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台獨」主張，支持「統」的一端常會斥其為「反中」、「仇中」、「逢中必反」，或語帶揶揄地說，有本事就不要去中國賺錢、跟中國人來往！最近某立場明顯「親中」的台媒就以專文批判「時代力量」，說他們最不配「反中」，因為不是岳父在中國有投資事業，就是媽媽在彼岸開公司等，這般在中國政商關係良好的家庭，分明等同於兩岸買辦，有何資格「反中」？ 這些批評乍聽有理，但稍作推敲則不難看出其刻意扭曲國家主權與商業往來間的關係，且明顯將「反中」與「反傾中」、「反一中」混為一談。 先說說什麼叫做「反中」？就字面意義而言，自然是指「反對中國」，既而「反對與中國有關的一切」。這種「逢中必反」的情緒性反應不免存在若干人身上，但就實際面而言，台灣根本不可能如此。就算不提兩岸間密切的商業與文化交流，即就我們的「國語」、「國字」，乃至許多節慶民俗而言，都與「中國」淵源深厚，如何一味盡反？更何況，在全球化浪潮與中國製造崛起的當下，即使曾經與中國仇恨深結的日、韓、越南等國，也不可能完全排斥中國，台灣又豈能例外？因此，所謂的「反中」，無疑只是一種情緒上的指控，不符事實，也未能就事論事。 正確說來，主張台灣國家主權獨立的人，並非「反中」，而是「反一中」，換句話說，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將台灣視作中國當然附屬的霸權思維；又或者，「反傾中」──反對犠牲自己的主體性，一切向中國靠攏、唯中國是從。以筆者為例，我認同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想法，但我並不「逢中必反」，反而十分喜歡若干中國傳統文化，諸如書法、老莊思想等，也從未否認我的父系祖先來自中國，一如正視自己體內流著平埔族原住民的血液般。曾有「統派」的朋友因此質疑我「讀中文系、研究中國文化，卻怎敢說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這種邏輯既荒謬又幼稚，將「文化喜好」與「國家認同」混淆，若依其說，豈不研究或喜歡某國文化及文學，就得心甘情願成為某國人？那麼英文學者不就都要自覺是英國人、日文學者就得自動變成日本人了？ 從這樣的認知進一步推衍，堅持國家主權獨立與商業貿易往來也完全是兩碼子事。以中美關係為例，自蘇聯瓦解後，中國一躍成為美國在全球戰略上最大的「敵人」，雙方在政治上競、合不斷，時有齟齬，相互批評叫囂也常沒好話（最近的南海爭議便是一例），但彼此之間做不做生意？一個美國商人在中國開公司，就必須放棄自己的政治認同，完全服膺中國的一切制度？反之亦然。美國官員經常質疑中國的人權問題，總是怒斥老美「干預內政」的中國為何不乾脆「有志氣點」，從此與「美帝」斷絕任何商業上的往來？原因很簡單，一如前述，這是個全球化流動的年代，想發展，就不能自外於這個現實。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與技術，中國同時需要來自全球的資金與人才，包括台灣在內。因此，別以為台灣人去中國投資是佔盡便宜，中國今日的經濟榮景，台灣人貢獻良深。「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10年一份《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貢獻》的研究報告即已指出，至少在「質」的方面，台商引進高科技技術，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管理水平。生意場是最現實的，如果台商對中國經濟沒有助益，彼岸豈仍有其容身之地？ 上海市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圖片來源：Mr.XY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不可能與中國完全斷絕往來，但這並不表示為了往來就必須犧牲自我的主權，任憑對方欺凌踐踏，這就是「反一中」的基本內涵。一碼歸一碼，美國不可能為了堅持民主自由的信念便拒絕與中國貿易，同樣也不可能為了商業利益就放棄其原來立國的精神與法制；美國在語言、文化、歷史，乃至血緣上都與英國關係密切，但其國民不會因此認為美國必須與英國統一，或自認從屬於英國，甚或任其左右美國人的國家認同。以彼證此，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又何獨不然？「反一中」只是無法苟同政治上的併吞思維罷了，而非反對與中國有關的一切，統媒硬要扭曲為「仇中」、「逢中必反」，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更何況，若依其邏輯，那麼那些來台灣賺錢的「中資企業」，不就應該尊重台灣多元的民主聲音，認同島內愈來愈高的「台獨主張」？

二○一三年十一月，成功大學辦理校內廣場命名及網路投票活動，最後師生選出「南榕」作為廣場名稱。但成大高層卻以這個名稱具政治意涵為由，否決投票結果。此事引起網路鄉民一片撻伐，咸認成大校方不尊重民主程序，並且違背了大學崇尚自由的精神。   事隔二年餘，位在北部的政治大學更粗暴地複製了成大「民主倒退」的行徑。一群學生在校園內張貼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文宣，竟遭該校「戴著口罩」的主任教官強行撕下，參與活動的學生甚至遭駐衛警驅趕、咆哮（據學生後來聲明，甚至有肢體上的推擠）。事後校方解釋，學生沒有在文宣上註記張貼單位，顯已違規，絕非因文宣內容而將之撕毁。   很巧合的，這兩所學校筆者都讀過。依筆者過去的求學經驗，如果成大選出的名稱是「中正廣場」，而政大學生強貼的文宣內容是「支持蔣公銅像留在校園」，不知這兩所大學的行政單位會如何看待？否決？撕毀？事實上筆者在政大讀書時，經常在風雨走廊看到未經學校核准（當時張貼公告必須先申請）的海報，只因內容大多只是一般不痛不癢的訊息，所以並不會被立即撕毀，甚至出現校警、教官趕人咆哮的情事。很顯然的，政大校方指學生違規的理由並不可信，真正的理由還是「政治意識形態」。   成大、政大都是台灣頗具指標性的名校，前者重理工、後者重人文，但很可惜的（或說很可悲），這兩所傳統名校顯然都欠缺足以稱之為「大學」的內涵，即我們耳熟能詳的「自由」與「民主」。大學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知識的精進，以提供社會進步的驅力，讓人們可以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因此，大學允許知識份子自由思考、大膽創新而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干預，也唯有如此，理性與感性方得以相互辯證，激盪出新思維與新方法，培育出具前瞻性的人才。但成大、政大卻相繼與這種精神背道而馳，反而用戒嚴時期的思維在反映一切。我們不免擔憂，這樣的大學如何引領台灣社會朝真理與美善的境界前進？   （作者為政治、成功大學校友，現任東華大學教授）

