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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余杰)
余杰相關文章
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說的是今日西朝鮮?
「西朝鮮」駐美大使秦剛(法新社檔案照)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西朝鮮駐美大使秦剛透過視訊出席美國智庫卡特中心和布希美中關係基金會聯合舉辦的線上座談會。這兩個機構都是美國的「擁抱熊貓派」,這兩個前總統下台後都曾親自或派家人下屬到西朝鮮「發大財」,對川普對華強硬政策使他們喪失了繼續發財的良機不滿,所以主動向秦剛拋出橄欖枝。 有這樣的機會,秦剛自然不會錯過。他表示,當前美國一些人對中國的誤解、誤判加深,最根本是把美中關係定義為民主與威權的對決,挑動意識形態對立,是當前中美關係面臨嚴重困難的癥結所在。這種委過於人的說法,乃是戰狼本色。 但另一方面,秦剛也竭力展現「懷柔」的一面。他在會上說,中國自古以來有深厚的民本的基因,一千四百多年前就發明了科舉制,「是今天西方公務員制的鼻祖」。今天中國的人民民主是全過程的民主,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同人民在一起、一切為了人民,跟林肯所說「民有、民治、民享」是一樣的。 秦剛當然忘不了讚美習近平。他指出,目前的中國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曾長期在基層和地方任職,例如習近平十六歲就到西北農村當農民,五十四歲到國際大都市上海任市委書記,從層層歷練中體察到了民間疾苦聲,也得到了人民的愛戴、信任和擁護。 秦剛的這番發言,首先是背離基本事實。比如,他說科舉制「是西方公務員制的鼻祖」,就是典型的自說自話。西方的公務員制度是在近代化過程中形成的,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科舉史》中指出,科舉制度是中國社會與歐洲社會的一大差異,中國是政教合一的法王國家,科舉的政治色彩太濃,因而不是非常良心的制度。皇帝設置科舉是為了改變分權性質的封建遺風,打擊貴族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所以唐太宗才會看到進士的隊列感歎,「天下英雄盡入我穀中矣」。 又比如,習近平十六歲到延安當知青,並非心甘情願去的,而是作為「黑五類」子女,被迫服從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少年習近平受不了農村的苦,偷偷跑回北京,還一度被當做「盲流」關押。毛讓知青下鄉,是利用紅衛兵擊潰劉少奇、鄧小平的黨內官僚集團之後,「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傳統做法,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荒廢與毀滅,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 其次,秦剛引用林肯的講話,卻並不理解林肯的真義,林肯說的「民治民有民享」都指向美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即代議制政府——政府是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政府不是人民的父母而是人民的服務者,人民也有權(甚至用手上的槍)推翻暴政。中國人何曾選舉過政府和最高領導人?就連只是在網上發幾句牢騷的網民,都會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逮捕和判刑。若是林肯來到中國,對中國體制的概括只能是「黨治黨有黨享」。 秦剛引用林肯的講話,向美帝示好,嚴重違背了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若在鄧小平時代,他會成為「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清除的「精神污染」,也會成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 秦剛的這番說法,也是跟習近平唱對台戲。二○一三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出「九號文件」,列出侵入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敵對「西方力量」分別是:西方憲政民主、人權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司法獨立、新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習近平氣勢洶洶地說,中國絕不「搞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那一套」中當然包括林肯所說的「民治民有民享」。二○二一年七月,中共剛剛搞完百年大慶,又在北京召開高規格的「世界政黨大會」,習近平在視訊峰會時講話說,「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他還說,國際規則應是世界各國共同認可的規則,不應由少數人來制定。 換言之,美國和林肯不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中國模式可取代西方模式。對於不引用習語錄而引用林肯語錄的秦剛,中國外交部是不是應當召回國內、打入天牢?
余杰
2021-10-10
龍應台是「跨海政商聯盟」這襲華麗袍子上的一隻虱子
套用張愛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龍應台就是「跨海峽政商聯盟」這襲華麗袍子上的一隻虱子。(資料照) 套用張愛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龍應台就是「跨海峽政商聯盟」這襲華麗袍子上的一隻虱子。 「跨海峽政商聯盟」這個概念是學者吳介民發明的,警示橫跨台海兩岸的政商關係,特別指向權力與商業利益(資本)的交易,例如在國共合作模式下獲得特殊利益的權貴政客(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實為北京對推動「兩岸整合」有功者的打賞。近年來,中共利用這些關係建立起影響台灣內政的槓桿,這種操作已相當純熟。 吳介民指出,中國因素想在台灣國內產生政治效應,需要在地力量的配合,才能產生具體的行為作用。也就是結構(貿易依賴結構)與網絡(政商關係網絡),必須通過行為作用而發揮影響力。在台灣協助中國的行為執行者,包括政治人物(如退休的顯赫政治人物、各地行政首長、立法委員、各級議會議員等)、新聞媒體、工商人士、宗教界、文教機構、NGO與社會團體、地方派系樁腳等。一個龐大的「在地協力者」網絡已悄然形成,嚴重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 相對於「跨海峽政商聯盟」所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而言(如旺旺集團),龍應台在中國出版市場上的所得,只是其九牛一毛;但她作為超級暢銷書作家在中國所獲得的版稅,在文化圈內則是讓人羨慕的天文數字。經濟學者何清漣形容李敖為「兩岸制度套利者」,龍應台也是如此:她利用在台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香港和中國換取優渥的待遇;然後再將在香港和中國取得的崇高讚譽投射到台灣,使台灣民眾對其「國際地位」仰之彌高。甚至她在海外華人世界也儼然有「太后」的尊貴地位:一個在西方的華人文化社團邀請她去演講,她提出的待遇是飛機頭等艙和酒店總統套房。 那些能在中國走紅的海外文化人,都是有統戰價值的人,也是願意配合中共統戰和大外宣的人。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其文化和出版市場由黨國牢牢控制:什麼書可以出版,什麼書不可以出版;什麼人可以在媒體露面,什麼人不可以在媒體露面(甚至能不能入境中國),統統都由黨國宣傳部、統戰部、國安部說了算。貴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秘魯作家略薩,因為在西班牙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隱瞞武漢肺炎真相,其作品就立即被中宣部下令從所有書店和網站下架,這就是批評中共必然付出的代價。台灣有不少長期遊走於兩岸三地文化人,比魯莽的略薩聰明多了,他們知道什麼話中共喜歡聽,什麼話中共不喜歡聽。他們在中國說中國人喜歡聽的話,在台灣說台灣人喜歡聽的話,在香港說香港人喜歡聽的話。 二○○四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批評龍應台對中國的獨裁暴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是華文世界最早批評龍應台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我還批評過的類似文化名流還有:余光中、陳映真、葉嘉瑩、李敖、饒宗頤、白先勇、何炳棣、楊振寧……這張名單可一直開下去。他們顯赫的名聲、等身的著作、橫溢的才情,都無法遮掩「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帝王唱頌歌」的本質。