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二日自誇政績提及的「吃飯沒什麼廚餘」說，再次引起大量社群討論。這又是一次典型的說錯話卻毫不自知，被指責也絕不認錯的柯氏演出。此事已經有太多專家針對廚餘定義、屢屢失言者的人格分析、廚餘政策表達高見。筆者想談的是，為什麼柯文哲屢次重大失言，卻都看似不受影響？ 七月，七一六遊行柯文哲被民眾舉牌翻出仇女言論，結果是舉牌人被網路圍剿，柯則以「干我屁事」否認歧視女性；七月底，民眾黨英文標語「vote white vote right」被指缺乏種族意識，又被護航說美國不也是有姓懷特的人參選用「vote White」當口號；八月，拉攏女性選民的造勢活動出現「空姐應援團」熱舞，有柯粉以「民眾黨不行，Ａ片可以？」反駁。 九月，柯文哲漫畫自傳序言說「在台灣漫畫向來只是小孩的事，比較不常見用漫畫呈現嚴肅議題」，柯競辦則說是「被誤解引發議論」；好不容易十月沒有失言炎上，結果十一月一開始，又爆出廚餘說，但仍然有人為其護航說，不能吃的就不叫廚餘。 以上事件除了反映幾乎每個月都至少可以聽到柯文哲的失言，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這些跨領域、性別、種族的失言，幾乎都不影響他的選情？不必看民調就可以發現，七月藍白合還只是笑話一則，十月白營卻成了國民黨的合作對象，顯示就算每個月都不斷失言冒犯選民，卻仍然可以擁有被視為對手坐上百年老黨談判桌的資格。 其實上述失言事件都有一個固定模式：柯失言，輿論譁然，柯反駁，柯粉護航，然後就不了了之，絕不認錯道歉。除了「投白、投右」怕惹到美國緊急下架，完全沒有反省。因為每一次失言，柯陣營並沒有失去什麼，卻都在輿論戰中讓支持者更加旗幟鮮明的團結起來；柯的失言愈多，愈能聚集人氣。 造成這種局勢，國民黨要負一些責任。柯文哲的性別歧視，即便國民黨也有支持性別平權的開明派，卻從不見國民黨有任何譴責。不斷忽視的結果，造就出今天不得不談判的對手。 但更多的責任，其實在於無腦相挺的行為。政治人物有任何歧視言論，不管出自什麼陣營，都應該被譴責，逼政治人物認錯；如果因為失言的是自己人就為其粉飾，最後將會培育出一個自我中心、唯我獨尊的怪物。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上週，一串疑似年初流水席之亂女主角相關的貼文，又在匿名社群專頁引發熱議。故事筆者就不說了，總之呈現出的女主角形象一如流水席之亂–拜金、自我中心、公主病、好妒成性、缺乏自知之明。但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很遺憾，沒有媒體直接採訪到這位女主角，相關當事人也沒有任何一人站出來。筆者仍然認為，這還是典型的仇女操作–利用既存的社會偏見，以幻想文操作偏見引發的衝突，藉以獲取對特定平台、社群專頁的用戶黏著度，再利用這個黏著度去轉換其他形式的利益。這種手法已經相當常見。仇女就是這種手法常利用的偏見，以謊言引發仇女者的社群躁動。 仇女（或稱厭女）歷史相當悠久，將各種政治、軍事上的重大過失怪罪到女性頭上，或是認為女性應居從屬地位是基於生理原因，或女性基於生理原因應該放棄與男性的競爭，甚至認為女性會利用生理原因當成逃避責任的藉口。總之，女性必須為自己的身體付出代價。而這種仇女心態，會導致仇女者不認為這是在貶抑女性，而是理應如此，理所當然，也因此就不會覺得自己「仇」或「厭」女。仇女者因此也可能是媽寶、怕老婆，因為媽媽或老婆也是理所當然因為身為女性才能寵溺或欺壓他。 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仇女者屢勸不聽、屢錯不改，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這是錯，也不認為自己不尊重女性。過去因此在網路上長期論戰，而衍生出母豬教、仇女廚等詞彙，相當生動描繪出仇女者的心態。 七一六遊行，因為一名女性抗議者舉手牌羅列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仇女言論，遭到仇女網友與主辦人公審，而柯文哲則說關他屁事、都是造謠。柯文哲過去講過什麼仇女言論，網路上都找得到原音重現的影片，說是造謠，也不過就是當今政治人物從美國前總統那學來的基本招式–耍賴不認帳。說批評者是製造假新聞，就算承認真有其事，也不認錯。 謊言如果行得通，那就繼續說謊；如果行不通，那就說揭發者說謊。至於仇女，當然是不存在的，有什麼好反省，關我屁事。儘管柯文哲出身政治素人，曾以心直口快博得大眾耳目一新的好感，但老是對自己犯的錯耍賴推卸，久了也會讓人厭煩，誰還管你有什麼政見，對於爭取選票可是相當危險。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中國防疫新十條下的實質解封已經一個月，各種疫情資訊仍然不明朗，尤其在中國國家衛健委於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宣布停止每天公布病例數及死亡人數後，更是撲朔迷離。對基於種種原因想了解中國疫情的人來說，非常困惑。 即便對沒有親人在中國、也與中國無生意往來的人來說，由於台灣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與互動密切程度，不能不擔心受中國疫情影響的各種可能性。但基於中國政府一貫的資訊不透明，以及台灣某些意見領袖與媒體的表現，當下有四種與中國疫情相關的訊息，應該特別當心，不要照單全收。 第一就是疫情規模相關數字，包括病例數與死亡人數。由於中國對武肺病例與死亡的定義向來獨特，而衛健委的數字又匪夷所思的低，所以本來就很容易被誤導。但近來對中國染疫與死亡人數的估計或說猜測又不合常理，甚至有媒體引述中國網路媒體的文章稱已有六億人染疫。如果中共中央清零至上時各級政府只敢少報數字，那麼現在要求快速過峰，地方難免有惴摩上意者虛報灌水。總之只要消息來源是中國的數字，都只能聽過就算。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第二是關於變種病毒株。訊息混亂下，許多網紅名嘴憑網路消息與上述不可靠的數字推測中國解封已造成新變種。