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無視周邊國家的存在，仍在人造島礁建軍用機場和飛彈基地，企圖霸佔周邊海域和海底資源。圖為2015年12月15日BBC所發布影片，記者搭機飛到美濟礁上空受到中國海軍發出警告信息。擷自BBC影片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大家認為中共應該會很高興，因為川普對中共的強硬政策，會因拜登上台而被改變，美國人也期待中共對美的態度會變得比較友善才對。世界和平前景一片光明，王子和公主從此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本是與人為善，禮尚往來，人之常情嘛！可是比較川普在位時，中共對美低聲下氣，不得不屈服的情況，拜登上台不到幾天，中共對美的態度反而變得更加蠻橫強硬，對台灣更是張牙舞爪，這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根本就不把美國新政府的善意當一回事。 英國張伯倫首相主張對德國納粹採取忍讓的綏靖政策，反而鼓勵了希特勒大步邁向侵略戰爭，最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不是邱吉爾和英國人一致採取堅強的抗德政策，以及美國參戰，英國差一點就要被德國征服。看今天中共政權的表現，和當年納粹德國，非常相似。德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被非常鉅額的戰爭賠款壓得喘不過氣。挾帶著仇恨的心理，和復興德國的願望，希特勒納粹利用這股氣，一步一步將德國推向戰爭，而德國人在納粹宣傳術的洗腦之下，也一步一步跟著走向亡國之路，毫無警覺。中國1900年蒙受八國聯軍的國恥，至今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年。雖然國恥未雪，國難未靖。但是現代化世界對國家之間的戰爭，不把仇恨延續到一百年之後的子孫，是比較聰明而符合現實的國際關係。但是中國似乎還沒有現代化，而且也還不能理解這種地球村的智慧。中共的大內宣，仍然在鼓動一種仇外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強國夢。中國人民不能享受自由民主，甚且導致思想的僵化和倒退。而最大的災難，或許就是像納粹德國一樣，一步一步走向戰爭和亡國之路。 中共行徑比德國納粹更野蠻 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採取的種族稀釋和集中營的設立（等同於軟性種族滅絕），和納粹德國當年對猶太和少數民族犯下國際公法GENOCIDE種族滅絕罪是一樣的罪行。對西藏也一樣採行種族稀釋，破壞西藏故有文化宗教信仰，等同種族和文化滅絕。就算中國土生土長，主張真善忍的法輪功氣功修練者，也加以抓捕關押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出售。這是比納粹德國更加野蠻的做法。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的食人族！ 存在於二十一世紀，以擁有五千年的文化自傲的中國，中共政權的表現，不但是違反人類進化的法則，其窮兵黷武充滿仇外宣傳的做法，可能正在將中國人民推入戰爭中一起毀滅而不自知。不要說五千年，連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都已經在中國絕跡了。我要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你們的聖人在哪裡？ 中國要復興、要崛起，沒有人會反對，也沒有人有權力去阻擋。中共說，太平洋夠大，足夠容納中美兩國，這是無視眾多周邊國家存在的霸權姿態。也是無視國際關係和規則的愚蠢。國際法庭裁決無人島礁不屬於中國。中共仍然在人造島礁建軍用機場和飛彈基地，企圖霸佔周邊海域和海底資源；頻頻出動軍機侵入台灣領空，威脅台灣安全；動不動就喊血洗台灣、武統、和統、智統；中共如果以這種方式崛起，就是在玩著一個新納粹的危險遊戲。中國人民應該要有所警惕起來自救。而存有幼稚綏靖主義的美國新政府，更應該早日警醒，切勿重蹈張伯倫的覆轍，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今天的中共，是比納粹更野蠻、野心更大、更不可預測的敵人。如果對這一點沒有警覺，那麼美國新政府也可能被這個充滿仇恨的新納粹，一步一步拖進危險的戰爭遊戲中而不自知。 中國動不動就喊血洗台灣、武統、和統、智統；中共如果以這種方式崛起，就是在玩著一個新納粹的危險遊戲。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中共政協機關報，最近出了一篇內參文件，內容說，台灣已經變成全球反華的中心，而且台灣的地位在國際上日漸上升，「已獨不回」已成趨勢，所以，併吞台灣腳步不能再等。 2021年1月5日宣判，中國第一貪腐賴小民死刑，他貪80億人民幣，養百位情婦，1月29日被執行死刑。圖／擷自新華網，中國天津二中院提供   政協文件暴露野心 這篇內部文件當然是呼應環球紅媒近日來的武統恐嚇，環球被稱為中共鷹派的喉舌，鎮日發表暴力戰爭言論，這個媒體更是中共對台灣和戰兩手策略中，最硬的那一隻手。 政協的內部參考文件，文字比較嚴肅正經，與充滿煽情的紅色黨媒環球不同，內參文字比較理性，所以更值得重視，文件中90%不違背事實，觀察到台灣內部拒絕統一的態勢，但是，文件中認為武漢瘟疫之後，全球死傷慘重，經濟受創，唯獨「中共國」單邊受惠，歲月靜好，中共在中美貿易戰爭中受傷並不大，反而老美受傷，這句話就值得玩味了。 中共大外宣每天矇著眼睛，灌輸人民，中國已經脫貧，到2030年，中國經濟超越美國，問題是，經濟成長不能只靠吹牛，以及數字造假，瘟疫一年，中共自稱經濟成長維持正成長，單單這個數字，就有國際媒體不相信，連自己的人民大學教授也認為這些數字是假的，中共絕不可能在20%失業率情況下，維持經濟正成長。美中貿易戰爭下，美國受傷固然是事實，但是，要說中共在外資大幅度離開之下，還能毫髮無傷，打死我也不相信，滯留中國的台商最清楚，根據陸委會的調查，50%以上的中大型台商，去年在中國虧損，小台商就無法活下去了，本來風光的台資連鎖店，一家一家關店，和展店時期無法同日而語，中共說經濟正成長，根本違背常理，完全是打腫臉充胖子罷了。歲月是否靜好，看看市場上的肉價、菜價，以及老百姓的抱怨，就一目了然，熱愛中國的女版黃安在臉書上說，「買羊肉火鍋，居然內部是鴨肉假扮羊肉」，日子如果真的好過，絕不會有假肉橫行市場，日子就像飲水，冷暖自知，不是共黨官員說了算。 歲月靜好，還要看「武漢瘟疫」的傳染是否停止，但是，事與願違，中國20個省市傳出疫情擴大，如百花齊放，百工停業，大家排隊搞篩檢，中共推銷國產疫苗好棒棒，居然找到台灣紅色名嘴黃智賢，第一個充當疫苗砲灰樣板，還對中共感恩戴德，偏偏，中國人並不領情，最近中產階級最流行的工作是戴好口罩，成群結隊旅行到香港打疫苗，底層只能接受國產疫苗，看來，中國人寧願熱愛西方國家疫苗，也不打中國疫苗，你說，歲月如何靜好？ 政治方面有一句形容，習江兩派高幹，政治鬥爭來到最高點，1月29日，華榮資產公司的賴小民因為貪汙被執行死刑，這是中共少數案例，中共建政時期，毛澤東為了永遠黨天下，立下死刑罪不上黨員規矩，郭文貴爆料，弄死賴小民原因是賴小民最清楚習近平如何貪汙，把錢弄到海外，幹掉賴小民就是封口。當天，一邊殺人，一邊宣布海南航空破產，海南航空是王岐山的大金庫，本來，習近平靠著王岐山肅貪，後來發現王岐山倒向江派懷抱，就變成習近平的心腹大患，海南航空靠王岐山的幫助，從銀行搬錢，壯大自己，然後靠著這些錢到處併購外國企業，擁有10%德意志銀行股份，可以說是富可敵國，但是，富可敵國是假的，因為海航80%資產是貸款取得，習近平要海南航空把海外資金要回來，王岐山不同意，結果弄死在巴黎旅行的當事人王建，如今，王岐山倒戈，習近平只好下殺手，宣布海南航空破產，接下來，王岐山可能就會像馬雲一樣下場。 習江內鬥進入高潮 中共內鬥方殷，卻不改稱霸世界之志，想要學習秦王政併吞六國之前，最重要的敵人就是台灣，台灣如同歷史上擋住秦國東出函谷關的大石頭，趙國，所以，政協的喉舌報坦言，拿下台灣無關民族感情，卻是稱霸世界最大障礙，嘴巴說的和平統一，只是掩飾戰爭的障眼法而已，問題在於中共還沒那個身體實力，敢於吃下戰爭這顆毒藥，因為只要發動台海戰爭，就是台灣獨立之日，也是中共政權倒台之日。 作者指出，黃智賢充當疫苗砲灰樣板，對中共感恩戴德，偏偏，中國人並不領情，最近中產階級最流行的工作是戴好口罩，成群結隊旅行到香港打疫苗。示意圖／擷自黃智賢世界臉書

2000年3月15日 編註: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扁連宋三強鼎立，選前一周，李登輝根據情報系統的資料顯示，連戰聲勢看好，因此致電彭明敏，希望彭明敏公開支持連戰(彭明敏是連戰台大政治系的指導教授)。 彭明敏則是認為，連戰大勢已去，選戰呈現扁、宋對決形勢，因而在3月15日寫了一封親筆信，透過共同友人送交李登輝，請他預作準備。 這封信曾刊載於當年5月的《新台灣新聞週刊》第218期，證明所謂李登輝運作「棄連保扁」與事實不符。 左起:誠泰銀行董事長林誠一、彭明敏教授、李登輝前總統。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聯合報的包藏禍心 聯合報對疫苗的關心，非常不可思議，熱衷、介入之程度，可能比中國時報還深入。而且這次不是聯合報第一次的疫苗假新聞，之前就有過了。 聯合報對疫苗的高度關心，一開始是去年9月。9月27日時，在台灣傳出購買有譜後，聯合報就一直痛罵台灣眼光狹隘，刻意排除中國疫苗。 當天總編輯還寫特稿，罵台灣抗拒中國疫苗就是義和團。 後來沉寂了一段時間，因為中國疫苗的反應太差了，聯合報裡面也一堆人怕自己的小孩子會打到，所以不太吵中國疫苗問題。 直到與德國BNT疫苗破局後，聯合報對BNT、BNT中國區代理商上海復星展開史無前例的關切。11月10日黑白集就痛罵台灣政府拒絕上海復星的經手。 隔天，用頭版頭繼續罵政府買疫苗畫地自限，一直要東洋與上海復星重啟對話。 11月13日更適用3個版大罵東洋與上海復星破局，頭版頭、社論、A3全版。 12月2日用社論大罵陳時中拒絕上海復星。 12月11日做假新聞，大帶風向說台灣買到1000萬劑的BNT疫苗。結果這是完全錯的假訊息。 12月17日就惱羞成怒地說，政府沒把採購疫苗全攤出來，就是黑箱。這感覺就像馬文君在要潛艦設計圖一樣的目的。 今年1月10日，終於開始重新操作中國疫苗好棒棒的風向；由那位要國台辦制裁現惡劣台獨分子的陳言喬特派主筆。 1月26日用黑白集大罵台灣拒絕中國疫苗。 1月31日再用黑白集大罵台灣買不到疫苗，卻怪大國買太多。 接著就是昨天的頭版頭假新聞。至於為什麼要做這篇假新聞？因為要鋪陳後面這篇特稿，還是罵台灣拒絕中國疫苗，還不與上海復星做生意。到底為什麼聯合報這麼在意上海復星？實在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那位掛名寫假新聞的記者就發特稿大罵，外界疑慮這麼深，難道疫苗是不可說的秘密？說真的，只要把對象換成潛艦國造的紅區設計圖，主角改成馬文君、吳斯懷，然後是馬文君、吳斯懷質疑，潛艦是不可說的秘密。那有任何道理嗎？ 上次聯合報對特定議題如此窮追猛打，是瘋狂抹黑政府標案後，才被揭穿他們自己才是標案大戶，只是現在少賺了一點，就拿新聞公器來挾怨報復！ 究竟聯合報與上海復星有什麼關係，需要這麼緊追不捨，就不清楚了。 只是聯合報要支持中國疫苗也很簡單，就派出2019年去P汪洋LP的大陣仗，前往中國打就好了。為什麼非要逼台灣人打不可？ 這不是聯合報第一次做疫苗假新聞，恐怕比起中國時報只是親中、執行中國的政策，聯合報背後或許有更複雜的因素在。  