龍應台是其中隱藏最深的一個,她不像陳映真那樣堅持極左立場喪失台灣言論市場而移居中國,不像李敖那樣露骨地跑到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歸隊」,也不像葉嘉瑩那樣公開賦詩稱頌習近平是一代明君,她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停刊後撰文追問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還寫過一生中最勇敢的一篇聲援天安門母親的文章,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圈內享有一定美譽度。而中國與台灣之間在信息和觀念上存有一個時間差,台灣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大步邁向本土化,中國自由派公知則一直停留在「民國粉」的階段,所以龍應台的那種大江大海思維和文字頗能引發中國讀者的共鳴。他們基本上不知道龍應台當了馬英九的文化部長之後,在台灣已被年輕一代和民主力量所拋棄。 在三地的制度差異、矛盾衝突尚未全面凸顯的年代,這些「制度套利者」可以左右逢源、幾邊通吃;但當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港台喊打喊殺、蠶食鯨吞之時,「跨海峽政商聯盟」華麗的袍子越來越遮不住袍子下木乃伊的腐臭,依附於袍子上的虱子也一個個曝光於天下。此次龍應台的反戰論在台灣招致一致的批判,也為作為一個傳銷品牌的「龍應台」畫上了句號。
余杰
2020-10-19
馬英九是台灣最不安全的因素
民主國家的民選總統,卸任後享有終身優厚待遇和福利,但一般都回歸平民身份,將退休生涯投注到其個人的興趣愛好上,通常不會對繼任者的政策指手畫腳。這是「前總統」基本的職業道德。 美國總統卸任之後往往回到家鄉,規劃總統圖書館,並從事體育、藝術及公益事業。比如,卡特幫助窮人蓋房子,雷根在莊園中練習馬術,老布希喜愛跳傘,小布希成了業餘畫家。 唯有少數「為老不尊」的「前總統」,不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原則,不僅忘記自己當總統時政績很糟糕,而且企圖以布衣身份干擾現任總統施政,此類人物,美國有歐巴馬,台灣有馬英九。這兩匹「劣馬」,既是最差的總統,也是最差的「前總統」。 歐巴馬不願回到芝加哥,對參與總統圖書館事務毫無興趣,偏偏以攻擊川普為其新的全職工作,卻忘記了恰恰是他執政的八年把美國搞得一塌糊塗並讓中國為所欲為。而馬英九不甘寂寞,在中國與世界脫鉤、世界與中國脫鉤的國際新局勢面前,反其道而行之,聲嘶力竭地勸說台灣與中國牢牢掛鉤。 歐巴馬批評川普政府防疫。(法新社) 馬英九執政八年,領導國民黨完成了「脫美入中」的大轉型,也讓台灣與中國實現了「半掛鉤」。台灣門戶洞開,中國勢力長驅直入,如太上皇般如臂使指。若不是太陽花運動猛剎車,台灣已然被中國全然鎖定。 國民黨在其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有五次大轉型。第一次是孫文在廣東建立割據政權,甘當從蘇俄傀儡,將國民黨由宋教仁時代議會民主制下的選舉型政黨變為黨政合一、黨軍合一的列寧式政黨。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和成立南京政府之後,國民黨拋棄蘇俄,投靠美國。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政權繼續在美國的庇護下維持其半威權統治。第四次是李登輝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國民黨也心不甘情不願地成為選舉政治模式下多黨競爭的諸黨之一,但其威權底色至今尚未全部褪去。第五次則是從馬英九到韓國瑜時代,國民黨由反共變為投共,以「專制回潮」抗衡台灣的民主深化。 國民黨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中潰敗,韓國瑜在高雄遭到罷免且民進黨重新收復高雄,在此一歷史低谷中,馬英九突然異常活躍,如發表「首戰即終戰」說,如舉辦「國家不安全論壇」,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心東山再起。這些動作背後,明明可見北京牽線人的動作。中國被美國川普政府的組合拳打得節節敗退,意圖在美中漫長戰線的最薄弱環節——台灣——扳回一城。中國在台灣佈局長久而縝密,國民黨早已淪為其隨附組織,國民黨不是其棄子,而是其馬前卒,用國民黨來顛覆台灣的民主,是中國瓦解美國攻勢的妙招。 馬英九對會議現場聽眾連珠炮式的反問根本不在意:「當年八二三砲戰,蔣公屈服了嗎?」、「中美斷交時,經國先生屈服了嗎?」、「台海危機時,李前總統屈服了嗎?」、「你現在談這些事情,對得起張靈甫、邱清泉、黃百韜將軍嗎?」在他看來,這些提問者都是不能與時俱進的木乃伊。他眺望的是未來,希望在大中華的框架內完成其歷史地位:不僅是小小島國的「前總統」,不僅僅是率領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三次合作的黨主席,更是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僅次於習近平的「第二功臣」。而台灣是他達成此豐功偉業的墊腳石。在此意義上,馬英九是台灣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20-08-30
李克強鞋子上的泥巴
為何只有總理的皮鞋沾滿泥巴?(取自自由亞洲粵語YouTube)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連戰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有一次到偏遠鄉村視察原住民村落。隨從為他拉開車門,連戰低頭一看地上滿是泥濘,立即將伸出的一隻腳又縮回去。他腳上穿的是一雙數千美元的、訂製的名牌皮鞋,豈能被泥濘玷汙?於是,連戰就坐在車上,跟一群原住民講了幾句話,然後絕塵而去。 這個細節再次註釋了國民黨為什麼在中國被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二○二○年七月初,中國總理李克強赴貴州視察。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畫面中,李克強從一輛中巴車下來,步履輕快地走在塵土飛揚的山路上,周圍是一群熱情歡迎的農夫。央視記者的鏡頭專門定格在李克強腳上的運動鞋:鞋身沾滿泥巴,李克強卻渾然不顧。李克強如此紆尊降貴,跟連戰判若兩人。共產黨當然比國民黨更能贏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必得天下。 然而,李克強鞋上的泥巴的故事並沒有真正結束。有觀眾發現,陪同總理視察的官員和隨從,雖然一直跟著總理飛奔,但他們沒有一人的皮鞋上沾著一點泥巴,他們的鞋子全都一塵不染。難道李克強的鞋子具有神奇的魔力,跟大地上的泥土特別有緣? 顯然,李克強鞋子上的泥巴是其秘書專門拿去給他沾染上的。陪同他的官員,沒有一個敢照葫蘆畫瓢一一總理做的事情,下級官員豈能僭越?於是,電視鏡頭上才出現這種巨大反差,總理的鞋子「一枝獨泥」。 李克強不是第一個利用鞋子作親民秀的中共總理。李克強的前任溫家寶在下鄉視察時,常常穿一雙破舊的、國產的「雙星牌」旅遊鞋。當時中共官媒發表了一篇煽情的報導,這篇報導還被作為小學語文課的教學材料。報導寫到,有一次,溫家寶到河南考察,一天中午,溫家寶身邊的工作人員拿著一雙旅遊鞋找到一位補鞋師傅說:「它開膠了,請幫助修一下。」這位補鞋師傅望著這雙鞋,「它是那麼的熟悉,記得兩年前總理來豫時它曾被修過,望著它,不由得使人浮想聯翩……有誰會想到它來自溫總理的足下,有誰能想到它伴隨著我們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總理已多少年了」。這篇報導最後寫到:「它壞了,它被泥水與汗水浸開了膠;它又被修好了,它在修鞋師傅的手中再次恢復了原貌。那純白略帶黑條紋的雙星牌旅遊鞋,陪伴著我們的溫總理,走過了全國三十個省市,走過了全國數千個縣(市),從工廠到農村,從鄉村中小學、醫療站到城鎮居民社區,從水利工地到田間地頭,從抗洪搶險第一線到受災群眾的帳篷……。」有多少人讀到這裡會熱淚盈眶? 中國人不可能讀到《紐約時報》,不可能知道《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及其家族財富的報導。經《紐約時報》記者查證,這位腳上穿著打滿補丁的鞋子的總理,以及他九十多歲的、從未工作過的老母親的帳戶中,有二十七億美元的巨額財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溫家寶看到報導惱羞成怒,揚言要狀告《紐約時報》,結果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溫家寶哪裡敢在紐約跟《紐約時報》對簿公堂?溫家寶是老一代影帝,李克強是新一代影帝,他們演出相同的劇幕,只是觀眾已經有了「火眼金睛」,再也不會被他們輕輕矇騙了。
余杰
2020-07-27
錦衣衛治國:中央政法委取代中宣部
