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位來自中國的法師，寫了一本《佛法概論》，卻被國民黨指為「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台灣的「中國佛教會」也行文給各地佛教團體，稱《佛法概論》為中國共產黨宣傳，要求協助取締。 這位法師遭到警總與情治單位強迫寫出自白書，自承錯誤，才得以逃過一劫！ 他就是提倡「人間佛教」的印順法師。 在專制極權之下，印順只能委屈隱忍，這是留得青山在的方便法門。以後才能宣揚「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真諦。 今天是印順導師的冥誕。他在1906年的今天（3月12日）出生於中國浙江。  

〈走過228精英受難的地方〉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刊登時改題為〈環島〉)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 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筱峰按：現在已知，林茂生不是在淡水河邊遇害，是被押解到六張犁公墓處決）。 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但是，馬英九硬將這場屠殺說成「官逼民反」。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76年前的今天，3月11日，台灣社會菁英林茂生、陳炘等人紛紛被捕遇難⋯⋯！ 讀歷史是為了將來。 台灣人要防止悲劇重演！

地點在英國，一位政治人物在演講。忽然台下有個人對他高聲辱罵：「狗！垃圾！」 這位政治人不慌不忙不慍不火，立刻回答：「這位先生，請您稍安勿躁，我馬上就要講到你所提出的有關環保的問題。」全場大笑，鼓掌喝采。 這位機智的政治家，就是前英國首相威爾遜（H.Wilson）。他曾分別在1960、70年代兩度擔任英國首相。 今天是威爾遜的冥誕，他出生於1916年的今天（3月11日）。  

1947年3月10日，正值二二八事件中各地社會精英被捕遇難之日，一個嬰兒在嘉義誕生，長大後從事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他就是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張炎憲教授不同於象牙塔中的學者，他從事口述歷史採訪；策劃舉辦台灣史研習營；帶領本土社團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社；編輯《台灣風物》、《台灣史料研究》。在國史館館長任內，編出許多過去國民黨不削編撰的台灣史料，出版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口述歷史達二、三十冊。 他呼籲「台灣的歷史要台灣人自己寫」。 炎憲兄，永遠懷念您！

以下這張版畫是描寫二二八事件的著名版畫，作者是來自中國的美術家黃榮燦。 今天是黃榮燦的冥誕。1916 年的今天（3月9日）出生於重慶，戰後來台任教於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 黃榮燦親歷二二八事件，對受難者深表同情，作出了以下這張表現二二八大屠殺的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 可惜，這位充滿正義感的美術家，在5年後（1952）因白色恐怖也遭國民黨政府處決！

76年前的今天（3月8日）蔣介石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展開屠殺。重貼舊作如下： 〈基隆二二八屠殺〉 （原載2016.4《民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用「屠殺」（Massacre）來形容二二八事件是否合理？如果我們以死傷極為慘重的基隆地區發生的情況來看，答案就應該不言可諭了。 以下我們試舉當時人的見聞來瞭解，這些都是一手史料：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台灣史學者楊逸舟，根據一位基隆市民敘述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這樣描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詳見楊逸舟，《台灣と蔣介石》，頁一三○） 楊逸舟又記述著： 「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地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前引楊逸舟的敘述，與「台灣旅滬六團」的報告情節完全符合。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解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例舉許多殘酷無倫的屠殺方法，其中關於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地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地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詳見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117）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從基隆登陸後的情形，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有些部隊出現「官兵變成強盜」的情形：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1991） 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在基隆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 看過這些歷歷史料，這不叫屠殺，什麼才是屠殺？只是，「港都夜雨」的基隆，曾經在那一年，駝負着台灣史上的腥風血雨…。基隆子弟，台灣子弟，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啥？主張台灣獨立就要講「台語」嗎？沒有講「台語」就不算台獨嗎？那麼廖中山、張忠棟、金恆煒、曾心儀、楊月清、林保華……很多講華語的台獨主張者，都不是台獨份子了嗎？ 有人看了我強調台灣主體性的短片，質問我，既然強調台灣的主體性，為何無講「台語」？（其實我有參著講） 我答：你的意思是，要使用來自福建南方的語言，才能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嗎？ 你怎麼不使用平埔祖先的南島語？不是愈有台灣主體性？ 台灣已漸漸形成多語多族的國家。將台灣獨立建國、台灣主體性，建立在唯一語言的思考，那是一條無尾巷！ 台灣獨立建國是要走大路，先後來到的各族群、各種語言，都能互相尊重，充分展現。   https://youtu.be/WhENpExbWao YOUTUBE.COM 地圖與殖民

