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俊義牧師邀我為他的新書「攏是為了愛，30則以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寫序，我非常高興，他終於將這些為我們的故鄉做出這麼多感人事蹟的「善人」編輯成冊，我深感榮幸能夠先「讀」為快，並受邀撰寫推薦序。 ​我與盧牧師的認識是透過我的同班同學林信男醫師的介紹，後來承蒙不棄，我們有幸能邀他參加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臨床倫理委員會，一晃也快二十年，他的見解、直言、據理力爭給我留下很深的印像。他在醫院以「關懷師」的身份對病人的服務備受稱讚，幾個月前我親眼見證盧牧師為我所崇拜的彭明敏教授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的用心，留下很深的印象。 ​「攏是為了愛」這本書收集了一共三十位長期為台灣貢獻良多的善人之真實故事。他們擁有各種不同背景：15位宗教師（包括基督教牧師或天主教神父、修士或修女，一位神父擁有醫師文憑）、5位醫師、3位大學教授（含一位公共衛生兼醫師）、2位護理師、1位助產師、1位藥師、3位音樂家、1位舞蹈家。其中男性20人、女性10人。 來自台灣有12 位（包括原住民 1位）、美國6位、瑞士 3位、義大利2位、法、英、匈、西、比利時、菲律賓、與日本各一人。 ​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一生都為台灣做了非常艱苦但很有意義的好事，是台灣的大恩人。我僅抄錄幾段讓我非常感動的話，讓我們大家共同回味： ​「臨別的我有一個請求，我為台灣人擺上一生，我的父親也為中國人獻上40年光陰，你肯不肯為自己的弟兄捐獻一點金錢，讓這個慈善醫院（門諾醫院）能夠繼績幫助貧困的病患？」（薄柔纜醫師） ​「付出是不求回報的，當孩子減輕病痛，即使只是一個微笑，都會讓我感到安慰。」(滿詠萱修女)。 「這些嚴苛的道德觀，對感染者而言，是比HIV病毒更具殺傷力的懲罰。」「從這位病人身上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此後絕不再問這句人們經常會問的話：『你為什麼會感染愛滋病？』改成謙虛地問說：『我可以跟你學些什麼？』」（林惠仁修女） ​「高貴的儀器固然重要，但身為一位醫生，一顆憐憫、溫柔、謙卑、吞忍的心對待病人，更重要。」（蘭大弼醫生） 「當一個人能將一生的生命活出耶穌基督愛世人的精神，致力於關懷弱勢，以及偏鄉民眾的健康，就是在回應上帝揀選他的愛。」（陳拱北教授） 「當年衛生署第一次接受這種非醫療工作者，表示給予高度肯定，而頒發『醫療奉獻獎』給丁德貞修女。當時她是一再謙辭，說自己『很不配』、『我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我是修女』。但經過大家用盡各種理由才說服她接受之後，她在領獎之時說了這樣的話：『我真的是很愛他們，我也知道他們愛我！』」 在即將寫完這篇推薦序時，我忍不住要說，盧牧師廣博群書，又是第一流的「講古仙」，是不是往後還可以再寫「攏是為了愛」的第二集、第三集，感動更多的國人，讓大家更懂得珍惜故人為我們台灣所做的努力，而效法他們，人助自助，使我們美麗的家園更美，更安全。 最後，我要謝謝盧牧師在書中的交代，「若你有機會路過台東海岸線，不妨暫停下來，去小馬天主堂後院的墓園探望這些安葬在那裡的神父們，向他們行個最敬禮，表示誠摯地謝意。」我回國後住過花蓮三年，也去過台東多次，但我下次再去台東而不去小馬天主堂拜謝這些心中有愛的善人，那我就白活了這段人生。 .  

自從彭明敏教授於四月八日在我所服務的醫院過世以來，許多對彭教授的記憶不時浮現心頭，但因為尊重病人的隱私權，使我遲遲不敢貿然寫出對他老人家的追憶。前天與醫學生的床邊教學剛好到了這病房，而選用的討論室也正好是彭教授過世前幾天我們最後討論他的醫療計畫的地方。當晚夜深人靜在書房裡對彭教授的諸多追憶一時湧上心頭，就開始把點點滴滴的記憶「據實」寫出，而最後再去除不宜公諸於世的資料。 曾代表民進黨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的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昨清晨辭世，享耆壽九十八歲。（資料照）     我第一次見到彭教授是在我台大醫學院醫科六年級在眼科門診實習時。算來這應該是1967年7月到1968年6月間的某個早上，我與另外一位同學拿起病歷，在候診室大聲呼叫「彭明敏」，一位身材修長的紳士應聲站起，看他西裝畢挺，一隻手插在口袋，另一隻手拿著正在翻閱的口袋型英文書，氣宇非凡。我們當時的慣例就是先由醫學生詢問病史，並做一些基本的眼科檢查，寫好病歷之後，再向當天眼科門診的指導老師報告病史以及我們所做的檢查結果，再請病人進來由老師檢查病人，並隨機教導學生們有關該病人的診斷與治療的知識。 當天的指導老師是張榮茂教授，是一位嚴肅寡言的老教授，但想不到我們報告完後，這位病人一走進來，張教授馬上站起來畢恭畢敬地向這位彭先生敬禮，這下子我與同學才感到事態嚴重。因為我們做結膜檢查時，兩人不知試了幾次，就是無法翻開他的上眼瞼，還開他玩笑說「你這人的眼皮怎麼生得這麼難翻！」他也十分有耐心地與我們合作，沒有絲毫生氣。