被「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在忠孝橋引道（北門高架橋）拆除後「重見天日」。在筆者看來，北門重現的意義不僅止於交通，更具歷史與文化的深刻意涵；同時，也啟發某些關於「人與城市」的哲學思考。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北門又名「承恩門」，建造於清光緒10年（公元1884）年，是目前世上僅存的閩式碉堡城門。它既見證老台北「大稻珵」的興衰，同時也見證台灣從清領、日治、國府遷台到民主化發展等百年滄桑歷程，其深具歷史意涵，毋須費言。 過去百餘年，北門曾二度面臨拆除的危機，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權，拆除的理由均與都市更新有關。但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建築本身即帶著相當程度的隱喻功能。北門既名「承恩」，並以清代閩式風格、碉堡式建構展現其時代性與功能性，復在外廓鐫刻「巖疆鎖鑰」碑文，其政治寓義不言自明。 換言之，北門具有「視覺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uality）的作用，悄然地形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日本人與國民黨人都想拆除它，恐怕除了「功能」的考量外，也不乏特殊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從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北門，卻將「巖疆鎖鑰」的石碑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墊腳石」，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先是粗暴地將東門（景福門）、南門和小南門改建為中國北方城門式樣，並在其上鐫刻國民黨黨徽（如景福門）的作為即可輕易看出。北門之所以逃過被「北方化」改頭換面的命運，卻是原因計畫興建忠孝西路高架橋時將之拆除，但在文化人士的奔走呼籲下由「陵夷」改為「幽閉」，才因此倖存了其原本風貌。 上述事例說明，北門早已不是原先「工具性」的構設，而是一個具有人文與歷史意涵的符碼，同時也就彰顯出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個人文符碼不能見容於都市發展的工具性利益？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敲的？過去三十九年，雙北市人天天在忠孝西路上急驅而過，是否曾經思考，一條冰冷的高架橋如此侵凌一座古蹟，有什麼值得我們警惕的意義？特別是人生活於都市中，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城市原本應該是人的「居所」，彰示「存有」的意涵（Being, 借用M. Heidegger的話）。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完整；但隨著人類為求生活方便而發明各種工具，人從利用工具變成倚賴工具，乃至被工具所綁架，原本寓居的城市幾乎完全工具化，人遂困陷於工具所引發的煩惱中，變得既「刻板」又「破碎」，成為物化的「庸常之人」（das man），失去獨特的存有性。高架橋無疑是工具性的，上頭奔馳的也是工具，人在其中，倉惶如蟑螂般竄行。而具高度人文象徵的北門，則被這些冰冷的工具牢牢箝制，不正隱喻人無法詩意棲居的坎陷？ 猶如監禁在自我建構的工具性之城，真的是人們想要的？ 因此，當柯文哲在一週內拆除忠孝橋引道後，重現風華的北門忽然令人領會到「人」與「城市」之間原本應有的關係，一如都發局長林洲民所言，「交通是服務，人文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依柯市府的規畫，未來的北門，將與台北車站前的腹地連結成為一個廣場，展現「台北凱旋門」的意象，將來民眾散步其間，可以感受深刻的人文情懷。這樣的理念，不僅破除過去政客以政治符碼蔑視歷史古蹟的心態，同時也翻轉了以工具利益作為城市治理的霸權觀，重新確認「人」才是都市發展的核心。 只有當人文的價值被凸顯，人才有詩意地棲居的可能，一個城市也才堪稱其偉大。

  ◎ 許又方 朱立倫與演藝界有約活動，挺朱藝人大喊：「年輕人懂個屁啊！」「跟著年輕人走，我們亡國、亡黨、亡台灣啊！」不知朱主席聽到這話時心中作何感想？如果他也默許這種說法，恐怕國民黨的未來將黯淡無光。 國民黨是哪些人創立的？他們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又是如何誕生的？國民黨的支持者（包括那些挺朱藝人）斷無不知的道理。滿清末年被列為「四大寇」的孫中山、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人，堪稱是建立國民黨、甚至是鼓吹國民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的先鋒，當年他們都只是「年輕人」，一八九五年國民黨前身「興中會」成立時，這四人皆尚不滿三十。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才二十九歲。換言之，國民黨及其黨員矢命效忠的中華民國，是由一群年輕人創建的。 若按前述挺朱藝人的「屁論」，那麼當年那些為了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年輕人，不就連「屁」都不如了？如此一來，國民黨、中華民國又該如何看待呢？豈不也成了「屁」事一樁而已？ 國民黨之所以走到如今這般田地，除了過去七年餘施政不力外，不關心年輕人、不懂得栽培後進絕對是關鍵，權力始終掌握在一群自以為是、暮氣沉沉的中老年人手中，難怪與新興的民意愈離愈遠。如果國民黨的支持者再不思檢討，依舊視反對者如寇讎，甚至輕視青年人的想法，大概三十年內都難以翻身。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 謝又新 同樣是藝人，你認識楊光友，還是林昶佐？ 去年底林昶佐舉辦一場重金屬搖滾造勢大會，取代造勢大會，吸引了兩萬名音樂迷擠進自由廣場，盛況空前，連國外媒體也來參一咖。林不僅登上英國衛報國際新聞版頭條，ＢＢＣ中文網也用專文介紹，並讚賞他：「給了臺灣政治宣傳很不一樣的概念。」 楊光友年輕時，可曾像林昶佐一樣為年輕人辦過一場類似演唱會，印象中你只服務一黨！難怪你不懂年輕人在想啥？因為你還沉淪在你曾少年輕狂吃香喝辣的年代裡，在那年代裡你是國民黨洗腦人們的工具，還長期壟斷演藝圈資源，打壓本土文化。試問，你和郭冠英這名自以為是的高級外省人有何不同？ （作者為家庭主婦）

