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由於毛澤東熱捧了魯迅，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中國文化人發起了一陣攻擊魯迅的風潮，罵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時髦。與此同時，祭出胡適，作為反魯迅的參照物。這其實是既不懂魯迅，也不懂胡適，只看到表像，沒看到本質的不得要領。 魯迅是一顆珍珠，不能因為毛澤東把這顆珍珠搶過去，掛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陣子，你就說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搶過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錯呵。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毛絕不是真正懂得並欣賞魯迅！ 包括魯迅之子周海嬰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著「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時務一句話也不說。」設想一下，你們誰會把一個自己熱烈推崇的作家關到監獄裡，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澤東那種絕對權力的話。誰也不會！毛澤東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魯迅而已。 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塔」，他們各有特色，卻不等於是對立的、應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後人硬把他倆對立起來，用一方詆毀另一方，則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設性。 魯迅和胡適外在表現的不同，首先是由於他們天生性格的不同，才華不同，導致寫作、為人處事風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們後天的經歷不同，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差別。事實上，無論魯迅認為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為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的傲骨、氣勢和風格，他也做不成魯迅。 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應該成為一個深陷革命和組織的活動家，但他卻一路什麼「行動」都沒有，始終靠文字影響著無數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更像個應該終日呆在書房的學究，但他卻一路都是領導風潮的「弄潮兒」，甚至直接參政。 以魯迅爽朗幽默且頗露鋒芒的性格，也好像應該是成天呼朋喚友、高談闊論，或像康有為那樣開學堂，有幾個梁啟超那種可以呼風喚雨、從政組閣、進行改造國家大業的弟子；但他卻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靜的胡適，卻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灣做中研院長期間，更是賓客盈門，不亦樂乎（當然，那大概只是表像，他由於堅持西化而導致的孤寂是明擺著的）。 這兩人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魯迅的影響力在於作品本身，而胡適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曾經引導風潮。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伙，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 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還沒拿到，就被陳獨秀請回國當了北大教授，不僅後來有一個擁他的文化界，還有一個挺他的政府。在中國思想界發生最大變革的民國時代，胡適那個位置本身就給他帶來幾乎無人可取代的影響力。但仔細閱讀過魯迅和胡適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魯迅的寫作才華遠超過胡適；胡適主要是以其為人處世的君子風範，尤其是革命大潮來臨之際的清醒認知，成為後人難得的表率。 簡單概括一句：這是各有千秋的一對兒：胡適更懂處世，魯迅更會作文；胡適更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魯迅更是個體欣賞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國那種文化傳統、人文環境中，能出一個魯迅，一個胡適，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點之後，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倆的性格和外在表現的確有很大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化歷史上，魯迅和胡適是骨子裡最相似的一對孿生兄弟。 ●本質上，魯迅胡適的「相同」超過「不同」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魯迅明說中國文化吃人；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最後一次演講。 當然，回頭來看，魯迅有其偏激之處；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是對西方缺乏了解的口號，因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體主義觀念、追求個體主義價值等幾種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往哪個方向「化」呢？ 但是，對魯迅和胡適當年如此激進的觀點，不應咬文嚼字地去理解為他倆都要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應去體會他們對中國現狀的極度不滿，那種痛感中國需要徹底變革的迫切心態，那種需要推倒這堵窒息生命的中國城牆才能讓人透口新鮮空氣的激憤。 這裡明擺著，那個最呼應魯迅要衝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盤西化」的胡適，還有誰呢？他倆誰都沒明白（當然，這裡胡適比魯迅清楚），骨子裡，他倆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對雙子塔：一個欲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第二，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是胡適到死的呼喚，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義」。魯迅則以身實踐，做了中國的易卜生。 第三，魯迅有話直說——尖刻、犀利，對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絕不留情。胡適表面上謙恭溫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養，但骨子裡卻有和魯迅類似的激烈、激進（全盤西化的口號本身就是一例），有點像羅曼•羅蘭和喬伊斯那類人。斯文儒雅的羅曼•羅蘭的激情通過《約翰•克裡斯多夫》展露無疑；《尤利西斯》作者喬伊斯沉靜不苟言笑，卻熱烈崇拜激憤的易卜生，以至親自跑到挪威登門拜訪。胡適如有機會，我看他也會跑去。 我對胡適的敬佩之處，絕不是他的被許多人拿來貶損魯迅的所謂「寬容」，而恰恰是他的堅持——他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的堅持。他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文化陣營就是反對的，蔣介石尤其反對；他不僅沒有跟蔣妥協，甚至當面直接頂撞。事實上，我就沒看見胡適寬容他認為錯的東西，他頂多就是沉默。在重大問題上，他不僅不寬容，而且是絕對不妥協，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後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於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像。」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後，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後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後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係、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於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毫無疑問，無論是妥協「人情世故」，還是妥協「原則理念」，都遠比「堅持」容易。在這兩點上的堅持之所以難，因為它不僅需要智慧、勇氣，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來，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協者永遠占大多數。魯迅和胡適，從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堅持了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東西」本身的價值另當別論，「堅持」和「人格的統一」則是他們自身的、非常值得後人推崇的價值。 第四，無論是魯迅的激情，還是胡適的冷靜，無論是魯迅的悲觀（盡管他否認自己是悲觀的，也否定悲觀情緒），還是胡適的樂觀，他倆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陰暗、不狡詐，不圓滑，都沒有一絲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態，都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功立業，而不是追逐虛榮（這是和當今相當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點）；而且，他倆都特別把自己當人，當正經人，當重要的人，尤其是，當有尊嚴的人。他倆都清楚自己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但卻絕無絲毫輕狂的海口，就因為他們懂得：什麼叫尊嚴。 這些年我越來越意識到，做人是否真誠地道，比觀點是否正確更重要。思想觀點可以改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過程中成長。跟嚴肅認真的政敵，你可以論理、論戰；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觀點一致的），你束手無策，因為 「我贏、我賺」是這類人唯一的準則。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無法改變的。痞性，就是可以沒有底線、沒有準則，沒有是非，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把擅長陰謀詭計當高智商，可視彌天大謊為小事一樁。 痞性的人，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產之一，他們絕不僅僅存在於中國農民中（諸如阿Q那種低級痞子），而是在各行各業。毛澤東就是中國痞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過去這二、三十年來，痞子這個特產在中國文化人中繁殖最快，生命力最強。痞，成為「酷」，成為時髦。這類痞人，無論是維護專制的，還是舉著反專制牌坊的，本質是一回事兒，他們在齊心協力，把中國推向一個「痞子共和國」。 魯迅和胡適，盡管風格迥異，卻都是和那類痞子文人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他們兩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統一的典範，是高揚「人」的精神的雙子塔。 ●黑夜中的吶喊 魯迅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對吃人的舊禮教的痛斥。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像俄國和中國。魯迅早就指出，「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當年如此，一百年後還如此。縱觀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哪裡缺乏對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裡就最落後。中國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成了一個比帝制時代更專制的國家。悲慘至如此地步，還是容不得批判。為什麼？除了政權以外，「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語）。」今天，那些「害國」民眾就叫做「愛國憤青」。 正因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艱難，所以勇者罕見；正因為罕見，所以魯迅才加倍地可貴。但是，有思想、有勇氣，還必須要有那份寫作才華。魯迅就是那個在中國百年難得一見的、這幾樣都具備的才子。有一個這樣的才子指出中國的弊病，是中國人的幸運！ 我雖然幾十年前就喜歡魯迅，但最近重讀一遍《魯迅全集》，不僅比許多年前讀更震撼，而且發現他的文字比以前記憶中的魯迅好太多了。 說魯迅悲觀沒錯，他的確是太悲觀了，鮮有幾篇能讓人看見點兒光亮的東西。可話說回來，自古至今，有幾個中國作家從那個社會裡挖出點兒光亮來呢？那個最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悲觀到極致了吧，他最後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虛無。魯迅則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碼，他聲嘶力竭地喊了：這裡太黑，這裡窒息！他是一定要「與黑暗搗亂」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廝殺的過程中，撕出一片光明來。 胡適曾熱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評價易卜生對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抨擊：「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我想說的是，魯迅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易卜生呢？ ●文學家的魯迅已經聳立 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話文寫作就留下那麼多影響了無數人的作品。18年，多麼短暫！他身後，無論是被當氣球吹，還是被污水灌頂，什麼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強有力地捍衛著他自己。 首先，僅僅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就是屹立中國文壇的巨人。他說只看過百來篇小說（且多是短篇），就開始寫了。他的確是天才，學得極快。《狂人日記》今天看來仍是超優秀！作為中文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它那麼短、那麼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寫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學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東西。無論從藝術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過第二個中文短篇小說可與之匹敵；也認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好很多，好在文字簡潔、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從史書「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發現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發現」，用今天的話來詮釋就是：那個文化的主體價值滅了「個人」——奠基了四千年專制的堅固根基。魯迅當時就睿智地意識到自己這個發現的價值：「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種狀況迄今亦如此，又過了一百年！ 但魯迅同時認為，「《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 魯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謙虛，他是真的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那個天才！第一篇倉促之作就可以寫得那麼精彩，隨便一學，就能達到那種程度，只有天才可為。天才是不可重復、無法模仿的，所以百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魯迅式的小說家。 《阿Q正傳》幾乎是在《新青年》編輯「逼」著下硬寫的作品，居然刻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人物之一。這部作品全中國人民都熟悉到像對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這不是靠誰宣傳就能達到的，必須是它本身「經看」。阿Q這個人物之典型，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農民，我新近的發現是，由於中國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個「阿Q共和國」。 《藥》同樣是很短的一篇小說，但從故事構思，到人物塑造，到場景描述，都相當緊湊、清晰；前後呼應轉折也很自然、恰到好處；而且用那麼平淡、平緩的語氣，卻讓人清晰地感覺到那個社會令人徹骨的絕望和凄涼。這篇小說的高明之處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最難的一點。真不知道在華文世界還有誰的作品，這幾點結合得如此之好。 《傷逝》或許受到契科夫《哀傷》的啟發，卻一點也不比《哀傷》差。《哀傷》很生動，但女主角卻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魯迅的子君則是可愛地活過。《故鄉》雖然像一篇散文，卻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鳴的。能讓外國人看明白的中國小說實在不多，《阿Q》極好，但真是出不了國。外國有好人，有壞人，有魔鬼，就是罕見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國特產」。《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卻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人性的光亮。 當然，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遠遠大於光明，因為他要做的，就是控訴社會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許多人物也頗有其內在美、人性的閃光，但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升華（而是踐踏）個人的內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滅著人性。魯迅批評中國人的奴性、呆滯、陰暗，但更怒斥那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和制度。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人是（用魯迅的話說）「闊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魯迅時代更低了，社會制度更黑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有魯迅，在中國肯定是被滅了的。 但魯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邊吶喊著要衝破黑暗，一邊又總是懷疑，「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呢？」怎麼辦？先讓她有走的權利，走的自由！當她能邁出那一步，無論對錯，她就會學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會闖一條新的道路，起碼不至於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麼樣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動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壓抑至死要好！ 