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教授讚揚資深媒體人盧世祥<多桑的世代>一書實在是一本有血肉、有靈性的好書(圖:取材自網路) 摯友盧世祥兄寄來《多桑的世代》的書稿，囑我寫序，我雖然剛剛動了一次手術從醫院出來，仍迫不及待先睹為快。拜讀完之後心想，寫序誠然惶恐，但不寫實在可惜。惶恐的是，世祥兄是台灣媒體界、文化界的知名前輩，我的輩分與分量豈敢為之作序？但是不寫實在可惜的理由是，正因為他不僅是知名前輩，而且這實在是一本有血肉、有靈性的好書，我有幸寫序可以增加我不少光彩，也是術後一大樂事！何樂不為？ 世祥兄是資深的媒體前輩，我則是歷史研究者。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兩者都在記錄現象、分析事情、論述人物；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不過，拜讀世祥兄全書，我發現他兩者兼而有之，不僅有記者的銳利，也有史家的靈敏，讓現代與過去對話。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人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 我和世祥兄都是戰後出生的一代。書中人物則是高我們一代的父執輩，他們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歷經戰火，到戰後國民黨的統治，親歷過二二八、白色恐怖、到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六個人都與世祥兄有過個人的互動，世祥兄透過親自的訪談記錄（記者的筆），再佐以史料（史家的筆），交織成這本具有「史料意義」與「報導價值」的著作。 史家A.L.Rowse說過：「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學到許多歷史。」我們從本書的六位人物的介紹，可以看到許多台灣的歷史，包括、台灣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乃至於精神史。尤其可以看到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迥異。 固然透過人物可以瞭解歷史，但許多人往往誤以為必須是「功業彪炳」的「偉人」才有歷史可言，那是傳統史觀的偏狹。例如以前Thomas Carlyle認為歷史是少數大人物創造的，沒有那些大人物，就沒有歷史，這是「英雄史觀」。羅馬的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邱吉爾；法國的路易十四、拿破崙；德國的威廉二世、希特勒；俄國的亞力山大一世、列寧…，固然都有汗牛充棟的歷史紀錄。不過離開他們的身影，歷史依然豐富。民主主義興起之後，史家逐漸將注意力從大人物身上轉移到大人物以下的各種人物身上。而且人物的研究已經不限定政治人物，其他如企業家、教育家、藝術家、宗教家…，都是研究的對象。誠如史家Carl Becker說的：「人人都是史學家」。因為 每個人都生活在他的時代裡，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可以反映時代的發展與變貌。在歷史學的研究過程中，有豐富紮實的微觀的資料做根底，才能成就宏觀的歷史解釋，以免流於空泛不實。從本書各種不同領域人物的組合，正可以看出來。尤其世祥兄願意以自己的「非名人」的母親為取樣，來書寫她的生命史，是最好的說明，那麼生動感人，又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 我在病中能先賭本書，無法形容內心的忻然與感動。病雖未痊愈，應該也好一半了！   李筱峰2015.9.3.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多桑的世代》新書發表會 ---------------------------------------- 日　期：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2:30~4:00(2:00入場) 主　講：盧世祥 與    談：李筱峰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25號4樓‧偉成大樓）  主　辦：允晨文化 協　辦：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入場方式： 免費入場，歡迎參加。有興趣的讀者，請來電(02)2507-2606，或傳真(02)2507-4260，或mail：asian.culture201106@gmail.com， 註明「《多桑的世代》新書發表會」、姓名、人數，以便為您保留座位。

    作者：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民主台灣」若與「專制中國」同為一個中國，台灣的民主將消失，而專制中國要民主化就更困難！所以，馬習會傷害台灣，也不利中國。 「一個中國」固然是北京經常對台灣喊叫的口頭禪，但這次習近平在馬習會上卻沒使用「一個中國」用語，而是強調海峽兩邊骨肉相連，「同屬一個民族」。反倒是馬英九急著奉上「一個中國」的框架，給對方來套台灣。習近平滿嘴骨肉親情，什麼「海峽兩邊同屬一個民族」，說瞎話不打草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境內就有六十幾個民族，怎麼加入台灣卻變成一個民族？這是什麼數學？ 當然他們（中國國民黨也是）所謂的「同屬一個民族」是指「中華民族」。然則，這個所謂「中華民族」原本就是後設建構（其實就是想像虛構）的政治名詞，而非基於經驗知識的學術名詞。在人種學、民族學、種族學裡面，並無「中華民族」這種東西。這個經不起學術知識檢驗的「中華民族」一詞，是在民初被想像虛構出來的，經過百年渲染，儼然成為國共兩黨「一中統一」神符，用來壓制所有亟欲在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民族或區域。誰想獨立，誰就是破壞「中華民族」。這和日本當年創造出「大東亞共榮圈」要亞洲諸國接受，否則就是破壞和平，就該打，有何不同？ 為了認同這個虛幻的名號，台灣卻要犧牲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的地位！天下之至愚，莫此為甚！ 中國要用「中華民族」來統攝其所有民族，那是他家事，台灣沒有義務要陪他們編造政治神話。在馬習會上，馬說「台灣與大陸合作，共同振興中華」。台灣誠然該與中國建立友好之邦（最好互派大使），但台灣無義務「振興中華」。就像美國與英國在國際上合作無間，但美國不會說「美英合作，振興大不列顛」，要笑死人也不是這樣！ 馬在習老大面前拿蘇起替他編造的「九二共識」獻殷勤，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在國內，他的「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但見到習老大，原稿的「各表」就吞到肚子念不出口了，兒皇帝奈何膽怯至此？但是馬英九忘了，回到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是怎麼說的？馬當時指出：「海協會明知雙方就有關『一個中國』的表述問題並無交集」，他當時還指責中方硬提「一個中國」不僅「缺乏誠意」而且是對台進行「政治勒索」。（詳見1992年11月6日《中央日報》）現在馬英九卻在幫敵國對台灣政治勒索！ 台灣不能被中國併吞，關鍵在民主與專制之別，不是血統血源的問題。馬習會該談的，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用民族主義做唯一考量，只會掐死台灣的民主政治，也讓中國民主化的希望破滅！

  一個鳳梨罐頭之所以為鳳梨罐頭，是因為裡面裝的是鳳梨，不是因為它外面貼的是鳳梨標籤。萬一鳳梨罐頭被誤貼上荔枝標籤，也不會因此成為荔枝罐頭；歷史亦然，認識歷史是要看歷史內容，不是靠口號、標語來認定，更不能用政治動機來決定歷史內容。 連戰這次的「連習會致詞稿」，就是典型的「為了政治動機，用口號、標語來認定歷史」的範例。連戰說：「我和許許多多台灣人士來到北京，出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都是基於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以真誠心志緬懷過去整個民族浴血抵禦外侮的悲壯歷史。」他所謂的「整個民族浴血抵禦外侮的悲壯歷史」是什麼歷史？原來他這樣認定歷史：「抗戰期間，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領導下正面戰場，部署了一系列會戰和大仗，深深重挫了日軍，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毛澤東領導下，在敵後戰場，有力牽制，殲擊了日軍和偽軍。」言下之意，國共兩黨是多麼地合作無間抵禦外侮。歷史如果讀成這樣，大學歷史系可以關門了。 中日戰爭爆發前，國共兩黨早就打過五次激烈的內戰，國民黨所謂的「五次剿匪」，中共有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變，才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旋後爆發盧溝橋事變，開始「八年抗戰」。但「八年抗戰」期間，國共仍明爭暗鬥，最後明爭明鬥，爆發過「黃橋事件」（一九四○年十月）、「新四軍事件」（又稱皖南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國共軍事衝突，兵員折損嚴重。事後雙方仍各說各話，指責對方先主動挑釁。毛澤東還坦言「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國共如此內鬥，哪有連戰喊的口號「整個民族浴血抵禦外侮」？ 再者，連戰囫圇吞棗學了這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口號（前一陣子郭正亮那篇辱罵李前總統的文章也一樣用此名詞），也是很可笑！固然，二戰時的德、義、日三個軸心國是法西斯國家沒錯，但是蔣介石政權難道不也是如假包換的法西斯嗎？一九三○年代正在搞「新生活運動」的蔣介石，被他在蘇俄留學的兒子蔣經國公開辱罵「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此時蔣介石正和德國希特勒親熱，表示崇拜希特勒，師法希特勒，還送次子蔣緯國去德國留學，蔣介石還準備與納粹德國聯盟，當時的國民黨軍還有納粹德國的配備。