不要懷疑了 這就是中國主導的疫苗大外宣 我上週有初步討論，中國正透過政治、媒體等各方面的紅色代理人，替中國演出疫苗大外宣。 昨天的聯合報頭版頭假新聞更是驗證這點，所以我把這表格再做擴充，輪廓就更清楚了。 首先是在1月22日，柯文哲接受NOWNews專訪；他完全是站在中國的立場，譏諷台灣會在3月買不到英美疫苗，到時只要中國說要免費送疫苗，台灣就陷入焦慮。 隔天，中國時報用非常不成比例的版面，在A2版頭大篇幅炒作柯文哲的中國疫苗贈台說。當天，連勝文也發臉書大酸，蔡英文還不如向拜登道歉，乞求輝瑞疫苗。 接著在26日，旺報以頭版頭、A2超大篇幅，稱中國準備好贈台疫苗，可透過紅十字會執行；主導者就是藍孝威。 這一切就是為了在27日國台辦記者會時，密集演出。 27日最早拋出的是賴士葆（少康派），接受中媒「中評社」專訪時，說中國疫苗是兩岸關係的好藥引；這完全是中國用詞，因為台灣人很少用「藥引」這種詞彙。 然後在這個基礎下，去找馬英九（變賣黨產的少康共犯）答覆，馬英九也不負中國期待，怪台灣不肯接受，害兩岸無法因此緩和。 再來是國台辦記者會，朱鳳蓮很親切地喊聲「孝威」，藍孝威馬上就說什麼台灣人很期待中國疫苗這種鬼話，是否能透過紅十字會捐贈？朱鳳蓮趁此機會大罵台灣在這個問題製造障礙。 最後就是在指揮中心記者會，也是同樣的統媒記者，問朱鳳蓮批台灣設下疫苗的政治障礙、問有立委建議採購中國疫苗。不過陳時中依舊重申，國內法律早就規定不能使用中國疫苗。 接著就是一連串綿密的操作。在27日，過去主張要引進中國疫苗全面普篩的紅統蘇偉碩，也在接受中媒「中評社」專訪時，說台灣一定搶不到疫苗，所以不該歧視中國疫苗，該做好輸入中國疫苗的準備。 當天晚上，陳文茜就附和說，台灣休想買到國外疫苗。 幾天後，民眾黨在31日也跳出來大罵衛福部都在搞防疫大內宣，應該說明疫苗取得情形。 最後是昨天，聯合報用頭版頭做假新聞，刻意想斷絕掉台灣取得疫苗的所有手段。 看清楚了。這一連串的脈絡，就是要炒作疫苗非常重要，想拿疫苗抹滅掉台灣的防疫成就；接著炒作台灣買不到國外疫苗，不只唱衰，還當起中國奸細，千方百計摧毀台灣外購疫苗的可能性；最後就是要逼台灣一定要接受中國疫苗。 多麼邪惡、無良、泯滅人性的操作啊！國民黨、民眾黨、聯合報、旺中、TVBS等，就是配合中國在圍攻台灣，巴不得替中國砍倒台灣，令人作噁至極。 但事實上，台灣只要做好防疫，疫苗完全就沒有急迫性。舉例來說，只有治安差的第三世界國家，才需要人人拿自動步槍防身；在治安好的日本，連警察都只拿左輪手槍；所以你會因為羨慕有自動步槍，而嚮往那些不三不四的第三世界國家嗎？  

被川普政府整了四年，習近平急著要嚇唬拜登，搬出毛、周的老套，以威脅台灣當籌碼，要逼美國讓步妥協，但此一時彼一時，以紅衛兵手法蠻幹的習近平碰到骨氣變硬的拜登。 習近平渾然不覺時勢的改變，他沉睡的中國夢，已經衝撞美國重大利益，美國輿論對中國反感日增，他卻還想開倒車，以為川普去，拜登來，他可以重耍美國兩黨政治的舊套。 拜登當參議員時期，和當歐巴馬的副總統，被視為擁抱熊貓派，但熊貓異化成吃人怪獸，拜登也不能不變，對中共軟弱不是他的選項。新國務卿布林肯便承認，川普改變尼季路線，以更強勢對付中國是正確的作法。 翻轉毛、周不稱霸，玩「中國夢」與美國抗衡，這把火是習近平點燃的。他要搞霸權擴張，證明其威權體制比民主「優越」，國家資本主義勝過自由經濟，對內高壓，把香港強行併入一制，對新疆回族進行種族滅絕。 他在東亞耀武揚威，武力干犯釣魚台，在南海建構軍事基地，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更不斷武嚇民主的台灣。南海、釣魚台及台灣都是二戰留下的新秩序，習近平想以武力改變現狀，把美國趕出亞洲，就直接挑戰美國的重大利益。 習近平義和團附身，造成美國輿論反中，亞洲與歐洲民主國家對中共本質與威脅疑懼更深，川普政府認定問題在中共政權的本質，要以改變中共政權來解決，獲國會兩黨支持，拜登沒有示弱，全盤翻轉川普政策的本錢。 拜登政府沒有宣示要改變中共政權，用語回到外交辭令，但行動更強悍。海峽並非航母作戰的安全海域，但在中共不斷騷擾台灣防空識別區之際，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大陣仗航經巴士海峽，那是以行動強硬回應習近平的試探。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中美關係已走到了瀕臨攤牌的關頭，新年一開中國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一號命令，向解放軍發布開訓動員令拚備戰。去年十二月「中國國防法」亦由人民大會常委會通過修正，新增制止「分裂」和「發展利益」等字眼，表明「分裂」成為現實，「發展利益」受威脅可軍事動員加以因應，為「開戰」創造條件，為啟動「修昔底德陷阱」創造理由，中共之「武力侵台」似已箭在弦上。 中共犯台的可能時間在「二○二八至二○三○」之間，因為二○二八年是中國經濟總量（ＧＤＰ）可能超越美國，也是中國軍事力量可與美國匹敵之年，極可能牽動中共數十年來侵台之野心，發動一次兩棲作戰或斬首戰役。若國人不想做為無自由的經濟動物，只有起而應戰，只要國人能團結一致表現衛國之決心，「殲敵」絕非難事，但要達到「有備」，台灣在這往後十年（最好能於七年達成），必須做到下列數項。 一、飛彈島台灣：台灣之堡壘計畫醞釀已久，據報導我國愛三飛彈二○二七年將擁有六五○枚。總統在二○一九年元月就已下令「弓三」、「雄風三型」防空及反艦飛彈加速量產。起碼以共機為主要對象的地對空飛彈務必在二○二七年以前達到數千枚，並研發加強其射高及速度，只要能打下侵台的所有共機（註：據報共軍戰機二千多架），制空權若能掌握在國軍手上，共軍的兩棲登陸一定潰敗。此次「納哥諾卡拉巴克戰爭」告訴我們，「坦克」在近代科技戰遇上敵方的空中優勢時失去機能，建議減少坦克的預算，補強飛彈的佈置。 二、飛彈兵團之整備：飛彈之能否發動威力，重在精準操作，是以國軍應全力演訓飛彈兵團，在北、中、南各部署二萬或三萬，加強飛彈發射系統之操作，灌輸現在科技作戰技能，方能在共軍犯台時，能以「有以待之」的鬥志應戰。有了熟練的飛彈兵團，「飛彈島台灣」才能發揮刺蝟之效。 三、無人機軍團之建立：此次亞塞拜然的無人機團指揮自殺無人機大敗亞美尼亞。將來無人機加上AI，會是新的戰爭型態，中國又是當今無人機製造大國，台海交戰無人機，幾乎可能成為勝負之關鍵，國軍亟需急起直追，發展自殺型無人機，數以萬計，以備共軍之挑戰。 為積極侵台，共軍據報正大力擴張海上軍力，到二○二七年可能達到航母戰鬥群三艘，十六艘以上的大型兩棲攻擊艦，二十艘○五四Ａ型護衛艦，三五○艘艦船和潛艇，數百艘大型民用渡船以運送大批解放軍攻台，是以我方必須加強、增添地對地、對海短程小型飛彈，在敵軍登陸之前就加以擊沉，與對岸保持平等的制海權。北京已警告「勿謂言之不預」，而台灣準備好了嗎？ （作者是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對於趙少康來說，大家一定會想到台北市，國民黨在首都佈下的重兵不是蔣萬安嗎？那麼蔣萬安豈不要留意了！（資料照） 一句「黨有黨的機制」，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終於硬起來了，中廣董事長趙少康申請重返國民黨的行動，由於無法獲得擔任中評委的許諾，將因資格問題，無緣參與今年的黨主席改選，暫時減損了對國民黨中央的衝擊性。昨天，江中央已經把這項決定明白告訴了趙少康，據了解，趙少康的回應也很白，他說：「不能選黨主席，那我就要考慮二二，或二四了。」 這就是趙少康的姿態，他可不自認是一般黨員，就如他在記者會上所強調，國民黨欠缺有力的領導；換言之，他是回來「領導」國民黨的。把奪權的本質，包裝成領導，這是趙少康高明的話術，接下來較量的，就要看各方競爭的能耐，到底是鹿死誰手。 趙少康昨天一出場，立刻把韓國瑜的鼓勵掛在嘴上，韓國瑜不久也以臉書附和，確認了兩人的結盟關係。趙少康為什麼需要韓國瑜？這是計算的結果。趙少康自認是北部的知識藍，按照他「輔選」郭台銘的經驗，深知獨木難撐大局，因此必須韓國瑜所代表的南部草根藍的相助；而韓國瑜在被罷免後，頓時從舞台中央跌落戲棚之下，失去了所有的角色，人總是要有事做的，這是趙韓一拍即合的基礎。 韓趙一聯手，馬上就表態要搶黨魁，充分顯示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權力脈絡，這種習慣，比民進黨更嚴重，因為民進黨另外有派系。特別是，國民黨內最鐵的黃復興黨部，與趙韓系出同源，也難怪他們無法忘情。不過，現在江啟臣下定決心要用「制度」來卡人了，那麼勢必武行就要登場。 注意趙少康回覆江中央的話，他要考慮二二，或二四了。二二就是縣市長選舉，對於趙少康來說，大家一定會想到台北市長，國民黨在首都佈下的重兵不是蔣萬安嗎？那麼蔣萬安豈不要留意了！如果趙少康真要再續前緣，先與蔣萬安在黨內交手，蔣萬安擺明不是趙的菜，有人已經預言，恐怕會重蹈分裂知識藍的後果，造成分割的那把利刃，正是世代。畢竟，趙少康七十歲了，是爺的記憶。 趙少康把二二與二四一起說，很簡單，這是兩個都會試，因此是兩場戰役；唯有保留各種可能性，趙韓聯軍才會有足夠的能量捲起氣旋，這是外省掛很喜歡彰顯的「霸氣」，特別是在他們看不起當今國民黨主事者的情況下。 因此，除了蔣萬安將首當其衝，朱立倫的空間也會受到立即的壓制。可以換位思考，二○一九年國民黨總統初選時，朱立倫是韓國瑜的手下敗將，朱當時已經是二度參選，韓國瑜與趙少康怎麼可以容忍朱立倫未來三度披掛上陣？這些年，一直在場外指點江山的趙少康昨天說，他們擔心台灣要亡國了，其實真正的潛台詞是：照江中央這樣繼續搞下去，國民黨二○二四還要再輸，國不是我的，他們等於是亡國奴。所以說，趙少康一出，朱立倫是第二個要留意的。 有趣的是，國民黨不只兩軍會戰，昨天林文瑞、連勝文也下場發聲開嗆，深怕外界沒注意到他們的大鳴大放。這個現象，不但凸顯了國民黨的路線問題，也說明國民黨現在是群猴無王，惹得大家不免都心有逐鹿之志；一個在野黨，居然比執政黨的整合，還要更難，可見權力可怕，但絕對比不上失去權力的更加可怕。 國民黨確實正在大亂，至於能不能亂出一個結果，就要看國民黨到底有人沒人了。