魯迅後期的小說，如《故事新編》等，顯然沒有前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等那麼精彩，但他明顯地開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嘗試。他開始寫英雄，寫巨人（治水的大禹，補天的女媧，刺暴君的大俠等等），明確地高揚起他信奉的「個人主義」（獨膽英雄）哲學，而擺脫前期那種多是寫陰暗、卑瑣、殘缺的小人物的狀態。可惜，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亮光太少，中國文學史上可借鑒的正面英雄形像、可吸取的文學養料太少，思想上的啟迪更少，所以魯迅的嘗試很明顯地非常艱難，他試圖從遠古的中國歷史中去尋找資源，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一個文學家，只要有那麼幾篇優秀的，就可以立得起來。魯迅僅憑《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就可以不朽地聳立中國文壇。更何況，他還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過眼不忘的人物。 ●評論家的魯迅無人項背 記得多年前，坐在書架前隨手翻看魯迅，還頗對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現在重讀，不僅讀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感觸，更對他在白話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際表達得那麼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魯迅的文字沒有做作、沒有矯情、更沒有賣弄，他總是自然且鮮明地表現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勢、一種棱角、一股吸引你讀下去的魅力。 魯迅的雜文經常會有像針灸那種刺激一下神經的東西，促人思考。他還時不時有一些格言警句，無論你持什麼思想觀點，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可以拿來借鑒一下。而且，魯迅的幽默更是隨處可見。在當代中文世界，還真沒讀過第二個人的作品，能集魯迅這麼多優點於一身。重讀魯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誰罵也倒不了；壞的文字，諾貝爾獎也挺不起來。 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體會，最難寫的是批評人的文章。以個人的寫作經驗，能批到點子上就很難，並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就加倍地難，尤其是在批評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魯迅的文字就有這種功力。 魯迅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那也是一種沒法模仿的天賦。英語裡時常有作家被說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說他（她）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原創能力。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西方語言裡這種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見。 很多人批魯迅罵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評論家主要是批評家，罵人就是他的職業呵！哪國的評論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評嗎？總不能因為魯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說人家不該罵吧。關鍵是他罵的內容對不對。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的中國，比阿Q更糟的痞子、惡棍到處都是，你讓他每天歌功頌德嗎？歌誰的功？頌誰的德呢？ 魯迅既罵武斷專橫的政府，也罵愚昧卑俗的大眾，但最令人欽佩的，是魯迅對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撐著專制。大眾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壞制度的犧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眾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眾的苟且，文化痞子則成為各種檔次的阿Q們的樣板。痛斥愚昧大眾不是難事，因為大眾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批判幫閑文人，文人不僅可以還嘴，還會歪曲誹謗、拉幫結伙地攻擊。所以，抨擊文化人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才智。重讀魯迅更痛感，不是沒人想做魯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華。 魯迅罵人是不留情，但絕不下流，反而經常風趣幽默。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在美國看到的最好的批評家罵人都是：夠狠，夠損，但不下流。魯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格，實在太令人驚奇了。那些寫不過魯迅的，就說人家態度不好。問題是，那些人和事該不該罵？用「形式」轉移「內容」的視線，是沒理兒的人論戰的最常見手段。事實是，魯迅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對手，主要是才華超人，才氣逼人。 魯迅罵人的文章是多，但人們忘記了，有多少人在罵魯迅！他們一堆人，每人射魯迅幾箭。而魯迅則要回射一圈，當然他的箭多，顯得淨是魯迅在嚷嚷了。更明顯的是，魯迅一回擊，由於批得更準確到位，就比他的對手們更有力，所以給人以「狠」的感覺；而這一狠，增加了氣勢，也給人以「多」的感覺。其實，那時期由於自由度很高，罵人的文章老多了，都達不到魯迅的檔次而已。魯迅有時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緒化，但沒有了那些情緒，也沒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緒，很多時候其實是一頓美餐裡的油鹽醬醋呢。 要我來看，那些被魯迅罵的，差不多都是該罵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點很重要）觀點之爭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導致的衝突。魯迅耿直、率性，又才華橫溢、文章鋒芒畢露，這就讓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難受，諸如梁實秋、徐志摩、陳西瀅、林語堂之類。他們仗著留英美回來（其實沒學著啥，那年頭在美國睡三年覺，回到中國也是教授），就不買魯迅風頭太勁的賬，於是時不時地來調戲先生一下。 或許是我對魯迅的偏愛，怎麼看都覺得，那些跟魯迅罵筆仗的人，都比魯迅卑瑣、陰暗、不正；而且他們更善結伙，這是最令我不齒的一點。比如，徐志摩和陳西瀅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聯：「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陳西瀅對下聯：「他（魯迅）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但被魯迅一回罵，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抱團兒。但那些人的筆力凝一塊，也遠不是魯迅的對手。他們是一群人圍攻魯迅，包括他那個忘恩負義的「混帳」（豈止是魯迅所說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實上，像那個陳西瀅，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過魯迅筆下，我懷疑今天有沒有三個人還記得他。而那個徐志摩在西方溜達了一回，最大的發現是，中國的給女人裹小腳比西方的給女人束胸要文明。他當年要不是靠大登廣告弄什麼「中國史上第一文明離婚」、然後再大肆渲染什麼和林徽因、陸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飛機摔下去了，就憑那點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麼康橋、沙揚挪拉之類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這般大名？那片帶不走的浮雲（虛名）早就飄散了。在我看來，志摩先生倒是中國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師呢。 魯迅就一個人，從不拉幫，從不結伙，孤獨地站在那裡，迎接那些歪曲、中傷的亂箭。他也不斷地左右還擊，他也遍體鱗傷。誰真惹怒了先生，他隨手回一棒，就比他對手們的陰陽怪氣有力。魯迅就是大錘，你把幾個小榔頭綁一塊，也頂多只砸出幾顆星星。大錘仍然屹立，準備下次重磅一擊。 除了力度，魯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對手們所望塵莫及的。林語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麼整，都給人一種「硬」要「做幽默」的感覺，不僅無法和魯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讀來沒享受感。 讀魯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還會油然產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覺。好像他活著的時候，曾經跟他徹夜促膝交談，有過一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嘆；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這樣一種情懷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 魯迅的那些（因時代和環境）而導致的左傾觀點（尤其是30年代以後的）我當然不認同，但我一點都不懷疑，即使今天跟魯迅先生有不同觀點，也完全可以溝通。因為他真誠、認道理、通情達理、嚴肅認真、不矯情做作，更無圓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別良性，是個沒有犬儒、沒有精明、沒有油滑、更沒有痞氣的人。 而魯迅那些對手們，只說有名的，諸如上述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之流（沒錯，之流），別說交朋友，假如有人請一桌宴，有他們在座，哦，再加上那個陳西瀅，你連去湊熱鬧的心都沒有。哪怕跟他們觀點一致，也聊不到一塊去。討厭那種酸，那種滑，那種陰陽怪氣。 ●「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在《死》這篇文章中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段話成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說他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卻很欣賞魯迅先生這段話，尤其喜歡這句「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訴你：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認真考慮後，做的一個決定，並且勇敢地、高調地把這個決定公布於眾。我認同先生「不寬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這個世界上那些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寬恕，不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無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觀上慫恿邪惡、促成災難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舉「寬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沒有真寬恕，而是做「寬恕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是不寬容。」事實上，那些高喊寬容的人，是遠比一般（不唱這個高調的）人更不寬容的！ 能「寬恕」甚至「愛」敵人的耶穌，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詛咒到地獄去的。神且如此，何況人也。 所以，無論是「沒有是非」的偽寬恕，還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寬恕，對世界的害處都遠大於好處。相比之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誠實的魯迅，比只做「寬恕狀」給人看的，好一萬倍！ 任何一個人，無論持什麼觀點（誰都有盲點），是否作秀、做姿態，說自己不相信的話，表達不是自己心意的觀點，才真正展示一個人的品德。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個真實的我，不去做那個秀！ 我不僅認同魯迅先生的「不寬恕」，還準備照他遺囑裡更「警鐘」的一句話去做，那就是：「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為（我的補充）這種人要麼是漿糊，要麼是偽君子/作秀狂，多數是兩者全兼。 魯迅的「拳來拳對，刀來刀擋」不僅正確，而且遠比「你打左臉，我再送上右臉給你打」的無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設性的價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錯，關鍵看你幹什麼用；拿來「首先」去殺人，你就是屠夫，必須被懲罰；拿來自衛和保護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責「刀和拳頭」本身的（就像指責「槍」是問題的美國左派），要麼愚昧，要麼作秀，要麼是沒刀沒拳的無能者——這些人加起來就是大多數，於是給了有真槍實彈的（極少數）惡人以機會和操控絕大多數人的可能。人類的歷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著這一點。 有些人拿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和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來比較，想說胡適多麼對，魯迅多麼錯。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對政府而言，是從政權（authority）那裡要；容忍是指個人行為。且不說（魯迅這種）個人的不寬恕錯誤（包括不寬容論敵），絕不等同於不容忍不同意見；更何況，只有政權能壓制自由，個人容忍與否，又能怎樣呢？沒有政權壓制的話，你容不容忍，我照樣發表，照樣有人喜歡，也照樣有人痛斥。同樣，無論你個人多麼寬容，可政權連發表言論的自由都不給的話，你連我想說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談何容忍？ 對於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榔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沒有是非的「容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遏阻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更何況，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對專制的容忍。 事實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沒有（被政權扼殺的）自由，根本就談不上（個人的）容忍！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容忍；自由不僅遠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把話正說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說作為無神論者，他可以容忍別人的信仰，而共產黨卻不容忍。這裡不僅混淆了個人和政黨政府的不同，更忘記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說」容忍！事實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後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會的自由給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獨立思考的人，絕不會因為某句話是某某大師說的，就奉為神明。我在西方這麼多年的最大發現就是，無論是什麼名家，都可能有盲點到荒謬的東西。所以，這句胡適從康奈爾大學校長那裡學舌來的話，也絕不等於就是正確的。西方錯到離譜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適一路推崇、從未批判過的、他的導師杜威就有重大的、被歷史證明的謬誤。而胡適本人，最大的敗筆就是只高喊全盤西化，卻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學習、研究西方。宣揚這句「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對於懂英文、多年留美駐美、極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國文化界獨領風騷的胡適來說，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觀點對錯可以探討，沒有人絕對正確。但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不是人雲亦雲，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轉風向，才是真正可貴的。所以說，在一個盛產鄉願、諂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現一個魯迅，簡直像汪洋中出現一座島嶼、一個燈塔，沙漠中一塊綠茵、一汪清泉。這，就是魯迅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魯迅的左傾 魯迅今天被許多人批判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傾和加入左聯，而胡適則堅決反共，於是再以此「捧胡貶魯」。但這也不盡公平。 在當時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晰共產主義革命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歐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數。胡適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過一次蘇聯，回來就說蘇俄是「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甚至對社會主義歌頌到這種程度：「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直到1945年，胡適還給毛澤東拍電報，希望國共兩黨能像美國兩黨那樣輪流執政，跟馬歇爾一樣昏。 那個林語堂就更嚴重了，不僅當年歌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為聯合戰線鋪好了道路……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戰是準備不足的」；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而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適在台灣就以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公開認錯。林語堂後來也改變了想法。而從剛加入左聯就跟其領導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衝突的魯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蘇俄暴政的真實，他也一定（！）會像胡適那樣認錯，因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絕不會知錯之後還「一條道走到黑」。連做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和陳獨秀後來都真誠地反省了，更何況從一開始就不滿他們的魯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魯迅絕對有認識共產歧途的能力。像陳獨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產主義的錯誤，又回到推崇英美個人主義的道路。