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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國賓拉登恐攻NBA

評中國賓拉登恐攻NBA

為了羞辱NBA和美國,中國網民在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發表「支援賓拉登、九一一」、「炸死美國人」等訊息。眾所周知,中共當局嚴格控制社交媒體的言論,稍有不妥即予以刪除,但偏偏對這類言論揮手放行。 在這些留言中,一部份用「支持九一一」來類比莫雷「支持香港人」。比如,「如果說莫雷對於香港的言論是因為言論自由,我們無權干涉的話。那我是不是可以說,賓拉登九一一事件做的太好了,我們應該鼓掌歡迎」。因為中共一直將為民主自由而抗爭的香港人抹黑成「暴徒」、「恐怖份子」、「美帝走狗」、「賣國賊」,這樣不倫不類的類比在中國網民那裡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NBA 總裁席佛(Adam Silver),首圖來源:截自 NBA 總裁 個人臉書 。   另外,也有一部分中國人顯然是真心支持恐怖份子「重創美帝」,他們留言說: ‧我支持九一一事件和逝去的抗美鬥士賓拉登。九一一事件我認為是一次偉大的為信仰而戰。支持九一一,這是正義的行為!我支持賓拉登的一切維護世界和平的自由行動。祝每天九一一。 ‧我支持九一一事件和逝去的抗美鬥士賓拉登。 ‧我只能支持九一一了。 ‧你要是跟我提言論自由,那我還覺得九一一是阿富汗人民的反抗呢。 用惡毒的言論攻擊NBA和為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叫好的人士中,也包括一些中國網絡大V。經過從胡錦濤時代中後期一直到習近平時代的多輪整肅之後,中國網絡大V銳氣盡消,只能通過仇美言論宣洩心中鬱悶。 此次事件中,中國官方跟中國民間的立場高度一致,中共確實有「民意基礎」。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話來說,到中國做生意,不了解中國的民意,是要出問題的,這就跟清末慈禧太后重用義和團時所說的「民氣可用」如出一轍。難怪學者資中筠說,一百多年了,中國什麼都沒有改變,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 這一次,中國官方和中國民間不知是互相鼓勵還是互相綁架,共同秀出中國最不堪的下限。當年,日本人用偷襲珍珠港才讓美國人朝野上下同仇敵愾;如今,中國人用社交媒體上的風言風語就實現了同樣偉大的目標。 中國人為九一一叫好,這不是第一次。九一一事發之時,就有訪美的中國代表團在美國的機場公然鼓掌,也有不少中國人在網上幸災樂禍地歡呼。那時,我和劉曉波等友人發表了一封題為「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公開信,譴責恐怖主義、哀悼無辜死難者,卻遭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謾罵。不過,當時美國人忙於救援和沉浸於悲痛之中,沒有太多注意到中國人的出格言行。 這一次,中國人故意踩到了美國人的底線,美國人終於發現,原來很多中國人跟伊斯蘭恐怖分子一樣邪惡,他們心中的惡念跟伊斯蘭恐怖分子相似,只是他們沒有勇氣將其付諸實施。這一次,美國人不會無動於衷,正如網絡評論人Miula所論:「對於美國來說,現在中國人表態支持對美國的恐怖攻擊,那就是美國真正的敵國無誤。只能說,這把火燒到這麼大,恐怕已經無法澆熄。」話已經說出,箭已經射出,再也收不回來了。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19-10-13
他們的跑車跟他們國家的國旗一樣紅

他們的跑車跟他們國家的國旗一樣紅

中國富二代們組成超跑車隊大秀「炫富式愛國」。(擷取自推特)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主戰場當然在香港,但在世界各地也都次第展開。在台灣的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有限,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去騷擾台灣的各種聲援香港的集會,但在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紐西蘭等中國留學生雲集的國家,中國留學生形成了自二○○八年「保衛奧運聖火」之後最大規模的集結——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他們都不能舉行這樣的愛國集會。 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等地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共使領館的統一安排部署下,舉行「反反送中」的愛國遊行,清一色的百萬跑車開出來兜風,有多輛是醒目的紅色法拉利,他們似乎要刻意嘲諷反對者的窮酸,亦盡展官二代在國內的爹媽的貪腐成果。 十年前,英國有一家報紙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留學生涯的報導,主標題頗有文學色彩:《他開的跑車如他的國家的國旗顏色一樣紅》,副題則是:《他的國家的國旗說是革命者的獻血染的》。如今,中國留學生的盛舉,可以寫成另一篇報導,只需要將「他」改成「他們」就恰如其分了。 開跑車的人未必就是「上流人」,反之,開跑車的人往往是「下流人」。澳大利亞南澳大學的香港學生發起支持香港示威者行動,期間有身穿潮牌服裝的中國留學生闖入示威者人群,用流氓語言集體辱罵港生。在社交網路廣泛傳播的一個視頻是:一位香港女孩高喊:「Hong Kong stay strong(香港保持強大) ! 」一群中國留學生以流氓腔集體謾罵:「操你媽╳!」聲音響徹雲霄。這四個字是純正的北京話,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沒有學會。 西方有足球流氓,中國則有愛國流氓和留學流氓。這些中國留學生跟元朗的白衣人一樣,只要愛國,一俊遮百醜。他們愛國是有原因的,與其說他們愛國,不如說他們愛像鮮血一樣紅的法拉利跑車。當年,紀曉嵐罵和珅說:「你口口聲聲說愛大清,愛大清,居然貪了這麼多銀子?」和珅心平氣和地反駁說:「能讓我貪這麼多銀子的大清,叫我如何不愛她?」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轉發了這段罵女生的母親的生殖器的視頻,然後在旁邊故作立地評論說:「據說是在澳大利亞南澳大學。港獨在喊:HK stay strong。內地留學生對喊:CNMB。老胡無語。」老胡是羨慕這些在有言論自由的西方可以隨意罵人的後生嗎?而在他自己黨報工作,只能溫良恭儉讓? 在微博上開放的評論中,很多人讚美這些「愛國者」。比如肖曉少帥說:「最好聽的和聲!最好聽的粗話!」四夕杏雨說:「從來沒看到的抱團愛國,特別是九○後○○後,真的是一次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示範。」他們宛如義和團轉世。這些卑微的網民,也就只有這麼一點言論自由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所謂的「低端人口」,卻習慣用「高端人口」的身分思想和言說。他們命若韭菜,心若鐮刀。然而,正如有人諷刺的那樣:「粉蛆和韭菜的結合,不能變成冬蟲夏草。」主子的紅色跑車,不會讓他們坐一次,甚至不允許他們摸一下。
余杰 2019-08-26
一國兩制 警匪共治

一國兩制 警匪共治

做為共產黨孿生兄弟的國民黨,也是一個靠殺人越貨起家的「暴力團」。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清共,倚重的就是杜月笙等上海青幫勢力。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故技重施,用黑幫消滅黨外運動,甚至派黑幫份子到美國暗殺了作家江南。
余杰 2019-07-29
袁世凱中華民國國父?

袁世凱中華民國國父?

