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戒嚴時期結束之後，每一任總統都會面對統獨議題的民意壓力、甚至召喚，陳水扁當政時期，曾經主動就更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公開表述：「不能騙自己，也不能騙別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宣洩的是現實條件上的限制。果然八年結束，推了幾個公投，還是以維持現狀告別政治舞台。 致力於推動獨立公投的「喜樂島聯盟」今正式成立，前總統李登輝將出席致詞。（資料照） 陳水扁的前一任李登輝總統，更是如此，他在位十二年，儘管在卸任前一度向國際宣示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話講完了，中國一陣咆哮，美國出面折衝，台灣海峽的情勢當然沒有起根本性的改變。 即使到了馬英九主政，換了個方向往西急行，最後以「一個中國」，如願握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手，台灣還是沒有被易幟，相反的是，國民黨因此全面潰敗，失去了中央與地方的執政權。 這些國家元首在相當時間掌管台灣最高權力的當頭，都試圖做了些「不信邪」的事，就算當下濺起了一些水花，不要說在歷史的長河中究竟如何，而是不消多時，皆是一切復歸平靜。問題出在哪裡？他們不是都在做自己或支持者想要做的事，何以無法如願？答案恐怕是，以上所述，都是「容易的事」，牽動不了大局結構，於是必然擺盪回原點。 那什麼是「艱難的事」？九○年代，李登輝初登板，他與政策幕僚私下的一段對話，非常清明地描繪了台灣的生存法則。當時幕僚問他未來將如何處理統獨問題，李登輝說他不會處理，因為沒有條件，這一代人沒有能力解決，他能做的，就是控制形勢，留下資產給下一代。幕僚再問他認為什麼才是資產？李登輝則說：民主化。 二十年後，回頭看這一切，民主化，確實是艱難的工程，沒有呼口號的激情，但厚植了台灣壯大的基礎。之後的每任總統，或多或少，應該也推動了一些艱難的工作，例如不少人同意，現在年輕人普遍的「天然獨」，與陳水扁時代致力教育本土化有關，這些才是一步一腳印的無煙硝戰爭。 近來有不少愛台人士倡議再修公投法，以便在明年四月推動獨立公投，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前總統也參與其中，基本上，這是民主國家的主張自由，不必因老共的情緒，受到任何的減損。但是，這是屬於容易的事，還是艱難的事？從這麼多年來的拚鬥中，所教給我們的智慧，有識者，愈來愈心裡有數。 台灣今天的現狀，是各方利害關係者力量角逐的結果，它不是哪個個人所造成，是二三○○萬人的努力，與世界大國博弈的產物。在這樣的國際現實下，如何增強實力，累積足夠的籌碼，假使無法主宰前途，也要升級縱橫捭闔的能力，應該才是這代人的艱難挑戰。現代台灣，需要更多人來做比較艱難的事情，儘管立即掌聲或許不多，但非有這個覺醒不可。

  記者鄒景雯／特稿 如果參觀過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國會大廈，一定會發現一個共通性，這些民主國家，不論是實施總統制或內閣制，都會以莊嚴、甚至巍峨的建築設計，來標誌國會，做為最高民意機關，在其政治架構與運作上的重要地位。這樣的象徵性，在台灣剛好相反，不但立法院狹小老舊，也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辦公官舍比得上中正紀念堂的華麗。 中正紀念堂改成立法院這一題，是罕見可以廢物利用、化腐朽為神奇的選項，值得遊說推動。（資料照） 根據去年十二月三讀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五條規定，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而四月五日這一天，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與用途問題，重新再被拿出來討論，在改為總統文物館、菜市場等各種提議中，如果考慮前述的欠缺與需要，沒有比遷建立法院到此，更具建設性的構想。 位於中山南路的立法院現址，其實是日治時代的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蔣介石政權來到台灣後，原本在中山堂舉行會議，一九六○年才搬到這裡議事；從今天的院長會客室是過去的校長室，停車場是運動場的規模看來，充分顯現了戒嚴時期，國會聊備一格，只充作立法局橡皮圖章的功能。這樣的機關形式，歷經民主改革二十餘年，竟然在二○一八年繼續維持，相信任何國際訪賓來此拜會參訪，恐怕很難與這是一個現代化民主殿堂的想像連上線。 立法院遷移，是議場上探討好多年的老問題，要新建一個符合台灣民主蓬勃現況的國會大廈，肯定是不小的工程，且不論所需經費，光是擇地、選址，就可以讓這個威權的遺緒，無限期延宕下去，一如過往這麼多次的爭辯。 在這個時刻，看待中正紀念堂何去何從，以及立法院的應興應革，事實上是兩個轉型正義的範例，前者需要去除緬懷威權，後者亟待掙脫威權壓制，將此二者放在一塊，不得不讓人聯想：中正紀念堂之所以建成建築面積達一萬五千平方公尺的帝王陵，崇尚的是獨裁者為最上位的概念，反之，今日若以民意為最上位，則中正紀念堂的一切風貌格式，若稍予調整改良，不正是新立法院的首選？ 比較美國國會大廈的圓頂造型，中正紀念堂主體的八角頂不致突兀；了解英國西敏廳也做為國葬儀式的停靈之處，也不會對國會若曾是前總統衣冠塚大驚小怪；如果再看到日本國會議事堂的庭園造景，中正堂二十五公頃的林木迴廊，絕對端得上檯面。最要者是，民主的國會之前一定有提供人民停憩的廣場，在台灣，沒有比中正紀念堂更寬闊的陳情集會據點。 通常涉及意識形態的轉型，很少能兼顧經濟效益，但是在中正紀念堂改成立法院這一題，是罕見可以廢物利用、化腐朽為神奇的選項，值得遊說推動。