兩名戴著口罩的中共黨員,在北京街頭擔任安全檢查員。(法新社檔案照)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二日率領大批官員,前往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視察武漢肺炎疫苗研發工作。(歐新社檔案照) 習近平在二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說:「我們改進和加強對外宣傳,運用多種形式在國際輿論場及時發聲,講好中國抗疫故事,及時揭露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污衊抹黑、造謠生事的言行,為疫情防控營造了良好輿論氛圍。」習近平講話之後那半天時間,官方發布的疫情實時追蹤顯示,新確診人數和新死亡人數都歸零了︱︱真是厲害了,習皇帝和習大聖!中共公布的疫情數字,不能用統計學來判斷,只能用政治學來測度。 在習近平講話前五天的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法委下達了一份名為《關於加強對政法系統依法防控疫情、維護安全穩定先進典型宣傳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所有媒體遵循習近平的指示,「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進一步弘揚正氣、激勵鬥志、激發社會正能量」。《通知》中詳細寫道,「要深入挖掘動人事蹟和鮮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有人情味的『暖新聞』」,要讓一線執法者「忠誠無畏、無私奉獻、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鮮明」。《通知》還特別提到善用新媒體平台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重要性。 《通知》下達之後,真實反映民情的報導立即全都被「和諧」。一位前線記者感受到了肅殺的氣氛:「二○○九年新疆發生『七五』事件的時候,我也遇過類似的狀況……但沒有像現在這麼嚴。」 耐人尋味的是,對媒體下達「死命令」的,不是中宣部,而是中央政法委,顯示中宣部已經不再擁有宣傳口的決策權,而由中央政法委取而代之。這是一場中共權力機構內部靜悄悄的權力轉移,乃至「軟性政變」。這個權勢轉移表明,習近平連宣傳部都不信任,只信任中央政法委,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刀把子」。他派遣到湖北和武漢撲滅疫情的官員,都是政法系統的「習家軍」,疫情沒有撲滅,先撲滅真相。 早在有「政法沙皇」之稱的周永康垮台之際,有不少中國知識份子和民眾歡呼雀躍,似乎奸臣落馬,從此天下太平。我是差點被周永康的走卒毆打致死的受害者,我卻沒有絲毫的樂觀想法。周永康雖然倒掉了,只要政法委的體制不變,政法委統轄公安、法院和檢察院,將「三權合一」,中國的法律就是「非法之法」,中國的執法就是「知法犯法」。果然,習近平迅速提出血淋淋的「刀把子」之說,政法系統更成為一個只聽黨魁指揮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對公民社會和異議人士的打壓更加殘暴。 政法委發話,各種「暖新聞」便熱氣騰騰地出爐:媽媽是護士,上「前線」救護病人去了,剛出生二十天的雙胞胎開口問父親:「媽媽到哪裡去了?」共產中國的嬰孩真是個個天賦異稟,比哪吒三太子還冰雪聰明,出生二十天就能開口說話。一張當警察的丈夫與當醫生的太太隔著玻璃伸手相對、彼此鼓勵的「催淚」照片風靡天下,細心的讀者卻發現,那個太太原來是漢子裝扮的,口罩沒有掩住全部的鬍鬚。甘肅替前往武漢支援的女醫護人員剃光頭,上海則給前往武漢支援的女醫護人員注射黃體酮以推遲生理週期︱︱而且全都是「自願」的。這樣的報導,豈不是驚天地、泣鬼神? 然而,我沒有被中國的「暖新聞」所感動,我偏偏被這則小小的資訊所感動:一位朋友上網求買口罩,見一羅馬尼亞商人聲明口罩只賣給香港人、不賣給中國人,好奇心起,特致函問原因,並獲回覆。覆函原文是英文,謹翻譯如下:「僕嘗生活於共產制度之下,商店貨架空空如也現象,如在目前,亦深知望貨架興歎之苦。猶記當年見辱於一群低能統治者,聽其指揮,聽其命令,所感所受固不足為外人道。無數往事不堪回首,與其稱為『回憶』,不如說是慘痛經歷。當然,時代今已不同,唯僕仍深佩港人之為自由奮鬥,故口罩只賣予港人。」不是過來人,說不出這樣的話。我雖非港人,我亦為之淚下。那些被香港黑警殺害的數百名手足的生命,重如泰山;那些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在武漢肺炎中死去的中國人的生命,輕如鴻毛。
余杰
2020-03-09
當世衛組織成為習近平的隨附組織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有兩個細節耐人尋味。 習近平還是那一副萬國來朝、高高在上的派頭,而譚德塞則如同小狗見到主人般,嬌羞地迎上去撒嬌。這位世衛總幹事,來自得到中國大筆外援的非洲窮國埃塞俄比亞,是「中國的老朋友」。他的工作能力如何並不清楚,拿過中國多少錢也不清楚,但他最少懂得天朝的禮儀、懂得如何與習近平握手,只要具備了這點常識,當這個中國控制下的國際組織的總幹事就綽綽有餘了。 第二個細節是,兩人在會談的時候,兩人中間隔了三張桌子,這是中共的國事活動中前所未有的安排。兩人距離之遠,讓咫尺也成了天涯。可見,習近平膽小如鼠,生怕被傳染上武漢肺炎,即便不是從武漢疫區來的客人,也要離他遠遠的。此種自私自利、色厲內荏的懦夫,又怎麼可能親自到武漢,現場表演「愛民如子」的活報劇呢? 習近平在談話中說:「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我相信只有我們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一定會戰勝這一次的疫情。」這裡,他突然又將疫情防控工作的最高領導權奪了回來,視剛剛被冊封為中共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克強如無物。他不當組長,卻又自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那麼疫情失控,他該當何罪? 習近平的談話,從頭到尾充滿了戰爭術語。他說,「對中國人民來說我們現在正進行一場嚴肅的鬥爭」,「在中共領導下充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精準施策,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仗」。另外,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激勵引導黨員、幹部在疫情防控鬥爭中挺身而出、英勇奮鬥,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這套戰爭術語可以做出多重解讀。其一,習近平根據其掌握的「內參」研判,中國的疫情已經相當嚴重,並非官媒報道的那樣微不足道,疫情讓中國已然瀕臨戰爭的邊緣;其二,疫情引發了中共黨內的深層矛盾,習近平的無能已然成為敵對派系挑戰他的合理藉口,習近平的位子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穩如泰山;其三,中共雖然掌權七十年了,仍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身份轉變,中共如驚弓之鳥般,無時不刻處於戰爭狀態——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和與本國人民的戰爭,從未停息。 譚德塞當然聽不懂習近平的弦外之音。譚德塞宛如習近平的哈巴狗,世界衛生組織宛如中共的隨附組織。正因為對中國百般奉承,不敢惹得習近平龍顏大怒,使得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風險評估出現嚴重錯誤。拖延多日之後,世衛組織終於在公開報告中承認,此次冠狀病毒的風險「非常高,在區域層級上高,在全球層級上也高」。世衛組織表示,此前報告中做出的「一般」的評估,是「措辭有誤」——這顯然是文過飾非,難道報告起草者是宛如習近平那樣的白字連篇的文盲嗎?就連習近平本人都視疫情為「戰爭」,世衛組織為什麼不引用習近平的「戰爭」這一具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措辭呢?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20-02-01
文明沉淪只要幾分鐘