  台灣在經歷兩個外來政權的「去台灣化」的教育之後，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意識，使得自己的身分認同產生錯亂。要糾正這種不正常現象，必須從教育根本改造起，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確立以台灣為基點的教育。 直至2006年才有獨立成冊的台灣歷史教科書，然後再進入中國史、世界史。這個變革是教育部長杜正勝努力擺脫過去外來政權的意識形態之後的一項大突破，令人振奮！ 任何改革，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與「既得觀念者」的阻撓與反對。可以預期的，這項課程的改革，也必然遭到習慣於過去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教師與家長的反對。例如，被扣上「去中國化」之類的帽子。這不是「去中國化」，而是結束「去台灣化」，讓歷史教育正常化。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的教育，沒有不是以自己的土地與社會為立足點。 看過前面的兩幅外來政權的教室景觀之後，我心中浮現一幅理想的教室景觀：佈置著台灣地圖、亞洲地圖（當然包括中國）和世界地圖。這也是台灣史地教育應該循序以進的正常步驟。 期待所有台灣的教師和家長，一起來建構屬於台灣的正常教育。   https://youtu.be/WhENpExbWao YOUTUBE.COM 地圖與殖民 地圖與殖民

在綠島人權園區的「垂淚碑」上有一首詩： 「在那個時代 有多少母親 為她們 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這是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而被幽禁於綠島的作家柏楊的詩作。 今天是柏楊的冥誕，1920年的今天（3月7日），他出生於中國河南。 我在回憶錄《小瘋人生》中，有一段「與柏楊的對話」，摘錄如下： 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一項討論族群議題的座談會(地 點好像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但是時間已記不得)，應邀出席座談的還有作家柏楊， 以及陳師孟和瞿海源教授。第一輪發言時由我先講，柏楊在我後面發言時，說我 「筱峰學識豐富，心思敏銳，可惜他是台獨。」第二輪發言時，我回應柏楊剛才的話，說:「柏老剛才說我『學識豐富，心思敏銳，可惜他是台獨』，我認為柏老應該這樣說才對–『筱峰學識豐富，心思敏銳，怪不得他是台獨』」現場聽眾 大笑，柏楊也苦笑。我接著說:「因為我今天的很多思想，包括對中國『醬缸』 文化的了解，是受柏老的許多著作的影響。」 我知道柏楊不主張台灣獨立，但是他有民主素養，所以有人問他「如果經過 公民投票，多數人決定台灣獨立，柏老態度如何?」柏楊回答:「我當然還是要 尊重多數決。」所以柏楊雖不主張台獨，但是他這種氣度，與那些完全媚共、舔 共，支持中共「武統」的「統」派(應該叫「併吞」派)，仍有天地之差。 1988 年，柏楊對「統一」的態度曾有如下的論述:「...屆至目前止，無論政治、經濟、 教育成長，海峽兩岸都有龐大的差距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倉卒統一，台灣住民用血汗培養出來的經濟繁榮，用血淚培養出來的政治民主，會被迅速摧毀，這是不公平的， 不但對台灣人民不公平、對大陸人民更不公平，因為台灣一旦倉卒統一，大陸人民將失去一個奮起直追的標竿，重新回到迷茫位置。」 記得又有一次上 TVBS 的談話節目，談蔣介石，出席節目的除了我之外，還 有柏楊、瞿海源(本來還有邀請一位國民黨人，沒有來)。主持人是深藍立場的蘭萱，但我們出席的三人在節目上大大批判蔣介石。主持人說：「你們都講負面的話，能不能談點正面的，可以給蔣介石一些正面評價嗎?」柏楊說:「好，我想想看。」停了數秒，柏楊接著說:「想不出來！」我在旁大笑，跟著開了個玩笑：「正面還是有啦！起碼 10 月 31 日老蔣的生日那天讓我們全國放假一天。」  