但風雲詭譎，最後是日本與納粹結盟，蔣介石加入同盟國，最後靠美國兩顆原子彈，成為戰勝國。典型的法西斯蔣介石，哪有什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連戰為了迎合北京的「政治正確」，如此用口號談歷史，我不禁想起黑格爾那句挖苦的話：「人類從歷史得到的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1950年10月31日，蔣介石到角板山歡度生日，樂信.瓦旦（左1）、蔣經國（左2)。1954年4月17日樂信.瓦旦被處決。   對一個台灣人來說，在滿清時代擁戴皇清，在日本時代效忠天皇，或在國民黨時代報效黨國，意義都是一樣的。台灣人如果不能當家作主，效忠哪個外來政權，都一樣可憐！所以，當我看到林郁方、蔡正元者流，在罵李登輝是日本皇民時，感覺噁心至極！ 過去國民黨編寫的歷史課本告訴我們，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被迫改日本名，現在卻拿李前總統日治時代改日本名大作文章，真矛盾！ 台灣人在日治時代有日本名，就是媚日，那麼，孫文也有日本名叫作「中山樵」；蔣介石到日本留學也改日本名叫「石岡一郎」；長榮的老闆張榮發戰前叫「長島發男」…，他們都媚日嗎？ 再說，有日本名就是「媚日」，那麼有英文名算不算「媚美」、「媚英」？馬英九英文名叫Mark Ma，宋楚瑜英文名叫James Song，那個被割闌尾的蔡正元英文名叫Alexander，他們媚美嗎？ 異哉！有英文名字就沒關係（甚至拿美國籍、英國籍…也都沒關係），但有日本名絕對不行？我曾取個英、漢、日合併的筆名，叫作「Jim李次郎」（吉姆李次郎），你們該如何罵我呢？ 回顧中國歷史，霸權主義的「華夏」帝國，在歷史上不斷侵略周邊民族，並賜姓給他們。誠如莊萬壽教授所言：「統治者常賜姓給異姓功臣或異族首領，除了是恩典外，更是把被賜者收編進入統治者或某姓的家族中，改變對方的家族、種族認同。」對台灣亦然，我們的平埔族祖先在一七五八年就被滿清帝國「賜姓」。過去我們屬於南島語族的祖先們，不用姓氏而採「父子連名」，到了此時被強加「漢姓」，包括有：潘、蠻、陳、劉、李、王、戴、林、黃、錢、江、廖、錢、張、斛、穆、莊、鄂、來、印、力、利、鍾、蕭、爐、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兵、蟹……。根據國民黨的邏輯，怎麼不擔心我們的平埔祖先「媚漢」、「媚中」？ 國民黨來台後，也強改原住民姓名。霧社事件抗日領袖莫那魯道家族被改姓「張」，女兒馬紅莫那變成「張秀妹」，莫那魯道被稱為「張老」，根據國民黨改姓名的邏輯，這不是強迫莫那魯道「媚中」嗎？ 泰雅族的領袖「樂信瓦旦」，日治時代叫作「渡井三郎」，國民黨來後改名「林瑞昌」；鄒族領袖「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日本名叫「矢多一生」，戰後叫「高一生」（歌手高慧君的祖父）；鄒族領袖「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日本名「湯川一丸」，戰後叫「湯守仁」（湯蘭花的叔叔）。他們一會兒日本名，一會兒中國名，難道一會兒「媚日」，一會兒「媚中」嗎？不管「媚日」、「媚中」，總之，他們不能做自己，最後都被林郁方、賴士葆、蔡正元這批台籍政客所效忠的中國政權槍斃處決！這些歷史，當然由中國人主導的歷史課綱，是不會教給台灣子弟知道的！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應然」來理解歷史，往往會使歷史的「實然」失真。 作者：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前總統為了反駁馬英九的「紀念抗戰70週年」，日前指出台灣在二戰時與日本「同屬一國」，當時台灣人的祖國是日本，並無「抗日作戰」的事實。 從歷史的「實然」看，李登輝所言並沒有錯。中國對日抗戰時，台灣是在日本統治下，哪有「對日抗戰」？從「特別志願兵制」的募兵，到「台民徵兵制」；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到「國民徵用令」、「國民勞動協力令」的發佈，全體台灣人都被動員支持所謂的「大東亞聖戰」。當時家父被徵去當日本兵，舅舅當「學徒兵」，祖母要出去勞動服務…。哪敢對日抗戰？ 李登輝講出歷史的「實然」，卻引來馬英九、洪秀柱、賴士葆、呂學樟、郁慕明、林郁方…這群鐵桿藍的侮辱！什麼「漢奸」、「賣台」、「作賤自己」…，極盡侮辱之能事，還要李道歉！ 原來馬英九、洪秀柱們，是以政治意識形態的「應然」來要求台灣人不應該認日本為祖國，應該認同中國。不過，全家都拿美國籍的現任總統，辱罵講歷史事實的前任總統是「漢奸、賣台」，笑果十足！ 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應然」來理解歷史，往往會使歷史的「實然」失真，終致「茫然」。無怪乎，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二戰期間空襲台灣的，是日本飛機，因為他們過去被國民黨教育「我們對日抗戰八年」。殊不知，台灣在二戰期間除了遭美機轟炸，也曾經遭中華民國的飛機轟炸。 話說回來，「我們對日抗戰八年」有沒有錯？那要看「我們」是誰？「我們」如果是中國，「中國對日抗戰八年」絕對也是歷史的「實然」。問題是，今天安身立命於台灣的我們全體台灣住民，並非中國（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要求台灣人民與中國共享「我們」，接受「我們對日抗戰八年」，不合情理，也會造成歷史認知的錯亂。 所以「我們」在認識歷史之前，必先確定我們是誰。我們台灣內部族群多元且多源，各族群的歷史經驗互異。大抵而言，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戰後來台的所謂「外省人」，在二戰時期剛好處於敵對的雙方。如果硬要以某個少數族群的經驗為唯一標準，不僅無法理解真正歷史，更影響族群的互相瞭解與和諧。「超越藍綠」是這樣超越的嗎？ 尤其不以台灣而以中國為主體的立場論述歷史，把「中日對抗」的意識，攬到台灣身上，激化台日之間的對立，雖然贏得北京當局歡心，卻對台灣本身不利。課綱「微調」的議題，也是如此。馬英九何以如此，其用意不言可諭。 十幾年前，我參觀日本長崎原爆館，在座談會上我向館長提問：「日本民眾在參觀原爆館慘絕人寰的史料之後，會不會對投原子彈的美國產生痛恨？」館長回答，當然不會，「我們的歷史論述是以和平為主旨，一般民眾參觀後的感覺是，人類不能再戰爭！」 同樣的，我們與其站在中國的立場強調「對日抗戰70週年」，不如提升視野與胸襟，成為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不僅要理解各族群的不同歷史經驗，更應呼籲人類和平的意義。可惜，馬英九無此胸襟與視野，勢難挽回！就猶如站在中國立場的「微調」課綱一樣，也是無法駕馭。矣！夫復何言？

圖一、圖二、圖三 李前總統從歷史背景的發展認定「釣魚台是屬於日本的」，話一出，不得了，那群狹隘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仇日份子們立刻抓狂，什麼「日本皇民」、「倭寇」的侮辱立刻衝口而出！ 其實，從終戰後到一九七○年之間，國民黨並沒有認為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試看以下三圖便知： 圖一：這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之後，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編印的《台灣民政》第一輯裡面介紹「台灣省各縣市位置一覽表」，其中並沒有包括釣魚台。從經緯度看，表中所列的台灣最東是東經122°6’20"E，而釣魚台位於東經123°34’21"E，不在其範圍內。 圖二：一九七○年以前國民黨政府編寫的課本，釣魚台（當時還使用「尖閣群島」）被劃在中華民國境外，和沖繩的八重山群島劃在一起。 但是一九七○年之後，國民黨開始改編課本了！請看以下第三圖。 這張圖，釣魚台變成中華民國領土了！ 領土的轉承，要有國際條約的簽訂過程才有效，不是課本改來改去就可以。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受盟軍委託，接管台灣澎湖，但沒有接管尖閣群島（釣魚台），讓釣魚台被盟軍列在琉球群島之列來處理，當時並無意見，自己的官方出版品及教科書也都承認。現在興風作浪和中國合作「同表」釣魚台的議題，其用心何在？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宋先生： 最近台灣的政壇因為你宣布參選總統而激起漣漪！「年代新聞」的記者來訪問我，談起你的風格與為人，我想起一件往事：一九九四年十月，台灣教授協會在你參選省長時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會診宋楚瑜》，由我擔任主編。當然那是一本批判你的小書。這本小書沒有把你擊倒，你順利當選省長。令我驚訝的是，在你就任省長之後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份寄自省府的郵件，打開一看原來是你具名贈送的茶葉禮盒，還附了一封信，信上盡是一些「承蒙指教」之類的客套語。我舉這個親身經歷的例子告訴記者說：老宋的手段「厲害吧！」他不像馬英九那麼氣短，那麼充滿仇恨與報復心。 然而，莫名其妙地接了你的茶葉之後，我無動於衷，因為我需要的不是茶葉，更不是要和達官顯貴攀關係，我需要的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一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會。所以在大是大非之前，我是一個六親不認的人，更何況區區茶葉。 這次你宣布再度披掛上陣選總統，我直覺的是，經過馬英九這七年多的倒行逆施，你再怎麼說，絕對會比他好多多。更何況與他那種報復心與仇恨心相比，你的手腕要細膩多了。儘管如此，我的「歷史癖」和「是非感」讓我無法忘懷你過去在握有大權的時候的作為，你對民主運動的打壓、對本土文化的箝制、對改革措施的反動，以及與黑金的關係。 你主掌新聞局的前四年裏，被你停刊的黨外刊物如《美麗島》、《八十年代》等就有二十幾種。 甚至連外國刊物亦然，內容被你認為「不妥」的，要剪掉或塗黑，或根本不准進口，以防人民閱讀。這是你當年的愚民作風。 美麗島事件時，你辱罵黨外民主運動是「陰謀暴亂」；甚至還罵起Newsweek、AP（美聯社）的新聞「歪曲事實」，揚言要考慮中止其新聞來源。 陳文成命案後，AP記者周清月報導美籍病理學家魏契教授對陳文成屍體進行驗屍（autopsy），引起你不悅，認為「驗屍」一詞「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最後你竟然吊銷其記者證。