張教授一開口就向他道歉說，「我們學生有眼不識泰山，聽說他們試了幾次還是翻不起教授的眼皮，讓你受苦真是對不起。」我現在還記得彭教授居然非常幽默地回應張教授，「我們家族有很多人都是醫生，但我今天才知道他們在學醫出道之前，都要這樣在病人身上實習，我今天總算是替家人學醫過程對病人所做的傷害來接受應得的報應吧。」這個輕鬆的笑話頓時使兩位教授開懷大笑，而我們也舒了一口氣。他看完離開以後，沈默寡言的張教授只簡單地說這位教授是台大政治系很有名的教授，我們生理學科的彭明聰教授就是他堂哥。 現在想來，彭教授出名的「台灣自救宣言」是發生在1964年9月，所以這時的他應該是已經出獄，但在被人跟蹤的軟禁狀態下。當時也沒想到幾十年後我們會在美國以及回台後還有許多的機緣。當時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台大醫院經常看到的就是小報小記者都會找院長室給予特權插隊，非但要優先看病，更不可能接受醫學生「實習」。但彭教授就是罕見的不濫用特權，有教養的高尚學者。 我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以及主治醫師一年之後，1979年赴美又重新開始接受住院醫師、專研醫師訓練，之後到堪薩斯大學醫院開始我的教學、看病、研究生涯，而定居於堪薩斯市。我常去堪薩斯州的曼哈頓拜訪與家人很熟，情如兄長的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已故）。記得有一次，黃教授以神秘的語氣問我想不想見見彭明敏教授。我說我非常景仰他，來美以後也看了他的《自由的滋味》以及一些有關他的報導，很想能夠見到他。我也與黃教授分享我在台大眼科實習的這段故事。黃教授告訴我彭教授就隱居在他家附近。於是我有機會見到他，而後來在不同的場合也見過幾次面。我對他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總是非常客氣，記憶力非常好。 我在1998年回國，最先是在花蓮慈濟醫學院服務。記得到花蓮還不到一個月，就有一位彭教授的友人打電話到醫學院給我，自我介紹他姓張，住在花蓮多年，是彭教授的好朋友，彭教授希望他能在花蓮照顧我，使我感動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彭教授是New Yorker（紐約客雜誌）的長年訂戶，自從我回來台灣之後，他如果發現當期有作者為醫師或內容與腦神經科學有關的題目，常會看完以後就寄給我，而且都要我留下來，不用還他。我就是因為這機緣成為Dr. Oliver Sachs（薩克斯醫師） 的愛讀者。這位知名的神經科醫師作家出生於英國，後來定居於美國，是《紐約客》雜誌作家，他好幾本暢銷書在台灣也都有中譯本問世。 我搬回台北以後，有幸與我的同事們照顧彭教授的一些醫學問題。其實彭教授並沒有神經科的疾病，所以我常與醫療團隊的同事們說，我的角色是「家屬」而不是醫師。隨著年紀，彭教授也有幾次住院，記得在他最後一次的出院時，我情不自禁地寫了email 給參與他的醫療照護的同事們這麼一封信，「今天中午送彭教授出院，在他上了吳小姐特別安排的可以坐輪椅直接上車的計程車，我在車窗外向他搖手致意，他也點頭揮別的霎那，我忍不住要謝謝諸位在這麼長的住院期間的病危下，使他奇蹟式地康復。一種說不出的以我們醫護團隊為榮的感覺油然而生，我要在此向照護他的團隊深表感激，我們有機會回報這位畢生為台灣奮鬥的先知，是我們應當引以為傲的。也敬請護理部主任幫我將此信轉給勞苦功高的護理同仁們。」 記得有一次他與我談及晚上睡覺常有惡夢而不得安寧，我曾經問過他，這是否與他早年深信基督，而今感到空虛，是否考慮再去接觸基督教。他也談及過去自己曾經試著到教堂參加禮拜，但當有熟人發現他時都十分驚喜，而紛紛轉頭看他，引起騷動，使他感到困擾，所以後來在我的同學林信男醫師與好友盧俊義牧師的幫忙下，在他家開了兩次家庭禮拜。事後，他問我是否喜歡這活動，我說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我的感受並不重要，倒是他本人的感受是我們最關心的。想不到他坦白告訴我，他很感謝林醫師與盧牧師的好意以及多位親友的參加，但他覺得這活動並沒有帶來他所希冀得到的心靈上的幫忙，也告訴我，雖然感謝大家的參與，但還是暫時就不要再繼續了。 想不到在他身體日衰，最後一次住進和信醫院時的某個清晨還不到六點時，照顧她的阿蒂打電話給我說，彭教授有事希望與我討論。他接過電話之後，告訴我他看到一個非常使他驚嚇的影像：「我看到一個很長的英文字，接著便是有一把很鋒利的大刀往我身上砸下來，我非常害怕。」彭教授在電話中顯然很激動，由於他講電話是躺著講，看起來很喘，我也聽不清楚哪個英文字，所以我問他是怎麼拼的，他說他也看不清楚，很像是 destination 或是 dissemination， 接著他氣急敗壞地說，「你能不能馬上到醫院來，我需要你的幫忙。」 我深知彭教授一向都是十分客氣，他會這麼要求一定真的急需我的幫忙，於是我告訴他我住處離開醫院很近，在這清晨交通舒暢時刻，開車十五分鐘內就會到。當我到達時，他已經下床，斜躺在病床旁的沙發上，非常高興地與我握手。幾句客套話之後，他又重複地敘述他所看到這讓他十分困惑的字。我為了想讓他放下心來，我說我在開車來醫院的路上有了一些想法。我先告訴他，我畢業後本來是想做精神科醫師，而且我對佛洛伊德《夢的解析》這本書很有興趣，曾經與另一位同行的符傳孝醫師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所以我想用「釋夢」的「發音的聯想」的方法來分析他所說的夢。