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推出「唱台灣歌，說台灣史」巡迴演講暨音樂會，我受彭教授囑咐擔任策劃及主持人。第一場開場時，特邀請當時正在參選市長的蔡英文蒞臨致詞。小英致詞結尾說：「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瞭解我們台灣四百年歷史」，要接著開講的我，聽了頓感尷尬為難，因為我正準備「從南島民族說起」，一萬五千年前甚至五萬年前，台東長濱八仙洞早就有長濱文化人的活動；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也有大坌坑文化的存在…，小英卻只要瞭解「四百年」台灣史。顯然她對台灣史的概念仍停留在漢語族中心的傳統史觀。 小英的台灣文史意識稍嫌薄弱，還可從她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中沒有一位文史學者看出來。馬政府急著要復辟大中國史觀，汲汲進行黑箱的歷史課綱「微調」，連高中生都覺醒起來反抗，因此，歷史教育的爭奪戰勢必是下個國會的重點之一，但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沒有一位文史學者，令人詫異。小英平日也極少與台灣文史學界往來。 為了拚經濟，找財經學者林全組閣，可以理解。不過，我原以為教育部長會找文史哲的學者出任，以補其弱點，不料仍找理工學者出任，這也就罷了，讓人驚訝的是，小英考慮教育部長人選的重要條件竟是「能夠跟產業溝通」！依然繞著財經產業思考！ 教育哲學家何欽思（Robert M.Hutchins）說過：「教育倘以經濟發展為目標，則將視人為生產的工具，並教人把自己看做工具。結果，教育注重職業訓練，教學也以與工作有關為限。」何欽思說：「教育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 稍有一點教育哲學概念的人都知道：教育應該幫助每個受教者完成「自我實現」（瞭解自己，接納自己，發揮自己）；教育應該幫助受教者建立「人與自然」、「人與土地」、「人與人」的和諧關係；教育應幫助受教者獨立思考，建立獨立人格。醫學家黃崑巖生前常強調，醫師的人格教養比醫學專業知識更重要。此「教養」即教育的重任。世界各著名大學為何要開通識教育，因為不希望大學教育只培養出「未受教育的專家」（uneducated expert）（愛因斯坦說「專家只是訓練有素的狗」），還要培養「博」、「雅」之人（所謂renaissance man）。 尤其台灣現況，如何讓長期受國民黨「去台灣化」的「中國中心」的教育轉型，如何培養落地生根的民主公民（免得像林全那樣自認為找不到根），至為重要。 在蔣介石專制時代，都還知道找文史哲學家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謙稱「但開風氣不為師」，其實他是啟發新思想的導師）；還會找史學家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他勉勵台大師生「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小英勉乎哉！ 台灣文史意識薄弱，是小英的罩門，但可能因此成為台灣無法轉型發展的窄門！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時值清明祭祖掃墓之際，我想起我經常接到一些「義和團」式的人士寫信來罵我「數典忘祖」。偏偏我這個被罵「數典忘祖」的人，每學期講授「台灣文化史」課程時，一定會花上一週的時間討論「台灣住民的祖先來自哪裡？」。 那些罵我「數典忘祖」的人，他們來信通常都不敢寫地址，否則我一定買束鮮花登門造訪，和他討論「是我數典忘祖，還是你數典忘祖？」 我被罵「數典忘祖」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主張台灣獨立。他們認為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就是數典忘祖，這種觀念來自兩個「無知」： 第一個無知，他們認為台灣人的祖先悉數來自中國，而不知道南島民族（含平埔族和高山族）佔著我們祖先的重要成分。我們只要看看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區的地名（今名及舊稱），有近三分之二是源自南島民族，連「台灣」一名也是平埔語，就可知台灣早年到處都是平埔族聚落（社）。難道我們遍佈南北的平埔祖先都全部消失滅種，而由來自中國的唐山祖取代？這種只知有唐山祖，卻完全否定南島祖先的心態，才是數典忘祖！ 第二個無知，認為相同的祖先必須同一個國家。因此他們認為來自中國、同樣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的台灣人，必須屬於中國，不許自成一個國家，否則就是數典忘祖。奇怪，他們怎麼不罵新加坡共和國的七十五％華裔數典忘祖？姑且不去辯論所謂「炎黃子孫」、「中華兒女」這種「後設建構」的政治神話，我們只要問，同文同種就必須同一國嗎？否則就數典忘祖嗎？那麼，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就有二十二國，誰數典忘祖了？講英語的盎格魯薩克遜後裔，就有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誰數典忘祖了？日耳曼族的後裔，可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瑞士人，誰數典忘祖了？ 說也奇怪，既然他們（含國共兩黨及其信徒）以祖先血源來思考國家概念，那麼內蒙古是不是該歸蒙古共和國統一？否則，不怕他們數典忘祖嗎？維吾爾族的「新疆」（應說「東土耳其斯坦」，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耳其屬同一系統），與「炎黃子孫」完全不同文不同種，怎麼不准他們獨立，而強迫他們做中國的「新疆」呢？怎不擔心他們數典忘祖？還有，所謂「藏族」的圖博人，為了不讓他們數典忘祖，讓他們獨立復國如何？為何面對台灣，就講血緣祖先；對於東突、圖博，就不講血緣祖先了呢？ 在馬英九、洪秀柱與習近平唱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之際，時逢清明祭祖，我們應了解我們台灣人的雙元（甚至多元）祖先。我們是當年逃離中國來台尋求新生天地的漢語族，與在地南島祖先交融的後代。我們的國家，應該是建立在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建立在「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海市蜃樓上。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前一位日本媒體人吉川直矢先生來訪問我，訪談中問到：「近十年來你們台灣和中國來往頻繁，為何自認為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願意接受統一的人，反而越來越多？」 我打了一個情侶的比喻：「因無知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這個比喻也許不很周延，不過「台灣認同」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國認同」比例一直下降，這已很明顯。連「統派」的聯合報最近都公布了類似的民調，不接受「一個中國」的民調比例高達八十一％。 其實這種「因了解而分手」的歷史教訓，在七十年前就出現了。戰後初期台灣民心向背的轉變，就是類似的歷史型模。 戰後中國接管台灣之初，台灣人以全中國各省未有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然而真正迎接到的，是「接收」變成「劫收」，「官兵」變成「盜賊」的局面，民心潰決，終而釀成二二八大屠殺。 社會精英的祖國夢，更是一場噩夢，例如：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熱心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搭建歡迎牌樓，教唱「國歌」，他萬萬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會喪命於祖國槍下！花蓮的張七郎醫師也在市區搭建歡迎牌樓，書寫對聯「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哪知道一年四個月後，他不但沒有「慶重新」，反而父子三人命喪黃泉！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以為「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哪知他所迎接的「祖國」，不但讓他當不了「閒鷗」，卻成為槍下冤魂！林獻堂在日本統治下高吟「祖國我欲乘風歸」，但是「祖國」來臨之後，他終卻流亡東京，留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喟嘆，抑鬱而終。 當年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就像平日「好龍」的「葉公」一樣，等到真正的龍來了之後都嚇破了膽！為何如此？