  上篇專欄，我本想短文指岀，我們不要—要錢不要命，讓習皇帝發錢買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不要大開自由市場，讓他的國家資本主義橫行霸道，大賺錢，把中國變成世界No 1。 結果，一寫欲罷不能，寫得落落長，不顧自己大病纏身，心身疲憊，把一生的政治學、民主化、中國政治發展的看法，都要寫進去。寫得亂七八槽、思路不清楚、矛盾重重。 朋友有情有義，鼓勵很多，也指出矛盾之處。好友莊萬壽教授說「寶刀鏗鏘 」。我的學生吳新興考試委員說「這是長篇大作，表示老師的精神不錯，令人欣慰！」我回應「寫得滿腦漿糊」。 年輕朋友說，論述深刻但很多地方看不懂，請我再細述說明。我身心累，暫時寫不出嚴謹的學術論文。下面幾點註腳，算是補充說明。 習近平日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教訓美國，不要搞「小圈子」、「新冷戰」、「對立對抗」、「欺負弱小」，說得義正辭嚴，但令人聽來啼笑皆非。圖為2021.1.25，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會議。擷自中國人民網   日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習皇帝近平道貌岸然教訓美國，不要搞「小圈子」、「新冷戰」、「對立對抗」、「欺負弱小」（包括中國？），「排斥、威脅、恐嚇他人，動不動就搞脱鉤、斷供、制裁，人為造成相互隔離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對抗。」 說得義正辭嚴，但令人聽來啼笑皆非，不知今夕是何夕。他老兄說的話，由川普、拜登、小英、菅義偉（日本首相）、 莫里森（澳洲總理）、強生（英國首相）等民主國家領導人說來罵習皇帝，完全正確。 習皇帝作賊心虛黑白講 習皇帝根本就是做賊的在喊抓賊。作賊心虛，是非顛倒，黑白講。 世界最不開放自由市場的就是政治掛帥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世界打冷戰打得最厲害的就是習皇帝「一帶一路」的中國。世界排斥、威脅、恐嚇他國最厲害的就是帝國中國。不信，去問問鄰近各國，問問日本、韓國、台灣、越南、澳洲、印度、西邊的穆斯林諸國、蒙古。 上週澳洲廣播公司（ABC）有一標題「China flies nuclear-capable bombers, fighter jets over Taiwanese waters」（中國在台灣海域飛有核武能力的戰艦和噴射戰機）, 跑馬燈一整天，讓人看得目瞪口呆。有人問，中國要打戰？澳洲朋友「幹」聲連連。中國霸凌台灣，天下皆知。習皇帝蒙著眼睛說瞎話，騙人不打草稿。 最近俄羅斯反對黨領袖（Alexei Navalny），被下劇毒沒死，由德國返回俄羅斯，馬上被普丁抓起來。俄羅斯各地、包括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幾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有數千人被抓。 Navalny膽大包天，偏偏跳入普丁的虎口，俄羅斯人冰天雪地走上街頭抗議。俄羅斯民主化當然有希望。 年輕朋友問，「俄羅斯能，為什麼中國不能？」我上篇文章已說明清楚。那就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文化和制度，根深蒂固。俄羅斯的專制文化和制度，穩固性比中國天差地別。 有朋友問，中國真的是世界第二經濟、軍事大國嗎？問得好。表面數目看來好像是，細看不一定是。 軍力上，中國還差美國很大，也未必比俄羅斯強，要打贏日本恐怕都很難。 經濟上，中國GDP（Nominal）是第二大，但比美國還差很大。Per capita比，中國排不上30名。先進民主國家，台灣、韓國、以色列、澳洲都比中國高很多。 中國總理李克強去年5月人大會議中宣布，中國人均年收3萬人民幣，有6億人月收入僅1千元。其中約1億人仍生活在世界銀行的貧窮線下。 作者指出，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Navalny膽大包天，主動跳入普丁的虎口，引發俄羅斯人在冰天雪地走上街頭抗議。圖為2021.1.31俄羅斯群眾示威要求釋放納瓦尼。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漠視6億貧困中國人的生活 不過中國貧富不均，窮人很多，富豪也很多。老鄧的「黑貓白貓」讓中國賺大錢後，三十年來有7億人脫貧，中國應該是已開發、中產階級國度。 習皇帝不花大錢改進6億貧困中國人的生活，花大錢「一帶一路」大作中華民族復興大夢，打腫臉，就是要和美國打冷戰、爭霸。 習皇帝向拜登喊話，拜登的回應是，「過去幾年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對內愈來愈專制，對外更加獨斷，北京現在以顯著的方式，挑戰美國的安全、繁榮和價值觀，美國必須有新的作法來因應。」 好了，美中新冷戰陣式排開，排得清清楚楚。 習皇帝滿口毛澤東，卻完全心中沒有無產階級革命、人民當家作主、服務人民的意念。 他罵美國，要和美國打新冷戰。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就去大打吧！不過，他心知肚明，飛彈打台灣，台灣也有飛彈打中國。他飛彈打美國，美國飛彈回敬，中國必敗，中共政權必亡。（2021.2.1）

01/31/2021星期日 美國目前與一黨專政的距離越來越近，一個政黨控制了行政，立法，以及極大部分的司法，媒體更與這政黨同一步調，而且這媒體的凶惡比一黨專政的模式更有過之。此外教育，文化，藝術也都被箝制在一個觀念之內。如果選舉制度照目前的做法持續，這一黨專政就獲得鞏固下去的機會。 沒有人可以預料到，民主制度走到最後可以「自動」走到專制，讓半數國民甘之如飴，視另外半數國民如無物。 不過民主黨跟媒體毫不放鬆，他們繼續在打擊最後剩餘的敵人，一月六日的國會騷亂事件是他們最好的藉口，藉此在國會一帶全面武裝，布滿了他們過去視為敵人的國民警衛軍，處處可見持槍警衛跟巨型鐵馬跟鐵絲網，更給民主黨一個藉口起草議案，對付「國會中的共和黨敵人恐怖份子」，如果議案獲得通過，共和黨將成為叛黨，即使不成功，共和黨也將永久被削弱。 媒體已經被全面控制，川普被全面噤聲，保守派藉以傳播訊息的幾個網路都被封鎖，但是他們仍然認為不足夠，CNN，華盛頓郵報跟紐約時報發起，要美國的有線電視公司(如AT&T，Comcast 等) 取消Fox News的合約，就是不再供應Fox News頻道，理由是Fox News提供大選作弊的謊言，導致一月六日的國會騷亂事件。這是全面打壓全國一半人口的自由發言權。 CNN的傳訊主任Brian Stelter在新聞信中發出呼聲，說Fox News以及類似的新聞台Newsmax，One America News等都必須被de-platformed，他們利用一次騷動事件就要將所有保守派聲音一網打盡。但是全國各地無休無止的暴力事件，(你去看看全美幾十個大城市，市區十幾條街的商店都被封上木板門，到處是充滿恐嚇字眼的塗鴉，)都視若無睹，還要頒發那些暴力組織諾貝爾和平獎。 值得擔心的是，保守派的聲音走向地下。這一步又一步的箝制，勢必引起「物極必反」的自然反彈，但這也會是一個陷阱。過去我說過，民主黨及媒體每天逼迫保守派，就是希望他們做出極端反彈行為，就可以將他們治罪，一月六號是最好的例子，你們可以被壓迫，但是不可以反抗。你們以為BLM跟Antifa可以去街上打砸燒搶，你們也可以，那就上當了，美國現在有兩套法律：一套給左派，一套給右派；一套給民主黨，一套給共和黨。 保守派的地下聲音也值得憂慮，很多人傳給我的訊息(陰謀論)太過天花亂墬，異想天開，而且極大多數是倒果為因，我很擔心會害了共和黨，就像一月六日，一月二十日，現在又有三月底的傳言。 美國的前途令人憂慮，我說過這是過去六十多年自由派處心積慮做成的後果，種族主義是他們的尚方寶劍，結合了女權，性自由，現在又加上環保議題，將基督教的建國精神全面攻破。 那是不是甚麼都不做？都沒得做了？ 最基本就是抵制主流派媒體，絕對不要訂，即使是基本頻道都可以退掉，支持像Fox News一類的保守派媒體，(自從川普在大選落敗後，Fox News的收視率首次下跌到CNN以下，所以保守派不可以先行繳械)。有子女的不要讓他們上公立學校，如果有Charter School，或是教育代用券School Vouchers，一定要利用，教師工會已經洗腦了30-40年的下一代，共和黨和川普全力推動另類教育，如果家長不支持，就是授權教師工會全面控制。保守派過去幾十年太鬆懈了，不像他們左派每一天都在做功夫，步步進逼，所以他們今天得天下。 當然更重要是參加選舉，一定要投票，地方選舉，中期選舉，聯邦大選都要投票，因為每一個席位，職位都很重要。如果能夠，更應該參與地方選區的事物(先入黨)，目前每一個黨都會爭取少數族裔，由基層做起(插牌子，發傳單)。更鼓勵家人朋友一起參加。 美國共和黨現在可以說覺醒了，川普讓他們覺醒。當川普出來競選時，支持他的共和黨參眾兩院議員不到十人，現在國會中支持他的超過八成，甚至高達九成。他們知道，目前的龐大壓力不是針對川普一個人，如果大家不出手，早晚整個黨都會被消弭。這兩天見到共和黨頻頻出手，多名參議員剛剛提出議案，停止對於庇護非法移民的州政府，以及那些發出駕照時自動給於(包括非法移民)選舉權的州分撥款；還有例如這次大選傳出選舉異常現象的三個州：喬治亞，亞利桑那，賓州的共和黨的州議會都相繼提出議案，內容包括郵寄選票必須附上有相片的ID，取消選民自動登記，連續兩次選舉不投票就失去選舉權等等，只要保守派跟共和黨都警覺，就仍然有戰勝的希望。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已經超過一年了，儘管包括美、英等先進國家已經陸續研發出保護力超過九成的莫德納、輝瑞以及阿斯特捷利康等疫苗，然而卻也因為北半球進入寒冬而導致疫情再度攀向高峰進而引發歐、美各國搶購疫苗，造成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國家遲遲無法獲得分配疫苗的亂象。 而成功挺過一年多的台灣，近來也因為桃園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使得許多中國國民黨政客與其他親中人士又紛紛跳出來呼籲政府開放中國疫苗進口進行施打，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依舊不為所動，並耐心的解釋：中國疫苗被爆資訊不透明與保護力不足，首支疫苗目前毫無相關資訊，第二支疫苗在巴西接種保護力僅 50.4％，就算人人接種也無法達到群體免疫效果，若之後有更好的疫苗可能還得重新接種；第 3 支疫苗有報告顯示保護力 79％ 左右，但 16 歲以上年輕族群資料不足、59 歲以上無法接種，另外 6 成人口就算全面接種，也僅有約 48％ 群體保護力。更詭異的是：中國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吳遠彬日前在首屆中國血液學科發展大會透露，目前中國已經有十六個新冠病毒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中七個新冠病毒疫苗進入Ⅲ期臨床試驗階段，一個疫苗已經附條件上市，引發許多中國網民質疑：「疫苗無效？咋研發這麼多疫苗」、「數一數要再打 16 次才能免疫」、「也太多，這⋯⋯全都是變種疫苗？」、「太誇張了～這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看到時候有幾個成功的」（註1）。 上海疫苗專家陶黎納日前在微博發文稱，國藥集團開發的疫苗有73種副作用，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引發熱議。圖為國藥集團旗下北京生物研發的疫苗。