但到底實情如何，還是應該由台灣與其他週邊國家的邊境檢疫結果來判斷，不可靠的推測沒有什麼幫助。 第三是關於物資。由於與中國近在咫尺，中國有個風吹草動台灣都受影響，因此中國缺止痛退燒藥，台灣自然就有人屯藥；中國缺抗病毒藥物，清冠一號詢問度又高起來；中國人民受疫情影響擠不進醫院，慢性病藥物也可能供貨混亂。這時最怕的就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放出特定物資缺乏的假消息。 第四是嘴砲戰。藉由中國疫情，在社群平台上再打意識形態口水仗。要不要提供援助、體制優劣這類話題，在社群上理性談論都很難了，何況故意借題發揮轉移焦點的意見領袖，想趁亂收割一些政經利益。這類訊息沒有必要理會。 筆者之前曾為文提過，要了解中國疫情實況並不容易，只能靠有實地採訪、新聞產製流程相對嚴謹的外國媒體報導，或一些外國智庫可驗證的模型推估。大家用了這麼些年的社群平台，對訊息來源與產製方式應該要有點警覺心，不要看什麼信什麼，更不要當假訊息的傳播鏈。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韓國廿九日發生的梨泰院萬聖節活動踩踏事件，死亡人數截至筆者行文時已超過一百五十人。儘管過去的經驗已一再證明，這種嚴重的公共安全事件，正是陰謀論盛行的溫床；但這起事件仍然有毒糖果、駐韓美軍出動疑為恐攻等陰謀論。可見在發生這種事件時，不論是出自蹭流量還是好心散播訊息，都很難避免陰謀論的傳播鍊形成。 毒糖果迷思（poisoned candy myth）源於工業革命，是流傳已經超過百年的都市傳說，當時食物由家人、熟人生產轉為工業化大量由陌生人生產，使得對食物的信賴感降低，反映的是生活型態急速轉變下人們的不安全感。典型的毒糖果迷思信徒認為，如果孩童於萬聖節後不久死亡，都該懷疑是毒糖果受害者。 這種陰謀論最難破解的地方，不在於有多少事實根據可以反駁，而在於信徒與陰謀論賴以產生的意識形態相契合，於是事實被陰謀論信徒打上引號，視為掩蓋真相者企圖迷惑人心的認知操作，愈多的「事實」代表愈強大的認知操作，更鞏固信徒對陰謀論的支持。 梨泰院踩踏事件台灣媒體第一時間紛紛提及毒糖果，來源居然是出自某網紅的「網傳」，或不清不楚的說是「官方」前一天提出警告，甚至說是韓國媒體採訪到的目擊者證詞。筆者不懂韓文但懂新聞，這些內容缺乏明確可信的來源，動機是新聞媒體搶快、意見領袖自以為好心或蹭流量，而且會在訊息中夾雜卸責文字。這正是典型的陰謀論傳播鍊特徵。 再提醒一下，重大災難時如何避免成為陰謀論傳播鍊的一員： 一、平時就愛傳可疑訊息的親友，此時要小心他的貼文，或者乾脆用來當判斷訊息的反指標。 二、關心事件，尤其是對受害、罹難者的同情，容易影響判斷力，確認訊息時不要忽略這一點。 三、訊息內容如果沒有具名的明確來源，甚至現場的第一手消息，不要當成事實。 四、號稱是事件現場的圖片、影片，如果不能確定張貼者的可信度，不要點擊，因為很可能是移花接木騙點擊的假訊息，看了難受還被騙。 五、自己都不確定是否為真的訊息，不要轉傳分享。 其實這五點都很容易做到，也不限於重大災難發生時，大選前也可以類似的方式避免自己成為假訊息與陰謀論的傳播鍊。陰謀論本身才是毒糖果，不要隨便撿來吃。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上週五匿名公社粉專的「哥吉拉公仔」事件貼文引起熱議，事件本身是該粉專上的匿名貼文，描述原po未經丈夫同意，將丈夫收藏的哥吉拉公仔送給來玩的親戚小孩，引發夫妻大戰，媒體也跟進報導，在Google Trends上「哥吉拉」的過去七天搜尋熱度，甚至超過台北市長以及藍綠兩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   圖／Pixabay   筆者對此事的真實性存疑。社群媒體時代，為了導流、增加黏著度，捏造故事引發討論後，在留言區帶風向刺激不同立場的用戶，是常見的手法，有時會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甚至形成流行文化的元素。這種幻想文的手法並不稀奇，在社群媒體出現之前就有了。二○○四年日本2ch論壇上的「電車男」事件，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人，但還能出書、拍成日劇電影，甚至引發日本社會對御宅族形象、宅經濟潛力的重新檢視。 所以，幻想文並不因為是虛構的，就不會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有的是引發改變，但也有的是更加鞏固原本的意識形態。因此，筆者有幾點建議。 首先給廣大的社群用戶，不要代入太深，以致在網路上暴走。高明的幻想文，必定是因為觸動許多人深藏的記憶、經驗，讓被觸動的社群用戶知道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與自己有同樣的經驗或立場。於是在代入原po中衝突的其中一方時，也得到了這方的網路支持者，是一種替代性的討拍。但同樣的，一定會有立場相反的一方，而且遣詞用句絕不文明，所以如果代入深，受傷害也深，要是一個忍不住暴走，那麼公親變事主，踏上幻想文的鄉民公審席，就得不償失了。 其次給幻想文操盤者，獲利之餘也請考慮一下對社會的真實影響，不是每一則幻想文都可以平安下莊。如果因為你的幻想文，使得價值觀的對立具體化為衝突行動，你也可能要付出代價。固然「電車男」事件呈現了網路上的好人文化，但「哥吉拉公仔」事件也暴露一批厭女症藉機生事。 最後是新聞媒體，在報導網路熱議事件時應盡可能取得當事人第一手說法，「哥吉拉公仔」事件至今都只看到媒體在蹭熱度，那麼又與爆料社群有何差別？ 幻想文給廣大的網路用戶集體療癒的機會，但也同樣會有集體中毒的危險。作為路過的鄉民，還是小心服用為上。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新冠病毒Omicron變異株疫情，從四月以來一路爬升。防疫政策與措施隨著疫情快速變化，為了維持日常生活，防疫記者會又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身為台北市民，筆者也重新追踪每日的台北市防疫記者會，以便得到市府防疫措施的最新資訊。當確診人數一再攀升，關心的重點也從疫情如何，轉變為有什麼防疫措施需要配合。