今天是「高雄大屠殺」紀念日，重貼舊文： 〈在二二八事件中彭孟緝真的在鎮「暴」嗎？〉 （原載2005.8台北228紀念館《和平鴿》第5期） 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的彭孟緝於1997年12月19日過世﹐他的兒子彭蔭剛於1998年1月9日在報上刊登啟事﹐為其父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辯護﹐引起二二八受難家屬及許多民眾的不滿。彭蔭剛為父親辯護﹐出於一片孝心﹐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但正因為是在替自己的父親說話﹐難免會因親情而影響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身為台灣的歷史研究者﹐我忍不住想講幾句話。 彭蔭剛在刊登的啟事中﹐敘述其父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為﹐這樣說：「…隔年(民國三十六年)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六日延伸至高雄市。當日因暴徒涂光明等人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先父投降﹐並要求將日軍投降繳械之數師武器裝備﹐全部交予暴徒﹐否則以火燒高雄要塞做恐嚇。先父因事變後奉命為台灣南部地區負責人﹐對此無理要求當即斷然拒絕﹐並在黃市長要求下派兵援救被暴徒佔領之高雄市政府。…」 對於彭蔭剛以上的敘述﹐我必須提出以下幾點說明或質疑： 一﹑涂光明不管他個性如何激進﹐也不論他採取何種行動﹐他絕不是「暴徒」﹐這個理由很簡單﹐就如同孫文不論採取什麼激烈手段﹐他絕不是滿州政權所說的是「大寇」一樣。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如陳進興者流﹐才叫做「暴徒」「大寇」﹐抱持社會正義與理想的反抗者﹑革命者﹐或改革者﹐不論其採取什麼手段﹐亦不論其理想內容如何﹐不能以「暴徒」「匪寇」視之。這點基本認識如果不懂﹐沒有資格跟人家談歷史。 二﹑不過關於涂光明的角色﹐並非不能討論。有關他與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對立之說﹐楊金虎在其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講法。但至於說「涂光明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彭清靠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彭孟緝投降」﹐則未免拗得太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教授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說法﹐試看他的一段回憶：「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彭清靠﹞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按應指省級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準外出。」 到底彭孟緝的兒子彭蔭剛說的對﹐還是彭清靠的兒子彭明敏說的對？我們從以下的反思﹐也許可以得到理解： 如果彭清靠是受涂光明挾持的人質﹐那麼彭孟緝既然不受涂光明的威脅而將之槍決﹐則理應解救人質彭清靠才對﹐但事實是﹐彭清靠跟其他同往的代表林界﹑曾豐明等人也一樣被逮捕﹐林界﹑曾豐明最後跟涂光明一樣遭彭孟緝下令槍決﹐彭清靠雖免一死﹐卻受盡苦刑凌辱﹐「被繩索綑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見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再說﹐上山的幾位代表﹐手無寸鐵﹐竟敢要脅擁有重兵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放下武器投降？難怪楊金虎在回憶錄中問道：「無武裝的老百姓集團要求武裝機關解除武裝真是亙古未有之笑話」。 三﹑彭孟緝最不可原諒的是3月6日派軍隊在高雄市政府的大屠殺。涂光明等人被處決﹑彭清靠被拘押之後﹐彭孟緝接著下令士兵從山上開入市區﹐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然後以機槍向沒有武裝的開會人士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誠如揚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士兵又以刺刀補上﹐殘忍至極。一場殺戮後﹐士兵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立即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極不人道。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書中敘述到這場屠殺說：「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按當時在高雄市政府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僅不是一個武裝組織﹐而且原先亦為陳儀所認可。處理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甚至還扮演著安撫武裝民兵促其不要衝動的角色。事實並非像彭蔭剛所說的「暴徒佔領高雄市政府」。 在高雄市府的這場屠殺之後﹐彭孟緝也配合當時全島的大整肅﹐開始四處捕人捉人﹐許多社會領導精英紛紛被捕捉﹐像楊金虎﹑王清佐﹑郭萬枝﹑蔣金聰﹑王咚…他們最後雖僥倖免死﹐但卻受盡刑辱﹐有些人甚至被打成殘障。 至於在高雄火車站前槍決「人犯」的場景﹐恐怕更是人性殘酷的一項記錄吧！試看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的一段記述：「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經過這場血腥殺戮﹐彭孟緝事後非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蔣介石擢升為台灣警備總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以後更在政壇上平步青雲﹐繼續為白色恐怖統治的蔣政權效命。 想起韓國光州事件的元凶全斗煥被韓國民眾追究﹐終而判處重刑﹐兩相比較﹐我忍不住喟嘆—台灣民眾到底是寬宏大量？還是麻木不仁？