兩廳院。(資料照) 上海台辦主任李文輝應柯文哲邀請日前來台,在各處踩點,有民眾投訴,李至國家音樂廳欣賞交響樂,遲至中場休息時才入座。而且,樂團表演時,李在3樓包廂違反規定恣意照相攝影,被音樂廳工作人員制止。諷刺的是,陪在李文輝身旁的就是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何康國和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鄭立彬。 這兩位音樂家為什麼不敢制止李文輝的粗魯行為呢?或許因為他們要看柯文哲的臉色,樂團經費和他們的薪水來自於台北市政府,雖然是市民的稅收,卻仰賴市長的喜怒。 柯文哲說,他跟「上國使者」不談政治,但是共產黨的台辦主任所從事的工作,除了政治還有什麼呢?對於共產黨而言,音樂是政治,也是統戰的一部分。 文明有序地聆聽交響樂,需要幾代人的薰陶、教育、訓練。然而,文明向野蠻沉淪,只要幾分鐘——李文輝宛如一頭闖入瓷器店中的公牛,這幾分鐘是對音樂的羞辱,也是對台灣的羞辱。所以,真該為那位挺身而出制止他的工作人員鼓掌,他不畏權貴,忠實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聽了交響樂也不會較高尚 音樂並不能讓李文輝和柯文哲顯得多麼高雅和高貴,正如音樂也不能讓希特勒和納粹的暴政具有合理性。希特勒將華格納尊為納粹種族優劣論的「精神教父」,其音樂亦被奉為「亞利安精神源泉」,希特勒甚至能把《紐倫堡的名歌手》第二幕的歌詞一字不差地唱出來。 希特勒喜歡的第二位音樂家是貝多芬。1942年希特勒53歲生日的慶典上,演奏的就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但是,喜愛音樂並沒有讓希特勒殺人的時候有所遲疑。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司令官克拉麥也具有極高的音樂素養。他的主要任務是用一種極度認真和冷靜的態度實驗用毒氣殺人:「門一關上,女囚犯們就開始尖叫。我從一個小孔去窺視會發生什麼現象。這些女人只掙扎了一分鐘便倒在地上。」他殺人如麻,這一點也不妨礙他是一個熱情的音樂愛好者。他聽到舒曼的夢幻曲時,甚至動情地落淚了。 在電影《鋼琴師》中,邪惡的納粹軍官因為熱愛音樂而救了鋼琴師一命,在音樂面前,眾生平等,既撫慰無辜者的靈魂,同樣也能撫慰罪人的靈魂。 那麼,這兩位台灣知名音樂家,為什麼不能禮貌地勸阻那個拿出手機來拍照的不禮貌的客人呢?希特勒可以讓音樂家消失在集中營,史達林可以讓音樂家消失在古拉格,李文輝背後的共產黨絕不能把台灣的音樂家消失在新疆的「再教育營」。 (作家) 何康國:展廳人員制止違規者 長久默契 北市交團長何康國表示,李文輝當天並未遲到,中場才入場聆賞的是因公務耽擱行程的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對於李文輝疑似持手機照相、錄影的行為,他和鄭立彬並非坐在李文輝的正後方,但觀察李文輝當天的舉止,他推測略有年紀的李應將手機鏡頭當作望遠鏡使用,何康國強調李的行為當然不對,因為手機亮光確實影響觀賞品質,但長久以來表演團體與場所管理者的默契,制止違規者皆由場所管理者執行。(記者楊媛婷)
余杰
2019-10-27
評中國賓拉登恐攻NBA
為了羞辱NBA和美國,中國網民在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發表「支援賓拉登、九一一」、「炸死美國人」等訊息。眾所周知,中共當局嚴格控制社交媒體的言論,稍有不妥即予以刪除,但偏偏對這類言論揮手放行。 在這些留言中,一部份用「支持九一一」來類比莫雷「支持香港人」。比如,「如果說莫雷對於香港的言論是因為言論自由,我們無權干涉的話。那我是不是可以說,賓拉登九一一事件做的太好了,我們應該鼓掌歡迎」。因為中共一直將為民主自由而抗爭的香港人抹黑成「暴徒」、「恐怖份子」、「美帝走狗」、「賣國賊」,這樣不倫不類的類比在中國網民那裡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NBA 總裁席佛(Adam Silver),首圖來源:截自 NBA 總裁 個人臉書 。 另外,也有一部分中國人顯然是真心支持恐怖份子「重創美帝」,他們留言說: ‧我支持九一一事件和逝去的抗美鬥士賓拉登。九一一事件我認為是一次偉大的為信仰而戰。支持九一一,這是正義的行為!我支持賓拉登的一切維護世界和平的自由行動。祝每天九一一。 ‧我支持九一一事件和逝去的抗美鬥士賓拉登。 ‧我只能支持九一一了。 ‧你要是跟我提言論自由,那我還覺得九一一是阿富汗人民的反抗呢。 用惡毒的言論攻擊NBA和為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叫好的人士中,也包括一些中國網絡大V。經過從胡錦濤時代中後期一直到習近平時代的多輪整肅之後,中國網絡大V銳氣盡消,只能通過仇美言論宣洩心中鬱悶。 此次事件中,中國官方跟中國民間的立場高度一致,中共確實有「民意基礎」。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話來說,到中國做生意,不了解中國的民意,是要出問題的,這就跟清末慈禧太后重用義和團時所說的「民氣可用」如出一轍。難怪學者資中筠說,一百多年了,中國什麼都沒有改變,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 這一次,中國官方和中國民間不知是互相鼓勵還是互相綁架,共同秀出中國最不堪的下限。當年,日本人用偷襲珍珠港才讓美國人朝野上下同仇敵愾;如今,中國人用社交媒體上的風言風語就實現了同樣偉大的目標。 中國人為九一一叫好,這不是第一次。九一一事發之時,就有訪美的中國代表團在美國的機場公然鼓掌,也有不少中國人在網上幸災樂禍地歡呼。那時,我和劉曉波等友人發表了一封題為「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公開信,譴責恐怖主義、哀悼無辜死難者,卻遭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謾罵。不過,當時美國人忙於救援和沉浸於悲痛之中,沒有太多注意到中國人的出格言行。 這一次,中國人故意踩到了美國人的底線,美國人終於發現,原來很多中國人跟伊斯蘭恐怖分子一樣邪惡,他們心中的惡念跟伊斯蘭恐怖分子相似,只是他們沒有勇氣將其付諸實施。這一次,美國人不會無動於衷,正如網絡評論人Miula所論:「對於美國來說,現在中國人表態支持對美國的恐怖攻擊,那就是美國真正的敵國無誤。只能說,這把火燒到這麼大,恐怕已經無法澆熄。」話已經說出,箭已經射出,再也收不回來了。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19-10-13
他們的跑車跟他們國家的國旗一樣紅
中國富二代們組成超跑車隊大秀「炫富式愛國」。(擷取自推特)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主戰場當然在香港,但在世界各地也都次第展開。在台灣的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有限,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去騷擾台灣的各種聲援香港的集會,但在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紐西蘭等中國留學生雲集的國家,中國留學生形成了自二○○八年「保衛奧運聖火」之後最大規模的集結——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他們都不能舉行這樣的愛國集會。 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等地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共使領館的統一安排部署下,舉行「反反送中」的愛國遊行,清一色的百萬跑車開出來兜風,有多輛是醒目的紅色法拉利,他們似乎要刻意嘲諷反對者的窮酸,亦盡展官二代在國內的爹媽的貪腐成果。 十年前,英國有一家報紙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留學生涯的報導,主標題頗有文學色彩:《他開的跑車如他的國家的國旗顏色一樣紅》,副題則是:《他的國家的國旗說是革命者的獻血染的》。如今,中國留學生的盛舉,可以寫成另一篇報導,只需要將「他」改成「他們」就恰如其分了。 開跑車的人未必就是「上流人」,反之,開跑車的人往往是「下流人」。澳大利亞南澳大學的香港學生發起支持香港示威者行動,期間有身穿潮牌服裝的中國留學生闖入示威者人群,用流氓語言集體辱罵港生。在社交網路廣泛傳播的一個視頻是:一位香港女孩高喊:「Hong Kong stay strong(香港保持強大) ! 」一群中國留學生以流氓腔集體謾罵:「操你媽╳!」聲音響徹雲霄。這四個字是純正的北京話,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沒有學會。 西方有足球流氓,中國則有愛國流氓和留學流氓。這些中國留學生跟元朗的白衣人一樣,只要愛國,一俊遮百醜。他們愛國是有原因的,與其說他們愛國,不如說他們愛像鮮血一樣紅的法拉利跑車。當年,紀曉嵐罵和珅說:「你口口聲聲說愛大清,愛大清,居然貪了這麼多銀子?」和珅心平氣和地反駁說:「能讓我貪這麼多銀子的大清,叫我如何不愛她?」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轉發了這段罵女生的母親的生殖器的視頻,然後在旁邊故作立地評論說:「據說是在澳大利亞南澳大學。港獨在喊:HK stay strong。內地留學生對喊:CNMB。老胡無語。」老胡是羨慕這些在有言論自由的西方可以隨意罵人的後生嗎?而在他自己黨報工作,只能溫良恭儉讓? 在微博上開放的評論中,很多人讚美這些「愛國者」。比如肖曉少帥說:「最好聽的和聲!最好聽的粗話!」四夕杏雨說:「從來沒看到的抱團愛國,特別是九○後○○後,真的是一次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示範。」他們宛如義和團轉世。這些卑微的網民,也就只有這麼一點言論自由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所謂的「低端人口」,卻習慣用「高端人口」的身分思想和言說。他們命若韭菜,心若鐮刀。然而,正如有人諷刺的那樣:「粉蛆和韭菜的結合,不能變成冬蟲夏草。」主子的紅色跑車,不會讓他們坐一次,甚至不允許他們摸一下。
余杰
2019-08-26
一國兩制 警匪共治
做為共產黨孿生兄弟的國民黨,也是一個靠殺人越貨起家的「暴力團」。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清共,倚重的就是杜月笙等上海青幫勢力。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故技重施,用黑幫消滅黨外運動,甚至派黑幫份子到美國暗殺了作家江南。
余杰
2019-07-29
袁世凱中華民國國父?