畢竟中央提出的政策，地方如何執行才是攸關日常生活。不過兩週下來，覺得如果與去年五月起那波疫情記者會相較，有著濃濃的既視感。 第一，抱怨太多。今年和去年一樣，每當記者問了個問題，市長若開頭說「我是不想抱怨／多講啦」，接下來就必定是一堆抱怨；甚至不待記者丟球，市長自會抱怨中央。大家如果有職場經驗，相信開會時最不想聽到的就是反覆無窮盡的抱怨。這並不是因為不重視由抱怨反映出的策略或執行缺失，而是面對這些缺失該如何解決，才是會議目的。把時間不斷浪費在抱怨上，對不起亟待實用資訊的市民。 第二，疫苗永遠不如意。去年疫苗不足時怪中央採購不力，疫苗來了怪中央分配太少，疫苗多了又要對廠牌嫌東嫌西。今年同樣的話術在兒童疫苗上再來一遍。未與輝瑞簽約前怪沒有BNT，簽了又怪怎麼不在同意書發出前簽，突然又多一種疫苗，害台北市不知道怎麼辦。這些話對市民一點用處也沒有，不如快點解決問題，讓市民有選擇機會。 第三，發明新詞。明明已有現成可用的詞彙，市長就喜歡發明一個新的，結果與既存的詞彙意義其實沒有差別，聽起來卻像是台北市有什麼獨步全台的新作法。去年的精準疫調、同心圓疫調，其實就是全台都在做的疫調；今年又新出來一個軟性封城，聽起來到底跟三級警戒到底哪裡不一樣，到現在也搞不清楚。 第四，藉防疫記者會談黨內議題。防疫策略固然是政治事務，但若是拿防疫記者會記者提問環節當藉口，實在應該節制。台北市民以及在北市討生活的所有人，關注防疫記者會，並不是為了知道民眾黨的家務事。記者職責所在提問，不代表市長就應在這個場合，浪費全體市民的時間。 今年與去年相比，疫苗接種率、檢驗量能、醫療量能、防疫戰略都已不同，市長在防疫記者會的表現卻不改去年，仍然藉抱怨中央轉移市民不滿情緒、宣傳自家政黨。真心希望市長能解決問題，而非發洩情緒。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現代戰爭，認知戰先於軍隊行動。大量假訊息從動用兵力前就開始散播。反制假訊息，有光明與黑暗兩種手法，光明面是事實查核，黑暗面則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的假訊息。不過現在恐怕沒有什麼光明面了，烏俄戰爭出現了新的認知戰手法：假事實查核（fake fact-check）。 ProPublica是美國的非營利網路新聞媒體，也是第一個獲得普利茲獎的網路媒體。三月八日，它刊出一篇由克雷格席維曼（Craig Silverman）與傑夫高（Jeff Kao）聯名的文章，指出俄羅斯正開始運用偽造的事實查核結果，混淆俄語人士的認知。 文中指出的假事實查核的運用手法，筆者歸納為三個步驟。第一步，由支持俄國政府的團體，運用對俄方不利的素材，以及所謂的「事實原貌」，兩者互相對照，然後指這是烏克蘭官方偽造的文宣。文中舉例：基輔市區或烏軍營區遭轟炸冒出濃煙的照片，與完全沒有濃煙的照片對照，然後說有濃煙的照片是烏克蘭官方偽造。 第二步，俄國官方媒體與政府單位的社群帳號，引用傾俄團體的「事實查核」，提醒民眾不要被騙。 第三步，西方媒體對俄入侵失利的相關報導，比方BBC報導烏克蘭部隊擊毀俄軍車輛的報導，俄國官方媒體提醒民眾那些都是假的。 ProPublica這篇文章與媒體鑑識中心（Media Forensic Hub）合作，以影像檔內嵌的資料以及社群平台搜尋，發現假事實查核有如下特徵：假事實查核所稱的烏方假訊息與事實兩者的影像檔案內嵌資料，顯示都出自同一設備同一後製軟體；經過平台搜尋，假事實查核所稱的烏方假訊息，事前沒有在平台流傳，也沒有烏方發布的紀錄。 認知戰的目的不單以假訊息扭曲事實，它要扭曲的是對事實的認知方式。當一切資訊來源都不可靠，那麼人們將回歸以意識形態立場決定什麼是事實。於是當事實不利於己，就來編造假訊息；當事實查核打擊了假訊息，人們不再輕易相信假訊息，就來編造假事實查核，把事實查核本身也攪成渾水。這就是認知戰的新領域。 把事實與謊言攪渾，不是新點子，美國前總統就愛把「假新聞」套在所有批評他的媒體身上。烏俄戰爭中雙方支持者都有各種假訊息偏好，親烏者一樣喜歡流傳「基輔之鬼」與「蛇島十三勇士」，假事實查核因而有了施展空間。能戰勝謊言的，不是更大聲的謊言，而是支持挖掘事實的工具和揭露事實的發聲管道。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年節無事，在躲避不熟的親戚們令人尷尬的對話時，不少人選擇滑手機暗示「我不想講話，別來煩我」。但用手機看劇玩手遊，拒人千里之外的表現太過明顯，只能在社群平台或即時通訊群組裡找文章看，保留「如果你非聊不可，我也沒辦法」的空間。 既然不得不找文章看，總會被釣魚標愚弄幾次，這已經成了跨世代的共通經驗，不管被騙的人有沒有自覺。這些釣魚標通常用與內文不符的標題，吸引用戶點擊，或是訴諸人性弱點下手，目的是賺取點擊次數，是最基本的賺流量手法。所謂與內文不符，也有幾種區分，最極端的是標題與內文幾乎無關，其次是標題將事件以誇大的詞彙形容；至於訴諸人性，最常見的是利用恐懼與好奇心。以下列出五種釣魚標題，方便大家避開。 一、刻意省略發生事件所在國家的標題，句型不一。採用的手法是題文不符。一般標題不提及發生事件所在國家，是預設這件事為國內新聞，而這類釣魚標正利用了這種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習慣，將因文化差異而極少在國內發生、在當地則並不罕見的事件，省去所在國名，讓你以為台灣居然有這種事。 二、暴力動詞標題，例如「打臉」「網暴動」，這種標題利用的是誇大。通常認真看內容，會發現引述的內容、語氣與真的打人巴掌相去甚遠，或所謂網暴動只不過是留言的人比較多而已，事件本身根本沒什麼重要性。 三、超自然預言災難標題，例如「國師」、「印度神童」，利用的是恐懼。這點之前曾為文談過，無法驗證又製造恐懼心理，毫無價值又看不起閱聽人。 四、第三人稱代名詞標題，例如「他一語道破關鍵」，這種標題利用的是好奇心。凡是標題裡可以用「他／她」取代的，都不是與新聞事件相關的重要意見來源，有高知名度且具備可信度的新聞人物發言，不需要用這種手法。 五、「這個」標題，只要用「這個」、「這件」取代具體指涉的名詞都算是，利用的也是好奇。與上項相同，可以用「這個」「這件」甚至「這句話」取代的，都不是什麼重要的事物，事件本身也不具備重要性。 避開釣魚標其實是老生常談，但人性是禁不起誘惑與考驗的，所以都會被愚弄。