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軍中殺狗虐狗事件，日昨一群愛狗的民眾齊集國防部前面表達不滿。但卻有網民酸說，「只是為了一隻狗」，有需要這樣「鬧」嗎？ 小白、小黑生為一隻狗，不是牠能選擇的；那幾位殺狗虐狗的軍人，生為一個人則是他的幸運。有幸生為人，就有權利凌虐不幸生為狗的生靈嗎？自認「萬物之靈」的人，認為狗被虐不足道，其實這不只是為了一隻狗，而是「大欺小、強凌弱」的問題，是人道與慈悲的更高價值。一個社會是否文明，檢視其對待動物的態度可思過半矣！ 康德說得好：「對動物殘忍的人，對待人類也一定不會好到哪裡！我們可用一個人對待動物的方式，來斷定他心地好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薩辛格認為：「只要人們讓動物淌血一天，世界和平就永無希望。」同樣的話也出自慈悲的史懷哲醫師：「除非人類能夠將愛心延伸到所有生物，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和平。」數學家畢達哥拉斯也說：「只要人類持續無情摧毀動物的生命，就永遠不能體會健康與和平的真諦。」發明家愛迪生更呼籲：「除非我們停止殺生，否則我們還是野蠻人。」慈悲的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說：「愛上帝創造的萬物，愛所有的動物，不要虐待牠們。」英國音樂人喬治男孩語重心長：「我深信，只要繼續殘殺動物，我們也會遭受到同等的命運。正如蕭伯納所言：『殘酷』所產生的子嗣即為『戰爭』。」以上的人道智語，該不會來「鬧」的吧？ 戰爭不是軍人的目的，保衛國家才是。因此「仁民愛物」才是軍人高尚的武德。反之，軍人的殘暴，是國家之恥！ 然而比虐狗更可惡的，竟然有人藉民眾的慈悲心想搞政治鬥爭！藍營一位「應」姓人士發起七月二日「萬人凱道送小白」活動，他坦白說是要諷刺洪仲丘的「萬人凱道送仲丘」。他在臉書上呼籲藍營，此活動是「反擊綠營，對蔡政府施壓的大好機會」！ 虐狗又不是愛貓的蔡英文造成的，也不是民進黨的政策，要反擊誰？我們該深層檢討的，除了是「強凌弱，大欺小」的心態之外，華人文化的「動物觀」才該檢討。在華人社會，脆皮鴨、薑母鴨、北京烤鴨、南京板鴨，令人大快朵頤。在美國，「唐老鴨」卻能娛悅男女老少；在華人心中，虎豹豺狼令人憎惡，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西方卻有可愛的「頑皮豹」、「米老鼠」和人親近。華人文化中，對鳥獸的關係彷彿只有食其肉、飲其血、寢其皮的權利？所以「只是為了一條狗」有什麼好「鬧」的？ 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還不夠，要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也還不夠。台灣還要成為一個人道、慈悲、文明的國家！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圖片: 下載自地磨兒國小官網) 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上，一群穿著雅緻醒眼的原住民小孩，用排灣古調做為引頭和陪襯，演唱「國歌」，嘹亮的歌聲響起的那一幕，許多人驚艷，感動…。我一向拒唱由「中國國民黨黨歌」代理的「國歌」，但我這次感覺截然不同。 這群小孩是來自屏東三地門的「地磨兒」國小。就在一個月前，我才在該校伍麗華校長的邀約下，參訪了這座小而美的山村小學。從校名、各種佈置設施，到排灣與魯凱小孩純真微笑，我早有太多的悸動。所以當他們站到總統府前發出嘹亮歌聲時，我的感動加劇，靈感泉湧。於是我在臉書貼上我參觀地磨兒國小的照片，並寫下： 『就是這裡—「地磨兒國小」，他們的小孩用南島民族排灣古調來演唱「國歌」。如果不是因為「國歌」實際是「中國國民黨黨歌」，這真是很完美的結合。這個嘗試，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靈感—「外來」與「本土」是可以融合的。』 我的貼文引起許多臉友的共鳴，特選其中數人的回應與大家分享： YC Lee： 「這個古調歌詞超棒的，完全不遜中國的詩經或是布蘭詩歌啊！」、國歌領唱排灣語：杜玉蘭瓜樂；和聲編曲：Muni Takivaljt；鋼琴編曲：唐佳君；歌詞（翻譯）/國歌： 排灣族《榮耀頌》領唱 Qualjaiyui（這是一個榮耀的時刻!），kiqau ngi ta i lemas（祈求上天 ）， papupicu li a nga dri（賜下勇氣），papucaqua ni anga ta（與智慧） si rasudan ta kuni（引領她治理這國家），qualjaiyui（這是一個榮耀的時刻! ） Qualjaiyui yo hei（這是一個榮耀的時刻呀、嘿! ） ∼間奏一∼ i ye yo a i ma lu（耆老說: 生命要生生不息），i ye yo la （就要與自然）， i ye yo a i i ye yo a i （共融共好）。 ∼間奏二∼ 國歌大合唱 kelju senasenai a mapuljat（來吧!朋友，我們一起來唱歌）/ 三民主義  papuljati tua tja varung（我們齊心用心祈禱）/ 吾黨所宗 inika pu tisun（不分你）/ 以建民國 inika pu tiaken（不分我）/ 以進大同 Kavala nga a tja kinateveteveljan namarasudj saka namaita（我們是被人稱羨的國家，團結又合一） / 諮爾多士 為民前鋒 neka nuri namaya tjaunitjen (沒有人像我們一樣) / 夙夜匪懈 主義是從 neka nuri namaya tjaunitjen (沒有人像我們一樣) / 矢勤矢勇 neka nuri namaya tjaunitjen (沒有人像我們一樣) / 必信必忠 nasulivat saka namarekiljivak (和諧又相愛) / 一心一德 nasulivat saka namarekiljivak (和諧又相愛) / 貫徹 nasulivat saka namarekiljivak (和諧又相愛) / 始終 nasulivat saka namarekiljivak (和諧又相愛) i la ho!  Pasoa Yang： 開始我還以為新政府把國歌改了，自high３分鐘。 Vincent Tsai： 光這個校名就讓人肅然起敬…。 黃永達老師： 這個國小的校名令我流下熱淚…，我想推動我的母校─鳳林國小(出產120位校長的客庄國小)正名為「馬里勿」國民小學。 小朋友唱的國歌若是台灣翠青(或美麗島)歌詞，排灣語發聲，排灣曲譜曲(或加阿美、布農曲)~我會感動興奮得哭起來…。我倒認為~台灣國歌就用[美麗島]+[台灣翠青]做歌詞(用台灣三大母語發聲)，以排灣、布農、阿美、賽夏、福佬、客家代表曲接續來譜曲…若有，我將天天唱國歌…。 紐西蘭大學高中球隊隊歌&開場舞大多是毛利人的Haka歌舞。一幕紐西蘭高中學校學生(大多是白人)跳毛利戰舞，來迎接一位因病去世靈車回校做最後巡禮的白人老師，害我每看一次流淚一次…。 楊長鎮（客委會副主委）： 南非白人政權原用「南非的呼喚」為國歌。曼德拉他們的非洲民族議會集會時則唱黑人的聖詩「天祐非洲」為非正式國歌。曼德拉當總統後，先採雙國歌，後來則融合為一，並以多族語言混用。我覺得台灣可參考此例，將台灣翠青與現有國歌混融，再以多語混用。目前並無國歌法，創作一首大家願意一起唱的國歌，值得努力。(其實我每次唱台灣翠青都改成客語) 總之，「地磨兒」國小帶給我們的靈感：「外來」與「本土」是可以融合的，可以一起落地生根！不過，由黨歌僭越的「國歌」不包括在此。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派出合唱團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圖為合唱團行前記 者會。(圖片: 下載自地磨兒國小官網)

  二○○六年我應「美南台灣人夏令營」之邀出席擔任主講人，那一場在德州奧斯汀舉辦的大會一開始，司儀宣布唱美國與台灣國歌。「星條旗」的美國國歌我當然知道，但「台灣國歌」是哪一首？當然不可能唱「中國國民黨黨歌」所代理的所謂「國歌」。我心想，會不會是我們在島內活動中經常唱的「台灣翠青」，或是「海洋的國家」？果然，在「星條旗」最後一句歌聲「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結束後，莊嚴卻又祥和的歌聲接著響起：「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 這首由蕭泰然教授作曲、鄭兒玉牧師作詞的「台灣翠青」，和另外一首「海洋的國家」（王明哲作曲、林永生作詞）經常在許多台派聚會中被傳唱。我們「台灣教授協會」每次開年會，都會合唱「台灣翠青」，或再加唱「海洋的國家」。許多人認為這兩首歌很適合當台灣的國歌，我頗有同感，但不要只唱福佬語（台灣閩南語），最好能再加填華語、客語、南島語歌詞，四語都唱，以示多元融合。 這幾年來蔡英文女士經常出席海外台僑的聚會，想必也經常聽到「台灣翠青」和「海洋的國家」。我不確定她在聆聽這兩首歌時是否和我同樣感動，但我確信她對這兩首歌應該不陌生。這次蔡總統的就職典禮，除了所謂「中華民國國歌」（中國國民黨黨歌）她無法拒唱之外，我本以為這兩首已經在我們海內外台灣人聚會中傳唱廿多年的歌曲會被唱出來。但是，小英總統沒有安排這兩首歌，而是唱「美麗島」。 為何不唱「台灣翠青」而唱「美麗島」？試想，「台灣翠青」歌詞中有「共和國憲法的基礎」，這和小英楬櫫的「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如何相容？「獨立今在出頭天」的歌詞，更讓「維持中華民國現狀」的政見尷尬。 但「美麗島」不會有這種尷尬。「美麗島」的作曲者李雙澤是標準「大統派」，而原作詞者是台灣道地詩人陳秀喜，這首歌唱起來可統可獨，隨人解釋，可以看成是「中國人的美麗島」，也可以是「台灣人的美麗島」。這種解釋起來可以左右逢源、依違兩可的歌曲，很符合小英的個性（或說策略）。我們從小英新政府的組合，可以看到她這種性格與策略。尤其最需要台灣主體立場的外交，竟然可以找立足「一中」立場的藍營人士來擔任，令人瞠目。 從就職典禮唱「美麗島」而不是「台灣翠青」，可以想見台灣真正獨立建國的路途還遠。這次大選，大部分獨派團體都力挺小英，相信今後獨派對於蔡總統所有立足台灣主體立場的政策也依然會支持。不過獨派萬不可因小英的性格而鬆懈，啟蒙大眾宣揚獨立建國，更應積極推動！ 何時才能在總統府唱「台灣翠青」？