被視作推翻清朝開端的武昌起義,其實跟孫文毫無關係,反觀袁世凱(見圖)大總統任命更具合法性,致力推動現代化的做法更像個國父。(取自網路) 被視作推翻清朝開端的武昌起義,其實跟孫文(見圖)毫無關係,反觀袁世凱大總統任命更具合法性,致力推動現代化的做法更像個國父。(取自網路) 香港評論人陶傑在《歷史,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說:在「歷史」(History)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間,有時已經有點「白馬非馬」的意思;「歷史」與「歷史教科書」(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為馬」的戰場。 《顛倒的民國》(大是文化提供) 孔子說亂臣賊子 偷渡成王敗寇論 孔子編春秋,令「亂臣賊子懼」。講歷史,只要說事實即可,為何強調要令亂臣賊子感到害怕呢?誰來定義何人為「亂臣賊子」?很明顯,由孔子來定義。孔子編春秋,不是述史之簡單,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見。孔子是服務於權力的打工仔,有他的小算盤,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是亂臣賊子了。 歷史書寫是一場生死攸關的「靈魂爭奪戰」。你的靈魂屬於上帝,還是屬於撒旦?你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奴隸?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史書(包括歷史教科書)。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近現代史書寫,雖然冠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馬列主義等新式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本質上仍然是在修建一垛「成王敗寇」、「大一統」、「天下帝國」的高牆。比如,海峽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孫文與陳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義與邪惡、主人與叛徒的二元對立。我從小就對這一套敘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後,在北大圖書館查考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歷史的真相原來是顛倒過來的:孫文才是剛愎自用、詭計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獨裁者」,他驅使軍隊製造西關慘案,遭到廣州民眾之唾棄;反之,陳炯明信奉民主法治、為官清正廉明、實踐地方自治、深受廣東人愛戴,根本不是陳「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論及中國政治和中國歷史,胡適大部分時候都是清醒者,這種清醒卻讓他幾乎每次都成為少數派。孫陳決裂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評論說:「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他對孫文從來就沒有好評。 胡適看破孫陳決裂 一人獨醒批孫遭轟 這番議論自然引來一片呵斥之聲,國民黨左派的《民國日報》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和〈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發動廣州事變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規則,看到以上論述,自然莫名驚詫。他立即反駁說,國民黨的立論「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而陳炯明的行動「是一種革命」。他進而辯解說:「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中國的近現代史,被書寫成受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以「華人與狗」並列來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國力最孱弱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放棄帝國擴張的夢想與實施。左宗棠寧願向西方銀行借高利貸,也要完成媲美衛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地屠殺數百萬計的回民、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而在被神聖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殺數十萬滿人的歷史被遮蔽了。北洋時代,徐樹錚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內附」並殺戮不服從者的歷史,更被「愛國賊」們津津樂道為「維護祖國統一」。 馬克思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傳入中國之後,「反帝」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獨裁者和野心家對民眾實施集體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號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遺忘。二二八屠殺變成了清除居心叵測的「皇民」的正義行動,六四屠殺變成了消滅「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必要措施。 武昌起義無關孫文 袁世凱更致力現代化 我們的腦袋和心靈被豆渣和雜草充滿,像是武俠小說中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的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卻又自願去充當加害者。我們真的以為「鴉片戰爭」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場「自由貿易」的戰爭,自由貿易、法治、人權的觀念,是英國通過戰爭的手段強迫清帝國接受的,受益者是清帝國的普通民眾;我們真的以為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而不知道武昌起義跟孫文毫無關係,南京臨時政府並不具備當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的合法性─相反,袁世凱才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父」,其推動現代化的功勛讓孫文望塵莫及。 我們真以為蔣介石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本領,卻不知道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指揮蔣介石的蘇俄名將加倫將軍(布柳赫爾元帥)等人打贏的;我們真的以為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逃到台灣,卻不知道是蘇聯的東亞戰略騙過和勝過美國,左傾的羅斯福輕信史達林,放任東歐和中國成為蘇聯的「盤中餐」。 如果你從小讀國民黨、共產黨、左派炮製的歷史書,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你會成為被吆屍人驅趕的殭屍。 歷史教科書如蟲蠱 一不小心變「帝吧」 中國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寫過一本關於吆屍人的小說,那是關於中國這個「必須分裂的帝國」的隱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書就如同「蠱」,中了「蠱」的人就會變成喪屍,喪屍咬到活人,活人立即變成下一具喪屍,如此這般,喪屍的數量幾何級地擴散。於是,吆屍人趕著千萬具喪屍出征,「屍海戰術」,無往不勝:屠殺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義和團,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幫助共產黨運糧食彈藥的農民,在朝鮮戰爭戰場上身穿薄薄單衣發起不怕死的衝鋒的解放軍士兵,在文革中揮舞毛澤東紅寶書的紅衛兵,以及今天「出征」蔡英文臉書的中國「帝吧」小粉紅,還有遍及世界各地的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你願意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 (作家)
余杰
2019-07-13
慈母與兒子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電視專訪中,以一個關愛孩子的母親自比,並認為即便香港百萬人遊行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數以萬計的年輕人走在抗爭最前線,她仍然堅持修例,是不想縱容「任性」的孩子。 林鄭確實是一名「慈母」,不過這個稱號只對她自己生出來的兒子管用。她早已為兒子安排好了高人一等的英國身分、英國學歷。作為林鄭的兒子有福了,前程似錦,花香滿徑,他怎能不對慈母感恩戴德呢?而且,既然林鄭敢於僭越上帝的權柄,宣稱「天堂有位留給我」,那麼,她一定也為兒子在天堂預留了一個最好的座次。 然而,對那些和平示威卻被警察肆無忌憚地暴力鎮壓、頭破血流、生命垂危的香港年輕人來說,林鄭不是「特首慈母」,而是冷血的幕後殺人凶手。善良的人們不禁要追問:一個港英時代培養起來的、多少知道法治價值的政務官,為什麼在短短幾年間,就蛻變成面目猙獰、心狠手辣、堪比六四屠殺期間的李鵬那樣的屠夫呢?可見,「中國式病毒」宛如急速擴散的癌細胞,即便原先不是那麼壞的人,一旦被北京欽點和重用,立即全面潰敗,從頭爛到腳。 狂妄地將自己看作是民眾的母親,是中國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體現。在民主國家,政府官員不是人民的「父母官」,而是公僕。對於林鄭的自我定位,一群香港母親發表公開信予以拒絕和譴責,公開信指出:「我們是一群香港母親,我們絕不會以催淚彈、具殺傷力的橡膠子彈及布袋彈攻擊我們的孩子。我們也不會看到年輕人在警棍下血流滿面仍無動於衷。何況人民不是特首你的孩子;人民不需要你的施捨,只要你作為一區之首,作為一個公僕,用心聆聽各方聲音,並作出適當、適時的回應。」 無獨有偶,跟林鄭的「慈母說」堪稱絕配的,是六四屠殺的元凶、「總射擊師」鄧小平的「兒子說」。中共曾經拍攝了一部關於鄧小平的紀錄片,名字就叫「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據說,這是鄧小平生前自我期許的「第一身分」,甚至高於黨魁和軍委主席。然而,正是這個窮凶極惡的「中國人民的兒子」,悍然動用野戰軍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母親」的兒子。 獨裁者忽而扮演「慈母」,忽而扮演「兒子」。鄧小平當然不是林鄭的兒子,林鄭更不敢充當鄧小平的慈母。這一對在不同時空中的獨裁者,彼此惺惺相惜,心有靈犀,他們真實的想法是:人民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媽媽,聽話人民就是奴隸,不聽話的人民就是敵人。聽話的人民,為了確保永遠聽話,必須自願佩戴「送中條例」那樣堅不可摧的鎖鏈;不聽話的人民,因為任性犯上、桀驁不馴,只能讓他們嘗嘗從煙霧彈、橡膠子彈到一槍致命的達姆彈的味道。
