聆聽習近平談話。（圖擷自YouTube） 尤其習近平演講內容強調「共產黨才是孫文的最忠實支持者」，充滿了挑釁意味，無異否定了中國國民黨的正統地位。除了吳斯懷表現得軟弱、無所回應以外，國民黨面對中國否定他們是正統繼承人的說法，馬英九只是表達，「國父是我們的國父」，洪秀柱更向黨員喊話，當我們都不要自己的中心思想、創黨理念與立國精神時，怎麼去怪別人，一副連自己的神主牌都保不住的模樣，令人覺得可悲。 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當國民黨一向標榜的「三民主義」都已不再是他們所特有的主義時，國民黨要以什麼來號召群眾？如何帶領群眾？面對中國要把國民黨的價值連根拔起的時候，國民黨的悲歌似乎也已經響起，末日已不遠了啊！ 對照吳斯懷在年金改革方案上，時常上各大媒體大放厥詞，態度強硬，動輒以軍人要尊嚴為訴求，要求不得刪減他們的退休福利。殊不知「尊嚴」是要自己表現出來，讓別人尊敬的才是真正的尊嚴，否則在台要十八趴，到中國軟趴趴的表現，是無法獲得人民尊敬的。古人有說「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看看吳斯懷的行徑，降敵怕死又貪財好利，不禁令人感嘆中華民國的軍人武德淪喪，莫此為甚。 （台聯黨前立法委員）

兆豐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終於登場了，但也如預期地對解答社會疑慮一點幫助也沒有，只得到曾銘宗答非所問、語焉不詳的「沒有任何一筆是從台灣匯出」回應，徒增立法院替國民黨沒有洗錢背書，及未能釐清事實的不良印象而已。 這次秘密審查會議的召開，綠委陣營陷入了兩個不利的地位，首先是未能堅持決定查核資料的主動權，完全被動的依賴金管會提供的資料來進行核閱；其次是答應不對外發言，來盡到保密的義務。這兩項錯誤就是審計學上典型的「查核範圍受限」的態樣，包括查核內容受限及意見表達受限。 面對查核範圍的限制，立委們應該按照審計準則上所提供的技巧，進行補強性驗證，才不會因資料已經過篩選失真，而被受查單位誤導。綠委們如果為配合金管會與外國間的保密要求，不能堅守自己應有的查核基本原則，就應該拒絕參加毫無意義的財委會秘密會議，最少不用無端為他人背書。 反觀曾銘宗立委則相對地十分滑頭，他主動對外釋出沒有任何一筆錢是從台灣匯出的訊息。雖然錢有沒有從台灣匯出與兆豐銀行有沒有涉及洗錢是兩件事，而且錢沒有「直接」從台灣匯出，並不代表就沒有「間接」從台灣匯出；更何況國民黨黨產的洗錢過程，也沒有一定是不能在海外進行的啊。曾委員的表達邏輯是完全禁不起檢驗的，但他卻成功地對社會大眾傳達了，既然錢沒有從台灣匯出就跟國民黨黨產、馬英九等無關的印象，曾銘宗真的好厲害啊！ 不過兆豐銀行被重罰五十七億元是個事實，銀行涉及洗錢也是ＤＦＳ白紙黑字的陳述，任何巧言飾詞的說明也改變不了事實的真相。國民黨設計了一個秘密會議的陷阱讓綠委們往下跳，由金管會提供一些經過篩選後的資料讓他們看，再用保密條款騙綠營委員放棄話語權，有如啞巴吃黃連地替他們背書，但人民真的會相信嗎？ （作者為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立法委員）

紛擾近一個月的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美重罰案，最新的解釋原因竟然是「寫錯了」！行政院兆豐案督導小組揭露，二○一四年兆豐巴拿馬分行與紐約分行間信用交易金額共四．九一億美元，但紐約分行報送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ＮＹＤＦＳ）時「誤繕」為四十四．九一億美元，導致外界的誤解。言下之意，兆豐銀行也是冤枉被多罰了。只是這樣的說詞，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說服力，反而讓社會大眾對兆豐的黑幕更加好奇而已。 因為一、英文財務報表的數字表達4.91億美元是$491million，而44.91億美元則是$4.491billion，兩者差異甚大，不可能是單純的筆誤。 二、即使是用阿拉伯小寫數字呈現，因四億與四十四億兩者中間也差了一個三位數分節點，疏忽的可能性也很小。 三、更何況會計上服膺雙方平衡的借貸法則，本身就有自動勾稽數字「位移」的機制。 四、現代會計軟體多有輸入自動防錯的功能。 因此，以銀行需要重視精確性的會計系統，竟然會發生繕寫錯誤的事情，而且事隔多時整個銀行體系仍渾然無所知覺的現象，令人覺得十分不可思議，更讓人合理懷疑，整個書寫錯誤可能就是「大頭小尾」的手法操作。 任何的審計加總複驗程序都可以查核到的這種錯誤，我不相信兆豐銀行的報表出門之前，可以完全沒有經過覆核的程序。發生這樣的錯誤，人謀不臧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張兆順董事長是一位資深的會計師，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道理。 更何況，如果真的只是烏龍的「誤繕」事件，代表美國高達五十七億元的罰款也是誤判，兆豐應該據理力爭要求平反，不能繳錢了事又背負涉及洗錢的不實指控，方屬合理。但看不到兆豐銀行有做此主張的訴求，除了凸顯其心虛以外，這樣不合邏輯的說法，如何說服社會大眾？ （作者為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立法委員）

過去年金改革，基層反彈最大的聲音就是「肥大官、瘦小吏」，被改革者間的不公平對待，讓馬政府的改革一事無成。事實上，適用舊制的政務官才是退休制度中的最大肥咖，只談軍、公、教、勞的年金改革，刻意忽視政務人員這隻超大肥貓，很不公平。 政務官為政治任命，只要提名者屬意，毋需任何條件即可擔任，也隨時都可下台，性質上不同於事務官之退休，本來就不應領取所謂的退職酬勞金；更不用說服務滿二年（超短的，如約聘工）即可領取一次退職金，滿十五年（比一般公務員更優惠）即可領取月退俸；且政務官的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一四○％，非常的荒謬。產生這些不合理現象的「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早在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就被考試院公告廢止。但取而代之的現行「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卻在第十三條偷渡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離（退）職之政務人員…，仍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規定辦理」，也就是說不管事務官年金如何改革，這批老政務官的福利是不會受影響的。 當時保留適用已廢止條例的奇怪立法理由，說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但軍公教退撫並不是不能改，大法官會議第七一七號解釋案，國家應給付法定退休金，須顧及公益性，合理調降十八％及退休所得替代率並不違憲、也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對事務官的退休承諾，既已排除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對政務官部分仍予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之主張，造成同為政府工作人員受到不一致的待遇，顯不公平。 林萬億政委宣稱，年金改革會議將採共識決，不會進行投票多數決。但共識必需建立在共同的「公平」價值理念之下，沒有相同的價值基礎，任何的共識都是空談，毫無交集之可能。因此，揪出退休制度的大肥貓，將是年金改革的第一步任務。 （作者曾任臺北商業大學校長、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