被視作推翻清朝開端的武昌起義,其實跟孫文毫無關係,反觀袁世凱(見圖)大總統任命更具合法性,致力推動現代化的做法更像個國父。(取自網路)   被視作推翻清朝開端的武昌起義,其實跟孫文(見圖)毫無關係,反觀袁世凱大總統任命更具合法性,致力推動現代化的做法更像個國父。(取自網路) 香港評論人陶傑在《歷史,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說:在「歷史」(History)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間,有時已經有點「白馬非馬」的意思;「歷史」與「歷史教科書」(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為馬」的戰場。 《顛倒的民國》(大是文化提供) 孔子說亂臣賊子 偷渡成王敗寇論 孔子編春秋,令「亂臣賊子懼」。講歷史,只要說事實即可,為何強調要令亂臣賊子感到害怕呢?誰來定義何人為「亂臣賊子」?很明顯,由孔子來定義。孔子編春秋,不是述史之簡單,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見。孔子是服務於權力的打工仔,有他的小算盤,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是亂臣賊子了。 歷史書寫是一場生死攸關的「靈魂爭奪戰」。你的靈魂屬於上帝,還是屬於撒旦?你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奴隸?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史書(包括歷史教科書)。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近現代史書寫,雖然冠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馬列主義等新式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本質上仍然是在修建一垛「成王敗寇」、「大一統」、「天下帝國」的高牆。比如,海峽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孫文與陳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義與邪惡、主人與叛徒的二元對立。我從小就對這一套敘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後,在北大圖書館查考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歷史的真相原來是顛倒過來的:孫文才是剛愎自用、詭計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獨裁者」,他驅使軍隊製造西關慘案,遭到廣州民眾之唾棄;反之,陳炯明信奉民主法治、為官清正廉明、實踐地方自治、深受廣東人愛戴,根本不是陳「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論及中國政治和中國歷史,胡適大部分時候都是清醒者,這種清醒卻讓他幾乎每次都成為少數派。孫陳決裂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評論說:「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他對孫文從來就沒有好評。 胡適看破孫陳決裂 一人獨醒批孫遭轟 這番議論自然引來一片呵斥之聲,國民黨左派的《民國日報》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和〈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發動廣州事變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規則,看到以上論述,自然莫名驚詫。他立即反駁說,國民黨的立論「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而陳炯明的行動「是一種革命」。他進而辯解說:「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中國的近現代史,被書寫成受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以「華人與狗」並列來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國力最孱弱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放棄帝國擴張的夢想與實施。左宗棠寧願向西方銀行借高利貸,也要完成媲美衛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地屠殺數百萬計的回民、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而在被神聖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殺數十萬滿人的歷史被遮蔽了。北洋時代,徐樹錚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內附」並殺戮不服從者的歷史,更被「愛國賊」們津津樂道為「維護祖國統一」。 馬克思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傳入中國之後,「反帝」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獨裁者和野心家對民眾實施集體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號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遺忘。二二八屠殺變成了清除居心叵測的「皇民」的正義行動,六四屠殺變成了消滅「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必要措施。 武昌起義無關孫文 袁世凱更致力現代化 我們的腦袋和心靈被豆渣和雜草充滿,像是武俠小說中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的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卻又自願去充當加害者。我們真的以為「鴉片戰爭」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場「自由貿易」的戰爭,自由貿易、法治、人權的觀念,是英國通過戰爭的手段強迫清帝國接受的,受益者是清帝國的普通民眾;我們真的以為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而不知道武昌起義跟孫文毫無關係,南京臨時政府並不具備當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的合法性─相反,袁世凱才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父」,其推動現代化的功勛讓孫文望塵莫及。 我們真以為蔣介石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本領,卻不知道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指揮蔣介石的蘇俄名將加倫將軍(布柳赫爾元帥)等人打贏的;我們真的以為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逃到台灣,卻不知道是蘇聯的東亞戰略騙過和勝過美國,左傾的羅斯福輕信史達林,放任東歐和中國成為蘇聯的「盤中餐」。 如果你從小讀國民黨、共產黨、左派炮製的歷史書,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你會成為被吆屍人驅趕的殭屍。 歷史教科書如蟲蠱 一不小心變「帝吧」 中國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寫過一本關於吆屍人的小說,那是關於中國這個「必須分裂的帝國」的隱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書就如同「蠱」,中了「蠱」的人就會變成喪屍,喪屍咬到活人,活人立即變成下一具喪屍,如此這般,喪屍的數量幾何級地擴散。於是,吆屍人趕著千萬具喪屍出征,「屍海戰術」,無往不勝:屠殺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義和團,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幫助共產黨運糧食彈藥的農民,在朝鮮戰爭戰場上身穿薄薄單衣發起不怕死的衝鋒的解放軍士兵,在文革中揮舞毛澤東紅寶書的紅衛兵,以及今天「出征」蔡英文臉書的中國「帝吧」小粉紅,還有遍及世界各地的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你願意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 (作家)
余杰 2019-07-13
慈母與兒子

慈母與兒子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電視專訪中,以一個關愛孩子的母親自比,並認為即便香港百萬人遊行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數以萬計的年輕人走在抗爭最前線,她仍然堅持修例,是不想縱容「任性」的孩子。 林鄭確實是一名「慈母」,不過這個稱號只對她自己生出來的兒子管用。她早已為兒子安排好了高人一等的英國身分、英國學歷。作為林鄭的兒子有福了,前程似錦,花香滿徑,他怎能不對慈母感恩戴德呢?而且,既然林鄭敢於僭越上帝的權柄,宣稱「天堂有位留給我」,那麼,她一定也為兒子在天堂預留了一個最好的座次。 然而,對那些和平示威卻被警察肆無忌憚地暴力鎮壓、頭破血流、生命垂危的香港年輕人來說,林鄭不是「特首慈母」,而是冷血的幕後殺人凶手。善良的人們不禁要追問:一個港英時代培養起來的、多少知道法治價值的政務官,為什麼在短短幾年間,就蛻變成面目猙獰、心狠手辣、堪比六四屠殺期間的李鵬那樣的屠夫呢?可見,「中國式病毒」宛如急速擴散的癌細胞,即便原先不是那麼壞的人,一旦被北京欽點和重用,立即全面潰敗,從頭爛到腳。 狂妄地將自己看作是民眾的母親,是中國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體現。在民主國家,政府官員不是人民的「父母官」,而是公僕。對於林鄭的自我定位,一群香港母親發表公開信予以拒絕和譴責,公開信指出:「我們是一群香港母親,我們絕不會以催淚彈、具殺傷力的橡膠子彈及布袋彈攻擊我們的孩子。我們也不會看到年輕人在警棍下血流滿面仍無動於衷。何況人民不是特首你的孩子;人民不需要你的施捨,只要你作為一區之首,作為一個公僕,用心聆聽各方聲音,並作出適當、適時的回應。」 無獨有偶,跟林鄭的「慈母說」堪稱絕配的,是六四屠殺的元凶、「總射擊師」鄧小平的「兒子說」。中共曾經拍攝了一部關於鄧小平的紀錄片,名字就叫「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據說,這是鄧小平生前自我期許的「第一身分」,甚至高於黨魁和軍委主席。然而,正是這個窮凶極惡的「中國人民的兒子」,悍然動用野戰軍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母親」的兒子。 獨裁者忽而扮演「慈母」,忽而扮演「兒子」。鄧小平當然不是林鄭的兒子,林鄭更不敢充當鄧小平的慈母。這一對在不同時空中的獨裁者,彼此惺惺相惜,心有靈犀,他們真實的想法是:人民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媽媽,聽話人民就是奴隸,不聽話的人民就是敵人。聽話的人民,為了確保永遠聽話,必須自願佩戴「送中條例」那樣堅不可摧的鎖鏈;不聽話的人民,因為任性犯上、桀驁不馴,只能讓他們嘗嘗從煙霧彈、橡膠子彈到一槍致命的達姆彈的味道。
余杰 2019-06-24
從反送中到反中