圖片來源：中央社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網民對於中國研發那麼多疫苗的質疑，乃至於西方各主要國家目前寧願花費巨資搶購莫德那、輝瑞與阿斯特捷利康等美、英研製的疫苗，而不惜撕破臉，卻對於號稱價美物廉的中國製疫苗不屑一顧的情況來看，在在都間接印證了陳時中對於中國疫苗的疑慮並非無的放矢，否則西方各主要國家一向重視人命更勝於一切，在全球疫情再度升溫的當下，中國疫苗若真如中國官方所吹噓的那樣安全有效又便宜的話，早就被各國搶購一空了，而中國也該卯足全力生產這些已經上市的疫苗以供應全球所需，以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並趁機大發利市才對，又怎麼可能反其道而行，另外投入更多的資金去研發十六種疫苗？ 由此可見，除了一些又窮又落後的國家因為走投無路，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將就地打中國疫苗外， 在重視人命更勝於一切的民主國家眼中，中國的疫苗根本就是與廢物無異，中國的疫苗只能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這樣的情況，就好比英國政府在不久前鑑於香港國安法籠罩下的香港情勢日益惡化，宣布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香港人及其近親，從今年 1 月 31 日起可申請特別簽證「Hong Kong BN(O) Visa」，最長可在英國停留五年，住滿五年後可申請定居身分，之後再居留五年就可正式申請成為英國公民。讓中國氣得跳腳，宣布針對透過 BNO 移民計畫取得英國籍的港人，屆時擬取消其中國國籍，之後就不再是香港永久居民，無法出任公務人員並將失去投票權（註2）。然而，在英國開放持香港 BNO 入境首日，香港政府卻宣布即日不再承認 BNO 護照，不能用於出入境香港，亦不得用作身分證明文件（註3），足見中國官方的恐嚇就跟中國疫苗一樣完全是「無三小路用」，才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措施來阻止香港人離開香港。 圖為部分港人前年手持BNO護照到英國駐港總領館集會，要求居英權。圖片來源：中央社 畢竟對於已經習慣先進民主生活的人來說，無論是中國製造的疫苗或者是中國國籍，都是不值得一顧的垃圾，所以有能力的人絕對不會去跟中國人搶，中國人喜歡的話，就留著自己慢慢享用吧！ 原文出自SummerBlue 的部落格，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相關資料： (註1) 武漢肺炎》嚇！中國宣布16疫苗進入臨床試驗 網友驚呆：打不完 (註2) 反制英國BNO移民 北京擬取消香港申請者中國國籍 (註3) 英開放首日 港禁BNO護照出入境

2000年3月15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編註:2000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數日，彭明敏寫信，透過友人送交李登輝。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聯合重工又在造假 《#聯合報》以頭版報導，將有10多萬劑輝瑞疫苗預計於2月4日空運來台。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緊急召開記者會表示，這是假新聞，而且會妨礙台灣的疫苗採購進度。 統媒這樣的假報導，跟國共ㄧ直唱衰台灣，就是要影響國內的疫苗採購進度 https://inanews.tw/archives/299014    

中國國民黨黨徽和我國國徽相似度超高，許多外國人都分不清楚，外界時常批評為「黨國不分」。日前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更改國徽，獲民進黨大力支持。 對此，國民黨革實院長羅智強30日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先滅國徽再滅國旗，民進黨和蔡英文下一個再滅中華民國，也不讓人意外。」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也表示，立法院國民黨團已經很清楚表達立場反對，認為中華民國成立、使用國旗國徽已經110年，這是歷史事實。 圖為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右）及國民黨革實院長羅智強（左）。（資料照）   羅智強與蔣萬安的歷史及格嗎？需知，中華民國建立時所使用的國旗是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不是目前所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後者當年只是海軍軍旗，已經很荒謬，1928年所謂北伐統一後，國民黨居然廢除五色旗，居然將海軍軍旗升為國旗！ 1928年，北洋政府被國民黨推翻後不久，國民黨中常會擅自將五色旗更換為目前的國旗，後來又將中華民國國歌「卿雲歌」更換為自己黨歌，有如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家庫，日子久了，難道國家就變成自己的財產嗎？ 統媒說，國民黨用的黨徽跟黨旗，比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早了33年，因為原本中華民國國旗是五色旗。可見國民黨首先強姦中華民國，消滅中華民國，否則為何將自己的政黨圖騰當做國家的圖騰？應該說是國民黨消滅中華民國才對吧？ 中華民國建立時所使用的國旗是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維基共享）     中國與北韓也不敢將自己的政黨圖騰當做國家的圖騰，為何世上只有國民黨敢這麼做不臉紅？如中國國旗是五星旗，黨旗是斧頭加鐮刀，其國歌是義勇兵進行曲，黨歌是共產國際歌。此外，北韓的國家圖騰也與其黨的圖騰不同。 中國國歌原本是抗戰歌曲，國民黨卻不會用，讓中共佔用，真是愚不可及。請問，世上有哪個國家的國歌是某黨黨歌，國徽是某黨黨徽？若要用黨歌當國歌，也選一首比較好聽的，怎麼會選一首許多年輕人認為很難聽，該從地球上消失的歌呢？ 中國共產黨黨旗。（維基共享）     還有各校校歌歌詞，充斥許多大中華與黨國思維，硬逼學生唱，很不仁道。如建中校歌歌詞中有「同建大中華」，北一女歌詞中有「力行三民主義，實踐國父遺教」，是否很荒謬？ 總之，台灣人不能再軟弱了，姑息養奸只會讓國民黨繼續「莊肖維」欺騙台灣人民！ （大學教授）

#意識形態跟性別有什麼關係 國民黨深藍支持者群眾的素質越來越讓人搖頭，除了各種親共統戰的手法，四處滲透、破壞台灣民主機制也無所謂。 許多與政治無關的價值觀，也讓人非常不敢恭維，在意識形態上偏激就已經很讓大家困擾了，現在對女性居然也是非常的不尊重。公然用「X子」和「小X」作為公開標語來批評民選議員，難道這樣子羞辱對方的偏差言行，而不是就事論事，是數百萬泛藍支持者所默許的作為嗎？ 被恨沖昏了頭，面目可憎，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中國作家最近習慣用「韭菜」形容14億中國人，「人命如草賤，割完又吋生」，從植物用典來看，韭菜是一種葷食，屬於石蒜類，生長能力很強，只要不連根拔除，割完之後很快會再生，民間習慣以韭菜來包餃子，吃起來很美味。 作者提出，不是只有獨裁政府才有韭菜，另外兩種韭菜，也會在民主國家產生，一種是股市中的散戶韭菜，經常被煽動高買低賣，變成大戶手中韭菜，而另一種韭菜就是政治粉絲，這種政治粉絲屬於民粹政治中特產，變成政客特定收割的韭菜。示意圖／民報資料照   弱勢人民如韭菜 所以，把韭菜形容人民，相當貼切，第一，韭菜被割時候，沒有反抗能力，尤其是獨裁專制國家，政府隨時可以收割，無須國會認可，百姓只能低頭被割，還不敢發問，「韭菜被割，最後進了誰的肚子？」所以，武漢瘟疫以來，中國人民已經變成韭菜，確診病例一來，只能待在家中，被中共政府一割再割。 本來中共政府已經大鬧政府沒錢花，政府財庫見底，現在，靠著病毒蔓延，中共從病毒檢測篩檢工作中賺大錢，只要城鎮社區出現少數確診個案，肯定是勞師動眾大篩檢，動輒一天數十萬人篩檢，雖然中共自稱，所使用篩劑是全天下最便宜的試劑，但是積少成多，變成大錢，很多人已經被篩檢數十次，交了數千人民幣。最近，春運到來，為了防疫起見，中共針對人民返鄉過年，發布「返鄉篩檢政策」，只要想回家，搭車之前7 天，要篩檢一次，回家後7天，還要篩一次，14天後再篩一次，如果過完年，想回到原來工作崗位，卻拿不到陰性證明，你就沒辦法回到工作崗位。所以，過一次年，要被政府篩檢3次，一次500台幣，3次也要1500，今年春運移動人口，已經降低到17億人口，中共還是可以從篩檢中發大財，至於篩檢準確或不準確，那還是其次。 為了逃避篩檢，節省金錢，網路上還有人一起和政府搶錢，大賣陰性證明文件。 政府靠國家暴力割人民韭菜，發大財，既有公文，又有政策，老百姓不能不低頭，人民拒絕被割韭菜，下場是關押牢裡。 別以為只有獨裁政府才有韭菜，另外兩種韭菜，也會在民主國家產生，一種是股市中的散戶韭菜，經常被煽動高買低賣，變成大戶手中韭菜，而另一種韭菜就是政治粉絲，這種政治粉絲屬於民粹政治中特產，「一日為粉，終生為粉」，變成政客特定收割的韭菜。 這種民粹政治，抓住特定意識形態者的同溫層，然後透過特定媒體的「造神運動」，把普通政客搞成救國救民的真神，在整個造神運動過程中，形成媒體、網路、粉絲團仲介者，三位一體的供應鏈，就好像傳統台灣廟宇裡面的神明、乩童和桌頭，3人一組，跪拜者才是信徒，神明要現身，要有乩童附身，還要有桌頭替神明發言說話，俗稱裝神弄鬼。在網路時代，桌頭已經化身成神明旁邊的護法大將，自己搞視頻，號召粉絲團，如稱「圈粉」，用親切接地氣的稱呼為「某某哥」擁有替神明說話的力量，在這一次韓粉所發動的罷免復仇之旅，可以看出來，神明神隱鄉村，早已經沉默不語，但是，旁邊的桌頭卻越搞越大，準備要罷免過去得罪神明的一干綠色人士。 搞罷免師出無名 韓粉搞罷免師出無名，目的是搞亂台灣民主，放著台北幾個涉及貪瀆的藍營議員不罷免，現在桃園罷剛完，接著南下要罷高雄，一名陳姓護法大將肯定是桌頭，最近被檢調查出，「假罷免，真吸金」，靠著罷免運動需要金援，向韓粉募款，眾多韓粉在老韓選舉時已經充當韭菜，被割了一次，貢獻資金，現在不甘心老韓被罷免，又淪為這一波罷免運動的韭菜。 通常，政治造神運動中，桌頭無法從選舉發大財，賺到選舉大錢，現在卻可以從罷免運動中發點小財，因為，桌頭聰明，早就看準，老韓雖然離開神位，但是信徒不死，人不好好做，卻一心要當粉絲，下場肯定是粉身碎骨。 這種粉絲就像追星族一樣，必須具備一種特質，無腦者不管是投身股市，或生活在專制國家，疲於奔命是日常生活，被割韭菜是必然下場。 台灣人一向有尊敬老師傳統，甚至認師為父，這固然是美德，但是，也少見肯為老師「粉身碎骨」者，可是，一旦當上粉絲就不同了，一日成為某某粉絲，追星上天下地，變成一種本分，為神明粉身碎骨，更非少數，所以，一位醫師朋友最近感嘆，早知如此，年輕時，就立志蓋廟發財，總比當健保局公務員來得好，台灣俗語說，第一蓋廟，第二賣冰，第三當醫生，造神蓋廟，只要成功，財源可以不絕，還可以庇護桌頭，乩童發大財，比幹醫生還要輕鬆很多。 罷免運動要錢，要糧草，搞動員，國民黨金庫缺缺，現在只能靠韓粉韭菜捐獻，韓神隱退之下，卻便宜了粉絲團的直播主。 作者指出，這一次韓粉所發動的罷免復仇之旅，可以看出來，神明神隱鄉村，早已經沉默不語，但是，旁邊的桌頭卻越搞越大，準備要罷免過去得罪神明的一干綠色人士。