想不到他第一時間就糾正我，「我不是做夢，我是看到的。」我當時的確嚇了一跳，因為彭教授一向對醫師十分客氣，但今天他顯得非常急躁。我先安撫了他幾句，希望他讓我嘗試做些詮釋。我問說，他所看到的那很長的英文字會不會是 identification，他平靜下來之後，回答我可能是。於是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台灣人最大的貢獻就是他是第一個提到台灣人需要有台灣人的「認同」，而這個字的英文的對應字就是 identification。如果他同意我的解釋的話，我接下去要解釋他所看到的刀光劍影，是因為他的勇敢提出「自救宣言」，使他由蔣介石想要「提拔的寵將」一變而為「追殺的大寇」。我問他是否同意我這般解釋他所「看到」或「夢到」的影像。他閉起眼睛思索片刻，接著慢慢睜開眼睛對我說，「我想你的解釋可能最貼近我所感受到的。」接著，他拉著我的手，問我一句，「我知道你不是基督教徒，那你能告訴我你信什麼教？你是無神論者嗎？」 我很誠懇地告訴他，我沒有宗教，但我不是無神論者。我說英文的「無神論」是 atheism，是否定神的存在，但我不是「無神論者」（atheist），對我而言，「來世」、「神」的存在，我還在追尋答案，到目前我還是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英文稱之 agnosticism 「不可知論」。接著我告訴他過去我在美國時，曾經因為一對好鄰居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說服了我與內人，與他們上過幾次教堂，最後我們還是覺得無法認同，而不再繼續這方面的追求。我在1998年回國後最初在慈濟醫學院服務時，也曾有一段時間非常想多認識佛教，但也在各種努力之後，還是不得其門而入。我坦然告訴彭教授我非常羨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親友，但我到目前還是「不可知論者」。 彭教授說，「這樣說來我想我也是『不可知論者』吧！」他很誠懇地告訴我，他因為從小生長於基督教的家庭，他知道基督教可以幫忙他得到心靈的安寧，但他除非想透了他真的相信這宗教，他不能，也不願意為了要「利用」而皈依基督教。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這話時的深邃堅定的眼神，我對他的「高尚情操」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盧牧師告訴我彭教授自稱他是罪人，並希望盧牧師能替他安排洗禮，我心中替他高興，因為他真的找到了上帝。我也在此補上一句我非常尊敬的學長同事加註的一句話：「彭教授在長期為他的理想奮鬥過程中，也有不少親友受難。在人生最後階段，人們常會回顧一生：他有遺愛世人的奉獻（legacy），也有所感恩，但也有所懺悔。他最後能找到上帝，可以說是一個圓滿的句點。」 幾個星期之後，四月八日早上我到醫院才獲悉他在當天清晨深睡中安詳地過世。我趕到病房時，盧牧師已經在現場，而他們已把他的遺體蓋上了繡有十字架的聖毯。我非常感激他們揭開了聖毯，讓我看到他安詳的遺容，有機會向他鞠躬敬禮，同時我也對盧牧師這位可敬的好友道聲謝謝。我也對隨伺身旁無時不在的阿蒂致上最深的謝意。這位來自印尼的看護這段期間日夜照顧彭教授不遺餘力，此時正值她們回教徒的齋月，特別辛苦，這幾個月也真辛苦了她。 最後我特別在此謝謝吳慧蘭這位彭教授已退休多年的秘書，她真的是所謂的「退而不休」的忠實夥伴，她的細心、關懷以及多次聰慧的決定都使彭教授轉危為安。當然我要對我們醫院的醫師、護理師與其他同仁致上真誠的感謝，因為大家的努力，他平安地走完他的精彩人生。 （作者為醫師）

◎ 韓良誠、楊敏盛、温啟邦、賴其萬 以偏鄉缺醫師為藉口，三所大學獲准設立招收公費生，在沒有調查研究分析報告，沒有公聽會之前，就貿然上市，已引發醫學界爭議，據說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已嚴肅討論過，不久或許會發表不贊同的聲明。 日前有位四十七年前走過公費生的胡涵婷醫師，投書現身說法，公費機會扭轉了她的人生，但短期下鄉服務卻像是蜻蜓點水，次專科高科技訓練，完全派不上用場，兩年服務期限一到，就轉回教學醫院深造。她自責說佔了政府與納稅人的便宜，希望政府不要一錯再錯。這個公費生制度有似雙盲的社會實驗，能否物超所值，三所大學都振振有詞、畫餅充飢，說醫學加工程如虎添翼。如今胡醫師以自身經驗替我們解盲了，她結論說「對提升偏鄉醫療品質，公費生（擁有高科技醫學）毫無任何貢獻」，一語道破，教育諸公，聽進去了嗎？     要能使公費生在偏鄉牢牢扎根，需要多重配套，在「選材」與「養成」就要與一般醫學生有不同的考量，而學校與老師更要有特殊責任。選才要優先考慮出身偏鄉或具有來自有服務熱忱的傳統家庭特質，學校或政府要定期輪流在偏鄉地區舉辦精心設計的醫學營，讓來自不同學校的公費生，接觸到醫療資源匱乏而健康又欠佳的鄉鎮居民，有機會彼此切磋琢磨，更要把觀察到的問題拿回學校，當面請老師指導或由學校投入解決，呼籲社會共同支援。學校應藉著訓練公費生的機會認養偏鄉，與公費生共同努力，承擔減少貧富不均、提升偏鄉健康的責任。 本來台灣設立醫學院，都要先有教學醫院，才能支援偏鄉，提供公費生的榜樣，如今倉促成軍的後醫系，均沒有教學醫院，如何找到有人文素養、具診察問診老練經驗、願意耐心傾聽的師資？