奇怪的是，阿扁總統受狙擊受傷時，你卻要求找國外中介機構來調查，不覺得「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 對於本土語言文化的打壓，你曾禁止電視台用台語播新聞；甚至沒收台語聖經、原住民語聖經。 與黑金關係更是剪不斷，理還亂。信手拈來：四汴頭弊案主角伍澤元，是你競選省長屏東後援會會長；十信弊案要角，也蹚上廣三案渾水的劉松藩，是你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隊長；債留台灣、錢進中國的陳由豪曾捐款一億元給你；僑銀違貸案的主角梁柏薰，捐八千萬元給你；公然持槍殺人遭判處死刑的鄭太吉，是你競選省長屏東競選總部總幹事…族繁不及備載。 宋先生，你這次又要選總統，為了讓大家安心，我建議你檢討過去對民主運動的打壓，反省過去對自由人權的迫害，澄清與黑金的關係，公開反省與道歉，透過個人的「轉型正義」，呈現嶄新的宋楚瑜給台灣人民看。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作者：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你說「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我國首都在南京」，請問，你經常跑北京，也敢這樣對他們說嗎？ 二、1662年到1683年鄭成功家族三代在台灣建立的政權稱為「鄭氏政權」有違背史實嗎？非稱「明鄭」不可嗎？鄭成功雖然號稱「國姓爺」，標榜「反清復明」，但他曾數次與滿清談判（還密派蔡政赴北京向滿清主動議和），談判條件還包括可以奉清朝正朔，這樣還稱「明鄭」嗎？甚至當南明永曆皇帝聯絡鄭成功要他出兵共擊清軍時，鄭成功因正與清方談判，沒有奉命出兵援助困處西南的永曆帝，這還叫「明鄭」嗎？ 三、這次課綱「微調」，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增加「殖民」一詞。日本確實在台殖民統治，問題是，台灣歷史哪個階段不是殖民統治？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氏、滿清、日本，到國民黨，全都是外來政權在此地殖民統治，即使連二戰後實行軍政大權集於一體，與日本總督府無異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也是殖民體制，被連震東料中，讓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之感，而上海《僑聲報》也指出戰後「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若日本統治要冠上「殖民」，為何其他各階段的殖民統治不用慣上？用意何在？ 四、你強調新課綱要加入日本強迫台灣婦女當慰安婦，慰安婦的存在，無人否認，但是請問在國民黨時代，尤其八○年代以前的軍中有所謂「八三一軍中樂園」，在裡面服務的女子，不也是被強送而去，且簽下賣身契規定服務年限的「慰安婦」嗎？既然要談慰安婦，為何日本二戰時的慰安婦要寫入課本，國民黨時代的慰安婦不必寫入？ 五、我知道你們很強調台灣人的抗日，特別是台灣人回「祖國」參加抗日的例子-「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要增加。李友邦組織「台灣義勇隊」和「祖國」一起抗日，絕對是事實，不過請問，李友邦最後是被「祖國」槍斃了！這段歷史為何不寫？ 六、我們以台灣為主體的學者，每人都有書寫台灣抗日史，為何你們硬要扣我們「皇民」的帽子？是否不可以敘述日本時代台灣的近代化建設？ 七、你再三強調課綱「微調」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正常民主憲政國家，憲法本來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所有的政府組織、法律規章，都是根據現行憲法而來，何須特別強調？我們在討論課本的內容，你卻上綱到憲法，這不是打高空嗎？就如同有人在討論經濟部或各部會的某項政策時，不在政策的本身討論，卻說是根據憲法，還問「根據憲法有什麼不對？」這還能討論嗎？ 八、原來你把課綱的根據上綱到憲法，真正的用意是在突顯《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架構。問題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制憲過程的一、二十年中，大部分時間並不包括台灣。這部憲法原本是針對台灣之外的「秋海棠」設計的。再說，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不僅包括現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包括蒙古國、俄羅斯自治邦圖瓦共和國、黑龍江北方部分屬俄國的領土、新疆之西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阿富汗Badakhshan省，以及不丹部分領土，請問這些範圍內的歷史也要寫入嗎？ 九、原本課綱的「多元文化」標題，你們不滿意，要改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請問，中華文化不是已經包括在「多元文化」之內了嗎？ 十、你們現在要大肆「微調」的舊課綱，亦即101課綱，不也是馬政府因不滿阿扁時代的98課綱而修訂通過的嗎？難道馬英九通過的101課綱違憲？也是「台獨」、「皇民」史觀嗎？

  在課綱「微調」的紛爭中，國民黨及其同路人不談黑箱作業的違法，不談暗藏的意識形態，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硬指學生是被政黨操控。尤其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居住在台灣卻強調他「不是台灣人而是中國人」的王曉波，要求蔡英文放過學生，別再利用學生了。（根據他的邏輯，我是不是也可以呼籲習近平，請放過王曉波，別再利用他了！台灣人的歷史課本，就由台灣人自己操心吧！中國人就別來插手了！） 從洪仲丘案的廿五萬人站出來，到三一八學運帶動五十萬人上街頭，到這次高中生的反課綱聯盟，中國國民黨始終無能力自我檢討，卻只會指控民進黨搞「民粹」，利用青年學生。從另一角度看，國民黨這種栽贓無異是替民進黨吹噓說，民進黨還保有驚人的戰鬥力，可以發動他們自己辦都辦不出來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也無異替小英宣傳是一位很有號召力的領袖！真希望國民黨的指控是真的。 反課綱聯盟的高中生林冠華自殺身殉後，國民黨青年團發出聲明稿，把責任又推給民進黨，指控「學生在公共議題上成為被政治力介入操控的政黨打手。…不該把高中生推上第一線當作反課綱戰場的前鋒，讓學生承擔如此大的壓力，進而造成今日的悲劇。」還要求「民進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代表民進黨針對此事向台灣社會道歉」、「強烈譴責民進黨，並承諾未來不會再將政治的手伸入校園。」 看到國民黨譴責在野黨操控學生，我彷彿看到私娼寮的老鴇在譴責別人經營色情業。回顧戰後台灣史，哪個黨最會操控學生？哪個黨最會將政治的手伸入校園？ 過去很長的時間，在高中以上各學校裡的教官、導師，向學生威脅利誘要求他們入黨的，是入哪一黨？不是中國國民黨嗎？ 過去，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有幾位校長敢向天借膽不參加國民黨的？ 還記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嗎？一九五二年成立後，全國高中以上學生全部被迫成為團員。這個拿台灣人民血汗錢成立的黑機關，被當時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三度痛批：「不要再拿青年耍猴戲，撤銷青年反共救國團，使教育走上正常化的道路」（1958.1.1社論）。 國民黨還在學校設立黨部。又把他們的黨義，透過「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課程，向學生灌輸。殷海光教授曾指出：「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則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 國民黨長期將政治的手全面伸入校園，吳思華、林郁芳、賴士葆、蔡正元、邱毅者流都沒有感覺，還效忠其下，今天怎好意思不實指控在野黨操控學生？若真不要政治操控教育，請撤銷課綱，也好讓從王曉波、馬英九再直通北京的政治黑手伸回去！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反課綱「微調」的高中生林冠華燒炭自殺！拋下一句話迴盪在我耳際：「我做對的事，為何要被起訴？」 圖片來源：台灣賦格 看過他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條理清晰，是非分明，台風穩健，我感受到台灣的新希望。但是這樣的青年，卻以身殉，我忍不住一陣悲憤！悲憤中，我想起1905年中國清末的一位革命青年陳天華，同盟會的書記，只有十九歲，也和林冠華年紀相當。陳天華留學日本時看到日本輿論辱罵當時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更有感於同盟會內部紛爭，於是留下絕命書，投海自盡。遺書中，他沈痛說：「…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這位熱血男兒雖然死了，但卻激發了許多留學生回國，最後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中國公學」（詳見拙著《進出歷史》），而6年後，滿清政權終於倒台，中華民國誕生。 同盟會書記，陳天華。圖片來源：孫中山學術研究網。 當年，中國國民黨的前身，都是由這些熱血的革命青年組合而成的；如今，這個集團卻因為充斥着金權掛鈎的投機政客、阿諛軟骨的奴才走狗、守舊頑固的愚昧之徒，而已淪為被革命的對象！ 教育部長吳思華、國民黨文傳會主任林奕華，不了解台灣史也就罷了，對中國國民黨過去的革命青年的歷史也茫然不知，更不要說要繼承他們的精神。吳思華、林奕華們不知檢討自己，卻指責學生是被動員利用的。我看，是你們自己甘做打手被利用，卻投射（project）到青年學生身上吧？吳思華承認自己身為部長卻沒有權力撤回課綱，這不是承認自己只是工具而已嘛？ 如果今天國民黨員能夠體會當年陳天華、林覺民、陸皓東…這些青年的革命性人格，就不會指責當今從「318反服貿學運」到今天反課綱「微調」的高中生是被利用的。 林冠華這句「我做對的事，為何要被起訴？」對吳思華、林奕華來說，太深了！太深的原因不是他們智商不足，而是沒有想要去分辨是非對錯的動機，那是人格（personality）的問題。要不然，以下的問題有那麼深嗎？ 上一階段的課綱時限還未到期，為何要急著「微調」（其實是大調）？你們不知個中原因嗎？ 圖片來源：蔡其達拍攝 歷史課綱的擬訂作業，須要偷偷摸摸黑箱作業嗎？ 全國有那麼多歷史系和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也有近代史、台灣史研究所，全台灣有那麼多的歷史學科班的教授，沒有一人有資格來主持課綱作業嗎？非得請非科班的人來主導不可嗎？為何？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會請認同敵國（對我有領土野心就是敵國）的學者來主導自己的歷史課本？ 這些基本問題的是非對錯，青年學生都知道，但吳思華、林奕華你們卻不知道！中國國民黨不知道！也難怪你們要淪為被革命的對象！ 中國清末的滿清政府，和今天的國民黨，都具備着相同的性質，腐敗、顢頇、守舊（以及外來優越感），而成為被革命的對象；當年的陳天華、今天的林冠華…，則有著類似的人格特質。 不同的是，當年革命要用刀槍；今天我們有選票。讓我們用選票，起來把這個政商結構體、國共專制共生體，徹底摧毀！