圖為2021.1.31高雄罷免黃捷遊行。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主計總處上週五公布了去年第4季的經濟成長率，去年全年則是2.98%，不只是亞洲四小龍冠軍，還是30年來首度贏中國。 是誰說藍綠一樣爛的？綠就是比藍強很多，就算是國民黨當吹自吹自擂的財經、外交，現在都證明遠遠不如民進黨。外交很清楚，現在國民黨對美國、日本都斷線了，只能走親中反美的死路；財經更是是被民進黨甩好幾個耳光。 馬英九、蔡英文任內都遇到重大的國際事件衝擊，全球景氣大蕭條、武漢肺炎。 說真的，全球景氣大蕭條的影響其實很有限，縱然各國股市重創、失業率攀升，大家還是一樣正常地過生活，還是不少國家沒受影響。 但武漢肺炎是全面性影響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全球的國際旅遊幾乎停擺，全球各大國家、都會都無法如常作息；連二次大戰都不受影響的美國職棒大聯盟，因為武漢肺炎延後開賽而大縮水，全美4大職業運動都一度停賽；連兩次世界大戰都沒影響的巴西嘉年華會、紐約跨年，也都停了。 這對全人類的影響，恐怕不下於二戰。 但對照小兒科的2009年，以及進急診室的2020年，國民黨的執政表現卻是遠遠不如民進黨。 2009年的經濟成長率轉負就算了。2009年失業率最低時，還高達5.31%；反觀2020年最慘的時候，失業率也只有4.07%。 股市表現更直接，2009年最高的時候，也只有8188.80點；2020年最差都有8523.63點，之後更創下歷史新高的14760.06點。 所以國民黨不只有親中、反民主、威權等本質上的邪惡；就連維繫國民黨長期統治台灣的基礎，外交、財經，在民進黨真正執政後，都不堪一擊了。 所以會說藍綠一樣爛的？基本上就是腦袋有洞。    

人生總有終點。雙方交情曾有起落。惟他去世，給我衝擊，使我悲傷。兩人間種種，回憶湧出，感慨萬千，將一部分，記述於此。 他出生早於我數個月，戰時日本他念京都帝國大學，中途被迫改名服兵役。我念東京帝國大學，中途為了逃避兵役，各所躲藏，終被美軍軍機掃射失去左臂。互相不認識，連名字都未聽過。 戰前台北帝國大學，戰後改名國立台灣大學。台籍學生在日本的「帝國大學」肄業者，無條件轉學台大補學分畢業。人數不多有機會互動，有緣與他（農經）、Ａ君（經濟）三人成密友，常一起吃飯雜聊國事，我談台獨，他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一般政治較無興趣。台大畢業後，他入農復會，我留校擔任助教，我出國留學，數年後他亦出國留學，回台後我任系主任，他為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我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我們還在Ａ君家吃飯，他們兩人不知道我與謝聰敏、魏廷朝的陰謀，不久Ａ君出國失聯，我入獄十三個月，被特赦，終身軟禁，五年後脫出台灣，流亡外國被通緝二十三年，我們在美國為台灣民主所作所為，他似無好感。他夫妻逢人就說「彭明敏都無進步」，我曾託人問他們我在哪方面無進步，他們就不再說了。 一九八○年後期，台灣開始民主化，當局對我的觀感也較軟化，甚至美國的國民黨系團體也曾邀我去演講，連戰及一些高官也在場。連戰因台灣發生水災，提前回台。 一九九○年他舉辦「國是會議」，公言我是愛國者，正式邀我參加，動員國民黨政府幾乎所有的在美機關，包含駐美代表，勸我回台參加，我要求撤銷通緝令，否則不參加（「你請我吃飯，卻在門口放一隻獰猛狼狗要咬我，我怎麼去」），他很不高興，因曾排除國民黨高層李煥等的反對，好不容易堅持邀請我，我卻拒絕，使他無面子。 他任總統是因蔣經國去世，作為副總統補上的。任滿後，還要正式選舉。我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他。我雖然反對國民黨，但鑒於台灣現實，由他連任，政局才會安定。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無情的攻擊。李當選後，他們都成為其最熱心的奉承者。他連任後，曾託人交一封信給他（不知道為什麼，此信全文曾在台北雜誌登載），信中建議（一）總統府太森嚴神秘，令人畏懼，總統親民，總統府應自由開放，任人參觀，最好每週舉辦音樂會，人民參加可唱流行歌曲。（二）政府文告要平易口語化，用庶民的語言。 最後通緝令撤銷，給我護照。我決定於一九九二年末回國。曾請吳澧培先回國，與各方接觸。吳與他會面，他相當冷淡，似有點困惑，說「他回來，要給他什麼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長嗎？」我終於回國，際遇立法委員選舉，歡迎群眾幾乎擠破機場，我下飛機也被擠得兩腳無法落地，官員怕「台獨」，大多不敢接近，只有立委候選人爭先恐後，要我站台助選。 回台後半年，被二十四小時監視跟蹤，不准上電視，任何一方都未曾來見。今昔不同，已不是單純的「同學」。一實為現任總統，一為前被追捕犯，如可見面，要談什麼。有一天他終於託人來說要我去他家裡，要我先到「中華文化發展委員會（會長黃石城）」躲藏，到了晚上八點以後他會派車接我，車窗要黑布遮起來，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我聽了極不高興，見他要這樣偷偷摸摸，太無尊嚴，拒絕前往。此事耿耿於懷，曾告訴張榮發，他笑著說「我去看他也是一樣」。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我也登記參選，報名保證金一千五百萬台幣，這對我是天文數字，一輩子也未曾看到那麼多錢（告訴訪台的捷克議員，他們驚倒了）。不得不從辜寬敏、林敏生、林誠一各借五百萬，這是我一生首次而唯一借錢的經驗。電視舉辦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出場前在舞台後面與他碰面，兩人默默握手，幾近陌生人，這是我回國第一次看到他。在競選中，我們不作人身攻擊，我攻擊國民黨數十年的暴政，他反對台獨，媒體認為沒有火花，淡如水，不過癮而失望。競選準備當中，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經由一好友，傳來神秘的提議，說若我退選，可給五億台幣的代價，我開玩笑地試探「十億怎樣？」神秘方面說「先拿五億退選，另五億以後再商量。」這可能是國民黨做事的典型。 幾年後輪到連戰競選總統，彭榮次陪我到他家裡，以後就有時到他家聊天。有一次連戰也來，他記得其結婚典禮，我擔任介紹人，相當親切客氣說要聘我為資政，李說選後再說。連戰在台大時我是指導教授，很愛護他，他到芝加哥大學進修，我每到美國，都專程到芝加哥去看他。陳水扁當選後，國民黨鬧罷免，政局混亂，一個晚上陳總統來電，看我能否去請連戰調解，我即請我親戚也是連戰親信楊寶發，問他能否與我密會，連戰說他二十四小時周圍都有人，無法密會，此事就作罷。 他作為總統經常到各地考察研究，連各地的地質農產也都很清楚，他不是才華橫溢，才氣煥發型，而是默默耕耘，耐性堅實，持久做事，實為一位好總統。 連戰競選總統時，投票前幾天，我告訴他連戰必敗，要他做心理準備。他反駁，各管道的報告，都說連戰必勝（可見官僚報喜不報憂）。我寫信給他，「連戰落選後，黨內一定有許多人要你辭職，但為政局安定，切勿辭職，要堅持下去」。果然連戰落選，國民黨煽動群眾，包圍其官邸，叫囂他辭職，他終於受不了，狼狽辭職，退出國民黨，很冤枉。 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了50年的政權，民眾聚集抗議，馬英九率先喊出「要李下台」。（圖擷取自三立）   一天他接受報社訪問，談到台獨，所說完全錯誤，我忍不住也在報上為文強烈批判。他很生氣，其後若有人對他提起我，他就發脾氣。數年彼此忌避。 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台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台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 二○一七年「喜樂島聯盟」在高雄成立，我倆都被邀參加，在舞台二樓休息時，他也進來，二人若無其事雜聊一下，這是最後看到他。 在台灣各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轉換時期，他站在過程中關鍵時點，主政成功，有形無形功勞甚大，相信在台灣歷史上，必將永久佔有偉大地位。     Tue, Aug 04, 2020 In remembrance of Lee Teng-hui By Peng Ming-min 彭明敏   All lives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Over the years, my friendship with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had its ups and downs. Lee’s passing was a heavy blow and has left me deeply saddened. W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and the memories have come flooding back. Lee was bor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than me.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studying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halfway through his studies, he was forced to change his name and enter military service. I was studying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went into hiding to avoid military service, and I was later strafed by a US military aircraft and lost my left arm. At the time we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and had not even heard of each other. After the war,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renam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had their studies at Japan’s imperial universities cut short due to the war were granted an unconditional transfer to complete their degrees at NTU.