棒球場上有句名言：「最爽的是贏一場比賽；次爽的則是輸一場比賽。」既暗示過程遠比結果重要，同時也提醒我們，輸或贏都有其啟示與意義。 圖片來源：網路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台灣代表隊很可惜無能晉級。但衡諸整個比賽過程，球員們充分展現以往所欠缺的堅強靭性，幾乎每場比賽都讓對手掙扎不已，這證明我們的選手在「心智」層面已有顯著的提昇；至於在「技術」層面，除了打擊火力技驚四座外（美中不足之處是高國輝與林益全的長打威力沒有發揮），幾位主戰投手，諸如郭俊麟、宋家豪、陳禹勳及陳鴻文等，表現可謂十分搶眼。 然而為何最後結果仍不如人意？說穿了仍不外是「技術」與「心理」層面的問題。雖說任何賽後的檢討都不免事後諸葛之譏；但棒球畢竟是有條理的運動（美國棒球名人Bill Veeck的名言），輸贏總有原因，找出一場比賽的勝負關鍵，並非為了追究責任歸屬，而是為了避免日後再犯同樣的錯誤。 五場比賽看下來，台灣代表隊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守備。現任白襪隊電視轉播員的前美國棒球明星Ken Harrelson曾說：「棒球是唯一在進攻時，球權由對方手掌握的運動。」（Baseball is the only sport I know that when you're on offense, the other team controls the ball）換言之，持球的一方名為防守，卻擁有主導權，也無怪乎棒球專家一再強調：「防守即是最好的進攻。」紮實的防守能間接提高球隊進攻的士氣；相反的，守備失誤則經常是壓垮軍心的元兇。這次台灣隊在守備上雖偶有佳作，但整體而言並不突出，幾次內野手處理失當（包括漏接、轉傳不夠迅速及防守過於被動等）不僅令球隊陷於險境、甚至間接導致最後輸掉比賽。以中、波一役為例，波隊的守備明顯優於我們，判斷明快、移位迅速且傳球確實，幾次美技更阻斷了我隊進攻氣勢，所以當打擊相當時，守備就決定了最終的勝敗。 其次，我們的速度明顯不足。速度絕對是棒球場上最具守備威脅性的武器。快速與積極的跑壘會造成守備方極大的壓力，進而造成失誤。很不幸的，依我陋見，台灣隊恐怕是此次賽事中跑壘速度與積極度壂底的球隊，以致不僅無法威脅對手守備，更無助於己隊的向前挺進。也或許正因如此，所以教練團才不敢在關鍵時刻祭出打跑或強迫取分戰術吧？而與此戰術息息相關的，則是觸擊。遺憾的是，我們的觸擊也是後段班水準。 即便是在大聯盟，「小球戰術」也都是登堂入室的絕招，就算是擁有「布朗克斯轟炸機」（Bronx Bombers）美譽的洋基隊重砲部隊，也經常栽在慣用小球打法的天使隊手上。可以說，觸擊幾乎已是棒球選手都必須精學的門道，特別是「突襲短打」（push bunt）。但不論是在中職比賽，或這次世界十二強場上，台灣選手的觸擊總是令人捏把冷汗，等於少掉一項進攻武器。 至於投手，台灣隊的牛棚深度總是處在捉襟見肘的窘況，能獨當一面的強投寥寥可數。如果打進八強、四強，戰況更形激烈，投手該如何調度，不免令人憂心忡忡。雖然這多少是因許多好手（如王建民、陳偉殷）婉拒加入所致，但卻也暴顯出國內投手養成青黃不接的問題，相較於鄰國日韓新生代強投輩出的優勢，台灣基層棒球教練們該認真思考如何迎頭趕上了。 談到情蒐，也一直是我們的弱點。今年美職世界大賽第五戰，皇家隊Eric Hosmer在九局上趁對手傳球時突擊性衝回本壘，將戰局逼至延長賽、進而贏得冠軍，可謂紮紮實實為「情蒐」的重要性下了最佳註腳。因為球探報告顯示，大都會隊一壘手Lucas Duda在情急時傳球易生失誤，Hosmer顯然牢記在心，也適時運用了這則寶貴的情報。反觀台灣隊，第一場與荷蘭交手時就暴露了情蒐的不足。荷蘭打者明顯慣於推打攻擊，我們派出的左投陳冠宇的球路正合其味口，加上捕手配球調整太慢，以致前二局就讓台灣隊落居下風。賽後筆者一位臉書朋友po文說，早已有人指出當天荷蘭的先發第七棒只擅打直球，但為何我們的投手卻仍不斷投直球對付他。 最後，筆者建議未來的台灣隊教練團，既然臨場調度的對錯總是事後才會知道，那麼不妨偶爾換個手氣試看看，特別是當球賽陷於僵局、而輪到上場的球員狀況明顯不甚理想的時候。例如張志豪在前二戰代打時都有很不錯的表現，但中波之役幾個關鍵時刻，卻未見教練團派他上去試試，未免有點可惜了。 當然，球員與教練們都盡力了，雖然我們的棒球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相信球迷還是由衷感謝這群選手們努力的付出，而這也是鼓舞台灣棒球繼續強化的動力！

◎ 許又方 行政院準備了四十億資金要刺激消費景氣，此舉引來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批評是「治標不治本」，且有政策買票之嫌。的確，就像當年的「消費券」一樣，四十億刺激消費不過就是場集體拜拜式的暫時性熱鬧，或許解一時之悶，但長久性的結構問題並沒有獲得改善，行政院顯然完全昧於景氣委靡的切實病徵。 說穿了，民生消費為何低迷？當然是因為「入不敷出」。造成此一問題的原因，則在「萬物只漲不跌」，升斗小民的收入卻永遠沒有增加。自從馬政府宣布「改革」，雙漲油、電後，近幾年台灣的民生物資就節節上漲，而且幾乎是只漲不跌。以奶粉與麵粉為例，國際原物料價格都大幅滑落，但台灣的相關產品卻瘋狂漲價，政府卻完全無力干預，其他民生必需品的價格也是如此。物價連鎖上漲，但一般人的薪資卻沒有成長，家庭收支比嚴重失衡，可支出的金額愈來愈少，當然造成消費景氣衰退。這種一般小民可輕易理解、感受的問題，我們的高知識份子官員們卻一副懵然無知的樣子，實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薪水不漲，如果物價可以穩定控制，甚至引導其合理調降，那麼消費緊縮的狀況諒不致如此嚴重。所以，如果行政院真的想要刺激景氣，應設法控制物價，而非撒錢讓只漲不跌的無良商人趁機再分食四十億大餅，普通消費者卻只能在短暫爽快後繼續拮据度日。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 郭宗昂 政院最近提出了一些像是補貼購買4G手機、電器等等的政策，預計要花掉四十億元，立意良善，說是要空出頻段、減少污染。只是大選在即，這種政策的提出，有眼睛都看得出來想幹什麼？為什麼還要強推這種一次消費政策？政府決策者應當重新考慮。 一次消費政策說穿了，其實就跟強迫貸款是一樣的作法，當然我們可以選擇不要接受補貼，但當錢花出去之後，我們將來的稅金勢必會挪出去償還債款，排擠到我們的國防、教育、民生、交通、能源等等建設，長久看來絕非國民之福。而且說要空出頻段，我相信直接收回頻段也不是太大的問題，現在即使是孝親機也支援3G，加上電信商的合約優惠，所謂補貼手機到底是要補貼到哪裡去，也令人存疑。 如果一次性的消費政策真的能夠奏效，政府直接每個月發一次消費券，不就達成六三三了？為什麼上一次消費券發完之後，隨即就是二十二Ｋ風暴的來臨？民間薪資一直下滑，國民黨所自豪的經濟牌，難道就只剩下先借出來花掉這一招嗎？ 請立法院一定要將這種無用政策擋下來，寧可把這錢拿出來貼補青年創業貸款的利息，也不該讓現在的政府通過這種幫廠商清存貨式的補貼政策。（作者為高雄市民）