魯迅題過「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摯友瞿秋白，如不被國民黨殺害，也會像陳獨秀那樣公開認錯；他那篇《多余的話》已透露清晰端倪。他們這些人，有錯誤、有時代背景而導致的認知局限，但他們的追求是非常嚴肅真誠的、不會因功利而壓倒理念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認識到錯誤一定是敢於承認和糾正的。 深知魯迅，也了解共產黨的胡適說得很明白，「魯迅若不死，也會（被）砍頭的。」所以做出這種判斷，胡適曾跟《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當然是自由主義陣營。我對胡適這句公正評價魯迅的話充滿感激和敬意！這也是對我自己認定他倆是一對思想孿生兄弟這個判斷的佐證！ 魯迅左傾，還與國民黨殺了許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關係。而且國民黨不僅禁過魯迅的作品，還幾度追捕他本人。當年在中國的時候，由於對共產黨痛恨萬分，我對國民黨曾有相當好感。但近年來隨著對國民黨在中國和台灣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來越感到，他們其實曾是一個小希特勒政權，盡管曾經反共、反紅色政權，但從本質上講，同樣是踐踏生命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陸」的旗號，實施嚴酷的專制獨裁。由此我對魯迅當年的加入左聯也更多了一分諒解。當然，無論如何，加入左聯是魯迅對「紅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個重大思想局限。 再一個導致魯迅左傾的原因，是他去了日本，完全沒有接觸過西方體制。雖然日本有過明治維新的變革，提出「脫亞入歐」，可惜日本當時「入」的是法國德國那種群體主義（國家強大第一）的思路，而不是英美的個體主義（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價值，這是導致二戰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魯迅還學了俄文，在俄國那個最瘋狂的年代，可想而知，魯迅從俄文能得到什麼。當時的俄國，剛經過一個思想界、文藝界「群星燦爛」的時代，但那些「星光」散發的全部都是左傾、均貧富、推崇農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反西方物質文明、反工業化的東西。俄國精神是什麼？就是東正教+斯拉夫主義+共產主義的群體主義至上精神。俄國思想對整體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損害是無可估量的！在這點上，魯迅只是沒能成為一個例外。 我認為，如果魯迅學的外文不是日文和俄文，而是和胡適一樣懂英文，並像胡適那樣有那麼長時間在美國，他對美國的發現和理解會遠超過胡適，不僅因為他的天資悟性超過胡適，也因為他比胡適更用功。 魯迅左傾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文學家同情弱者的常態的左傾。魯迅小說的字裡行間，隨時可見那種對殘酷現實的心的疼痛。那是一個真正作家的敏感——他有這種敏感，同時有表達這種敏感的能力。像狄更斯、托爾斯泰等都左傾得很，都有那種天性的敏感、自然的悲天憫人。但這類作家都絕對見不得殺人。共產黨式的殺人，會讓他們震怒的。正因為如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魯迅絕對不會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他只是不了解共產黨的本性。 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都明顯地表現了對「吃人、殺人」的恐懼。他寫《紀念劉和珍君》時，對「政權竟然可以殺人」的巨大、難以言喻的憤怒，從他那切膚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寫出《紀念劉和珍君》的魯迅，絕不可能容忍共產主義，而只能是一個後來會被毛澤東滅掉的魯迅。 狄更斯用小說形式對資本主義的「殘酷」的控訴，無論對知識分子還是對大眾，其影響力大概都遠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喜歡狄更斯小說裡那些閃閃發光的人物的讀者，大概不會追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的誇張，因為狄更斯實在是無法想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會是殘酷到何等地步。更何況，僅憑他的《雙城記》裡對法國大革命的（暴政和暴民）雙重厭惡，我毫不懷疑，狄更斯也絕不會容忍、接受共產主義。這也是我對魯迅的確信。對政府殺了47個人憤怒至極、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七篇文章的，除了魯迅，還有誰？！ 魯迅對殺人的恐懼和痛恨也跟（用今天的眼光看相當左傾的）托爾斯泰很相似。托氏在法國看過一次斷頭台斬首，看得渾身發抖，深惡痛絕。魯迅自己從沒見過斬首，但僅僅是看過一篇有關斬人頭的報道，他就對那種「斬」法忍無可忍，始終記恨。 魯迅有一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說叫《兔和貓》，寫一只凶狠的大黑貓吃掉剛出生的小白兔的故事。一個大男人，低吟出一個小女孩般對弱小動物的憐愛，而且其觀察之細膩亦如女童。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幾度感嘆生命之脆弱：「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小說中他更感嘆面對生命損失時周圍人心之漠然。一個對生命感覺如此強烈的作家，對殺人最多的共產政權，怎麼可能有一絲一毫的容忍？ 對屠殺生命者，魯迅是要報復的，他不能容忍沒有是非的「修善」（今天的所謂「沒有敵人」的「大愛」）。正是出於對生命的愛，才不能容忍對生命的屠宰。《兔和貓》的最後一句是：「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青酸鉀５。」思想清晰、乾淨利索、令人過癮的結尾！由此可以想見，對今天這個比當年北洋軍閥政府殺了更多人的政權，魯迅會是什麼態度。 我堅決地相信，如果魯迅活在今天，他會是激勵中國人埋葬共產專制的最響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聲音。寫到這裡，一股強烈的懷念魯迅之情驟然升起。先生在，該是多麼棒，他那匕首般的筆，會橫掃掉文壇和思想界的多少烏煙瘴氣！ ●革命還是改良 捧胡貶魯一派，還有一個觀點是說胡適主張改良，魯迅偏向革命。言「內」之意，是革命的訴求，導致了後來的共產革命，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再要革命，而應倡導改良。這種觀點有兩大錯誤：其一是對「革命」的認知錯誤，其二是對胡適和魯迅兩個人都錯誤解讀。 魯迅欣賞和讚美的革命，是結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是革舊制度的命，革辮子、革小腳、革包辦婚姻的命。不革命，怎麼趕走皇帝？清朝那些要保皇改良的，改成了嗎？有誰說胡適不贊成辛亥革命嗎？至於對民國政府，胡適期待改良，魯迅要推翻過嗎？在臨死前兩天的文字中，魯迅還提到「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擔心走回頭路，怕保不住民國，何等的情懷！ 魯迅讚美革命，卻和毛澤東的心態正相反！1921年共產黨成立那年，魯迅寫出《阿Q正傳》，對阿Q式的痞子、邊緣人的革命不僅非常擔心，而且完全反感。但1927年，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是高歌痞子暴民運動：「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從當年到今天（！），就痞子革命，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這兩個人的想法更對立的了吧！ 所以，認為一個能寫出阿Q的魯迅，會是欣賞毛澤東式的痞子革命的人，壓根就沒讀懂魯迅，也理解不了魯迅這種人的思路。 在毛那篇《考察報告》發表之前三個月，魯迅對《阿Q正傳》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魯迅甚至預見到阿Q們喜歡的革命「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而這正是毛建立紅色政權的時刻。 魯迅這個預感，也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預感並恐懼即將發生的地痞流氓主導的革命（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革命）。如果中國有俄國那種文學傳統，魯迅不是沒可能成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認知很相似，陀氏也是既要推翻欺壓人民的舊沙皇制度，同時對群魔亂舞的痞子革命和殺人政權更完全沒法接受。魯迅跟他們實在太相像了！ 魯迅恨死了吃人的舊制度，他要革命，恰恰是要救生命，救靈魂。革殺人制度的命，才能救活更多的人。同樣是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就和法國大革命、俄國/中國的共產革命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革命並不錯，關鍵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的革命。 那些一味「反革命」的人，和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一樣淺薄，他們不懂/也不想懂，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不靠革命而得來的自由！還有一類「反革命」的人，他們是像李光耀之類的，認為秩序高於自由。 今天的捧胡貶魯派，在革命和改良問題上，硬是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當然是要借他倆說今天的事兒，要借胡適的改良民國政府，給自己要「改良共產黨政權」找依據。但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明顯地自相矛盾。他們中大概沒有誰是不支持辛亥革命的。既然連清王朝都改良不成，那面對目前中國這個遠比清王朝更殘酷的政權，談改良豈不是清清楚楚的水中撈月？ 如果「反革命派」能說真話：「當然只有革命才能改變，但因為目前的政府太殘忍，如果我們說要革它的命，那它就先來革我們的命了；所以我們是不得已，不敢說要革命。」這種真話，誰都能理解，沒人會挑剔。讓人受不了的是，給怯懦、愚昧和作秀戴上「改良比革命更高級、更有頭腦」的高帽。這種高帽形成輿論，在文化人和大眾中潛移默化，就成為鞏固專制的力量。 事實上，胡適又什麼時候說過對共產黨也是可以改良的呢？任何研究過胡適的人都清楚，胡適所以對蔣介石一再遷就，就是認為只有靠他才可能推翻共產黨。是推翻！所以，捧胡貶魯派更加矛盾的一點是，他們一邊抨擊魯迅左傾，推崇胡適的反共到底，一邊卻要借胡適給「改良共產黨政權」壯聲勢。真是一邊玩自己，一邊踐踏胡適，一邊阻礙（胡適所向往的）通向自由中國的道路，盡管這並非他們的主觀願望。歷史證明，主觀願望不是關鍵（喜專制拒自由的人極少），導致的結果才是值得追究的。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哪裡？ 中國傳統文人多是兩大類：竹林七賢式的逍遙派，學而優則仕的當官派。最缺乏的，就是西方那種既非常入世，又保持獨立的知識分子。魯迅就是中國人中罕見且頗有成就的一個。他早就認知到獨立的意義，誓言不跟當權者打交道，尤其是因支持學潮而失去教育部的公務員職務後，就一直獨立寫作，靠稿費謀生。中國文化人中，像魯迅那樣能忍住孤獨、不屑團伙、不依附權勢、真正獨立、認真地坐下來思考，寫出點內容、說出幾句真話的人，實在太罕見了。 再跟胡適相比，胡適更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而魯迅的獨立精神價更高。我們看，當離開中國文人那個「造勢」、「構勢」的群體，到了美國之後，雖然既懂英文，還有被認可的地位，（雖不富裕卻也）不必為飯碗而耗費時間精力，但胡適卻一籌莫展，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建樹。胡適的文字比較平庸，既缺乏深刻清晰的思想，也無俏皮幽默；而魯迅則以這幾點見長，今天讀來仍有過癮的感覺。正因為魯迅的名聲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文字墊起來的，所以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可以靠那支筆站立。 魯迅後來跟胡適關係「生隙」，與他反感胡適跟當權者走得太近有關。當然，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有偏頗的，或者說，他對胡適的思路不清楚。胡適並不是熱衷從政的，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時，他甚至說20年不談政治，欲致力思想文化啟蒙，認為政治革命的前提條件是思想革命。這點很正確、很重要！他後來也屢次拒絕政府延攬。當時的入閣朋友曾戲言，胡適是處女，我們是妓女。但後來胡適也當了官，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為抗日而爭取美援）。研究胡適的（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有個解釋：胡適不再是「處女」，但沒變成「妓女」，而是「良家婦女」，始終是一股「清流」。 魯迅比較獨立，一直沒在政權勢力的「河邊」站，所以「不濕鞋」，很了不起。胡適則不僅常在河邊站，而且一直是弄潮兒，更一直試圖影響、扭轉「潮向」，卻也基本保持了「不濕鞋」。到底誰更難呢？ 認真思考一下，還是覺得從不去「河邊」更難。因為到「河邊」即使保持不濕鞋，卻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既得到來自權勢的影響力，還有經濟上的實惠。胡適因為常在「河邊」站，所以總有「水」的滋潤，從未嚐過魯迅那種生活上的艱辛。他還曾主掌過國家文化基金什麼的，即使在美國那段算比較艱難的歲月（五十年代初），他還是得到蔣介石親準的九筆匯款（四萬五千美元）的資助（這在當時應算是很大一筆錢）。而魯迅卻要自己爬格子，完全靠稿費生活，經濟保障狀況沒法和胡適相比。 周質平教授在比較胡適和林語堂時曾指出，林語堂早年涉及蔣介石的文字不僅「稍顯輕佻、諂媚」，後來還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胡適當然從無這種諂媚權力者的不自尊文字，「胡始終自居於與蔣平等的地位」。有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中國社會的特點則是「文人難過君王關」。而魯迅，連跟「君王」通信都不屑，從始至終保持了一個知識人最可貴的獨立性、批判性。 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魯迅就是批判、破壞，卻沒有什麼建樹。但事實上，魯迅的價值恰恰在於他的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我們看易卜生的《人民公敵》提出什麼了呢？那只不過是一場關於當地水源是否對身體有害的爭論。那個醫生的偉大，並不在於發現水有問題，而是面對所有人的反對、圍攻，他堅持不後退，哪怕成為「人民」的敵人。 人民就是群體，就是多數。這部劇高揚的，是「個體」敢於挑戰「群體」的精神，是「個人」敢於對抗「人民」的強大頭腦和心靈。這種精神是人類古往今來都極端缺乏的；由於缺乏，它就更珍貴，價更高。而且這種「敢於獨立」的精神價值超過提出一個普世價值。為什麼呢？ 首先，普世價值很多人提出，很容易被「普世」接受，也和個人的利害、安危往往沒有直接關係。其次，人人都在高喊普世價值，你說「愛」好，每個人都說要「愛」。你說要民主，毛澤東也高喊民主，希特勒也舉民主旗幟。胡適提出的「西化」、爭取「個體自由」也完全不是他的原創和獨創。介紹、引進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太難做到，甚至原創出一個理論也不是高不可攀。 最難的是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而大多數反對）的事業。胡適的最值得推崇之處，恰恰和魯迅是一樣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而且，胡適晚年越來越走向魯迅的方向，並且戰鬥精神更增強了，更不妥協他的「西化」理念，更跟那些反對西化的昏庸文人戰鬥，直到最後一口氣。明知蔣介石不喜歡，國民黨文化人也認為，是因為他弄西方自由主義、抨擊傳統文化，導致他們丟了大陸，但胡適的最後一次演講仍慷慨陳詞：「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但講這話幾分鐘之後，他就因情緒激動而心臟病發作去世了。清清楚楚是被氣死的嘛！完全不是寬恕後平靜地死，而是戰鬥至死，真真地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這明明是和魯迅的「一個都不寬恕」一模一樣！而魯迅卻是到死也沒走向（拒絕走向）給胡適留下一世英名的方向（所謂「寬容、妥協」）。從這點上來說，魯迅比胡適更真。 胡適要做一個「寬容」的姿態，但他沒意識到，個人的生氣與否，妥協與否，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不是一個層次、一個平面討論的問題。美國總統傑弗遜可以因被媒體痛罵而生氣，但卻絕不會動用他的政府去制裁那種罵，這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分水嶺。 對政府來說，跟人民的妥協值得肯定。對個人來說，恰恰是毫不妥協的堅持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難以高攀的品德境界。胡適自己是不妥協的楷模，卻留下了最易被曲解的遺產，這其實是他一生功名的最令人遺憾之處。 獨立的個人往往面對巨大的阻礙、壓力：一是來自國家政權，一是來自被洗腦的大眾，再就是來自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壓力哪一個都是可怕的，哪一個都可能把「個人」碾碎，哪一個都可能掀掉你的飯碗，頂住哪一個都很不易。在多數狀況下，這三種壓力是結合成一體的，它能把任何個人碾成粉末。所以，要能把這三方面的壓力全部頂住，堅持發出自己理念的聲音，是難乎其難的。「人民」遍地都是，「個人」在哪裡都罕見。 所以，魯迅（周樹人）作為「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建樹，就是弘揚個人主義精神價值的一部分，就是推動中國文明前進的一個動力。他是名副其實的「樹人」——樹一個individual（站立的個人）。魯迅這種「個人」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很多，現實中有，當然也不多。而在東方，在中國，就是罕見了。這麼一個罕見的「個人」在中國大地上冒出來，就像一顆綠草在石頭縫裡冒出來，這本身就是魯迅最了不起的原創，就是他最大的建樹。 如本文開篇所述，魯迅今天之所以遭誤解和非議，主要因他曾被毛澤東歌頌並推崇。毛要利用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批判，來推翻一切傳統價值，然後在價值觀的空白紙上塗抹他的共產篇章。魯迅對傳統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會對人性的剝奪和壓抑，追求個體自由的價值。毫無疑問，毛批傳統的方向和結果，是建立了列寧斯大林式的群體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的、徹底滅了個人的集權統治。這和魯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說，毛對魯迅，只是拿來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魯迅的追求。 胡適的遭遇同樣。他去世時，蔣介石送挽聯稱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貌似對胡適推崇備至。但這也是表像。和毛澤東一樣，蔣介石也不過是要利用胡適而已：一是因胡適在知識界的地位而拉攏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適爭取美國援助。但蔣跟毛清楚魯迅一樣，深知胡適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終究是要威脅他的集權統治的。所以胡適「走了」，蔣如釋重負，在日記道出真實想法：「我終於去掉了反攻復國的心頭大患。」 所以，我們今天評價魯迅和胡適，不應受中國兩大獨裁者對他倆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們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們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們的真實。 自魯迅、胡適們開創的白話文新世紀開始，至今已經近百年了；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是「闊了」，但中國更專制了，中國人更「阿Q了」，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正因為如此，回頭來看，魯迅和胡適的正確、正派、正向、正氣更加倍地可貴。這對雙子塔的存在，提升了中國人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度。 近年來有中國文化人探討俄國知識分子，不少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比不過俄國知識分子。從一個角度來說，沒錯，俄國知識分子的確探討了整體人類的大事，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名聲、影響力遠超過中國知識分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那些大名鼎鼎、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化人中，沒有一個對俄國文化有過魯迅對中國文化那麼深刻、那麼強烈的批判，而俄國文化中的糟粕絕不亞於中國。