誠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所言：「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無經驗的實感」，當真正體驗所謂「祖國」的統治之後，才後悔「這個祖國怎麼和我們心裡所想的不一樣」（林茂生語）。 台灣民主化之後，台海雙邊開放來往接觸，也開始領教真正中國人的德性而有了「經驗的實感」。原來「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的順口溜，比起國民黨教我們的「炎黃子孫」的神話要貼切多了。動不動就在公共場所吐痰、吆喝、插隊、吵架、打人的「中華兒女」，讓台灣人開了眼界！至於維權律師、出版商、記者、編輯、練法輪功、起草憲法草案的知識份子，都會隨時失蹤或「被自殺」，這種政治只剩不到一成的「海有逐臭之夫」才想跟他們「統一」。 台灣人不是數典忘祖，而是在「民主自由」與「中華民族主義」之間，有所優先選擇。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人來不及選擇；現在，我們還來得及選擇。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西班牙人在雞籠（基隆）的社寮島（今和平島）建造「聖薩爾瓦多城」（採自《台灣歷史畫帖》）   台灣有很多舊稱，其中有一個名稱叫「雞籠山」。《明史》＜外國列傳＞中有「雞籠山」條目，這樣記載：「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 ... 」「雞籠山」指的不就是今天的基隆一帶嗎？為何曾經是台灣的舊稱？原來以前外地來台灣的人，尚無台灣全島的稱呼，往往以其登陸地點的名稱來代稱全台灣，因此「雞籠山」和「北港」、「大員」（今台南安平）一樣，都是登陸地點成為全台的代稱。有趣的是，「雞籠山」被列在《明史》的＜外國列傳＞，可見在中國明朝眼中，台灣還是外國。 南島先民生息於此 「雞籠山」最常聽到的說法，是指今天基隆市北岸外的基隆嶼（舊稱「雞籠嶼」「雞籠杙」），因其形狀像雞的籠子。但是在荷蘭的台灣古地圖中，今天的和平島也稱為Kelang（雞籠），而和平島的形狀顯然不像雞的籠子。因此，較為可信的講法是，「雞籠」應該是南島民族的發音，源自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雞籠社」或「大雞籠社」。今天基隆地區早年屬於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Ketangalan）族」的生活範圍， Ketangalan中的tanga被省略，縮短變成Ke-lan。後來閩南人來了，才以漢字音譯為與閩南語諧音的「雞籠」。 漢語族人尚未移墾台灣北部時，基隆地區由平埔族凱達格蘭人散居其間，所以基隆地區與南島民族有關的地名很多，除「雞籠」外，像「八斗子」、「大武崙」、「暖暖」、「瑪陵坑」（位於七堵的山區）、「拔西猴」（位於七堵的山區）、「友蚋」（位於七堵的山區）、「後旦旦」（位於七堵區草濫段）、「阿班嶺」（在七堵區瑪西里）等地名都源自南島民族。 「八斗子」和台北的「北投」，皆為同一來源的音譯，是凱達格蘭語「女巫」的意思；「瑪陵坑」的「瑪陵」原意為「女巫的墳墓」；槓仔崙的「槓仔」為「陷阱」之意…。 今天基隆港外口的和平島，以前叫做「社寮島」，即凱達格蘭族「龜霧社」（或「大雞籠社」）所在地。 從這些至今猶存的地名可知，我們平埔族的凱達格蘭祖先曾經生息於此。別忘了，他們也是咱台灣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阿班嶺」是平埔族的名字                                                                                                                     「大武崙」的地名是平埔族的名字                                                                                                       西班牙人、荷蘭人來了 1626年西班牙開始在北台灣殖民，在社寮島（今和平島）建築「聖薩爾瓦多城」。   西班牙在和平島上的防禦工事                                                                                           西班牙另外在雞籠興建四座堡壘（城），其中一座叫Milaen的圓塔，可能位於白米甕。西班牙人於1642年因不敵南部荷蘭人的勢力而退出北台灣，荷蘭人接收Milaen圓塔，加以擴建，被後人稱為「荷蘭城炮台」（今白米甕砲台的前身）。   基隆白米甕砲台附近的「荷蘭城」路標                                                                              「白米甕」地名的由來有數種說法，其一傳說荷蘭人攻佔基隆地區，當時人們為了避難，於是紛紛到海邊的山洞內躲藏，但時日一久，所帶來的食物已用盡，此時有人發覺一顆石頭狀似米甕，不斷湧出白米，米量正好足夠所有人一日溫飽，但當中有些貪心的人，想要獨佔多取些米，於是將米甕口挖大，但從此米不再湧出。當然這只是警世神話。 荷蘭人於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曾短暫在基隆和平島一帶逗留，所以和平島現在還留有「番字洞」，此「番」指的是荷蘭。   和平島的「番字洞」                                                                                                        「番字洞」解說牌                                                                                                            清領時期漢語族先民移墾 歷經東寧鄭氏政權及滿清帝國，來自中國閩粵的移民也來到基隆地區。 首先與平埔族開始有互動。所以八斗子長潭里現在叫作望海巷的「換番」，即是過去漢語族人入墾時，與凱達格蘭人交換物品的地方；現在信義區的「寮和崙」則是漢人稱有簡陋小屋的小山丘的意思，都是漢人到此地後，和平埔族人互動產生的地名。 1723年（雍正元年），有一批漳州人輾轉從八里坌移居雞籠「牛稠港」、虎子山，建立「崁仔頂」街，是基隆市街創建的開始。「牛稠」顧名思義，即飼養牛隻的地方。 又基隆地區早期的漢語族移民慣稱「河」為「港」，如「牛稠港」、「石硬港」、「蚵殼港」、「田寮港」等。「蚵殼港」地名，顧名思義是牡蠣殼多之處。有一傳說在現在樂一路市場，早年有以蚵殼為材料燒石灰的窯廠，因而得名。 基隆市有「五堵」、「六堵」、「七堵」、「八堵」地名。「堵」就是防禦用的土牆。早期漢人由基隆往南開墾，設堵來阻止凱達格蘭族的攻擊與「入侵」（其實是誰入侵誰？）。換句話說，「堵」是一個據點、聚落的意思。頂堵即頭城、二堵、三堵在宜蘭的冬山鄉，四堵在台北坪林鄉，五、六、七、八堵在基隆，於此可見早期漢語族先民在此開墾的痕跡。 1875年（光緒元年）清廷在台灣的行政組織大變革之際，亦將「雞籠」一名改為「基隆」，取其「基地昌隆」之意。 清領後期為加強防務，增修許多炮台，獅球嶺炮台為其中之一，曾有林朝棟駐軍於此，所以今天獅球嶺有一個「朝棟里」。 日本殖民統治 1920年，日本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採行同化政策。1924年，因應港灣擴建及街市發展，乃公布實施市制。1931年，實施市區地名改訂，市區改為町名，共有28町，到了1931年(昭和六年)町名改訂確定，如觀音町、寶町、西町、高砂町、旭町、崛川町、瀧川町、元町、玉田町、雙葉町、天神町、福德町…。郊區仍維持原名。 中國國民黨時代 中國國民黨於戰後來台統治，他們好談四維、八德、政治教化教條，表現在地名、行政區的名稱最為明顯：原來的「田寮港」為「信義區」；舊稱「石牌街」（地名不可考），叫「仁愛區」；原來叫「八尺門」（八尺門是和平島與台灣本島之間的狹隘水道，跨距八尺，有如出海的門），為「中正區」；原叫「白米甕」的，變成「中山區」。此外還有取吉祥用語的「安樂區」。 這種充滿四維八德、中華文化意涵的名稱，表現在鄰里也很多，例如三民里、四維里、五褔里、六合里、七賢里、嘉仁里、彰義里、樂一里、永樂里、康樂里、安良里、和樂里、新興里、保定里、定國里、安邦里…等等。 基隆的路名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標示。 連炮台亦然，白米甕砲台就被稱為「光華砲台」。 橋梁也是出現這種政治、教化的名稱，例如田寮河上的橋樑，由東向西依序為東明、尚勇、崇仁、尚智、達德、平等、達道、自由、博愛、中正等10座橋梁。直到民進黨的李進勇擔任基隆市長期間，經由票選改以十二生肖為橋梁命名，由東向西依序為財鼠橋、旺牛橋、福虎橋、玉兔橋、祥龍橋、銀蛇橋、寶馬橋、吉羊橋、美猴橋、金雞橋、富狗橋、喜豬橋。 從基隆地名，我門看到基隆地區的歷史演進，也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施並錫教授的基隆港二二八屠殺畫。（本文圖片由民報資料室提供）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用「屠殺」（Massacre）來形容二二八事件是否合理？如果我們以死傷極為慘重的基隆地區發生的情況來看，答案就應該不言可諭了。 