先停唱「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偽國歌」，再來解答這個問題。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水「田」後方「尾」端形成的聚落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2期】 從地名看到南島民族祖先的足跡 今天的彰化縣境內，早期分佈的平埔族有兩個系統，一個是西部靠海的「巴布薩族」，或稱「貓霧栜族」（Babuza）；另一系統是較內陸的「洪雅族」，或稱「和安雅族」（Hoanya），從彰化的許多新舊地名，可以明顯感受我們這些屬於南島民族的平埔族祖先的身影。 以前彰化地區統稱為「半線街」，是平埔族中的巴布薩族的「半線社」所在地。 彰化市有「社尾街」，可知是在舊「番社」的尾端。 荷蘭時代的戶口表有「Asock」，即清領時期舊文獻中的平埔族巴布薩族「阿束社」，（地點在今彰化市大竹路）；荷蘭時代的的「Babousack」，即清領時期文獻中的「馬芝遴社」（在鹿港）。 和美，曾經叫做「卡里善」、「朥狸散」，這是源自於巴布薩族的發音，意指「冷與熱的交界」，所以後來出現「和美線」、「和美散」的稱呼，因「善」、「散」、「線」音接近。 「鹿港」地名來源有一說，是源自當地巴布薩族「Rokau-an社」的閩南語音譯。 北斗舊名「寶斗」，是平埔族（當然也是巴布薩族）東螺支族「Baoata社」所在地，音譯為「寶斗」。 「二林」是平埔族巴布薩族「二林社」的故鄉。荷蘭時代稱Gielim。 溪州鄉有「舊眉」，過去曾是平埔族巴布薩族「眉里社」的所在地，故稱「舊眉」。 「社頭」的「社」，指的是在平埔族洪雅族的「大武郡社」。今天社頭鄉有「舊社村」，此「舊社」即「大武郡社」。 芬園鄉內也有「舊社村」，指的是洪雅族的「貓羅社」。流經此地的溪流則稱為「貓羅溪」。鄉內也有「社口」的地名，即在「番社」入口處。 溪湖鎮內有「大突里」，是以前洪雅族的「大突社」所在地。 地名凡出現「番」字，例如福興鄉有「番婆莊」，鹿港有「頂番婆」，彰化市有「番社街」…，都可以斷定這些地方曾有平埔族居住地。 芳苑曾稱「番仔挖」、「番仔灣」，所謂的「番」是指巴布薩平埔族，可知此地是巴布薩族故居地。由於位居兩條溪流的轉折處，漢人稱它為「番仔灣」，清領時期有「番挖街」。 埤頭鄉內有「番子埔」，為平埔族巴布薩族的聚落舊址，荷蘭時代稱Dobale，即清文獻中的「東螺社」。 這些「番」都哪裡去了呢？他們不是滅種消失，而是融在我們台灣人的血液了。 還有許多其他地名也都源自平埔族，無法一一舉列。看了這麼多源自平埔族的地名，可以想見彰化縣和台灣其他各縣市一樣，到處都有我們南島民族祖先的足跡。 從地名了解自然環境、地表景觀、地理方位 地名的出現，常與地表景觀、自然環境，或是地理方位有關。例如： 「溪湖」，因在濁水「溪」舊河道及附近沙丘環繞的「湖」盆地帶形成的聚落，清領時期叫「溪湖厝」。 「鹿港」地名來源有一說是早期此地為鹿群聚集之處，因此稱「鹿仔港」；又另一說是，因港灣形狀似鹿角而得名。 田中舊名「田中央」，是在十五庄圳與八堡圳灌溉水「田」區「中」間的聚落，稱為「田中央」。 秀水舊稱「臭水」，因早期排水不良，海水倒灌經常形成臭溪。 「埔鹽」屬於早期海埔地之一，一說為蒲鹽菁茂生之地；另一說為鹽分頗高的荒埔地而得名。 花壇昔稱「茄苳腳」，因從前這一帶是茄苳樹茂生之地，因此稱為「茄苳腳」（即茄苳樹腳下）之意）， 線西舊稱「下見口」，或「下徑口」，因為此地聚落在四股圳入海處，似乎可以看見河口，所以稱為「見口」。而後來改稱「線西」則是指在「半線」（彰化舊稱）之西。 「田尾」顧名思義，即在水「田」後方「尾」端形成的聚落。 「埤頭」是建在埤圳（荊仔埤圳）前頭的村落。 「溪州」是在濁水「溪」本流和支流之間的沙「洲」地的聚落區，為一溪洲，後來轉寫成為「溪州」。 二水舊稱「二八水」，是兩條河流交會成八字形之處；另一說，是位於「二分水圳」與「八堡圳」之間的聚落，叫「二八水」。 「埔心」（以前曾叫「大埔心」，即在開墾「埔」地中「心」地帶的村莊。 社頭有「崙雅」，以前叫「崙仔」；線西也有「崙仔頂」。「崙」是指小山丘，所以這兩個地名可知是在小山丘之處。 「竹塘」以前曾叫做「內蘆竹塘」，是在蘆竹茂密區與大池塘附近的聚落。 從地名看到移民的開發與生業 十八世紀初期，來自閩南的漢語族移民漸多，許多地區因為移民的聚集、開墾或創業謀生，而形成聚落，產生地名。例如： 先有三棟房屋出現的地方被稱為「三塊厝」；七家墾戶居住處形成的聚落稱為「七頭家」；有六間草寮出現的地方稱「六塊寮」；泉州人移民的聚落叫做「泉州厝」；在有十五張犁（一張犁約等於五甲）的田地形成的聚落，被稱為「十五張犁」（以上地名都在線西）；同安人移民的聚落叫「同安寮」（在芬園）；廣東嘉應州鎮平人移民的聚落，稱為「鎮平」（在福興鄉）；福建詔安移民的聚落，叫「詔安厝」（在鹿港），現在和美也有「詔安里」；廣東饒平縣移民的聚落，稱為「饒平」（在田尾）。 伸港鄉的泉州社區 「福興」是「福」建省泉州移民在此「興」建的村莊，因此稱為「福興鄉」。 員林，清領時期稱「下林」街，早期樹林茂密，漢人開墾由西往東，此地位於東側山丘林地，漢人在這林區下方附近形成聚落，故稱「下林街」，後來轉音成為「員林街」（但此說甚牽強）；另一說是，在圓形環狀的樹林之外開發形成的聚落，稱為「圓林」，後轉為「員林」。 鹿港舊名「鹿仔港」，地名來源除前述之外，一說荷蘭時代平埔族以鹿為稅目之一，當時嘉南草原野鹿成群，鹿皮、鹿角成為該港的出口大宗之一，所以稱為「鹿港」。 鹿港有叫「打鐵厝」的地方（在今鹿東醫院一帶），顧名思義，因該地曾有打鐵的人家而得名。 埔心有地方叫「瓦窯厝」，是以前有燒瓦窯的人家所在。 二林有「犁頭厝」，是製造並販賣鋤頭、厘頭的地方。 竹塘有「鹿寮」地名，是獵鹿人休息的草寮，或說是養鹿的草寮。 芬園曾叫「菸園」，清法戰爭時因基隆港口遭封鎖，鴉片停止進口，台灣本土開始自種鴉片，這裡為種植鴉片菸的園地，故稱為「菸園」。因台語「菸」與「芬」同音，所以後來轉變為「芬園」。 從地名看到族群關係 地名反應移民群落的關係，例如： 「和美」：來自福建漳州與泉州移民，為爭水土爆發大規模械鬥，之後兩派以邵安橋為界線，橋東為漳州人，橋西為泉州人，祈求「和」平「美」滿，原本稱為「和美線」，日據時簡化為「和美」。   「和美」祈求「和」平「美」滿 「永靖」：開墾初期閩粵械鬥區，本地多為廣東客家，清代彰化知縣將其命名為「永靖」，希望可以消滅械鬥「永」遠平「靖」。 此外，凡是帶有「番」字的地名，除了可以知道有南島民族聚落外，同時也可以想見附近出現漢語族移民，蓋因「番」字的用語是優越感的漢語族人用來稱呼附近的南島民族的，所以「番婆莊」、「頂翻婆」、「番社街」…這些地名也顯示着過去該地已有原漢比鄰而居的情形。 從地名看外來政權的更迭 從地名的沿革、變易，也可以看到歷代外來政權的更迭替換。 以彰化地區來看，荷蘭時代就記錄了許多平埔族聚落的地名，已如前述。 到了清領時代，這些地名都有了新的稱號，如「阿束社」、「半線社」、「大突社」「眉里社」…已如前述。而且為了「彰顯皇化」，而將「半線」改名「彰化」；「寶斗」改名為「北斗」；舊稱「關帝廟街」，為了平息械鬥，改稱「永靖」；原本以地勢坐鎮八卦的「八卦山」，清政府在鎮壓「大甲西社」等中部平埔族抗官民變之後，曾一度改稱「定軍山」。 日本人來後，也大易地名，特別是再1920年利用地方行政改制，同時大改地名。除了簡化、雅化之外，也以諧音改名。 原來的「茄冬腳」，改為「花壇」，因為「花壇」兩漢字的日語讀音（かだん，Ka-Dan）和「茄冬」的閩南語讀音近似。 「田中央」簡化為具有日本名性質的「田中」；「臭水」雅化為「秀水」；「燕霧大庄」改稱「大村」；「二八水」簡化為「二水」；「大城厝庄」改為「大城」；「內蘆竹塘」改為「竹塘」…。 國民黨時代，原稱「番仔挖」、「番仔灣」的地方，以當地層出舉人洪算諒的宅號「芳苑」而命名。1959年，在原屬線西的「下林仔」，分出「新」的獨立的「港」鄉，本來叫「新港鄉」，但嘉義縣已有了同名的「新港鄉」，因此在改名為「伸港鄉」。因為「新」與「伸」的閩南語讀音相同。(左圖: 伸港鄉」與「新港鄉」的閩南語讀音相同) 地名有講不完的故事，讀者可以自尋玩味。

  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受到世界的肯定。自總統民選以來至今，台灣一直被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為「自由國家」，與美、英、德、法、日等民主國家並列。然而，號稱民主的台灣，卻有著一般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存在的諸多怪現象，例如：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替專制獨裁者蓋紀念館。只有台灣，會為厲行白色恐怖殺人無數、破壞憲政常軌五次連任總統至死的獨裁者蓋紀念館，至今還聳立著一座偌大的「中正紀念堂」。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容許一個特定政黨長期侵佔國產成為黨產。只有台灣，長期容許「國庫通黨庫（當然是中國國民黨黨庫）」，甚至「黨庫通私庫」。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有一個特定政黨可以經營企業。只有台灣，中國國民黨可以經營一大堆黨營事業，成為世界最富有的政黨。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派軍人在學校裡面維持校園安寧。只有台灣，至今還存在著這種「軍訓教官」制度。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以一個特定政黨的黨歌來做為國歌。只有台灣，「中華民國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將一個特定政黨的黨旗，放在國旗上面。只有台灣，所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放著一個「青天白日」的中國國民黨黨旗。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找認同敵對國的人來主導課本內容的編寫。只有台灣，會找認同大中國的人來主導課綱的「微調」。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將個人「神格化」，還要在開會前向他的遺像行禮膜拜。只有台灣，至今還要向所謂「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去祭拜外國的民族英雄。