從反送中到反中

六月九日,香港百萬民眾上街抗議即將通過的引渡條例。我在媒體上看到遊行的人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咿呀學語的孩童、有坐在輪椅上的殘障人士,不禁為之淚下。 響應香港反送中人數大爆滿,主辦單位宣布遊行提前出發。(美聯社) 「送中」條例比當年香港人成功擋下的「二十三條」國安法還要可怕。它一旦通過,一國兩制即蕩然無存,香港便被徹底融入中國。以後,北京當局不必像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那樣,出動來自中國的便衣特工,偷偷摸摸地到香港實施綁架;北京當局可以隨意到香港抓人,想抓誰就抓誰,並且堂而皇之地讓香港警察「依法」充當其打手和工具。所以,港人傾城而動,奮起抗爭。 在香港的歷史上,這場抗議活動僅次於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屠殺之後香港兩百萬人上街抗議的那一次,是一九九七年香港遭受北京政權「劣質殖民」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中國網友引用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編註:台譯《刺激1995》)中的台詞慨嘆說:「飛翔過的鳥兒注定是關不住的,他們每一片羽毛都閃爍著自由的光輝!」 香港這場的「反送中」運動,若能繼續在思想上深化,則理應往「反中」的方向大步邁進。「反送中」與「反中」,一字之差,卻是質的飛躍。「反送中」只是反對中共政權壓迫香港特區政府接受引渡條例這一具體事件,而「反中」則是反對「中國」這一中央集權的天朝帝國、反對「中國人」這一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式的身分認同,反對宛如醬缸和糞坑的「中國文化」——唯有同時反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這三者,香港方能「因反對,得自由」,方能從「東方之珠」昇華為「西方之珠」。 目前,香港已經進入與邪惡短兵相接、貼身肉搏的階段。香港的敵人是誰?僅僅反共是不夠的,還必須解構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這三重根深柢固的「集體無意識」。不認識到「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這三個名詞就是邪惡的代稱,不將中國這個升級版的納粹帝國從地球上抹去,香港和台灣,以及在這座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大集中營中的十三億「低端人口」,都沒有未來。我一生都將致力於從思想和精神層面上解構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獨立是香港唯一的生路。遺憾的是,當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中共暴政的時候,台灣卻有數十萬人匯入荒腔走板的「韓流」,為自我標榜為「平民皇帝」的政客搖旗吶喊,以為「韓總統」可以帶領全家老小到中國行大運、發大財。古語說得好,自作孽,不可活;若是自己找死,上帝也救不了。難怪一位香港網友哀嘆說:「多可悲,我們香港人很羨慕台灣人可以遠離中共的暴政,台灣卻有這麼多人想試試親近暴政,多麼諷刺啊!」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19-06-11
每個人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六四