以下我們試舉當時人的見聞來瞭解，這些都是一手史料：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台灣史學者楊逸舟，根據一位基隆市民敘述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這樣描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詳見楊逸舟，《台灣と蔣介石》，頁一三○） 楊逸舟又記述著： 「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地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前引楊逸舟的敘述，與「台灣旅滬六團」的報告情節完全符合。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解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例舉許多殘酷無倫的屠殺方法，其中關於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地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地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詳見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117）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從基隆登陸後的情形，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有些部隊出現「官兵變成強盜」的情形：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1991） 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在基隆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 看過這些歷歷史料，這不叫屠殺，什麼才是屠殺？只是，「港都夜雨」的基隆，曾經在那一年，駝負着台灣史上的腥風血雨…。基隆子弟，台灣子弟，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圖片來源 六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在高雄進行了一場屠殺！許多只會讀國民黨教科書的順民，永遠只記得有「南京大屠殺」，卻從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高雄大屠殺」。 高雄大屠殺的元凶，是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西子灣屠夫」的彭孟緝。 二二八事件引爆後，高雄在三月三日也開始有青年及民眾武裝反抗，軍隊出來鎮壓。武裝反抗引來軍隊鎮壓，可以理解，但是彭孟緝派出的巡邏隊，在市區一見民眾數人聚合，便隨意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 三月六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府禮堂開會，推派代表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他禁止軍隊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希望在處委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軍隊暫留營內。當時前往的代表有市長黃仲圖、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的父親）、林界、涂光明、曾鳳鳴等人。不料代表一行上山後，彭孟緝將彭清靠、林界、涂光明、曾鳳鳴四人綁押起來，除彭清靠後來放行之外﹐其餘三人遭槍決！接著，彭孟緝下令軍隊開下山，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處委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以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開會人士及民眾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軍人又以刺刀補上！一場殺戮後，軍隊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 這場殺戮，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回台調查所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敘述的：「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也提到高雄屠殺情形：「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有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至今一直爭論不休。習慣為強權立言的藍色學者企圖將死亡人數縮少。但是最讓我訝異的是，最近一位我素所敬佩的學者，竟然引林獻堂的日記說死亡只有一千人。今逢高雄大屠殺紀念日，想起光是這天高雄就死亡近千人（再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高雄地區自八日至十六日死亡人數約三千人）。而三月六日的高雄屠殺，才只是序幕而已，兩天後整編廿一師的登陸，殺戒才將開始！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孫文（國民黨所謂的「國父」）最近又被吵熱了。我在拙著《台灣史101問》，即有一問「孫文與台灣關係如何？」，特重刊於此，藉供參考。 孫文一生來過台灣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但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到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到日本。 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開廣東，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總計孫文三次來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醒過來，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一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 今天，習慣稱孫文為「國父」的人，可能不知道，孫文曾經在一九○○年的時候，想要聯絡李鴻章促成兩廣獨立。孫文既然曾經主張兩廣獨立，那麼他會不會反對台灣獨立呢？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二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視同朝鮮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二十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公平。 更何況，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以他作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作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周陽山不識孫中山〉，《烏鴉不快樂》，台北：玉山社，二○一一。 李筱峰，〈夢見孫文來台灣〉，《李筱峰專欄續集》，台北：新自然主義，二○○六。 李筱峰，〈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台灣要衝決網羅》，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二。 《國父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六五。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