  （以下摘錄自《小瘋人生》第3章「快樂童年 恐怖時代」） 1952 年 3 月 6 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麻豆。 歷史上，和我同樣在 3 月 6 日出生的人物，就我所知有： 哥倫比亞文學家、 記者和社會運動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百年孤寂》的作者賈西亞·馬奎斯， 出生於 1927 年 3 月 6 日。 英國維多利雅時代的著名詩人伊麗莎白.伯朗寧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出生於 1806 年的 3 月 6 日。 還有一位更精彩的人 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集雕刻家、畫家、建築師、詩人...於一身的大天才 米開蘭基羅，出生於1475年3月6日。 我有幸和這些天才們同一天生日。不過，套句李敖的話，他們的天才是天生的，而我的「天才」是媽媽生的。 然而，3 月 6 日也有不幸的悲劇發生，那就是在我出生前 5 年(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部隊於 3 月 6 日進行一場「高雄大屠殺」！ 有朋友說我是那場屠殺下的冤魂來投胎轉世的。我當然不相信這種鬼話。 不過，不論「天才」或是「屠夫」，都與我無關。我無從選擇地出生在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那是二次大戰終戰，日本結束在台殖民統治(所謂「台灣光復」)的 7 年後。 是二二八事件的 5 年後。 是台灣開始軍事戒嚴的 3 年後。也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從 中國撤退來台的 3 年後。 是韓戰爆發的兩年後。 也是中共入侵「西藏」(應稱「圖 博」)，屠殺藏人的兩年後。 是盟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隔年。 是舊金山 對日和約生效、「中日和約」(台北和約)簽訂的 52 天前。 而且就在我出生的 隔天，特務情報頭子的蔣經國，一夜逮捕近四百名無辜的人。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出生在那個難以言狀的時代。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臨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立刻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標榜「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陳儀，有鑑於日據時代專賣制度成效卓著，因此不顧本身的政治文化與官場陋習，一味沿襲。對樟腦、火柴、酒、菸、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此外尚有許多民生物資，則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厲行統制，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統制經濟如果能公事公辦，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從終戰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400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600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贓，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40萬到80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1946年，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28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蜂起，全島騷動。事件的發展循著兩條路線進行﹐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前者指的是出現在各市鎮的武裝民兵﹐對憲警機關的攻擊行動﹔後者則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交涉與斡旋之下，情況漸趨穩定，然而，陳儀﹐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中央政府請兵來台。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3月8日晚，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台灣社會菁英犧牲殆盡，民眾傷亡慘重，死亡人數約一萬至兩萬人。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台灣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早已埋下伏筆。 撫今追昔，二二八的歷史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1945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再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台灣全體住民能不從歷史與現實中展望未來嗎？

19世紀50年代英國愛丁堡有一個小孩，很喜歡麻雀、小老鼠之類的小動物。他覺得動物的叫聲美妙動聽。上小學時，他的書包裏，經常裝著昆蟲、小老鼠等。 有一次正在上課，忽然他書包裏的老鼠竄了出來了，身旁的同學們大聲驚叫！躲的躲，跑的跑，老師怒不可遏，認定這個孩子不可教。他的父親只好幫他轉學他校。 這個被老師認定不可教的小孩，後來成為世界第一位發明電話的人，他叫做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G.Bell）。 今天是貝爾的冥誕，他出生於1847年的今天（3月3日）。