同樣，雖然許多俄國文化人早年都曾向往過西方，但晚年統統回到民族主義，變成反西方文明的斯拉夫心態的老頑固；沒有一個名角像胡適那樣，至死強烈推崇西方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堅持追求西方體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過魯迅和胡適的中國文化界，是有超過俄國之處的！世界不了解沒關係，我們自己應該懂得、珍惜、並推崇他們的價值。 僅限於中國來說，只要有中國人存在，文化的劣質部分、劣根性就存在，魯迅的批判精神就需要。魯迅的精神，是自蘇格拉底以來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繼承，是一種永恆的價值。相比之下，中國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之後，胡適的影響力就會降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的經久價值超過胡適。無論多少人不買魯迅的賬，但就是批不倒魯迅。 魯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必定是群體主義的敵人，專制政權的掘墓人。不，他是活不到今天的——即使能逃過毛澤東的魔掌，大概也早被海峽兩岸那成堆的「幫閑文人們」給氣死了，跟胡適一樣。不過我相信，直到永遠，都會有我一樣的後輩，記得往先生的墳上插一朵小花，送一曲低聲的歌唱，讓先生那曾經嘹亮地吶喊過的聲音有不斷的回響…… （作者附記：海內外研究魯迅的書大概汗牛充棟，專家學者也多如牛毛。但我不是研究者，對那些「魯學」的書幾乎都沒看過。本文初稿去年4月已經完成，但為了不受先前對魯迅看法的影響，沒有急於發表，而是去重讀魯迅，重新思考。在美國生活四分之一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不要受先入之見的影響，不要迷信專家評論，一定要去讀原著。雖說魯迅可謂識字的中國人都讀過，但我在共產時代讀過的絕大多數當時認為「還不錯」的中文作品，後來重讀都對其「差」非常吃驚。所以這次為了把握準確，重讀了《魯迅全集》和本文談到的幾個作家。我妻子康尼也一直都很推崇魯迅，這次她也和我一樣重讀了一遍《魯迅全集》，感覺之好，超出以前讀魯迅的印像。隨後我們數次討論、研究、交換評論。我們對魯迅的看法評價幾乎完全一致！所以這篇長文是我跟妻子共同的創作，但她一如既往，不願在我們共同創作的文章上署名。有這樣思想非常共鳴、且「授人之美」的妻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 2015年8月於美國 2015-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911周年之際，回首這場大災難，更讓世人看清其「不可承受之重」。美國《Newsmax》雜誌曾刊出「恐怖襲擊的損失統計」，列出了具體數字： 911襲擊那天，有近三千人遇難；隨後的反恐戰爭，有六千多名美國軍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受傷四萬五千多人。 除了無法估量的生命代價，美國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四架被劫持而撞毀的飛機（兩架撞世貿，一架撞五角大樓，一架空中墜毀），價值4.18億美元； 紐約兩座世貿大廈總值：220億美元； 修復五角大樓：50億美元； 對遇難者家屬的照顧費用等：201億美元（這個額度跟兩座世貿大廈總值差不多，由此可見美國對遇難者家屬的實質性關照）； 因911而導致的保險金損失總額：196億美元； 911那天由於空中管制、飛機停飛及改向等，導致的整個美國的生產損失是：150億美元； 清理整個世貿遺址的費用：90億美元； 911當天，美國股市停盤。9月17日重新開盤，那一天道瓊指數暴跌684點，創了股市單日降幅的記錄。那個星期，美國股市損失了1.4兆美元（一兆等於一萬億美元）； 美國聯儲會在911股市開盤後三天內，向股市注入了3000億美元流動資金，以求穩定股市。 紐約市由於911襲擊而造成的生產損失：720億美元； 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報告，911後美國進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總代價是：2.8兆美元； 根據各方的報告和研究，911事件造成的整體經濟損失，包括當天的損害，清理世貿遺址，強化安全，對遇難者補償，軍事反恐等，總額高達7.33兆美元！這接近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2014年17.4兆）的一半！ 美國付出這樣巨大的生命代價、經濟代價，換回的是什麼？起碼換回了兩個「無價」： 第一是過去這些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安全。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再襲擊美國，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重創了恐怖分子，全球反恐取得成效，使恐怖分子更難襲擊美國。美國的安全，是最大的成效和回報。 第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選舉，震撼、刺激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而導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革命，以及敘利亞、葉門等國人民的民主呼聲！這個巨大的「回報」更是意義深遠！ 對這一點，1945年在黎巴嫩出生的中東問題專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阿賈米（Fouad Ajami）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從911到阿拉伯之春」做了深入闡述。 阿賈米對中東事務有深入研究，他是「中東和非洲研究」（ASMFA）創始人，《中東季刊》社論委員，目前是胡佛研究所「伊斯蘭主義和國際秩序」研究項目的共同主席。 在911事件發生後，阿賈米曾到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考察。他說有個阿拉伯語shamata（相當德語schadenfreude），可形容當時阿拉伯人的情緒。這個詞的意思接近中文的「幸災樂禍」。不僅普通的穆斯林，就是那些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也對本拉登「崇拜有加」，認為他報復了美國。阿拉伯的知識精英，也幾乎眾口一詞，用「但是……」什麼的，來強調美國遭受重創是有原因的。 「陰謀論」更是阿拉伯媒體的熱衷，什麼世貿大廈是美國人自己炸的，911那天成千的猶太人沒去世貿上班等。反正整個中東的主導情緒，是對美國人遭受巨大災難幸災樂禍，感到高興！ 這位中東專家說，阿拉伯媒體不去強調中東地區、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困境——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貧窮，社會的巨大不公；而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矛頭轉向美國，反西方。 他說，911之前，美國對中東事務基本是不直接涉入的。但911改變了這一切，美國打了兩場戰爭，終結了伊拉克的薩達姆和阿富汗的塔列班。當時布希總統明確提出，美國對外政策是「向全球推廣民主」，把它作為結束恐怖主義的根本手段和目標。 阿賈米是美國的中東裔學者中最支持打伊拉克戰爭的之一，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高貴的努力」（a noble effort）：剷除那裡的專制，向中東推廣民主，對阿拉伯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 今天的事實已證明，整個中東的變化，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選舉之後發生的。 阿賈米認為，突尼斯革命，埃及趕走獨裁者，利比亞人獲得自由，以及整體中東局勢的變化，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有直接關係」，都是布希總統的「向世界推廣民主」的總體戰略的效果。 他說，中東和北非發生如此巨變，「不是因為美國的坦克，而是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亞人，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他們走向街頭，不再懼怕，於是創造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對正在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敘利亞人民，阿賈米說，「阿薩德政權的面具終於脫落了……」他對敘利亞的民主前景充滿信心。 911，美國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重創」，美國就不會打這兩場戰爭。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必須有民意基礎。即使當年的二戰，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如此囂張，美國的民意，仍然是多數不同意參戰；直到珍珠港遭到襲擊，美國的民意才大翻轉，支持對日本宣戰。 今天，這場911襲擊，也使美國民意大翻轉，當時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絕對壓倒多數授權總統採取戰爭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擊恐怖份子。當時蓋洛普民調，88％的美國人支持打伊拉克戰爭。 今天，這兩場戰爭的效果已擺在眼前：那裡的專制政權被結束，那裡的人民（五千萬）有了投票權，那個選舉的「信號」，傳向了整個中東，由此發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整個中東甚至北非，都發生了變化！ 今天，這個中東北非的革命餘波，已震盪到中國，對13億中國人的巨大心理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時，人們還無法想像它對整個中東和北非的衝擊。今天，中東北非的變化，對中國等產生的深遠意義，也是人們現在沒法充分想像的。 但是無論中東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是人，內心渴望都是自由！所以，中東民主浪潮風起雲湧的今天，必定是中國的明天！ 2015-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國股市（滬指）從6月12日的5178點高峰，一路跌到今天（8/26）的2927點，74天之內跌掉2251點，接近攔腰砍去一半！僅僅上周五和本周前三天，就跌掉22%，過去八天跌幅29%！   股票市場一片哀嚎，尤其散股百姓，許多人甚至跌掉了過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積蓄！   在股市從高峰暴跌之後，中國政府就高調救市，動用國家資金進場，所謂「國家隊」護盤。結果就像我之前文章「誰在搞垮中國股市」中所說的，「救市」成了「救死」，越救越死，中國股市更不健康，更加病態。   據美國高盛公司的報告，八月初時，中國政府已向股市累計投入多達1400億美元。加上過去二十天，中國當局投入股市的總資金可能達2000億美元。結果呢？不僅沒有救住市，反而全部資金都泥牛入海，有去無回。中國轟轟烈烈辦的「亞投行」，資金才2000億美元，可見這次救市丟進了多少。   中共自恃黨天下，為所欲為，但這次救市，卻一再碰壁，毫無靈驗。中國股市的連續暴跌，已證明政府救市完全失敗！   中國股市暴跌，不僅坑了本國股民，更嚴重損害中國的世界形像。因全球股市隨之連鎖反應，出現世界性拋售，日本，印度，歐洲，北美，包括美國股市，全都暴跌。   世界各國媒體報導時，全都指出這是因中國股市暴跌而連累世界。全球億萬股民愁雲滿目，當然對中國滿腹怨言。   中國政府曾在紐約曼哈頓的時代廣場花巨款買電子廣告，希望塑造好的形像。但僅僅是這次中國股市暴跌連累世界，就等於在全球範圍內，張揚了自己的負面形像，成為各國股民抱怨、甚至痛恨的對像！認為是中國股市「做妖」，才妖及世界。   雖說是「中國惹的禍」，但準確說，這是中共當局造的孽！中國股市所以暴跌，是因為原來的暴漲不合理，現在要修正。去年六月，中共當局人為拉抬股市，要形成牛市來「維穩」（共產黨統治），結果股市暴升，從2100點一路暴漲到5100多點，12月內增加3000多點，增幅150%以上！   但無論中國的經濟基本面，還是平均企業效益，根本不存在一年內增幅150%這回事。中國的「牛市」，完全是牛皮，吹出來的虛假氣球當然會爆炸。   今天全球股市被中國所累，實質是被中共的強力干預股市、人為暴漲股市的政策所累。全球股市大地震，震中是中國，是中南海的維穩政策（人為拉抬股市）造成的！   在全球股市暴跌中，雖然美國的股市（道瓊指數）曾歷史第一次開盤暴跌愈一千點，但美國政府沒有拿出資金救市；日本股市連續暴跌，安倍內閣也沒救市；香港也是暴跌，港府也沒調金救市。他們都是讓市場自行調節，不會組成中國那種跟市場經濟完全背道而馳的荒謬國家隊進場。   除了中國，在這次全球股災中動用政府資金救市的，還有對岸的台灣。國民黨政府也是動用國家資金進入股市，說是護盤。兩岸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經濟思路上，可謂兩岸一制，都是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經濟。   國民黨政府這樣做不奇怪，因馬英九總統完全不懂經濟，他競選總統時提出「633」的政見目標，就展示自己是「經濟盲」。馬英九當時誓言，他當總統後，台灣經濟年度平均增長率6%，失業率降至3%以下，人均收入達到3萬美元。後來還傳出，股市要衝到三萬點（當時不到一萬點）。   結果呢，馬英九兩任總統至今七年（2008—2015），台灣經濟增長率平均只有3.06%，是他承諾的6%的一半。台灣的失業率始終超過3%，人均收入至今只有2萬美元多一點。股市更慘了，別說什麼三萬點，現在台股才7715點（8月26日），比馬英九2008年3月當選總統時的8572點還少。   馬英九曾誓言如果達不到「633」，就捐出總統薪水一半做公益，但至今七年毫無兌現，他不僅一毛不拔，甚至狡辯說，捐出薪金也不能救活經濟，整個兒一個賴帳。這樣一個言而無信的總統，所以會今天民調跌到全球領袖第一低的地步（跌至9%），所以被稱為「馬英9」。   美國要總統大選，目前兩黨有20多人參選，但無一人承諾他當選後會把GDP和股市衝到多少點。沒有人用那種蠢話炫耀自己是經濟文盲。   正因為有這種經濟外行的總統，台灣經濟才每況愈下，越來越糟。但台灣並不是沒有懂經濟的人才。最早翻譯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四本專著的知名自由經濟學者夏道平（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嫡傳弟子、信奉奧地利自由市場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蔣碩傑（七、八十年代），還有蔣碩傑的思想門生、至今仍著書撰文的中華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吳惠林等，統統沒有被國民黨重視（當然也包括民進黨），更別說採用他們的充分市場經濟理論。   明年台灣總統大選，不出意外，應是民進黨上台。但台灣的經濟仍不看好，因為民進黨是左派政黨，甚至比美國的民主黨、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等更左。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被稱為「女版馬英九」、「空心菜」，就是因為她跟馬英九是半斤八兩；在經濟想法上，馬英九是文盲，好像連左右都不懂，而蔡英文是清楚的左傾。她在全球社會主義理論大本營的倫敦政經學院（LSE）拿到學位，她的博士論文從題目上就給人「反經濟全球化」的感覺。但她的博士論文「在哪裡也找不到」。媒體報導說，一位具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背景的高姓台灣人，經由各種方法，從倫敦政經學院、倫敦大學圖書館，甚至大英圖書館，都無法找到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蔡英文幾個月前訪美期間還正式提出所謂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宣稱要創造「以民為本」的經濟發展願景。還有不「以民為本」的經濟嗎？這種空話使我想起她的前任、民進黨2008年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的競選口號，叫做「幸福經濟學」。全世界有哪個總統要實行「痛苦經濟學」嗎？   台灣早已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但卻一直都見不到清晰明確懂得自由經濟的領導人，這實在是台灣的一大悲哀。國民兩黨都是左傾，目前支持民進黨的一些年輕人團體更是左傾到滿腦子社會主義傾向的地步。   本來在馬英九當政下，台灣已經走向希臘化，台灣公務員平均退休年齡（55歲）跟希臘一樣，然後拿全額退休金（台灣的軍工教還有十八趴高利息存款的待遇——遠超過把錢放進股市的平均增長水平），導致國家債務越來越龐大。更左傾的蔡英文們掌權，台灣希臘化步伐可能加快，所以未來台灣政府仍可能會像中國那樣動用國家資金「救市」護盤，甚至可能更多地干預經濟領域，干擾市場。   中國跟台灣，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經濟想法上，兩岸領導人卻殊途同歸，都熱衷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經濟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保護個體權利和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所以未來兩岸的競爭，很可能是看誰更快成為亞洲的希臘（經濟崩盤）。這是兩岸股民和百姓的共同悲哀之處。   2015年8月26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國又要大閱兵了。上次國慶60周年（2009）大閱兵，據說開銷超過北京奧運。維基百科上有當年閱兵的專門詞條，從其詳細（數字等）資料來看，可能出自中國官方，但對花了多少錢，卻只字不提。顯然是數字龐大，所以不敢見人。 大閱兵從來都是獨裁國家的小醜行為，不僅巨額揮霍老百姓的血汗錢，更是在國際舞台上展示該政府虛弱的獻醜表演。全世界軍力最強的美國，從來都不閱兵。真正有實力的人不需要招搖，只有敗絮在內的人，才會扣上滿身盔甲到大街上招搖。 這次（9月3日）的北京大閱兵，媒體報道說，跟上次一樣，也是事先在郊外開設閱兵村，進行操練，甚至還搭建了天安門城樓（網絡上有照片）。專家說，只是一個18輛坦克方陣的幾個月訓練費用就要幾百萬美元。上次北京閱兵的30萬受閱官兵和游行群眾的早餐，就是600萬人民幣。僅僅胡錦濤乘坐的那輛專用閱兵車，造價就高達800萬人民幣，相當於四十所希望小學的造價！ 中國真的是財大氣粗，有錢沒地方花了嗎？完全不是！在北京大閱兵之際，媒體報出大涼山（四川彝族地區）極度貧苦的現狀。當地一個女學童寫的作文《淚》，觸動了很多人的心靈，因為中國農村，尤其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竟窮到連吃飯、上學、就醫、行走（交通）都極端困難的地步。 大涼山的貧窮不是偶然現像，按照中國官方數字，1986年中國有386個貧困縣，經過近三十年經濟發展，貧困縣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現為592個。顯示中國的發展極度不平衡。 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鄭文凱去年10月說，按中國的標準，中國有貧困人口8200萬；按國際標準，中國有兩億貧困人口。 中國的標準是：每年每人收入2300元人民幣；聯合國的標準是：每天生活費依賴1.25美元就屬於極度貧困（相當每年收入3000元人民幣）。 中國外匯存底全球第一，截至去年底是3.843萬億美元。但看一個國家，不是看政府有多闊，而是看普通百姓怎麼活。 美國目前外匯存底才1200億美元，不到中國的三十分之一。美國從中國借債，更是人所共知。但美國人均收入超過五萬美元，而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目前人均收入才是美國人的12%。 中國的人均收入低於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甚至低於黎巴嫩、阿根廷，馬來西亞，更別提結束了共產制度的原東歐國家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目前都是中國的三倍以上。 除此之外，中國貧困人口的比例全球第二高（第一是印度），超過剛果、尼日利亞、贊比亞、赤道幾內亞等全部的非洲國家！ 在一般中國人的印像中，尼日利亞、剛果等非洲國家是貧窮落後的，而中國經濟崛起，國力增高，國民當然應該富有了。但尼日利亞的貧困人口比例是8.9%，剛果是6.9%，而中國是12.8%，幾乎是剛果的一倍！這至少說明，中國的貧富之懸殊，遠遠超過剛果、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 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多大？按照聯合國的統計，去掉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城市國家和地區之外，在世界排名中，中國是第一！有最懸殊的貧富差距。 僅按中國自己的統計，據中國社科院2006年的調查數字，中國10%富人的平均收入是10%窮人的32倍！六年之後的2012年的同樣調查顯示，這個數字增高到65倍！今天，可能會超過70倍！ 上述中國社科院對廣東、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遼寧等七省市的調查顯示，中國官員的平均資產超過800萬人民幣，等於中共官員個個都是百萬美元富翁。中國官員的平均收入，是中國農村地區的最高80倍！ 那個大涼山女學童一家的貧困狀況，跟隨便一個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相比，簡直就是地獄和天堂的差距！ 