最近上演的一部史實電影《間諜橋》（Bridge of Spies）中，被美國拘捕的蘇聯老間諜稱呼擔任其辯護律師的唐納文（James B. Donovan，由Tom Hanks主演）是standing man，意即「打不倒的人」。事實如此，若非唐納文過人的毅力與勇氣，他不可能在冷戰時期營救出超過九千名的俘虜。相同的，若非台灣熱愛棒球的一群傻子宛如standing man般，不斷被不肖之徒的假球案擊倒、站起來，再擊倒、再站起來，再擊倒，又站起來，我們絕對看不到過去一週兄弟與桃猿共七場扣人心弦、足以媲美大聯盟季後賽的「台灣大賽」。 圖片來源：聯合報 沒錯，正是那股不服輸的精神讓台灣職棒絕處逢生，也讓總冠軍賽打出過去從未見過的氣勢。曾任大聯盟執行長的前耶魯大學校長B. Giamatti曾將棒球本壘出發，經一、二、三壘又重返本壘的過程比喻為神話英雄冒險的歷程，類似的見解同時見於知名好萊塢故事顧問C. Vogler的名著《作家之路》（The Writer’s Journey）。我們之所以愛看英雄歷險，不僅因其過程緊張精彩、動人心魄，更因其終經淬煉而成長的經驗啟迪我們的智慧與心神。棒球也是如此，愈是困難重重、膠著懸疑的比賽，愈能昂揚球迷的情緒，為勝利歡呼，因失敗啜泣，最終悄然從其中獲得啟示，從而超越了有形的勝敗。這一點從陳金鋒身上可以獲得驗證，G5戰九局上，幾乎滿場兄弟象球迷口中吶喊歡呼的，竟是敵隊的陳金鋒，理由很簡單，因為他代表的正是一種歷險奮鬥的英雄形象。 固然，球迷熱情、球員打拼的standing man精神是延續職棒命脈的元神，但回歸現實，職業運動畢竟是一種商業行當、一種娛樂活動。無可諱言，今年台灣職棒能有豐收的票房，Lamigo球團用心經營球場的諸多創意居功厥偉。他們讓看球宛如參加一場嘉年華會，有音樂、舞蹈及煙火助興，大手筆贈送球迷紀念球衣、球帽，把場地整理得美侖美奐等，將觀賞比賽從計較輸贏提升到享受休閒的層次。如果中職其它三隊也希望全季票房可以破億，勢必要效法Lamigo經營球隊的方式，那麼台灣職棒真正的榮景可期。 不過，今年的猿、象大戰還是讓我們看到中職一些問題。首先是投手。比較起來，今年的中職明顯打優於投，各隊先發球員總計共有十五名打擊率在三成以上，數據十分駭人；但投手的表現卻相對疲弱，先發投手只有四位防禦率在標準值（4.5）以內，且全數是洋投；中繼投手則僅三位ERA在3.0以下。而被前洋基大投手M. Mussina視為最具投手指標的WHIP值（每局被上壘率），竟無一人低於1.0，最佳成績只有差強人意的1.23（也是洋投）。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本土投手，無論先發、中繼或後援，一上場多的是提油救火，令人看得心驚膽顫。這顯然是各球團必須正視的問題，為何「土投」多半不太管用？即使有不錯的球質，諸如桃猿的陳禹勳、黃偉晟；義大的羅嘉仁；兄弟謝榮豪等，卻為何始終無法宰制打者？眼見職棒回春，各界呼籲儘速成立第五隊，但看看這樣的土投狀況，不免令人擔心增隊後的水準將有待檢驗。 其次是捕手阻殺率，只要稍具速度的打者上壘，盜壘成功率在八成以上。現代棒球非常強調速度，比較起來，台灣球員的跑壘速度遠低於日、韓，但捕手阻殺率卻也相對低迷，這一方面降低了球賽的精彩度，一方面也讓人不免憂心它將成為台灣未來在國際賽事中的罩門。最後是失誤的問題。總冠軍戰猿、象兩隊共發生十八次失誤，令人咋舌。這可能表示我們的棒球場地平整度不夠（這絕對是事實），或是球員有傷在身、硬撐著上場比賽，又或者暴露出守備訓練不足，而無論如何，這些都是球迷所不樂見的原因。 正所謂「看熱鬧更須看門道」，我們樂見台灣職棒如同英雄歷險般屢敗屢戰，終於昂揚重生；更期待它像美國大詩人W. Whitman所宣稱「棒球撫慰美國內戰創傷」般彌合台灣因政治惡鬥所撕裂的族群情感。但也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更期待職棒水準的進一步提升，不論是在球場經營或球員養成上。只要榮景持續成長，好的本土球員會留下，優的外籍選手願意來，台灣職棒將會愈來愈精彩。

某回與台灣著名海洋作家廖鴻基先生餐敘，席間談到「海禁」問題，廖先生不無感慨地說，台灣四面環海，卻嚴禁人民自由地從事海上活動，連搭乘賞鯨船出海都得先「報關」，等同於出國；而全世界現在仍實施海禁的國家，只剩北韓與台灣。我聽完後甚感驚駭，什麼？一個自詡為民主自由的國度，竟與絕對極權統治的北韓對海洋「有志一同」，實在令人不敢置信。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 台灣為何仍實施海禁？理由不外是「國土安全」考量。在過去「漢賊不兩立」的國共對峙時代，為了防止敵人藉台灣環海之便滲透、破壞，因此嚴禁一般人民自由出海，甚至許多海岸都被劃為軍事禁區，連靠近一步也不行。這種幾近鎖國的作法，使得台灣過去六十餘年除了經濟及漁業等需求的海上活動外，庶民生活幾乎與海洋絕緣，因此也就發展不出完備的「海洋文化」──諸如文學與藝術，以及台灣先民原已孕育的冒險精神。說來諷刺，台灣有全球數一數二的良港，有航線遍布世界各地的海運，有傳承數百年的海洋信仰（媽祖、王船祭等），也有十分可口的海洋料理，但一般民眾對海洋的認識、敬畏與「再現」（文藝上的）卻非常匱乏。筆者一位法國朋友在聽聞台灣仍禁止民眾自行出海時驚訝地表示，「太不可思議了，你們製造的遊艇是全球最棒的，為什麼台灣人卻不能享受自己生產的遊艇？」 民進黨執政後，曾大力推動「海洋文化」，允許短時間的海上觀光活動，過去總是被高牆圍堵的港口也陸續開放，國人得以重新與久違的海洋親近。但自戒嚴時期即已實施的「海禁」卻依然沒有鬆綁，民眾要自駕船隻出海仍舊限制重重，港口還是滿佈油污與髒亂，完全沒有臨海先進國家美麗港灣的動人景緻，「海洋文化」的重建，顯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一點從台灣本土的海洋文學與藝術表現便可略窺一斑。以筆者熟悉的文學領域為例，海洋做為文學書寫的主題或背景，在西方可推溯至荷馬（Homer）筆下的《奧德賽》（Odyssey），接續則有味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記》（Aeneid）──其中特洛伊（Troy）英雄赫克托（Hector）顯靈對埃涅阿斯的指示：「到海上漫遊，就會找到重建家園的城市」云云，幾乎已成為西方世界海上冒險的箴言。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歐洲開啟了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不僅為西歐各國累積迄今人人稱羨的財富，在文化上更是承先啟後，將海洋文學推向近現代的另一高峰，不論是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鯨記》（Moby Dick）、傑克‧倫敦（Jack London，他曾自駕一艘名為Snark的船航向夏威夷）的《海狼》（The Sea Wolf），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都是馳名全球的海洋文學鉅著。  相對的，過去台灣雖也曾有優秀的海洋書寫，諸如覃子豪《海洋詩鈔》、瘂弦《無譜之歌》、汪啟疆〈海的莎樂美〉、〈鹽〉，楊牧〈料羅灣的漁舟〉、〈瓶中稿〉，以及東年的《失蹤的太平洋三號》等，但終究在戒嚴時代的海禁限制下，儘管「大海洋詩社」創設，儘管作家們從未放棄對海洋的夢想與關懷，但海洋始終沒有成為台灣文學重要的書寫主題。一直到當代，夏曼‧藍波安與廖鴻基（尤其是後者）將自身縱浪於滄海、與汪洋依違抗衡的經驗形諸筆墨後，海洋文學才終於佔有台灣文壇一席之地。但做為一個與海共存共生的國家，這顯然還不夠，我們仍需要更多親近海洋的自由、更多接受海洋洗禮的普遍經驗，以開拓更多元的海洋文化。 當全世界都以擴張「海權」作為政經發展策略時，標榜民主自由的台灣，實在不應再固守落後（甚至有違憲之虞）的海禁措施。過去的經驗證明，海禁並未讓台灣完全免於偷渡、走私，乃至敵人滲透的威脅，反而倒過來像牢籠般困住了善良的人民，也箝制了文化的發展，人民不了解海洋，更不知如何尊重海洋。廖鴻基在《領土出航》中曾引用一位英國航海家的話：「海洋鍛鍊一個人的意志和膽識。」是的，台灣地狹人稠，若要與世界競爭，必須走向「藍海」（Blue Ocean），開發新的市場，而這有賴於先民遺傳的海洋意志做為後盾。主政者如果夠聰明，應該慎重思考解除海禁，喚醒台灣人血液中的海洋精神！ 

