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與台灣的滋味】—看見台灣前輩的人情、思念與土地

「不是美食家」的彭明敏

編按：彭明敏教授為國際法權威及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祖籍高雄市，1923年出生於臺中大甲。與謝聰敏和魏廷朝於1964年共同起草著名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也因此宣言而被國民黨政府判刑八年，並於1970年在重重特務的監視下神奇逃離台灣、抵達瑞典，在海外流亡了二十餘年。1992年臺灣民主化後返台。由於彭明敏在台獨運動中的代表性地位，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很多人稱他為「台獨教父」。

      「我在大甲鎮出生的，日本時代叫做大甲郡，人口才兩萬人，是個鄉下地方」，「當時印象最深的就是農民會拎著一串水雞（田雞）來賣，做成紅燒水雞。水雞腿小小一隻很好吃，跟法國料理的蛙腿很不同，他們的蛙腿跟雞腿一樣大隻，不好吃。」身為國際法學權威的彭明敏教授，喝著番茄汁精神奕奕地分享兒時記憶最深刻的美食，不同於論述台灣國際地位時的專業與嚴謹，彭教授反覆笑著說：「我不是美食家啦！」

      彭教授生於醫生世家，在台灣早期算是優渥家庭，儘管如此，卻鮮少有上館子用餐的經驗。

      「我們家都是我母親在下廚，她的手藝很好，也很會挑食材，像鴨子她只要捏捏鴨屁股就知道肥不肥，也會殺雞宴客，連道地的台菜五柳枝赤鯮也會做。但我最愛吃的卻是她那道很樸實的炒米粉。」

      「裡面有什麼特殊的材料嗎？」

      「沒有，幾乎都是米粉，但我就是喜歡那種簡單的滋味，一直到現在只要合我口味的米粉，我都可以一次吃上三碗。可是對於料太多、或者異國做法的咖哩米粉，我就沒辦法接受。」彭教授這位「不是美食家」對於飲食的喜好很直覺，儘管不挑食，但喜好一口就吃得出來，所以到最後常上的館子就固定幾家，如果換了廚師、口味變了，他就不再登門用餐。「我常去的館子現在一看到我，都會自動招待一盤雞肉。哈！哈！」

      從小，隨著父母親移居台北、日本、高雄，也在日本、加拿大、法國、瑞典、美國求學、任教甚至生活，不過，在飲食經驗上卻不像學術成就那般多采多姿。「在日本求學期間適逢二次大戰，戰時物資匱乏，白米配給、學校食堂大多只有菜類、豆類，有什麼吃什麼，印象最深的是，為了給學生補充蛋白質，吃到鯨魚肉，一塊塊切得像牛排一樣；而更早以前，在台灣讀日本小學，有時學校會給兩粒蠶蛹，目的也是補充蛋白質，在當時很寶貴呢！」彭教授說得輕鬆，吃蠶蛹卻是眾人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經驗。「炸得脆脆的，有堅果的味道！」

      「大家都以為我在國外唸書有機會嘗遍美食，其實沒有。我是在台大當教授的時候，去法國開會才第一次吃到生蠔，就連現在你問我什麼年份的紅白酒比較好，我也不知道。」然而，彭教授在1952年以法文發表太空法律地位研究論文數篇而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此舉不但是台灣第一人，也因此獲得胡適先生青睞而匿名贊助學費，甚至在1954年在法國巴黎取得法學博士，對於法國最舉世聞名的葡萄酒居然如此陌生，真令人意外。「你叫我喝，我可以告訴你好不好喝，但我無法分辨年份跟產區，因為我不是美食家啊！哈！哈！」沒想到彭教授在法國學到的不是浪漫，而是法文裡沒有模稜兩可的嚴謹。

      「那啤酒呢？您說您當年逃亡到瑞典尋求政治庇護時，在確定遠離台灣之時第一件事是喝啤酒⋯⋯。」卸下生死交關的焦慮，第一口想吃的食物，總該是最愛吧！

      「其實我們家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我父親尤其是不菸不酒，受他的影響之下，我不抽菸也很少喝酒，所以當時喝的啤酒沒什麼特別，不過回台灣之後，我倒是發現我比較喜歡喝高粱。」彭教授終於發現自己除了母親的米粉之外，比較喜歡的食物了。果真，客廳中島就擺放一瓶金門高粱家戶配酒，彭教授說，那是學生送的。「你們要不要喝一杯？」不等眾人推辭，彭教授連忙招呼秘書幫大家斟一杯，他自己也淺嘗一口。

    「我父親有糖尿病，我擔心自己有糖尿病史，所以即便美國也不敢吃甜食，現在到這樣的年歲，我問醫生能不能吃，醫生反而說我不必忌口，想吃就吃了。哈！哈！」喝了少許高粱的彭教授心情大好，開始為我們介紹他現在最享受的飲食。「我現在早上會喝一杯咖啡，晚餐之後會吃糖果。」

      「糖果？」

      「對，就這個，囝仔糖！」秘書拿了一袋巧克力糖給我們看。「不是美食家」的彭教授，喜歡吃的糖果也一樣很簡單。

      「在逃亡期間會想念台灣的味道嗎？」

      「米粉！一直到現在我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只有母親親手炒的米粉。」彭教授回憶時，總是仰起頭懷想，他口中的古早時。

      用過午飯，採訪到一段落，習慣午後小寐的彭教授起身，「歹勢，我先休息一下，你們繼續聊。」隨著目送彭教授回房休息的身影，環視到屋中貼了標籤的一些藝術品及畫作。

      「這些都是彭教授的收藏，不過，也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你們看這個壺，其實是教授在美國教書時所用的水杯。因為杯底很平很寬，適合開長途車的時候放在車上喝水用。而這上面貼的標籤，則是彭教授要分送給親友的。」

    「連送禮給親友也要貼標籤註記？」不禁驚呼這位學術地位享譽國際的老人家，行事風格之嚴謹。

      彭教授曾經出書提到自己當年如何變裝避開層層監視而逃亡成功的過程，「為了守密，我採取所謂直線方式，每一個人只知道自己負責進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知道全盤計畫的詳細。」除了縝密的逃亡計畫，也準備了英文聲明書分送香港、日本、美國以表達不向威權妥協的意志，甚至連面對妻小最柔軟的那一塊，也不敢表露情感，只留下遺囑以防家人被冠上「知情不報」的嚴重罪名。

      再仔細比對彭教授當年的逃亡計畫，讓人很難不聯想到19世紀的美國黑奴逃亡秘徑「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的歷史。只是昔日壓迫黑奴的美國，一直到了21世紀才出現一位黑人總統；於1970年展開逃亡的彭教授，在這將近50年的歲月裡，對於他生長的土地，期待是什麼？在面對專制政權的轉型正義，被壓迫者的人權，我們的社會能夠釋出多少同理心？聊著美食以及兒時回憶，彭教授笑聲朗朗，反覆說著「我不是美食家」的同時，彷彿也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在學術領域以及台灣未來國際定位彭教授見地嚴謹，除此之外，簡單才是真滋味。

採訪  文字│黃育芯、孫薇雅    攝影│阿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