余杰
2019-06-24
從反送中到反中
六月九日,香港百萬民眾上街抗議即將通過的引渡條例。我在媒體上看到遊行的人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咿呀學語的孩童、有坐在輪椅上的殘障人士,不禁為之淚下。 響應香港反送中人數大爆滿,主辦單位宣布遊行提前出發。(美聯社) 「送中」條例比當年香港人成功擋下的「二十三條」國安法還要可怕。它一旦通過,一國兩制即蕩然無存,香港便被徹底融入中國。以後,北京當局不必像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那樣,出動來自中國的便衣特工,偷偷摸摸地到香港實施綁架;北京當局可以隨意到香港抓人,想抓誰就抓誰,並且堂而皇之地讓香港警察「依法」充當其打手和工具。所以,港人傾城而動,奮起抗爭。 在香港的歷史上,這場抗議活動僅次於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屠殺之後香港兩百萬人上街抗議的那一次,是一九九七年香港遭受北京政權「劣質殖民」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中國網友引用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編註:台譯《刺激1995》)中的台詞慨嘆說:「飛翔過的鳥兒注定是關不住的,他們每一片羽毛都閃爍著自由的光輝!」 香港這場的「反送中」運動,若能繼續在思想上深化,則理應往「反中」的方向大步邁進。「反送中」與「反中」,一字之差,卻是質的飛躍。「反送中」只是反對中共政權壓迫香港特區政府接受引渡條例這一具體事件,而「反中」則是反對「中國」這一中央集權的天朝帝國、反對「中國人」這一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式的身分認同,反對宛如醬缸和糞坑的「中國文化」——唯有同時反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這三者,香港方能「因反對,得自由」,方能從「東方之珠」昇華為「西方之珠」。 目前,香港已經進入與邪惡短兵相接、貼身肉搏的階段。香港的敵人是誰?僅僅反共是不夠的,還必須解構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這三重根深柢固的「集體無意識」。不認識到「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這三個名詞就是邪惡的代稱,不將中國這個升級版的納粹帝國從地球上抹去,香港和台灣,以及在這座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大集中營中的十三億「低端人口」,都沒有未來。我一生都將致力於從思想和精神層面上解構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獨立是香港唯一的生路。遺憾的是,當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中共暴政的時候,台灣卻有數十萬人匯入荒腔走板的「韓流」,為自我標榜為「平民皇帝」的政客搖旗吶喊,以為「韓總統」可以帶領全家老小到中國行大運、發大財。古語說得好,自作孽,不可活;若是自己找死,上帝也救不了。難怪一位香港網友哀嘆說:「多可悲,我們香港人很羨慕台灣人可以遠離中共的暴政,台灣卻有這麼多人想試試親近暴政,多麼諷刺啊!」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19-06-11
每個人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六四
林慕蓮《重返天安門》(八旗文化提供) 為期7週的八九民運,中國政府以「維持社會穩定」為由派出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拿起石頭怒砸坦克車以表不滿,並站上傷痕累累的坦克車要求改革開放。(美聯社檔案照) ●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有多難 1989年5月14日,學生及地方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提出改善經濟危機、杜絕政治貪腐,以及追求民主政治、新聞自由等訴求。(法新社檔案照) 再一次與林慕蓮見面,是在台北慕哲咖啡舉辦的《重返天安門》新書發表會上。上一次的見面是十多年前在警察如影隨形的北京,林慕蓮採訪我,便衣警察在一旁毫不掩飾地監聽,試圖施加心理壓力,讓我們的表達「點到為止」。這是在北京的西方記者和接受採訪的異議人士的生活常態,我們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假裝這些肆無忌憚的警察像空氣一樣對我們無害。 1989年6月4日,一名男子以肉身抵擋開往天安門「鎮暴」的4輛坦克車,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對比震撼畫面,成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美聯社檔案照) 如今,在台北市中心這間擁擠悶熱卻無比自由的咖啡館,我們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了。華人世界唯有台灣可以出版此類六四題材的書籍。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之後,香港出版業尤其是政治類書籍的出版全面崩壞。早在六四屠殺25週年之時,《重返天安門》一書的英文版就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牛津在香港有中文出版的分支機構,但中文版被冷凍五年之久,出版之日遙遙無期。林慕蓮說,她對中文版的看重超過英文版,因為最應當了解這段歷史的應當是中國人。最終,中文版得以在台灣出版,台灣有理由為之驕傲。 寫作過程超保密 電腦從沒連過網路 討論六四問題,對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而言,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更不用說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很多中國作家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比如廖亦武曾因為複製幾百份長詩《大屠殺》在朋友圈中傳播,而被捕入獄、備受酷刑折磨,最終流亡德國。即便對於一位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外國記者來說,寫作關於六四的書,仍然不是輕而易舉的選擇。林慕蓮在新書發表會上坦承,在寫作這本書時,她的孩子與家人都生活在中國——她的女兒剛好跟我的兒子一樣大,都出生於2008年。顧慮家人安危,她也曾猶豫再三、欲語還休,但她堅信,「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所以還是冒著危險開始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開始這項「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的志業,用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的話來說,這是「牛犢頂橡樹」。 在警察國家的首都,在「數位極權主義」肆虐的共產黨統治中心北京,外國記者的身分本身就具有危險的顛覆性。林慕蓮知道,一切都必須小心翼翼、謹言慎行。她告訴牛津出版社的編輯,在書稿完成之前,他們不能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的寫作和編輯工作,這種做法脫離了西方出版界的慣例。她最終完成的書稿,跟最初跟編輯討論的內容已然大相逕庭,她反倒擺脫了編輯的束縛,享有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當然,為了防範中共干擾,她使用一台「從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書稿存放在臥室的保險箱內。包括若干受訪者在內,幾乎沒有人知道她在寫這本書。 ●發生在成都的錦江賓館屠殺 《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最重要或最獨特的部分,是關於四川成都的鎮壓情況。長期以來,關於六四屠殺的敘述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門」這個詞語本身就是帝都北京的象徵。這種對北京的過度關注,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央集權模式的延伸——北京膨脹到吞噬掉北京之外全部的中國,讓人以為唯有北京才值得被書寫、被記錄。 然而,雖然八九民運主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但中國各大城市先後都爆發了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最後都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縱觀全中國,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民眾與軍警衝突之劇烈的城市,成都僅次於北京。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人在歷史上以有「反骨」著稱,歷代反抗中央暴政的四川勇士前仆後繼、不絕如縷。當年,上街遊行抗議的成都學生和市民有數十萬人,他們模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佔據了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高峰時有一千七百名學生參與絕食。 抹黑民運成暴行 自導自演商場大火 林慕蓮尋訪那時在當地的美國外交官、留學生、教師、商人,取得美國解密外交電報,並獲得一份由中共老黨員撰寫、秘密帶出國的報告,又翻查政府年鑑及官方出版的《成都暴亂始末》,道出「成都天安門」的鎮壓細節,尤其是錦江賓館屠殺的真相。 六四那一年,我是16歲的少年人,生活在成都郊區,並未目睹抗爭與鎮壓的過程,但我聽聞市內最大的百貨商場「人民商場」被焚燒的事件。官方宣傳機構定調說,這是「暴徒」的「暴行」的一部分,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鎮暴是必須的。林慕蓮則在書中指出,這件事很可能是中國版的「國會縱火案」,因為這家國有商場事先得到通知,組織員工從容不迫地搬走店內較為昂貴的商品,其搬運過程還有照片為證。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是共產黨一手策劃此事件,給血腥鎮壓提供理由。 書中披露的錦江賓館屠殺,就連做為成都人的我亦前所未聞。六月六日,軍警追殺民眾,有若干民眾逃入錦江賓館的院子,試圖入內尋求庇護,因為美國領事館和很多外國人都在這間成都最高檔的賓館內,卻被賓館的保安拒之於門外。若干西方人士親眼目睹了武警進入錦江賓館,用鐵棒毆打走投無路的、已被制服的市民,「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殺人,那些還活著的人不斷哀求他們給一條活路」。後來,更有人看到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而且有一個沙袋在動——沙袋裡裝的是此前躺在地上的人。