    孫文1924年使用的黃埔軍校訓詞，1929年被國民黨採用為黨歌歌詞，1930年又暫代為國歌歌詞，這一暫代就拖了80年。(圖取材於網路)   2000年和2004年的兩次總統就職典禮，總統府都有發請帖給我，要邀請我參加典禮，但是兩次典禮我都缺席。我缺席的唯一理由是，我不喜歡參加有任何必須唱黃埔軍校校訓（或說唱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場合。 什麼是黃埔軍校校訓？什麼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答：就是當今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歌」。 在高中以前，我每次聽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所謂「國歌」時，總是肅然立正，感動不已。但是自從跳出國民黨的法西斯意識形態，了解歷史真相之後，我的心中不再有「國歌」了。真有趣，2004年泛藍喊出「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我剛好相反....「有了真相，就沒有國歌」了。 今天掛名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灣，其所唱的所謂「國歌」，不僅不適合台灣，而且也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合法國歌，而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1924年孫文對黃埔軍校（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訓練黨軍的學校）的訓詞。中國國民黨於「北伐」完成後，於1929年將這段訓詞譜曲，訂為該黨的黨歌。繼而，中國國民黨中央於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該黨黨歌代用。經過這一代用，就一直「代」個沒完沒了，一直「代」到現在。這個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經過民主程序而以行政命令強迫其人民接受的國民黨黨歌，就這樣僭越成為「國歌」。 更無奈的是，國民黨歌在變成「國歌」的過程中，台灣當時並不屬於中華民國轄下領土，而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灣與這首黨歌毫不相干。現在這首黨歌卻只能拿來台灣強行要求台灣人民當作國歌來唱。 更荒唐的是，其歌詞深奧晦澀，內容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台灣味，即使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歌歌詞也極不妥切，例如歌詞一開頭就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分明所謂「吾黨」指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不是強求其他政黨要接受國民黨之所「宗」嗎？這不僅黨國不分，而且是霸道蠻橫。雖然國中國文課本曾經強加解釋說：「『吾黨』與『吾輩』、『吾人』的意思相通，就是『我們』的意思，可以代表全國國民。」這種解釋，如果不是昧於史實，就是為了迎合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強加曲解。 因為孫文當年頒佈這段訓詞的對象，分明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國民黨黨軍之校也，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而設立。因此，歌詞中的「吾黨」所指為何，還需要強辯嗎？用七、八十年前遠在黃埔的中國國民黨黨校的訓詞，要我們台灣的住民當國歌來唱，實在很荒唐！更好笑的是，歌詞還說「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是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很合理；但是拿來要求全民，就更加荒唐了。試問，全民都當「前鋒」，那麼「後衛」不就沒人幹了嗎？ 總之，把黃埔軍校校訓兼中國國民黨黨歌，拿來當作國歌唱，簡直不倫不類。 更滑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一度將台灣歌手張惠妹列入「台獨藝人」的名單中，封殺她在中國的演出。他們的理由是，張惠妹在2000年阿扁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中華民國國歌」。阿妹唱的中華民國「國歌」，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也就是黃埔軍校的校訓。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變成台獨份子，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中國當局之愚蠢，真不知何以名之。 事巧不巧，2004年黃埔軍校建校（也可以說建軍）八十週年（6月13日），一大堆黃埔畢業的退役老將軍齊集紀念。會中郝柏村帶頭大罵阿扁總統背離黃埔精神，他們呼籲國軍要發揮黃埔精神，並大喊「反台獨，反制憲」的口號。 阿妹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被中國指為「台獨」；郝柏村強調黃埔精神則是要「反台獨」，中國人的政治真是奧妙！ 老將軍們的言行又是一齣笑劇兼鬧劇！按國軍是國家的軍隊，而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的黨軍學校，要國軍延續黃埔精神，等於是要國軍停留在國民黨黨軍時代，這完全背離軍隊國家化的精神。再者，今天黃埔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台灣人民納稅建立的軍隊，卻要扯到與台灣無關的黃埔去，真是胡鬧！這種「反民主化」「去台灣化」的言行，簡直不知今夕何夕！ 任何民主國家的軍隊，都不該有一黨的色彩，更不該有「外來」的性格。而「黃埔」這個符號，剛好反映了「一黨」的色彩與「外來」的性格。直到現在，我們的陸軍軍歌還在強調「黃埔建軍」，完全違背軍隊國家化的精神，更沒有台灣的主體意識。我們的台灣子弟進入軍隊服役，而這樣的軍隊卻魂歸黃埔，不是心繫台灣，將使我們子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民主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軍隊效忠國家，就要以民主自由的價值為認同、以腳踏的土地為認同，而不是以遠在天邊的黃埔為認同。盼我英勇的三軍將士們，立足台灣，熱愛民主，我們一定會敬愛你們。

民報文化雜誌vol.10(2016.1.1) 台北成為全台灣的政治中心是在清領台灣的末期。台灣在1885以後才建省，當時台灣省的最高衙署「台灣巡撫衙門」原本要設在台中，後來改設在台北。原址在今天台北市中山堂左側附近，延平南路、武昌街口一帶。 日治初期，清代的巡撫衙門一度暫時權充台灣總督府。（資料來源：《黃虎旗的故事》，國立台灣博物館，2002年。） 1895年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城後，以原來的台灣巡撫衙門做為台灣總督府的辦公處。到了1919才蓋出正式的總督府（就是今天的總統府），成為台北的地標。 這幢規模雄偉的日本總督府，自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進入辦公起，歷經十三任日本總督。 1919年落成的正式總督府 第一位進入正式總督府上班的總督明石元二郎 二次大戰期間，總督府於1945年的「5.31台北大轟炸」中局部受損。 戰爭期間台灣總督府也加以偽裝及消防措施。 在盟軍空襲下，總督府局部被炸。 二次大戰終戰初期，善良天真的台灣社會精英如陳炘、阮朝日等人，籌資修復被盟機局部炸毀的原來總督府。新來的陳儀政府，已將它改稱「介壽館」。而一年多後，這些幫忙修復「介壽館」的陳炘、阮朝日等人，都壽終死於二二八大屠殺！ 1949年底，中國國民黨政權敗退來台，隔年三月蔣介石復出再當總統，將它改為總統府，成為歷經兩蔣卅八年軍事戒嚴統治的最高權力中心所在。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這幢文藝復興式的雄偉建築，代表著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威權象徵，深嚴不可測！ 直到李登輝總統的末期，隨著台灣的民主化，總統府開始開放讓民眾接近，陳水扁總統更將它開放每週讓民眾參觀，並派志工解說員替參觀民眾解說，它神秘的威權面紗才逐漸褪卻。 諷刺的是，第一位在這幢建築物辦公的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遺言將自己安葬在台灣（地點在今十四號公園內），而後來的兩蔣，至今卻還未入土為安。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我想起名導演萬仁先生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穿插有兩段珍貴的歷史紀錄片，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段是二戰末期日本駐台的最後一任總督安藤利吉，站在總督府前面校閱軍隊的情形。包括許多台灣青年子弟在內的「台灣軍」，魚貫經過總督府前面廣場，接受安藤利吉的校閱；約七年後（1950年代初），同一個場地，蔣介石總統站在總統府前面，也在校閱軍隊，包括大部分是台灣子弟的充員軍，踢著正步經過總統府前面廣場，接受蔣介石的校閱。這兩個場景的時間相距大約七年左右，完全相同的地點，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外來統治者。台灣人的角色則毫無改變，依然是被統治者、被宰制者。我看了這兩個鏡頭時，眼淚忍不住潸然而下…。 這幢過去外來政權的象徵建築，今後將扮演何等角色？2016年蔡英文即將進入辦公，我們期待台灣的主體地位能逐漸確立，讓殖民色彩快快褪卻！ 台灣應該邁向正常的獨立國家，台北市不必然非當首都不可，台中、中興新村，都是可以考慮的首都好所在。屆時，這幢曾經代表兩個外來殖民政權的建築，應該有其新的功能與角色。我期待將這幢見證兩個時代的總統府現址，改為台灣歷史博物館。讓缺乏歷史意識的台灣人，從辛酸血淚的台灣歷史中覺醒奮起！