這裡要特別提及的是，上述各種標題的共通點，就是會使用釣魚標的文章，內容都缺乏正確的知識、資訊、可信度等閱讀價值，不然何必使用釣魚標？如果要滑手機躲親戚，不如下載幾本電子書慢慢看，一樣可以達到目的，不要讓釣魚標浪費時間與手機電力。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台灣因Omicron變異株引發的疫情尚在，年節即將來臨的大量人口移動讓人憂心。由於Omicron變異株的傳染速度快，但在疫苗接種率高的前提下又少見中重症，因此對大眾而言，與其說是擔心疫情，不如說是擔心隨疫情而來的防疫升級對生活的影響。於是從去年底各國Omicron疫情大爆發以來，台灣也漸漸出現與清零相對的「與病毒共存」聲音。 筆者長期關注一些具特定宗教背景的海外華人陰謀論時事頻道主，時常抨擊、諷刺中國的清零政策，彷彿清零是一種愚不可及的目標；但對於在Omicron前同樣以清零為目標的台灣，卻從來不置一詞。清零在某些人眼中成為專制集權政府體現權力的操兵手段，而歐美的佛系防疫才是人權普世價值的體現。 然而由於台灣相對世界更精細的防疫措施，人們已經習慣沒有疫情的生活，對病毒蔓延極其敏感，因此儘管現今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感極低，在防疫目標上主流意見卻恰恰與中國一樣期待清零。歐美相對寬鬆的防疫措施，被視為以大量人民生命為代價、不負責任的政策。 清零與共存，在上述兩種論述模式下，形成了集權與自由、負責與放縱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愈來愈多論述，都在這種二分法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展開，在媒體上擴散成對立的陣營。 二分法是人類習慣的思考模式，它便於區分、選擇、作決定、賦與意義（貼標籤）與操控，因此我們常不自覺落入二分法的框架，並受到二分法背後的意識形態操控。然而，疫情與生活兩者，都是實實在在每個人要面對的現實。如何小心翼翼在控制疫情與維持日常生活之間取得平衡，並不是靠著信仰某一種意識形態就能達成。目前漸漸形成的必需在清零與共存二選一的氣氛，解決不了Omicron高傳染力的現實，也解決不了疫情對人民生命與日常生活的危害。 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近來呈現出一種必須在清零和共存二選一表態的氣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說出「清零不是目標，清零是我們防疫工作的態度」，指揮官陳時中也說目前朝清零方向前進，未來未必能清零，僅能「可控」，這些說法其實都是被逼表態的結果。面對比以往更難抵擋的新型變異株，不斷地以清零或共存當成口號無濟於事，務實地按當下情勢維持疫情與民生之間的平衡就好了，不需要逼得人人把口號掛在嘴上表態，不然就是在打嘴砲而已。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相信你的身邊也有這種朋友：幾乎天天傳、甚至一天傳好幾則假新聞，勸不聽也不怕事實查核打臉，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一般人都以為這種負面行為與政治意識形態相關，亦即某個陣營支持者比另一個陣營的更愛傳假新聞，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對方所支持的意識形態使人盲目，因而愛傳假新聞。 台灣早就充滿各種互相指控的標籤，像是人一藍腦就殘、一四五○等等，彷彿意識形態是一種原罪，支持某個意識形態就一定低人一等。這樣對減少假新聞傳播沒有什麼幫助。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網站這個月刊出一篇由杜克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卡卡爾（Hemant Kakkar）與研究生洛森（Asher Lawson）合寫的研究成果摘要省思，他們指出，簡單將傳假新聞與意識形態立場劃上等號，只會使政治極化加劇。 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探討人格特質與傳假新聞的關係，尤其集中在五大人格特質中的自律性（conscientiousness）。這裡補充一下：自律性是五大人格特質之一，雖然可能一般都以為它是種道德品質，但其高低並不指本質上的正面或負面，而應視脈絡而定。 首先，他們測量參與者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律性，再給參與者看新冠肺炎相關新聞與假新聞，結果發現，不分自由、保守派，都會因為太希望相信某個新聞是真的，有時會把假新聞當真，也會傳出去。自律性愈高愈不會傳，但自律性低的參與者中，保守派傳假新聞則明顯比自由派多。 他們接下來針對低自律性保守派以問卷了解其「求亂的慾望（desire for chaos）」、保守派政經議題支持度、川普支持度、主流媒體信任度、花在社群媒體的時間。結果發現低自律性保守派傳假新聞只與求亂的慾望相關，唯有天下大亂才能破壞現有政治與社會體制，使得優越的保守派思想能取得宰制。最後他們認為很不幸的是，標出假新聞對低自律性保守派沒有用，因為低自律性保守派根本不相信事實查核機構，目前除非社群平台出手刪禁，否則幾乎沒有機制可以阻止他們繼續轉傳會傷害他人的假新聞。 筆者認為，假新聞，或說謠言自古就有，而且一直是作戰工具之一，但並非沒有方法減少唯恐天下不亂的假新聞愛好者造成的傷害。方法很基本，就像防疫要戴口罩勤洗手社交距離打疫苗一樣，把假新聞視為一種病毒，個人做好不隨意點閱轉傳、不因為立場相同就全盤相信、不在社群平台與假新聞愛好者互動等防疫措施，減少自己染疫的機會，假新聞的擴散就較能得到控制。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九月十五日，台北市長柯文哲在防疫因應記者會上，針對記者問到中央的疫苗政策，照例又批評了一回，最後竟然以「不要問會讓我生氣的問題」作結。但記者可不可以問受訪者會生氣的問題呢？ 