只有台灣，至今每年還由中樞祭拜蒙古國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這位蒙古帝國的奠基者與台灣何干？ 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出現的現象，在台灣還很多，不及備載。這些現象何時消失，也就是「轉型正義」真正落實之時。 過去，陳水扁主政之時，因為朝小野大，國會仍由自私守舊的反動勢力把持，無法真正落實「轉型正義」。現在蔡英文以五十六％的得票率，六八九萬票的新民意重獲執政，立法院又有綠營過半的優勢，要結束這種正常的民主國家不應有的怪現象，應無理由再推託躊躇。雖然這些現象之中，可能有一兩項的變革會引起長期受黨國教育「薰陶」的奴民的阻擾，但相信大部分的變革會得到多數新民意的支持。 出身商人家庭的小英較為功利，偏重財經，且個性鄉愿柔軟，要她主動完成轉型正義恐怕不易。因此，寄望國會的本土、民主力量能振作起來，促使新政府早日結束這些民主國家不應有的怪象！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廿七年的政治黑牢歲月中，經常受到三個白人獄卒的虐待：在到處是海豹、毒蛇的蠻荒的羅本島上，曼德拉被關在鋅皮房裡，白天要採石頭，有時還要到冰冷的海裡撈海帶，夜晚被限制自由。那三個白人經常侮辱他，動不動就用鐵揪痛毆他，甚至往飯裡潑汗水強迫他吃……！ 一九九四年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在就職典禮上，曼德拉親筆簽署邀請函，邀請這三位白人獄卒來參加。在就職典禮上的致詞，曼德拉特別介紹這三位貴賓說：「我特別高興，當年陪伴我在羅本島度過艱難歲月的三位獄警也能光臨。我年輕時脾氣暴躁，在獄中因為有他們三位的幫助，我才學會控制情緒…」曼德拉介紹這三人，並和他們一一擁抱。全場為之動容，掌聲久久不息，三人淚流滿面。 從曼德拉這則故事，我想到最近蔡英文去祭拜惟覺和尚的事。讀者諸君千萬別誤會，以為我要把小英祭拜惟覺的事，看成像上述曼德拉「放棄仇恨，選擇寬恕」同樣的典範，非也！ 惟覺是誰？就是那座金碧輝煌不遜於皇宮的「中台禪寺」的創辦人。中台禪寺曾涉嫌利用人頭濫墾保育地、破壞國土而挨告，並遭南投縣府處罰，這些姑且不論。看看這位「我執」不破的惟覺，是何等的反台灣、反民主？何等的趨炎附勢？ 二○○一年他到中國訪問，為了討好中共，公開辱罵「法輪功」；二○○○年總統大選，他公開叫罵民進黨陳水扁，說如果民進黨當選總統，台灣將「血流成河」，極盡挑撥之能事；二○○四年總統大選他又公開支持連宋，而且呼籲拒領公投票；二○一一年八月馬英九出席「中台禪寺」十週年法會，惟覺以太陽形容馬英九，拍馬屁說他是「最好」「最慈悲」的總統。同時也大讚馬英九舉債發放「消費券」有如天降甘霖，還說馬的政策讓兩岸和諧穩定…。 與證峰法師林秋梧闡揚的「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菩薩行」相較，站在國共兩黨強權霸政立場的惟覺，真有天淵之別！ 對於這樣一位替強權霸政代言的和尚之死，我們只要哀矜勿喜即可，需要前去祭拜嗎？小英是為了化解仇恨嗎？如果惟覺只是對你小英個人有所侮辱，當然可以不記前仇，但這是大是大非，非個人恩怨；是為了討好那三萬信眾嗎？政治家豈可為了媚眾而不計是非？更何況為了討好惟覺信徒，卻傷了多少綠營民心！ 曼德拉的故事顯示「化解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寬恕」；但小英拜惟覺，卻讓我感覺她的立場曖昧、是非不分、鄉愿十足。 記得四月七日小英也出席鄭南榕逝世紀念日，南榕的名言在我耳邊響起—「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請問小英，鄭南榕的「台灣獨立」和惟覺的「兩岸統一」，你同意哪個？你該不會說「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我兩邊都不得罪」？如此鄉愿，我很懷疑你能完成多少轉型正義？ （作者李筱峰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二○一○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推出「唱台灣歌，說台灣史」巡迴演講暨音樂會，我受彭教授囑咐擔任策劃及主持人。第一場開場時，特邀請當時正在參選市長的蔡英文蒞臨致詞。小英致詞結尾說：「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瞭解我們台灣四百年歷史」，要接著開講的我，聽了頓感尷尬為難，因為我正準備「從南島民族說起」，一萬五千年前甚至五萬年前，台東長濱八仙洞早就有長濱文化人的活動；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也有大坌坑文化的存在…，小英卻只要瞭解「四百年」台灣史。顯然她對台灣史的概念仍停留在漢語族中心的傳統史觀。 小英的台灣文史意識稍嫌薄弱，還可從她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中沒有一位文史學者看出來。馬政府急著要復辟大中國史觀，汲汲進行黑箱的歷史課綱「微調」，連高中生都覺醒起來反抗，因此，歷史教育的爭奪戰勢必是下個國會的重點之一，但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沒有一位文史學者，令人詫異。小英平日也極少與台灣文史學界往來。 為了拚經濟，找財經學者林全組閣，可以理解。不過，我原以為教育部長會找文史哲的學者出任，以補其弱點，不料仍找理工學者出任，這也就罷了，讓人驚訝的是，小英考慮教育部長人選的重要條件竟是「能夠跟產業溝通」！依然繞著財經產業思考！ 教育哲學家何欽思（Robert M.Hutchins）說過：「教育倘以經濟發展為目標，則將視人為生產的工具，並教人把自己看做工具。結果，教育注重職業訓練，教學也以與工作有關為限。」何欽思說：「教育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 稍有一點教育哲學概念的人都知道：教育應該幫助每個受教者完成「自我實現」（瞭解自己，接納自己，發揮自己）；教育應該幫助受教者建立「人與自然」、「人與土地」、「人與人」的和諧關係；教育應幫助受教者獨立思考，建立獨立人格。醫學家黃崑巖生前常強調，醫師的人格教養比醫學專業知識更重要。此「教養」即教育的重任。世界各著名大學為何要開通識教育，因為不希望大學教育只培養出「未受教育的專家」（uneducated expert）（愛因斯坦說「專家只是訓練有素的狗」），還要培養「博」、「雅」之人（所謂renaissance man）。 尤其台灣現況，如何讓長期受國民黨「去台灣化」的「中國中心」的教育轉型，如何培養落地生根的民主公民（免得像林全那樣自認為找不到根），至為重要。 在蔣介石專制時代，都還知道找文史哲學家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謙稱「但開風氣不為師」，其實他是啟發新思想的導師）；還會找史學家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他勉勵台大師生「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小英勉乎哉！ 台灣文史意識薄弱，是小英的罩門，但可能因此成為台灣無法轉型發展的窄門！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時值清明祭祖掃墓之際，我想起我經常接到一些「義和團」式的人士寫信來罵我「數典忘祖」。偏偏我這個被罵「數典忘祖」的人，每學期講授「台灣文化史」課程時，一定會花上一週的時間討論「台灣住民的祖先來自哪裡？」。 那些罵我「數典忘祖」的人，他們來信通常都不敢寫地址，否則我一定買束鮮花登門造訪，和他討論「是我數典忘祖，還是你數典忘祖？」 我被罵「數典忘祖」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主張台灣獨立。他們認為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就是數典忘祖，這種觀念來自兩個「無知」： 第一個無知，他們認為台灣人的祖先悉數來自中國，而不知道南島民族（含平埔族和高山族）佔著我們祖先的重要成分。我們只要看看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區的地名（今名及舊稱），有近三分之二是源自南島民族，連「台灣」一名也是平埔語，就可知台灣早年到處都是平埔族聚落（社）。難道我們遍佈南北的平埔祖先都全部消失滅種，而由來自中國的唐山祖取代？這種只知有唐山祖，卻完全否定南島祖先的心態，才是數典忘祖！ 第二個無知，認為相同的祖先必須同一個國家。因此他們認為來自中國、同樣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的台灣人，必須屬於中國，不許自成一個國家，否則就是數典忘祖。奇怪，他們怎麼不罵新加坡共和國的七十五％華裔數典忘祖？姑且不去辯論所謂「炎黃子孫」、「中華兒女」這種「後設建構」的政治神話，我們只要問，同文同種就必須同一國嗎？否則就數典忘祖嗎？那麼，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就有二十二國，誰數典忘祖了？講英語的盎格魯薩克遜後裔，就有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誰數典忘祖了？日耳曼族的後裔，可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瑞士人，誰數典忘祖了？ 說也奇怪，既然他們（含國共兩黨及其信徒）以祖先血源來思考國家概念，那麼內蒙古是不是該歸蒙古共和國統一？否則，不怕他們數典忘祖嗎？維吾爾族的「新疆」（應說「東土耳其斯坦」，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耳其屬同一系統），與「炎黃子孫」完全不同文不同種，怎麼不准他們獨立，而強迫他們做中國的「新疆」呢？怎不擔心他們數典忘祖？還有，所謂「藏族」的圖博人，為了不讓他們數典忘祖，讓他們獨立復國如何？為何面對台灣，就講血緣祖先；對於東突、圖博，就不講血緣祖先了呢？ 在馬英九、洪秀柱與習近平唱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之際，時逢清明祭祖，我們應了解我們台灣人的雙元（甚至多元）祖先。