每個人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六四

林慕蓮《重返天安門》(八旗文化提供)       為期7週的八九民運,中國政府以「維持社會穩定」為由派出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拿起石頭怒砸坦克車以表不滿,並站上傷痕累累的坦克車要求改革開放。(美聯社檔案照)   ●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有多難   1989年5月14日,學生及地方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提出改善經濟危機、杜絕政治貪腐,以及追求民主政治、新聞自由等訴求。(法新社檔案照) 再一次與林慕蓮見面,是在台北慕哲咖啡舉辦的《重返天安門》新書發表會上。上一次的見面是十多年前在警察如影隨形的北京,林慕蓮採訪我,便衣警察在一旁毫不掩飾地監聽,試圖施加心理壓力,讓我們的表達「點到為止」。這是在北京的西方記者和接受採訪的異議人士的生活常態,我們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假裝這些肆無忌憚的警察像空氣一樣對我們無害。 1989年6月4日,一名男子以肉身抵擋開往天安門「鎮暴」的4輛坦克車,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對比震撼畫面,成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美聯社檔案照) 如今,在台北市中心這間擁擠悶熱卻無比自由的咖啡館,我們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了。華人世界唯有台灣可以出版此類六四題材的書籍。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之後,香港出版業尤其是政治類書籍的出版全面崩壞。早在六四屠殺25週年之時,《重返天安門》一書的英文版就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牛津在香港有中文出版的分支機構,但中文版被冷凍五年之久,出版之日遙遙無期。林慕蓮說,她對中文版的看重超過英文版,因為最應當了解這段歷史的應當是中國人。最終,中文版得以在台灣出版,台灣有理由為之驕傲。   寫作過程超保密 電腦從沒連過網路   討論六四問題,對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而言,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更不用說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很多中國作家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比如廖亦武曾因為複製幾百份長詩《大屠殺》在朋友圈中傳播,而被捕入獄、備受酷刑折磨,最終流亡德國。即便對於一位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外國記者來說,寫作關於六四的書,仍然不是輕而易舉的選擇。林慕蓮在新書發表會上坦承,在寫作這本書時,她的孩子與家人都生活在中國——她的女兒剛好跟我的兒子一樣大,都出生於2008年。顧慮家人安危,她也曾猶豫再三、欲語還休,但她堅信,「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所以還是冒著危險開始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開始這項「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的志業,用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的話來說,這是「牛犢頂橡樹」。 在警察國家的首都,在「數位極權主義」肆虐的共產黨統治中心北京,外國記者的身分本身就具有危險的顛覆性。林慕蓮知道,一切都必須小心翼翼、謹言慎行。她告訴牛津出版社的編輯,在書稿完成之前,他們不能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的寫作和編輯工作,這種做法脫離了西方出版界的慣例。她最終完成的書稿,跟最初跟編輯討論的內容已然大相逕庭,她反倒擺脫了編輯的束縛,享有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當然,為了防範中共干擾,她使用一台「從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書稿存放在臥室的保險箱內。包括若干受訪者在內,幾乎沒有人知道她在寫這本書。   ●發生在成都的錦江賓館屠殺   《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最重要或最獨特的部分,是關於四川成都的鎮壓情況。長期以來,關於六四屠殺的敘述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門」這個詞語本身就是帝都北京的象徵。這種對北京的過度關注,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央集權模式的延伸——北京膨脹到吞噬掉北京之外全部的中國,讓人以為唯有北京才值得被書寫、被記錄。 然而,雖然八九民運主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但中國各大城市先後都爆發了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最後都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縱觀全中國,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民眾與軍警衝突之劇烈的城市,成都僅次於北京。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人在歷史上以有「反骨」著稱,歷代反抗中央暴政的四川勇士前仆後繼、不絕如縷。當年,上街遊行抗議的成都學生和市民有數十萬人,他們模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佔據了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高峰時有一千七百名學生參與絕食。   抹黑民運成暴行 自導自演商場大火   林慕蓮尋訪那時在當地的美國外交官、留學生、教師、商人,取得美國解密外交電報,並獲得一份由中共老黨員撰寫、秘密帶出國的報告,又翻查政府年鑑及官方出版的《成都暴亂始末》,道出「成都天安門」的鎮壓細節,尤其是錦江賓館屠殺的真相。 六四那一年,我是16歲的少年人,生活在成都郊區,並未目睹抗爭與鎮壓的過程,但我聽聞市內最大的百貨商場「人民商場」被焚燒的事件。官方宣傳機構定調說,這是「暴徒」的「暴行」的一部分,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鎮暴是必須的。林慕蓮則在書中指出,這件事很可能是中國版的「國會縱火案」,因為這家國有商場事先得到通知,組織員工從容不迫地搬走店內較為昂貴的商品,其搬運過程還有照片為證。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是共產黨一手策劃此事件,給血腥鎮壓提供理由。 書中披露的錦江賓館屠殺,就連做為成都人的我亦前所未聞。六月六日,軍警追殺民眾,有若干民眾逃入錦江賓館的院子,試圖入內尋求庇護,因為美國領事館和很多外國人都在這間成都最高檔的賓館內,卻被賓館的保安拒之於門外。若干西方人士親眼目睹了武警進入錦江賓館,用鐵棒毆打走投無路的、已被制服的市民,「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殺人,那些還活著的人不斷哀求他們給一條活路」。後來,更有人看到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而且有一個沙袋在動——沙袋裡裝的是此前躺在地上的人。再後來,這些沙袋被吊上卡車運走,「很多人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   鐵棒亂毆裝麻袋 扔上卡車活活悶死   2019年5月31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當年的目擊者之一、現任美國國會議員的安迪.萊文(Andy Levin)的訪談。30年前,萊文是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化系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對象是亞洲的佛教,希望經過四川進入西藏做田野調查,無意中成為這場屠殺的見證者。當時,他走到一名正在殺人的士兵面前,用英語對士兵喊道:「你不能這樣做!你這是在沒有任何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殺人。」他不會說普通話,而那名士兵肯定不會說英語,對他不予理會。很快,一些警衛把這個膽大包天的外國人趕走了。萊文回到房間的陽台,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可奈何。他發現,士兵們將屍體和奄奄一息的受害者裝入麻袋,扔到大卡車上,就像他們是一袋袋馬鈴薯。「如果那時那些人還沒有死,那麼壓在下面的人很可能會窒息而死。」凌晨3點剛過,他們就把車開走了,沒有人知道屍體的下落,受害者的命運不會比納粹焚屍爐中的猶太人更好。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錦江賓館大屠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正如究竟多少人死於北京的天安門屠殺也眾說紛紜:從25人到300人,沒有一個數字可以被確定。 2019年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在公開聲明中第一次稱六四事件是「大屠殺(full-on massacre)」,這個詞用來形容發生在北京、成都以及其他地方仍被隱藏的屠殺是恰如其分的。   ●那些學生領袖不是英雄,而是心理受創者   不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六四,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六四。六四之後,很多親歷者尤其是著名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甚至像趙紫陽這樣因六四而出局的高級官員,都先後出版了關於六四的個人回憶錄、傳記以及歷史研究著作。但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著作固然提供了不少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卻也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另一些真相。這些著作中大都缺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論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那種「複調性」,不由自主地將自我英雄化、聖潔化,並將對方小丑化、妖魔化。他們急於捍衛或者塑造自己的歷史地位,卻發現這一切宛如沙灘上的城堡,禁不住潮水的衝擊。在這些著作中,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個異數,極少有中國人像劉曉波那樣無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到令其他人產生嚴重不快的心理反映的程度。 林慕蓮筆下的六四當事者,具有以前絕大多數著作中少有的複雜而矛盾的面向。林慕蓮沒有將劉曉波以及學生領袖們當作毫無瑕疵的英雄看待,她觀察到並呈現出他們在與極權主義抗爭過程中的傷痕累累,他們無可避免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腐蝕,他們在「去留肝膽兩崑崙」的選擇中的失落與困惑。尤其是那些當時只有18、19歲、是幼稚的大學本科生的學生領袖們,生命軌跡被六四攔腰斬斷,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既享受了雲端的榮耀,也品嘗了低谷的孤獨。   人生停留在六四 走不出失敗的屈辱   在這本書中,林慕蓮目光犀利,下筆溫情:「他們或許應該要接受心理治療。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無所不在的花束、紅地毯,還有令人迷失自我的鎂光燈。他們備受崇拜、所向無敵,直到突然有一天,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發現鎂光燈與奉承都消失了,他們孤身一人,被困在一個陌生世界,甚至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潮流轉向了,而他們是前一波浪潮留下來的漂流物。媒體是他們的唯一盟友,然而……這些盟友是多麼反覆無常。」他們中的很多人,直到30年後還沒有從嚴重的創傷中痊癒,甚至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 比如,柴玲屢次發出令人費解的公開言論,甚至引發天安門母親的嚴厲譴責,其實如果將柴玲看作是一名病人,如同從戰場上撤退下來的、患了戰爭綜合症的士兵,就很容易理解她那些脫離常理和常識的言行了。他們似乎被定格在六四那一天,從此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一輩子背負著失敗者的屈辱。 比如,林慕蓮筆下做為第19號通緝犯的張銘,沉溺在主張放棄的道家思想和用中醫拔火罐來治療獄中落下的頭痛的實驗中,對比他年輕整整一代的妻子絕口不提自己六四的經歷。 林慕蓮也寫出了反對者陣營內部的分歧與敏感的關係,天安門母親彼此之間以及天安門母親與劉曉波之間,既有相濡以沫的情誼,也有真實的隔膜。   ●遺忘是活著的先決條件嗎?   林慕蓮給中國一個特別的定義「失憶共和國」。在中國,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林慕蓮描述了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擠在人群中觀看升旗儀式的經歷,那些被民族主義激情控制的普通人,全然忘記了這裡曾是大屠殺的現場。她寫道:「人特別容易遺忘,因為他沒有從內心清理自己行為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為了掠奪自己的利益,什麼都可以不顧:對內心的,對文化的,對自然環境。」她形容說,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六四遺忘症 政府推動、人民是共犯   派駐北京期間,林慕蓮驚訝發現,不僅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此一無所知。她拿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4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這是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老闆馬雲的名言,馬雲說,鄧小平下令「六四」鎮壓,「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對於唯利是圖的當代中國而言,毛主席的話或許不再是真理,但馬雲的話一定是真理——當然,馬雲還說過另外一句話:「我的錢就是黨的錢。」 譴責中共的邪惡與殘暴,是大多數關於六四的著作的固有立場。但是,這種譴責往往將自己排除在外,並將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隔離開來:黨很壞,人民是好的,至少是無辜的。但林慕蓮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卻悲哀地發現,「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於是,後六四時代的中國,成為災難深重的中國:從SARS病毒到四川地震,從毒奶粉到毒疫苗再到非洲豬瘟,都是六四後遺症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反過來,因為災難實在太多了,中國人便採取遺忘歷史並對現實視而不見的方式,像快樂的豬那樣活著:只要下一個被宰殺的人不是我。 (作家)
余杰 2019-06-02
中國又迎來新的焚書時代