  在維護黑箱作業的課綱「微調」上，最近有兩個人出言相當狂妄，但也正好顯示他們是「黨國」歷史教育下的負面範例，一指洪秀柱，一指蔡正元。洪秀柱說「微調」還不夠，還要再大幅度調整；蔡正元則公開誹謗反對「微調」的學者是抱持「皇民」史觀。看到他們敢如此狂妄，想必對歷史有深厚造詣。但是聽其有關歷史的談話，始知「一言見其不智」。 先看洪秀柱的言談。她在獲得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的演說，曾引起網友議論。但憑良心說，她的意思並非說「孫文（所謂國父）領導打贏八年抗戰」，她的主詞是中國國民黨，她是說「中國國民黨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她（中國國民黨）創立了中華民國，帶領人民打贏了八年抗戰…」。儘管我替她澄清，但是我要不客氣指出，洪秀柱所瞭解的歷史，只停留在初中（國中）階段那些八股課本的內容。 不客氣說，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在東京成立時，與孫文一同加入同盟會的興中會會員只有三人而已。同盟會的組成，除了孫文等人之外，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代表湖南系統的「華興會」，以及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代表江浙系統的「光復會」，都是重要的角色，另外還有「科學補習所」等幾個組織參加。孫文之所以能當上同盟會的總理，完全是黃興的禮讓（方便讓孫文以總理名義向粵籍華僑募款），實際上同盟會的實際領袖仍是黃興。所以洪秀柱所謂「中國國民黨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只是在背誦小學時代國民黨編造的歷史課本。 孫文(右)與黃興(左) 至於說「中國國民黨創立了中華民國」，也是中國國民黨編寫的歷史課本最典型句型。其實，客觀理解中華民國建國史，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亦即滿清最後十七年間，中國出現一百七十三個革命團體從事革命運動，「興中會」以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學者統計，這十七年間發動的革命事件計有廿九次。國民黨編寫的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行動放在眼裡。中華民國的締造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若全歸功於孫文與國民黨，不合史實與情理。 再舉蔡正元的無知來看，去年他在辱罵三一八學運時，冒出一句話說「我們國民黨是靠武昌起義起家的」，顯然也是從國民黨編寫的小學課文學到的。其實，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根本是「共進會」和湖北的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發動的，不僅與「同盟會」無直接關係，更與孫文無關。武昌革命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正在美國丹佛市一家餐館打工，客人中有人拿報紙給他看，他才知道中國武昌發生革命。 政客不讀歷史，僅憑著幾句國民黨編造的課文教條，就要嗆聲狂語，無知又厚顏！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

中國國民黨全代會通過提名洪秀柱為總統候選人，洪在演說中竟然指責民進黨「從未反省道歉！」而全代會中更有黨代表指責台灣人民讓國民黨在9合1敗選是「台灣人民對不起國民黨！」 這種無厘頭的談話，讓我想起一則笑話： 指責人民令人噴飯 吾友老杜昨天接到一通詐騙集團的簡訊，要他把錢匯入某銀行帳號。老杜正閒著無聊，就順手回了一則簡訊：「已匯款3萬元給你們，請查收！」。結果今天老杜收到對方回覆：「我已經跑銀行3趟了，根本沒看到你的匯款，你這騙子！」 政治詐騙集團指責人民對不起他，要在野黨道歉，就更令人噴飯了！  一個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殺人無數的統治集團，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侵佔國產千億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過去編造「反共抗俄，消滅共匪」政治神話，現在卻親共媚共，要我們「一中同表」的政治集團，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擁有一大堆掏空台灣，潛逃海外的經濟犯、貪污犯黨員的政黨，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過去長期進行「去台灣化」政策，摧殘台灣母語與歷史文化，現在仍要課綱「微調」，厲行「中國化」教育的黨，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與財團掛鉤牟利，向兩岸延伸，打著發展經濟的大旗，讓中國黑手伸入台灣，處心積慮要設法讓中國的人流、金流、物流淹入台灣，這樣的執政黨，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一個執政黨，讓貧富差距擴大，政商分贓集團擁有絕大多數的財富，而工農群眾、新生代青年，則低薪度日，甚至失業流落。讓年輕的「窮忙族」成了「崩世代」，無能購屋，無膽結婚，卻要負擔龐大的政府負債。這個執政黨還好意思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政客集團怎求道歉 總之，一個由法西斯份子、政客、投機份子、奴才、蠢才集合而成的集團，要在野黨道歉？還罵台灣人對不起他？ 國民黨呀！真是抱歉對不起你們呀！為了聊表支持之意，我已匯款3萬元給你們，記得去提領！至於投票，你就不用操心了！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馬英九花了一億元台灣人民血汗錢舉辦「抗戰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是站在中國立場，而非立足台灣。因此我發表〈中國抗日八年，台灣抗日四十年〉一文回應。拙文刊出後立刻遭到國民黨「黨國史觀」者的攻擊，攻擊我的論點如下：一、不該把台灣抗日時間不斷延伸，拿來對比對日抗戰八年；二、中國抗日不只八年，中日在近代何止打八年？三、現在是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國，不該有台灣史觀，應採中華民國史觀。 我敬答如下：拙文主旨並非在比較中國與台灣的抗日，中國抗戰是屬兩國之間的戰爭，台灣抗日則是「被統治者」對「殖民統治者」的反抗，兩者性質不同，本不能相提並論。拙文主要在指出站在中國立場只知有「八年抗戰」，卻不知台灣抗日的內容。 至於責怪我不該將台灣抗日時間不斷延伸（還說我違背專業）。實則每個專業的台灣史學者，無論台派或統派，都將台灣抗日史分成「武裝抗日」與「非武裝抗日」，時間延伸有四十年，難道這些學者全都違背專業？ 張學良被稱為「不抵抗將軍」 再者，關於「中國抗日不只八年」。所謂「八年抗戰」並非我的自創，而是國民黨的習慣說法，但此說並無大錯，須知，日本侵華與中國抗戰的時間並不等同，前者時間較長，後者較短。一九三○年代開始，日本侵華日亟，但當時國民政府多採不抵抗，蔣介石喊出「先安內再攘外」，專打內戰不抗日，所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老蔣指令東北軍張學良不抵抗，退出東北，落得張學良被稱為「不抵抗將軍」；一九三二年日本入侵淞滬有一二八淞滬之役，並製造滿洲國；一九三三年初日軍侵入華北，國民政府還訂下塘沽協定，讓渡華北。所以這段日軍侵華史，中國並沒有真正抗日。直到一九三六年底，鬱卒的「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才逼迫老蔣抗日。如果中國抗日真的不只八年，老蔣怎麼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才喊出「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至於所謂「沒有台灣國，不該有台灣史觀，應該採中華民國史觀」。答：正因為還未有正式的台灣國，才需要台灣史觀以培養台灣意識，請問是先有美國，還是先有美國的獨立建國意識？以中華民國建國來說亦然，滿清未結束前，如果因為還沒有中華民國，不該有民國意識，中華民國會出現嗎？所以，無台灣意識，台灣就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有了台灣史觀，才能培養台灣意識。至於中華民國史觀，又是啥？中華民國有沒有包括「秋海棠」？有的話，實際並不存在，如此史觀其實便宜了實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中華民僅指台澎金馬，那為何又反對台灣史觀？洪秀柱日前也說課綱應採中華民國史觀，更令人噴飯，一面說不可說中華民國存在，一面強調中華民國史觀，台灣會不會出現精神分裂總統？ （作者李筱峰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馬英九政府花大錢煞有介事舉辦「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但卻讓台灣人啼笑皆非。二戰期間，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哪來對日抗戰八年？馬英九們的思考，不是站在台灣的立場，而是以中國為主體的立場，當然只知有「八年抗戰」。以中國為主體的歷史教育，讓許多蠢蛋以為在二戰末期空襲台灣的是日本飛機；還會讓統媒記者不知道台灣畫家陳澄波早在二二八事件時就被國民黨處決了，播報新聞還會說出「陳澄波為了畫被偷，本人相當緊張」。以中國為主體的歷史教育，會出現前述現象，不足為奇。 但是，當我們強調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教育時，藍色政客就立刻抓狂，像蔡正元那樣扣我們「日本皇民」的帽子。但是他們只負責罵人「日本皇民」，卻沒讀過我們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學者是怎樣寫台灣的抗日史。 他們沒讀過前輩學者王育德教授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沒讀過許世楷教授的《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压》，沒讀過黃昭堂教授的《台灣總督府》，沒讀過史明先生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更別說年輕一代學者的著作，例如翁佳音的《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楊碧川《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陳君愷《狂飆的年代—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陳俐甫《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之研究》…，這些台灣主體立場的學者的著作，他們也一本都沒讀過，否則，這些著作中寫那麼多台灣人抗日史（包括武抗與文抗），為何他們還罵為「皇民」史觀？ 日本領台的廿年內，台灣平地發生許多武裝抗日，王育德將之分為三期：第一期是一八九五年五月起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第二期是台灣民主國之後（一八九五年底）到一九○二年之間的各地武裝游擊戰，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第三期自一九○七年北埔事件起，到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為止的「抵抗日人殖民地基礎工事的反抗」，年年爆發，計十三起。 到了一九二○年代轉為非武裝抗日運動，由「新民會」拉開序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歷時十四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社會菁英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啟蒙運動；一九二七年第一個現代性質政黨「台灣民眾黨」誕生；農運方面，二林蔗農抗爭事件後，有「台灣農民組合」（1926.6）；工運有「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2）；激進的「台共」繼而出現…。總之，從右翼的自治運動，到左翼的階級運動，不論自治的要求或獨立的願望，都是抗日的行動。 原住民的抗日更不遑多讓，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驚天動地。其他如人止關事件、七腳川事件、太魯閣事件…，都是辛酸血淚的抗日史。 台灣人抗日豈只八年？起碼抗日四十年！還要被外來集團及其奴才罵為「皇民」！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文／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大溪舊稱大斗崁，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圖為位在大溪的大溪橋。（劉明堂攝） 大溪，舊稱大嵙崁，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桃園原稱「桃仔園」，八德舊稱「八塊厝」；龍潭舊稱「菱潭陂」… 地名的背後隱藏着歷史的縱深，蘊含著先民生活的痕跡。這一期，我們來到桃園，體會其地名的故事。 從地名看到南島民族祖先的影子 蘆竹有南崁地名，荷蘭時代稱Lamcam，為平埔族之中的凱達格蘭族「南崁社」。漢字寫法分別出現「南崁」、「南嵌」、「南坎」。南崁社後又分出「坑仔社」。 龜山在17世紀中葉荷蘭統治時代的荷蘭戶口表出現有Konroumangh、Cournangh、Kouronangh地名。到了1734～4年（雍正12～3年）的《雍正臺灣輿圖》則出現「龜崙社」地名。這些名稱發音，顯然有相同來源，為平埔族之中的凱達格蘭族社名音譯。 桃園在18世紀初曾有「虎茅庄」的名稱，據說「虎茅」亦係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 中壢一帶在荷蘭時代的戶口表記載有Kipas/ Kibabbe/ Kypabe的地名；清領時期1685～1704年間繪製的《康熙臺灣輿圖》出現有「之巴」社；1762～1765乾隆年間繪製的《乾隆臺灣輿圖》則寫成「芝巴林」社，這些名稱都是同源的凱達格蘭語音譯，是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的社名。 八德一帶在荷蘭時代的戶口表有Sousouly/Soulaleij/Sausaulij的地名，對照第一部臺灣志書，高拱乾的《臺灣府志》中出現有「霄里社」名，以及前述的《雍正臺灣輿圖》中的「霄裡社」，都是相同來源的凱達格蘭族語音譯，這是凱達格蘭族社名。所以現市內仍存有霄裡里。 大溪，舊稱大姑陷、大姑崁、大科崁、大嵙崁，也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 從以上地名可以知道，桃園和台灣其他各縣市一樣，早就住着許多南島民族的先民，他們都是我們台灣人的部分祖先。 反映移民拓墾及生業 桃園原稱「桃仔園」，因18世紀中葉墾戶遍植桃樹，故稱「桃仔園」。1829年(清道光9年)清代印行的《東槎紀略．卷三．臺北道里記》出現了「桃園」一詞。為原地名「桃仔園」去「仔」字後稱之。 八德舊名八塊厝。圖為八德中正堂。（桃園市文化局提供） 八德舊稱「八塊厝」，18世紀清乾隆初期原有八戶人家的閩、客移民到此居住下來，分別有謝、蕭、邱、呂、賴、黃、吳、李等八姓，每姓各築一屋，故得「八塊厝」之名。 平鎮以前曾稱「廣興」，1744年（清乾隆9年）廣東嘉應州客屬移民宋姓與戴姓二族進入開墾，開拓荒埔有成後，因是廣東移民興業，故稱「廣興庄」。所以現在市內仍存有廣興里地名。 新屋地名，源自於漢語族移民拓墾初期，常遇到平埔族人出草，乃放棄原來住屋另謀此地建築新屋；另一說法，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移民范集景與妻雷氏生一子，名范文質。范集景早死，其妻攜孤子范文質改嫁姜同英。范文質成年後娶妻生五子，五子為感念姜同英養育其父之恩，均將其姓冠以二姓，成為「范姜」複姓。1751年（乾隆16年）范姜五兄弟前來本鄉開墾。1854（咸豐5年）范姜家族興建規模宏大之祖堂，鄉人指為「起新屋」。 龍潭舊稱「菱潭陂」，先民在拓墾之初，以其低窪之地，匯積溪流之水而成水陂，時日漸久，野菱蔓生，稱之「菱潭陂」。 看到地勢環境、地表景觀 大園舊稱「大坵園」，福佬話稱旱田為「園」，水田為「田」。大坵園即一大塊旱田的意思。 中壢舊稱「澗仔壢」或「澗仔力」。「澗」指山挾水，描述二溪之狀態（老街溪和新街溪二大溪流之間）。中壢的稱呼則大約在1871（同治10年），意指在竹塹及淡水間之壢地稱之中壢。 今復興區舊名曾稱「角板山」，台灣首任巡撫巡撫劉銘傳來到本地北部，見大嵙崁溪支流詩朗溪兩岸河階平坦如板，其北方又有突山之山峰如角，乃稱此地為角板山。戰後1947改制為新竹縣角板鄉 ; 1950改制為桃園縣角板鄉。 觀音舊稱「石觀音」，1860年有黃姓農民拾得一天然石塊，酷似觀音菩薩，稱之石觀音。舉人黃雲中等感念神恩建寺，初稱福龍山寺，後又在拾獲石觀音之處發現湧泉，乃改名為甘泉寺。此地也因該寺石觀音而名之。 大溪因為位於大科崁溪岸的重要市鎮。 楊梅舊稱「楊梅壢」，1787（乾隆52年）漢人沿著社子溪進入今楊梅盆地開墾時，見附近一帶長滿楊梅樹，因而以「楊梅」來形容此小盆地（壢）。 蘆竹舊名「蘆竹厝」，蘆竹為蘆葦的一種，高度數尺長，葉細長且尖，形狀似竹。1821～1850年（清道光年間）墾民在蘆竹繁茂之地建村（另一說，以蘆竹莖編蓋的住屋）而得名。 觀音舊稱石觀音，圖為觀音的濱海遊憩區。（桃園市觀旅局提供） 鄭氏部隊紮營之處 蘆竹有營盤村，鄭氏政權時期在今五福宮前後附近紮營招佃開屯，所以今天該地有營盤村（五福宮即創建於鄭氏政權時期）。 地名顯示族群特色 閩南語稱房屋叫「厝」，客家人稱「屋」。「厝」與「屋」是區分福佬與客家聚落的指標。所以「蘆竹厝」是福佬人（閩南移民後裔）聚落；新屋則是客家村。又如平鎮曾有「宋屋」，由於來此開墾的廣東嘉應州客家人移民多為宋姓，故習稱此地為「宋屋」，現市內仍存有宋屋里地名。 再者，「壢」為客語，指四周圍較高的丘陵，中間有溪谷流水所經過的小盆地，亦即凹下之坑谷。所以，中壢、內壢、楊梅壢等地，皆為客家人較多的地方。又如18世紀中葉以後桃園地區已逐漸發展成二大聚落，除「桃仔園」外，還有「澗仔壢」，看此地名即可知是客家人較多的地方。 地名的雅化、吉祥化 曾經叫做「菱潭陂」的地方，因「菱」與「靈」同音，故而出現「靈潭陂」的稱呼；再因「靈」與「龍」的閩南語泉音及客語發音相近，最後發展成「龍潭」。 平鎮曾稱安平鎮，清乾隆初期的移民為防禦盜匪及原住民襲擊，在交通要道處搭建守望寮，故曾稱「張路寮」（「張」為張望之意，「路」為道路，）。1760年（乾隆25年）設置「張路寮」後治安轉佳，改名「安平鎮」，取平安無事的吉祥之意。 日治時代更改的地名 我們知道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日本殖民當局順勢更改台灣各地的地名： 「石觀音」改為「觀音」。 「大坵園」改稱「大園」。 「八塊厝」去「厝」字後稱「八塊」。 「安平鎮」去「安」字後稱平鎮（以與臺南市安平有所區別）。 「楊梅壢」改稱「楊梅」。 「蘆竹厝」改稱「蘆竹」 龜崙社舊名，改為「龜山」庄。 位在大溪的齋明寺。（桃園市文化局提供） 戰後出現的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地名 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性格，可以從地名的更改看出，例如： 「八塊」取同音雅字，及四維八德之意，改名「八德」。 大科崁溪改名「大漢溪」。 1954年將泰雅族的角板鄉，改稱「復興鄉」。 顯示偏好道德教條及大漢沙文主義的色彩，這種色彩在其他縣市仍可以找到相同的印證。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七期）