戰後的通貨膨脹是日本造成的嗎？ 請看曾令毅教授的說明。 曾令毅 統派人士說，終戰不久日本人故意運來大量臺銀券，讓日人收購物資引揚返日，導致臺灣通貨膨脹。但事實上戰爭末期臺日交通中斷，通貨臺銀券紙幣極度缺乏，加上陳儀為阻斷中國內部的惡性通貨膨脹，乃要求沿用臺銀券，因此由大藏省委託鹽見俊二押運臺銀券，並由美軍允許監督，一部份提交行政長官公署所用，一部份留給總督府殘務事務局運用，即便後來造成所謂的收購物資，繼續流通臺銀券也是陳儀所允，怎麼能夠怪日人的陰謀論呢？ #武之璋有看過這麼基本的資料嗎  

「醫師，我沒錢付醫藥費，怎麼辦？」一位貧病交加的病患對醫師說。 慈祥的醫師笑著：「放心，來這裡看病無錢不要緊。」 病人心懷感激地拿了藥回家。未料回家後竟然在藥包裡發現有錢，病人趕緊把錢拿回給醫師。但醫師親切說：「你正需要錢，這點錢，你免客氣。」 這位仁醫就是謝緯，他也是台灣長老教會的牧師。 今天是謝緯的冥誕。 有「台灣的史懷哲」之譽的謝緯醫師，1916年3月2日出生於南投。

今天是波蘭作曲家「鋼琴詩人」蕭邦（F.F.Chopin ）的冥誕。1810年的今天（3月1日）誕生於華沙近郊。 他7歲時就創作了波蘭舞曲，8歲登臺演出，不足20歲已出名。他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歡迎的鋼琴作曲家之一。 我喜歡蕭邦，不純粹是他的音樂本身，而是他的關切國家時局的精神。蕭邦拒絕為外來統治者演奏，帶著一把波蘭的泥土離國。他在巴黎聞知波蘭正爆發反抗帝俄統治的革命時，內心掙扎著是否要回國參加革命，最後因父親擔心他身體孱弱，勸阻他回國。但蕭邦為多難的祖國哭泣、禱告，終於化悲憤為音符，寫下了不朽名作─C 小調「革命」練習曲！ 波蘭有蕭邦，台灣有蕭泰然，都會不朽！

  監察院范巽綠委員提出1980年228發生的林義雄省議員家宅滅門血案的兇手，呼之欲出。 我在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也做了如下的判斷。 （以下節錄自《小瘋人生》第10章） 而今，我在執筆寫這本回憶錄的此刻，林家血案已經滿40週年了。兇手在哪裡。誰是兇手?仍然石沉大海。儘管指不出兇手的名字，但我可以確信兇手是何種人。 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兇手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殺手，何以見得? 自從1979年12月13日大逮捕後，我們《八十年代》雜誌社(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和和平東路口的大樓的8樓)的辦公室門外，天天都有特務人員輪班站崗。我一大早到去上班，都還會跟辦公室門口外早已來「上班」的特務打招呼，他們都以略顯尷尬的神情像我點頭。我後來乾脆拿椅子出去請他們坐，他們更顯尷尬。 林義雄家的前後，也都有特務人員廿四小時守候監視，所以要進入林宅，絕對難逃守在前後門的情治人員的眼光。 以林義雄的人格、家世和社交來看，林宅兇殺案絕非「情殺」、和「財殺」。如果只是單純的情殺或財殺，早就被曝光了。此案當然是政治性謀殺，而且選擇在敏感的228的日子下手，更具政治色彩。 當時關於228事件的議題，島內還不敢公開討論，只有海外台灣人團體在論述。接觸海外情資的情治單位人員，反而比一般台灣民眾對228更為敏感，所以會選擇這個敏感的日子來教訓台灣人。 案發後有人臆測，兇手是黨外人士，中國時報還報導受傷的林奐均說，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後來證明是訛傳。 如果兇手是黨外人士，守候林宅前後門的特務們早就如獲至寶掌握人證，宣佈破案了! 一位來台研究「台灣地方政治」與「黨外人士」的澳洲學者家博(Bruce  Jacob，綽號「大鬍子」)，因為與林家小孩很熟，他在當天11時許曾打電話到林家，與雙生小孩聊天，這個電話錄音遭情治單位掌握，家博遭羈押約談一段時日，曾一度被疑為兇手，差一點當替死鬼。 當年差一點被國民黨當作兇手的家博，長期研究台灣，支持台灣，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可惜他於2019年11月癌逝）。 這個政治性滅門兇殺案的兇手們(應該不只一人)，唯一的可能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人員。只有自己人才能通過監視順利進入林宅行兇，而不會破案。隔年(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博士的命案，也可做如是觀。4年後(1984.10.15)的「江南命案」，不就是情治單位結合黑道行兇的嗎?幸虧發生在美國，才可以破案。 所以，兇手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殺手，絕無疑義。而且兇手是職業殺手，所以兩個雙胞女兒和阿嬤都刀刀深中要害。