再後來,這些沙袋被吊上卡車運走,「很多人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 鐵棒亂毆裝麻袋 扔上卡車活活悶死 2019年5月31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當年的目擊者之一、現任美國國會議員的安迪.萊文(Andy Levin)的訪談。30年前,萊文是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化系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對象是亞洲的佛教,希望經過四川進入西藏做田野調查,無意中成為這場屠殺的見證者。當時,他走到一名正在殺人的士兵面前,用英語對士兵喊道:「你不能這樣做!你這是在沒有任何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殺人。」他不會說普通話,而那名士兵肯定不會說英語,對他不予理會。很快,一些警衛把這個膽大包天的外國人趕走了。萊文回到房間的陽台,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可奈何。他發現,士兵們將屍體和奄奄一息的受害者裝入麻袋,扔到大卡車上,就像他們是一袋袋馬鈴薯。「如果那時那些人還沒有死,那麼壓在下面的人很可能會窒息而死。」凌晨3點剛過,他們就把車開走了,沒有人知道屍體的下落,受害者的命運不會比納粹焚屍爐中的猶太人更好。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錦江賓館大屠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正如究竟多少人死於北京的天安門屠殺也眾說紛紜:從25人到300人,沒有一個數字可以被確定。 2019年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在公開聲明中第一次稱六四事件是「大屠殺(full-on massacre)」,這個詞用來形容發生在北京、成都以及其他地方仍被隱藏的屠殺是恰如其分的。 ●那些學生領袖不是英雄,而是心理受創者 不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六四,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六四。六四之後,很多親歷者尤其是著名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甚至像趙紫陽這樣因六四而出局的高級官員,都先後出版了關於六四的個人回憶錄、傳記以及歷史研究著作。但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著作固然提供了不少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卻也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另一些真相。這些著作中大都缺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論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那種「複調性」,不由自主地將自我英雄化、聖潔化,並將對方小丑化、妖魔化。他們急於捍衛或者塑造自己的歷史地位,卻發現這一切宛如沙灘上的城堡,禁不住潮水的衝擊。在這些著作中,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個異數,極少有中國人像劉曉波那樣無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到令其他人產生嚴重不快的心理反映的程度。 林慕蓮筆下的六四當事者,具有以前絕大多數著作中少有的複雜而矛盾的面向。林慕蓮沒有將劉曉波以及學生領袖們當作毫無瑕疵的英雄看待,她觀察到並呈現出他們在與極權主義抗爭過程中的傷痕累累,他們無可避免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腐蝕,他們在「去留肝膽兩崑崙」的選擇中的失落與困惑。尤其是那些當時只有18、19歲、是幼稚的大學本科生的學生領袖們,生命軌跡被六四攔腰斬斷,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既享受了雲端的榮耀,也品嘗了低谷的孤獨。 人生停留在六四 走不出失敗的屈辱 在這本書中,林慕蓮目光犀利,下筆溫情:「他們或許應該要接受心理治療。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無所不在的花束、紅地毯,還有令人迷失自我的鎂光燈。他們備受崇拜、所向無敵,直到突然有一天,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發現鎂光燈與奉承都消失了,他們孤身一人,被困在一個陌生世界,甚至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潮流轉向了,而他們是前一波浪潮留下來的漂流物。媒體是他們的唯一盟友,然而……這些盟友是多麼反覆無常。」他們中的很多人,直到30年後還沒有從嚴重的創傷中痊癒,甚至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 比如,柴玲屢次發出令人費解的公開言論,甚至引發天安門母親的嚴厲譴責,其實如果將柴玲看作是一名病人,如同從戰場上撤退下來的、患了戰爭綜合症的士兵,就很容易理解她那些脫離常理和常識的言行了。他們似乎被定格在六四那一天,從此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一輩子背負著失敗者的屈辱。 比如,林慕蓮筆下做為第19號通緝犯的張銘,沉溺在主張放棄的道家思想和用中醫拔火罐來治療獄中落下的頭痛的實驗中,對比他年輕整整一代的妻子絕口不提自己六四的經歷。 林慕蓮也寫出了反對者陣營內部的分歧與敏感的關係,天安門母親彼此之間以及天安門母親與劉曉波之間,既有相濡以沫的情誼,也有真實的隔膜。 ●遺忘是活著的先決條件嗎? 林慕蓮給中國一個特別的定義「失憶共和國」。在中國,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林慕蓮描述了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擠在人群中觀看升旗儀式的經歷,那些被民族主義激情控制的普通人,全然忘記了這裡曾是大屠殺的現場。她寫道:「人特別容易遺忘,因為他沒有從內心清理自己行為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為了掠奪自己的利益,什麼都可以不顧:對內心的,對文化的,對自然環境。」她形容說,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六四遺忘症 政府推動、人民是共犯 派駐北京期間,林慕蓮驚訝發現,不僅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此一無所知。她拿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4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這是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老闆馬雲的名言,馬雲說,鄧小平下令「六四」鎮壓,「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對於唯利是圖的當代中國而言,毛主席的話或許不再是真理,但馬雲的話一定是真理——當然,馬雲還說過另外一句話:「我的錢就是黨的錢。」 譴責中共的邪惡與殘暴,是大多數關於六四的著作的固有立場。但是,這種譴責往往將自己排除在外,並將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隔離開來:黨很壞,人民是好的,至少是無辜的。但林慕蓮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卻悲哀地發現,「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於是,後六四時代的中國,成為災難深重的中國:從SARS病毒到四川地震,從毒奶粉到毒疫苗再到非洲豬瘟,都是六四後遺症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反過來,因為災難實在太多了,中國人便採取遺忘歷史並對現實視而不見的方式,像快樂的豬那樣活著:只要下一個被宰殺的人不是我。 (作家)
余杰
2019-06-02
中國又迎來新的焚書時代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在中文推特圈上,一名河南科技大學的學生發出一則推文:校方搜查學生宿舍中是否藏有宗教書籍,結果把「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等文學名著也算進去了。搜查人員將這些書統統沒收,並告知學生說,要送上去集中銷毀。學生辯解說,這是習近平主席也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對方卻置之不理。 書名中有基督山和聖母院的詞彙,就是危險的宗教類書籍,習近平要剿滅基督教的狼子野心明明可見,讓昔日的義和團和紅衛兵也相形見絀。 是的,習近平主席讀的書,普通民眾是不配讀的。幾年前,習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並發表了講話時,提到了數位法國的文學巨匠。習近平說:「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巴黎聖母院》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赫然就在其中。 習近平當然不可能讀過這些書,否則他不可能熱情萬丈地掀起轟轟烈烈的焚書運動。只有不讀書的人才如此仇恨書籍,將每一本書都當作潛在的顛覆性因素。如今,中國的出版界已經陷入動輒得咎的境地。據多位中國的編輯證實,二○一九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各出版社下發了一份內部文件,明確提到將縮減書號總量、壓縮圖書品種。此前,認證身分為「三鼎甲圖書公司總經理」的「出版人邢海鳥」在微博上稱:「二○一八年是出版嚴控之年,出版總局減少十萬個書號,約佔全年書號的三分之一……。」所謂書號,就是書籍出生的「準生證」,中共當局通過書號制度嚴格控制圖書出版行業。中國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有的,都需要國家授予一定數量的書號,才能按部就班地出書。少數私人出版商,想出書就必須向出版商購買書號,而且書籍內容仍然要受到出版商的嚴格審查。對於當局不斷緊縮的出版政策,出版界人士怨聲載道:「前幾年可能不費太大勁就能出的書,現在就很難出了。這裡面沒有標準成文的尺度,多是依靠出版社自身的判斷。只是大家都知道,有某種東西在那裡。」「這樣久而久之,就會導致整個文化對某一塊知識的系統性遺忘吧!」 不能自由地閱讀「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等書籍的地方,還能稱之為大學嗎?作家斯.茨威格說過:「在一個毫無權利的時代,閱讀是有教養者唯一的特權。而一個喜歡自由而獨立閱讀的人,是最難被征服的,這才是閱讀的真正意義——精神自治。」習近平要征服十三億中國人的心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禁止閱讀和愚民教育。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焚書之後必然是焚人,已開始焚書的中國,下一步必定是焚人。
余杰
2019-05-20
天安門的學生沒有武器,為什麼也被屠殺?
在人們可以投票選舉總統的民主國家當中,大概唯有台灣這個國家,才可能有這一號人物出來選總統,而且因為其富可敵國而深受一部分「經濟選民」的信賴與崇拜。
余杰
2019-05-06
是共產黨變了 還是國民黨變了?