公費生教育不缺高科技工程知識，缺的是能視病如親，具民胞物與仁心仁術的模範榜樣老師。有嗎？「醫學科學家」與偏鄉醫療，是兩個幾乎不相干的領域，胡醫師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難怪林逸民理事長的投書，劈頭就說「勿拿偏鄉醫療需求，作為開巧門的藉口」。 公費生制度不成功，過去常怪公費生變心，其實，「沒有不是的學生，只有不適的老師」「拿到寶貴名額的學校，卻沒用心塑造好環境」。這次請大學認真「認養偏鄉」，懷著人溺己溺之心，提供公費生落實服務的後援環境，由全體社會追蹤公評學校應負的道義責任。以這三所在社會的高聲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作者分別為台南韓內科院長、桃園敏盛綜合醫院總裁、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神經內科教授）

一百年前(1921.10.17)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是一群知識份子跳出「獨善其身」的窠臼，毅然負起啟發大眾改造社會的神聖使命，他們踏出學校、醫院、辦公室，走上街頭，以教育大眾、啟發民智為己任，展開轟動台灣的啟蒙運動。 幾天前我有機會參加在高雄舉行的「台灣醫學史學會」與「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在高雄合辦的「台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研討會」，聆聽內容豐富的「台灣文協時代之醫學教育精神」、「從文協時代之工運、談職業病醫學與專業發展」、「台灣文協時代之醫界人物」，心中有無限的感動。 想不到在趕往高鐵站的計程車上，一位非常健談的司機不知怎地談起他對於上次「高雄選錯了市長」的感慨，由「如果現在是那位Ｈ市長在位的話，現在高雄市的疫情不知道會是怎麼亂」。他舉了許多Ｈ市長令人失望的地方，尤其是上任不久，就跑去選總統。他說幸虧台灣的人民眼睛雪亮，讓Ｈ先生大輸，否則嚴峻的武漢肺炎以及最近的國際險惡形勢，台灣可能已不堪設想。 緊接著，他說他非常擔心，現在有一群人想濫用民主制度，發動罷免一位做得很好的民意代表，而某一個黨新選出來的主席，竟然傾全黨之力，想拔除這位問政勤勞，為民口舌的好立員。他說如果這位陳委員不幸落馬的話，這席次將又被世襲的「宮廟文化」所掌握。但他深信以台灣人的智慧，這是不會發生的。 到了高鐵站，這位沿路「政見發表」的司機先生很客氣地說，他沒有上大學，但他非常關心台灣的政治，希望我不介意他講了那麼多話。我坦白告訴他，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其實有沒有上大學並不是那麼重要，我非常羨慕他的職業，使他接觸到社會的脈動。 上了高鐵，我不覺想到，如果蔣渭水先生今天聽到這位司機先生所說的這一番話，他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但如果兩天後，萬一這種政黨運作的罷免得逞，導致劣幣逐良幣的話，我真不知道台灣的民主是幸還是不幸。 但如果這位司機說對了，以台灣選民的智慧，我們沒有看到「惡罷陳柏惟」真的發生。我會很想向蔣渭水前輩說一聲，現在的台灣人已經脫胎換骨，您一百年前的「臨床講義」，對名字叫「台灣」的病人所下的診斷「智識營養不良症」已經治癒了！ （作者為醫師） 顏家、3Q比一比 ◎ 陳俊光 顏家父子相繼壟斷台中當地區域立委席次近二十年，是推動刪Ｑ的主力，也是最可能因此得利、重獲席次的家族。考慮是否支持罷免，當然是要考慮後果。 陳柏惟與顏家的不同，是本質上的不同。一邊是被造謠或年少往事，一邊是當立委還花兩千萬稅金喝花酒（還企圖修法除罪）的巨鱷。一是抗中保台守護民主的急先鋒，一是配合中國侵略野心的在地協力者。一是立法院出席率百分百、努力爭取在地產業發展與教育資源的優秀委員，一是出席率與質詢數都很低、卻坐視黑道擄人勒贖的不及格委員。這是善與惡、民主與獨裁的對比。 筆者自知台灣基進不完美，黨員各有缺點，但我們不曾背叛台灣，黨員有重大過失也都被嚴厲處分。絕不像無恥發動刪Ｑ的國民黨：過去屠殺台灣人民、打壓台灣民主；近年也屢與中國獨裁者唱和、還讓涉及殺警案的政客擔任地方黨部主委。 網友說：陳柏惟當選立委，代表沒有資源的年輕人，只要願意努力，就有機會得到支持而嶄露頭角。筆者要補充：如果陳柏惟被罷免下台，就代表：即使年輕人努力取得實現理想的機會，只要得罪前科累累的家族派系，努力的成果都可能被剝奪。有人希望自家子弟被這樣對待嗎？ 懇請台中鄉親不要為了人情或賭金亂投票，因為：刪Ｑ會讓台灣更容易被中國併吞、會讓惡質派系繼續霸占政治權力，也會因此葬送孩子的未來。 （作者為醫師，台灣基進中評委）