防疫記者會的目的在於提供疫情及防疫措施的重要資訊，並藉由記者提問澄清或補足不夠充實透明的部分，讓民眾能在第一時間取得如何行動的判斷依據。至於這些問題是否會讓官員不高興，根本不該在記者的考慮之內。   其實，即便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的高EQ，也偶爾會因記者的提問動氣，不過倒是沒聽過陳時中叫記者不要問讓他生氣的問題。 當然，記者有時會刻意以讓受訪者反感的方式提問，讓受訪者在情緒不受控制下脫口說出心裡話，不過這屬於新聞倫理上的爭議技巧，原本不會出現的訪談內容，在記者刻意的情緒誘導下出現，記者因此干涉了受訪者的答案。這種技巧只能視受訪者的社經地位、事件的公共利益屬性等等脈絡判斷，不是學校裡老師會鼓勵的作法。 回到十五日的記者會，可以發現，記者的提問並不尖銳也沒設陷阱，而是柯文哲只要提到中央的疫苗政策就滿肚子怨言，藉機發洩情緒。不過既然開記者會，還由之前的線上提問改為現場提問，那麼就不應對問題設限，因為記者不是配合演出的演員。 唯一可以設的限制，就是問題應該與疫情相關，但在新聞判斷下記者不一定會遵守，因為也許有更攸關公共利益卻與疫情無關的問題，而且受訪者不見得會接招。所以不論陳時中或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被問到未來個人動向時通常都不會回答。 不過，在前述的同一場記者會，不到兩分鐘後，記者問及社會住宅的相關問題，柯文哲一開口就說：「我今天就在等你問這一題。」連圖卡都準備好了。就防疫記者會而言，與防疫無關的問題應該一律不回答，這種回應其實是很不妥當的。今天因為自覺受了委屈，不管題目跟疫情有沒有關係，非要藉這個場合澄清不可，也不該一付有備而來見獵心喜的模樣，那麼改天記者問到跟疫情無關的題目，還有不回答的理由嗎？身邊的專業人士應該予以勸諫。 總之，由主辦單位的角度出發，在攸關公共利益的防疫記者會上，要不要回答、要怎麼回答記者的問題，不能看心情決定；記者的工作更不是看政治人物、甚至網友的臉色，來決定問什麼問題。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美國自阿富汗撤軍後的混亂，成為各國媒體的頭條新聞。不同國家、不同立場陣營的政治人物與媒體，以各自的框架去理解詮釋。例如台灣，有的強調美國撤軍有如越戰般倉皇、倚靠美國下場悲慘，結論是台灣還要親美嗎？有的強調阿富汗政府垮台之速、純粹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就像當年敗給共產黨的國民政府？兩派論點完全沒有交集。 每個人所處的社會都有主流的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按照這些去理解世界上的種種事物，是內建在我們腦海中的思考過程。它就像反射動作一樣，幾乎不必從頭思考，也就框架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方式。於是台灣會有上述兩種理解美國自阿富汗撤軍事件的方式，也反映台灣目前主導議題的框架：凡事都優先放進藍綠、統獨的框架。 將複雜的議題簡單化約為二元對立，那麼什麼議題都有政治人物蹭一下的空間，再由追隨者與鐵粉們擴散觀點、思想檢查、拉開戰線。阿富汗何以有今日、阿富汗的將來、神學士政權的主張是什麼、阿富汗人民到底想要什麼，簡言之，事件中的主題—阿富汗，就這麼從議題中消失了。這些都跟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沒什麼直接關係，也自然不會出現在台灣對此事的認識框架中。只順著政治人物與媒體給予的框架去思考，跟膝反射毫無差別。 這樣一種把熱門議題放進二元架構、煽動鐵粉思想檢查拉開戰線的操作法，還有很多熱門議題可以舉例。光是今年就有藻礁、疫苗、奧運、走私貓，只要社群平台上什麼熱門，就有政治人物來蹭，把議題照樣操作，議題的主體本身於是被忽略，被以一種無法讓議題主體獲得最期望解決方案的角度觀看，旁觀者眾聲喧嘩，待下一個熱門議題出現後馬上轉場。 由於我們理解世界的框架是內建的、反射式的，很難跳脫這樣的操作。所謂的獨立思考，就是要能認知這些框架的存在，就像有病識感一樣地檢視自己如何思考。承認自己有病不容易，承認自己的思考被別人操弄更難，那麼該怎麼辦？ 筆者在最後有兩點建議。第一，也許同溫層可以給你溫暖的懷抱，但請多看看不同立場的內容，尤其是突破二元論述的內容。第二，愈多人談論的議題，愈要注意談論方向的一致性或二元化，除了科學，世上很少真正非此即彼的事，凡是要求選邊近乎道德勒索的議題走向都要小心。如果能做到這兩點，也許就能在喧嘩中保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距離九一記者節不到半個月了。上週筆者新聞圈的臉友們紛紛轉貼一張截圖，出自自稱某傳媒的臉書專頁，是招募記者的貼文，文中列出十二項當記者的好處，甚至「介紹人來當記者還有獎金六○○○元」，離譜到像是反串文、假消息，圈內人自然一笑置之。 不過，上網利用網頁存檔一查，居然還查得到該粉專刪文痕跡。另一則貼文有「加入╳傳媒記者，一次性費用：一萬二○○○元，分享人獎金：六○○○元」以及匯款規則，即非反串也不是釣魚的假消息。記者在某些人心目中真是這樣爽的工作？以下列出幾項該文中的好處，與筆者的經驗對照。 第一條就是交通違規報出記者身分獲得放水。筆者過去所屬媒體的記者，持有立法院發的採訪證，曾想進入陳情抗議現場採訪遭警方攔阻，對警察說是記者，警察回：「記者個屁！」合法採訪都被罵了，交通違規可以沒事？ 還有一條是「餐廳吃飯公關請」。新聞工作者不分內勤外勤，常常忙到沒時間好整以暇吃飯，筆者以往都是一邊吃便當、一邊改稿接電話，現場的記者就更不用說，記者會主辦單位都不見得有時間吃，年度媒體餐敘大家不過虛應故事，誰有心情吃？更何況，攝影記者在這種場合有時連座位都沒有、一盒炒飯打發，誰會把這個當好處？ 「政府公家單位你不會受氣」更脫離事實，問一百個記者，會得到一千個受氣的故事。筆者同事曾被政府單位關在門外，因為不是主流媒體，還被電子媒體同業拍下經過播出羞辱。 「油水外快收入很多」，語焉不詳，是指向採訪對象勒索嗎？筆者以前如果真有這種同事，應該就立刻開除了。也有媒體訂有嚴規不得收取任何費用，以至於請該媒體的朋友當個評審，車馬費都直接回捐。 