國民黨「換柱」傳言不斷，媒體最新披露的消息是，原本信誓旦旦「不會參選、新北做滿」的朱立倫，現在改口為「若柱退選、我願承擔」。有人形容這是七局下更換投手救援，但在筆者看來卻是「婚禮一半，換掉新娘」，分明鬧劇。 洪秀柱為什麼會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今年四月，她表態投入黨內總統初選，並且完成繳費、領表等程序，當時她說明此舉是為了「拋磚引玉」－－希望因此逼出黨內天王級人物參選總統。結果，到了領表截止，國民黨的「男人們」竟無一表態，於是有了接下來的「黨內初選」，結果洪秀柱順利通過「防磚條款」的民調檢驗，以高達46.2％的支持率出線。這個結果後來經過七月十九日國民黨全代會的確認，於是洪正式代表國黨競逐2016總統大選。 ：「我洪秀柱恪守憲法、遵循程序，是好棒棒的總統候選人！」對上要嫁不嫁，中間還想替換新娘的男人，柱柱姐真的好多了。（設計對白，記者簡榮豐攝） 依此看來，洪目前的身分完全合乎程序，一如外界戲稱的是真正「明媒正娶」。結果這位新娘還在婚禮進行中，就因被「自己人」嫌登不了大雅之堂而要求換掉，果真如此，試問最後「丟臉」的是新娘本人，還是途中倉惶上轎、一腳踹掉準新娘的「替身」，以及那些在一旁瞎起鬨的「親友」？更何況，那位「替身」當初還忸怩作態、嬌嗔誓言一定會忠於「元配」，怎地忽然聽到有更「大戶」的，便忙著毁棄前諾，搶上花轎了？試問這般朝秦暮楚的傢伙，會得到眾人的信任嗎？ 國民黨或許認為，「換柱」可以拉抬低迷的選情；但他們忘了，這只是證明國民黨顢頇無能罷了－－黨內的事都如同鬧劇一場無能掌握了，如何管理國家？ （東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榮主席連戰赴中國參加九三閱兵一事，引發輿論熱議，有人批評他扭曲抗戰史實、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呼籲國民黨中央應對連施以黨紀處分；連的支持者則強力反駁，認為連的做法有助於兩岸相互了解，促進和平。實則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國、共之間的恩怨分合，無非建立在政治權力的掠奪上，對抗北洋軍閥如此、抗日如此，即便是近十年來的「連胡會」、「連習會」，莫不如此。 圖片來源：TVBS新聞 推溯國共之間的合作，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晤後所發起的「聯俄容共」政策可為開端。當時孫為了對抗北洋政府，在毫無國際奧援的劣勢下，只能向願意提供協助的蘇聯張開雙臂，允許甫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翌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的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即有李大釗、譚平山及於樹德等共產黨員在內，而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內，也有包括毛澤東等數人位居要津（毛時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種合作模式當然是各懷鬼胎，孫中山需要蘇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而共黨分子則可滲入國民黨組織來強化其基層骨幹，為日後謀取中國政權打下基礎。 隨著共黨分子在國民黨內部勢力逐漸壯大，兩派之間的矛盾也跟著白熱化，於是有了後來的以汪兆銘為首的武漢左派集團與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右派間的齟齬，史稱「寧漢分裂」。雙方就在北伐過程中不斷角力，各自謀奪政治利益。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旋即發起「清黨運動」，一場集野心政客、各方軍頭、幫派分子與地痞流氓等邪惡勢力的殺戮於焉展開（最知名的是1927年4月12日，蔣與上海幫派分子杜月笙等人合組「中華共進會」，結合軍警力量清剿上海各公務機構中的共黨分子的「四一二事件」），幾乎讓國、共兩敗俱傷，也開啟了未來近二十年兩造之間斷斷續續的武力衝突。 抗日軍興，共產黨與國民黨為了維護各自的勢力範圍不受日軍剝奪，雙方決定先合作以對抗主要敵人。先是1937年底將共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節制調度；接著又將長征時期殘餘的一萬二千多名共軍整編為「新四軍」，並且允許共產黨在陝、甘、寧及晉、察、冀等地區成立兩個邊區政府。這段期間，共產黨的勢力大增，黨員一口氣暴增了近二十倍，達到八十萬之數，此似乎坐實了共軍藉抗戰壯大自己實力的指控。不過，若說共軍都沒有抗日，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實。雖然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於1937年在陝北「洛川會議」上曾公開指示其部眾「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而是應「繞到日軍後方打游擊」、「要千方百計地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趁機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但根據馬克‧薛爾登（Mark Selden）在其所著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中所引述的一分中共文件則明示：「如果國家滅亡並淪陷於日人之手，就難以實現共產理念了。共產理想的實現，必須以國家獨立為前提。」並主張應該停止與國民黨間的爭鬥，共同抵抗日本。此一論調顯然不是信口開河，以中共黨史所謂的「百團大戰」為例，1940年底，由彭德懷指揮的共軍計投入104團的兵力對日軍在華北的據點進行數波攻擊，幾番對抗下來，共軍死傷、逸逃者超過十萬。 雖說如此，卻並不表示共軍真的有全面投入抗日，也不表示國民黨便因此信任共產黨，事實證明共軍為了保存實力而刻意怠命的事件時有所聞，而國民黨為了保護自己的勢力，其軍隊也從未停止過對共軍的壓迫與攻擊，雙方零星衝突不斷，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新四軍共計有三千部眾遭到國民黨軍隊殺害。別忘了，那可是所謂「全面抗日」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可以說，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其與國民黨之間就斷續存在「假合作，真鬥爭」的陰險關係，其目的都只是為了圖謀各自的政治利益。直到如今，經過近六十年的隔海對峙，這兩個視彼此如寇讎的政黨又開始互通聲氣，大談和平合作，若要說有什麼遠大的「民族目標」，恐怕證諸國共對抗的歷史，是不會有人相信的，充其量不過是如同電視搬演、各懷鬼胎的宮廷大戲罷了。