  在最需要全國上下一心、共同努力通過目前新冠肺炎最嚴峻的考驗時，想不到各界議論紛紛，報紙、電視、廣播、網路，對政府充斥負面批評，中央指揮中心與防疫醫護團隊一年多來日以繼夜的努力，突然間好像再也沒人感激，讓人對於台灣社會何時變得這般冷漠殘酷感到震驚。 許多「事後諸葛」的名嘴名筆，爭相批評政府的政策錯誤。有些政治人物趁機提出驚悚的數據、政策，試圖達到「推卸責任」、「政治作秀」的目的。 最使我忍無可忍的是，有些紅色媒體不僅繼續「逢蔡必反」的偏頗立場，還公然「歪曲事實」，甚至傳播「假消息」、「為匪宣傳」。我忍不住想問一聲：因為台灣有民主自由，你才能暢所欲言地說三道四，請問在你心儀的「祖國」，有可能讓你這樣嗎？你真的會比較喜歡那樣的政府嗎？ 有些人罵政府應該把錢用在購買疫苗，但好像不能體諒政府不是找不到錢買疫苗，而是在購買疫苗時，處處碰到有「大國」阻擋，連我們的疫苗運送都要想盡辦法才能安全送達。當有人對政府的再三解釋充耳不聞，還大聲疾呼政府應該把紓困補助的預算挪為購買疫苗，我不覺悚然而驚，為什麼他們一味地為難政府，製造國內不安，這不是「通匪」，那什麼才是「通匪」？ 我永遠難忘的是幾年前在忠孝新生站前一對來自澳洲的母女對我說的話：台灣應該覺得驕傲的是，你們擁有世界上最棒的人民。我們環遊世界，從沒有看到在台灣所看到的奇蹟。我們幾次站在路旁查看地圖不到兩、三分鐘，就有人主動問我：「你需要幫忙嗎？」這個令我與有榮焉的讚賞言猶在耳，但怎麼今天會有這麼多同胞變成這樣窮凶惡極的猙獰面孔？ 在這風雨交加、國難當前的關頭，容我說幾句話：希望大家少罵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多給勞苦功高的防疫醫療人員應得的讚賞。讓我們團結合作，希望政府能提高中央與地方防疫單位及各級醫院的協調，嚴懲明知故犯不配合防疫措施的冥頑之徒與政治操作者，並且全民踴躍接受疫苗接種。我們要有信心，台灣曾以事實證明過，我們的抗疫團隊一度是全世界對抗新冠肺炎最成功的優等生，台灣一定會以我們優良的團隊與經驗，再度戰勝這場疫戰，浴火重生。 我在此誠懇地呼籲國人，請不要再做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對不起台灣的事！ （作者為醫師）

我是神經內科醫師，門診看到的病人年紀偏高，且殘障病人也不少，因此常有機會接觸到陪伴病人就診的外籍看護，而見證到不少病人與家屬對幫忙他們的外籍看護有欠尊重。 （資料照）   當我問病人在家中的情況時，家屬常答非所問或語焉不詳，但當我把眼睛轉向日夜照顧病人的外籍看護時，她們常會先看看家屬的眼色，才怯生生地回答，而她們所提供的訊息，常幫我找到問題的所在，因為他們是真正夜以繼日照顧病人的關鍵人物，然而很遺憾地，她們似乎並沒有得到家人甚至病人的尊重。 我一直認為醫護專業人員能幫忙這些老年或失能的病人實在有限，而真正能影響病人的生活品質是這些在家廿四小時隨侍身旁的外籍看護。有時，我忍不住會在病人離開診間時，當著家人面前對這些勞苦功高的看護說一聲，「謝謝你的用心照顧，他現在看來比上次好多了。」 很可惜有時因為語言的隔閡，她們無法真正理解我所說的話，不過由我的眼神與笑容，她們也都展現驚喜。 我的好友音樂家曾道雄教授在我們共同發起的電子報「醫病平台」，幾年前曾以「赤道那邊來的天使」撰文分享他如何感激來自印尼的外籍看護帶給他家人的幫忙，同時也揭發有些國人對外籍看護非但沒有給予應得的尊重，反倒做出一些不人道的虐待，而發出正義的怒吼。他最近與我分享這位外籍看護已經期滿離台，回到故鄉與相戀多年的情人結婚生子，並因為在台灣辛苦工作的儲蓄，而現在擁有自己的房子，並幫忙弟弟完成學業，擁有非常幸福的人生。 這使我不覺想起大學時代，一位留學台灣的美國人曾以「狄仁華」的筆名，在中央日報副刊以「人情味與公德心」為題，發表一篇針砭台灣社會的文章，當時曾經引起台灣社會深切自省，甚至在大學校園引起軒然大波。曾幾何時台灣社會已有長足進步，並贏得「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的雅譽，但如果這種民風的改進，能不只是對來台觀光的外籍人士，也能進而影響家有外籍看護的台灣人，我們才能對外國人對我們的稱讚當之無愧。 印度聖雄甘地曾說：「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端看其對待社會最弱勢者的態度而定。」我想以這句話來激勵國人尊重、善待照顧我們家人的外籍看護，因為她們的付出，我們才能放心外出工作、求學、旅行。 （作者為醫師）

日前在電視上看到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教授發表他對一位年輕醫師罹患武漢肺炎的看法。他認為這醫師行為可議，「假如我是院長，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開除」。我當時的直覺是現在正是急需醫療團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全國人民通力合作的時刻，怎麼會這般白目地發表如此偏激看法。 這兩天來報紙、電視也陸續提到來自官方與民間對他的不以為然，但他仍毫無歉意，還以「陳建仁、李遠哲做過插管嗎？」回應，真是令人痛心。媒體還繼續引述他「沒有按照防疫SOP行事」、「後續出現症狀沒有警覺心」、「未立即通報，反而返家、逛商場、又回到工作點」等說詞。但仔細想想，楊教授雖為公共衛生知名學者，曾經高居全國衛生保健的領頭羊，但他應該是沒有感染醫學科的背景，更不可能當天有參與這位受到感染的醫師治療病人的現場，但他卻在「人」、「時」、「地」都無法比真正在該醫院的醫療團隊更清楚的情況下，以「事後諸葛」的身分下指導棋。我不相信楊教授說這些話時，他真的仔細看過「防疫SOP」？武漢肺炎的初期症狀真的都那麼容易診斷？這位醫師真的故意延誤就醫、四處遊蕩嗎？ 我在美國教學醫院工作廿三年後，一九九八年回到台灣，今年又正好是另一個廿三年。我的確在初返國門時，感受到不少台灣不理想的問題，但多年實際參與台灣的醫學教育、醫學院評鑑，以及衛生署（今日的衛福部）、教育部的工作，我開始注意到目前台灣日漸緊張的醫病關係，已嚴重影響到醫療團隊的士氣！尤其這幾年由醫學生口中得知醫病關係緊張已衝擊到年輕醫師，而更讓我擔心的是這種氛圍影響到許多有能力有愛心有理想的年輕人，對這個過去被認為是可以救人，又可以有理想收入與社會肯定的好職業，已經因為社會的「仇醫心態」而卻步。因此我對任何助長這種心態的不實言論深惡痛絕。 我誠懇地希望楊教授能夠虛心自我檢討，作一番澄清。我深信，一位學術地位崇高的學者應該不會因為過去的幾句話而身敗名裂，但如果他能體會全國防疫團隊一年多來的辛勞，並以「同理心」去了解這位年輕醫師的處境，願意做一番說明與道歉，鼓勵醫護士氣，相信他會得到更大的尊敬。 （作者為醫師）