據美國皮優民調中心（Pew）七月發布的調查，二○○八年至二○二○年，美國新聞工作人數少了廿八％。台灣則不斷有印刷媒體縮編裁員、停刊。願意從事新聞工作的，不論在實踐層面上有沒有可議之處，多少都是對公眾利益抱有理想，才願意投身收入不高、形象不比往日的行業。 某傳媒拿不存在的好處向入行者收費，宣稱使命是全民記者的推動，實在是誤解了全民記者的意思。新聞工作也沒有那麼吃得開，不信的話，去看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直播的討論區，就知道外界是怎麼看待記者了。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訊息瘟疫（infodemic）指的是疫情期間為禍世間的假訊息盛行，以真實與虛假做為判斷標準；但在真假之外，其實還有另一種形態的訊息瘟疫，那就是媒體上的毒舌酸語。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尼（Frank Bruni），六月十七日刊出最後一篇言論版專欄，題為〈泰德克魯茲，對不起〉（Ted Cruz, I’m Sorry），告別十年的紐時言論版專欄作家職位，前往杜克大學任教。文中，他對十年來的毒舌酸語及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風格深表懺悔。 紐約時報向來與美國保守派針鋒相對，德州參議員克魯茲正是保守派大將。川普上任後，紐時與共和黨保守派更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台灣人大概都曉得，以至於立場強硬反中的川普敗選後，紐時、CNN等媒體成為部分台灣人怪罪的對象。言論版專欄作家居然向保守派大將道歉，而且不是反串文，為什麼？ 布魯尼道歉，並不是因為在對克魯茲的批評上有什麼錯誤不實處，而是曾經在想不到專欄題材時，把眾人踩的克魯茲當作好吃的軟柿子。布魯尼說，身為言論專欄作家，就像其他許多同行一樣，他太常「徜徉在酸語之海」，以至於有兩項錯誤：一是成為「美國論述的毒舌高音、美國政治的狂怒音調」，這些音量與酸度原本應是他與同行們批判的對象，殊不知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二是無視矛盾心理與混沌不明，急於批判尚未全盤顯露及後續不明的事實，生怕落得軟弱鄉愿之名，彷彿武斷帶風向才能在這一行出頭，而這也本應是他們批判的對象。川普下台，他掀起的與媒體之間互相毒舌酸語風潮，是否也隨之而去？布魯尼認為不會，新聞業已被這個潮流污染了。 事實也是如此。毒舌酸語是一條不歸路，新聞媒體踏上這條路，嘗到初始的甜頭，就回不去了，事實將不再重要，只剩下不同政治光譜之間愈來愈沒有底線的嘴砲。升斗小民因缺乏發洩的管道，只好在社群平台、即時通訊軟體群組裡傾倒自己的情緒；但新聞媒體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部門，平時也許可以代替廣大的閱聽人發洩情緒，不過在疫情帶來恐慌焦慮的當下，新聞媒體如果把恐慌焦慮當成一門生意，那就是在發國難財了。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大量的疫情相關新聞鋪天蓋地，讓人很難不接收，但在防疫警戒升級期間，新聞能幫到我們什麼？有多少新聞是真正能讓我們知道該怎麼辦、又不必懷疑其真實性？ 近年來，新聞學相關研究出現一個新名詞：新聞規避（news avoidance），意指幾乎完全不聽不看新聞。由於比例逐年增加，使得已深受社群平台與搜尋引擎打擊的新聞媒體處境雪上加霜，更對民主社會的健全運作造成威脅。 這裡不是說，新聞規避者是民主社會的害蟲，而是有種種理由使得一定比例的人群不願意再接觸新聞。理由有幾種：新聞內容與我無關、理解新聞代價太高、新聞短期爆量超載、減少焦慮維持樂觀等等。 疫情快速升溫，新聞媒體本著警示與提供資訊責任，提供大量報導，但為求吸引閱聽人耳目，不免用盡各種手法，這些手法，甚至新聞的取捨與報導方向，有時反而與責任相違，變成只是求生手段，閱聽人接收之後徒增恐慌或情緒消耗，製造出更多的新聞規避者，對防疫沒有幫助，卻只助長社會的意識形態極化。 以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二○一七年的年度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為例，調查範圍的卅個國家裡，新聞規避者過半的是當時政治、經濟動盪的土耳其與希臘，比例最低的五國當中，有政經情勢穩定的日本、北歐三國，以及台灣。但即便台灣新聞規避者比例第四低，仍然有十九％；四年過去，加上疫情走高，未來比例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那麼，媒體該如何既提供大量報導與同業競爭，又不會把閱聽人嚇成新聞規避者呢？丹麥新聞學界提出建構式新聞（或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相較於調查報導批判過往錯誤成因、聚焦受害者與罪魁，建構式新聞則是著眼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以此減輕閱聽人的焦慮與疲勞。 這裡提出建構式新聞，不是提倡搞凡事只看積極面光明面的大內宣，建構式新聞也無法取代調查報導的角色；而是除了批判，也要建設，在社會重大事件中，不同的階段，新聞媒體要有不同的策略，同時在求生與社會責任間靈活應變，才不會為了求生反而嚇跑閱聽人，或被政治力左右變成規避責任轉移話題的幫兇。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最近有兩則關於太魯閣號事故的新聞工作者貼文，在同業們的臉書上流傳。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在自己的臉書上貼出太魯閣號事件現場，電子媒體一致在遺體移出時將攝影機向後轉，退出採訪區；另一位以匿名方式貼文，不斷地指出新聞工作幕後逼人嗜血的種種，不斷地道歉。   兩則貼文都意在呈現出記者工作現場的種種困難，表現出不願向嗜血重口味呈現方式屈服的意志。