連戰無視國內強烈的反對聲浪，坐上中共九三閱兵觀禮臺，其吃裡扒外的行徑、奴顏婢膝的媚態，讓人看了連罵他都嫌嘴髒。不過，回頭想想，連某人固然該罵，但他這種「閱你個卡蹭」（暫借管爺用語）的離譜行為，究竟是誰縱容所致？答案很簡單，就是他所屬的國民黨。 連戰是國民黨榮譽主席，雖然他準備登陸參加閱兵的消息傳出後，總統府曾三番兩次公開質疑其作為，但也只是迂迴曲折的評論，不見較強烈的指摘；國民黨中央更是始終囁囁嚅嚅，不敢重話攔阻。面對如此平庸的黨中央與執政者，有習近平當靠山的連某人怎可能將之放在眼裡？ 因此，在筆者看來，連戰這次吃台灣人夠夠的媚共嘴臉，其實正暴顯了國民黨的「平庸」與「邪惡」本質。面對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即令其節節敗退，終至讓出中國合法政權的共產黨「侵門踏戶」、把自己「榮譽主席」像奴才般呼來喚去的行徑，國民黨竟一點反擊的能力都沒有，甚至連制裁自家叛徒的勇氣也弱如游絲，這不是「平庸」是什麼？而其平庸縱容了己黨大老使壞，助著敵人傷害全國人民的感情，這不算「邪惡」，又算什麼？一個既「平庸」又「邪惡」的政黨，豈有能力繼續領導台灣？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這次國民黨不嚴厲處分連某，那麼這個黨將會讓台灣不分藍綠的選民徹底瞧扁，該黨主席也不必等到明年大選失敗時再請辭負責，現在就可以下臺謝罪了。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2015年08月28日21:17     作者：許又方（東華大學教授）   馬總統的全募兵制確定跳票，目前傳出82年次役男必須當兵，網路上可謂罵聲連連。為何募兵制會失敗？筆者認為這與國軍形象及從軍實質收穫等問題息息相關。 就國軍形象而言，軍人地位在台灣社會的觀感一向不佳，所以有所謂「好男不當兵」的俗諺；近年來許多聳動視聽的醜聞，更令軍人形象雪上加霜，例如許多役男在軍人不明不白死亡，軍方卻始終無法給社會一個合理的交待（像洪仲丘案）；勞乃成私自接待親友參觀軍事設施，最後卻似乎不了了之；以及不時傳出的女兵被騷擾、偷拍事件……等，都一再傷害民眾對國軍原本即已不怎麼好的觀感。而尤有甚者，退休高階將領公然跑到對岸高倡「國軍即共軍」，與始終視我們為敵、從未放棄武力犯台的中共軍頭把酒言歡，更令有意從軍者分不清「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嚴重打擊國軍士氣。在這種形象差、毫無榮譽感、目標茫然的窘境下，試問，誰願意從軍？ 就從軍實質收穫言，雖然國防部祭出的薪資及福利等誘因不錯，但曾經當過兵的人都知道，除了少數特殊兵種外，軍中不易學到退伍後有用的技能與新知，大多數時間都讓人覺得當兵是在浪費時間，畢竟軍中所學很難讓人在民間找到好的工作。加上非軍校畢業者轉服軍職，經常會遭到所謂的「正期生」及「專科生」的排擠，影響工作與升遷，凡此都讓一般民眾對軍職望之怯步，自然也就不易施行募兵了。 筆者一位美國朋友領有一般大學的博士學位，擔任美國中階軍官。我曾經問他為何要從軍？他的回答是，待遇好、可以獲得新知（進修管道多，且多數高科技產品通常都由軍方先使用後轉給民間）、經常被派駐在不同國家增廣見聞，最重要的是，有榮譽感。台灣或許與美國國情不同，但如何讓民眾覺得當兵「有前途」、能得到一定的敬重，相信是世界各國鼓勵從軍共同的訴求。

總統府全球資訊網「兒童天地」專頁中有專文介紹總統府的建築歷史，除了說明其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灣總督府」外，並描述二戰時期遭到轟炸破壞的情況，同時附有吳文熹先生所拍攝的總督府被炸後的相片，卻未詳述是遭哪一國飛機攻擊所致。 總統府顯然有意對小朋友們掩去台灣曾遭到聯軍轟炸的史實。對這段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大多只知道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五年間，美軍曾對台灣發動過多次的空襲，其中尤以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的「台北大空襲」最有名，當時造成超過三千人傷亡，數萬人無家可歸，許多重要政府機構損毁嚴重，總督府自然也無法倖免。除此之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華民國」空軍也曾轟炸過台灣，時間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三日，地點則是現在的松山空軍基地。 何以美國及「中華民國」的空軍要連袂空襲台灣？理由很簡單，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與中國同屬「同盟國」，與日本敵對，而當時的台灣正是日本的領土，而且是日本的軍事後援重鎮，美、中聯手攻擊台灣，合情合理。既然如此，李登輝前總統說，七十年前，台灣與日本「同為一國」，「故不存在台灣與日本打仗這樣的事實」，究竟有何違反史實之處？ 平心而論，退守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要緬懷過去在大陸時的「抗日」歷史，可以理解；但對於李登輝先生根據台灣史實而表述的「二戰史觀」，是否也能予以尊重？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昨說，日本統治台灣是一段不幸的歷史，說台灣人會感謝日本人統治，「絕無此事」。我不知道朱主席根據什麼？筆者甫過世不久的祖父就曾感慨說：「日本人當年建設台灣比起國民黨政府用心多了」。 說穿了，就是國民黨接收台灣後根本不把台灣人當「同胞」看（在不少研究中甚至指出當時的中國人視台灣為二等公民）。要不是二二八事件時殺人比起「外族」日本人毫不遜色，四六事件也濫捕濫殺學生與知識份子，又抱著「過客」心態不認真建設台灣（直到蔣經國主政才有改變），搞垮台灣在二戰結束前已逐步現代化的經濟基礎，以及長達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統治…，相信台灣人絕對不會有像我祖父般的感慨。 朱立倫說日本統治是一段不幸的歷史，那麼國民黨長達四十餘年的威權統治呢？這期間遭到迫害的台灣人不計其數，連自中國大陸撤退的「自己人」也往往在整肅之列（如雷震、崔小萍），請問這段歷史，幸或不幸？ 至於所謂「喪權辱國」，國民黨幹得還不夠多嗎？別的不說，禁止國民在自己國家裡拿國旗，只為了獻媚討好對岸來的小官小吏，這不正是標準的喪權辱國？國民黨之不知反省，令人痛心！