記者鄒景雯／特稿 黃煌雄要不要、或是當不當得成促轉會主委，他都必須做一件事，就是為二○一四年，他擔任監察委員期間，對於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的彈劾案，選擇站在權力的一方，鄭重認錯道歉。 （資料照） 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比黃煌雄同意接受蔡總統的邀請更要緊，因為這是一個是非問題，有了這個最基本的判準，才有資格進一步討論轉型正義該如何促進的方向、方法與步驟。黃先生既然打算爭取國會的同意，就不能迴避這項質問，否則他會讓提名他的人與通過他的政黨與立委一起蒙羞。 這當然是一個羞恥。就算不要講價值，若嫌它音階太高，唱不上去，也該顧及最低標準的法律。黃世銘已在二○一五年經高等法院合議庭認定，他向總統與行政院長洩漏偵查中的偵辦內容與通聯紀錄等機密事項，違反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洩密罪定讞。對於這麼一個知法犯法、罪證確鑿的執法者，行使監察權的黃煌雄在此之前竟然認為不該彈劾，那麼究竟什麼才是他所定義的正義？ 黃煌雄行為的嚴重性在於，他不僅僅是在權威面前保持緘默而已，而是比「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這句話更赤裸裸的表忠，何況是在民主時代已無殺身威脅了還這樣做。他做了什麼？當年的彈劾案一共歷經三次審查會，第一次五票對五票，第二次人數不足流會，前面這兩次，黃煌雄都選擇迴避不出席，到了第三次，他在贊成派敦促下與會，但是卻「背叛」同志的理解，不但投出反對票，造成六票對六票，彈劾案未過，甚至當席引述胡佛「光天化日、入人於罪」的投書內容，主張總統也是「檢察一體」的一環，公然為黃世銘辯護脫罪，這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二○一四年，黃煌雄的監委任期屆滿，他並未獲得馬英九總統的提名，不少人揣測他的前述舉動是在爭取連任，我們不好做此論斷，然若批判他根本就站在正義的對立面，絕對是可受公評之事。 馬英九時代的黃煌雄，顛覆了老友記憶中黨外時代的黃煌雄，而蔡英文的政府屬意要由這樣的黃煌雄來主持促轉的工作，確實欠給大家一個合理的說法，而黃先生本人，如果至今仍不承認當年的錯誤，而全體民進黨立委也同意要為這樣的抉擇擔任投票部隊，那麼整個促轉委員會都該廢掉，不值得浪費一分一毫的民脂民膏。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因此稱中國為敵國，絕不會錯。這敵國的國台辦，對台發言總是挑三揀四，即使是國民黨政治明星，亦不乏老大訓令小弟的口吻，但是管中閔非常不同，三月二十八日國台辦在記者會上為管在中國的兼職問題全盤否認，彷彿把他當做稀有動物般細心呵護，真是得天獨厚。 管中閔。（本報資料照） 天朝這麼厚愛管中閔，所謂過猶不及，真是害慘了管爺。例如對岸的發言人安峰山是這麼說的，管爺確實曾被廈門大學經濟學院聘為客座教授，但是不授課、不支酬，也沒有擔任碩士或博士生的指導老師，否認得過度徹底，什麼都沒有，這是哪門子的客座教授？ 明眼人當然知道，國台辦是意圖導為「掛名」而已，但至今一句話也不做辯解的管中閔，卻連這台階也不敢隨意踏上，關鍵應該在於他知道即使如此的拗轉，也無甚助益。要害就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言簡意賅，明確規範：「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這條文把「兼職」與「兼課」視作兩件事，但都涵蓋在內，可謂把前述國台辦極力開脫的所有漏洞全堵上了。換句話說，兼職是為他校兼任教授，未必需要在該校兼課，也未必需要支薪致酬，一樣都屬違法。這點，國台辦看來是妄言之前沒做足功課，即貿然證實其為廈大客座，形同一把匕首插在當事人心窩上。 順便向中國的涉台人員補充一下台灣的實際情況，此地許多大學教授或是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多有在其他學術單位擔任兼任教授的經驗，他們經常也是不支酬、不授課。為什麼會這樣？幾個原因：一是，不授課者仍可以指導碩博士學生，故掛上兼任教授可以增加學生的指導教授選擇，大學是因為這樣而致聘的。 二是，不兼課的兼任教師也未必會指導學生；有沒有學生找上門，有許多因素使然，例如研究範疇的市場出路、師生互動機會多寡等等。但是不論有沒有學生，都不影響兼任教師的事實與資格。三是，有些大學掛上一些兼任教授外籍兵團，認為可以在招生時，達到廣為招徠學生之效。 其實，廈門大學的學校網頁、招生文件、行政人員對記者說明、各種行政組成的成員表述，都證實管中閔的兼職事實，國台辦的畫蛇添足，反而引起大家進一步爭論管爺有可能去做白工嗎？而他在台大期間擔任台哥大獨董的兼職，又被畫了一次重點，該公司四名獨董的年薪列五百萬至一千萬元等級，如果說管專程飛到對岸去卻沒支薪，強國也未免太有損國威了吧？三十一項措施未來又怎麼宣傳呢？這個叫做安峰山的，真是太有娛樂效果了。

記者鄒景雯／特稿 管爺在四月一日突然發了一則聲明，拉高調子指責「教育部違法」，並稱「為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定當堅持到底」。詳看其主張，可以大膽論斷這應出於律師團的手筆，真正目的是在捍衛檢調單位已經對管中閔展開的「違法赴中兼職」調查。原因很簡單，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云云，若拚輸，大不了到手的校長飛了；後者可不同，打不贏，事涉刑責，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因此管爺非鬧下去不可。 管爺在四月一日突然發了一則聲明，拉高調子指責「教育部違法」，並稱「為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定當堅持到底」。（資料照） 如果這「圍魏救趙」的企圖是真的，也就是在為可能的司法攻防預作準備，教育部不妨將計就計，根據目前所掌握的充分事證，包括管中閔與蔡明興未揭露彼此間的利益關係，以及個人資料隱匿多項兼職，台大臨時校務會議卻未釐清這些爭議為由，拒絕核定管中閔出任台大校長，後續的所有爭論，全部按照法律程序去依法論法，不僅可以一舉脫開政治糾纏，也更能昭社會大信。 管爺公布的四點主張，第一點和第二點就兩相矛盾。既然引大學法第九條，宣稱教育部聘任台大新校長的法定期限是三月十八日，踰越即違法，則台大臨時校務會議拖到三月二十四日才召開，早就過了前述期限，自當亦為違法，屬於決議無效的會議，那管爺怎麼還要求教育部必須依照臨時校務會議的「共識」，聘任由遴選委員會選出的新校長？ 以管爺的院士級智商，不可能出這種腦袋短路文，合理懷疑是「挺管派」刻意的話術。事實上，這段時間，類似不惜「自殘」的手法，早已不止一端。就拿臨時校務會議來說，當天力主將五項管中閔案擱置的台大物理系教授張顏暉，按學養也應是一方碩彥，但是他拿一般選舉結果公告來比擬「管」案的聘任，同樣胡言亂語一通。 政治選舉是單一程序，選舉結果先由中選會公告當選人，若有爭議，的確之後再說。但是台大校長選舉是兩個程序：由遴選會選出後，只能「報部當選人」，而不能「公告當選人」。管案已出台大報至教育部，是教育部多次發文要求台大解釋各項疑點在先的，換句話說，當天開的是「報部後」而非「報部前」的臨時校務會議，開會宗旨是釋疑，張顏暉卻把焦點弄得好像在「管案要不要報部」似地，根本是嚴重誤導。 也就是說，台大校務會議應該討論的既不是「該報部否」，也不是「如何回應學生或老師的提案」，而是「如何回應教育部的問題」！這些大學教授迴避問題也就罷了，若不是心虛所致，何以還要費神端出此等狸貓換太子的比喻？ 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沒別的法子，管爺放言要教育部承擔法律責任，教育部就該按法律走，鍘了再說。