照理說這個方向應該相當迎合廣大網路使用者的口味，但很奇怪的是，貼文雖然在同業間廣為流傳，反應卻並不見得是支持。 「鏡頭向後轉」，等於棄守新聞現場。這就好像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耶誕休戰」的傳說一樣動人，為了更高的目標而暫時放下武器。相互競爭的媒體記者在現場放下工作，就是選擇把傳達事實的工作讓位給更高的目標，不管這個目標是什麼，也許是人性，也許是試圖建立新的新聞典範。但現場拍不拍是一回事，事後剪不剪、播不播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記者在現場必須不工作才能獲得外界對這個職業的尊重，是不是可以說：這個社會不需要記者？這樣真的OK嗎？也許這會是一個新聞系課堂上很值得討論的倫理議題。 而不斷為自己的工作道歉那則貼文，在我的臉書同業圈裡更是惹來一片訕笑。貼文內容舉出了許多工作中身不由己的狀況，然後一一為這些狀況道歉。光就一則道歉文來看，這種寫法就不行，因為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了。不過從這則貼文以及原PO後來的第二篇貼文來看，雖然內容組織破碎，仍然看得出對於新聞工作流程以及職業地位的焦慮。 儘管後續有許多爭議與值得思考的空間，兩則貼文傳達出一個現象：新聞工作者是持續反省的，也沒有忽視外界的批評，但是新聞的內容與呈現方式，是由獲利模式主導，如果受困於這樣的生態而焦慮，那麼不如選擇投身不受獲利模式影響的媒體。 新聞是很辛苦又很難獲得豐厚報酬的行業，卻又帶有理想色彩，因此願意投身的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值得尊重。不過理想的實踐有時代價是由整個社會支付，記者出錯造成的後果有時並不亞於一場災難，所以受到嚴格檢視並不奇怪。至於遇到敵視媒體無法溝通的網友，就眼不見為淨，任何回應都是多餘，把情緒與時間留給自己吧。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這兩年開始尋找podcast新聞節目，然因商業模式仍以業配為主，很難找到更新頻率高、內容豐富的，於是退而求其次，固定聽起笑聲比較不那麼刺耳、由台北市議員呱吉製作的《新資料夾》系列。 這其實是個拿新聞當娛樂的節目。當代傳播媒體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娛樂，不獨戲劇、音樂、綜藝，各種談話節目甚至新聞，都包含大量娛樂元素，甚至以娛樂為主軸，不讓閱聽人情緒跟著起伏跌宕就不算成功。 《新資料夾》系列就是專門用新聞來娛樂聽眾的節目。呱吉的助理采翎每集會準備一些網路上找來、娛樂價值很高的新聞，與呱吉一起分析當中的誇張滑稽之處。但調性如此嘻皮笑臉的節目，卻常聽到呱吉在采翎唸完一則匪夷所思的新聞後，追問這是不是假新聞？ 儘管娛樂成分高過新聞，呱吉與采翎亦非新聞工作者，但並未在真實上讓步。如果連事實確認都做不到，後面的討論分析、嬉笑怒罵就完全沒有價值。然而，現今新聞工作者卻常在不知不覺間，把自己該做的工作和責任交予社群平台。 英文學術期刊《資訊、傳播與社會》一月底刊出一篇〈合理化平台：新聞工作者讓渡權威性給推特的證據〉（Legitimating a platform:evidence of journalists’ role in transferring authority to Twitter），研究指出，新聞工作者正在把權威性轉移給社交平台。研究以二○一八年美國逾百家新聞媒體的內容語料庫為分析對象，發現新聞工作者把社群平台上的東西直接當作內容，而非待查證的新聞來源。新聞如果是一項專業，它的基礎就在於真實。真實不會自證，必須通過查證而來，之後才能據此分析、評論和提供指引。 近年常見標題帶有「網曝」、「網驚」，作者不明只寫「整理報導」、「綜合報導」之類的新聞，就是典型的直接以社群平台內容當作報導，很少花時間查證，不得不懷疑是否存有把真實性的責任推給社交平台、網友的心態。也許這類內容大量出現與媒體求生策略、分工有很大關係，從事新聞的人不屑也沒有力氣弄社群，社群編輯又看不起新聞生產端的內容與產量，於是大量沒人負責的內容，成為新聞媒體維持流量的手段。 當新聞工作者把內容核實的權力讓渡給社群平台，社群平台又基於營利模式，不能也不願強化核實責任，受害的是誰呢？媒體不可信，平台不負責，就沒有可靠的資訊來源，讓民主社會的公民能據以判斷支持什麼樣的政策，民主也就成了膝反射，平台使用者很容易被操控成自乾五、小粉紅。 當然責任不只有新聞媒體和社交平台。在人人都能夠使用社交平台傳播資訊的時代，當個不被情緒左右、為轉貼內容負責的資訊傳播者，也算是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個體能為民主社會所盡的一點心力。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名字是一個人的代表。在不同文化中，以全名稱呼一個人，是須在特定規則下才能做的事，可見姓名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小事。一群人為壽司吃到飽而改名，也就成為不獨台灣，連國外主流媒體都報導的新聞，將來也必定不會從人們的記憶中忘卻。 從符號學的觀點看，一個符號包括了符號具、符號義、指號過程（semiosis）。比方說，「玫瑰」是一個符號具，其符號義是特定的一種帶刺植物，這個把詞彙與含義連繫起來，使我們看到「玫瑰」一詞，就想到特定植物的過程，就是指號過程；指號過程可以出自本能，也可出自文化與意識形態。符號指的是這三者合組而成的系統，而符號學關注的焦點之一，即指號過程中的文化與意識形態。 多少人窮極一生，就是要在自己名字上疊加更為獨特的意義。而理應承載這麼獨特意義的名字，卻只因為要吃一頓免費壽司而改，代價與所得之間的巨大差異，顛覆了各種文化中對人名這一符號的認知，把文化與意識形態讓位給飽吃一頓鮭魚壽司，也讓許多人無法接受。 除了法律上的名字，網路時代我們還有其他的名字，有了許多給自己命名的機會。每一個應用程式、社交網站，都要我們重新起一個名字。我們在這些數位場域投入多少心力，這些名字就獲得多少意義。