「台北」的名稱，在台灣歷史上很晚才出現。1884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侵入南台灣，事後滿清政府才意識到台灣的重要，乃增設新的行政區，南部有恆春縣，北部增加台北府。「台北」的名稱自此才出場，已經是滿清領台的第191年。當時台北府轄三縣（新竹、淡水、宜蘭）、一廳（基隆廳），比現在的台北市範圍大很多。 本期《民報文化雜誌》介紹台北地名的故事，則是以今天台北市的區域為範圍。   平埔族先民的遺跡 台灣早期的祖先都屬南島民族，北台灣的南島民族則屬於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雖已融入我們世居北台灣的住民的血液中，不易辨認，但是從台北市內的許多新舊地名，仍可以清晰看到我們凱達格蘭人祖先的身影。 台北舊名「大加蚋」（或「大佳臘」、「塔加勒」，同原音譯），今天台北盆地中央到東部的基隆河、新店溪流域間一帶，涵蓋今日台北市的大部分，包括松山、內湖一帶，早期叫做「大加蚋」，這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發音。現在台北東園附近以前有加蚋仔庄，現在當地居民還有人稱當地為「加蚋仔」，當然是「大加蚋」舊稱的延用。 萬華舊稱「艋舺」（也寫成「蟒葛」、「蚊甲」或「莽甲」，都是相似的讀音），出自平埔族語「獨木舟、小船」之意。淡水河邊停泊許多獨木舟小船的市集之地，被稱為「艋舺」。 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口附近，台北大同區哈密街、保安宮一帶，叫做「大龍峒」，這裡早年有凱達格蘭族的大浪泵社。「大浪泵」與「大龍峒」閩南語讀音相同，是同源的音譯。 凱達格蘭人稱溫泉為Pattsiran-na，漢人以「八芝蘭」、「八芝林」音譯，後來演變成「士林」。 捷運淡水線有一站叫「其哩岸」，該站附近是早年凱達格蘭族的「其哩岸社」所在地。 「北投」是凱達格蘭語的音譯，原意為女巫。有女巫居住的地方，稱為北投社。「北投社」分為內外兩社，內社的原址在北投附近，外北投社的原址在新北投。 北投地方有「嗄嘮別」的地名，位於今天桃源國小南方到捷運線一帶，為以前凱達格蘭平埔族的社名。 著名的「社子島」，是基隆河與淡水河教會而成的沙洲。「社」當然是平埔族的聚落（優越感的漢語族人所稱的「番社」），即凱達格蘭族「毛少翁社」（亦稱「麻少翁社」）的所在地。在當地的基隆河支流還被稱為「番子溝」。  松山基隆河南岸有一條「塔悠路」，這名稱是源自於早年這一帶的凱達格蘭族的「搭搭攸社」。所謂的「搭搭攸」，為女子頭飾的一種。《台灣府誌蕃俗章》如此記載：「用白獅犬毛作線如帶，寬一寸餘，嫁娶時戴之，蕃人最重之云云。」 松山舊稱「錫口」（全稱「麻里錫口」或「麻里折口」、「貓裡即吼」），因早年有凱達格蘭人的「麻里錫口社」在此。有一說，「麻里錫口」是指女性的性器，平埔族人不似漢語族的虛矯教條，不視性器為汙穢。 松山一代早年也有「里族社」，原址在基隆河南岸的舊里族附近，後遷內湖新里族。 從地名看到地貌環境 「圓山」，顧名思義，是丘頂圓形而孤立的山。 陽明山舊稱「草山」，因山上多茅草。 「大直」，因為此地平坦寬廣，形呈筆直而得名。 「南港」，因位於基隆河的南岸。 士林天母一帶有「三角埔」的地方，是一個呈現三角形埔地的地方。 在沙洲的尾端，稱為「洲仔尾」，再以諧音雅化為「洲美」。 士林磺溪街一帶有「蘭雅」地名，亦稱「湳雅」，原稱「湳仔」，意即低窪浸水之地。後將地名雅化為「蘭雅」，因為「蘭雅」與原來的「湳仔」的閩南語讀音接近。而磺溪街，也因旁邊有硫磺的溪水。 先民墾殖的身影 先民從事墾殖，多合力進行，也因此產生地名。墾首合股向官方領得某地域荒埔地的墾照，共同出資廣招墾丁從事開墾，墾成後地名常以「股」為名；墾成之後，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細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首分得之「份」、「分」為地名。例如：士林區有「七股」、南港區有「四分仔」、內湖區有「五分」、「五分火炭坑」、「十四份坡內」、北投區有「十八份」。 墾成的聚落有防禦設施，因此出現「木柵」（文山區）、「土城仔」（大同區）。 土地開發以幾張「犁」開墾幾「甲」地計，於是出現「甲」、「張犁」的地名，台北地區屬於此類地名者，如龍山區有「八甲街」、大安區有「十二甲」、松山區有「三張犁」、大安區有「六張犁」、龍山區有「八張犁」。 土地開發非有灌溉設施不可，埤塘因而也成為地名，如，大安區有「埤頭」、「埤仔腳」、龍安坡（坡係陂、埤的誤寫）、中山區有「上埤頭」、大同區有「下埤頭」、松山區有「中埤」、「永春坡」、內湖區有「新坡尾」、「十四分坡內」…；「雙連」原名「雙連埤」，因過去此處有兩個水埤；景美舊稱「梘尾」，「梘」是設在地上用以通水的竹管，在梘的尾端處，稱「梘尾」，後來以閩南語諧音雅化為「景美」。 農業生產需要儲倉，「古亭」原來叫做「古亭倉」即源自此意（另一說詳後）。 稻穀收成需要廣場曬穀，晒稻穀的大廣場，稱為「大稻埕」。 墾戶墾成後，官府設館收租之處通稱「公館」。所以，台大附近有「公館」，文山區有「頂公館」、「番仔公館」，士林區有「公館地」等地名。 農產品販賣處也曾成為地名，例如萬華曾被稱為「蕃薯市」（又稱「歡慈市街」），因為是販賣蕃薯的市集。後來閩南語諧音變成了「歡慈市」。 反應移民聚落 「朱崙」舊稱「朱厝崙」，是朱姓移民群落聚居地。 大同區、中山區有「詔安厝」，則是福建詔安移民的聚落。 士林的「芝山巖」，是福建漳州籍的移民，以其漳州的名蹟芝山來命名。 原漢關係的地名 漢人移民創建聚落於原住民平埔族社附近，產生原、漢關係。帶有「番」字的地名，都是自以為優越的漢人對原住民的稱呼。如「番仔公館」。 再者，在漢人與平埔族區域交接處，立石碑以區隔，防止漢人入墾。後來時「石碑」誤寫成「石牌」。今北投區的「石牌」地名即因此而來。 「古亭」的另一說法，舊稱之一為「鼓亭」，亦即在漢語族區與泰雅族區之間設有瞭望亭，亭上有鼓，遠眺發現有泰雅族人來襲即敲鼓示警，故稱「鼓亭」，後來以同音字轉寫成「古亭」。信耶？非耶？天曉得！ 神話傳說 士林附近的「劍潭」，是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地名。1732年（雍正10年）台廈分巡道伊士良所著的《台灣誌略》如此記載：「劍潭有樹，名叫且茄冬，高聳入天，樹圍粗大容幾人合抱，傲然峙立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入樹，茄冬樹竟然生皮合閉起來，劍於是藏於其中，是故名為劍潭。」；但民間則進一步傳說：鄭成功把荷蘭人逐到此地，荷蘭人將劍投入潭中逃掉，是故稱為「劍潭」；還有更神奇的說法，鄭成功騎馬來此，聽聞潭中有妖魔，乃揮劍插入潭水中除妖，所以叫「劍潭」。當然這些都是荒誕無稽的神話，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在台南四個月之後就過世了，怎可能跑來台北士林劍潭？乾脆說他來士林夜市吃宵夜，不是更過癮？ 充滿兩個殖民政權的標記 台灣近百多年來歷經兩個外來政權統治，前者是日本的典型殖民政權，後者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從地名、街名的變易，充分顯示出來。 1920年日本當局施行台灣地方改制，全台大改地名。台北也不例外，例如：「錫口」改名「松山」，以日本四國也有此名；「艋舺」改名「萬華」，因「萬華」日語發音「ばんか」與「艋舺」音非常接近；台北市當時分62町，全部都以日本式的名稱命名，如：「宮前町」、「榮町」、「明治町」、「大正町」、「昭和町」…。基隆河上的橋叫「明治橋」。 中國國民黨來後，也大改地名、街名。例如：草山變成「陽明山」；基隆河上原來的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整個台北市的街道都用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命名，什麼南京東路、重慶北路、廣州街、昆明街、西寧南路…，國民黨一時無法「反攻大陸，重整河山」，但是放眼台北市，大好河山儼然在望！此外以「大同」、「忠孝」「仁愛」、「信義」、「民族」、「民生」、「三民」、「中正」、「中山」…等四維八德及國民黨政治色彩的區名、里名、街名，也紛紛出籠。 從日本時代到國民黨時代，地名、街名的變易，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符號標記，矇蓋着殖民地色彩。