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o we all got to know one another. Lee, who was study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other student called Mr A (A君) who was studying economics, and I formed a close bond. We would often eat together and chat about national affairs. Once, when I raised the subject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e lambasted then-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Grain Bureau director Lee Lien-chun’s (李連春) policy of exchanging fertilizer for grain for its “gross exploitation of Taiwanese farmers.” However, he seemed uninterested in general politics. After graduating, Lee joined the US-sponsored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 stayed at NTU to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before leaving to study overseas. A few years later, Lee also left Taiwan for overseas studies. On returning to Taiwan, I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NTU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while Lee returned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of us often met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The night before I was arrested for publishing the Declaration of Self-Salv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Lee and I had dinner at Mr A’s house. Neither Lee nor Mr A had an inkling of the plan I had set in motion with my co-conspirators, Hsieh Tsung-min (謝聰敏) and Wei Ting-chao (魏廷朝). Not long after, Mr A left Taiwan and we fell out of touch. After a 13-month stint behind bars I was granted amnesty and placed under lifelong house arrest. Five years later I fled Taiwan for a life in exile. For the next 23 years I had an arrest warrant hanging over me. While in exile in the US, I fought together with my Taiwanese comrades to bring democracy to Taiwan. Lee seemed to disapprove of my activities. I learned that he and his wife said to others: “Peng has not progressed at all.” I once asked them,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In what respect have I made no progress?” After that, they stopped saying it. By the late 1980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d begun and the authorities’ perception of me softened. A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US group even invited me to deliver a speech. Lien Chan (連戰), who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 high-level party officials attended the event, although Lien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Taiwan early due to serious flooding. In 1990, Lee announced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reform. He also publicly stated that I was a patriot and invited me to attend, and welcomed me to return to Taiwan.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attend, but only if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saying: “You invited me for dinner, yet there is a fierce wolfhound at the door that will take a bite out of me. How can I go?” He was very upset, because he had overcome opposition from former premier Lee Huan (李煥) and other party hardliners to issue the invitation. When I refused to attend, he lost face. As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succeeded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upon his death in January 1988. After completing his first full term in office, he ran in the natio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lent him my support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Although I opposed the KMT, I felt that Lee Teng-hui had to serve a second term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arning me ruthless attacks from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After Lee Teng-hui won, I sent him a letter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the full text of which somehow found its way into the Taipei Magazine. In the letter, I suggested two things: First, th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as too rigid and secretive, and continued to instill fear in people’s hearts.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in touch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should be a free and open place that anyone could visit, holding weekly concerts of popular music. Second,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should abandon formal, courtly prose in favor of plain, simple language, so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them. Eventually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and I was given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and in 1992, I returned to Taiwan. I asked Wu Li-pei (吳澧培), later presidential adviser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o return to Taiwan before me to make contact with different parties. Wu met with Lee Teng-hui, who — reportedly rather cold and somewhat bemused — asked Wu: “When he returns, what job should I give him? The Academia Sinica presidency?” When I finally returned to Taiwan, at the time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airport was packed with people welcoming me. The crowd that surrounded the plane initially made it impossible to put two feet on Taiwanese soi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afraid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most did not dare approach me. Legislative candidates, on the other hand, scrambled to ask me to campaign for them.