  記者鄒景雯／特稿 推動英文成為「第二官方語言」，在台灣是老生常談，但是從沒有哪一任政府真正當回事，陳水扁拿來當口號，馬英九承諾後跳票，十六年倏忽而過，虛擲了國家政策引導發展走向的珍貴時機。 又有台灣電影《強尼．凱克》因為演員柯宇綸被指為台獨，遭到中國「暫緩上映」。這些層出不窮的案例，隨著習近平權力定於一尊，北京政府的手段更為公然、粗暴，意味著任何作品的表現，若單一或只擅於使用華語，必然就要受到最大華語市場的影響與牽制。（資料照） 之所以扼腕這個時期被浪費，在於中國崛起的負面效應果然撲天蓋地而來。新近，又有台灣電影《強尼．凱克》因為演員柯宇綸被指為台獨，遭到中國「暫緩上映」；這些層出不窮的案例，隨著習近平權力定於一尊，北京政府的手段更為公然、粗暴，意味著任何作品的表現，若單一或只擅於使用華語，必然就要受到最大華語市場的影響與牽制。 問題是，進入這樣的市場，不比先進社會，不僅要考慮商業因素，更要履行政治規則，而意識形態的控制，恰巧是自由創作的劊子手，導致華語，在當今，不再是藝術的工具，甚至成了撒旦的詛咒。既然使用華語的代價這麼沉重，台灣怎麼能夠不想辦法掙脫枷鎖？ 何況，在歷史的演進上，華語是不折不扣的外來語，全面通行於台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一九四六年開始推行的「國語」運動，是國民政府透過政治與軍事力量，所貫徹的語言統一政策，因此它本來就不是絕大多數台灣住民所操持的母語。就語言傳承文化的角度，國人與華語之間，其實並沒有這麼大的臍帶關連，在民主化之後，這麼多年來，實用性與普遍性，才是其繼續列為第一官方語的價值所在。 但是我們在比較許多小國爭取生存的過程，都會發現利用語言優勢在國際競爭上的努力，新加坡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該國選擇英語做為主流教育與行政語言，不僅僅是英國殖民的背景，或是李光耀留學英國的偏好，而是看準了國力壯大與經濟發展，必須要與世界語言接軌的趨勢。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建國時的決斷，自此與其鄰近各國的前進軌跡分道揚鑣。 台灣由於與新加坡關係密切，老早就知道了這個通關秘訣，但是沒有一個有擔當的政治家，願意克服群體的慣性、另行鋪橋造陸。拖到現在，中華帝國已經誕生，與全世界最多人口使用同樣的語言又如何，非但好處不多，反而成為圈養的牢籠，這是中國打壓台灣影視藝文界，眉頭都懶得眨的最大原因。 我們的文化部老談國際化，但缺乏雙語為基礎，恐怕連自己都騙不了，又如何讓國人有信心？倒是教育部第二官方語言推動委員會這個時候角色突出，唯有勉力踏出第一步，這個問題有一天才會有解。

  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大上週六的校務會議，代理校長採取強勢手段，將五個與管中閔有關的提案全數「擱置」，並且不准任一提案人說明提案內容。讓人領教到不讓校務會議代表看事證、究真相，就是這個最高學府的「自治」邏輯。 然而，擱置案件並無法解決問題，台大校務會議埋首沙丘，就像葛萊美獎「加州旅館」的歌詞：他們只是暫時退房（check out），管中閔頭頂的烏雲卻始終沒有離開（never leave）台大。 管中閔事件發展到今天，涉及的爭議，已經族繁不及備載。教育部做為適法監督機關，可以不必照單全收，但是迴避不了，必須正面處理兩個要害：一，管中閔與蔡明興彼此不揭露其利益關係，使得「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六條二項無從執行，這是重大的程序瑕疵，嚴重影響選舉公平。 二，管中閔個人資料隱匿其多項兼職，使得校務會議與遴選委員會取得資料不確實，也形成另一種程序瑕疵。這類程序瑕疵重則使選舉無效，輕則需要補正，教育部都不能視而不見。 有人說，教育部沒有權力不核聘大學遴選委員會提報的人選，這是刻意扭曲行政程序法的誤導。試想：如果某校遴選委員會傳出委員遭暴力脅迫投票，或是某財團以「每票一億」賄選遴選委員，面對這樣的程序瑕疵，教育部能夠不管嗎？大學能夠說教育部必須尊重並接受「受到扭曲的遴選結果」嗎？國立大學遴選校長既然是公權力授予，主管機關就必須要依行政程序法適法監督。即使大學自己要佯裝鴕鳥，教育部也不能放任台大被一小撮人扭曲成「加州旅館」。 何況，教育部如果輕率核定，涉嫌違法，勢必會引發行政訴願訴訟，監察院調查糾彈，以及教育部公然放縱未報備兼職、未盡適法監督之責，這些都是沒完沒了的高度風險與政治風暴。而那些管中閔的「附隨媒體」與「附隨政客」，也必定會得了便宜續賣乖，藉此揶揄嘲諷、落井下石，一路打到年底選舉。 更不堪的是，而今而後，教育部為了閃躲「卡管」之譏，恐怕就必須對管爺與逸仙學會掌控的台大隱忍吞聲，形同淪為台大的「附隨組織」。對於教育部來說，同樣是看似check out，但是後面的風暴肯定瞬間即至。They can never leave ! 無程序正義，即無實質正義，台大校長應該重新遴選，事態至明，沒什麼好延而不決的。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國務院前幾天公布了機構設置通知，國台辦與中共中央台辦採「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辦理，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掃除了人大期間的諸多傳聞。才升任中台辦主任、國台辦主任的劉結一，頭一個會見的台灣工作對象，就「挑選」了新北市長朱立倫去坐坐，這背後當然有計算，而且斧鑿好深。 新北市長朱立倫率團訪問中國，昨在上海會見新任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新北市政府提供） 由劉結一出面，對於自前年五月開始就中斷官方交流的兩岸關係來說，這出場層級，是「剛剛好」。中國不僅在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做選擇，還在國民黨內部進一步再做選擇。把所謂的「分而治之」，發揮地毫不遮掩。 對岸這個國家很有趣，二千年前，二千年後，思維謀略沒什麼大的改變；即使面對的是幅員不成比例的彈丸之地，如此「強國」，還是習慣於把對手不斷地裂解，防止所有的力量聯合起來成為一致的整體，它才能安心。更好笑的是，台灣這個不大的國家，團結起來面對外侮都嫌不夠了，竟然永遠都有樂於配合演出的「頭人」躍躍欲試，甚至還不限於國民黨而已。 北京這個時候點名朱立倫去報到，合搭了一個批判台灣執政黨「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舞台，這是國台辦策劃的主戲劇本；朱立倫方面花精神去強調「意涵有些不同」，這也是小戰役，脫離不了大戰場，已經無關宏旨。換言之，當事人以為自己是台灣的主角，其實他是中國眼中的配角。參不透這個兩岸迷障，未來想在台灣競逐大位，路途就更遙遠了。 朱立倫不是沒有「捷足先登」過，早在二○一五年五月，他就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去見了習近平，當時被號稱是兩岸政黨領導人六十年來首次會面，時間比同年十一月的「馬習會」還要早；經習大大「加持」後，儘管「換柱」、「撇王」，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朱立倫敗得淒慘，趴在地上好久站不起來。孔老夫子說：不貳過，沒想到，二○一八年，朱立倫依舊不信邪，吳敦義的國共論壇尚沒著落，他一舉「超吳」，掛在他心上的，當然是二○二○。 這是台灣最「好家在」的地方，中國很會撥台灣政客的小算盤，不少人都被撥得喀滋喀滋響，但若是掌握不了台灣民意的大棋盤，終究是鏡花水月，一場春夢罷了。而且，不必兩年後才見真章，這趟朱立倫回來，大家不妨立即檢測他的民調有沒有起色。 為什麼這麼篤定呢？這是台灣當令的政治氣流，更是國際明顯不過的超大氣旋，怎可視而不見。