連中國扶貧辦副主任鄭文凱都承認：中國的貧困人口不僅收入水平低，在一些地區還面臨著吃水、行路、用電、上學、就醫等諸多困難。 溫家寶當總理時，在美國講話：作為國家總理，總是想到兩個數字：不管有多少外匯存底，只要除以13億人口，就沒了；不管多小的事，只要乘以13億，就是天大的事！ 可中共統治下，就是不管「民以食為天」這種「天大的事」；而只看重大閱兵、奧運（還要辦2022冬季奧運）這種名為「壯國威」，實為通過所謂強國夢來強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這個幻夢，他們全部的目的，就是要「壯黨威」，要把持住他們自己作威作福，魚肉人民的權力。 無論對北京奧運、冬季奧運，還是大閱兵、或者亞投行等，中共官員多是支持，因為只要是花銷大的項目，他們就有機會撈錢。在北京奧運、大閱兵上，不知多少錢被移花接木到私人腰包。而當官的貪夠了，賺足了，就逃之夭夭。根據中國社科院《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的研究，中國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從1990年開始，外逃資金平均每年約100億美元。按此推算，至今已達2500億美元。而英美兩大國的外匯存底總和還不到2800億。 中國除了大量極度貧困人口，大涼山地區這種欲哭無淚的女孩們，中國人的健康狀況（更需要投入資金改善）更存在嚴重問題，這裡只提供幾組數字：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數據，中國有憂鬱症者2400萬（超過台灣人口）。憂鬱症者占自殺比例的20%以上； 據中國衛生部《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2-2015)》中的數據，中國有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萬（相當整個荷蘭人口）；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報告還說，中國的一般性精神病人有1億。而中國精神病院床位跟患者比例是全球最低之一，全國只有22萬張左右。比例是每10萬人有14.7張床位。而日本是10萬人有293張床位，南韓是194張床位。中國是500個精神病患者才有一個床位。 問題出在哪裡？因為政府投資太少。中國目前對精神衛生的投入僅占整個衛生預算的2.35%，而精神疾病導致的疾病總負擔占20%。你的投資只是需要的九分之一。 中國的精神科醫生更少了，每10萬人只有1.53個醫生，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要說遠遠低於歐洲國家，甚至遠低於亞洲的日本（每10萬人超過10名精神科醫生）、韓國（5.1人/10萬人）、新加坡（2.81人/10萬人）等國。 據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精神疾病治療率所作的調查，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診率僅為30%，住院治療者不足1%。 據北京「回龍觀」精神專科醫院研究專家李獻雲引述的最新調查數字：中國目前約有1.73億人患有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的數字是：目前中國有心理問題的人數在2—3億。這等於約每五個中國人，就有一個精神或心理不穩定。 從海外回國的人很容易感覺到，中國人幾乎個個躁動、不平、攀比、嫉妒，滿腔怒氣。有錢的沒錢的都不開心。有回國者描述說，每次宴請他的同學舊友在餐館裡都對服務員發脾氣，甚至訓斥；後來才明白，他們要在這種場合「當一次主子」，發泄對社會、對人生、甚至對一切的不滿；而那個服務員為了飯碗，或為了小費，只能忍氣吞聲。 除了高比例的人有心理疾病、精神障礙之外，中國人的身體疾病也令人恐怖。根據「中國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報告（2006），中國人的癌症死亡率過去30年增長80%以上，其中肺癌是第一位，導致每年近200萬死亡。中國人為什麼大量被肺癌奪去生命？是不是跟空氣污染、霧霾有關？排在肺癌之後的是胃癌和肝癌，這是不是跟中國的假食品、污染食品、有毒食品有關系？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發布的《2014世界各國平均預期壽命》排行榜，中國位列第83位。中國人均預期壽命73.5歲。日本名列第一，是83.4歲，比中國平均預期長壽近10歲。另據世衛組織《世界衛生統計2014》中的數字，中國人均壽命76歲，日本是84歲，比中國平均長壽8歲。 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在這些「人命關天」的生命健康問題上投資，而是去花巨款大閱兵？為什麼不在「民以食為天」的食品安全和生活條件上投資，而是去砸大錢辦奧運？從大涼山的極度貧困，到大閱兵的極度揮霍，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古語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中國是「專制不死，災禍沒完」。 2015年8月17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由於共和黨報名參選總統的人多達17名，所以首場辯論按（過去五次）民調結果分成兩組，前十名一組，後七名一組。兩組電視辯論都是有線電視福克斯（FOX）主持並獨家現場直播。我花四個多小時全程觀看了兩組候選人的辯論和隨後的部分媒體評論，得出的結論和我三月份的預判（見「誰會是2016美國總統」一文）基本一致，只有一個例外（和商人參選人川普無關）。 民調排後的七名參選人的辯論在下午5點舉行。由於現場沒有觀眾，當然也就沒有掌聲和台下互動，顯得較冷清。但辯論的內容卻相當火爆，提問也相當尖銳。所以電視畫面上還是很熱鬧。 七名參選人中，有四個州長（前德州州長裴瑞；前紐約州長帕塔基；前維州州長季爾莫，路易斯安娜現任州長金達爾），以及兩名聯邦參議員（南卡州的葛蘭姆；賓州的前議員桑托榮）。唯一政治圈外的，也是本次共和黨參選人中的唯一女性，是惠普電腦公司的前執行長費奧莉娜。 但在這七人90分鐘的辯論中，恰恰是這位政治圈外的唯一女性是贏家。本來像外交國際等議題，似不應是作為企業家的費奧莉娜的強項，但她在這些議題上理念清晰，立場堅定，表達有力，成為她表現出色的最亮點！例如她說，自己上任總統馬上就打兩個電話，一個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明美國全力支持以色列！第二個打給伊朗總統，警告他們如不接受國際機構對他們核子和軍事基地的自由檢查，美國將全面經濟制裁德黑蘭。同時還誓言，她當選總統後，要召開戴維營會議，邀請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以色列、埃及等，共商對付伊朗之道。她的這些強硬政策和清晰堅定的表達，使台上的男性政治家們相形見絀。 作為女性，費奧莉娜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蕊毫不客氣地抨擊。費奧莉娜不是局限政策層面，而是闡述保守主義和自由派（左翼）的不同哲學，闡述美國左右派的根本分歧，以及不同選擇對美國的巨大影響。這些都顯示了費奧莉娜的思想能力和哲學高度。 電視辯論後，福克斯電視主播華萊士當即評論，認為費奧莉娜表現亮眼，是贏家。第二天包括左翼《紐約時報》、MSNBC等的報道評論等，也都認為費奧莉娜表現出色，是左右兩派「一致認可」的勝者。 七人中其它幾人均無亮點。前德州州長裴瑞在上屆共和黨初選中因表現急躁、忘記議題、以及對非法移民處理不堅定等問題而黨內敗選。這次一出山就因惡語抨擊川普對非法西裔的強硬觀點而民調低落。首場辯論雖沒露怯，但也不會加分。 前紐約州長帕塔基和現任路易斯安娜州長金達爾，都給人以很實在、誠懇的印像。帕塔基提到兩個兒子參軍，一個在阿富汗，一個在伊拉克，作為父母，最擔心聽到（惡訊）電話，但他仍堅定支持美國海外派兵鏟除恐怖分子。這樣胸懷的父母，本身就值得人們敬佩。但帕塔基不僅離開政壇多年（911時擔任紐約州長），而且是著名的溫和派，他支持民主黨的氣候過暖、限制槍枝、同性戀等，這在保守派中都是犯忌，所以他的參選，一點戲都沒有。 路易斯安娜州長金達爾是印度後裔，他也是出口就能滔滔不絕，但個人魅力顯得不足，再加該州的經濟現在並不怎麼好，他在本州的民調都輸給希拉蕊，所以也基本沒有希望。但他是一個堅持保守派理念、人格統一、品行俱佳的人，而不是一個為「個人贏」而妥協的政客。 （順便提一句，美國南卡州長海麗也是印度裔。美國的兩個印度裔州長都是共和黨保守派，尤其值得中國人深思。因為華裔的美國政治人物多是左翼民主黨。像唯一做過州長的華裔、曾派駐中國做大使的駱家輝，就是民主黨籍。他在中國有很多「政治做秀」行為，都跟左派的政治正確傾向和習慣作秀的惡習有直接關係。） 七人辯論中的維州州長和那兩名參議員，因政績、觀點和個人魅力等都無特色，所以也是毫無出線可能。所以下輪電視辯論時，這次獲勝的費奧莉娜很可能會因民調提升而進入前十名。 第二場10人的電視辯論在晚上黃金時間的9-11時，現場有幾萬觀眾，可謂歡聲雷動，如同嘉年華會。據權威民調公司尼爾森的數字，全美收看這場電視辯論有2400萬人，不僅創福克斯最高收視率，也是美國歷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首場電視辯論，以及除體育比賽之外電視節目的最高收視率，說明美國民眾對這次總統大選的關注熱度很高。 進入前10名的標準是據過去五次民調。辯論前一天由NBC電視和《華爾街日報》聯合做的民調顯示，10位參選人的支持率依序如下： 第一，商業大亨川普（19%）； 第二，威斯康辛州長沃克（15%）； 第三，前佛州州長傑布布希（14%）； 第四，神經外科醫生卡森（10%）； 第五：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9%）； 第六：前阿肯色州長赫克比（6%）； 第七：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保羅（6%）； 第八：佛州聯邦參議員盧比歐（5%）； 第九：新澤西州長克里斯蒂（3%）； 第十：俄亥俄州長凱西克（3%）； 這場電視辯論所以吸引眼球，還因「川普現像」。一個政治圈外的富豪，在多達17名的共和黨參選人中，居然拿到民調第一名，創造了記錄！主要因為川普被認為敢對抗「政治正確」，大膽直言，讓很多選民感到痛快。他關於墨西哥非法移民問題的談話，雖引起爭議和非議，但卻使他的支持率一路上升。所以首場辯論，川普的表現和政見如何，尤其讓選民關注。 但辯論一開場，川普就遭遇「滑鐵盧」。因主持人提問，台上的人，有誰保留做獨立候選人的機會，只有川普揚起手臂，台下立刻爆發一片噓聲！ 共和黨選民所以噓他，道理很簡單，如川普將來獨立參選，一定是分共和黨候選人的票，這是保守派選民完全無法接受的。現場噓聲顯示人們立即敏感到這個危險，對川普強烈不滿。川普的「舉手」等於宣告，他要的是自己的名堂，而不是共和黨的利益（擊敗民主黨，奪回白宮）。川普此舉等於當眾剖腹自殺了。 在這場辯論的當天早晨，我在美國之音的電視節目上斷言川普沒有可能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但認同他的大膽敢言，以為川普現像還會在共和黨選民中持續發酵一陣子。但在看到川普舉手那一剎那，立刻得出結論：他的總統之路 is over（結束了）。從隨後當地（俄亥俄州）共和黨選民的表態中也可清楚看到，絕大多數原來支持川普的都已改變，不再支持他。 舉手的滑鐵盧之後，川普在辯論中的表現，同樣令人倒胃口。別說做政治人物的修養，他甚至缺乏基本的紳士風度。一進場就氣哼哼的樣子，好像把整場的人都當作敵人或政治對手。不僅對女主持人無理，而且對所有議題都缺乏深入了解，基本上用一些膚淺的空話應付，還動不動就像個公司大老板那樣發脾氣。難怪事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評論說，川普不清楚那是什麼場合，應該怎樣表現，他根本就在狀況外。 到撰寫本文時，保守派媒體的民調還沒有出來，但我不認為到下次辯論時，川普還有機會再進來攪局（民調進不了前十名）。 不過讀者可能看到，這首場辯論後，左派媒體的網絡票選足以令人大跌眼鏡，因為其結果竟是「川普大贏」。像《時代》等左刊的票選，川普贏得45%，甚至50%的支持率，是10人中最高的，且遙遙領先他人。這並不奇怪，因看左派媒體的，多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他們當然希望川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那就會輕而易舉被希拉蕊（或其他民主黨候選人）打敗。他們很聰明地蜂擁去投川普的票。 除川普的滑鐵盧之外，10人中我認為第二差的是民調排名第十的俄亥俄州長凱西克。他就是本文開篇所說的我在三月寫的「誰會是2016美國總統」預判中的唯一「例外」。 他是在最後一次民調中，微弱超過前德州州長裴瑞，勉強進入前10名。由於他曾在福克斯做電視節目主持人，所以有過很多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我感覺他理念比較清晰，也有演講和辯論能力，做州長後也經營得不錯。我曾認為他是頗有機會問鼎白宮、且能實施共和黨理念的人物之一。 但這次凱西克從宣布參選總統開始，就讓我大倒胃口，淨說一些模棱兩可的老油條政客的話，所以在辯論之前，我已經對他非常不感冒。這首場辯論之後，我只希望他盡快出局。他「差」在虛偽、做作，不說實話。總說一些讓左翼民主黨們高興的東西。這次尤其讓民主黨人高興的「亮點」，是說認可最高法院關於同性戀結婚的裁決，並炫耀他曾參加同性戀的婚禮，表示如果他女兒是同性戀，他會無條件地愛女兒，不管她做了什麼。 這種不管子女做什麼都無條件地「愛」，是典型的偽善。如果他的子女去參加ISIS（伊斯蘭國），他也無條件愛？如果他的兒子像南卡州的那個青年襲擊教堂殺害多名無辜，他也愛？這種虛偽的道德高調很令人惡心。除同性戀議題之外，對其它議題，他全部都說套話、空話，大概可跟希拉蕊「媲美」了。 當然，完全意料之中，左派媒體對凱西克的表現一片讚美聲。無論是CNN，還是更左的MSNBC，都為凱西克叫好，說他表現非常好，是贏家之一。跟《時代》週刊誇川普表現亮眼一樣，他們也是潛在希望凱西克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那就可能被希拉蕊打敗；即使當選，也是個看風使舵的的政客，不會大幅修改歐巴馬、希拉蕊們的左傾路線。 所以，僅從美國左翼媒體報道評論川普和凱西克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不看原本電視辯論，只看西方左派的報導和評論，可能會被多麼嚴重地誤導！ 10人中排在前面的前佛州州長傑布.布希，比預想的表現要好，但沒有任何出色之處，可謂不輸不贏。另外呼聲很高的威斯康辛州長沃克，跟傑布.布希類似，講話沒有特色，個人魅力不足，而且國際知識明顯缺乏。所以他倆雖民調一路領先，但總統路並不看好。 神經外科醫生卡森是17人中唯一的黑人，但他強烈批評歐巴馬熱衷黑白對立、撕裂美國的做法。他說，自己是神經外科醫生（全球首例成功分離連體嬰大腦），割開大腦時，看到的不是膚色，而是頭腦。所以他強烈反對左派分裂美國，呼吁美國人的團結和美國的強大。卡森不僅保守派理念非常清晰，大膽敢言（曾當面抨擊歐巴馬），而且有幽默感。在辯論中很短的時間內都可以講個小笑話，引起全場哄笑。但他說話細聲慢語，顯得缺乏領導人的氣勢，也影響他的個人魅力，再加上他毫無從政經驗，所以即使現在民調還比較高，但也基本沒有可能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聯邦參議員保羅是茶黨、自由意志論觀點在共和黨的主要代表人。他是小政府的強力推行者之一，立場清晰、堅定；但在對外政策和社會議題上跟自由派比較接近，是另類（越來越多年輕共和黨人的路子）。但他近乎川普那樣難以控制情緒，太容易發脾氣，這點早在宣布參選時就遭非議，這次首場辯論又重蹈覆轍，所以下次可能下去（民調進不了前十名）。 跟保羅激辯的新澤西州長克里斯蒂，上次總統大選時曾經呼聲很高，但由於新澤西海嘯時曾跟去慰問的歐巴馬套近乎，加上內閣曾出差錯等問題，所以人氣一直不高。這次辯論也表現平平，所以民調也很難上升。 這次表現比我預料要好的是前阿肯色州長赫克比。他嚴肅、紳士、非常認真，尤其是沒有故弄玄虛，更無嘩眾取寵。他的保守派理念相當清晰堅定，表達能力也很強；上次敗選後去福克斯電視主持節目，更練就了口才，也贏得大批基督徒保守派的觀眾和支持。上次黨內初選失敗，跟他（由於曾是牧師）在社會議題上全方位持保守主義立場有關。當然，這次他雖表現不錯，但也不特別出色，可謂不增不減。 在整場辯論中，真正表現亮眼的是佛州參議員盧比歐，他表達流利，而且語速很快，簡潔有力，是非常適合辯論的那種口才。連左翼媒體也不得不承認盧比歐表現出色。所以他是首場辯論中左右兩派都認可的贏家。 再一個就是德州參議員克魯茲，他這次的亮點在對外政策的熟悉和強勢。但由於他得到的時間太短，所以沒有足夠表現的機會。但在非常短暫的總共5分多鐘的時間內（僅是川普時間的一半），他精簡、清晰、準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克魯茲原是大學辯論冠軍，又做過律師，曾有九個案子打到美國最高法院，可想其辯才。他曾創造在參議院連續21小時演講的記錄，以國會規則「冗長發言」來阻止歐巴馬的健保方案。雖然這次盧比歐似乎風頭更強勁一點，但我仍最看好（也是最希望）克魯茲勝出。如果川普民調大跌，他的很多選票可能會流到克魯茲那裡。 美國總統大選（2016年11月初）距今還有一年半，在這樣長的時間段裡當然會有變量，所以現在無法準確預測。但從這次首場辯論來看，未來共和黨的參選人之爭，前五名可能是威斯康辛州長沃克，前佛州州長傑布布希，德州參議員克魯茲，佛州參議員盧比歐，前阿肯色州長赫克比。 但無論這次誰能勝出，我認為，盧比歐和克魯茲這兩個人遲早會成為美國總統。因為： 第一，他們年輕（一個43歲，一個44歲），即使再過12年，美國有了三屆總統之後，他們參選，也不到60歲。現在民主黨的主要參選人，希拉蕊68歲，桑德斯74歲，可能很快會宣布參選的副總統拜登73歲，三人平均年齡71.7歲。民主黨好像後繼無人了。 第二，他倆都是清晰的保守派理念。其中克魯茲更加堅定，並始終都是言行統一，從未為選舉而左右搖擺。 第三，他倆不僅都口才好，而且是這17名參選中最好的。在民主國家參選，口才非常重要，表達不流利，在電視時代就會丟分。像歐巴馬毫無從政能力，僅僅是靠演講口才，居然就一步登天，主掌白宮八年。 第四，他倆都是西裔，盧比歐的父親是古巴移民，克魯茲的父親在古巴曾因反卡斯特羅而入獄，後逃來美國。西裔背景的重要在於，西裔人口在美國已占16%，且多是支持民主黨，歐巴馬兩次選總統，都拿到70%以上的西裔選票。選情專家估測，共和黨候選人如拿到4成西裔票，就能贏得大選。而盧比歐和克魯茲的西裔背景，將會有利於他們拉西裔的選票。 在盧比歐和克魯茲之間，我認為克魯茲的優勢更大，更可能成為未來的總統（不排除他這次就有可能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並打敗民主黨候選人）。因為迄今為止，克魯茲都沒有被左派媒體抓到任何毛病，而盧比歐被《紐約時報》等報道，他收入有限，卻擁有大房子、游艇等，被質疑這些資金從哪裡來的。盧比歐在這類問題上如有不檢點，將會是大麻煩。 另外在追求小政府、強勢外交、嚴控非法移民等這幾點上，克魯茲都比盧比歐更加堅定。在對待非法移民問題上，盧比歐就有點妥協，好像總想到他的西裔背景。而克魯茲則不同，他似乎完全不考慮自己是西裔還是什麼。 尤其是在經濟理念上，克魯茲更加出色；他在中學時代就加入海耶克讀書會，成為自由經濟的堅定信奉者。所以今天克魯茲成為美國風起雲湧的抵抗大政府、捍衛個人權利的「茶黨」運動的象徵性人物，被視為「絕對自由意志」（libertarian）的精神「發言人」。 克魯茲另一超過盧比歐的優勢是，他有一個非常給他加分的妻子。盧比歐的太太是西裔，什麼裔不重要，而是她不太會講話，有點像文化不高的家庭婦女；她能不給盧比歐減分，就算值得慶幸。而克魯茲的太太海蒂（Heidi）則肯定是給丈夫加分的。她是金髮白人（這話有點政治不正確，但卻是事實），跟克魯茲站在一起，絕對給人金童玉女的感覺，如同上屆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夫婦。但海蒂跟羅姆尼夫人還不同，她可不是只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家庭婦女（克魯茲夫婦有兩個女兒），而是美國知名金融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的部門主任。這位比利時大學和哈佛商學院畢業生被譽為外交聯絡和募款的高手，其籌款能力被稱為僅排在希拉蕊之後（希拉蕊因丈夫當過總統，自己當過國務卿和參議員，當然能籌款了），海蒂被視為克魯茲競選活動的最大資產（greatest assets）。 看過共和黨首場電視辯論的人會留心到，當主持人提到突發新聞——伊朗革命衛隊「聖城軍」（Quds）指揮官Qassem Soleimani抵達莫斯科，跟普京密談問題時，連主持人自己都仔細看稿子，才記得並念出那個繞嘴的伊朗將軍名字，而克魯茲在回答時，卻信口拈來這個伊朗將軍名字，對這個問題了如指掌。克魯茲對國際問題的熟知是知名的，在所有參選人中首屈一指（而這點正是威斯康辛州長沃克的弱項，他曾把該州抗議人群比喻成ISIS）。 所以提到克魯茲的國際觀，因為他太太海蒂也是國際問題專家，曾是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成員。媒體報道說，海蒂對國際事務的熟悉，對克魯茲有很大幫助。甚至說，將來克魯茲跟海蒂一起登場時，會令美國人吃驚，他有那樣一位精明幹練、視野開闊、志同道合、形像亮麗的夫人。而這一點，可能是所有其他參選人都望塵莫及的。 明年二月份共和黨的黨內初選才正式開始。在此之前，按計劃共和黨還會有11場參選人電視辯論，所以這只是開始，但也已預示了很多。 2015年8月7日（首場電視辯論次日） 2015-08-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洪秀柱剛宣布選總統時，所有人都在樂呵呵地看鬧劇，哪想到她今天（19日）居然在國民黨全代會上真被定為總統候選人。大概是為阻止本黨內的異議和抗議，國民黨採取了對岸共產黨那種全場鼓掌方式通過，前後短到只有5秒鐘。看來國民黨的確是「體力不支」，什麼事都越來越短，從上次在立法院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只用30秒，到今天選總統候選人只用5秒。一個政黨對如此重大議題的裁決用「秒」來計算，實在是命數已到，豈止體力不支，而是全面透支。   國民黨選擇洪秀柱，使這個當年孫中山們締造的政黨本性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原來它是個列寧主義革命黨，但還有理想性，或者說嚴肅性。現在則變成了鬧劇黨。如果說它原來是雨果《九三年》中的那個革命主教政委（雖然錯誤，但嚴肅地追求其理想），現在這個「主教政委」則變成了魯迅《阿Q正傳》的痞子小丑。   國民黨以如此方式給民進黨讓位，綠營支持者當然歡迎，只是你拿個馬戲團角色來參賽，豈不是讓對手贏了也難堪麼？？國民黨如此做法到底是要戲弄民進黨還是戲弄自己？一個黨跟一個人同樣，在重大嚴肅問題上耍弄自己，那個丑角形像就再難抹掉。   洪秀柱當然會敗選，明擺著，她至少有兩大特點任人皆知：一是政見跟台灣社會嚴重脫節，二是她的「紅衛兵」形像已深入人心，人們看她參選，就像看鬧劇。