作者：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蔡英文在競選期間的政見，是她在執政期間必須力求實現的，無需贅述。本文擬就其政見之外，再提變革建言如下：   一、制訂中華民國正式國歌   今天號稱中華民國的「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1924年孫文對黃埔軍校（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訓練黨軍的學校）學生的訓詞。國民黨於1929年將此訓詞譜曲，訂為該黨黨歌。國民黨中央再於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此黨歌代用，這一代用，就代到台灣來，代到現在沒完沒了。這個未經民主程序而以一黨的決定強迫人民接受的國民黨黨歌，就這樣僭越成為「國歌」。至於其歌詞深奧晦澀（大部分國民都不解其意），以及以黨義（「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強加全民接受、以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來要求全民（例如「咨爾多士，為民前鋒」，試問全民都當「前鋒」，誰當「後衛」？），更是荒唐無理！   這次大選，小英宣稱以中華民國憲政架構為前提，既然如此，我建議可以制定正式的中華民國國歌。有了正式國歌，可免得每次唱「國歌」時，非國民黨人因拒絕唱國民黨黨歌所引起的爭端。也可以考驗國民黨是否真能拋開黨國不分的意識形態。藍營口口聲聲「愛中華民國」，於今幫中華民國製定正式國歌，若還反對，吾不知何以觀之矣！   二、裁併機構組織   自雷震等民主運動人士以降至今，許多裁併冗贅機構的建議不斷，皆因國民黨掌政而阻止難行，現在民進黨的新政府新國會將出現，多年的變革意見當可列入考慮，例舉如下：   正式廢省：45年前雷震在《救亡圖存獻議》中已將廢省理由說得極透徹，此不贅述。如今既已凍省，乾脆廢省，節省國庫。   「僑務委員會」併入外交部：外交工作本來就包括僑務，何須再另設一個花費15.6億元預算的冗機構？   「蒙藏委員會」裁撤：蒙古早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台灣的蒙古人不到一百人，藏人也屈指可數，台灣卻還保留一個擁有1.6億元國家預算的蒙藏委員會。此機構員額有七十多人，與其服務對象的人數竟然不相上下。   「軍訓教官」制度廢止：爭議達半世紀以上的「軍訓教官」制度，是五○年代配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也是黑機關)，派軍人進入學校對青年學生進行監視與洗腦的制度。如今台灣已民主化，卻還殘留這個軍事戒嚴遺制。雖說現在教官只負責校園安寧和學生生活輔導，不再從事監視與洗腦任務。但是維護校園安寧的工作竟然由負責衛國抗敵的軍人來做，簡直將教官當成校警或保全人員，角色錯亂！至於學生輔導自有學務處、心理輔導中心負責。民主國家有軍人駐校，是民主之恥，也是對軍人的侮辱！   以上只是「政府組織再造」的數例。不僅可以節省國庫，也合乎體制，合乎時宜。

  與三五朋友圍爐餐敘，閒聊選情。 「現在各黨都在告急。有的真告急，有的假告急。」 「我想國民黨告急是真的。」 「沒錯，要不然賄選、千桌宴、遊覽、摸彩不會又紛紛出籠！」 「國民黨告急，台灣告慰！讓這個過去殺人無數、侵佔國產、黨政不分，現在官商勾結的政商結構體告急，台灣可堪告慰！」 「我看不只國民黨告急，北京當局也告急，因為他們擔心與國民黨聯手強推的『一個中國』會遭台灣人民選票打臉！」 「但是民進黨也真的告急！因為很多人認為民進黨穩了，就不去投票。年輕人也不回鄉投票，反而告急。」 「還有，許多年輕的政黨票都投到時代力量去了，也讓民進黨告急！」 「民調封關前，時代力量已衝很高，連黃國昌自己都意料不到，後悔提名太少。」 「這對台灣是件好事，表示『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三一八學運收到喚醒民眾的效果。」 「沒錯，可是時代力量只提名六席，得票太高，六席全上還不夠用，反而浪費，而且擠掉民進黨的席次。」 「所以蔡英文才呼籲政黨票要集中投給民進黨。」 「不過小英這種要求等於是希望立法院內只要一個本土政黨就好，這對民進黨也未必全好。立法院內要政黨協商，能有其他綠營小黨並肩作戰才好。」 「民進黨若不能單獨過半，改革會有阻力！」 「民進黨推動的改革會受到其他綠營小黨的阻擾嗎？追討黨產、司法改革…許多改革，綠營不都有共同價值嗎？再說，跳出民進黨本位，有了綠營小黨，也可以制衡民進黨單獨過半而成脫繮野馬。」 「時代力量不只擠掉民進黨席次，也擠掉現有的台聯，有點可惜！」 「說來也弔詭，時代力量因太陽花學運而起，太陽花學運因反服貿黑箱而生，但反服貿最拚的政黨就是台聯（他們光是全國舉辦反服貿說明會就辦了六、七百場），現在卻被時代力量逼到邊緣。」 「唉！這麼多小黨真頭痛！選票真難投啊！」 「綠營出現許多政團，有其意義，因著重點各有不同。像台灣在一九二○年代也是社運團體分合不一，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各有其路線。但當時他們純粹路線理念之爭，沒有選票考量，也無國會可進，不用思考合縱連橫的策略。今天雖然各黨有其重點，但必須到國會去施展，面對國民黨外來政黨（及其背後中國勢力），我們不能不講共贏的策略。到了立法院還可以分進合擊，並肩作戰。」 「我個人政黨票投台聯，除了肯定其抗中的努力，也希望立院起碼有三個綠營黨團外，更希望能補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之不足。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很好，但是除鄭麗君屬文化教育領域外，沒有一位文史人文學者。台聯的陳弈齊很有哲學深度、顏綠芬是音樂教育家，希望他們能彌補綠營在人文領域的不足。」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在我的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李筱峰/1675883190)上面貼出一張支持台聯的圖，並附說明如下：「政黨票怎麼投？每個家庭分配一下，讓綠營起碼有三個政黨都進去，要協商才夠力量。」 圖文貼出不久，我發現上來按「讚」的名單中出現「黃穎」。我知道他就是很有正義感的著名青年律師黃帝穎，他目前正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這讓我太感動了！於是我在臉書回應這段話：「我發現黃帝穎律師也來按讚，他真是大氣度！他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耶。讓我很感動！」不久，黃帝穎律師給了我一段私下的留言：「老師，其實我爸也會投台聯，我小妹投時代力量，只要投台派，我都尊重，希望有更多台灣人的黨團，協商更有力。」這家人「足感心」，不會因為兒子（哥哥）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就只會顧著民進黨，而能以大局考量，我非常感動！ 台灣最需要這樣有大度的人、這樣有理想的家庭。我相信，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社會、國家的前途，全家齊努力，這是更高超的「永結同心」！這是更溫暖的「闔家幸福」！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週我的專欄文章〈「不能倒」的「百年老店」？〉刊出後，有朋友擔心我會不會惹上「意圖使人不當選」的選舉官司？我忽然想起這幾年台灣社會流行的俗語「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忍不住不寒而慄。看來我非替國民黨拉票，以示「意圖使其當選」不可！ 以下就請容我替國民黨拉拉票： △贊成「朱習會」和「馬習會」的結論，希望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換言之，希望讓台灣「中國內政化」而非「國際化」）的人，請投國民黨一票！ △贊成台海雙邊關係應該根據蘇起編造的所謂「九二共識」，別讓北京不高興，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政黨可以長期侵占國產不必歸還，還可以變賣，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來台留學生納入健保，並由政府補助四十％，共享台灣的健保資源，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來台學生可以月領三萬元，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積極開放中國的物流、金流、人流來台，中國人可以移民來台從事各種服務業，大幅開放中國白領階級在台工作，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電信業入股中華電信，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中國統戰部控制台灣的媒體（廣播、新聞、報紙），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開放中資來台買房置產，讓中國人可在台灣炒房炒地，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大幅開放中國併購台灣賴以為生的ＩＣ產業，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今天台灣經濟四十％以上被中國掌握還不夠，應該再讓他們掌握更多，請投國民黨一票！ △總之，歡迎「中國白蟻」、「中國蝗蟲」全面席捲台灣，就請投國民黨一票！ △支持政商分贓集團擁有絕大多數的財富，請投國民黨一票！ △希望以中國（而非台灣）為主體編寫教科書，以認同中國（而非台灣）的人來主導台灣歷史課綱，進行所謂課綱「微調」，請投國民黨一票！ △喜歡核電，不擔心台灣的四個核電廠全被世界核電專家列為危險核廠，請投國民黨一票！ △擁護國共聯合壓制台灣主權獨立，請投國民黨一票！ △認為擁有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歷史的國民黨，不須經過轉型正義，請投民黨一票！ △看在許多神通廣大的同志如伍澤元、王又曾、劉松藩、郭廷才、粘仲仁、王素筠、陳由豪、王玉雲、何智輝、朱婉清…的面子，請投國民黨一票！ △以上名單非以姓氏筆劃，也非以掏空資金多寡來排序，也非以出走海外時間先後排序，純粹信手捻來（且族繁不及備載）。至於沒有出國的同志，如李朝卿、林益世、賴素如、葉世仁…，還有正毅兄弟等等同志，也一併在此拜託，請投國民黨一票！ 當然，以上「請投國民黨一票」，亦即投給國民黨所有同志一票！拜託！拜託！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拆掉高架橋後，台北城的北門將可以有一片天了。（郭文宏攝）   台北城於1884年完工，是清代完工最遲、建材最講究的城牆；全城為長方形，是台灣所有城牆中格局最方正的。但卻在21年後就被拆除了。 台北城建於1879年，於1884年完工。但是完工的21年後（1905年）就被拆除了！一個偌大的公共工程，只存在21年就夭折，比我現在已經住了40多年的住宅壽命還不到一半，這是怎麼回事？蘊含著甚麼意味？ 從台北城的短命，起碼可以看出三個歷史課題：一、滿清政權對台灣的不信任；二、台灣的政經重心是先南後北；三、兩個外來殖民政權（滿清與日本）的格局與眼光的不同。分述如下： 滿清政權對台灣的不信任 1684年，大清帝國雖然正式併吞台灣，但是對台灣並不放心，他們擔心過去海盜出沒無常、又是鄭氏抗清根據地的台灣，會繼續聚眾反抗，因此治台採取許多防範措施，其中滿清政權早期不在台灣築城，也是不信任政策使然。他們認為，如果台灣的府、縣行政中心建城的話，萬一被民眾佔據了，來自清國大陸的官兵就很難攻破。 改建前的台北南門（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這個邏輯乍聽之下很矛盾，因為如果有了城牆，讓官兵很難攻破，則台灣民眾又怎麼容易佔據呢？莫非滿清政府認定他們在台的官兵守城的能力與意志很薄弱？總之，滿清帝國領台之後，台灣的的府、縣行政中心都沒有築城。 直到1704年（康熙43年），才在諸羅縣建了簡陋的木柵城，1722年，朱一貴抗清事件後，鳳山縣也建立簡單土城（在今左營）；隔年1723年（雍正元年），諸羅縣城才改為土城，且在台南建立木柵城（又10年後才在木柵之外植以莿竹）。到了1788年（乾隆53年），諸羅縣城再改建為磚城。至於彰化縣城，則是到了19世紀20年代以後（道光年間），才由莿竹城改建為磚城。其餘淡水廳城（竹塹）、鳳山新城亦隨後改建。 台北西門（使用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 滿清統治台灣的第190年，因為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接受欽差大臣沈葆楨的奏請，1875年（光緒元年）開始興建恆春城。而此時，還沒有台北城。 牡丹社事件後，才因行政區增加而出現台北府，「台北」的名字此時才出現。再過4年才有台北城的興建。 台灣的政經重心是先南後北 台北城築城很晚當然與台灣政經中心的改變有關。在台灣史上，台灣政經中心原本在台南。從17世紀的荷蘭人和鄭氏東寧政權，即以台南為政經中心；1684年滿清併吞台灣後，設台灣府隸屬福建，府治所在地仍在台南。台南做為台灣政治中心達兩個世紀半。 已經被拆除的台北東門 1860年台灣被英法的國際條約所迫，開港通商。由於近代茶葉、樟腦油等經濟產品帶動北部經濟的崛起，淡水港開始重要起來，也帶動台北的地位提昇。 1875年台北設府，並於1879年（光緒5年）起，以磚石建築台北城，1884年（光緒10年）完工。台北府城乃清代完工最遲，但建材最講究的城牆；週長1506丈，牆高1.5丈，雉堞高3尺，城牆馬道實1.2丈；全城為長方形，是台灣所有城牆中格局最方正的，設有東、西、南、北及小南五個城門，其範圍在今天中山南路以西、中華路以東、忠孝西路以南、愛國西路以北。 清法戰爭後（1885），台灣設省，原擬以彰化縣橋孜圖（在今台中市區）為省會，但因為還在建設中，巡撫劉銘傳乃暫駐台北。由於趕建鐵路絀於經費，劉銘傳將建省城的經費挪用於鐵路，致使台中省城遲遲無法完成。1894年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奏請改台北為省會，才確立台北成為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日本總督府，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 兩個外來殖民政權的格局與眼光不同 然而台北城完工的11年後，1895年，台灣就割讓給日本了。而日本領台的10年後，就把台北城拆除了！ 中國傳統城牆的特徵，就是將一特定區域以牆垣圍住，這是從傳統戰爭的防衛觀點出發。但是這種觀點，從現代都市發展的角度來看，則太保守，有礙都市的長遠發展。所以日本領台之後，總督府基於「市區改正」的考量，拆除台灣各地的城垣。所以台北城牆被拆除了，距離台北城完工僅21年。 位在愛國西路的南門（麗正門）台灣式碉堡城樓被國民黨政府改建為仿造中國華北樣式建築。（郭文宏攝） 一個耗資不貲的偌大公共工程建設，僅存在了21年就拆廢了，這正顯示兩個政權的眼光與性格的不同，以及對台統治的前瞻能力的高低有別。 日本當局雖然拆廢了台北城的城牆，但留下東、西、南、北，以及小南等五個城門，以資紀念。可惜這五個城門在國民黨來臨後，僅有北門還留下原貌，其餘四個城門都在經過修復之後，失去原貌，全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式的城門。古蹟遭此變故，亦足發人深省其背後的含義。 （轉載《民報文化雜誌》第10期）

  蔡英文(圖右)在電視政見會上不時低頭看稿，遭藍營批評。而通常吹牛說謊者，都不打草稿。(民視資料畫面，民報合成)   △朱立倫的競選標語出現『One Taiwan』『台灣就是力量』。 眉批：中國國民黨分明以「中國」為名；「朱習會」也分明表示台灣與中國同屬「一個中國」。為何選舉期間就變成「One Taiwan」？台灣人真好騙嗎？ △朱立倫說，不能讓民進黨獨大，否則就會失去制衡的力量。 眉批：怕民進黨獨大，就把票投給台聯（加基進側翼）或時代力量等本土政團。 △蔡英文在電視政見會上不時低頭看稿，遭藍營批評。 眉批：通常吹牛說謊者，都不打草稿。 △立委段宜康指出王如玄購軍宅達19戶，王如玄自認只有12戶，所以要告段宜康誹謗。 眉批：這讓我想起一個軍閥笑話：有一個軍閥大聲澄清說：「我只有十六個太太，但是竟然有人誹謗我，說我有十九個！」 △王如玄說：「有人是富二代、有人是官二代，但我不是，我是勞二代…」。 眉批：分享《台灣賦格》妙批：「撈二代」！ △郝柏村說，新黨是正統國民黨。 眉批：「正統」通常是繼承傳統、保持原味、最守舊的，那就應該叫「舊黨」，怎麼是「新」黨？ △馬英九日前舉行大選前最後一次與五院院長茶敘。茶敘中馬英九說：「無論下個月選舉結果如何，政府都要正常運轉，沒有什麼跛腳政府、看守政府，該做的還是要依法去做。」 眉批：至於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當然就由我馬英九決定！至於我馬英九怎麼決定，為了兩岸和平，我當然會參考習老大的意見。 △在花蓮看到一位中國國民黨候選人的競選看板這樣寫著：『人親土親』『花蓮人最親』。 眉批：既然「人親土親」「花蓮人最親」，為何不參加本土政黨，卻參加外來政黨？ △這近年來，國民黨內紛擾不安，有馬鬥王，有開除名嘴事件、有擁柱換柱之爭、有倒王之爭、有黃復興反彈…。 眉批：網友說得好：「黨內互打，免費！」 △王金平在國民黨內，任馬打壓，任黃復興排斥，也聽候朱安排不分區立委…，但他始終笑臉迎人，配合輔選助選。 眉批：話說王金平欲知其政治前途，乃找關西摸骨先生算命。摸骨先生牽其手掌按摸兩下，皺着眉頭，曰：「你沒有骨頭，我怎麼摸骨？」（以上純屬虛構，如有巧合，也不奇怪！）