最近看到美國總統大選，因為「通訊選舉」引起許多疑點，不覺想起這次台灣總統選舉之前，也有人想推動這種選舉方式，幸虧當時因為考量各種可能的問題，沒有貿然採用。如果當時通過這個台灣完全沒有經驗的選舉方法，加上中國政府很可能「鼓勵」台商，用「通訊選舉」顛覆了我們正常而且行之有年的民主選舉辦法。如果韓國瑜因此而當選總統，大陸遊客勢必在中國政府鼓勵下，大批湧入台灣，兌現韓國瑜選舉時所承諾的「錢進來」，而武漢肺炎勢必隨之排山倒海蜂擁而入，今天台灣將會是什麼光景…。 回顧衛福部疾管署當初機警地發現中國大陸武漢不尋常的疫情時，台灣政府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由過去SARS的慘痛經驗，深知中國疫情通報的不實，斷然由疾管署在一月二十日宣布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加強機場海關檢疫，阻絕病毒於境外，以及發動各級醫療院所防疫措施，動員感染專科、隔離加護病房醫護人員不眠不休的努力，並由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親自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每日不辭辛勞，在電視上對大眾進行透明化的國內疫情報告以及全球的疫情數據，並宣導全民戴口罩以及其他防疫的公共衛生知識，才有今日台灣令人讚嘆的防疫成果。 上週六我接到一位在加拿大定居多年的醫師前輩用電子郵件寄來一個影片，許多美加白人以及少數亞裔的年輕男女，以流利的中文，以及幾位中老年白人以英文，道出他們對台灣在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成功以及Taiwan Can Help的由衷讚賞與感謝。隔天在國家音樂廳聆聽「馬友友與凱瑟琳的大地之歌」演奏會時，看到馬友友翹起雙手大拇指，用流利的中文盛讚台灣成功的抗疫成果，讓我打從心裡以台灣為榮。 馬友友北流登場     「武漢肺炎」在台灣驗證了「危機就是轉機」，選舉前雖然中國假消息充斥媒體、激情韓粉聲勢浩大，但台灣人還是在最重要的時刻做出正確決定，讓真正有能力治國的候選人以絕大多數的選票脫穎而出。 這使我想起ＡＩＴ前處長司徒文所說：「台灣人民需要改變對自己國家沒自信的態度，他們必須更了解台灣在國際上的非凡成就和地位，台灣人應對自己國家更有信心。」 （作者為醫師）

  前幾天剛走進捷運站的男性洗手間，就聽到一位氣急敗壞的女性清潔人員發飆，「你看，怎麼有這種人，小便故意撒得滿地，讓我們打掃的人真是做不下去！」正不知該如何回應時，一位洗完手正要走出洗手間的文質彬彬的老人，慢條斯理地笑著對她說，「妳們女人沒有攝護腺，蹲著尿尿，根本不知道男人站著撒尿，要對準小便池會有多大困難。尤其上了年紀的男人，攝護腺大起來，十之八九都會有問題的，怎麼能怪我們故意亂撒尿呢？」 這突然使我想起，英年早逝的精神科李宇宙醫師曾在一次醫學人文的講習會，建議年輕醫學生與醫生要多讀以老人為對象的文章，以增加對老年病人的了解。他提起一部小說，描述一對老夫妻經常吵架，因為丈夫小便時常撒到馬桶外，而老太太這把年紀，還要跪下來擦廁所地板。李醫師說，如果你們讀到老先生面對老太太對其故意、不體貼的指控感到委屈、憤怒，你們就有機會了解老年病人的無奈。許多認為易如反掌的「小事」，對老年的病人來說可能很困難，唯有透過文學家細膩的觀察與生動的文筆，才能使年輕醫療人員了解老年的病人。而這也正是我們在醫學教育中，一直希望加強醫學生的同理心，尤其在碰到病人或家屬不合理反應時，能「將心比心」，才能了解問題而能心平氣和地照顧病人。 親自見證到一位溫文儒雅的老先生，以幽默口吻化解尷尬局面，使得暴怒失態的清潔人員頓時轉而羞慚道歉，在捷運站的洗手間上了這一堂非常精彩的修身課，同時也領悟到這種同理心的培養，不僅要對醫學生或醫生單方面教育，應該是全台灣社會從上到下都需加強的「教養」。如果大家都能反躬自問︰「對方為什麼會這樣想、這樣做呢？」「如果是我在他的位子，我會這樣想、這樣做嗎？」台灣社會一定可以更祥和。 （作者是醫師）