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馬總統在與台大政治營學生對話時，認為課綱爭議「頂多一百項」，而且有些並沒有錯，所以未必要撤回。這個「神回答」委實令人錯愕，一個工程設計若出現一百個問題，相信沒有人會用「頂多」來輕描淡寫，更不會有人認為它毋須退回重新檢討，更何況教育是百年大計，攸關未來國家棟樑養成的教學課綱有多達百項問題，卻竟然說不需要撤回，這是堂堂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思惟？ 以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微調內容看，例如將「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鄭氏統治」改為「明鄭統治」；「荷西治台」改為「荷西入治」，以及在「慰安婦」前加上「被迫」兩字等等，之所以要修改這些歷史陳述，主因當局認為其有問題、有爭議，但改動後引發的爭議更多，若依馬總統的邏輯，那麼這些過去「有爭議」的陳述，其實也不必修改，因為它們也「並沒有錯」。既然如此，那為何教育部卻忙不迭地要改動它？當然是為了政治意識形態！說穿了，馬總統不惜以「神邏輯」為課綱護航，純粹只是意識形態作祟罷了。 以馬總統本身很在乎的「慰安婦」一詞為例，「慰安婦」純粹是個中性的歷史用語，用以描述史實而不帶任何價值判斷；但加上「被迫」兩字，就成了意圖凸顯主事一方的加害者形象了。同樣的，在「日本統治」一詞中加上「殖民」兩字，政治用意明顯已凌駕歷史陳述之上。如果馬總統認為讓政治意圖操縱歷史沒有任何重新檢討的必要，那麼未來再面對日本文部省以「出入」掩飾二戰時對中國的侵略，或是中共修史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打的一類的說詞時，是否也不必大驚小怪，甚至出言抗議？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二○一六總統選戰尚未正式開打、洪秀柱還未確定代表國民黨角逐大位，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負面攻擊就已甚囂塵上，繼「海霸王」的烏龍爆料後，現在又誣指蔡「沒有上萬的鞋子穿不上腳」，意圖將蔡與洪的較量塑造成「權貴／平民」之爭，甚至攻訐蔡的尊翁蔡潔生當年靠著幫日本殖民政府修飛機起家，「漢奸」。 這就是典型的負面選戰，對照之前洪秀柱方信誓旦旦說要與蔡英文進行一場兩個女人的高調格競爭云云，顯得格外諷刺。顯然，國民黨還是沒有從去年的「皇民說」所引發的反彈得到教訓，一味以為靠國族主義的雞腸鳥肚式叫囂，就能醜化對手、賺到選票。事實上，這種低水平的丟糞手段，不僅自損格調，也低估了當今選民的智慧。筆者一位立場偏藍的親戚坦言，郝的「皇民說」令其全家都覺反感，雖然最後他們仍沒有支持柯文哲，但卻也不願意投給連勝文，也難怪柯最後會大幅勝出。六都選舉殷鑑不遠，難不成藍營偏不信邪，要再重蹈覆轍？ 至於說洪秀柱是平民，蔡英文是權貴，則顯然是要複製柯文哲VS.連勝文的戲碼，但卻教人看來不倫不類。蔡家雖然有錢，但這是其父輩當「黑手」，經商逐漸積累而成，並非如連家「三代公務員」卻積財數百億；且蔡的父兄中絕無政要，何來「權貴」之名？況且，若真要論「權貴」，混跡政壇二十餘年、挾國民黨龐大政商資源為後盾的洪秀柱，政治勢力與金援規模絕對不容小覷，她本身雖稱小康，但「後台」之硬，絕對是不折不扣的「權貴」。 坦白講，經過馬英九七年多的施政無能，台灣民眾最渴望的是有能力的人出來振衰起敝。醜化對手並不能彰顯自己的能耐，不如好好闡發政治理念以期贏得選民的信任吧！千萬別淪為「空心柱」之譏矣！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台灣青年指家莊東杰(圖)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參加馬爾科國際青年指揮大賽(Malko International Conductors Competition)，獲得首獎。翻攝丹麥廣播公司官網... 2015年05月04日13:31     作者：許又方（東華大學教授）   近幾年來，台灣的政經情勢被《天下》雜誌形容為「又窮又悶」，今年三月，當外國學者當面向馬英九總統提及這個事實時，沒想到一國領導者的回應竟是：「誰悶？我來跟他們談談。」恐怕所有悶壞了、窮怕了的台灣人聽到這句話會更形氣急敗壞吧？ 然而，正所謂「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台灣人長期處在政客惡鬥、政治效率不彰、被國際社會矮化的烏煙瘴氣之中，非但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更形淬鍊出力爭上游、絕不低頭的頑強性格，屢屢讓全球見識到台灣人優越的一面，若用「國弱民強」來概括這種特殊景況，應屬再適切不過。 這點從台灣人民在各種國際競爭中的成績便可了然一切：日昨，年僅32歲的指揮家莊東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馬爾科國際青年指揮大賽中技冠群倫，拿下世界冠軍；上個月，台灣啦啦隊代表隊也勇奪全球第一；去年十一月，賴昱權在義大利也為台灣爭得世界烘豆大賽首獎；2012年，世界電競賽，「台北暗殺星」團隊也一舉擊敗長年霸居首位的韓國隊，摘下桂冠；其它像是拔河比賽、撞球、調酒大賽、七彩魚比賽，以及年年在寰宇各地舉辦的發明展，幾乎都可見到台灣人技壓群雄的榮耀身影。至於產業界的釣具、軸承、超跑輪圈、碳纖產品、模流分析軟體、高科技運動布料……，以及多項令全球學術界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如清大物理系教授劉怡維發現質子比原先預期小了4%）等等，這個小如彈丸、僅2300萬人的小島所榮獲的「世界第一」，多到不勝枚舉！ 這樣充滿活力、創意與永不妥協精神的台灣民間力量，是支撐這個蕞爾小國（哦，不，在全世界大多數人眼中根本不認為台灣是個國家，在美國，很多人甚至以為台灣是一個什麼都出產的「公司」）能在世界叢林中生存、令世人不敢小覷的關鍵。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人民太強，導致政府「靠勢」而擺爛；抑或政府怠惰不知長進，所以激勵國民自立自強？我只知道，以台灣人這樣豐沛的精神與活力，如果政府能清廉且有效率當國民的後盾，這個國家前途將無可限量，何來「悶」與「窮」？