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鄒景雯問朱立倫，為何原先多次宣稱不選總統，要把新北市長做滿，最後卻參選了？朱立倫竟然扯出淡水阿嬤，說他巧遇一位淡水阿嬤，勸他出來選總統，若不選，天公都不會原諒！ 哈哈！今夕何夕？編此神話？這不是洪秀全太平天國的現代版神話嗎？當年洪秀全科考落敗三次，受此打擊回家之後重病一場，昏睡之中，有一老人對他說：奉上帝旨意，命他到人間來斬妖除魔。洪秀全想起他曾在廣州街頭收到的基督徒發給他的《勸世良言》，書中內容與他夢中情境相似，因此他自認為受上帝耶和華之命下凡誅妖，自比為上帝的幼子、耶穌的幼弟（上帝哪來這私生子？）。於是有後來的太平天國舉事。從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到朱立倫的「淡水阿嬤」與「天公」，真是古今輝映！ 政客不讀太平天國歷史，也就罷了。但是對於才二十幾年前的事，所謂「九二共識」的背景，總不該裝模糊才是。朱立倫抓著所謂「九二共識」要蔡英文表態，但蔡英文太敦厚，沒有戳破所謂「九二共識」的謊言。其實，這個由蘇起替國民黨編造的所謂「九二共識」的原始背景，請朱立倫回顧一下，回到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原本只是要談兩岸事務性的議題，但中方卻順勢提出「一個中國」原則。對此，當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是怎麼說的？馬當時指出：「海協會明知雙方就有關『一個中國』的表述問題並無交集」，馬英九當時還指責中方硬提「一個中國」，不僅「缺乏誠意」而且是對台進行「政治勒索」。（詳見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日《中央日報》）(http://elysii.net/1185)這個「政治勒索」怎麼後來變成迎合北京當局的「九二共識」？朱立倫、馬英九這群政客集團，還要繼續幫中國對台灣進行政治勒索嗎？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中國國民黨自詡是「一百二十一年老店」，不能倒！真的嗎？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一九○五年成立於東京的「同盟會」。同盟會主要由三個革命團體組成：興中會（一八九四年孫文等廣東人士成立於檀香山）、華興會（是一九○四年黃興、宋教仁、張士釗、陳天華等兩湖人士組成）、光復會（一九○四年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秋瑾等江浙人物組成，但後來分道揚鑣）。所以就年代論，國民黨要上溯到最早的興中會，以一八九四為起點，當不為過。但這純粹是就名號、外殼而言。 如果就性質、精神、理想、黨員成分來看，原本的國民黨早就死了！哪來什麼百年老店？ 回顧中國清末的革命運動，多少仁人志士，如陸皓東、林覺民、方聲洞、秋瑾、徐錫麟、陳天華、鄒容、黃興、宋教仁…，他們懷抱天下蒼生，嫉惡如仇，「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陸皓東烈士語），因此投身革命，向強權抗爭，向惡政挑戰！拋頭顱，灑熱血！ 然而今天號稱百年老店的中國國民黨，果真承傳了當年烈士懷抱蒼生、嫉惡如仇的精神與革命性人格嗎？ 陸皓東有希望你們「國庫通黨庫」，侵佔國產數千億至今不歸，還陸續變賣嗎？秋瑾有贊成二二八大屠殺嗎？徐錫麟有希望白色恐怖處決三、四千人嗎？林覺民有叫你們政商勾結，炒地炒房，圖利財團嗎？陳天華有希望你們賄選嗎（賄選案九十％以上都是國民黨員）？鄒容有希望「黑金政治」嗎？黃興希望「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嗎？ 請問：潛逃中國的經濟犯，如前國民黨立委郭廷才、國民黨籍前彰化縣副議長粘仲仁、國民黨籍前省府副秘書長伍澤元、國民黨籍立委王素筠、前廣三集團總裁曾正仁、國民黨中常委陳由豪、國民黨籍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判刑十四年潛逃的國民黨籍苗栗縣長何智輝，以及潛逃美國的，如前國民黨中常委王又曾、前國民黨籍立法院長劉松藩、前央廣董事長朱婉清，貪污潛逃被捕的國民黨籍前彰化縣議長白洪森…（族繁不及備載），他們都是承傳百年來陸皓東、林覺民、方聲洞、秋瑾、徐錫麟、陳天華…等先烈的革命精神的結果嗎？ 請問，從當年的林覺民，到今天的林益世；從當年的秋瑾，到今天的賴素如，國民黨傳承了什麼革命先烈的精神？這種百年老店，不讓陸皓東等人含淚於九泉之下？ 國民黨當年多的是懷抱天下蒼生的革命志士，今天卻多的是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政客。反倒是像第一位為台獨犧牲的陳智雄、為言論自由自焚死諫的鄭南榕，以及許許多多白色恐怖下犧牲的人士，他們才真正具備與陸皓東、林覺民同樣的革命性人格。 這個所謂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已經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但他們說一百二十年的老店不能倒？如果一百二十年不能倒，那麼二百六十年的滿清王朝為何可以推倒？讓我們用選票把這老店推翻吧！（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台灣自荷蘭時代起，外來政權更迭不斷，皆屬「少數統治」（Rule by the few）。少數的外來統治集團，能夠順利宰制多數本地人，多靠一些投靠其中的本地人效忠賣力，有以致之。歷史上許多為外來統治者效力的本地奴才，為求統治者的信任，替外來統治者壓迫自己人，往往比外來統治者更嚴酷。史例歷歷： 中國清朝規定漢人薙髮結辮，其實這項苛令本非出自滿清當局，而是來自一位奴才漢人的建議。此人叫孫之獬，原是明朝官吏（與魏忠賢同伙），明亡後，孫之獬投靠滿清。為了贏得新主寵幸，他組織軍隊鎮壓明永鎮的抗清義軍，得到賞識。滿清入主中原之初，並無要求漢人結辮，漢人衣冠一仍漢制。朝中滿、漢官吏各著其裝，分立兩邊。孫之獬為了諂媚新主，主動剃髮易服。但是滿人認為他是漢人，不讓他站在滿人列中；漢人則認為他穿滿服，也不讓他站漢人這邊。孫之獬羞怒，遂上書建議全面實行薙髮結辮易服。清廷採納其議，釀成後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漢人屢遭殺戮的慘劇！ 再看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被滿清封為平西王，成為清軍先驅。吳三桂進攻明朝流亡政權永曆皇帝的根據地雲貴，永曆帝逃入緬甸，清廷原本無意再追剿，但吳三桂卻執意追殺，追兵入緬，迫緬王交出永曆帝，帶回昆明處死！ 這種「奴才為了表功而比主子更嚴苛對待自己人」的史例，在台灣的日本時代也可見。例如，日治末期有些台灣人當了日本軍官，比起日籍軍官對待台籍士兵或戰俘，更為嚴苛殘酷。 這種角色，在今天台灣政壇也不少，像最近拿小英廿七年前購地案死纏爛打的中國國民黨打手即是。這位土生土長的台灣子弟，自學生時代即效忠國民黨外來政權；留美時期還加入專門對付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波士頓通訊」。從「黨外」民主運動到民進黨成立，他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對立面，幫國民黨充當打手。對於國民黨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殺人無數，他無感；國民黨侵佔國產為黨產近千億至今不還，他無感；國民黨擁有一大堆掏空台灣，潛逃海外的經濟犯、貪污犯，他無感；黨內多的是賄選、敲詐、索賄同志，他無感；「官商結構體」假開發之名，毀民宅侵民地，炒地炒房，他無感…，總之，他只負責將貪腐之名，全部投射賴給本土政黨。所有本土社團的本土運動無一不受其污辱打壓！ 這號人物與孫之獬、吳三桂好有一比：孫之獬後來被起來抗清的漢人殺了，此人後來也被「自己國家自己救」的青年們「割闌尾」；與吳三桂類似之處是，媚清的吳三桂，後來被清廷削藩，此人這次也被黨中央除去不分區立委之名。但不同的是，吳三桂最後反清，此人則繼續當打手。但不知此次選後若國民黨潰敗，國民黨背後的北京新主子會不會是他效忠的新對象？有待觀察！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史蹟不是餐廳飯店，能用來「招待」人嗎？誰曰不可！ 飯店餐廳饗我們以美食；史蹟則饗我們以精神饗宴，我們可以從史蹟背後，體會歷史的脈動、前人的事蹟、社會的變貌、時代的跫音…。只是，這些精神食糧未必如餐廳的料理那樣美味可口，相反的，也許它往往充滿著辛酸與血淚！例如，走一趟「鳳山招待所」，接受這個歷史遺跡的「招待」，了解其背後的歷史之後，能不唏噓浩嘆、泫然欲泣者，幾希？體會辛酸血淚的歷史，可以激發悲願，化為動力，珍惜現在，一起為未來奮鬥！因此這樣的史蹟的保存與探究，就顯得益加珍貴。 「招待」與「蹧蹋」兩個詞的發音，不論用北京話讀，或是以福佬話（「台語」）唸，都很接近。說來也夠諷刺，這個叫做「鳳山招待所」的地方，其實不是在招待山珍海味的場所，而是專門在「蹧蹋」人權的地方！ 戰前，這個地方原本是「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日本在此地設置大規模無線電信所，做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南侵的電信據點；戰後，就在國民黨政權面臨共產革命的兵荒馬亂之際，一九四七年七月，此地被改為「招待所」，其實是「看守所」，專門做為拘禁、審訊（當然同時進行刑求）異己的地方。在一九五○年代許多被國民黨政權認為有礙其「反共大業」的人，被請來這裡接受「招待」。當時海軍內部因派系整肅的案件，有非常多的人在這裡受到「人不像人」的「招待」！ 「鳳山招待所」，為兩個時代、兩個外來政權，留下了見證：在外來政權統治下，台灣只是「工具」，不是「目的」。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邀集張炎憲教授、顧超光教授等學術團隊，進行這個史蹟的整理與介紹，並且對當年在這裡受到「招待」（「蹧蹋」）的許多位政治受難人進行口述歷史的採訪記錄。現在這些成果都已收集成書，我甚感欣慰！ 然而，書成之日，與我情同手足的張炎憲教授，卻因赴美進行另外的口述歷史採訪途中猝逝，令我傷痛失魂！回首本書，細撫本書，就更覺彌足珍貴。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