中國又迎來新的焚書時代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在中文推特圈上,一名河南科技大學的學生發出一則推文:校方搜查學生宿舍中是否藏有宗教書籍,結果把「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等文學名著也算進去了。搜查人員將這些書統統沒收,並告知學生說,要送上去集中銷毀。學生辯解說,這是習近平主席也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對方卻置之不理。 書名中有基督山和聖母院的詞彙,就是危險的宗教類書籍,習近平要剿滅基督教的狼子野心明明可見,讓昔日的義和團和紅衛兵也相形見絀。 是的,習近平主席讀的書,普通民眾是不配讀的。幾年前,習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並發表了講話時,提到了數位法國的文學巨匠。習近平說:「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巴黎聖母院》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赫然就在其中。 習近平當然不可能讀過這些書,否則他不可能熱情萬丈地掀起轟轟烈烈的焚書運動。只有不讀書的人才如此仇恨書籍,將每一本書都當作潛在的顛覆性因素。如今,中國的出版界已經陷入動輒得咎的境地。據多位中國的編輯證實,二○一九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各出版社下發了一份內部文件,明確提到將縮減書號總量、壓縮圖書品種。此前,認證身分為「三鼎甲圖書公司總經理」的「出版人邢海鳥」在微博上稱:「二○一八年是出版嚴控之年,出版總局減少十萬個書號,約佔全年書號的三分之一……。」所謂書號,就是書籍出生的「準生證」,中共當局通過書號制度嚴格控制圖書出版行業。中國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有的,都需要國家授予一定數量的書號,才能按部就班地出書。少數私人出版商,想出書就必須向出版商購買書號,而且書籍內容仍然要受到出版商的嚴格審查。對於當局不斷緊縮的出版政策,出版界人士怨聲載道:「前幾年可能不費太大勁就能出的書,現在就很難出了。這裡面沒有標準成文的尺度,多是依靠出版社自身的判斷。只是大家都知道,有某種東西在那裡。」「這樣久而久之,就會導致整個文化對某一塊知識的系統性遺忘吧!」 不能自由地閱讀「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等書籍的地方,還能稱之為大學嗎?作家斯.茨威格說過:「在一個毫無權利的時代,閱讀是有教養者唯一的特權。而一個喜歡自由而獨立閱讀的人,是最難被征服的,這才是閱讀的真正意義——精神自治。」習近平要征服十三億中國人的心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禁止閱讀和愚民教育。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焚書之後必然是焚人,已開始焚書的中國,下一步必定是焚人。
余杰 2019-05-20
天安門的學生沒有武器,為什麼也被屠殺?

天安門的學生沒有武器,為什麼也被屠殺?

在人們可以投票選舉總統的民主國家當中,大概唯有台灣這個國家,才可能有這一號人物出來選總統,而且因為其富可敵國而深受一部分「經濟選民」的信賴與崇拜。
余杰 2019-05-06
是共產黨變了 還是國民黨變了?

是共產黨變了 還是國民黨變了?

看來,沒有變的是共產黨,變了的是國民黨。國民黨應當請倪匡到台灣給他們上一節共產黨基本常識課,才不至於為了「人進來、貨出去」而淪為共產黨餐桌上的人肉。
余杰 2019-04-22
趴下 就成了奴才

趴下 就成了奴才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中國官媒《光明日報》之「光明網」刊登了一則新聞:中宣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不是一般性的學習,而是學習近平語錄)自二○一九年元旦上線以來,引起全國線民高度關注。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詩詞大家葉嘉瑩先生特為該平臺題詩一首,李殿仁、李文朝、何雲春等依韻步和,現輯選部分作品以饗讀者。 其他那些東施效顰之作,不忍卒讀。葉嘉瑩這位被中共當作「國寶」養起來的「大師」,所寫的究竟是一篇怎樣驚天動地的佳作呢?且看其《為中宣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題詩》: 中華詩教播瀛寰,李杜高峰許再攀。 已見舊邦新氣象,要揮彩筆寫江山! 如果不是明確標註作者是葉嘉瑩,我還以為這是文革期間郭沫若所寫的吹捧毛澤東、江青的打油詩。當人們紛紛嘆息葉嘉瑩「晚節不保」時,我卻想起不久前讀過的葉氏的名作《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葉氏讚揚說:「王國維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學者。他之偉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所追求的東西有所不同。」她認為,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陳寅恪先生說,我們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治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說,讀書是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如果不能夠自由地追求真理,那麼生活就成為一種痛苦。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認為的王國維為什麼自殺的原因了。」 葉嘉瑩進而批評說:「當前很多人之研究學問其實是出於一種功利的目的。像現在大學博士班裡的有些學生,他們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工作、比較高的等級和比較高的待遇。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完全是出於功利的目的,這在中國內地的教育界、學術界,是很普遍的現象。」 或許,葉嘉瑩自己也沒有想到,她寫這本書、說這番話之後沒過多久,她本人就蛻變成早先所批判的對象。在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習近平時代,「一名教授說了幾句真話就淪為流浪漢,一名流浪漢說了幾句正常話就成了偶像」,葉嘉瑩的粉墨登場,即便不是「為稻粱謀」,也是為了滿足文人不甘寂寞的虛榮心。在一個沒有國學大師的時代,只要能被當作國學大師供奉起來,就可以不必「因真理,得自由」了。 這是一個多麼醜陋的時代,一不小心,就看到葉嘉瑩變成了凌友詩。年齡可以當凌友詩的奶奶的葉嘉瑩,在曠世英主習近平面前,也可以演一齣「少女情懷總是詩」的青春版《牡丹亭》了。 余英時只有一個,葉嘉瑩卻有無數個。卡夫卡說過,挺住,意味著一切;而我要補上下半句:趴下,就成了奴才。
余杰 2019-04-08
李稻葵重彈林則徐的老調