「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證峰法師林秋梧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這是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作。林秋梧是我的舅公（先祖母的哥哥）。我小時候常聽祖母敘述舅公的事跡：舅公就讀台北師範時，即參加蔣渭水領導的抗日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因涉抗日學潮，於畢業前夕遭勒令退學！他後來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抗日行動，並入禪門透過宗教改革繼續帶動社會運動。可惜卅二歲病逝，留下上百篇文稿、詩作，以及兩本專書。本文開頭詩作中的「弱少」指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指的是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舅公的「願同弱少鬥強權」的抗日事跡，在我年少時代就深深感動我、影響我，因此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蒐集舅公的史料，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台灣史著作《革命的和尚》，後來改寫再版為《台灣革命僧林秋梧》。舅公的抗日事跡促使我特別注意一九二○年代台灣抗日精英們所進行的啟蒙運動、社會運動。後來我寫《台灣史100件大事》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報》的創刊、二林事件與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這些讓日本當局頭痛的事跡，我都分別列入《台灣史100件大事》來介紹。 此外，在武裝抗日史上，我也著墨很多，尤其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我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推崇原住民抗日領袖莫那魯道的死亡哲學。 沒想到，以書寫抗日人物起家的我，最近卻被一位國民黨政客辱罵為「皇民史觀」、「日本綠」！這位居心叵測的政客不是別人，就是前陣子被青年學生要「割闌尾」的蔡正元。蔡某在他的臉書上貼文說：「…有些從皇民史觀轉成台獨史觀的人，更要把台灣歷史塗成『日本綠』，當然會反對課綱微調，看看這些人是誰」，接著他列舉名單如下：周婉窈、薛化元、吳佳臻、顧立雄、黃國昌、徐世榮、陳翠蓮、施正鋒、許文堂、李筱峰。我很榮幸敬陪末座！ 除了我，周婉窈、薛化元、陳翠蓮、許文堂也都是歷史學者，一樣都有許多書寫抗日歷史的作品。但是這位自學生時代就效忠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沒有寫過半篇歷史文章的蔡某，對於我們的著作一本都沒讀過，卻惡意扣帽子誹謗！套句李敖說過的「這麼笨，也想當強盜」，我也想問：這麼無知，也想使壞？ 抗日台灣作家楊逵，在戰後一樣被國民黨下獄，審判他的國民黨軍法官對他說：「你們以前會抗日，現在也就會抗國民黨」，沒錯，具有「願同弱少鬥強權」的人格特質的人，對任何外來強權霸政都會反抗。反之，會對國民黨外來統治集團趨炎附勢的人，如果生在日本時代，其人格特質也才比較有可能成為日本皇民！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刊載於2002-11-12  在立法院的女委員當中，有三個人我最瞧不起，其中一個叫做洪秀柱。 我瞧不起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不僅因為她滿腦子陳腐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歷史的無知，更尤其是她無知於自己的無知，而卻又狂妄傲慢。因此，每當她在公開場合展現她的無知與傲慢時，她那不論怎麼濃妝豔抹的臉龐，總讓我有一種惡心的醜陋感。 日昨她為了她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所謂「國旗」，在立法院和總統府秘書長槓起來，拍桌叫罵，訓陳師孟一番。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忍不住替她感到羞恥，一個人的狂妄與傲慢，竟然是建立在她的無知與愚昧之上！ 洪秀柱如果不承認她對於她所爭執的「國旗」問題是相當無知，那麼就請先來考考我為她出的這道歷史題目：請問中華民國開國時的國旗是什麼？ 我知道她一定答不出來，因為她的偉大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教她。讓我公布答案吧！答：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原先建國時的國旗是五色旗（紅黃藍白黑）。孫文就職臨時大總統時背後的國旗就是這面五色旗，而不是洪秀柱現在在那邊為它抓狂失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且，那面五色旗還是經過當時中華民國的參議院正式通過的。 1911年11月上海南京路懸掛的五色旗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陳師孟告訴洪秀柱說，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國旗之間不能畫等號。此說一出，洪秀柱直跳腳。在洪秀柱的心目中，國旗等於國家，不承認國旗，或更改國旗，就是不愛國。 依照洪秀柱的邏輯，首先最不愛國的，正是他們這群泛藍政客！好好的一面中華民國國旗「五色旗」，你們竟然不承認，竟然更改國旗，真太不愛國了！ 愚昧的洪秀柱恐怕不知道他們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所謂「國旗」是怎麼樣偷天換日更改出來的吧？且聽我為你補習兩分鐘： 今天被泛藍軍奉為神聖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以一黨之私決議的。一黨決定還不打緊，他們竟把他們的黨旗（青天白日旗）放到國旗的一角去，造成一面黨國不分的「國旗」。 更重要的是，在大陸時代國民黨製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原先所代表的範圍，並不包括台灣（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灣，早被清國割讓給日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範圍）。易言之，那面旗子是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而今，它卻只能拿到台灣地區來插掛。台灣所掛的國旗，竟是一面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旗子，何其荒謬哉？走遍全球，很難找到這種荒謬的現象。 這種怪象的本質，說穿了，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蔣氏國民黨政權，自1949年底逃入台灣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亡政權，這個流亡政權在台灣建立起學者所說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由一群支配原始住民的新移入者所建立的國家」。被帶離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製「國旗」，便成為這個遷佔國家的精神指標，用以訓練其統治下的人民擁護這個「遷佔政權」的認同記號。實則，它只是一個流亡政權的標幟。這個流亡政權的舊記號，並不能真正能代表台灣這個國家。  洪秀柱如果真要在你們的黨製國旗與中華民國之間畫上等號，那麼我們就只好繼續追問：泛藍軍所奉為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所代表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如果你們的答案僅止於台澎金馬，那麼你們正在製造兩個中國，這是中共當局所不准的，你們不是也反對「一邊一國」嗎？如果你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代表的範圍，也包括全中國大陸，則你們勢必要消滅掉拿五星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是給中共更大的刺激嗎？你們什麼時候又恢復當年跟著蔣介石吶喊「消滅共匪」的勇氣了？你們不怕製造兩岸緊張嗎？ 洪秀柱還是好好讀讀你所不知道的歷史，少為這面虛幻不實的圖騰吶喊吧！況且，遇到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球員來台北比賽，你們的同志官員立刻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收起來，你敢吭個半聲嗎？