我們是當年逃離中國來台尋求新生天地的漢語族，與在地南島祖先交融的後代。我們的國家，應該是建立在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建立在「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海市蜃樓上。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前一位日本媒體人吉川直矢先生來訪問我，訪談中問到：「近十年來你們台灣和中國來往頻繁，為何自認為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願意接受統一的人，反而越來越多？」 我打了一個情侶的比喻：「因無知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這個比喻也許不很周延，不過「台灣認同」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國認同」比例一直下降，這已很明顯。連「統派」的聯合報最近都公布了類似的民調，不接受「一個中國」的民調比例高達八十一％。 其實這種「因了解而分手」的歷史教訓，在七十年前就出現了。戰後初期台灣民心向背的轉變，就是類似的歷史型模。 戰後中國接管台灣之初，台灣人以全中國各省未有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然而真正迎接到的，是「接收」變成「劫收」，「官兵」變成「盜賊」的局面，民心潰決，終而釀成二二八大屠殺。 社會精英的祖國夢，更是一場噩夢，例如：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熱心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搭建歡迎牌樓，教唱「國歌」，他萬萬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會喪命於祖國槍下！花蓮的張七郎醫師也在市區搭建歡迎牌樓，書寫對聯「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哪知道一年四個月後，他不但沒有「慶重新」，反而父子三人命喪黃泉！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以為「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哪知他所迎接的「祖國」，不但讓他當不了「閒鷗」，卻成為槍下冤魂！林獻堂在日本統治下高吟「祖國我欲乘風歸」，但是「祖國」來臨之後，他終卻流亡東京，留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喟嘆，抑鬱而終。 當年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就像平日「好龍」的「葉公」一樣，等到真正的龍來了之後都嚇破了膽！為何如此？誠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所言：「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無經驗的實感」，當真正體驗所謂「祖國」的統治之後，才後悔「這個祖國怎麼和我們心裡所想的不一樣」（林茂生語）。 台灣民主化之後，台海雙邊開放來往接觸，也開始領教真正中國人的德性而有了「經驗的實感」。原來「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的順口溜，比起國民黨教我們的「炎黃子孫」的神話要貼切多了。動不動就在公共場所吐痰、吆喝、插隊、吵架、打人的「中華兒女」，讓台灣人開了眼界！至於維權律師、出版商、記者、編輯、練法輪功、起草憲法草案的知識份子，都會隨時失蹤或「被自殺」，這種政治只剩不到一成的「海有逐臭之夫」才想跟他們「統一」。 台灣人不是數典忘祖，而是在「民主自由」與「中華民族主義」之間，有所優先選擇。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人來不及選擇；現在，我們還來得及選擇。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西班牙人在雞籠（基隆）的社寮島（今和平島）建造「聖薩爾瓦多城」（採自《台灣歷史畫帖》）   台灣有很多舊稱，其中有一個名稱叫「雞籠山」。《明史》＜外國列傳＞中有「雞籠山」條目，這樣記載：「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 ... 」「雞籠山」指的不就是今天的基隆一帶嗎？為何曾經是台灣的舊稱？原來以前外地來台灣的人，尚無台灣全島的稱呼，往往以其登陸地點的名稱來代稱全台灣，因此「雞籠山」和「北港」、「大員」（今台南安平）一樣，都是登陸地點成為全台的代稱。有趣的是，「雞籠山」被列在《明史》的＜外國列傳＞，可見在中國明朝眼中，台灣還是外國。 南島先民生息於此 「雞籠山」最常聽到的說法，是指今天基隆市北岸外的基隆嶼（舊稱「雞籠嶼」「雞籠杙」），因其形狀像雞的籠子。但是在荷蘭的台灣古地圖中，今天的和平島也稱為Kelang（雞籠），而和平島的形狀顯然不像雞的籠子。因此，較為可信的講法是，「雞籠」應該是南島民族的發音，源自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雞籠社」或「大雞籠社」。今天基隆地區早年屬於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Ketangalan）族」的生活範圍， Ketangalan中的tanga被省略，縮短變成Ke-lan。後來閩南人來了，才以漢字音譯為與閩南語諧音的「雞籠」。 漢語族人尚未移墾台灣北部時，基隆地區由平埔族凱達格蘭人散居其間，所以基隆地區與南島民族有關的地名很多，除「雞籠」外，像「八斗子」、「大武崙」、「暖暖」、「瑪陵坑」（位於七堵的山區）、「拔西猴」（位於七堵的山區）、「友蚋」（位於七堵的山區）、「後旦旦」（位於七堵區草濫段）、「阿班嶺」（在七堵區瑪西里）等地名都源自南島民族。 「八斗子」和台北的「北投」，皆為同一來源的音譯，是凱達格蘭語「女巫」的意思；「瑪陵坑」的「瑪陵」原意為「女巫的墳墓」；槓仔崙的「槓仔」為「陷阱」之意…。 今天基隆港外口的和平島，以前叫做「社寮島」，即凱達格蘭族「龜霧社」（或「大雞籠社」）所在地。 從這些至今猶存的地名可知，我們平埔族的凱達格蘭祖先曾經生息於此。別忘了，他們也是咱台灣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阿班嶺」是平埔族的名字                                                                                                                     「大武崙」的地名是平埔族的名字                                                                                                       西班牙人、荷蘭人來了 1626年西班牙開始在北台灣殖民，在社寮島（今和平島）建築「聖薩爾瓦多城」。   西班牙在和平島上的防禦工事                                                                                           西班牙另外在雞籠興建四座堡壘（城），其中一座叫Milaen的圓塔，可能位於白米甕。西班牙人於1642年因不敵南部荷蘭人的勢力而退出北台灣，荷蘭人接收Milaen圓塔，加以擴建，被後人稱為「荷蘭城炮台」（今白米甕砲台的前身）。   基隆白米甕砲台附近的「荷蘭城」路標                                                                              「白米甕」地名的由來有數種說法，其一傳說荷蘭人攻佔基隆地區，當時人們為了避難，於是紛紛到海邊的山洞內躲藏，但時日一久，所帶來的食物已用盡，此時有人發覺一顆石頭狀似米甕，不斷湧出白米，米量正好足夠所有人一日溫飽，但當中有些貪心的人，想要獨佔多取些米，於是將米甕口挖大，但從此米不再湧出。當然這只是警世神話。 荷蘭人於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曾短暫在基隆和平島一帶逗留，所以和平島現在還留有「番字洞」，此「番」指的是荷蘭。   和平島的「番字洞」                                                                                                        「番字洞」解說牌                                                                                                            清領時期漢語族先民移墾 歷經東寧鄭氏政權及滿清帝國，來自中國閩粵的移民也來到基隆地區。 首先與平埔族開始有互動。所以八斗子長潭里現在叫作望海巷的「換番」，即是過去漢語族人入墾時，與凱達格蘭人交換物品的地方；現在信義區的「寮和崙」則是漢人稱有簡陋小屋的小山丘的意思，都是漢人到此地後，和平埔族人互動產生的地名。 1723年（雍正元年），有一批漳州人輾轉從八里坌移居雞籠「牛稠港」、虎子山，建立「崁仔頂」街，是基隆市街創建的開始。「牛稠」顧名思義，即飼養牛隻的地方。 又基隆地區早期的漢語族移民慣稱「河」為「港」，如「牛稠港」、「石硬港」、「蚵殼港」、「田寮港」等。「蚵殼港」地名，顧名思義是牡蠣殼多之處。有一傳說在現在樂一路市場，早年有以蚵殼為材料燒石灰的窯廠，因而得名。 基隆市有「五堵」、「六堵」、「七堵」、「八堵」地名。「堵」就是防禦用的土牆。早期漢人由基隆往南開墾，設堵來阻止凱達格蘭族的攻擊與「入侵」（其實是誰入侵誰？）。換句話說，「堵」是一個據點、聚落的意思。頂堵即頭城、二堵、三堵在宜蘭的冬山鄉，四堵在台北坪林鄉，五、六、七、八堵在基隆，於此可見早期漢語族先民在此開墾的痕跡。 1875年（光緒元年）清廷在台灣的行政組織大變革之際，亦將「雞籠」一名改為「基隆」，取其「基地昌隆」之意。 