李稻葵重彈林則徐的老調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在中共政協大會的發言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表示,外部壓力和國內經濟面臨下行的問題是中國「成長的煩惱」。但他對未來前景樂觀,認為不必擔心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處於下風,「我們在芯片(晶片)方面確實受制於人,但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維生素(維他命)、抗生素原料出口國,一旦減少出口,某些發達國家的醫療系統就運轉不靈」。 在中國,一旦當了官,無論原先多麽聰明的人,就會變得頭腦愚蠢、心思邪惡。李稻葵對中國的華為、中興等企業偷竊美國技術、違反美國法律的種種惡行避而不談,反倒指責西方嫉妒中國的快速發展,真是倒打一耙。李稻葵提出的中國反制西方的方式,根本不像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的理性言論(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連一般稍稍瞭解常識的普通人都不會如此異想天開。各種維生素、抗生素都是西方發明的,只是西方嫌利潤太薄而不再生產,如果中國惡意減少出口,西方要恢復生產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中國要靠這一招給西方致命打擊,真是可笑的自取其辱。 李稻葵的謬論,讓人不禁想起清末時林則徐對西方的看法。中英戰爭初期,林則徐認為自己勝券在握,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信心滿滿地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和步伐都不是其長處,他們的腿足裹纏,束縛嚴密,膝蓋屈伸不便,到了岸上便無所作為,我們有制伏他們的辦法。」林則徐又認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沒有從清國進口的大黃、茶葉以輔食,將會消化不良而死:「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也就是說,西方離不開中國的貨物,中國則不必進口西方的產品。所以,如果中國不出口這些特產,很快英國就會乖乖求饒。當然,這場戰爭的結果如何,不用我再多說了。 李稻葵此次重彈林則徐的老調,只能說明他在哈佛大學並未學到什麼真才實學。他是奉黨中央之命令到美國「偷學」的,偏偏像馬英九一樣學無所成。哈佛大學的學位對他們來說,只是向眾人炫耀的「神光圈」而已。 中國偷竊外國的技術,從晶片到飛機,從核武器到台灣的石斑魚,真是從天上飛的到地上跑的,坑矇拐騙、無所不偷。近日,日本大阪府警方依涉嫌違反《家畜傳染病預防法》為由,逮捕了大阪府的餐飲店主前田裕介和無業者小倉利紀,兩人被指控涉嫌把日本和牛受精卵和精子帶往中國,企圖以幾百萬日圓的價格賣給「中國熟人」。報導稱,和牛是日本主要的出口農產品之一,若和牛受精卵和精子流往海外,可能會對日本國內畜產業產生嚴重打擊。 這樣一個「竊賊國家」,卻要高聲威脅以減少出口維生素和抗生素來讓發達國家的醫療系統運轉不靈,這種陰暗與邪惡的心思意念,真是跌破人類的底線。
余杰 2019-03-18
腐魚發臭從頭起

腐魚發臭從頭起

《成報》董事局主席谷卓恒在推特上發文揭露,習近平家族貪腐嚴重。(取自谷卓恒推特)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土耳其人有一句諺語:「腐魚發臭從頭起。」這句話被土耳其詩人烏韋伊西寫入他生動有力的教誨詩篇中。這位詩人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末期統治集團的內部腐化給予猛烈抨擊。當時,蘇丹在深宮中花天酒地,對民生疾苦不聞不問。上行下效,一些不學無術的流氓無賴出錢買下官位,還另外僱傭替身幫助處理政務,自己卻在家中收取賄賂。於是,整個帝國的政治江河日下。 這句古老的土耳其諺語正好契合今天中國的現實。習近平掀起的反腐運動,一開始有聲有色,獲得「苦秦久矣」的民眾喝采。但習近平進入第二個任期之後,打虎運動仍然繼續,不斷有大老虎被揪出來示眾︱︱胡錦濤時代的整個中央軍委,除了作為主席的胡錦濤一人之外,所有的成員、將星閃爍的上將都已鋃鐺入獄;但是,民眾早已陷入「審美疲勞」,再也打不起精神來鼓掌了。根本原因在於,民眾並未享受到打虎的成果,主持打虎運動的「打虎將」,卻被揭露出他本人才是真正的大老虎。 繼郭文貴在美國「幫助中共反腐」之後,「郭文貴第二」谷卓恒又高調登場。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成報》董事局主席谷卓恒在推特上貼文揭露,習近平家族貪腐嚴重,超過了過去包括江、朱、李、胡、溫、曾等幾大家族。近日他會慢慢揭示習近平家族的貪腐情況,包括其在廣東和香港的全部資產。 據谷卓恒透露,從香港被抓回的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的資產,被一間名為秦川大地的公司接管,涉及資金規模有萬億美元。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東是習近平的姊夫鄧家貴,鄧家貴所控制的資金規模,遠遠超過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流。鄧家貴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首富。而習近平不可能對姊姊、姊夫的財產狀況一無所知。 谷卓恒還在推特上說,自從揭露習近平家族的腐敗真相後,自己在香港受到跟蹤和電話威脅,甚至有過被綁架的經歷,但他絕不會妥協,並且「有信心把那把破鐮刀和那把破斧頭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據說,他到美國之後,已得到FBI的保護。 與郭文貴一樣,谷卓恒的背景複雜而神秘。由中國政府控制的香港《大公報》曾公開指控谷卓恒是經濟罪犯,並稱他已在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名單中。也有媒體報導說,谷卓恒的另一個身分是中國總參情報二部的特工,他曾手持高級軍官的證件出入香港。 谷卓恒或許真的是中國情報部門的「內部人士」,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特殊身分,讓他像郭文貴一樣,知曉不少中共的內部機密情報,包括習近平家族的腐敗情況。所以,他的爆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習近平是最大的老虎,這一事實說明,腐敗之於中共,是制度問題,英國思想家阿克頓有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掌握了絕對權力的習近平,必然是絕對腐敗。
余杰 2019-03-11
用國家力量來監控人民很道德嗎

用國家力量來監控人民很道德嗎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評論華為事件時表示,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動用國家力量來抹黑和打擊特定的企業,這種作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然而論者認為「沒有證據」只是王毅自說自話。中新社 余杰/旅美華裔作家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評論華為事件時指出,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動用國家力量來抹黑和打擊特定的企業,這種作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沒有證據,只是王毅自說自話,美國司法部關於華為犯法的證據,早已堆積如山,即將成為呈堂證供。如果沒有證據,美國不會無緣無故讓加拿大履行條約義務抓人。 王毅對「國家力量」的限定,更是耐人尋味。在民主國家,「國家力量」確實不能為所欲為,既要受到本國《憲法》和國際法的制約,也要受到本國公民和國際輿論的監督。反之,隨意動用國家力量實施侵犯人權和反人道罪行的,恰恰就是王毅所服務、所代表的「國家力量」——中共政權將200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強制洗腦、強制勞動,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中共政權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獄中虐待致死並挫骨揚灰,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中共政權縱容某些「特定企業」用毒疫苗、毒奶粉害死成千上萬嬰幼兒,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 王毅只說了半句真話,那就是華為確實是「特定企業」,是中共監控全民、打造動物農莊的得力助手,是中共一帶一路、稱霸全球的先鋒隊,而不是任正非謙卑地描述的那種「只要員工有飯吃就滿足」的普通企業。 任正非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有記者提問,如果中共當局要求華為提供外國客戶或他們網絡設備的機密信息,華為將如何回應,任正非理直氣壯地說,「對這樣的要求,我們肯定會拒絕」,「中國沒有一條法律要求任何公司必須要安裝後門」。任正非真是一名法盲,需要華為的法律顧問為他補上一節法律課:中國於2017年通過《國家情報法》,要求中國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支持並協助國家情報部門的調查,同時保留與此類調查相關的信息。任正非的言論已觸犯《國家情報法》,應立即被中國司法機關治罪。 中國的「特定企業」不止華為一家。中國有一名姓史的網友,公開發表支持台灣獨立與蔡英文的言論,被捕入獄,成為極少數中國人為台獨而入獄者。在獄中免不了逼供,獲釋後他揭露說:「我在審訊室時,警察為了逼我說出更多,讓我看了網絡安全室。他們把我的微信界面投影放大,聊天框中,我的女友正在焦急的找我。她的手機號碼、她在台北的位置和周圍的建築物都看得見。他們還給我看了一個陌生人的,以確保我相信我在微信上一切的言論他們都已掌握。只要你用了這個軟體,你的個人資料都會在中國網絡警察的硬盤中。」 這位史姓網友希望藉由他親身的慘痛經歷,傳達給台灣人乃至所有人一個明確的訊息:中國是一個認為用「國家力量」來監控國民乃至整個人類,是很道德的行為的國家。那些排隊購買華為手機的台灣人如同自取滅亡。所以,任何人購買華為、OPPO、Vivo和小米手機都要三思而後行,任何人使用微信、支付寶等所有中國通訊軟體也都要三思而後行。
余杰 2019-01-30
為什麼中共打不贏對美貿易戰