記者鄒景雯／特稿 看到在中國的台商，又有一個在台灣報刊「被道歉」，相信不少台灣人有個最直接的感受：中國好噁心。怎麼個噁心法呢？如果這種手段，也算是對台統戰績效，就能讓中南海自嗨，不噁心嗎？ 二○○五年，許文龍事件，是台灣人第一次見識到唯物論的威力，或者說所謂「以商圍政」的具體實踐；二○一八年的今天，李榮福不過是回台參加海基會的春節聯誼，在受訪時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被當地台商協會除名，中國客戶更是公開劃清界線、取消訂單，導致當事人被迫登報道歉，比許文龍「反台獨」還要卑屈，就知道這麼多年來，中國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非但沒有緩解，病情還愈來愈嚴重。 李榮福錯在哪裡？原來是因為他說了：他的公司很早就實施人才本土化政策，台籍幹部人數不多，因此中國航空公司禁飛春節包機，對公司影響不大。就這樣，他成了發表「涉台不當言論」的十惡不赦，於是必須寫下支持「九二共識」、「兩岸一中」的悔過書，以示交心表態、坦白從寬，這情節不滑稽嗎？ 做到號稱是中國第三大的製罐廠，大量提供中國人民就業機會的台企，又如何？在中國失去言論自由也就罷了，中國要他回到台灣也要繳械言論自由，否則別想賺中國的錢。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 話說回來，不論是許文龍、李榮福，或是這些年多少在屋簷下低頭的人，他們嘰哩咕嚕地講了這麼多，台灣追求到了沒有？不僅沒有，每發生一次這樣的事件，就深深提醒台灣人一次：好在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得以擁有思想自由、獨立判斷，有多重要。 這起事件，也讓我們檢討，從國民黨時代沿襲到現在的海基會春節聯誼，這類大拜拜儀式，是否也到了該轉型的時刻？有多少台商與會，能視為兩岸關係的溫度計嗎？台商公開講了什麼話，或不講什麼話，這種表面工夫，有什麼實質價值？ 政府毫無疑問要成為台商的後盾，實際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在中國經營的困難，絕對要比過往更全面、更深入地去探查，這些在兩岸來來去去的族群，也是非常寶貴豐富的資料庫，值得海陸兩會私下與他們擴大接觸，密切聯繫，提供一切的奧援。 記得馬英九時代，有一名在中國看似非常風光的大台商，曾經主動找上當時的陸委會主官尋求幫忙，把門關上，對於老共，他什麼難聽的話都說，不僅反過來要求馬政府在兩岸經貿談判時有些底線不能亂放，暗地裡還捐款給受害台商組織，資助這類民間團體發聲，與其外在形象判若兩人，就是一個例證。 蔡英文時代，中國台商的處境固然不同，但也出現發展新型態的廣大空間，卅一項措施的出台，即不言而喻，務實的政府，聰明的台商，絕對大有可為。

  記者鄒景雯／特稿 就算不要唱高調，用最起碼的標準來衡量，從政，當然會想著下一次選舉，若有機會能做點事，相信正常的情況下也應該不會拒絕。在選舉與做事之間，聰明的政治人物會尋找降低衝突的最適路徑，總是在做二擇一掙扎的，肯定是差勁的政客。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十一國領袖八日在智利簽署文本。台灣將爭取明年第二輪時加入。（法新社檔案照） 台灣是個島國，以外銷為導向，要反邊陲、反孤立，當然是達成愈多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愈好。就拿ＣＰＴＰＰ來說，任何政黨執政，都會說要爭取加入。而凡是要參與這類自由貿易的組織，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與區域各國彼此間消除貿易壁壘，允許台灣的貨品與服務在相關國家自由流通，同樣的，我們也必須同意這些國家的貨品與服務能夠順暢進入台灣，達成互惠多贏。 既然追求ＣＰＴＰＰ的目標這麼明確，那麼全國就要一致進行合理開放市場的準備，不能以不公平的理由設置障礙，否則即無法換得有關國家的相對開放。在這麼簡單的前提下，看待福島周邊的四個縣市：櫪木、茨城、千葉、群馬，其食品應否解禁的討論，就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法律問題，該開放就開放，該禁止就禁止，何來籌碼不籌碼的懷疑或歧視？ 再比較全世界的情況，只有台灣與中國兩個國家，是採取不論產品項目全縣禁止，台灣禁了福島與前述四縣市，中國禁了十個都縣。其他各國都是針對部分產品，例如美國是日本禁賣的，美國就不賣；南韓則禁了八縣的水產品，但仍在ＷＴＯ敗訴，正在上訴中。因此，日本食品當然是自由貿易無法迴避的議題。 從這些角度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昨天通過臨時提案，要求外交部不應以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交換」日本支持我國加入ＣＰＴＰＰ，外交部也宣稱不會被「綁架」，這種互動過程，已不只是民粹，而是惡鬥與無能，如此的表現，其實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台灣根本就沒打算真要參加ＣＰＴＰＰ，扯什麼二輪談判，少在那邊浪費口水了。 外交部的應付心態，很可能是因為今年底要選舉，政府不想在日本食品問題上糾纏，怕增加選票變數，換言之，是選舉第一，做事其次。其實，說句不中聽的忠言，把所有需要化解歧見的事情全都擱下，對選局所能創造的效益，可謂杯水車薪，遠遠不及提名人選適切與否之一二；執政黨真在意選舉，不如在特定選區排除困難，好好把強棒推出參選，才是尊重選民、一決勝負的正辦。既會選舉，又會做事，不是魚與熊掌，有這麼二元對立嗎？