清領後期為加強防務，增修許多炮台，獅球嶺炮台為其中之一，曾有林朝棟駐軍於此，所以今天獅球嶺有一個「朝棟里」。 日本殖民統治 1920年，日本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採行同化政策。1924年，因應港灣擴建及街市發展，乃公布實施市制。1931年，實施市區地名改訂，市區改為町名，共有28町，到了1931年(昭和六年)町名改訂確定，如觀音町、寶町、西町、高砂町、旭町、崛川町、瀧川町、元町、玉田町、雙葉町、天神町、福德町…。郊區仍維持原名。 中國國民黨時代 中國國民黨於戰後來台統治，他們好談四維、八德、政治教化教條，表現在地名、行政區的名稱最為明顯：原來的「田寮港」為「信義區」；舊稱「石牌街」（地名不可考），叫「仁愛區」；原來叫「八尺門」（八尺門是和平島與台灣本島之間的狹隘水道，跨距八尺，有如出海的門），為「中正區」；原叫「白米甕」的，變成「中山區」。此外還有取吉祥用語的「安樂區」。 這種充滿四維八德、中華文化意涵的名稱，表現在鄰里也很多，例如三民里、四維里、五褔里、六合里、七賢里、嘉仁里、彰義里、樂一里、永樂里、康樂里、安良里、和樂里、新興里、保定里、定國里、安邦里…等等。 基隆的路名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標示。 連炮台亦然，白米甕砲台就被稱為「光華砲台」。 橋梁也是出現這種政治、教化的名稱，例如田寮河上的橋樑，由東向西依序為東明、尚勇、崇仁、尚智、達德、平等、達道、自由、博愛、中正等10座橋梁。直到民進黨的李進勇擔任基隆市長期間，經由票選改以十二生肖為橋梁命名，由東向西依序為財鼠橋、旺牛橋、福虎橋、玉兔橋、祥龍橋、銀蛇橋、寶馬橋、吉羊橋、美猴橋、金雞橋、富狗橋、喜豬橋。 從基隆地名，我門看到基隆地區的歷史演進，也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施並錫教授的基隆港二二八屠殺畫。（本文圖片由民報資料室提供）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用「屠殺」（Massacre）來形容二二八事件是否合理？如果我們以死傷極為慘重的基隆地區發生的情況來看，答案就應該不言可諭了。 以下我們試舉當時人的見聞來瞭解，這些都是一手史料：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台灣史學者楊逸舟，根據一位基隆市民敘述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這樣描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詳見楊逸舟，《台灣と蔣介石》，頁一三○） 楊逸舟又記述著： 「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地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前引楊逸舟的敘述，與「台灣旅滬六團」的報告情節完全符合。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解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例舉許多殘酷無倫的屠殺方法，其中關於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地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地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詳見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117）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從基隆登陸後的情形，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有些部隊出現「官兵變成強盜」的情形：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1991） 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在基隆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 看過這些歷歷史料，這不叫屠殺，什麼才是屠殺？只是，「港都夜雨」的基隆，曾經在那一年，駝負着台灣史上的腥風血雨…。基隆子弟，台灣子弟，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圖片來源 六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在高雄進行了一場屠殺！許多只會讀國民黨教科書的順民，永遠只記得有「南京大屠殺」，卻從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高雄大屠殺」。 高雄大屠殺的元凶，是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西子灣屠夫」的彭孟緝。 二二八事件引爆後，高雄在三月三日也開始有青年及民眾武裝反抗，軍隊出來鎮壓。武裝反抗引來軍隊鎮壓，可以理解，但是彭孟緝派出的巡邏隊，在市區一見民眾數人聚合，便隨意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 三月六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府禮堂開會，推派代表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他禁止軍隊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希望在處委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軍隊暫留營內。當時前往的代表有市長黃仲圖、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的父親）、林界、涂光明、曾鳳鳴等人。不料代表一行上山後，彭孟緝將彭清靠、林界、涂光明、曾鳳鳴四人綁押起來，除彭清靠後來放行之外﹐其餘三人遭槍決！接著，彭孟緝下令軍隊開下山，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處委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以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開會人士及民眾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軍人又以刺刀補上！一場殺戮後，軍隊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 這場殺戮，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回台調查所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敘述的：「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也提到高雄屠殺情形：「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有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至今一直爭論不休。習慣為強權立言的藍色學者企圖將死亡人數縮少。但是最讓我訝異的是，最近一位我素所敬佩的學者，竟然引林獻堂的日記說死亡只有一千人。今逢高雄大屠殺紀念日，想起光是這天高雄就死亡近千人（再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高雄地區自八日至十六日死亡人數約三千人）。而三月六日的高雄屠殺，才只是序幕而已，兩天後整編廿一師的登陸，殺戒才將開始！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孫文（國民黨所謂的「國父」）最近又被吵熱了。我在拙著《台灣史101問》，即有一問「孫文與台灣關係如何？」，特重刊於此，藉供參考。 孫文一生來過台灣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但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到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到日本。 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開廣東，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總計孫文三次來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醒過來，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一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 今天，習慣稱孫文為「國父」的人，可能不知道，孫文曾經在一九○○年的時候，想要聯絡李鴻章促成兩廣獨立。孫文既然曾經主張兩廣獨立，那麼他會不會反對台灣獨立呢？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二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視同朝鮮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二十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公平。 更何況，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以他作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作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周陽山不識孫中山〉，《烏鴉不快樂》，台北：玉山社，二○一一。 李筱峰，〈夢見孫文來台灣〉，《李筱峰專欄續集》，台北：新自然主義，二○○六。 李筱峰，〈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台灣要衝決網羅》，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二。 《國父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六五。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