看來,沒有變的是共產黨,變了的是國民黨。國民黨應當請倪匡到台灣給他們上一節共產黨基本常識課,才不至於為了「人進來、貨出去」而淪為共產黨餐桌上的人肉。
余杰
2019-04-22
趴下 就成了奴才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中國官媒《光明日報》之「光明網」刊登了一則新聞:中宣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不是一般性的學習,而是學習近平語錄)自二○一九年元旦上線以來,引起全國線民高度關注。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詩詞大家葉嘉瑩先生特為該平臺題詩一首,李殿仁、李文朝、何雲春等依韻步和,現輯選部分作品以饗讀者。 其他那些東施效顰之作,不忍卒讀。葉嘉瑩這位被中共當作「國寶」養起來的「大師」,所寫的究竟是一篇怎樣驚天動地的佳作呢?且看其《為中宣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題詩》: 中華詩教播瀛寰,李杜高峰許再攀。 已見舊邦新氣象,要揮彩筆寫江山! 如果不是明確標註作者是葉嘉瑩,我還以為這是文革期間郭沫若所寫的吹捧毛澤東、江青的打油詩。當人們紛紛嘆息葉嘉瑩「晚節不保」時,我卻想起不久前讀過的葉氏的名作《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葉氏讚揚說:「王國維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學者。他之偉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所追求的東西有所不同。」她認為,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陳寅恪先生說,我們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治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說,讀書是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如果不能夠自由地追求真理,那麼生活就成為一種痛苦。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認為的王國維為什麼自殺的原因了。」 葉嘉瑩進而批評說:「當前很多人之研究學問其實是出於一種功利的目的。像現在大學博士班裡的有些學生,他們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工作、比較高的等級和比較高的待遇。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完全是出於功利的目的,這在中國內地的教育界、學術界,是很普遍的現象。」 或許,葉嘉瑩自己也沒有想到,她寫這本書、說這番話之後沒過多久,她本人就蛻變成早先所批判的對象。在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習近平時代,「一名教授說了幾句真話就淪為流浪漢,一名流浪漢說了幾句正常話就成了偶像」,葉嘉瑩的粉墨登場,即便不是「為稻粱謀」,也是為了滿足文人不甘寂寞的虛榮心。在一個沒有國學大師的時代,只要能被當作國學大師供奉起來,就可以不必「因真理,得自由」了。 這是一個多麼醜陋的時代,一不小心,就看到葉嘉瑩變成了凌友詩。年齡可以當凌友詩的奶奶的葉嘉瑩,在曠世英主習近平面前,也可以演一齣「少女情懷總是詩」的青春版《牡丹亭》了。 余英時只有一個,葉嘉瑩卻有無數個。卡夫卡說過,挺住,意味著一切;而我要補上下半句:趴下,就成了奴才。
余杰
2019-04-08
李稻葵重彈林則徐的老調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在中共政協大會的發言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表示,外部壓力和國內經濟面臨下行的問題是中國「成長的煩惱」。但他對未來前景樂觀,認為不必擔心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處於下風,「我們在芯片(晶片)方面確實受制於人,但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維生素(維他命)、抗生素原料出口國,一旦減少出口,某些發達國家的醫療系統就運轉不靈」。 在中國,一旦當了官,無論原先多麽聰明的人,就會變得頭腦愚蠢、心思邪惡。李稻葵對中國的華為、中興等企業偷竊美國技術、違反美國法律的種種惡行避而不談,反倒指責西方嫉妒中國的快速發展,真是倒打一耙。李稻葵提出的中國反制西方的方式,根本不像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的理性言論(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連一般稍稍瞭解常識的普通人都不會如此異想天開。各種維生素、抗生素都是西方發明的,只是西方嫌利潤太薄而不再生產,如果中國惡意減少出口,西方要恢復生產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中國要靠這一招給西方致命打擊,真是可笑的自取其辱。 李稻葵的謬論,讓人不禁想起清末時林則徐對西方的看法。中英戰爭初期,林則徐認為自己勝券在握,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信心滿滿地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和步伐都不是其長處,他們的腿足裹纏,束縛嚴密,膝蓋屈伸不便,到了岸上便無所作為,我們有制伏他們的辦法。」林則徐又認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沒有從清國進口的大黃、茶葉以輔食,將會消化不良而死:「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也就是說,西方離不開中國的貨物,中國則不必進口西方的產品。所以,如果中國不出口這些特產,很快英國就會乖乖求饒。當然,這場戰爭的結果如何,不用我再多說了。 李稻葵此次重彈林則徐的老調,只能說明他在哈佛大學並未學到什麼真才實學。他是奉黨中央之命令到美國「偷學」的,偏偏像馬英九一樣學無所成。哈佛大學的學位對他們來說,只是向眾人炫耀的「神光圈」而已。 中國偷竊外國的技術,從晶片到飛機,從核武器到台灣的石斑魚,真是從天上飛的到地上跑的,坑矇拐騙、無所不偷。近日,日本大阪府警方依涉嫌違反《家畜傳染病預防法》為由,逮捕了大阪府的餐飲店主前田裕介和無業者小倉利紀,兩人被指控涉嫌把日本和牛受精卵和精子帶往中國,企圖以幾百萬日圓的價格賣給「中國熟人」。報導稱,和牛是日本主要的出口農產品之一,若和牛受精卵和精子流往海外,可能會對日本國內畜產業產生嚴重打擊。 這樣一個「竊賊國家」,卻要高聲威脅以減少出口維生素和抗生素來讓發達國家的醫療系統運轉不靈,這種陰暗與邪惡的心思意念,真是跌破人類的底線。
余杰
2019-03-18
腐魚發臭從頭起
《成報》董事局主席谷卓恒在推特上發文揭露,習近平家族貪腐嚴重。(取自谷卓恒推特)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土耳其人有一句諺語:「腐魚發臭從頭起。」這句話被土耳其詩人烏韋伊西寫入他生動有力的教誨詩篇中。這位詩人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末期統治集團的內部腐化給予猛烈抨擊。當時,蘇丹在深宮中花天酒地,對民生疾苦不聞不問。上行下效,一些不學無術的流氓無賴出錢買下官位,還另外僱傭替身幫助處理政務,自己卻在家中收取賄賂。於是,整個帝國的政治江河日下。 這句古老的土耳其諺語正好契合今天中國的現實。習近平掀起的反腐運動,一開始有聲有色,獲得「苦秦久矣」的民眾喝采。但習近平進入第二個任期之後,打虎運動仍然繼續,不斷有大老虎被揪出來示眾︱︱胡錦濤時代的整個中央軍委,除了作為主席的胡錦濤一人之外,所有的成員、將星閃爍的上將都已鋃鐺入獄;但是,民眾早已陷入「審美疲勞」,再也打不起精神來鼓掌了。根本原因在於,民眾並未享受到打虎的成果,主持打虎運動的「打虎將」,卻被揭露出他本人才是真正的大老虎。 繼郭文貴在美國「幫助中共反腐」之後,「郭文貴第二」谷卓恒又高調登場。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成報》董事局主席谷卓恒在推特上貼文揭露,習近平家族貪腐嚴重,超過了過去包括江、朱、李、胡、溫、曾等幾大家族。近日他會慢慢揭示習近平家族的貪腐情況,包括其在廣東和香港的全部資產。 據谷卓恒透露,從香港被抓回的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的資產,被一間名為秦川大地的公司接管,涉及資金規模有萬億美元。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東是習近平的姊夫鄧家貴,鄧家貴所控制的資金規模,遠遠超過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流。鄧家貴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首富。而習近平不可能對姊姊、姊夫的財產狀況一無所知。 谷卓恒還在推特上說,自從揭露習近平家族的腐敗真相後,自己在香港受到跟蹤和電話威脅,甚至有過被綁架的經歷,但他絕不會妥協,並且「有信心把那把破鐮刀和那把破斧頭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據說,他到美國之後,已得到FBI的保護。 與郭文貴一樣,谷卓恒的背景複雜而神秘。由中國政府控制的香港《大公報》曾公開指控谷卓恒是經濟罪犯,並稱他已在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名單中。也有媒體報導說,谷卓恒的另一個身分是中國總參情報二部的特工,他曾手持高級軍官的證件出入香港。 谷卓恒或許真的是中國情報部門的「內部人士」,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特殊身分,讓他像郭文貴一樣,知曉不少中共的內部機密情報,包括習近平家族的腐敗情況。所以,他的爆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習近平是最大的老虎,這一事實說明,腐敗之於中共,是制度問題,英國思想家阿克頓有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掌握了絕對權力的習近平,必然是絕對腐敗。
余杰
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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