記者鄒景雯／特稿 面對中國的「對台」，政府最近說要「強台」，如果問：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政策是誰在拍板？不必有任何雜念，正是蔡英文總統。那麼經常和總統討論財經問題的核心又是誰？除了行政院長賴清德是「執行長」必然參加之外，具有財經專業的固定諮商成員，應該是胡勝正、彭淮南、林全、何美玥、施俊吉等人。 蔡英文總統（資料照） 換句話說，相對於行政院所帶領的財經相關部會是下層執行圈，這就是一個上層決策圈，上面決議的事情，交由下面去實踐，而下面提出的重大方案，如果上面有意見，恐怕就無法付諸實現。因此，如果總合這上下兩層，稱之為政府財經領域的強台陣容，應該不為過。 要評判一個團隊的組成，到底強不強？一般是檢測幾個指標，首先，無可避免，當然是所有成員的背景分析，例如，是否具有在亂局中最需要的雄才大略？他們的進用管道為何，是否因累積彪炳的戰功而獲欽點？其次是，這群人的意見取向是多元的，或者屬於同溫層，同質性很高，經常相互強化？團體中有沒有異議者，經常在會中促成有意義的討論，甚至理性的交鋒，以減少集體迷思（Group Think）的出現？ 再者是，他們有沒有充足的幕僚在第一線進行產業調查，隨時掌握最新的經營現況與發展脈動，以協助提出解決問題的務實方案？還是這些頭人只憑藉著過去的經驗、過時的記憶，在準備不夠的情況下，只帶著嘴，就前來進行即席反應？因此，我們是否擁有強台的團隊，可以很客觀地自我盤點。當習政權的新治國團隊在組建之際，這個步驟是重要的。 檢查過陣容，接著要驗證他們的政策產出，是否符合需要，能否確切落實。就拿前不久公布的強台四方向八策略來說，其中第三項有關強化員工獎酬工具的部分，政府特別強調在不違反國際會計準則（ＩＦＲＳ）下，將盡量放寬。這段文字格外引人矚目，言下之意似乎是，凡是為政府認為不可行的，例如員工分紅配股以面額課稅之議，就被視為可能違反ＩＦＲＳ準則，這種說法在業界議論紛紛，識者私下直指這是把馮京當馬涼，完全搞錯對象。 ＩＦＲＳ規定國際財報必須透明化，也就是員工分紅配股時，財報必須費用化，才能呈現真正盈餘，國際上必須一體適用，也才能國際評比。至於員工分紅配股所得要如何課所得稅，則屬各國主權，例如新加坡將股票交易所得與股東或員工配息之紅利所得一律免稅，即完全不課所得稅，並沒有違反國際ＩＦＲＳ規定。相信我們的強台團隊在決策過程中，應該不至於鬧出這種笑話。 一再提醒我們的強台內涵，在於強台這事，只能成功，不准失敗，以蔡總統的使命感，她一定會臨淵履薄，再三惕勵所屬才對。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的領導班子底定了，透過這些人物面孔，未來五年，對岸的政經政策輪廓，已可逐步勾勒而出。果然出任國家副主席的王岐山，今後將主責中國最艱鉅的對美關係工作，儘管不按傳統國際政治牌理出牌的川普總統，近來好似不斷對習政權給出下馬威，但是面對勢必詭譎的這場博弈，台灣一定要提高警覺。 王岐山（右）出任具外交實權的國家副主席。（法新社檔案照） 因為，台灣是局中人，不是旁觀者，不能只是輕鬆的看戲。不講別的，當美國急吼吼地要求中國削減一千億美元順差，否則不惜貿易戰開打的同時，川普正式簽署台灣旅行法案，鼓勵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公開提升兩國的實質關係，這個舉動，不必懷疑，當然是在打「台灣牌」，彷彿是對著北京投出高速直球，就看習近平要如何揮棒。 很清楚的，川普的目標是美國利益，「台灣牌」是他梭哈（show hand）中國的另一手。因此，政府浸淫在台灣旅行法的喜悅，只要一天就好，必須馬上集中精神掌握美中之間一切的進退，以確認台灣利益是否維持在最大化。尤其是王岐山這個人現在派上檯面，按照他過去的履歷，以及季辛吉與美國政商界長期與之打交道的觀感，他具有為中國化妝的「能力」（論理）與「實力」（籌碼），我們絕對不能大意。 這陣子，中國國台辦叫囂台灣不要「挾洋自重」，事實上，剛好相反。特別在台灣議題上，這是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中美三公報一路的本質，非得拉著美國跟他複誦一個中國，否則中國好似就無法存在一般，台灣有腦袋的人，一定要注意中國接下來會如何「挾洋自重」。 王岐山，肯定是個挾洋的高手。二○一五年，政治經濟學家福山到中南海與時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有番會面，相當能反映王岐山的性格，不論外界能否同意他「中國的事情運行要很慎重」，「不能讓十三億人走懸崖峭壁」的辯護，或者即使對其所謂「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是中國特色」嗤之以鼻，也不得不承認，這名掃遍政敵的「反腐沙皇」，不但至今未被推翻，還按照習王兩人的既定劇本，一步一步，毫無偏差的，走上了讓世界開口忘闔的境地。這樣的對手，台灣勢必要有所認識。 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居然可以成為處理中國經貿危機的領導人，有人這樣描繪王岐山：務實面對中國的問題，深入研究，提出解決。戰略與戰術分得清楚，明白什麼是不可讓的底線，什麼又是可以犧牲的短期利益。就算以上這是高壓統治下的溢美之詞，但是在台灣普遍看短不看長的政治文化下，我們的政治菁英需要自問，在此後的美中台棋局中，台灣維護獨立自主的戰略與戰術又是什麼？

  記者鄒景雯／特稿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是「惠台」也好，「對台」也好，是舊措施也好，有新擴大也好，真的無關宏旨，重點在於我們的政府當面對外在挑戰時，採取著什麼樣的態度？而大眾會從這個態度中，輕易辨識出其對問題的認識，特別是為政的壓力，這才是民意信賴的來源。 嚴格地講，昨天行政院推出的強台策略，被動防守的多，主動攻擊的少，可以大膽推估其中許多是文官體系的產物，缺乏國家層級的前瞻領導。（記者羅沛德攝）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台辦公布的三十一項措施，每一項都有其目標人選，也就是利害關係人，這些辦法對台灣人有沒有吸引力，不但是相關產業說了算，相關產業也會很自然地把經營的現況，以及平常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一起拿出來咀嚼，從而產生各種評價，這才是對岸所謂優惠出招的要害所在。 因此，經過半個月的盤點，昨天施俊吉召開記者會的內容，如果要具備「反擊」的力道，第一要端出有感的牛肉，回應產業的需求，這時充分諮詢業界的難題，透過政策協助提出解決方案，最是有感，反而可以直接化危機為轉機；第二要藉機檢討指導管制的角色，確立服務型政府的定位，對內進行提高行政效能的人員革新，如果決心這麼做，可以大幅減少民怨，又何懼一個威權政府招手。 以前述兩個標準來評判，特別是台灣強鄰在側的處境，從政者理當隨時保持高度的謙卑與警醒，學習先進國家，政府是產業對外競爭的最大後盾才是，但是只要詳加訪查國內各領域的代表性企業，普遍的認知是靠自己比較穩當？還是對公務機關治理環境高度讚許？就可以一目了然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誰推出了什麼對台措施。 嚴格地講，昨天行政院推出的強台策略，被動防守的多，主動攻擊的少，可以大膽推估其中許多是文官體系的產物，缺乏國家層級的前瞻領導，例如財政部對於員工獎勵股票採取分離課稅之議，是以國際比較做為反對理由，但是卻未回答中國是以國家行動，將台灣的特定人才納入其產業戰略佈局之中，進行針對性招攬，是當前的國際常態嗎？依據兩岸的競爭關係，其造成的台灣產業危機相同嗎？ 好在，對中的因應，不是召開一次記者會就能完事，應該是持續性的工作，希望政府的主事者永遠不忘：深入實務，大刀闊斧，放手興利。