    孫文1924年使用的黃埔軍校訓詞，1929年被國民黨採用為黨歌歌詞，1930年又暫代為國歌歌詞，這一暫代就拖了80年。(圖取材於網路)   2000年和2004年的兩次總統就職典禮，總統府都有發請帖給我，要邀請我參加典禮，但是兩次典禮我都缺席。我缺席的唯一理由是，我不喜歡參加有任何必須唱黃埔軍校校訓（或說唱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場合。 什麼是黃埔軍校校訓？什麼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答：就是當今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歌」。 在高中以前，我每次聽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所謂「國歌」時，總是肅然立正，感動不已。但是自從跳出國民黨的法西斯意識形態，了解歷史真相之後，我的心中不再有「國歌」了。真有趣，2004年泛藍喊出「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我剛好相反....「有了真相，就沒有國歌」了。 今天掛名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灣，其所唱的所謂「國歌」，不僅不適合台灣，而且也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合法國歌，而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1924年孫文對黃埔軍校（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訓練黨軍的學校）的訓詞。中國國民黨於「北伐」完成後，於1929年將這段訓詞譜曲，訂為該黨的黨歌。繼而，中國國民黨中央於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該黨黨歌代用。經過這一代用，就一直「代」個沒完沒了，一直「代」到現在。這個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經過民主程序而以行政命令強迫其人民接受的國民黨黨歌，就這樣僭越成為「國歌」。 更無奈的是，國民黨歌在變成「國歌」的過程中，台灣當時並不屬於中華民國轄下領土，而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灣與這首黨歌毫不相干。現在這首黨歌卻只能拿來台灣強行要求台灣人民當作國歌來唱。 更荒唐的是，其歌詞深奧晦澀，內容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台灣味，即使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歌歌詞也極不妥切，例如歌詞一開頭就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分明所謂「吾黨」指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不是強求其他政黨要接受國民黨之所「宗」嗎？這不僅黨國不分，而且是霸道蠻橫。雖然國中國文課本曾經強加解釋說：「『吾黨』與『吾輩』、『吾人』的意思相通，就是『我們』的意思，可以代表全國國民。」這種解釋，如果不是昧於史實，就是為了迎合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強加曲解。 因為孫文當年頒佈這段訓詞的對象，分明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國民黨黨軍之校也，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而設立。因此，歌詞中的「吾黨」所指為何，還需要強辯嗎？用七、八十年前遠在黃埔的中國國民黨黨校的訓詞，要我們台灣的住民當國歌來唱，實在很荒唐！更好笑的是，歌詞還說「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是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很合理；但是拿來要求全民，就更加荒唐了。試問，全民都當「前鋒」，那麼「後衛」不就沒人幹了嗎？ 總之，把黃埔軍校校訓兼中國國民黨黨歌，拿來當作國歌唱，簡直不倫不類。 更滑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一度將台灣歌手張惠妹列入「台獨藝人」的名單中，封殺她在中國的演出。他們的理由是，張惠妹在2000年阿扁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中華民國國歌」。阿妹唱的中華民國「國歌」，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也就是黃埔軍校的校訓。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變成台獨份子，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中國當局之愚蠢，真不知何以名之。 事巧不巧，2004年黃埔軍校建校（也可以說建軍）八十週年（6月13日），一大堆黃埔畢業的退役老將軍齊集紀念。會中郝柏村帶頭大罵阿扁總統背離黃埔精神，他們呼籲國軍要發揮黃埔精神，並大喊「反台獨，反制憲」的口號。 阿妹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被中國指為「台獨」；郝柏村強調黃埔精神則是要「反台獨」，中國人的政治真是奧妙！ 老將軍們的言行又是一齣笑劇兼鬧劇！按國軍是國家的軍隊，而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的黨軍學校，要國軍延續黃埔精神，等於是要國軍停留在國民黨黨軍時代，這完全背離軍隊國家化的精神。再者，今天黃埔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台灣人民納稅建立的軍隊，卻要扯到與台灣無關的黃埔去，真是胡鬧！這種「反民主化」「去台灣化」的言行，簡直不知今夕何夕！ 任何民主國家的軍隊，都不該有一黨的色彩，更不該有「外來」的性格。而「黃埔」這個符號，剛好反映了「一黨」的色彩與「外來」的性格。直到現在，我們的陸軍軍歌還在強調「黃埔建軍」，完全違背軍隊國家化的精神，更沒有台灣的主體意識。我們的台灣子弟進入軍隊服役，而這樣的軍隊卻魂歸黃埔，不是心繫台灣，將使我們子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民主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軍隊效忠國家，就要以民主自由的價值為認同、以腳踏的土地為認同，而不是以遠在天邊的黃埔為認同。盼我英勇的三軍將士們，立足台灣，熱愛民主，我們一定會敬愛你們。

民報文化雜誌vol.10(2016.1.1) 台北成為全台灣的政治中心是在清領台灣的末期。台灣在1885以後才建省，當時台灣省的最高衙署「台灣巡撫衙門」原本要設在台中，後來改設在台北。原址在今天台北市中山堂左側附近，延平南路、武昌街口一帶。 日治初期，清代的巡撫衙門一度暫時權充台灣總督府。（資料來源：《黃虎旗的故事》，國立台灣博物館，2002年。） 1895年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城後，以原來的台灣巡撫衙門做為台灣總督府的辦公處。到了1919才蓋出正式的總督府（就是今天的總統府），成為台北的地標。 這幢規模雄偉的日本總督府，自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進入辦公起，歷經十三任日本總督。 1919年落成的正式總督府 第一位進入正式總督府上班的總督明石元二郎 二次大戰期間，總督府於1945年的「5.31台北大轟炸」中局部受損。 戰爭期間台灣總督府也加以偽裝及消防措施。 在盟軍空襲下，總督府局部被炸。 二次大戰終戰初期，善良天真的台灣社會精英如陳炘、阮朝日等人，籌資修復被盟機局部炸毀的原來總督府。新來的陳儀政府，已將它改稱「介壽館」。而一年多後，這些幫忙修復「介壽館」的陳炘、阮朝日等人，都壽終死於二二八大屠殺！ 1949年底，中國國民黨政權敗退來台，隔年三月蔣介石復出再當總統，將它改為總統府，成為歷經兩蔣卅八年軍事戒嚴統治的最高權力中心所在。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這幢文藝復興式的雄偉建築，代表著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威權象徵，深嚴不可測！ 直到李登輝總統的末期，隨著台灣的民主化，總統府開始開放讓民眾接近，陳水扁總統更將它開放每週讓民眾參觀，並派志工解說員替參觀民眾解說，它神秘的威權面紗才逐漸褪卻。 諷刺的是，第一位在這幢建築物辦公的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遺言將自己安葬在台灣（地點在今十四號公園內），而後來的兩蔣，至今卻還未入土為安。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我想起名導演萬仁先生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穿插有兩段珍貴的歷史紀錄片，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段是二戰末期日本駐台的最後一任總督安藤利吉，站在總督府前面校閱軍隊的情形。包括許多台灣青年子弟在內的「台灣軍」，魚貫經過總督府前面廣場，接受安藤利吉的校閱；約七年後（1950年代初），同一個場地，蔣介石總統站在總統府前面，也在校閱軍隊，包括大部分是台灣子弟的充員軍，踢著正步經過總統府前面廣場，接受蔣介石的校閱。這兩個場景的時間相距大約七年左右，完全相同的地點，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外來統治者。台灣人的角色則毫無改變，依然是被統治者、被宰制者。我看了這兩個鏡頭時，眼淚忍不住潸然而下…。 這幢過去外來政權的象徵建築，今後將扮演何等角色？2016年蔡英文即將進入辦公，我們期待台灣的主體地位能逐漸確立，讓殖民色彩快快褪卻！ 台灣應該邁向正常的獨立國家，台北市不必然非當首都不可，台中、中興新村，都是可以考慮的首都好所在。屆時，這幢曾經代表兩個外來殖民政權的建築，應該有其新的功能與角色。我期待將這幢見證兩個時代的總統府現址，改為台灣歷史博物館。讓缺乏歷史意識的台灣人，從辛酸血淚的台灣歷史中覺醒奮起！