套用馬英九的語調邏輯說，她會帶著國民黨一起「死得很難看」。   洪秀柱的競選綱領，不僅跟台灣社會現狀背道而馳，甚至脫離國民黨本身民主轉型之後的做法。她主張兩岸「整體中國」「一中同表」（比「一國兩制」還紅色，真是「紅秀柱」）。她批評國民黨不夠藍，不夠統，不夠堅定，甚至說不能提中華民國，否則就是兩國論了。這些中國國台辦都無法說出口的急統高調，在理性一點的藍營人群中都會遭斜眼，就甭提在整體台灣社會了。所以洪秀柱的總統夢，從一開始就連她本人都會認為是玩笑夢。對國民黨來說，容忍如此鬧劇，等於手腳忙亂地往自己脖子上套絞索，不僅要甩掉總統寶座，還欲賠上立法院（藍營不再是多數）。   上面談「紅秀柱」的政見跟社會脫節，那是使勁繃著臉裝嚴肅才能談的。要說這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為人處世的話，那就很難繃住臉了，想起這仨字，發音就變成「紅二柱」，腦中的形像就變成：一會兒是中國每評必錯的將軍張召忠，一會兒是薩達姆政權的宣傳部長薩哈夫——怎麼也嚴肅不起來。但那兩個耍馬戲的還真能讓人發笑，而台灣這位女「柱子」則是讓人哭笑不得。   中學教導主任出身的洪秀柱，早就以尖牙俐齒、凶悍霸道出名（她自己都承認當年打過學生）。這個一直單身，從未結過婚的「柱子」，據說不是女同性戀，也不是為事業打拼沒功夫瞟男人，倒是那個非常熟悉國民黨這桿槍的前黨主席吳伯雄早就嚷出內情：「如果有哪個男人敢娶洪秀柱，那真是老天對他的最重懲罰。」這國民黨大佬的名言大概是台灣男人集體智慧的結晶。   本次披戰袍替國民黨征戰，紅柱子又去尋求黨內「睿智」大老的支持，吳伯雄又來了句俏皮的大實話：「洪秀柱選總統比找男人容易。」這話真讓「柱子」開心死了，一個馬上奔70的老太太，哪還稀罕男人？蹬著全體國民黨男人的鼻子登上總統寶座，那才有點真正過癮的紅辣椒味。   不信去youtube看看紅辣椒在立法院的悍婦表演夠不夠把立委們全辣暈過去——為杯葛議案，「紅二柱」可以抓女立委胸部，可以鑽男立委胯下，足夠辣到你睜不開眼睛。前新聞局長謝志偉站在立法院台上講話，洪秀柱可以連續吼叫17遍「下去」！你閉上眼睛看一看，捂住耳朵聽一聽，誰要把一個詞連喊五、六遍，你會不會渾身起雞皮疙瘩？那聲音要發自一個張牙舞爪的女人，連嘶帶吼17遍，恐怕叫人都恨不得耳朵聾了，眼睛瞎了。   曾幾何時，民進黨執政，「紅柱子」到美國演講被問及婚嫁，答曰：國民黨不執政就不結婚。結果呢，馬英九當選還連任，快八年了，柱子依舊顧影自憐。真該怪罪台灣男人都記憶太好，始終念念不忘吳大佬的「格言警句」。   台灣有很多娛樂電視頻道，有敬業者請「柱兒」這個義務演員上節目，有次是在綜藝節目上跟主持人比賽罵人耍潑，看怎麼能把主持人頂罵回去。還用說嗎，那種罵人比賽，誰能贏過足以讓張召忠閉嘴、讓薩哈夫倒抽冷氣的紅辣椒？   聽過有人私下罵，「國民黨的男人都死絕了嗎？怎麼能讓這種三八替國民黨選總統？」   國民黨的男人死沒死光不清楚，活著的都精明算計到骨頭縫裡去了是真的。那些既無理想，也無鬥志，更不想對國民黨（就別提台灣了）負責的「賬房先生」們，全都龜縮在甲殼裡，拿著蘋果手機做高等數學題目：怎麼才能最大公約數地自保，下次好能有機會偷盜一個總統大位。其實，也別說「紅二柱」嫁不出去，國民黨裡根本就沒男人，你讓人家去嫁誰？或許次來美國跟同性結了算了——趕最新潮，酷。   絕了種的國民黨實在是讓紅二柱揚眉吐氣、快樂死了。她這輩子從未像現在這麼在媒體密集露臉曝光，讓她得意到更口無遮攔、隨口亂說，甚至狂妄到說，我不要訪美，他們（美國人）應該來見我。難怪有人擔心她成為「女范進」。   怎麼能不得意呢，除了一夜之間滅了全體國民黨男人，憑「辣」揚名海峽兩岸，還會發一筆橫財——（台灣荒謬透頂的政策）只要選總統，不管輸贏，拿到一張選票政府給補助款30台幣（1美元）。於是雙方（如果只有兩人競選的話）無論輸贏，每人都會拿到600多萬美元（台灣全部選票約1300萬，藍綠對決票數相當）。全世界哪國都「柱子」林立，但有台灣國民黨「紅二柱」那麼幸運的柱子可實在太罕見了。   但無論如何，把「阿Q」推舉為總統候選人，不是洪秀柱的問題，地球的哪個角落沒有政治小丑呢？問題是國民黨，如此超級鬧劇地把自己小丑化——全黨丟掉IQ，迎娶阿Q——整個黨智商淪陷。有幾個敢於異議的黨員，居然被開除黨籍了！   洪秀柱自喻「一柱擎藍天」，倒真是把國民黨的真面具之天捅破了，讓這個政治百年老店露出其毫無IQ的真面目。這「一柱化石」將成為國民黨走向墳墓的棺石。妙哉！   2015年7月19日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 2015-07-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歐巴馬政府等跟伊朗簽署了核子協議，在美國內部遭到潮水般的批評，認為是姑息德黑蘭，出賣自由與和平，將導致中東的核武競賽，不僅威脅地區穩定，更波及美國安全。 美國明年總統大選，現已有15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他們異口同聲，批評歐巴馬簽這個協議： 首先表態的是在民調中呼聲很高的佛州參議員盧比奧，他呼籲國會議員們，對歐巴馬的協議說No，投票否決。 剛宣布參選的威斯康星州長沃克說，歐巴馬簽這個協議，「將被人們記得是美國歷史以來外交的最大敗筆之一」。 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說，「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等於放棄了制約杠杆，更向德黑蘭傳遞了我們軟弱的信號。」 眾議院發言人博納說，「我不會支持任何損害美國人民和自由安全價值的協議。這不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爭，而是對與錯的選擇。這個協議對我們國家和我們的安全都是錯的，我們必須跟這個壞交易戰鬥。」 即使是歐巴馬所屬的政黨議員，也有人出來反對：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希金德（Dov Hikind）憤怒地說，「我真為歐巴馬感到恥辱」（I Am Really Ashamed of Obama），「美國的力量和全球領導力，在這個行動（簽協議）中在流失。」希金德是猶太人，他特別強調，歐巴馬簽這個協議，對以色列人民是危險的。 在美國高調支持這個協議的是左派團體，包括反戰組織，尤其是股市玩家、左瘋索羅斯的「MoveOn.Org」。在國際股市以投機炒作而臭名昭著的索羅斯，一向力挺歐巴馬，這次該組織讚美說，「這是歐巴馬內閣的歷史性外交成就」；並誓言動用全部力量促使協議在美國國會通過。 但民主黨的其他議員，多沒有歡欣鼓舞的勁頭。即使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希拉蕊，都沒有出來表態力挺。可能也是看到這個協議遭強烈反彈的輿論風潮。 但在伊朗，卻是民眾載歌載舞，高層舉杯慶賀。很明顯，伊朗朝野都認為，這是德黑蘭的一次重大勝利。伊朗總統說，我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在國際上對這個協議最強烈反對的是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他在記者會上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以色列跟伊朗對恃了幾十年，他們最了解德黑蘭毛拉政權一旦擁有核武，對以色列是致命的威脅。所以在以色列，無論是執政的利庫德集團，還是在野的工黨等（雖然他們跟歐巴馬是相同意識形態的左派陣營），全都反對歐巴馬政府跟伊朗簽的這個協議。 中東的其它主要大國，諸如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以及約旦等，也都對美國跟伊朗簽這個協議非常擔憂。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組成十國聯軍，對也門的胡塞恐怖武裝進行轟炸，而胡塞集團的後台就是伊朗。僅憑這一點，他們也不會高興此刻美國跟伊朗「和解共生」。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旗手，在也門的胡塞恐怖武裝趕走該國民選總統、濫殺無辜之際，不去制止胡塞們的胡作非為，已是失職；現在反而跟胡塞的後台老板握手言和。這對沙烏地、埃及們來說，簡直像是背後被插了一刀，可想而知他們的感受。 為什麼歐巴馬簽這個協議遭到這樣大的反彈和批評，主要因為： 第一，這個協議等於正式承認伊朗的核子國家地位。雖然歐巴馬們辯稱，這個協議只允許德黑蘭發展民用核子，但研究這個問題的專家學者都知道，從民用到軍用，只有一橋之隔。連歐巴馬的前特別助理羅斯（Dennis Ross）昨天也撰文說，從民用到軍用的「橋梁」，德黑蘭很容易解決。 第二，伊朗的毛拉政權毫無信譽，舉世皆知。德黑蘭是全球恐怖組織的最大支持者，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用毒氣殺害本國人民的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都得到德黑蘭政權的支持。伊朗還是全球最狂熱反美的國家，在伊朗跟美國簽協議之際，在德黑蘭有幾萬人集會，高喊「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美國該死！」伊朗最高領袖在台上也跟著說，「當然，美國該死！」在伊朗毫不改變這種支持全球恐怖組織和反美的政策下，歐巴馬們相信德黑蘭會信守承諾，不發展核子武器，只能是自欺，而根本無法欺人。 第三，歐巴馬強調，我們跟伊朗的協議不是建立在信任上，而是「嚴格檢查」上。但這個檢查，更是連自欺都不能的謊言。因為協議寫的是「manage check」，即如果要檢查，需事先21天通知伊朗方面，由他們安排。21天！恐怕德黑蘭都能把他們的秘密核武運到莫斯科了！而且協議還規定這種「檢查」目的不得是干預伊朗的軍事設施和國家安全行動。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民主選舉的伊朗，他們什麼隱藏欺騙的技倆都會使用，且有足夠的時間做手腳，還不許檢查他們的軍事設施。歐巴馬們的智商真低到這種程度嗎？還是刻意為跟伊朗合作而在顯見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 第四，更糟糕的是，根據這個協議，伊朗在美國等海外的1500億美元資金將解凍。這筆巨資是伊朗的革命衛隊年度預算的25倍！伊朗更可用這些錢支持世界各地的反美、反以色列等恐怖組織。黎巴嫩的真主黨領導人就曾公開表示，伊朗拿回這筆巨資，一定會更支持他們。這意味著，更多的以色列平民將被自殺炸彈等殺害，甚至美國本土再遭恐怖襲擊。所以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德州的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在福克斯電視上痛斥說，歐巴馬政府成了全球恐怖組織的變相經濟援助者。 第五，伊朗拿回這筆巨資之後，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取消了經濟制裁，西方外交官預測，今後數年，伊朗的經濟將可能年度增長7-8%，德黑蘭將更有經濟實力研發核子武器。這個協議等於給了伊朗時間、金錢、空間，而美國的歐巴馬們只得到了自我陶醉，更是自我欺騙的幻夢。 第五，歐巴馬吹噓說，他不用戰爭就贏得和平。這簡直是二戰前夕英國綏靖主義首相的翻版，當時張伯倫跟希特勒簽署《和平協議》，也是自豪地宣稱，我們不用戰爭就贏得了（跟德國的）和平。結果這個協議給了納粹德國時間，等他們武裝完畢，就入侵法國，占領歐洲，進攻英國，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歐巴馬們今天的姑息伊朗毛拉，跟張伯倫當年綏靖德國納粹，可謂異曲同工，中間只隔了70多年，連一個世紀都不到——到底是他們的記性實在太壞，還是西方左派們實在太蠢！ 第六，這個協議將導致伊朗核武問題最終走向軍事解決。伊朗發展核武，是以色列不可承受之重，這從以色列朝野兩黨異口同聲地堅決反對就可清楚看出。以色列國防部長已經表態，以色列的安全「只有靠我們自己防御」。意思是，如果伊朗發展核武，以色列將不惜動用軍事手段解決。當年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下令，炸毀了薩達姆的伊拉克核子反應堆。兩伊戰爭時，伊拉克八次轟炸伊朗的核武基地，也是伊朗核武發展停滯的原因。如果最後發展到以色列被迫派戰機去炸毀伊朗的核武反應堆，那將會在中東造成更大的局勢動蕩，該區域的穩定與安全更難以保障。出現那種後果，就是歐巴馬今天一意孤行（跟伊朗簽協議）種下的惡果。 所以《華爾街日報》就此發表的社論說，歐巴馬簽這個協議聲稱可阻止伊朗發展核武，而實際結果是給伊朗發展核武開了綠燈，將造成中東的核競賽和核擴散。沙烏地阿拉伯王子塔拉爾（個人有320億美元資產）表示要從巴基斯坦購買核武；另一王子、前情報局長阿法薩更強烈，說他們國家要有跟伊朗對等的核武能力。沙烏地阿拉伯已有計劃在15年內建造16座核子反應堆。 歐巴馬感到這個強大的批評浪潮，於是誓言，如果國會不通過這個協議，他將動用總統否決權。按美國憲法，國會否決總統，需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多數。而歐巴馬明顯想依靠他的左翼民主黨議員（在參眾兩院雖都不占多數，但都能達到三分之一以上）撐腰壯膽，而把這個協議強度關山。 歐巴馬自己解釋說，他做這些，是要留下legacy（政治遺產）。但即使歐巴馬靠動用總統否決權而通過了這個協議（因反對黨拿不到國會三分之二再否決），他的政治遺產，也是沒有獲得多數美國人民支持（無論民調還是國會議員）的一意孤行，也跟美國兩黨（協商）政治、國會定奪的反核擴散政策傳統是背道而馳的。 歐巴馬的任期只剩一年半，下任總統，如果不出意外，將會是共和黨人。從目前所有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全都反對歐巴馬的這個協議來看，下屆總統將會取消這個協議，重新對伊朗采取現實主義的嚴肅政策，而不是歐巴馬這樣為了自己的所謂「遺產」而給世界留下災難性的後遺症。 從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蕊對這個協議的避而不談、更不會興高采烈地支持來看，她也清楚這個協議不得人心。而她本人（被媒體分析為）比歐巴馬在這類問題上要強硬些。即使她沉默，這個問題也會成為大選時總統辯論的外交議題。而美國國會對這個協議的表決，也將影響在2016年將改選的33名聯邦參議員、415名眾議員的當選幾率。那些支持歐巴馬跟伊朗簽協議的議員，很可能會付出代價。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不無悲哀地說，歐巴馬們執意要簽，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伊朗媒體報道說，美國政府最後一刻在鈾濃縮、解除制裁以及檢查方面的讓步是本次促成伊朗核協議的關鍵。 歐巴馬剛當上總統，什麼成就都沒有的時候，北歐的左瘋們就頒給他一個諾貝爾和平獎。這次國務卿凱瑞那麼起勁，可能也想步歐巴馬後塵。正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嘲諷的：白宮和德黑蘭是黑白雙贏：歐巴馬將有legacy（遺產），凱瑞將拿到Nobel（諾獎），伊朗將獲得bomb（核武）。 2015年7月15日於美國 2015-07-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台灣又要總統大選，不管選舉結果如何，都是台灣的勝利，因為這是人類民主進程足音中的一部分。但台灣卻有總統參選人指責說，台灣「把民主價值變成了與大陸十三億人民對抗的工具。」這一派胡言，整個顛倒了「民主價值是結束共產專制的工具」這個最基本的概念和事實！ 天下有人相信台海兩岸的分歧是台灣人民和十三億中國人的對抗這種混話、鬼話嗎？天下還有人不知道台海兩岸的對抗是民主和專制的對抗嗎？沒錯，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這豈止是國民黨的奇恥大辱，這簡直是中華民國民主進程中的鬧劇、笑料！ 但無論有多少鬧劇和笑料，台灣的選舉是人類民主長河和歷史潮流的一部分。這個歷史潮流，雖在人類千百年的歷史上都步履蹣跚，極為緩慢，但在最近的45年，卻是快步如飛，且一往無前。 民主時鐘已到凌晨6:59 在研究人類戰爭和民主方面，夏威夷大學的拉梅爾教授（Joseph Rummel）是公認的專家和權威。去年3月去世（82歲）的拉梅爾一生都致力研究戰爭和死亡，寫過24本專著，包括《權力殺人》、《致命的政治：蘇聯的大屠殺》、《中國的血腥世紀：自1900年以來的大屠殺》、《政府造成的死亡》等。 研究戰爭和屠殺，使拉梅爾更確定，政府是主要殺手，人類的主要大眾死亡，都是權力者造成的。而要防止權力者和政府殺人，實現世界和平，就要建立民主，推廣民主，使整個人類都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由此拉梅爾教授提出「民主和平理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設置了「民主時刻表」，用鐘表方式標示人類民主的步伐和進程： 拉梅爾指出，人類在渡過了千百年黑暗的時代之後，直到1800年，全世界才有3個民主國家：美國，法國，瑞士。他把法國列入民主國家，可能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君主王朝。但法國的羅伯斯比爾時代，是以「泛民主」實行暴民政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更恐怖的專制。 如果去掉法國，實際上二百多年前，人類只有兩個民主國家。而瑞士的民主，也不典型。所以更切實地說，只有從1776年美國的獨立，人類才真正開始了民主進程，實行了投票選舉，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言論、宗教和結社自由等。 到了1900年，全球的民主國家有13個。也就是說，經過了整整100年，人類才增加10個民主國家。按照拉梅爾的「民主時刻表」，那個時候雖不是半夜時分最黑暗的時刻，但「民主時鐘」也只走到剛過午夜的一、二點鐘。 到了1950年，世界有了20個民主國家，占全球人口的31%。在拉梅爾的「民主時刻表」上，鐘擺到了凌晨3:43分。 到2000年，全球已經有120個國家實行了多黨選舉，民主人口增至占全球58.2%。「民主時刻表」的指針擺到凌晨6:59。拉梅爾說，這是民主的黎明。 這份民主時刻表展示，人類民主的步伐，是近年才疾速飛走的：1800年有3個民主國家，1900年13個，1950年20個，1970年30個，今天已經約有130個。也就是說，從1970到2015年的45年之間，實行多黨民主選舉的國家增加了100個！ 民主的潮流和逆流 美國另一個研究民主浪潮的知名學者是哈佛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他宏觀研究了全球的三次民主浪潮（和兩次民主倒退）： 第一波民主化發生在1828到1926年之間，源於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第二波民主化發生在1943到1962年之間，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波民主化始於1974年的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該國中下層軍官和平民發動政變，推翻了20世紀西歐歷史最長的獨裁政權（42年）。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延續時間最長，波及地域最廣。先是「蘇東波」，蘇聯和東歐國家相繼結束共產專制、走向民主。然後是「中東波」，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埃及，到利比亞，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的民主選舉，民主浪潮更加洶湧澎湃…… 按亨廷頓的統計，全球有過兩次民主倒退，第一次發生在1922到1942年之間，22個國家失去民主；第二次發生在1958到1962年之間，又有22個國家從民主走向獨裁。兩次倒退，都是在民主化浪潮之後發生的。那麼全球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4至今）後，民主是否會倒退？ 第三波民主化不可逆轉 亨廷頓教授2008年去世，無法繼續他的研究統計。但據全球知名的《自由之家》的報告，過去七年，全球民主有所倒退，俄羅斯、委內瑞拉、埃及、土耳其、泰國、尼日利亞、肯尼亞、阿塞拜疆、匈牙利等，都被列為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的國家。 但《自由之家》只是說這些國家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而不是亨廷頓所統計的從民主變成獨裁（不再選舉）。尤其像埃及，過去四年有過兩次全民公投，兩次總統大選，最近這次塞西將軍以超過93%的高票當選總統。不能因為他曾是將軍，就否定這個國家人民的投票選舉和民主性質。尼日利亞同樣，原來的左翼政府貪污腐化，導致民怨載道，人民選擇了前將軍（獨裁者），但這位將軍早已放棄專制思維，建立政黨參選已有15年。即使在土耳其、雖然現任總理埃爾多安是伊斯蘭主義信奉者，但該國仍是舉行全國大選；他能贏的根本原因，是當地左派政策不得人心（這點跟新加坡很相像），所以左派（在野黨）才一再敗選。所以在這些國家，可以說民主有後退，但都沒有倒退到失去民主、進入專制的程度。 從整個大局來看，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成果，基本是保住了。個別國家的倒退，只是所有成功道路上都會遇到的挫折而已，就總體而言，民主大趨勢已浩浩蕩蕩，無法阻擋。 民主的三大好處 拉梅爾教授堅定地認為，民主可以創造和平，主要基於兩點：第一，民主能避免戰爭，而戰爭是人類的主要殺手。他統計，從1816年到2005年之間，人類一共有過371場戰爭，其中205場發生在兩個專制國家之間，166場發生在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而沒有一場戰爭是發生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結論很顯然，如果全球都是民主國家，就根本不會再有戰爭，而只有和平！ 第二，民主能避免大飢荒。全球發生的大飢荒（造成大規模死亡），全都發生在專制國家，而沒有一例是發生在民主國家。難道民主國家就沒有天災嗎？當然不是。而是民主國家可以抵抗天災，更不會把天災變成人禍。但在專制國家，常態是把天災轉變成人禍，人為造成大眾死亡。例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大飢荒，就跟共產制度有直接關系。中國六十年代的所謂「自然災害」造成的大眾死亡（四千多萬人喪生），從根本上來說，當然是共產黨的政策造成的。因為在大飢荒發生時，毛澤東們認為根本沒有飢荒，是農民故意藏糧跟政府作對，所以拒絕發糧賑災。在大飢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准，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所以對這段歷史獨立調查和研究的專家眾口一詞，那是一場「人禍」！ 