為什麼中共打不贏對美貿易戰

 慣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中國,其外交政策的基點從清末到現在沒有任何進步。鴉片戰爭期間,欽差大臣琦善向英國全權特使和英軍指揮官送去美佳味餚、滿漢全席,認為討好了對方的口腹之慾,就能讓對方乖乖退兵。結果,英國人吃完了魚翅海參,照打不誤。
余杰 2018-08-29
順豐速運是共產黨的隨附組織

順豐速運是共產黨的隨附組織

資料照。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投書媒體,講述他在台灣誠品書店購買一批書籍,委託旅館幫忙運送到香港。旅館找來順豐速運,結果順豐方面認為《滾出中國》、《大辯論》、《思想史》三本書內容敏感,拒絕寄送。 梁文道追問說:順豐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這些人都是台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中國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他感嘆說:「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台灣去了。」 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一個月前自台灣透過順豐運送一些書回港,快遞員竟仔細檢查書本,並指出政治書不寄。經再三堅持,表示書只是寄到香港(不是中國),快遞員致電上司後,最後說OK了。邢福增指出:「當時以為只是這位快遞員不熟悉運作搞錯,現在讀到梁文道的文章,才發現問題殊不簡單。順豐(台灣?香港?)有責任交代,現在是否針對寄到香港的書籍進行政治審查,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 而旅居香港的評論人蘇賡哲也在臉書上揭露說,他委託順豐寄拍賣目錄去中國,順豐經過政治審查後不肯寄,原因是有一本清朝蘇州話聖經。他說,只是聖經封面照,沒有內容。順豐答曰:總之有聖經兩字,或新約、舊約兩字都不行。後來還說,任何書都不行了。 香港《蘋果日報》特約記者特意做了一次測試:在新竹的多間連鎖書店,如誠品、墊腳石、金石堂等,購買了《大國沉淪》、《中國崩潰》等多本圖書寄回香港。台灣順豐上門收件,快遞員在路上來電詢問:「你要寄什麼?」當記者說要寄圖書時,快遞員有點驚訝,說:「現在不能寄書,甚麼書都不能寄!」之後追問記者到底是什麼書,當記者說當中包括旅美作家余杰的《我是右派,我是獨派》時,快遞員的反應更大,直說:「這些書更加不可以寄!」連聲抱歉後便掛斷電話——原來,我的書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讓順豐魂飛魄散,有錢也不賺。 從一系列個案可以看出,順豐速運就是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就是改頭換面的納粹蓋世太保,一個快遞公司,居然有權審查書籍的內容,視書籍為比毒品和炸藥還要危險的物品。當讀者的閱讀自由逐漸被一家龐然大物、富可敵國的快遞公司牢牢控制時,一個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統統都將蕩然無存。香港已被順豐卡住脖子,艱於呼吸視聽,台灣的自由還能堅持多久呢? 順豐以假扮的「港資」身分進入台灣,攻城掠地,侵門踏戶,已嚴重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早在二○一四年,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即召集會議,民進黨立委邱議瑩質疑中資早已透過轉投資變身為港資,再來台投資,舉例掌握七成兩岸間快遞業務的「順豐速運」,有可能獨占台灣貨運業,未來有可能承攬國防部軍需武器運輸,將會造成國安問題。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在答詢時說,該公司是「港資」,並不是陸資。邱議瑩質疑,「台灣順豐速運」的負責人王衛已將國籍從香港籍轉為中國深圳市民,且有若干中國國企入股。 其實,討論順豐究竟是港資還是中資,意義不大,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已完全在中國的控制下,就連美國政府都已開始考慮是否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台灣若繼續以為只要是港資就比較安全,無異於引狼入室、自取滅亡。 蔡英文政府要取信於民,夯實國家安全,就應當立即啟動相關法律,調查並取締順豐等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在台灣的營運資格。
余杰 2019-01-21
金馬獎應當改為台灣獎或亞洲獎

金馬獎應當改為台灣獎或亞洲獎

中國人在台灣享有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言論自由,台灣人在台灣卻不能享有說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言論自由,這難道是鄭南榕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嗎?
余杰 2018-11-26
一帶一路上絕路

一帶一路上絕路

  習近平宣稱「一帶一路」沒有地緣政治目的,也不是所謂的「陷阱」,周邊國家很樂意參加,沒有人表示反對。圖/民報合成圖 在亞太經合首腦會議上,習近平在發言中吃力地為自己辯護,他的這個雄心萬丈的計劃如今正在步入絕境。習近平宣稱「一帶一路」沒有地緣政治目的,也不是所謂的「陷阱」,周邊國家很樂意參加,沒有人表示反對。 習近平話音剛落,美國副總統彭斯登台發言,猛烈抨擊「一帶一路」禍害世界。習近平匆匆離席,不敢正面交鋒。彭斯警告小國不要被中國誘惑,稱中國不透明的開發貸款帶來驚人債務,將這個計劃稱作「壓縮帶」和「單行路」。彭斯呼籲參與「一帶一路」國家轉而與美國站在一起,稱美國不會「強迫、腐蝕或損壞」這些國家的獨立。 相信彭斯的人遠遠比相信習近平的人多。差不多與此同時,馬爾代夫新任總統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在宣誓就職典禮的演講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馬爾代夫的國庫因中國「一帶一路」的巨額投資如同「遭到洗劫」,國家陷入債務困境。前一任親華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執政期間,馬爾代夫向中國舉債發展基建,令國家負債至少15億美元,給國家造成巨大的財務損失,且政府各階層都出現侵吞國庫及貪腐問題。民眾的憤怒洶湧澎湃,讓薩利赫爆冷勝出總統大選,以接近17個百分點擊敗親華的前任總統。薩利赫宣佈,新政府將中止與中國的貿易協議,轉而向美國和歐洲國家尋求幫助。 打臉習近平的遠不止馬爾代夫一個國家。此前,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不得不將其具有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控制權移交給中國。反對派發動民眾上街抗議,國會與總統勢同水火,進而引發憲政危機,國家陷入內戰邊緣。被視為全世界最親近中國的國家的巴基斯坦,自新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上任後,帶領新政府採取多項措施,削減前政府與中共簽署的多個基礎設施專案的貸款規模。伊姆蘭·汗挑出其中的一個項目批評說,它「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創造赤字」。而一直對中國言聽計從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也表示,柬埔寨憲法禁止外國軍隊駐留,因此不可能會允許中國將解放軍部署在該國西南部。中國從2017年開始,便積極詢問柬埔寨是否願意讓中國興建解放軍可以使用的港口,如今總算是死心了。 一帶一路是陰險毒辣的釣魚術,一旦魚兒不慎吞下誘餌,就會被鐵鉤穿透,從此再也沒有自由;一帶一路如同毒販慣有的伎倆,先免費贈送少量毒品,等對方上癮,再高價出售毒品,將其吸骨吮髓、榨乾為止。 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從不輸出文明和秩序,只輸出暴力和謊言。習近平還是儲君的時候,在墨西哥使館所説的「中國不輸出革命」,根本就是睜著眼睛説瞎話,中國幫助伊朗獨裁政府加強網絡控制,建立密不透風的防火墻,抓捕發表異見的公民;中國幫助委內瑞拉建立「祖國卡身份證監控」系統,這種「祖國卡」與國民依賴的食品補貼、健康和其他社會計劃綑綁一起,中興集團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習近平的中國是世界的潰瘍,文明國家必須對其實施外科手術,否則世界永無寧日。
余杰 2018-11-22
中華文化是吃人文化