維基百科，「華沙之跪」紀念碑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時任德國總理的維利．布蘭特（Willy Brandt）趁著訪問波蘭時，冒著風雪來到華沙猶太人受難紀念碑前，突然雙膝下跪在碑前垂首默禱，翌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勇於面對二戰時德國為歐洲所帶來的痛苦與罪惡、勇於向歷史負責的精神與器度。 對照二○一五年、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教育部竟然以黑箱、違法手段「微調」課綱，甚至在公民課程刪去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史實，何謂真正的謙卑自省，昭然若揭。 二二八當時受害的不止台灣人，還有許多所謂的「外省人」，這個歷史悲劇不能遺忘，不是為了揭誰的瘡疤，而是為隨時提醒後人，切勿再犯同樣的錯誤。 筆者曾在漢堡市政廳看過二戰史實展覽，德國人毫不掩飾自身在當年犯下的錯誤，將珍貴的歷史資料坦誠公開給年輕學子瀏覽，教師也清清楚楚解說每幀照片背後的故事與對未來的啟示，教給下一代的是誠實與勇敢，反省與知錯。 反觀國民黨政府，每到二二八官員就語帶悲戚地說必須正視這個歷史悲劇，但背地裡卻偷偷摸摸欲將它從課本中刪去，這種口是心非的態度，令人不齒。 馬英九總統不是很在意自己的歷史定位嗎？想想維利．布蘭特吧。如果他縱容（或指揮）底下一批居心叵測的學者任意竄改歷史，那麼其對後代年輕人的遺毒，將遠甚於八年無良的執政！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為了區區五十萬「自拆獎金」，一名宣稱「前夫的叔公」是新竹市二戰遺址「寡婦樓」住戶的江姓婦人，竟趁著清明假期，星夜僱工將這座甚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拆得一乾二淨。 新竹市文化建築「寡婦樓」遭到地主拆除，文化界人士呼籲保存。（圖片轉載/自由時報/記者洪美秀翻攝） 這件事令筆者想起1996年4月11日，國民黨拆掉自家老黨部的戲碼。話說日治時期的「赤十字醫院」在二戰結束後，被從中國兵敗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據為己有，一變而為中央黨部。後來該黨有意拆除改建新樓，引發藝文界強烈抗議。萬萬沒想到一向自詡光明堂皇的國民黨竟完全不理會文化界的呼籲，趁著星夜掩護，偷偷摸摸拆光了這座建於1920年的歷史古蹟。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執政黨做事都這般狗屁倒灶了，也難怪一般民眾有樣學樣。 知名的耶魯大學建築史教授文生•史考利（Vincent Scully, Jr）曾說：「建築是不同世代跨越時光展開的對話」，換言之，建築具有集體記憶，是維繫文化深度重要的一環，糟蹋歷史建築，暴露出的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對文化的輕蔑，更是一種視公共利益如無物的自私與傲慢。古蹟絕不是個人資產，而是一種全民共享的文化寶藏，一如故宮博物院裡收藏的骨董般，試問誰會白目到將「翠玉白菜」用鐵鎚敲爛？1962年，美國賓州鐵路公司基於利益考量，決定拆除擁有50年歷史且造型雍容典雅的紐約賓州車站。這個幾乎對所有紐約人而言都是噩夢的決定竟於翌年成真，房地產開發商毫不留情地敲碎紐約人的集體記憶，在原址上改建出美國知名建築評論大師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所說的「普通至極的長方體辦公大樓，以及一座醜陋的圓鼓，也就是新的麥迪遜廣場花園。」這個充滿銅臭的粗暴行為引發紐約人極度的憤慨，決定挺身維護另一個被鐵路公司與開發商視為肥羊的中央車站。 在市府「地標保存委員會」與「紐約中央鐵路」的角力中，後者曾一度佔上風，所幸經過數年的纏鬥，紐約最高法院推翻鐵路公司原先的勝訴，理由是「經濟必須符合公共利益」。1978年，此案送進美國最高法院，並成為該院有史以來承接的第一年古蹟保存案，結果，高院投票表決市府地標保存法符合憲法精神，中央車站也因此免於步上賓州車站的後塵。 誠然，經濟發展絕不是破壞古蹟的理由，因為所謂的「經濟發展」，通常只是一小撮人的好處罷了，但歷史建築所代表的卻是長久的公共利益，更何況，古蹟還能帶動「經濟發展」──如果必須用錢來衡量的話。國民黨拆掉赤十字醫院，改建為醜不拉幾的大樓，最後不過賣了26億，寡婦樓呢？就算蓋成民居出售，絕對遠低於上述的價格。但是如果能將之好好保存，作為城市重要地標，那麼它能創造的公共價值便無可計量。法國巴黎的凱旋門建成於1836年，距今不過180年，只是個高約50公尺、寬約45公尺的拱型建築，但卻是所有法國人的驕傲、是整座巴黎城市的精神象徵，更是巴黎人自信、優雅的來源，每年吸引超過3000萬觀光客去向她「瞻仰膜拜」，不知為法國政府賺進多少「文化財」。一個小小的、不及200年的凱旋門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提歷史悠久的雅典帕德嫩神廟、羅馬古競技場與埃及金字塔了。 法國巴黎凱旋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任意毀棄歷史建築無疑是目光如豆的作法，這也難怪，既看不到歷史深度，自然眼界短淺。建築傳達一個城市的品味，反映居住其中之人的文化涵養，我們打造建築，但建築反過來會形塑我們。台灣建築之醜舉世聞名，也難怪普通國民也總是優雅不起來。可驚的是，一般人卻仍無自覺，一味認為文化資產的保護只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藝文人士空泛的想像，政府對之亦採消極的態度，甚至帶頭當起古蹟拆除急先鋒，也難怪在台灣多的是穿戴一身名牌，卻怎麼也瞧不出優雅氣息的追潮族。 保羅•高柏格在他的《建築為何重要》（Why Architecture matters）中有段語重心長的話：「我們精心蓋建築，是因為相信未來會更美好，因為我們相信，送給後代子孫的禮物中，很少有東西能比得上偉大的建築。」對照台灣現況，不僅蓋不出偉大的建築，更忙不迭拆掉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古蹟，兩造盡失。如此一來，試問我們留什麼給下一代子孫？憑什麼相信未來會更好？  

馬英九說，美河市與大巨蛋的事，他都不清楚。此話不僅引來柯文哲的揶揄，網路鄉民及名嘴更是重砲轟擊，大家的疑問都是「那麼當初選你當市長幹啥？」沒錯，一個首長卻連數百億的開發案都不清楚、不知道，那麼實在令人懷疑他在台北市長任內究竟都幹些什麼事，慢跑？剪綵？游泳？還是腦袋空空等著領乾薪而已？ 事實證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名嘴們在政論節目中出示的公文已盡可說明一切，裏頭清清楚楚有他的批示，以及指派誰去與廠商交涉。那麼究竟他為何會推說不知情，原因很簡單，怕事、懦弱、毫無擔當。 馬英九怕事、懦弱、毫無擔當。（資料照，記者林正堃攝） 一個領導者除了必須有決策的能力外，最重要的是要有承擔一切責任的氣魄。甫過世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縱使生前曾有許多頗具爭議的施政，但他連遲暮之齡都仍不忘提醒自己的國民：「即便是你們就要把我放進墳墓裡，但我覺得有什麼事情出錯了，我還是會從墳墓爬起來！」這就是擔當，就是氣魄！勇於為自己的理念堅持，不容有一絲苟且。試問，馬總統可有這等膽識？看來沒有，因為他連小小百億的開發案都不敢承擔，更遑論帶領台灣航向世界這等大工程了。 說來也可悲，我們竟然選了這樣一個沒有肩膀的人當總統。會否有一天大家發現政府某個決策通盤錯了，幾乎犧牲了全民的利益，屆時他也是來個一推二五六，說他什麼都不知道？那麼，國傷民慟，莫此為甚矣！ （東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