記者鄒景雯／特稿 前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將在月底上任海基會董事長新職，這項人事進入程序後，蔡總統日前啟動的國安團隊布局，可謂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這樣的大調動，意味著什麼？主政者又期待有何種改變？ 前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前排中），將在月底上任海基會董事長新職，這項人事進入程序後，蔡總統日前啟動的國安團隊布局，可謂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資料照） 為什麼要派張小月到海基會去？一是張在陸委會待了快兩年，熟悉陸委會業務，有助於海陸一體、上下合作、避免扞格；二是借重張的女性特質與親和力，強化民進黨政府對在中台商、台生，在台中配、中生的聯繫與服務；三是就海基會本身進行改革與整理，這一塊，前秘書長柯承亨（已轉任國安局）在任時曾試圖推動，但未竟全功，今後要由張小月來完成。這三個主要考慮，不但同時說明了之所以要「張上、田（田弘茂）下」的原因，更指出了蔡英文面對中國權力變化的因應調整。 把這塊最後拼圖放進先前的鋪排之中，首先，可以看到蔡總統手上握著三根線頭，是「一人三條鞭領導」，一條是外交，吳釗燮（外交部長）與李大維（國安會秘書長），一條是軍事，嚴德發（國防部長）與邱國正（退輔會主委），一條就是兩岸，陳明通（陸委會主委）與張小月。其次，近身的幕僚，不再留在大內，全都外放到第一線去，發揮如臂使指的功能，無可諱言，這有權力集中、意志貫徹的企圖。 反觀習大稱帝之後，中國對台工作系統的幾號人物已經陸續出爐，除習近平掌舵，政協主席汪洋成為二把手，負責執行的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外，恐怕還要外加一個盛傳許久的副主席王岐山。這個組成，有兩大特色：透過對美工作處理兩岸關係，透過經濟手段處理對台工作。前者，可由其外事人員背景者佐證，兩岸在國際上的廝殺向來慘烈，這是硬的一手；後者，亦可由其成員在福建、廣東與台商往來的過往估計，這屬軟的一手。 將以上的兩軍對陣圖一比對，不難發現，兩岸鬥爭的戰場實在美國，蔡英文政府同樣在對美工作上重整部隊，而且從國民黨維穩階段，過渡為民進黨路線上場，是「反守為攻」的翻轉。至於在對中工作上，剛好與對岸相反，劉結一上，同為外交體系的張小月退，避免直接「硬碰硬」，改以兩岸領域的陳明通接棒，藉由人熟、地熟，改施軟的一手，來促進對話、避免誤判。然而張小月成了後衛，她的任務，不只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支持，還要寄希望於中國人民的理解，在民意競逐上展示軟實力。 經此盤點，也可凸顯，台灣需要內修經濟的迫切性，這是中國有備而來的硬實力，台灣沒有忽視的本錢。

記者鄒景雯／特稿 二○一五年「馬習會」的國共交涉過程，業經證實馬英九政府任內並沒有依法製作檔案，並且在二○一六年政黨輪替時移交給蔡英文政府，我國早在一九九九年就有檔案法，並在二○○八年進一步修正，在此法制之下，兩岸之間這麼高層級的接觸，居然沒有機密檔案保留下來，此等黑箱惡例，如果不徹底釐清，難道是要鼓勵繼任的政府可以循例複製？ 馬習會大事紀 馬習會檔案未移交（資料照） 事實上，不只這麼重大的事件沒有完整移交，根據了解，在馬習會期間，習近平特別告訴馬英九，兩岸的問題，自己談就可以，不必再透過第三者，還請馬轉告將來的接任者。結果，沒有證據顯示馬英九曾經告訴過蔡總統。後來，北京方面得到訊息，獲知新任者對於中國的資訊因此並不充分，毫不諱言對馬英九的此一心態不太諒解。 馬英九政府涉嫌隱蔽透過兩岸密使穿梭馬習會的內情，若從民主國家的實務常規而言，為求成事，「秘密外交」在事前或有保密之必要，但事後必得要向國會說清楚，藉由起碼的透明，落實監督制衡。而由若干核心成員近年來私下所陸續透露的故事情節比對，尤其涉及到有關「一個中國」核心問題，馬英九沒有對人民誠實的嚴重性，稱為「動搖國本」，絕不過當。 以馬團隊的習性，肯定會以李登輝政府也採取密使模式進行兩岸破冰，來自我辯護。如果他們如此強辯，剛好可以提前掌嘴。九○年代初期，不僅沒有國家檔案法的規範，同時當時的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等人與對岸的接觸，從事後雙方的說法顯示，兩岸當年只是互相摸底，營造友好氣氛而已，並沒有對任何政策著手具體磋商。例如，有關辜汪會談的提議，是蘇志誠所建議，汪道涵認為是好辦法，但是辜汪會談要談什麼？蘇汪並沒有觸及，甚至辜汪會談是否可行，也是由雙方各自帶回去研究。 之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認為可行，曾經藉由訪問新加坡之便，請李光耀資政帶話給李登輝，李光耀帶來的是一張A4大小、紙質很差的備忘錄，上面列的是楊尚昆的建議，李登輝看完後，很快就交給錢復帶回外交部去歸檔，然後召集高層會議，聽取各部會意見後拍板，負責幕僚作業的國安單位也保留有紀錄在案。 李光耀帶來楊尚昆訊息也歸檔 即使到了一九九五年，「江八點」發表前夕，對岸只提醒李政府要注意報導，什麼也沒透露，兩個月後，李登輝決定用「李六條」回應，也是經由高層會議後定案，同樣有會議紀錄可以查閱。這些體制內的決策流程，密使既未與會，也無從主導政策方向。 以當年的時空背景，強人李登輝都可以做到這樣，而且辜汪會談一決定，立刻就公開宣布，並交由海基海協兩會去磋商會談事宜，哪像廿年後的馬習會，直到國共敲定，連暗盤都賣了，還偷偷摸摸，被媒體踢爆後，當晚拖延好久才承認，更不要講最早的勾搭是怎麼開始的，至今仍晦澀不明了。 兩相比較，台灣不能愈混愈回去，馬習會沒有留下機密檔案這件事，非追究到底不可。