        簡介： 1925年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當時，台灣沒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 陳炘返台後正值台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蓬勃展開，獲邀擔任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目。返台後的陳炘更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他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台灣人的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與日人一較長短。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 1925年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當時，台灣沒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返台後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開拓，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 二戰終戰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 1893年(清光緒19年) 陳炘生於台中大甲。兩年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 陳炘7歲喪父，直到13歲(1906，日本明治39年)才入大甲公學校。因聰穎用功，跳級升班，三年後就從公學校畢業，旋於同年（1909）4月考入當時一般學子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1913 (日本大正2) 年3月，陳炘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返大甲公學校任教。但服務年限未滿，即賠錢辭職，考入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之始，奠下他往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在東京留學時，陳炘成為台灣留學生的領袖，於1918年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此學生會原稱「高砂青年會」，首任會長即林茂生）。 陳炘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的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前輩蔡惠如的運作下，於1920年元月，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新民會」成立時，陳炘也是創會會員，並參與經營和編寫《台灣青年》雜誌。在創刊號上，陳炘以古體漢文發表〈文學與職務〉，提倡台灣文學建設之重要性。 1925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陳炘學歷優異 1922年4月，陳炘從慶應大學畢業返台，與台南女子謝綺蘭結婚。 結婚翌年（1923），陳炘赴美進修。先進入愛荷華州的Grinnell學院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一學期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1925年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在當時，台灣沒有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 陳炘返台後正值台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活動。陳炘頗受林獻堂的激賞，獲邀擔任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他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台灣人的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與日人一較長短。而且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才可以和日本人分庭抗禮。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日本昭和元年）12月底，台灣人的第一家金融公司—「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終於誕生。在日治時代以純粹的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的，陳炘是創舉。 陳炘創舉  以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 由於大東信託會社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經濟利益，同時期能有所裨補於民族運動，因此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總督府當局因而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加歧視，百方阻擾，最後經過相當折騰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以資本額二百五十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日政當局自然心存顧忌而想加以阻擾。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常視信託會社為不合法組織，並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228事件陳儀藉機整肅  陳炘難逃厄運 經過陳炘、林獻堂等人的力爭，到了1944年8月，日本當局才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並藉機以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二年。 大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不料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陳儀視之為眼中釘，而於1946（民國35）年3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誰能逆料？翌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厄運。3月11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附記：關於陳炘一生，詳見李筱峰著《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其他文章： 台中地名的故事 盼來了祖國 又避祖國─林獻堂的心路

台中公園湖心亭（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清水舊稱牛罵頭、豐原本是葫蘆墩、霧峰原叫阿罩霧……各地大小地名有很多不同來歷，都是反映先民的生活痕跡。 地名的背後，反映著先人生活的遺跡，本期要來探討台中的地名。 南島先民的地名 在外族尚未移入台灣之前，原本遍居全島的先民均屬南島民族。西部平地上居住的，則屬於南島民族中的平埔族系統。而今天台中市轄區內原本住的平埔族，更可細分成道卡斯族、巴宰 (拍宰) 族、貓霧栜族、巴布拉 (拍瀑拉) 族，以及少數的洪雅族。 道卡斯族 大甲地名即源自道卡斯族的音譯，早期還分「大甲西社」及「大甲東社」(大甲東社在今外埔)。 巴布拉 (拍瀑拉) 族 清水舊稱牛罵頭，是巴布拉(拍瀑拉)族的牛罵社名音譯，後因村庄聚落形成於牛罵社社頭入口處，故稱之「牛罵頭」； 沙鹿以前寫為「沙轆」是巴布拉族沙轆社的譯音，是「勇士」之意。1722(康熙61) 年巡台御史黃叔璥北巡至此而南返，所以也曾稱為「迴馬社」；大肚名稱也源自「大肚肚露社」社名，也屬於巴布拉族。今台中龍井以前有水裡社，亦是。 大里杙保正集會所（台中市文化局提供） 巴宰 (拍宰族) 族 豐原舊稱葫蘆墩，源自巴宰海族葫蘆墩社社名音譯，意指附近觀音山的松柏樹林 (另一說詳後)。另外今豐原的朴子里，曾經為巴宰海族的朴仔籬社所在地，後來該社遷到今新社(新社仔)，新社因此得名(清代中葉以前，樸仔離社群在今豐原、東勢、神岡、新社、石岡等區境內，即大安、大甲兩溪南北，擴及大肚溪北岸)；今天神岡，以前為巴宰族大聚落岸里社所在地。另外有麻薯社（即岸裡舊社）在后里附近(清代中葉以前，「岸裡九社」大致分布於神岡、豐原、后里等地區內)；潭子區內有巴宰族的阿里史社；大雅原為巴宰族岸裡社群之阿河巴（壩）荒埔，原意為「荒補草地」。 貓霧栜 今台中南屯境內早期有貓霧栜社；霧峰舊稱阿罩霧，是貓霧栜族阿罩霧社社名之音譯。漢人開墾至此後初作「貓羅新莊」，後改為「阿罩霧」；烏日的地名有一說亦是貓霧栜族之譯音。 洪雅族 大里舊名大里杙，大里的地名為洪雅族的譯音。地處大肚溪支流大里溪流經地，船隻利用該地沿岸邊設於岸邊的「杙樁」固定船身，故合稱大里杙。 以上今昔地名可以看到台中地區早期遍佈平埔先民遺跡。如果在細查內部小地名，更可以發現與平埔族關係密切，試舉以烏日為例，本區有不少地名採用平埔族語的譯音，例如：「頂朥月胥」在今三和里、「下朥月胥」在榮泉里、「番仔園」位於東園里、「阿密哩」為光明里、「喀哩」聚落屬於今日的南里里、北里里。都是平埔痕跡。 生業工作產生的地名 東勢在清代稱匠寮或枋寮(板寮)意思是木匠的工寮，古時樵夫木匠出入此地砍木製材，搭寮工作或休息，因此而得名。1770 (乾隆35)年以來，粵人財力雄厚者如劉啟東，帶領匠人百餘名來此從事伐木，逐漸形成匠寮庄。 地表景觀的地名 太平舊稱「鳥松頭」(鳥榕頭、鳥銃頭) 大約在19世紀初，建莊地入山口福德祠旁有一棵大鳥松樹（榕樹之一種），因此得名。 梧棲舊稱五汊，因位於牛罵頭溪口小型三角洲上，五個扇狀分流水汊處。梧棲又稱鰲西，因位於鰲峰山之西（即今清水牛罵頭山），因此得名。 葫蘆墩文化中心（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豐原舊稱葫蘆墩，除前述說法，另有一說境內有屯腳、屯頭、屯身三小丘，形狀像葫蘆而得名。 烏日，曾稱為「凹入」，除了前述源自平埔族之說，另有一說，因境內為貓羅溪、烏溪、草湖溪、旱溪等溪匯入大肚溪的地方，地勢呈現凹入的情勢，故有此稱。清代時期又出現「湖日」、「烏日」，即以「凹入」之諧音字為地名。 大安在明末稱之為「海翁窟港」(海翁即鯨魚)，因港灣一帶時有鯨魚。