「台北」的名稱，在台灣歷史上很晚才出現。1884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侵入南台灣，事後滿清政府才意識到台灣的重要，乃增設新的行政區，南部有恆春縣，北部增加台北府。「台北」的名稱自此才出場，已經是滿清領台的第191年。當時台北府轄三縣（新竹、淡水、宜蘭）、一廳（基隆廳），比現在的台北市範圍大很多。 本期《民報文化雜誌》介紹台北地名的故事，則是以今天台北市的區域為範圍。   平埔族先民的遺跡 台灣早期的祖先都屬南島民族，北台灣的南島民族則屬於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雖已融入我們世居北台灣的住民的血液中，不易辨認，但是從台北市內的許多新舊地名，仍可以清晰看到我們凱達格蘭人祖先的身影。 台北舊名「大加蚋」（或「大佳臘」、「塔加勒」，同原音譯），今天台北盆地中央到東部的基隆河、新店溪流域間一帶，涵蓋今日台北市的大部分，包括松山、內湖一帶，早期叫做「大加蚋」，這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發音。現在台北東園附近以前有加蚋仔庄，現在當地居民還有人稱當地為「加蚋仔」，當然是「大加蚋」舊稱的延用。 萬華舊稱「艋舺」（也寫成「蟒葛」、「蚊甲」或「莽甲」，都是相似的讀音），出自平埔族語「獨木舟、小船」之意。淡水河邊停泊許多獨木舟小船的市集之地，被稱為「艋舺」。 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口附近，台北大同區哈密街、保安宮一帶，叫做「大龍峒」，這裡早年有凱達格蘭族的大浪泵社。「大浪泵」與「大龍峒」閩南語讀音相同，是同源的音譯。 凱達格蘭人稱溫泉為Pattsiran-na，漢人以「八芝蘭」、「八芝林」音譯，後來演變成「士林」。 捷運淡水線有一站叫「其哩岸」，該站附近是早年凱達格蘭族的「其哩岸社」所在地。 「北投」是凱達格蘭語的音譯，原意為女巫。有女巫居住的地方，稱為北投社。「北投社」分為內外兩社，內社的原址在北投附近，外北投社的原址在新北投。 北投地方有「嗄嘮別」的地名，位於今天桃源國小南方到捷運線一帶，為以前凱達格蘭平埔族的社名。 著名的「社子島」，是基隆河與淡水河教會而成的沙洲。「社」當然是平埔族的聚落（優越感的漢語族人所稱的「番社」），即凱達格蘭族「毛少翁社」（亦稱「麻少翁社」）的所在地。在當地的基隆河支流還被稱為「番子溝」。  松山基隆河南岸有一條「塔悠路」，這名稱是源自於早年這一帶的凱達格蘭族的「搭搭攸社」。所謂的「搭搭攸」，為女子頭飾的一種。《台灣府誌蕃俗章》如此記載：「用白獅犬毛作線如帶，寬一寸餘，嫁娶時戴之，蕃人最重之云云。」 松山舊稱「錫口」（全稱「麻里錫口」或「麻里折口」、「貓裡即吼」），因早年有凱達格蘭人的「麻里錫口社」在此。有一說，「麻里錫口」是指女性的性器，平埔族人不似漢語族的虛矯教條，不視性器為汙穢。 松山一代早年也有「里族社」，原址在基隆河南岸的舊里族附近，後遷內湖新里族。 從地名看到地貌環境 「圓山」，顧名思義，是丘頂圓形而孤立的山。 陽明山舊稱「草山」，因山上多茅草。 「大直」，因為此地平坦寬廣，形呈筆直而得名。 「南港」，因位於基隆河的南岸。 士林天母一帶有「三角埔」的地方，是一個呈現三角形埔地的地方。 在沙洲的尾端，稱為「洲仔尾」，再以諧音雅化為「洲美」。 士林磺溪街一帶有「蘭雅」地名，亦稱「湳雅」，原稱「湳仔」，意即低窪浸水之地。後將地名雅化為「蘭雅」，因為「蘭雅」與原來的「湳仔」的閩南語讀音接近。而磺溪街，也因旁邊有硫磺的溪水。 先民墾殖的身影 先民從事墾殖，多合力進行，也因此產生地名。墾首合股向官方領得某地域荒埔地的墾照，共同出資廣招墾丁從事開墾，墾成後地名常以「股」為名；墾成之後，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細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首分得之「份」、「分」為地名。例如：士林區有「七股」、南港區有「四分仔」、內湖區有「五分」、「五分火炭坑」、「十四份坡內」、北投區有「十八份」。 墾成的聚落有防禦設施，因此出現「木柵」（文山區）、「土城仔」（大同區）。 土地開發以幾張「犁」開墾幾「甲」地計，於是出現「甲」、「張犁」的地名，台北地區屬於此類地名者，如龍山區有「八甲街」、大安區有「十二甲」、松山區有「三張犁」、大安區有「六張犁」、龍山區有「八張犁」。 土地開發非有灌溉設施不可，埤塘因而也成為地名，如，大安區有「埤頭」、「埤仔腳」、龍安坡（坡係陂、埤的誤寫）、中山區有「上埤頭」、大同區有「下埤頭」、松山區有「中埤」、「永春坡」、內湖區有「新坡尾」、「十四分坡內」…；「雙連」原名「雙連埤」，因過去此處有兩個水埤；景美舊稱「梘尾」，「梘」是設在地上用以通水的竹管，在梘的尾端處，稱「梘尾」，後來以閩南語諧音雅化為「景美」。 農業生產需要儲倉，「古亭」原來叫做「古亭倉」即源自此意（另一說詳後）。 稻穀收成需要廣場曬穀，晒稻穀的大廣場，稱為「大稻埕」。 墾戶墾成後，官府設館收租之處通稱「公館」。所以，台大附近有「公館」，文山區有「頂公館」、「番仔公館」，士林區有「公館地」等地名。 農產品販賣處也曾成為地名，例如萬華曾被稱為「蕃薯市」（又稱「歡慈市街」），因為是販賣蕃薯的市集。後來閩南語諧音變成了「歡慈市」。 反應移民聚落 「朱崙」舊稱「朱厝崙」，是朱姓移民群落聚居地。 大同區、中山區有「詔安厝」，則是福建詔安移民的聚落。 士林的「芝山巖」，是福建漳州籍的移民，以其漳州的名蹟芝山來命名。 原漢關係的地名 漢人移民創建聚落於原住民平埔族社附近，產生原、漢關係。帶有「番」字的地名，都是自以為優越的漢人對原住民的稱呼。如「番仔公館」。 再者，在漢人與平埔族區域交接處，立石碑以區隔，防止漢人入墾。後來時「石碑」誤寫成「石牌」。今北投區的「石牌」地名即因此而來。 「古亭」的另一說法，舊稱之一為「鼓亭」，亦即在漢語族區與泰雅族區之間設有瞭望亭，亭上有鼓，遠眺發現有泰雅族人來襲即敲鼓示警，故稱「鼓亭」，後來以同音字轉寫成「古亭」。信耶？非耶？天曉得！ 神話傳說 士林附近的「劍潭」，是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地名。1732年（雍正10年）台廈分巡道伊士良所著的《台灣誌略》如此記載：「劍潭有樹，名叫且茄冬，高聳入天，樹圍粗大容幾人合抱，傲然峙立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入樹，茄冬樹竟然生皮合閉起來，劍於是藏於其中，是故名為劍潭。」；但民間則進一步傳說：鄭成功把荷蘭人逐到此地，荷蘭人將劍投入潭中逃掉，是故稱為「劍潭」；還有更神奇的說法，鄭成功騎馬來此，聽聞潭中有妖魔，乃揮劍插入潭水中除妖，所以叫「劍潭」。當然這些都是荒誕無稽的神話，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在台南四個月之後就過世了，怎可能跑來台北士林劍潭？乾脆說他來士林夜市吃宵夜，不是更過癮？ 充滿兩個殖民政權的標記 台灣近百多年來歷經兩個外來政權統治，前者是日本的典型殖民政權，後者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從地名、街名的變易，充分顯示出來。 1920年日本當局施行台灣地方改制，全台大改地名。台北也不例外，例如：「錫口」改名「松山」，以日本四國也有此名；「艋舺」改名「萬華」，因「萬華」日語發音「ばんか」與「艋舺」音非常接近；台北市當時分62町，全部都以日本式的名稱命名，如：「宮前町」、「榮町」、「明治町」、「大正町」、「昭和町」…。基隆河上的橋叫「明治橋」。 中國國民黨來後，也大改地名、街名。例如：草山變成「陽明山」；基隆河上原來的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整個台北市的街道都用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命名，什麼南京東路、重慶北路、廣州街、昆明街、西寧南路…，國民黨一時無法「反攻大陸，重整河山」，但是放眼台北市，大好河山儼然在望！此外以「大同」、「忠孝」「仁愛」、「信義」、「民族」、「民生」、「三民」、「中正」、「中山」…等四維八德及國民黨政治色彩的區名、里名、街名，也紛紛出籠。 從日本時代到國民黨時代，地名、街名的變易，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符號標記，矇蓋着殖民地色彩。