記者鄒景雯／特稿 習近平稱帝了，他對中國的內部治理考慮，反習的與擁習的，已經有諸多分析；對於台灣來說，更優先該關切的，則是他的對台步驟將會如何鋪排？有人說，習近平還有下一個「絕招」，就看他如何認定什麼時候算是時機成熟。 習近平（路透） 中國對台硬的一手，作用力必引起反作用力，沒啥好討論的，但是軟的一手，則頗值得推敲。根據訪談與北京密切往來人士的諸多消息交叉比對顯示，對岸的出手，應該從二○一五年七月實施卡式台胞證免簽開始算起，今年逕行公布的卅一項措施，已經是下一步。 所謂的「惠台」，是中國智囊單位詳細研究清國與日本，治理台灣的歷史經驗，所總結出來的一整套對台策略。北京方面經過爬梳歸納後認為，這兩個比較長時間且大規模統治台灣的時期，台灣人一旦接受現實無法改變，加上殖民政府的鼓勵措施，台灣當時的菁英階層都會逐漸形成前往「內地」追求更大政經發展的趨勢，這種趨勢愈顯著，反過來也會愈有助於穩固殖民體制。秉持著這樣的「發現」，對岸一系列對準台灣人的設計作為於焉開始。 所謂的「惠台」，不僅僅是中國的形象工程，更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例如台胞免簽，利用節省簽證費用、通關更快速、卡片多用途的方便，一方面擴大吸引台灣人前往「交關」，一方面則是以一張卡片讓台灣人自擇其「國民身分」；再如最近的卅一項措施，更進一步，擺明就是落實十九大精神與習思想的所謂「同等待遇」。不過，這可不是一體適用，台商圈都知道，中國現在有興趣的是台灣的高科技以及醫師人才，傳統製造業與服務業並不是他們的首選，政治與經濟的算盤珠子，都撥弄得很精明。 以上這些已經搬上檯面的劇本，中國經過涉台人員的來台調研，主要是針對台灣的兩類人在進行「對話」，一個是對於政府能力與效率不滿的社會菁英，一個是對前途茫然的青年世代，希望經由大國宣傳，加大台灣民意對台灣政府的對照與比較感。 這些，可以用一個詞描繪，對台「隔空治理」，是習大大的主觀想像。北京自以為是地認為，將台灣去政府化，只要鎖定「去」兩個人與一個機構就好，就是總統、副總統與總統府，行政院以下都是執行單位，續行地方治理，不礙事。要把這兩個人的權力架空，直接由北京應對台灣人民，還有一個尚未使出的撒手鐧，那就是片面由中國對台灣實施免關稅，直接兌現服貿、貨貿協議的未竟開放。減免關稅，不論項目或幅度，都是何等大的買台，老共內部認為，這麼做，在政治上，就是徹底把台灣宣示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同個國境之內，何來關稅壁壘之必要？如果，對岸有一天真的這麼做，我們的方案準備好了沒有？ 習近平，過去就認為時間站在他這邊，現在任期限制取消了，時間就更多了。嚴肅的是，台灣也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然台灣的民選政府有任期限制。如此一來，台灣朝野必得要有國家利益的起碼共識，我們的每一任政府都要有長期布局的決策高度，才能真正把時間拉住，留在我們這一邊。

記者鄒景雯／特稿 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爆發，導致服貿協議在立法院胎死腹中，確定遙遙無期之後，國民黨若干在兩岸之間絡繹於途的要角，眼見開放的特定利益遭到卡關，當時就傳出他們積極向中國涉台單位獻策，建議對岸與其受制於此間的民主程序，造成對台工作受阻，何不化被動為主動，直接就服貿貨貿協議中「操之在我」的內容項目，單方面地逕行實施，根本不必管台灣政府同不同意。 隨著習政權幅度與力度不斷的加大，惠台三十一措施已是公開進入「國民待遇」的實踐。（取自網路） 到北京熟門熟路的這些人，那時即分析，台灣是民主國家，執政者必須爭台灣的民心，中國要和平統一，執政者也必須爭台灣的民心，既然雙方是爭台灣民心的比賽，中國當然要反守為攻，何須執著於台灣也要對等開放？ 中國什麼不多，就是人多，光是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的對台系統與研究機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們的動員能量，連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老美，都憂心台灣遭到徹底滲透。當台灣被走透透之餘，台灣本身還有政商權貴給他們出主意，這樣的不對稱，超過雙方量體的懸殊，才是今天我們看待中國問題必須具有的準備心態。 服貿協議之後，北京的步伐，果然若合節拍地朝向「準國民待遇」的方向徐行，儘管大家會打趣威權國度的上訪、被失蹤等中國人民的待遇，實在令人難以消受，但是隨著習政權幅度與力度不斷的加大，惠台三十一措施已是公開進入「國民待遇」的實踐，這時就要暫緩開玩笑，先把自己的陣地全部檢查一遍再說。 民進黨政府現在正在初步研究的階段，有些不具名的官員似乎認為，若干對台開放項目，違反台灣現行法令，例如台灣禁止企業赴中投資鐵公路、水利、機場、捷運與輸配電等公共基礎設施，也規定國人不得赴中擔任黨政軍職等等，因此不是北京說了算。這樣的評論，若是文宣叫戰，也就罷了，如果是信以為真，幻想可以產生絕對拘束力，那就是無視對岸之所以把球拋過來的企圖。 自蔣經國晚年以來，兩岸民間的交流狀態，哪一個不是人民跑在政策、法律之前，政策與法律因形勢已成被迫開放或修正？兩岸婚姻如此，中國學歷也如此，這是民意政治的「特色」，也因為如此，中國二十九個單位匯集了三十一個項目，做為對台灣人的吸引，對台灣政府的出招，才構成挑戰。換句話說，是正面表列對負面表列、施惠對公權力的角力。 政府預定下週要提出應對之策，在正式公布之前，請事前與有關的利害關係人先試試水溫，確認到底有沒有真正對上焦，台灣人對中國政府的普遍觀感是一回事，台灣人評價政府有沒有能耐周旋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慎重、接地氣。