（原載2001.8.21.新台灣週刊） 二戰後，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一場政治風暴﹐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混沌不清。過去專門迫害民主運動﹑蹂躪人權的人﹐竟然以「改革者」的姿態出來競選總統﹔將公款存入自己兒子和親屬帳戶的人﹐在東窗事發之後﹐竟然可以反過來罵別人抹黑他﹐是在對他實行「白色恐怖」﹔不斷匯錢到國外﹐在美國購置房產給兒子的人﹐竟然還高喊「打拼為台灣」。這樣的人物﹐竟然還有不少人在支持。這個社會的是非在哪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五十多年的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台灣這個社會上充斥著醉生夢死﹑貪生怕死﹑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人﹐他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悲情？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尤其是越來越功利的年輕人﹐過慣了安逸的生活﹐他們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蒙田包」不是肉包、刈包，而是著名品牌的時尚精品，因為其總公司位於法國巴黎的著名精品街「蒙田大道30號」（30 Montaigne）。這條街名就是得名於法國文藝復興作家蒙田。 讓我詫異的是，「蒙田包」不是人人能買得起的名牌精品；但是蒙田卻是一個文風簡樸，人人可讀的作家。 我最喜歡蒙田這句挖苦學者的話： 「艱澀是學者用來變把戲的銅板，目的是為了避免洩漏他們徒勞無功的研究，而人類的愚蠢，則對它熱切地照單全收。」 所以蒙田有「生活的哲學」之美稱。文字語言平易通暢，不假雕飾，形象親切生動，富於生活情趣。 有趣的是，他常用自己做題材，他說「吾書的素材無他，就是我自己」。但他又說「我知道什麼？」 今天是蒙田的冥誕，他出生於1533年的今天（2月28日）。 他的百萬字的《隨筆集》（又譯《嘗試集》）流傳至今。

你聽過葡萄會憤怒嗎？ 「在飢餓人的眼中，憤怒在燃燒著。在人的靈魂裡憤怒的葡萄被裝滿，已經很重很沉了。」 這是美國作家史坦貝克在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中的一句話。 在為了維持高價格而銷毀過剩產品的商業社會，史坦貝克以寫實的小說《憤怒的葡萄》表達他對底層農工（左派愛用的名詞「無產階級」）的關心。 他的書雖然曾被禁止、被焚燒，最後卻獲得美國圖書館小說類獎、普立茲獎、美國總統自由獎章，更重要的是促使國會立法保護農民。 他的另外一部描寫移工的作品《人鼠之間》，同樣曾被列為禁書，最後卻讓他於196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他曾經被列為禁書的作品，今天卻是美國中學生必讀的讀物。 這位美國偉大的作家約翰·史坦貝克出生於1902年的今天（2月27日）。 他說：「自由探索的心靈是人類最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