作者：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蔡英文在競選期間的政見，是她在執政期間必須力求實現的，無需贅述。本文擬就其政見之外，再提變革建言如下：   一、制訂中華民國正式國歌   今天號稱中華民國的「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1924年孫文對黃埔軍校（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訓練黨軍的學校）學生的訓詞。國民黨於1929年將此訓詞譜曲，訂為該黨黨歌。國民黨中央再於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此黨歌代用，這一代用，就代到台灣來，代到現在沒完沒了。這個未經民主程序而以一黨的決定強迫人民接受的國民黨黨歌，就這樣僭越成為「國歌」。至於其歌詞深奧晦澀（大部分國民都不解其意），以及以黨義（「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強加全民接受、以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來要求全民（例如「咨爾多士，為民前鋒」，試問全民都當「前鋒」，誰當「後衛」？），更是荒唐無理！   這次大選，小英宣稱以中華民國憲政架構為前提，既然如此，我建議可以制定正式的中華民國國歌。有了正式國歌，可免得每次唱「國歌」時，非國民黨人因拒絕唱國民黨黨歌所引起的爭端。也可以考驗國民黨是否真能拋開黨國不分的意識形態。藍營口口聲聲「愛中華民國」，於今幫中華民國製定正式國歌，若還反對，吾不知何以觀之矣！   二、裁併機構組織   自雷震等民主運動人士以降至今，許多裁併冗贅機構的建議不斷，皆因國民黨掌政而阻止難行，現在民進黨的新政府新國會將出現，多年的變革意見當可列入考慮，例舉如下：   正式廢省：45年前雷震在《救亡圖存獻議》中已將廢省理由說得極透徹，此不贅述。如今既已凍省，乾脆廢省，節省國庫。   「僑務委員會」併入外交部：外交工作本來就包括僑務，何須再另設一個花費15.6億元預算的冗機構？   「蒙藏委員會」裁撤：蒙古早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台灣的蒙古人不到一百人，藏人也屈指可數，台灣卻還保留一個擁有1.6億元國家預算的蒙藏委員會。此機構員額有七十多人，與其服務對象的人數竟然不相上下。   「軍訓教官」制度廢止：爭議達半世紀以上的「軍訓教官」制度，是五○年代配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也是黑機關)，派軍人進入學校對青年學生進行監視與洗腦的制度。如今台灣已民主化，卻還殘留這個軍事戒嚴遺制。雖說現在教官只負責校園安寧和學生生活輔導，不再從事監視與洗腦任務。但是維護校園安寧的工作竟然由負責衛國抗敵的軍人來做，簡直將教官當成校警或保全人員，角色錯亂！至於學生輔導自有學務處、心理輔導中心負責。民主國家有軍人駐校，是民主之恥，也是對軍人的侮辱！   以上只是「政府組織再造」的數例。不僅可以節省國庫，也合乎體制，合乎時宜。

  與三五朋友圍爐餐敘，閒聊選情。 「現在各黨都在告急。有的真告急，有的假告急。」 「我想國民黨告急是真的。」 「沒錯，要不然賄選、千桌宴、遊覽、摸彩不會又紛紛出籠！」 「國民黨告急，台灣告慰！讓這個過去殺人無數、侵佔國產、黨政不分，現在官商勾結的政商結構體告急，台灣可堪告慰！」 「我看不只國民黨告急，北京當局也告急，因為他們擔心與國民黨聯手強推的『一個中國』會遭台灣人民選票打臉！」 「但是民進黨也真的告急！因為很多人認為民進黨穩了，就不去投票。年輕人也不回鄉投票，反而告急。」 「還有，許多年輕的政黨票都投到時代力量去了，也讓民進黨告急！」 「民調封關前，時代力量已衝很高，連黃國昌自己都意料不到，後悔提名太少。」 「這對台灣是件好事，表示『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三一八學運收到喚醒民眾的效果。」 「沒錯，可是時代力量只提名六席，得票太高，六席全上還不夠用，反而浪費，而且擠掉民進黨的席次。」 「所以蔡英文才呼籲政黨票要集中投給民進黨。」 「不過小英這種要求等於是希望立法院內只要一個本土政黨就好，這對民進黨也未必全好。立法院內要政黨協商，能有其他綠營小黨並肩作戰才好。」 「民進黨若不能單獨過半，改革會有阻力！」 「民進黨推動的改革會受到其他綠營小黨的阻擾嗎？追討黨產、司法改革…許多改革，綠營不都有共同價值嗎？再說，跳出民進黨本位，有了綠營小黨，也可以制衡民進黨單獨過半而成脫繮野馬。」 「時代力量不只擠掉民進黨席次，也擠掉現有的台聯，有點可惜！」 「說來也弔詭，時代力量因太陽花學運而起，太陽花學運因反服貿黑箱而生，但反服貿最拚的政黨就是台聯（他們光是全國舉辦反服貿說明會就辦了六、七百場），現在卻被時代力量逼到邊緣。」 「唉！這麼多小黨真頭痛！選票真難投啊！」 「綠營出現許多政團，有其意義，因著重點各有不同。像台灣在一九二○年代也是社運團體分合不一，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各有其路線。但當時他們純粹路線理念之爭，沒有選票考量，也無國會可進，不用思考合縱連橫的策略。今天雖然各黨有其重點，但必須到國會去施展，面對國民黨外來政黨（及其背後中國勢力），我們不能不講共贏的策略。到了立法院還可以分進合擊，並肩作戰。」 「我個人政黨票投台聯，除了肯定其抗中的努力，也希望立院起碼有三個綠營黨團外，更希望能補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之不足。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很好，但是除鄭麗君屬文化教育領域外，沒有一位文史人文學者。台聯的陳弈齊很有哲學深度、顏綠芬是音樂教育家，希望他們能彌補綠營在人文領域的不足。」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在我的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李筱峰/1675883190)上面貼出一張支持台聯的圖，並附說明如下：「政黨票怎麼投？每個家庭分配一下，讓綠營起碼有三個政黨都進去，要協商才夠力量。」 圖文貼出不久，我發現上來按「讚」的名單中出現「黃穎」。我知道他就是很有正義感的著名青年律師黃帝穎，他目前正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這讓我太感動了！於是我在臉書回應這段話：「我發現黃帝穎律師也來按讚，他真是大氣度！他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耶。讓我很感動！」不久，黃帝穎律師給了我一段私下的留言：「老師，其實我爸也會投台聯，我小妹投時代力量，只要投台派，我都尊重，希望有更多台灣人的黨團，協商更有力。」這家人「足感心」，不會因為兒子（哥哥）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就只會顧著民進黨，而能以大局考量，我非常感動！ 台灣最需要這樣有大度的人、這樣有理想的家庭。我相信，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社會、國家的前途，全家齊努力，這是更高超的「永結同心」！這是更溫暖的「闔家幸福」！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週我的專欄文章〈「不能倒」的「百年老店」？〉刊出後，有朋友擔心我會不會惹上「意圖使人不當選」的選舉官司？我忽然想起這幾年台灣社會流行的俗語「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忍不住不寒而慄。看來我非替國民黨拉票，以示「意圖使其當選」不可！ 以下就請容我替國民黨拉拉票： △贊成「朱習會」和「馬習會」的結論，希望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換言之，希望讓台灣「中國內政化」而非「國際化」）的人，請投國民黨一票！ △贊成台海雙邊關係應該根據蘇起編造的所謂「九二共識」，別讓北京不高興，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政黨可以長期侵占國產不必歸還，還可以變賣，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來台留學生納入健保，並由政府補助四十％，共享台灣的健保資源，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來台學生可以月領三萬元，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積極開放中國的物流、金流、人流來台，中國人可以移民來台從事各種服務業，大幅開放中國白領階級在台工作，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電信業入股中華電信，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統戰部控制台灣的媒體（廣播、新聞、報紙），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開放中資來台買房置產，讓中國人可在台灣炒房炒地，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大幅開放中國併購台灣賴以為生的ＩＣ產業，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今天台灣經濟四十％以上被中國掌握還不夠，應該再讓他們掌握更多，請投國民黨一票！ △總之，歡迎「中國白蟻」、「中國蝗蟲」全面席捲台灣，就請投國民黨一票！ △支持政商分贓集團擁有絕大多數的財富，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以中國（而非台灣）為主體編寫教科書，以認同中國（而非台灣）的人來主導台灣歷史課綱，進行所謂課綱「微調」，請投國民黨一票！ △喜歡核電，不擔心台灣的四個核電廠全被世界核電專家列為危險核廠，請投國民黨一票！ △擁護國共聯合壓制台灣主權獨立，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擁有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歷史的國民黨，不須經過轉型正義，請投民黨一票！ △看在許多神通廣大的同志如伍澤元、王又曾、劉松藩、郭廷才、粘仲仁、王素筠、陳由豪、王玉雲、何智輝、朱婉清…的面子，請投國民黨一票！ △以上名單非以姓氏筆劃，也非以掏空資金多寡來排序，也非以出走海外時間先後排序，純粹信手捻來（且族繁不及備載）。至於沒有出國的同志，如李朝卿、林益世、賴素如、葉世仁…，還有正毅兄弟等等同志，也一併在此拜託，請投國民黨一票！ 當然，以上「請投國民黨一票」，亦即投給國民黨所有同志一票！拜託！拜託！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