每年政府公布的國民平均壽命相信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義，今年因為這數字非常接近自己的年齡而特別留下印象，同時也使我聯想到一些人、事。 國人平均壽命表     一、我非常景仰的老師，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教授：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李教授帶領一群台大醫學院師生，在學校發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靜坐示威。當時我還定居美國，聽到這件事，大家都深受感動。幾年後他到堪薩斯大學演講，當晚同鄉會安排大家聆聽他到土城看守所探問被捕的學生李應元，而意識到刑法一百條的不合理之後所做的種種勇敢作為。感動之餘，我忍不住問了一個一直困惑很久的問題：「學生時代我們都知道老師熱中研究、教學，但從來沒想到老師會對政治如此投入。不知老師可否與我們分享你的心路歷程？」想不到李教授的回答竟是如此誠懇坦率：「當我過七十五歲生日時，我發現自己已達到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而頓悟再下去的生命是多出來的，所以我告訴自己，從今以後，我要做我過去因為怕死，不敢做但應該做的事。」這句話深深撼動了人心，到今天我還記得許多聽眾熱淚盈眶的場景。 二、這幾十年來國民平均壽命所呈現的城鄉差距仍未見改善：今年最高的台北市與最低的台東縣仍然相差七．五歲之多。這使我想起台東大學師範學院曾世杰院長在去年十月與一位於台東服務多年的醫師在「醫病平台」分別發表了他們在台東所見證的醫療照護水準、醫療設備、醫師待遇與進修機會比西岸的顯著差別，當時衛福部長官也即時提出回應，希望這多年沉痾可以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努力下看到進步。 三、國民壽命的「量」固然重要，生命的「質」更值得注意：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如何讓老人活得有尊嚴，而不只是壽命的延長。容我在此套用「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推手前立委楊玉欣所做的呼籲：共同為這亞洲第一部守護善終的法律建構更為深刻細緻的內涵，讓「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的精神流淌於每個生命之中。善終不是夢，此刻更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關注與行動！ 想不到一則「國人更長壽了」的頭條新聞，竟促成了如許的聯想與呼籲。 （作者為醫師）

我在美國行醫、教學一段長時間之後，於一九九八年回國服務。在返台定居的這廿多年，讓我最感興奮的就是幾天前的大選結果，在這歡樂的時刻，以即將年滿七十六的老人，對年輕人表達最大的敬意。 回國這幾年我見證過不少台灣選舉或政治活動的興奮片刻，諸如二○○四年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一場高達二○○萬人參與的群眾運動「二二八牽手護台灣」、以及多次與政治有關的新書發表會或演講會。但我注意到與會的大多是我們這些耄耋耆老，而不時感嘆我們的年輕人在哪裡？他們對政治的冷漠使我不覺擔心台灣的前途。 二○一三年洪仲丘事件引起的大遊行，是我第一次看到台灣有那麼多的年輕男女關心台灣的政治。但當時我還以為這是因為這事件與年輕人服役的人身安全直接有關，所以還沒有真正感受到年輕人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 直到二○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才使我感受到台灣年輕人的潛力。記得當我三月出國開會回到台灣，才獲知台灣立法院裡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學生運動。一位我曾經教過的年輕醫生以電子信函告訴我，他們一共有五十位醫療人員，主動響應「反服貿」學運，而進駐立法院，以保護在這又濕又冷的天氣裡，可能有人需要醫療人員的服務。而且他們擔心萬一政府動用軍警暴力鎮壓學生時，他們將一起披上白袍站在第一排，相信再蠻橫的政府，也不敢無視身穿白袍手無寸鐵的醫療專業人員。 從電視我看到學生領袖對當時的行政院江宜樺院長氣定神寧條理分明地表達他們的心聲，我忍不住自問，如果時光倒轉，我們會有這種膽識挺身而出嗎？一時激動，我在「民報」發表了「誰說他們是草莓族？」的一篇文章，公開向他們致敬。這些年輕人所展現的勇氣、組織力、井然有序的善後策劃，在在給海內外留下很深的印象。 這次的大選我們再度見證了台灣年輕人的力量，而當年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林飛帆先生也已學成歸國，加入民進黨的行列。這種傳承的力量使我看到了台灣光明的前途。 有你們這群可敬的年輕人，我們老人可以放心了。 （作者為醫師）

  週二一早像往常一樣開車上班，突然驚覺路上人車稀落，平常堵車需要二十分鐘以上的車程，昨天十分鐘就到了醫院。這才想起二二八是國定假日，大部分人都在家休息或出外旅遊。也想到前些日子還看到有家招徠生意的旅遊業，竟然以「慶祝」二二八連假，推出幾種旅遊方案兜售，這種白目到極點的廣告對那些二二八無辜犧牲者的家屬，真是情何以堪。也使我忍不住要問一聲「有人不知道二二八為什麼放假嗎？」 二二八發生時我只有三歲，並沒有什麼記憶，但每次看到或聽到犧牲者的家屬所撰寫或口述的遭遇時，我總會想起中學的一位同學。他從來不願意提到已過世多年的父親，當時我還以為他父親可能是見不得人的江洋大盜，直到後來才間接聽到，他父親就是二二八的犧牲者。之前透過彭文正、李晶玉伉儷主持的「政經看民視」，聆聽兩百多位台灣菁英慘遭殺戮的歷史，並由幾位死者家屬談起他們所經歷的人間悲劇，才知道讓他們心靈受創的是，當時風聲鶴唳，親朋好友深恐受到牽連，而對受難者家屬拒之千里，令人聞之心酸落淚。 