大安曾另有一稱勞施港(螺絲港)譬喻船隻之出入航道迂迴繞轉兩沙嘴之狀，像螺殼上的迴旋紋 。「勞施」與「螺絲」音接近，1764(乾隆29)年《續修台灣府志》即載有「勞施港」。 龍井原稱龍目井源自本鄉斷層湧泉「龍目井」，龍目井位於大肚台地西麓斷層線上，因地下水源豐富而形成湧泉，是本區早期拓墾重要的灌溉水源，郁永河《裨海紀遊》中記述：「龍目井，…旁有兩石，狀若龍目，故名。」 東勢曾稱東勢角客籍人士稱為「東勢角」，因本鎮位於台中盆地東側，客家語中的勢角即表示某一方向的角落。 石岡在清領時期稱為石崗(硿)仔由於上坑溪和下坑溪在本地南方匯流，河流出谷口形似陶缸(硿)而得名。 潭子在清領時期稱為潭仔墘，因為創建聚落於柳川上游凹岸侵蝕坡的深水岸邊而得名。 后里曾稱內埔，由於在外埔鄉之「內」東側之荒「埔」地，故又稱內埔。 后里馬場還保有日治時期的史建築（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反映族群關係與土地開發 後里，早期村「里」聚落創建於平埔族巴宰族麻薯社之背後，故稱「後里」。 「後」與「后」同音同意。 太平，原屬於洪雅族的居住範圍，在清乾隆年間，就有漢人來此開墾， 開墾初期，與洪雅族常發生衝突，漢人在剛建立村莊時，就冀以太平之願望，故命名為「太平」。 外埔，原為道卡斯族大甲東社所在地，後來漢人由西(近海外口)向東開墾至此，相對於內埔(今后里鄉)之外的埔地而得名。 新社，即因大甲東社受到客家人移民勢力逼近，遂於19世紀中葉逐漸向東遷移至今天新社一帶建立新聚落而得名。 神崗因為本地最初的移民大多來自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的「神崗社」，故稱此地為「神岡」。又因「新廣」與「神岡」閩南音近似，所以在清領時期曾經稱為新廣。 外來政權的優越感 1731 (清雍正9)年底﹐中部的原住民平埔族爆發了一場抗官民變﹐大甲西社與沙轆社﹑樸子籬、、水裡社、岸里社…等中部平埔族約兩千多人﹐圍攻彰化縣治﹐掀起一場清代平埔族最大規模的抗官事件。事件後﹐清朝政府改大甲西社為德化社﹐牛罵頭社為感恩社﹐沙轆社為遷善社…。 日治時代大改地名 1920(大正9) 年，日本殖民政府城地方行政改制，全島大改地名。例如台中地區的地名更改如下：大里杙減化為大里；阿罩霧改為霧峰；太平改為大平；牛罵頭改名清水；沙轆改為沙鹿；東勢角簡化為東勢 ；新廣再改為神岡；潭仔墘簡化為潭子；龍目井改稱龍井；葫蘆墩改稱豐原(取自日本天皇詔書「豐葦原之瑞穗國」字句)。 戰後出現的地名 大平再恢復為太平。 和平清代至日治時期，列為不設街庄界的外番地。直到戰後改稱為「和平鄉」，乃是以四維八德中之「和平」為鄉名；后里原稱內埔，因與屏東縣內埔鄉同名，於1955(民國44)年10月10日改回后里至今。 梧棲港（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地名雅化或吉祥語 梧棲曾稱五汊，1891 (光緒17) 年，地方文人以古文「鳳為吉祥之鳥，非梧桐不棲」，將五汊近音雅化為「梧棲」。 大安，曾被稱為海翁窟港，1871(同治10)年《淡水廳誌》即稱大安港。可能為求船運平安而取平安吉祥的意涵。 大雅在清代曾稱壩雅，漢人進墾後，初以平埔族人原有「阿河巴」而命名為壩雅或埧雅。一說法是原來壩仔的「仔」字經雅化成「雅」字，即為壩雅的由來(另一說是客家語把未開墾的大塊埔地叫做大壩雅)。 台中各地大小地名還有很多不同來歷，反映先民的生活痕跡。篇幅所限，就留給台中居民就近追尋玩味。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簡介：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 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了之後，避居日本、客死異鄉，寫下「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的心境。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又大力支持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從他和梁啟超「筆談」時落筆的字句——「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可見其心；從他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更見其情。而發生在他身上的所謂「祖國事件」，更說明了林獻堂的「祖國」情懷。 濃烈祖國情懷  卻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 儘管到了戰爭時的「皇民化時期」，林獻堂被授任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大屯郡事務長、貴族院議員，但這些皆非其所願，反而感到「我心已冷」。在日政當局極力攏絡之下，他仍堅不改姓氏、不講日語。 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然而，夢寐以求的「祖國」來了不久，林獻堂卻被打成「漢奸」！1946年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在黑名單上。後幸賴從中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才幸免於難。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在日治時代領導議會運動達14年，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獻堂仙，竟然當不上議長！ 林獻堂在歡喜迎接「光復」不久，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1年4個月後，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屠殺。 228事件 林獻堂被列為暴動首謀名單 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林獻堂處境之危險不言可知。在風聲鶴唳，菁英紛紛遭捕殺之際，他寫了〈二二八事變感懷〉的詩，發表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創辦的《正氣》月刊，可以看出那是向當局交心輸誠的無奈之作，全詩如下： 光復欣逢舊弟兄，國家重建倍關情。 干戈頓起誰能料？消息傳來夢亦驚！ 全島幾難分黑白，大墩（台中舊名）有幸自昏明。 從茲綏靖多良策，不使牝雞得意鳴！ 林獻堂這首表態詩，引起《正氣》月刊上多篇唱和詩，清一色都是在迎合當局。不過他的秘書葉榮鐘，卻寫了一首幾乎是在反駁林詩的唱和詩，或許這才是林獻堂內心的真實感覺？葉詩如下：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對政局失望  離台赴日自我放逐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林獻堂被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台灣省通誌館成立，由他擔任館長，然而他對政局卻頗感失望。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自署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論者有人以為林氏避居日本，是對當時進行的土地改革不滿；他對土改雖略有微詞，但畢生慷慨捐輸從事民族運動的林獻堂，豈真在乎被「三七五減租」嗎？林獻堂這首題為「菜頭」（蘿蔔）的五言絕句，或許才是他離台的心情寫照：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若不流亡海外，恐怕就難逃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而真要「徒傷雪玉清」了！然而，避開白色恐怖的林獻堂，卻仍憂慮著蔣家統治下的台灣政局。他這首七言絕句，即反映對時局的擔憂：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飢餓苦安之。 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步文方君冬日雅集房韻〉） 1952年5月，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赴日訪候林獻堂，並詢問有無回台計畫。林獻堂以詩回應：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蕭蕭細語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 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林獻堂思鄉何不歸故里？然而故里卻在蔣家的掌控下，雖想整裝回鄉，卻等不到清朗的菊花天。林獻堂自己刊布的《東遊吟草》，輯有他自1949年赴日至1951年間的詩篇，頗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晚年的情思。在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與友人酬和的詩，約略透露了林氏何以執意羈身異地的訊息─— 其一、〈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其二、〈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 亂絲時事任迍邅，夜半鐘聲到枕邊。  底事異鄉長作客，忍遭浩劫未歸田。       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 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渡餘年。 林獻堂以69歲之齡赴日養病，孤身寄寓扶桑，從此未再回台灣。1955年7月，他的次子林猶龍在台病逝，林獻堂雖哀慟至極，卻仍無歸意。 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在自己的土地上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臨不久，避居海外，客死異鄉。林獻堂這段「廿年風雨負初心」的歷史，發人深省！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