中華文化是吃人文化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記者林正堃攝)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國民黨市議員厲耿桂芳在台北市議會追問柯文哲:「敢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柯回:「沒有標準答案,我認為我是中華文化圈的一員。」也在現場備詢的教育局長曾燦金則說:「我是中華地區的人。」文化局長鍾永豐則說:「我是台灣人,我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看來,此三人都是國民黨教育出來的「乖乖孩」,蔣介石當年聲嘶力竭掀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算是沒有白搞。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發現三民主義對人民已毫無吸引力,就打起了「中華文化」這張最後的底牌:既然彼岸的共產黨是「黃俄」,是中華文化的戕害者;那麼,只有國民黨才是正統的中華文化傳承人,雖然國民黨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被共產黨打敗了,但國民黨在吟詩作賦的文化戰場上卻可以打敗中共,為中國人保有一方「文化樂土」和「世外桃源」。於是,台灣到處是「四維八德」、「仁愛信義」的街道名,台灣的居民個個被規訓得彬彬有禮、道貌岸然。多年以後,有經歷過血雨腥風的文革的中國遊客到台灣,這才驚呼:「中華文化原來在台灣。」 然而,這種「中華文化最高級」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實是如同五彩斑斕的肥皂泡一般的幻覺。中華文化從來不是儒家《四書五經》中記載的冠冕堂皇、義正詞嚴的內容,中華文化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吃人」,用柏楊的話來說就是「醬缸」,用劉曉波的話來說就是「蒙汗藥」。 很多中國人(也包括很多台灣人)都有兩種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第一,中共與中國是可以分開來看的:中共固然是壞的,但中國是好的,只要去掉中共,中國就正本清源、容光煥發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其虛妄的想法。沒有中國,就沒有中共,中國是中共的溫床。同樣是共產黨,中共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要邪惡得多,也長命得多(它有可能成為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黨)。第二,中共與中國文化是可分開來看的:中共固然是壞的,但中國文化是好的,一旦外來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被清除,中國文化就能發揚光大乃至拯救世界。這也是一種極其虛妄的想法。中共就是一朵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開出的「惡之花」,毛澤東讀的中國古書遠遠多於馬列著作,毛澤東瘋狂而變態的想法大都從中國古書中汲取而來。毛澤東雖然批判孔子,卻癡迷法家,對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更是讚不絕口、亦步亦趨。 什麼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不是什麼好東西,它就是謊言、是暴力和偶像崇拜。正是中華文化對台灣社會的侵蝕,才出現「柯文哲現象」這一怪胎;正是中華文化對中國社會的侵蝕,才出現「習近平崇拜」這一怪胎。中華文化將中國、香港和台灣以及凡是有華人聚集的地方,都變成了大染坊、鱷魚潭、「動物農莊」和「悲慘世界」。
余杰 2018-09-17
到了中國就能認識中國嗎?

到了中國就能認識中國嗎?

  到了中國,臉書、推特、google、維基百科全都被封鎖,外來者又能看到多少真相呢?(圖/創用CC授權、民報合成)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下臺之後一直不甘寂寞,其屬下的基金會被美國國會報告直指為中共之統戰組織。 當初,董建華下臺時的托詞「身患足疾」,跟當年被滿清攝政王載灃罷官的袁世凱一模一樣。既然人家老袁都等來了東山再起、甚至南面稱孤的那一天,那麼,老董又怎能滿足於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個虛銜?所以,董老伯幾乎比現任特首還要忙碌,如果不積極表現,他又怎能充當西環與中環之間的「話事人」? 董大大在一個座談會上致詞時表示,香港受惠為一國兩制,只要中國發展一片光明,香港的前景同樣光明,相信香港能受惠於內地一帶一路國策和設立亞投行所帶來的機遇。因此,本港青年應更認識中國,到內地進修和實習,有助裝備自己迎接機遇。 可惜,董大大的「中國發展一片光明」的前面加了「只要」二字,頓時變成了畫餅充饑、望梅止渴。 如今的中國,霧霾蔽日、暗無天日,如何能給香港帶來光明?據南韓《朝鮮日報》報導,韓國駐北京大使館人手緊張,因為不少年輕外交官都拒絕赴京,理由是北京霧霾問題嚴重,擔心帶著妻兒在當地生活會影響健康。「在北京工作三年會生癌」的傳言,在北京的外交官圈子內公開傳播。 作為「看門狗」的《環球時報》向來護主心切,馬上批評南韓妖魔化中國的霧霾問題,又指《朝鮮日報》的報導有些誇張,反駁這是南韓的外交官想博取更多津貼,而非真正擔心霧霾。這樣的反駁顯得何其蒼白無力:人家又不是中國人,當然不會真正關心你的霧霾,他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健康,這有甚麼錯?若霧霾不會損害人的健康,他們又怎麼可能獲得更多的津貼? 而對於香港青年來說,不必親自到北京就可以瞭解中國的霧霾有多麼厲害。在暫時還沒有染紅的香港媒體上,在各種網路社交媒體上,關於霧霾的真相多如牛毛。香港青年又何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北上呢?近期,有一位香港女孩到中國旅遊,搭乘通過滴滴平臺找到的車輛,卻遭到綁架及恐嚇,之後發出從此不再到中國的誓言。中國之外的華人,漸漸明白不能羊入虎口的簡單道理了。 更何況,到了中國,臉書、推特、google、維基百科全都被封鎖,外來者又能看到多少真相呢?中國在浙江烏鎮召開所謂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主動向各專制國家傳授網路控制的經驗,這也是中國軟實力的輸出方式。習近平在會上高呼「共同構建和平開放的網路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而與會人員全都必須翻牆才能與外界溝通。 網上網下被包圍得如同鐵桶一般的烏鎮,就是中國的縮影。有中國網民創作了《烏鎮新解》的詞條,可以收入喬治·歐威爾的《新語詞典》之中:「『烏』即為『黑』,代表駭客攻擊,『鎮』即為『壓』,代表GFW(『國家防火牆』)。互聯網大會選的永久會址是有考慮的。」 所以,香港青年何須北上當奴才,留守我城,捍衛民主自由價值才是上策。
余杰 201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