其實這些遇害的台灣菁英，絕大多數是手無寸鐵的學者、律師與醫師，他們之所以不容於當道，是因為他們曾經抒發正義之聲，挑戰不合理的政策，而得罪貪官污吏，而許多醫界人士大多由於照顧病人而得到當地人士的感激愛戴，成為地方領袖。當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幾年來的腐敗無能，積怨已深，因此一觸即發而引起各地抗暴行為。想不到國民黨政府竟因此而殘害忠良，濫殺無辜，使台灣菁英人才殆盡，而使台灣人多年來對政治噤若寒蟬，嚴重延誤台灣的民主化。 在這國殤之日，希望大家能夠以沉痛的心情，正視事件發生的始末，我們要呼籲，加害者沒有權力要求受害者不要追究責任，我們只有在了解真相處理元兇，才能避免悲劇重演，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轉型正義。 （作者為醫師，台北市民）

  我在二○○二至二○一二年間任職於教育部醫教會，歷經幾位部長，而杜正勝院士是唯一做滿四年（二○○四─二○○八），也是最有作為、最有擔當的部長，但他卻因此而飽受立場偏頗的藍營立委與媒體百般羞辱與醜化。 前幾天聆聽杜前部長「教育部四年經驗談」的演講，他闡述部長任內施政四大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台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心中深受感動。聽完演講後，忍不住起立向杜部長致謝，他當年在教育部主政時，透過顧問室研究計畫，促使醫學教育注重人文、法律與倫理教育，推動醫學人文師資培育、發展教學計畫，以及成立醫學人文核心團隊，而對台灣醫學教育有深遠的影響。 這幾天我想起當年在立法院，目睹兩位兄妹立委以一些與教育無關的事實羞辱杜部長，以及媒體將他挖鼻孔、打瞌睡的照片登上顯目的版面百般調侃，心中仍感到無比的難受。記得當時有位朋友笑說，教育部怎麼會選這種人當部長，使我忍不住問他：「你難道開會中從來沒有摸過鼻子，或打過瞌睡嗎？」當一群人刻意要醜化部長，整天鏡頭對準他，才有可能抓到這種瞬間的鏡頭。這分明是因為杜部長的政策讓一群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恨之入骨，不除之不為快，才會如此不擇手段地羞辱他。但我也深信杜部長十年前堅持台灣主體性的教育主軸播下了種子，才會有最近台灣年輕人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發起太陽花學運及反黑箱課綱運動。 我認為杜部長身為歷史學者，並不會因為當時這些政客、媒體的無理誹謗，而動搖自己的期許，因為他知道歷史總有一天會還他公道。如今當年無所不用其極地污衊他的幾位立委與報紙照片早就灰飛煙滅，但我還是要在此為杜部長擊鼓鳴冤，因為過去這些不公不義的人身攻擊所造成的形象傷害，使得台灣社會還欠這位任勞任怨為台灣奮鬥的教育部長應得的尊敬與感謝。 （作者為前教育部醫教會執行秘書、常委）

 上星期六彰化基督教醫院舉辦蘭大弼醫師百年冥壽紀念會，邀請幾位蘭醫生的朋友，分享對蘭醫生的追憶，同時也邀情蘭醫生的家人回台參加盛典。我在演講中分享二○○九年九月最後一次拜訪蘭醫生的照片，而幾星期之後，他被發現跌倒在地，送醫後幾個月內病況逐漸惡化而過世。中午聚餐時，蘭醫生的長子唐納告訴我一個從沒聽過的感人故事。他說蘭醫生是在上樓梯時跌下來，當時因為髖關節骨折，非常痛也無法站起來，而幸有訪客發現，才將他送醫。後來唐納回家整理東西時，才注意到在父親跌倒的牆角有一個用刀片刮出的幾個字，「請你把這本書歸還給…」，但後面的名字很顯然父親已無力寫清楚。想來這位獨居老人跌倒在地呼天不應時，他還惦念著手上拿的書，一定要記得還人家。唐納說，「醫生最重要的不就是良心嗎？我父親終其一生所做的事，就是秉持醫生的良心。」聽完他的故事，就想到最近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蘇清泉立委非常不對的示範，正與醫者應有的「良心」大相違背。他為了政治操作居然不分青紅皂白，就公然控訴台北市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在十幾年前於醫學雜誌所發表的器官移植論文為「強摘器官」。這件模糊真相的政治控訴深深影響到台灣醫病之間的互信，而對台灣這幾年來辛辛苦苦推動器官捐贈的醫療團隊所做的努力有莫大的打擊，更使台灣這麼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的希望變得更遙不可及。我們常說，「不對的制度比貪污還可怕」，但是十六年前回國以來，我在台灣從事醫學教育工作常會感到，台灣今天最需要的是「身教」，而不只是課堂上的「言教」，而「不好的表率」對醫學生與醫生的學習最具殺傷力。今天社會瀰漫不公不義之事，造成社會是非不明，而身為全國醫界領頭羊的蘇理事長，卻屢次在各種不同場合發表對不起良心的爭議性言論。今天，蘭大弼醫師的兒子親口告訴我的故事使我頓悟，為了台灣的醫學教育、醫界形象，以及社會大眾的健康福祉，我誠摯地向社會大眾與醫界同仁呼籲，我們絕對不能再容許這種身披白袍的政客，繼續以政治操作凌駕醫界良心。（作者為醫師，前教育部醫教會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