指號過程從實體世界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變成數位場域的另一套規則；在這個場域的名字，如果獲得豐富的意義，甚至會取代本名，成為個人代表，比方YouTuber就很少以本名行事。 然而，名字真是可隨意取代的符號嗎？雖然數位ID可能取代本名，但也不代表數位場域的名字可以隨意變換，改名必須經過認證，或有次數限制，或根本不准改。由此可知，個人身分的建立，即便在數位場域，也非可隨意取得或拋棄。 就因為名字關係到文化、意識形態、身分認同的建立，這次鮭魚事件被拿來當成數位原住民世代對傳統的反抗，要推翻現有的意識形態。坦白說，這不過是過去幾年媒體與網路博取流量屢試不爽的世代對立話題，被拿來再炒作一波，而大家不小心被帶了風向。與我同輩的中年人，許多在中學到大學就已經進入數位場域打滾，對數位ID的身分認同建立規則一樣熟悉，可見這跟世代並無關係。 為鮭魚而改名的人，大概並非真有推翻意識形態的偉大想法，不過就是想要輕狂一下，事後還會改回來；至於是否能狂得有格調，就另當別論了。當玫瑰的名字改成鮭魚，它是否還芳香？答案要看你對這件事跳腳跳多高。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目前對臉書最多的批評，是它對民主社會的負面效應：仇恨言論、假消息、極化。每當事情嚴重到被搬上美國國會聽證會檢視，臉書總會承諾要採取措施，把上述負面效應降到最低。 二○一八年揭露的劍橋分析公司醜聞中發現，臉書曾外流五千萬用戶數據，被用於操縱美國二○一六總統大選，使得臉書市值狂跌逾千億美元。 為了止血，臉書任命人工智慧工程師昆諾尼洛為「社會與人工智慧實驗室」主任，推動AI學習更公平的演算法；該小組後來與其他單位合併，改成一個滿諷刺的名字：負責的人工智慧（Responsible AI）。 之後又一場總統大選，美國發生群眾攻進國會大樓事件。臉書不是說要負起責任，對抗極端、歧視言論、防堵假新聞，怎麼除了手動禁掉川普帳號，什麼都沒改變？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十一日刊出一篇專題：臉書怎樣對傳播假消息上癮；作者凱倫．郝（Karen Hao）在長期採訪昆諾尼洛後告訴讀者：臉書的AI最愛假消息，而長年參與打造臉書AI的昆諾尼洛也拿它沒辦法。 原因其實不複雜。專題指出，由於札克柏格的中心思想就是擴張。臉書的AI學習原則是儘可能提高互動，只要會損及互動的措施都將被擱置。而假消息、極端與歧視言論最能帶來互動，因此更容易露出。昆諾尼洛的小組不是沒在做事，但重點放在去除AI偏誤，例如某些類型工作偏向朝有色人種推播，另一些工作朝白人推播；但對於分辨並降低極端言論，因為牴觸「不能損及互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無計可施。 臉書當然有用戶規範來排除不當內容，不過上文指出，這些不當內容的互動，首先必須高到被AI注意，才會在越過某條線後被禁掉，而非一開始就被壓低；而各種操作假消息的農場，常將被禁掉的內容略加改造，讓AI再從頭學起。總之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利潤歸臉書，傷害歸全民。 了解臉書AI的運作原則，應該可以了解，愈是在動態牆上熱議的話題，就會有愈多假消息、極端與歧視言論，可信度就愈要謹慎看待。不管臉書如何承諾，本質上還是以擴張用戶、提高互動為最高指導原則，而假消息與極端言論正是用戶互動的重要來源，沒有它們，臉書就少了成長動力。要減少假消息的傷害，只有靠自己，不要期待臉書。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雖然困難重重，但好不容易台灣迎來十一萬餘劑新冠疫苗，像是迎來一點希望，但緊隨著希望而來的謊言，不能不小心應對。 為了早日終結這次重大疫情，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發疫苗並投入施打。由於過去數十年醫學疫苗的各種陰謀論從未停止，此次加速上市，更讓懷疑的種子在大眾心裡生根。 美國專門報導新聞業界消息、提供新聞專業教育資訊的網站Poynter，三日刊出一則關於疫苗的事實查核。社交媒體上近日瘋傳一個名為「人類接種基金會（Vaccinate Humanity Foundation）」的影片，呈現三則內容，指英國五名護士接種疫苗後死亡、有接種證明才能工作或旅遊、拒絕接種可能被關進再教育營。 Poynter的查核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具備一點英文閱讀能力都做得到。首先就是從頻道來源查起。用頻道名稱去查，結果查不到官網；這個頻道自稱與聯合國、比爾蓋茲基金會合作，但該基金會官網的合作夥伴中，卻沒有這個單位。至於內容，用「五名英國護士」、「新冠疫苗」關鍵字查詢，發現路透已對三則消息向英國官方查核，都是假的。 那這個放假消息的基金會YouTube頻道還在嗎？在。雖然Poynter查核的影片已下架，但至少到三月八日，仍有「三名英國醫師接種莫德納疫苗後死亡」、「六名護士接種莫德納疫苗後死亡」兩支影片。內容與「五名英國護士」那則相近，只是換個地點、人數、身分。 猶記得去年此時疫情嚴峻、防疫物資不足時，假消息不斷，什麼衛生紙與口罩原料同樣會缺貨等謠言滿天飛；接著又說台灣政府對疫情蓋牌、死亡人數異常增加；去年十二月英、美開始施打疫苗，再傳出美國護士直播接種後暈倒死亡的謠言，連台灣媒體也誤信。 假消息的傳布動機，不外乎是反社會行為的吸引注意、好玩和經濟、政治兩種利益導向。一般人很難判斷這些謠言是否為有步驟、有組織的行動，但如果缺乏證據卻下這種判斷，那又成了另一種陰謀論，而陰謀論正是假消息的溫床。 希望即將到來時，一如恐懼降臨時，由於未知與期盼，人心特別容易失去原本的冷靜，想要抓住些什麼來相信。因此隨著疫苗抵台，新一波的假消息攻防定會再起。 不論是媒體或是個人，此刻面對各種消息，應保持理性判斷的能力，在報導或轉貼之前，起碼查核一下，才能將成為假消息受害者與幫凶的機會降到最低。防疫新生活，也不能只有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還應該加上「不傳假消息」。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