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my return, I was under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was followed everywhere I went. I was barred from appearing on television and there was no contact with Lee Teng-hui. It was all very strange. Finally, one day he sent a messenger with an invitation to visit him at his home. I was told to first go to the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nd hide there. At 8pm he would send a car with black material obscuring the windows so nobody would be able to see inside. After being told of these details, I was extremely displeased. I thought it was disrespectful, and refused to go. I continued to brood about the matter. Later on, I related the strange invitation to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Chang Yung-fa (張榮發), who laughed and said: “When I go to see him it is just the same.” In 1996, I registered as a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egistration deposit was NT$15 million (US$507,941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n astronomical sum to me; I had never seen so much money in my life. I had to borrow NT$5 million each from fellow independence advocates Koo Kwang-ming (辜寬敏), Lin Min-sheng (林敏生) and Lin Cheng-yi (林誠一),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d borrowed money.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the candidates wa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I bumped into Lee Teng-hui backstage before the event. We shook hands almost as if we were strangers.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met since I returned to Taiwan. Dur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 interesting episode took place. A mysterious proposal came via a close friend, offering me NT$500 million if I agreed to stand down. I jokingly responded: “How about NT$1 billion?” The reply came back: “NT$500 million for withdrawing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the other NT$500 million later.” Perhaps this was the KMT’s modus operandi. A few years later, when it was Lien Chan’s turn to run for president, Taiwan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Corp president Peng Run-tzu (彭榮次) accompanied me on a visit to Lee Teng-hui’s house. After that, I would occasionally call on Lee Teng-hui for a chat. One time, Lien was also there. Remembering that I served as the matchmaker at his wedding, Lien kindly invited me to serve as senior presidential adviser, but Lee Teng-hui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discussed after the election. During Lien’s studies in NTU’s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I was his adviser and was supportive of him. During his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visited him there every time I traveled to the US. After Chen won the 2000 election, political chaos followed and the KMT tried to recall him. One night he called me and asked if I could ask Lien to smooth things over. I reached out to former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Yang Pao-fa (楊寶發), who was my relative and Lien’s trusted aide, to forward the message, asking if we could meet secretly. Lien said he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around the clock, so there was no chance to meet secretly. As president, Lee Teng-hui often traveled around for studies and inspections, and he even knew different soil typ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ross Taiwan. He was never a person brimming with talent, so instead he worked hard, patiently, persistently and constantly. He was indeed a good president. A few days before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old Lee Teng-hui that Lien was certain to lose and that he should be prepared. Lee Teng-hui disagreed, saying that every report showed Lien would win. In hindsight, the incident shows that bureaucrats only report good news and conceal the rest. I wrote to Lee Teng-hui, saying that “after Lien is defeated, many KMT members will urge you to resign, but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you must persevere and not step down.” When Lien lost the election, the KMT stirred up public anger and led crowds to encircle Lee Teng-hui’s residence, calling on him to resign. Lee Teng-hui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pressure