記者鄒景雯／特稿 國民黨正在積極交涉可能在下個月舉行的國共論壇（或稱兩岸論壇），「吳習會」能不能順勢在對岸舉行，牽涉到諸多變數，但就吳敦義身為黨主席的決策考量而言，其實只有一個判斷標準，若對台灣整體有利，就會對國民黨選舉有利，也會對吳敦義的在台聲望有利，否則，即反之。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記者劉信德攝） 問題是，台灣的難處就在於，政治工作者對於何謂台灣利益？各據立場，看法南轅北轍。長期以來，多半是國家認同上的歧見；新的時代，更多的是策略與計算的爭執。例如，台北市長柯文哲為了要籌辦世大運，希望中國能不杯葛，並且派隊參加，於是主張用「兩岸一家親」去口惠一下，自認毫無成本。然而這個判斷，直到今天，其後座力仍然強勁，甚至延燒成民進黨該不該再「禮讓」的核心議題，就是很好的證明。 國民黨的支持基礎，固然不像柯文哲之於民進黨這麼交疊，但是二○一六年大選的態勢，已經非常清楚地標示了否定「馬英九路線」的主流民意，國民黨彷彿被判了信任死刑，近代史上當然的一黨獨大政黨，被打趴在地獄門口，這個示警，國民黨的菁英，特別是有志二○二○者，不可能不知道，因此斟酌的必要，沒有比柯Ｐ少多少。 橫在吳敦義眼前的是兩個基本問題：「一個中國」的政治前提，要進貢到什麼地步？又能交換到多少天朝的賞賜帶回來？前面這一題，在中共三中之後，可迴旋的空間已經愈縮愈緊，甚至對岸給民進黨的容忍度會大於國民黨，畢竟民進黨才是執政黨，如果老共對吳敦義寬鬆，就沒有基礎對蔡英文嚴厲，換言之，國民黨要跨過更高的門檻，也勢必要退讓的更多。 關鍵是後面這一題會有好答案嗎？中國國台辦已經在日前逕行公布了三十一項惠台措施，內容包山包海，吳敦義自認還能要到什麼更超越的？尤其這個作法，擺明就是跳過國民黨，直接訴諸台灣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最近公開受訪的言論，很是刺激，卻真實無比，其反映的可謂是涉台系統的普遍心理。他說：「國民黨一些人過來說主張統一，那都是騙吃騙喝，因為主流不是這樣」，朱某何許人？他是對岸開國元勳朱德的孫子，被鐵桿共產黨這樣糟蹋，八年腦滿腸肥的國民黨還有臉再去要什麼呢？因此，這一題肯定也艱難。 如果這兩題都不容易，吳敦義與其拖著，到頭來被北京打槍，無法得分，反而失分，不如趕緊做個決斷，搞清楚政黨競爭的戰場在哪裡，給民進黨形成監督壓力的訴求在內不在外，這樣勸告國民黨，誠心誠意，可昭日月。

記者鄒景雯／特稿 二月開春後的政府人事改組，出現了兩位軍人，引起大家注意，一個原因是蔡總統把國防部長與退輔會主委全換了，這動作的本身，改變很大；再一個原因是，這兩人皆出身陸軍，都是一臉「苦大仇深」的長相，也全被前朝重用過，他們同意在艱鉅的軍改任務中接手擔綱，這勇氣確實不小。 國防部長嚴德發。（資料照） 嚴德發與邱國正才剛宣誓上任，二月二十七日的國會開議日，就發生退役上校繆德生為反年改攀牆墜地重傷的挑戰，當天早上在立法院，聽聞到這個意外發生，嚴部長一簽完到，就要隨員：去把邱國正找來。邱主委到了，兩人隨即找了個地方商量該如何處置，很快的，他們連袂向賴清德院長報告：兩人要一起到台大醫院去探視傷者。 國防部和退輔會的首長有默契，有啥好大驚小怪的？巷子裡的，就知道為什麼。前任的部長馮世寬與當時的退輔會主委李翔宙，過去一年多來，光是為了軍人年改的推出時間與樓地板設計，就不知道拉扯過多少次，兩個部門相互太極推掌，看得外界一頭霧水，李翔宙認為他是反映袍澤意見，大鵬則委屈自己成了黑臉、壞人，加上一個空軍，一個陸軍，語言、文化不同，就這麼「雞同鴨講」到卸任。 不多人知道，嚴德發與邱國正的關係可稀奇了，這兩位從二十年前在裝甲兵當旅長時，就是前後任，後來陸續出任陸軍司令，也是前後任，到了參謀總長，還是前後任，一路相隨到現在，從他們彼此間舉手投足所透露出的熟悉程度，不用形容，一個字，都嫌累贅。這也是蔡總統敲定他倆上陣去搞定軍改時，任務立刻清楚，一位負責現役軍人的溝通，一位則要撫平退役者。 立法院被抗爭那天，擔任過國安會秘書長的嚴德發很嚴肅地說：「這是國安危機」，要大家冷靜。把不少人嚇了一大跳。幾天後，嚴部長果然被追問，這回他解釋得頭頭是道：軍人年改如果不改革，就會破產，這當然是國安危機。個人風格與前任很不相同。 這兩位軍人，很難把他們與民進黨的黨政關係連上線，這個時刻出任要職，給軍人中立、軍隊國家化，展開了局面。這個素質，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解放軍做不到。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共三中全會閉幕，兩會召開前夕，長期觀察中國權力運作的人，這個時候一定十分好奇，習近平真正的處境與內心世界究竟如何？國家領導人的狀態，當然會影響其決策，特別在這種威權的國家。 在成長過程影響習近平至大的毛澤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只有短短五年，但他是一輩子的黨主席，到現在還是習大大的效法對象。（法新社檔案照） 之所以有此提問，在於按照中共歷來的慣例，三中「幹事」，通常要在這個會議通過治國藍圖，例如十四屆三中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屆三中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上（十八）屆三中則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但是這次提早於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舉行的三中，沒有看到什麼了不得的宏圖，主要仍集中在人大與政協的兩會人事，以及所謂「五位一體」黨國的機構變革。如果再輔以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的討論，以及二中即首倡將習思想入憲，這一連串的疾行，讓人嗅覺到：似乎是亟於藉由最高法律與制度的改正，將一切的權鬥成果給固定化。 這樣的行為模式，當然與過去真正大權在握的強有力領導人，在風格上很不相同。就拿鄧小平來說，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時，下令總理李鵬與戒嚴部隊血腥鎮壓的他，當時既不是總書記（係趙紫陽），也不是國家主席（是楊尚昆），而是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到了九二年南巡，這時他連中央軍委主席都辭了，什麼正式職位都沒有，唯一的頭銜是橋牌協會理事長，但是他的「南方談話」，不但當時「三位一體」（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必須買單，其思想並且在中共十四大被寫入黨章；即使是在成長過程影響習近平至大的毛澤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只有短短五年（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但他是一輩子的黨主席，到現在還是習大大的效法對象，可見在人治的社會，權與位是兩回事。 由此來看習近平的布局：位就是權，不免讓人好奇他是不是信心還不那麼足夠？這麼推測，也不是毫無跡象。習近平的心腹、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就首度證實，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查獲的腐敗問題中，有高級幹部想要「篡黨奪權」，這麼嚴厲的字眼，可以看到北京權力圈子裡足以要人命的刀光劍影。在這樣的慘烈氛圍之中，即使是霸氣如習近平，也很難雍容大度起來。 如果如此描述是接近事實的，那麼為什麼這些年習政權要頻頻向周邊國家尋釁，不惜在區域內多處秀拳，例如前幾天，才有一架解放軍偵察機跑到韓國的防空識別區去飛行了四個半小時，就非常令人不解其必要性何在？這些動作，主要的目的，極可能是透過民族主義的召喚，編織「中國強」的假象，來發揮對內統治的安定維穩效果；不好說他是虛張聲勢，但是這樣玩火，就怕耍過了頭，出了大事。 習大大到底怎麼了？值得繼續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