and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nd left the party. This was unfair. Once Lee Teng-hui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newspaper, but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as completely wrong, so I had to write an opinion piece strongly criticizing him. He was enraged. After that, he would get upset whenever someone mentioned me, and we avoided each other for years. Lee Teng-hui harbored two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ne was Lee Teng-hui as Taiwanese, the other was Lee Teng-hui as KMT chairman. As a Taiwanese, he wanted to safeguard and enhance Taiwanese’s political rights and push for democratization. As KMT chairman, he had to sacrifice certain basic human rights for the sake of unification. He wa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is dilemma. When the Formosa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in 2017, we were both invite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I was taking a rest, Lee Teng-hui came into the same room. We chatted for a while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and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Lee Teng-hui played a crucial role at a crucial time in Taiwan’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He led a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Lee Teng-hui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ma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Peng Ming-min is a former Presidential Office adviser. Translated by Edward Jones and Chang Ho-ming   資料來源：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0/08/04/2003741078     1990年4月4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登輝兄： 你好。首先恭喜你當選。你實在是辛苦了。其他客套的話，請許暫省。下面把一些想法直率地寫出，望你見諒。相信這些話也是海外同鄉絕對多數的心聲。 一、台灣已處於史上未有的社會，政治命運的大轉換期，你又是一位有遠見、有理想、有歷史觀、國際觀、哲學觀、宗教觀的人，我們決定公開支持你在這台灣歷史最緊要關頭來領導台灣，其理由在此。不論對於台灣人民或你個人，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你的責任也太大了。 二、你作事必會受到小人瑣事及保守反動自私貪慾者所困擾和阻礙，衷心希望你切勿忘記你所擔起的歷史使命，你的作為不但攸關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遠久命運，也會為你個人在台灣歷史上定位，幫你不斷從這歷史觀點待人處事。 三、台灣人民，包括海外同鄉，對你的期望實在太高，這恐怕有時對你反而構成相當的負擔。但請勿忘記，人民對你的肯定和支持是你最大的（而現今是唯一的）政治資產，你應該以此為後盾積極大膽去推行改革。我們建議你於就任新職時，將你在任期內要達成的改革目標，明確具體地一一列舉出來，並設定其實現的時間表（例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直轄市長民選、釋放政治犯及其復權）。同時宣佈你決心排除萬難，不惜任何犧牲（包括辭職），為推行此改革而奮鬥。其後，若阻力太大，可以（仿美國或蘇聯總統）用電視等大眾媒體，直接訴請大眾輿論，要求人民支持，藉此削減你周圍的保守反動勢力。（如這次學生示威，對於國大反動力量構成極大壓力，對你是有利的）。今後應多運用這種民間力量，切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你為了保持職位，放棄原則和改革理想，事事與保守反動勢力妥協。（真正無法推行改革時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為你在歷史上的定位，也是重要的）。 四、五月新就任時的文告，應將上述改革目標及時間表發佈，具體明確的說出來。為了要使人民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此重要文告請勿再請那些「職業文宣」人員撰寫。應儘量在外面找一些學界人士，以平易白話，作真正有力而Fresh的文章（如美國田弘茂、張旭成、高英茂等教授應可與商量）。 五、你新就任時，最重要的，是要給人民有「新的時代開始了」的強烈感覺。為此須有一些 Dramatic 的作為，例如在文告中總統公佈私人財產，並要求內閣人員及高級政要自動公佈私有財產（此不必通過法律，應自願方式為之），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想像力，打動民心的事情。 六、就職以後，最好每月一、二次在總統府舉行文化晚會（如美國總統所作）邀請音樂家、作家、詩人、畫家等表演或演講，聽眾盡量減少那些老面孔政要，多請真正老百姓及學生（可從電話簿或街上隨便找），這可以表示你親民也注重文化活動。 七、不必太強調「基督徒信仰」，以免引起反感。台灣究竟非基督教國，而蔣介石、宋美齡等也自稱基督教徒，對基督教的形象也破壞不少。 八、絕對多數人民都信任你、尊重你、支持你，但你卻由聲名狼藉極端腐敗違悖民意的老國代選出，這對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損害極大，為了要建立起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你就職以後儘快（一、二年之內）想出辦法，使人民有機會直接表達對你的支持，以確認你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可以增強你的權威和力量，也可作將來總統直接民選的先驅。 1990.4.4   2000年總統大選前彭明敏致函李登輝 2000年3月15日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改國徽現在是好時機 ◎ 張惠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更改過國徽，至少包括中華民國、蒙古、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西班牙、比利時、菲律賓、紐西蘭、義大利等國家，都有更改過國徽。因此筆者建議內政部應立即進行評估，如果有高度共識，可比照「身分證明文件再設計」活動進行徵圖，希望不要讓台灣人民等太久。 （作者為退休公務人員，新北市民） 1912-1928年，北洋政府使用十二章國徽作為國徽。袁世凱的中華帝國（1915-1916年）亦沿用十二章國徽作為國徽。1928年，國民政府將黃埔軍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標誌成為國徽。   車輪牌換成大圓白日 ◎ 何建毅 筆者認為，倘若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更改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恐將再面對國民黨保守派在立法院的破壞性強硬反對， 因此建議只將白色車輪牌換成大圓白日，維持「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原配色，使國旗得以早日脫離中國國民黨黨徽才是。 （作者為高雄市民） 連國旗也一起換更好 ◎ 蕭嘉弘 時代力量立委提案「更改國徽」，感覺歷經紛擾的時力，戰力回來了！在立院民進黨團的支持下，提案在院會中順利通過。無奈國民黨上下再次集體歇斯底里發作，放不下魚目混珠的現狀，除了自爽外，也反映了將中華民國「私有化」的心態。 個人認為，國徽若更換，可以考慮台灣百合圖案，或是連國旗也一起規劃更換，徹底擺脫黨國時代陰霾，迎向台灣新未來。 （作者是特約領隊導遊，台北市民）

  眾所皆知，國徽來自於中國國民黨黨徽，但台灣自由民主化已三十多年，而且經過多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更已淪為民調低迷的在野黨，怎能繼續黨國不分？ 我們搜尋新聞資料可以發現，先前曾有立委提出「政黨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禁止政黨標章與國旗國徽相同或相近，被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嗆聲「有種就改國徽」！這次時代力量提案要求評估修改國徽，國民黨又大聲嚷嚷反對，時力立委王婉諭批評「當初氣勢哪兒去了」？筆者認為，既然國民黨堅持不改黨徽，還嗆聲「有種就改國徽」，蔡政府還等什麼？ 陳明文、王美惠提案主張，國徽不應做為特定政黨的標章，有黨國不分的疑慮。（陳以信提供）     區分國徽與黨徽的不同，符合民主政治程序，依以往民調顯示，也是台灣多數民眾的心聲。蔡政府應廣納民意，甚至向全民徵稿，選出符合台灣歷史、文化特色及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圖騰，作為新國徽。 （作者為家庭主婦，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