拉梅爾沒有強調的第三點是，民主可以避免政府殘殺本國的人民。在任何專制國家，都有大量無辜者、更有優秀的思想者被殘害的悲劇。例如共產黨在中國建政至今，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推算，在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由於中共政策（屠殺，迫害，飢餓等）造成的大眾死亡超過八千萬人！平均下來，每年有123萬人！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更是人類的慘劇！ 2025年鏟除所有獨裁者 但毫無疑問，無論是中國的專制，還是北韓的獨裁、敘利亞的野蠻、伊朗的恐怖威脅，所有的專制政權，其實都已到了窮途末日的歷史盡頭。前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後擔任《自由之家》副總裁的人權活動家帕爾默（Mark Palmer）在2003年出版的《打破真正的邪惡軸心：怎樣在2025年之前鏟除全球的最後獨裁者》（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How to Oust the World's Last Dictators by 2025）一書中指出，獨裁者是導致貧窮、恐怖主義、專制的主要原因，也是對美國及全球安全的威脅。所以，全世界所有人都應該致力鏟除那些最後的獨裁者（按他當時統計，全球還有45個）。 帕爾默曾做過總統演說撰稿人，里根總統當年那段對共產主義蓋棺論定的著名演說詞就出自他的手筆：「蘇聯拒絕給自己的人民自由和人道尊嚴，那是對抗歷史潮流的。我在這裡描述的是長程的計劃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長征，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不僅是預言，更是對歷史的回顧：1776年全球只有1個民主國家（美國），今天全球已有130個國家多黨選舉。239年間，人類發生超過兩千年的巨大的變化：它雄辯地證明，全球民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一切專制都將被歷史埋葬，任何獨裁者都會被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原載《看》雜誌2015年7月號 2015-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日前在希臘對債權人提出的緊縮政策的公投中，有超過61%的希臘選民投了否決票。那麼，這一投票結果對希臘人意味著什麼？對歐元區成員國又有什麼影響？會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嗎？怎樣才有可能讓希臘人絕處逢生？希望之聲電台記者靜汝就此採訪了旅美政論家曹長青先生。   記者：曹老師，您好！希臘公投結果，多數人對緊縮政策說不。這意味著什麼？   曹長青：起碼意味兩點：第一，希臘多數人民選擇不接受緊縮政策，還要繼續原來的大鍋飯福利社會主義，而這顯然是一條拖垮希臘，導致所有人一起受窮的災難性道路；   第二，希臘政府事先就呼吁自己國民對緊縮政策說No，對歐盟的救援方案投反對票。這說明希臘政府沒有真正的願望進行經濟改革，沒有解決希臘經濟危機的誠心。   這兩點加起來，意味著希臘從政府到人民，都拒絕放棄導致他們國家經濟危機的大政府養懶漢的社會主義政策和方向，這個公投結果等於希臘要選擇自殺。   下一步就看歐盟，尤其法德這兩個歐元區大國，是不是要在這種自殺威脅面前妥協，是繼續謀求救援，阻止希臘自殺，還是採取現實的態度，允許希臘「安樂死」，接受希臘的經濟葬禮，讓希臘置於死地而後生，這才是關鍵。   記者：多數希臘人不接受歐盟救援方案，但同時多數希臘人還希望留在歐元區，為什麼會有這種矛盾現像，這是什麼原因？   曹長青：這就可以看出希臘政府和多數國民的自私心理和投機性。狡黠的希臘政府在公投前就公開呼吁國民反對緊縮政策，同時強調，歐盟不會讓希臘退出歐元區，他們也不會退出。這等於是說，你們投No，什麼損失也沒有；還會給雅典帶來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希臘國民也是同樣心理，他們當然知道，留在歐元區對自己有好處，起碼有外援，可以延續他們悠閑的福利生活（吃歐洲等其它國家人民的稅款），所以他們根本不真想退出歐元區。但同時又要歐盟改變要求他們開源節流、控制福利開支的緊縮政策。他們是什麼代價也不想付，只想得到好處。   當然，希臘政府尤其是那個左派總理的欺騙也起到很大作用，因為他們事先就說，我們公投結果是No，歐元區也不會把我們趕出去，也就是說，我們怎樣胡作、怎樣離譜，怎樣又哭又鬧，最後法國德國等歐盟們，還是會援助我們。所以這個「哭鬧的孩子有糖吃」的現像和邏輯，才是解決希臘問題的最大障礙。   記者：希臘欠債不還，還對債權人理直氣壯，這是為什麼？   曹長青：天下所有的借錢人，都不會像希臘這樣，你跟人家借錢，還蠻不講理，霸道十足。人家說，可以借給你錢救急，但你不能用來大吃二喝，揮霍浪費，你應該節儉，緊縮開支，不要再大手大腳。可希臘人說，你要借錢就借給我們，少羅嗦。我們就是要躺在沙灘上喝可樂，什麼活都不干，你們來援助好了，吃定你們的援助款。這就是希臘，從政府到多數人民，都是無賴。這次61%以上的希臘人公投說No，就是多數希臘人向世界表態，我們都是無賴，就像中國有句話，「我是流氓我怕誰」，現在希臘是「我是無賴我怕誰」。希臘人的這種群體無賴心理，才是目前這場希臘危機的關鍵。不解決這種心理，希臘問題就不會真正解決。   另一個原因，希臘從政府到人民敢這樣胡來，就是因為他們摸准了歐盟，尤其法德兩國擔心希臘退出歐元區，會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歐元區，歐盟都可能垮台解體的恐懼心理。以往不管希臘怎麼鬧，最後歐盟都是讓步妥協，百般遷就，連哄帶勸，追加援助，把希臘留在歐元區。所以這場希臘危機，表面原因在雅典，根本問題出在歐盟，尤其是法德兩國領導人，是他們的「歐洲大一統」的烏托邦夢想，導致他們為了「一統」而一再縱容雅典的敲詐，甚至耍弄。這次公投前希臘總理跟法國德國首腦的會談，完全是被希臘的左派總理，那個前共產黨人耍弄。那個在公開場合從不穿西裝，更不扎領帶，擺出一副街頭嬉皮士模樣，才三十歲出頭的希臘總理，完全按共產黨的流氓邏輯和做法，為了目的不折手段，出爾反爾。而法國德國領袖為了歐元區的完整和繼續存在，忍氣吞聲，接受希臘的耍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如果法國德國這次不下決心，希臘問題不僅無法解決，這種老鼠耍弄貓的游戲，還會繼續下去，希臘的經濟會繼續惡化，連累歐洲和世界股市的局面還會重演。   希臘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有過亞里士多德，有過蘇格拉底，有過原始城邦民主，而現在，希臘墮落成世界無賴的根據地之一，有的是前共產黨的流氓總理，有的是向世界宣布自己是無賴的國民，所以希臘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明的危機，是人類走向個人奮鬥自強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還是走向養懶漢的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是兩種方向、兩條道路、兩種價值的選擇。   記者：希臘會退出歐元區嗎？還是談判繼續，歐盟修改它的紓困計劃？   曹長青：作為歐元區的大國領袖，德國總理梅克爾處於兩難選擇：如果在希臘這樣的敲詐面前妥協，會影響她自己和所屬政黨在德國的民眾支持度，因民調顯示，75%的德國人不贊成繼續援助希臘，不滿雅典的無賴態度。希臘人這次公投，對歐盟救援方案61%說No，但德國更高，反對希臘做法的德國人高達75%。梅克爾必須考慮這個本國民意，因為她和保守黨，要靠本國人民的支持才當選執政的。尤其是德國財政部長，非常強烈反對繼續援助希臘，這位德國財長在本國的民眾支持率達到歷史最高，70%的德國人讚賞支持他。現在就看德國總理梅克爾，有沒有魄力，或者說有沒有歐元區放棄希臘的決心，割掉雅典這個毒瘤。   梅克爾趕到巴黎跟法國總統會談，商討應對方案，從會後發表的講話，看不出來梅克爾有這個決心，如果有，她早就該明說，不接受希臘政府煽動民粹主義、舉行公投威脅歐盟，講明如果雅典這樣玩弄政治，德國將關閉對它的援助大門。但梅克爾什麼都不敢說。當然梅克爾也是受到歐盟中那些左派的牽制，像歐盟主席，就一直同情希臘，其實他跟雅典左派總理的社會主義理念相當接近，他希望全歐洲都變成福利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歐洲的左傾，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保守派的梅克爾想戰勝這些，絕非容易的事情。   記者：希臘危機對全球經濟有什麼影響？會是雷蒙公司破產翻版，全球金融海嘯要來嗎？   曹長青：希臘經濟才占全球的0.2%，人口只相當中國的廣州市，土地面積還沒有中國的山東省大，這麼一個小國按常理是無法連累整個世界經濟，更不應該帶來金融海嘯的。但現在希臘是歐元區成員，其債權國又主要是歐洲國家，所以希臘欠債，雅典經濟危機，會連累傳染整個歐元區，甚至歐洲，因此才拖累全球股市的。現在就看歐盟怎樣處理希臘欠債違約等問題，如果繼續遷就讓步，希臘危機更加嚴重，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拖累也就會越大。   記者： 那麼希臘退出歐元區，是好處大，還是壞處大？   曹長青：當然這有利有弊。壞處是，希臘退出歐元區，它的經濟將惡化，金融動蕩，希臘的銀行恐怕今後一年都不敢開門，或者被迫實行控制提款的政策，等於銀行是虛設的。對外，19個成員國的歐元區出現裂痕，一體化局面被打破，可能會有其它國家跟進退出，從而進一步影響歐盟，因英國明年將就是不是繼續留在歐盟全民公投。   但好處更大：一是希臘再怎麼折騰，不再立即連累歐洲甚至世界股市。因為希臘閉門自亂，在怎麼自殘，跟世界就沒多大關系，等於自作自受，自生自滅。   另一個好處，希臘一旦退出歐元區，那麼從希臘政府到人民，上上下下就都清楚了，今後只能靠自己了，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經濟改革，向右轉，也就是走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緊縮開支，平衡預算，把龐大國營企業私有化，削減福利，不再海灘喝啤酒不干活，而是去勤勞工作。反而可能絕處逢生，處於死地而後生。   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像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原東歐國家，結束共產制度和社會主義政策後，全部都被迫實行經濟改革走市場化，他們還沒有得到希臘這樣的歐援，但最後他們的經濟都比希臘好。所以只有讓希臘走到這一步，自己對自己負責，他們才有救，而不是由別人養活甚至包養。一句話，只有結束希臘被包養的「二奶制度」，希臘才會自立，最後自強。像現在這樣被沒完沒了地靠外部救援，由別人養活，希臘會是越養越糟，最後自我毀滅，還連累外部世界。   記者：歐元區的根本危機是什麼？前景如何？   曹長青：歐元區有19個成員，歐盟28個成員國，人均收入不同，有的幾萬美元，有的幾千，完全不成比例。收入不同，稅率也不同，財政情況更不同，怎麼可能成為統一貨幣的統一化的歐洲，這完全是共產主義那種烏托邦。希臘危機，是歐洲共同體、歐洲一體化這種烏托邦幻想造成的惡果。歐洲一體化的烏托邦不消失，希臘危機即使暫時緩解了，還會有第二個希臘，第三個雅典，這種危機連累是沒完的，這是歐洲人自作自受、自找苦吃的一個結果。所以希臘危機的根本解決，前景完全不令人看好。   2015年7月7日   ——原載「希望之聲」電台  

  達賴喇嘛生於1935年7月6日，今年是他80大壽。1997年底我到他居住的印度達蘭薩拉採訪他時，提到當地有個藏人居民點，辦了個養雞場。達賴喇嘛去視察時看到八千多隻雞被關在籠子裡，說了一句「最好使用別的方法，這樣我能活到80歲。」他們就把雞場關閉了。現在達賴喇嘛就要歡度80歲生日了。   藏傳佛教相信轉世傳承，西藏至今共有14位達賴喇嘛。但自第二世之後的12位達賴喇嘛中，9位都不到50歲就去世了，其中第九世到十二世的四個達賴喇嘛，平均壽命不到18歲。   14位達賴喇嘛中，超過50歲的只有五位：第一世83歲，第二世67歲，第五世65歲，第十三世57歲，當今這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馬上80歲，是他們之中除第一世外的最長壽者。   在14位達賴喇嘛中，有三位被認為成就最大（也都是長壽者）：第五世達賴喇嘛曾到北京跟滿清順治皇帝見面，維持了漢藏關係穩定；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面對英國和清王朝都覬覦西藏的複雜局面（大清王朝末期），堅定力保西藏的獨立地位，曾兩度為此被迫流亡。當今這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1959年西藏人民反共抗暴起義失敗後，率領八萬藏民逃抵印度，至今已流亡56年！他是第一位走出西藏高原，走向世界鎂光燈的西藏精神領袖，贏得世人的廣泛尊敬，他所代表的西藏人民的命運，得到世界性的同情。   為了保護保住西藏的宗教文化等，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妥協讓步到同意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求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民主選舉），但始終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絕。   我曾幾次採訪達賴喇嘛，多是談西藏的前途命運等政治問題，1997年在達蘭薩拉的採訪，特意重點訪談了關於生命，情感，死亡，人生等可能更多人關心的普世問題。值此達賴喇嘛80壽誕之際，再次刊登，以慶賀這位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的長壽。   以下是那篇專訪的正文：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   作者：曹長青   1937年冬天，2歲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擁的馬隊從他的出生地西藏東北部的安多（今青海）護送到拉薩，這個後來聞名世界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此在有一千個房間的布達拉宮潛心研經，過著隱居生活；偶然出來，也被嚴裹在黃頂轎中，四周是森嚴的警衛和馬隊，普通人根本見不到他。   但現在達賴喇嘛可能是當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數月周遊世界，訪問演講，講經布道。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有一年在澳大利亞，他一天的日程有17項，從早上7：50開始，晚上8點還給二萬人做「內心和平與世界和平」的演講。   他的睿智、謙恭、慈悲與神秘，贏得了成千上萬的崇拜者，包括好萊塢巨星李察基爾、史蒂芬席格、哈瑞森福特和莎朗史東。他演講，票被搶購一空；他走到哪裡，人們爭相一睹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頭頂，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體稱他為「人類抵抗撒旦的最後一個和平偶像」。有記者問他，人們是不是對他比對西藏更感興趣？他調侃地回答：「是中國政府對我的譴責和批判幫助我出名、成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熱」   在網絡上打出「達賴喇嘛」，會出來全球媒體的一萬多篇英文報道和訪問。好萊塢的電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後，全球更有「西藏熱」。   全球媒體記者一批批奔赴達賴喇嘛居住的印度北方小鎮達蘭薩拉，等待採訪他。他說的每一句話，佛教徒都要仔細研究，藏人更是認真聆聽。雖然絕大多數藏人都渴望西藏獨立，但當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64.4%的人回答：達賴喇嘛怎麼說，我們都認同。   在達蘭薩拉，他早上四點起床，祈禱、研經到六點，然後洗澡，早餐。早餐通常是西藏傳統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與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兩頓飯，晚上僅喝奶茶。他每天騎半小時自行車，晚上看英國BBC電視新聞，然後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從小就對複雜的機械著迷，至今戀戀不舍。   ●坦率真誠，注重友情   1997年11月2日，我在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時發現，他的住處戒備森嚴，門衛檢查比紐約的肯尼迪國際機場還嚴格。負責安全工作的藏人朋友告訴我，幾年前，一個藏人妓女從拉薩逃來，在接受達賴喇嘛摸頂時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說，她是中共派來的。一個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人，住在高牆鐵門與持槍士兵之中，讓人感慨、悲嘆。   這是我第三次採訪他。他一般見人15分鐘，長的半小時。我問他給我多少時間，他幽默地說「給你100小時，但今天是一小時，以後再給你99小時。」然後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們一氣談了三小時，但我沒忘叮囑他還欠我99小時。   採訪用英文進行，據錄音整理（有刪節）。採訪中達賴喇嘛偶然說一兩句漢語，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樣，充滿神秘性。   ●同情與慈悲使人快樂   記者：以前在紐約和波士頓採訪你，談了很多政治。這次我想問些關於人生的問題。你認為人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活得平靜和快樂？   達賴喇嘛：什麼情形下？在警察國家或極權社會（大笑）。在嚴密控制的前蘇聯共產社會，沒有小偷，沒有妓女，沒有醜聞。在毛澤東掌權時的中國也是這樣，沒有小偷妓女，這樣的社會就有「和平」（大笑）。   記者：那在你的領導下的「和平」是什麼情形呢？   達賴喇嘛：我認為，人應該有慈悲感，要關心他人。有關心他人的情懷，才不會去傷害別人，才培養了自律，這樣就不需要警察，不需要政治角色。當有了內心的信仰和價值的時候，人就會平靜和快樂。   記者：怎樣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達賴喇嘛：通過教育，好的家庭與學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與慈悲感，關心他人，人就會達到那種境界。   記者：孤獨，是現代人的一個大問題，因此人們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單身，有沒有過感到孤獨的時刻？   達賴喇嘛：沒有。孤獨，並不取決於是否單身、或有否生活伴侶，而取決於人是否有正確的生活態度。如果沒有正確的態度，即使結婚，有了伴侶，今天感到幸福，但一個月，一年後，那種熱情和真實的感覺會一點點消失，最後可能雙方成為敵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關係，就不會感到孤獨。   記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樣的瞬間，渴望有一個人，你可以向他傾訴內心深處的所有想法？   達賴喇嘛：我和最親密的朋友什麼都說。從小我就願意和人交流，我經常可以在身邊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結婚生子，麻煩太多   記者：在你看來，是否僧侶生活比結婚生活要好？   達賴喇嘛：這個我很難說，但從研學佛教來看，當然和尚尼姑的單身生活更好。單身生活可以降低這個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許多附加關係：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將來，太多麻煩事。婚姻產生太多複雜的關係，你得操心你的朋友和敵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敵人，你兒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敵人，太多的分支關聯。自然帶來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僧侶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時間，從佛教角度，這種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如此。但拋開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談的話，就因人而異了。比方說，如果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擔你的責任，就像兩個人一個腦袋，那你就會覺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記者：在南方藏人居民點，我採訪一個年輕和尚，他虔誠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歡兒童，想有個自己的孩子，為此很苦惱。你有過這種苦惱嗎？你是否喜歡孩子？   達賴喇嘛：我喜歡孩子，因為他們誠實、天真，心胸向人開放，和兒童交往非常容易，我愛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喲，你看看，有人為沒有孩子犯愁，到處求醫；有的為孩子太多煩惱，吃避孕丸，做流產。當代社會，人們不是耽心有沒有孩子，而是耽心有孩子後有否足夠的錢供他上學。上好的學校，意味更多的錢。孩子畢業了，又要耽心他能否找到工作，這種耽心沒個完。你看，這種沒有意義和不必要的問題，使做父母的覺都睡不好。   記者：是不是因為你沒有那些分支的煩惱，所以總是睡眠很好。你從沒用過睡眠藥？   達賴喇嘛：沒有，我躺下就睡著，從沒有吃過睡眠藥。   ●死亡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份   記者：幾天前，你接受印度記者採訪時說，也許哪一天在新德裡與達蘭薩拉的山路上發生車禍，達賴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懼死亡？   達賴喇嘛：我是半開玩笑說那話。不管怎樣，這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我死了，對西藏爭取自由的鬥爭是個打擊，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停止。達賴喇嘛不在了，西藏這個民族還在，新一代藏人會繼續鬥爭。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說的，「達賴喇嘛健在，會更容易解決西藏問題；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鬥爭會繼續，但青年藏人可能會使用武力。」我不怎麼恐懼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這個問題或許應該是我有沒有準備好了面對死亡。作為佛教和尚，有很多準備死亡的訓練，準備死亡，即準備進入更好的來世。我已經做了一些準備，或者說這種準備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份。重要的是當你活著的時候要活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作為和尚，我沒有孩子和家庭，一身無牽掛，這是我不恐懼死亡的原因之一。當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還是有牽掛的，因為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還沒有找到。   ●毛澤東使我恐懼   記者：那你的一生中從沒有過恐懼的時刻？   達賴喇嘛：有過兩次。一次是1954年，我從拉薩去北京見毛主席。北京負責禮儀的官員弄得我非常緊張，他要求我見毛時要這樣那樣，必須做得準確無誤。例如，他要我進門只能走十步，然後在一邊坐下。當時連我的資深老師都很緊張。我站在前排，後面是班禪喇嘛，然後是我的資深老師，他拿著獻給毛的禮物，再一個是我的年輕老師，後面跟著至少有15個人帶著各種禮物給毛。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見那樣的首腦人物，所以有些驚恐。   但真正的恐懼是1959年3月17日那個晚上，我做了決定逃離拉薩去印度。在走到一條小河時，看到河對面有大批中國士兵，都能看到士兵槍上的刺刀。我當時真有一種恐懼，因為我們可能被全部毀掉。但同時我也有一種勇敢的感覺，因為我們決定冒任何風險，面對任何困境。那是一個經過好幾天的商量、反復思考後的決定。我至今不後悔當時做了這樣的決定，它關係到西藏的未來，聯結西藏的歷史。   記者：你有過惡夢嗎？   達賴喇嘛：我做過惡夢。有時夢到我1959年時不得不逃離拉薩的羅布爾卡宮去印度的情景。   記者：在上次採訪中，你說各種跡像表明，你可能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但幾個月前你對西方記者說，下一個達賴喇嘛將轉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變了想法？   達賴喇嘛；沒有。我當時所以對你那樣說，是因為達賴喇嘛是否存在要取決於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認為達賴喇嘛現像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後一個。如果藏人要求繼續這個傳統，那麼，問題就是怎麼繼續這個傳統，是否可以像羅馬教皇那樣選舉，或根據資歷。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到時候西藏人想繼續傳統的選擇方式，那麼就會有選擇轉世靈童的過程。在那種情況下，如果西藏人還像今天在外面過難民生活，那麼下一個達賴喇嘛只能產生在西藏之外，因為作為我的轉世，十五世達賴喇嘛就是為完成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達到他的追求，如「五點和平計劃」和尋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可能轉世成女性   記者：西藏歷史上有一個達賴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個達賴喇嘛有否可能轉世成印度人或中國人？   達賴喇嘛：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國人，可能出現在自由中國，而不是在中共統治下。也可能是紐約的中國人，或在台灣（大笑）。但以現在西藏還沒有獲得自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還在流亡的現實，他的轉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種事情都有內在的聯結。   記者：有沒有可能你的轉世會是一個女性？   達賴喇嘛：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個達賴喇嘛是女性，會更有益。西藏傳統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轉世成女性的。只有一個大喇嘛的轉世是女性，她的寺廟存在了700年。   記者：在南方藏人居民點拜拉庫比，我聽說有個八千只雞的禽場，你去視察時說，如果你們關掉它，我能長壽，活到80歲。結果他們就關閉了這個很有經濟效益的雞場。是這樣嗎？   達賴喇嘛：我沒有叫他們必須關閉，只是說，如果有其它方法可得到同樣的效益，最好使用別的方法。我說過，這樣我能活到80歲。   記者：從第三世達賴喇嘛開始，除了五世（66歲）和十三世達賴喇嘛（58歲）之外，其它達賴喇嘛都是在50歲之內就去世了。你今年已62歲，你預測自己能活到多少歲？   達賴喇嘛：第一世達賴喇嘛活到82歲呢。我的專職醫生根據我的健康狀況預測，我能活到103歲。我經常夢想和期望能與中國達成協議，回到西藏。那時我會辭去一切政治職務和責任，做個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訪問很多很多的地方。當然我也想去中國內地旅游，去見那些中國佛教徒，和不信佛教的中國兄弟姐妹，與他們分享我的想法。當然也想再來印度，見喜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結識各種各樣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歲，我仍然會有很滿的日程，可能那時我是一個坐在輪椅裡的忙碌而快樂的人。（笑）   ●最願吃四川辣椒牛肉   記者：在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點，市場上幾乎看不到賣豬肉，藏人說他們不吃豬肉，因為你的生肖是豬。你對此怎麼看？   達賴喇嘛：哎喲，如果他們真的這樣，他們就是愚昧或盲從。我達賴喇嘛自己都喜歡吃豬肉，對這個沒有限制。我特別喜歡吃中國烹調味道的豬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灣訪問時，曾說過喜歡吃辣椒牛肉，記者把我這個話報道了出去。台灣邀請我的一個寺廟住持看到報導後給我發來傳真說，「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來說，藏人，尤其是年輕喇嘛避免吃魚、雞、豬肉和雞蛋。   記者：但是你全吃？   達賴喇嘛：是的。但在我參加佛學考試之前，不吃。過了考試，就沒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獻記載，吃這些東西會損害記憶。現在藏人居民點的人不吃豬肉、魚和鴨禽，為的避免殺戮，因佛教主張不殺生。作為佛教社會，我們當然不鼓勵人們殺生。   記者：我採訪藏人居民點時看到，每個家庭，以及辦公室、出租車，都掛著你的畫像。你是否耽心成為霍梅尼？你怎樣比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領袖霍梅尼？   達賴喇嘛：我常說，我不多不少只是一個和尚。不管人們是否把我與霍梅尼比較，對我都沒有什麼。還有人說我已成了好萊塢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憂慮的是有些藏人自稱是佛教徒，卻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剛才你提到的，因為我屬豬，他們就不吃豬肉，這是亂來，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識的結果。   ●一個正常的社會要有寬容   記者：不久前你在舊金山批評同性戀者的性行為，很多報紙轉載，成為一時話題。在美國很多同性戀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話讓他們很不高興。你是和尚，從沒有過性生活，怎麼知道什麼樣的性行為是好或壞？   達賴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個和身體有關的是：殺生；偷竊；不當性行為：它包括僧侶和他人有性關係；婚外性；同性間的性行為；口交或肛交；手淫。從佛教的觀點，這些都是錯的。但如果同性戀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從社會角度，如果兩人真正相愛，彼此尊重，而且感覺幸福，那麼有那種關係也應該可以。不管怎麼說，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戀者想從我這裡得到贊同，對我來說，這怎麼可能？觀音對此說的很清楚，這種性行為是錯的，我不能改變這個。但有些社會歧視同性戀者，這也是錯的，做得太過分了。如果沒有艾滋病的危險，雙方同意，同性戀對社會並沒什麼傷害。   記者：藏人99%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場，同性戀被視為「不當」。如果西藏獲得自由獨立，西藏政府將怎樣對待同性戀者？   達賴喇嘛：西藏是個佛教社會，但沒有規定每個藏人都必須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就應該遵守「十戒」。當然，一個佛教徒有了不當性行為，並不等於這個人就不可以繼續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有三個是涉及精神的：欲望；仇恨；錯誤看法。所謂「錯誤看法」指不相信有來世和觀音。這是最嚴重的違背戒律的行為。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說這個人就不是佛教徒。我們不能規定所有藏人都必須信仰佛教，我們怎能這樣？社會一定是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應該寬容，包括寬容同性戀者。   記者：自由的西藏會是多種宗教共存的社會嗎？   達賴喇嘛：是的。   ●和尚的舌頭不能說謊話   記者：從我三年前採訪你到現在，達蘭薩拉與北京的關係沒有任何進展，問題出在哪一邊？   達賴喇嘛：當年我們簽訂了「十七條協議」，也就意味著西藏成了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當時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國。但北京宣稱西藏過去就是中國的一部份，經常是「自古」，還「一直是」（笑），這就違背歷史真實了。歷史就是歷史，誰也改變不了。我的觀點是，西藏過去的政治地位，應該留給歷史學家，我們應該著眼未來。   記者：在去年德國波恩的「第二屆世界聲援西藏大會」上你致詞說，北京要求你公開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你說「和尚的舌頭不能說謊話」。在這點上，你會妥協嗎？   達賴喇嘛：現實是，西藏問題不是達賴喇嘛問題。北京必須嘗試去懂得這一點。他們應該去了解西藏大多數普通人要什麼，而不是少數為他們服務的藏干。去傾聽藏人的呼聲，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後做一些政策改變。如果中國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達賴喇嘛上，就有了正確的開始。   ●尋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標   記者：我在藏人居民點採訪發現，無論和尚尼姑，還是普通藏人，每個人的內心呼喚是西藏獨立。而你主張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間，誰是最高權力者？   達賴喇嘛：當然是人民，這無可質疑。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我認為「中間道路」能更好地解決西藏問題。如果多數藏人最後完全拒絕這個方案，那就聽人民的。但現在我嘗試去解釋為什麼要走「中間道路」。坦誠地說，要求西藏獨立的想法還是在情緒的層次，不智慧，也不現實。   記者：你尋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種權宜之計？   達賴喇嘛：不是。這是我長期思考後確定的目標。我一直認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獨立更重要。保護佛教文化不與國家自豪有關，它與人有關。如果我回到西藏，會把西藏建成一個和平區，不建立任何軍隊，除了少數必要的警察。因此我們需要強大的中國的保護，也需要中國的物質援助。雖然我們也能得到其它國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就有責任在物質上幫助我們。而我們回饋給中國佛教文化。這樣雙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國現在就有幾百萬佛教徒，將來更會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當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它的宗教，西藏佛教不僅對藏人有益處，也對十三億中國兄弟姐妹，尤其是對中國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處。當中國的佛教徒和其它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主動關心這種佛教文化不被毀滅。如果中國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環境，把藏人當做兄弟姐妹，我們干嗎要獨立，要分離？正因為在我眼裡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尋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獨立。   ●21世紀將會更好   記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國兩制」嗎？   達賴喇嘛：不完全是那樣。只有在一個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我們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國的其它地區會怎樣，我們要在自治的西藏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西藏議會和領導人都要通過選舉產生。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你怎樣預測21世紀？更好，還是更壞？   達賴喇嘛：在20世紀，人類得到很多教訓，因此也更加成熟。現在很多跡像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強大。同時，在聯合國「人權宣言」中提到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決權，少數族裔文化保護，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當然人們也更關心生態環境。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談民主了，中國領導人在黨的會議上說要有更多的民主。這都是積極的信號。在世界範圍內，不同宗教之間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認為21世紀將會更好。   ——原載香港《開放》1998年5月號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節。在美國居住二十多年，每年看美國的國慶節慶祝活動，都相當感慨，它至少有兩個特色： 首先，美國各地的慶祝活動，不是官方為了宣傳國家強大、執政黨偉大光榮正確而組織的，而主要是由民間團體或私人公司舉辦的。像紐約多年的國慶焰火，都是由民營的梅西（Macys）百貨公司舉辦的（今年是第39年）。焰火相當絢麗多彩，據說要幾百萬美元。而首都華盛頓的焰火，以及各地的慶祝游行活動等等，幾乎都是私人團體舉辦的。而不像專制國家那樣，總是傾國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縱的宣傳。 美國國慶紀念活動的第二個特色是，它雖然是紀念國家的建立，但主要是贊美這個國家保障了每個人的自由，給個人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也就是這個國家剛剛建立時發表的《獨立宣言》所確立的那些原則。美國人不說國慶節，而是把七月四日稱為「獨立日」，不僅是紀念美國當年從英國統治下爭取到獨立，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更是傳遞《獨立宣言》所確立的美國立國精神。這個精神，就是強調人的權利。《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都是為了保護個人的這三大權利，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人民就有權推翻這個政府。 今天美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超強，並不是因為它的幅員，人口和資源世界第一，而是《獨立宣言》所確定的這種保護個人的精神。縱觀美國文化、歷史和政治，有一個英文詞被最多地強調，那就是Individualism，中文把它譯成「個人主義」並不妥，因為它容易和中文裡貶意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連在一起，根本就背離Individualism的本意；因此把它譯成「個體主義」比較准確。保護「個體主義」，可以說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因為無論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形形色色色的集權主義，從本質上說，都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的變種，最後都是以「群體的名義」奴役個人，剝奪自由。而個體主義，正是對抗群體主義，對抗集權的最主要武器，也是人之所以能有自由、尊嚴的保障。 整個一部美國的歷史，其實就是高揚個體主義，追求個人自由，對抗群體主義和極權的歷史。美國所以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正是因為高舉了個人自由、個體權利的偉大旗幟。例如連寫信這種小事，美國人都是先寫人名（凸顯個人的重要），然後是城市，最後才是國家。中國則是：先國家，再地方，最後才是個人；國家、集體永遠高於個人。而美國人，即使姓名，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父姓在後，而不是中文人名的父姓在先（父權、家族社會的表現之一）。這也是強調，你自己的名字是獨有的，最個人化的，你這個「個體」才是最重要的。這些都體現美國人對「個體主義」價值的推崇。 在美國國慶節前夕，俄亥俄州阿什蘭德（Ashland）大學政治學教授、匈牙利移民施拉姆（Peter Schramm）寫了篇文章說，五十年前，他還不到十歲，隨父親逃離匈牙利。當他聽到要逃往美國時，問父親「為什麼是美國？」他父親說，「因為，兒子啊，我們是美國人，但生錯了地方。」 施拉姆說，他用了過去大部份的時間琢磨這句話的含意，最後更清晰了，「我父親用他的方式，說明他向往的美國不僅是個地方，更是一種價值。」施拉姆認為，「做一個美國公民跟當其它國家的公民不同，我們美國人不以血緣或歷史當作成為公民的連結；相反，把我們連在一起的是一個共同認同的原則。這種認同正如林肯總統在提到《獨立宣言》時所指的‘電纜’——將我們跟簽署宣言的先賢們像‘血中血，肉中肉’般地緊密連結在一起。」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人」這個定義，已超越了具體是哪國國民的界限，它代表著對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這三大個人權利的信奉和堅持，代表「自由人」！ 從1776年至今，美國才走過二百多年。一個只有這麼短歷史的國家，卻影響了整個世界的進程和方向，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在911恐怖襲擊時被撞毀的紐約世貿大廈，重建後被命名為自由大廈（Freedom Tower），新建築的高度為1776英尺，就是紀念美國1776年獨立，表達自由精神不可摧毀的堅定信念。 美國遇到重大事件時鳴禮炮21響，因為它是1776這四個數的總和。1776，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如果沒有1776，沒有「美利堅合眾國」，這個世界今天不知會是怎樣。僅僅回顧過去一百年，20世紀如果沒有美國領銜抵抗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今天人們可能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全球化奧斯威辛之中，就是被關進共產老大哥主宰的「動物農場」。沒有1776，整個世界可能就是《1984》。 這不是危言聳聽。在抵抗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人類解放戰爭中，美國投入了1,224萬部隊，最後40萬陣亡，100萬傷殘。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曾說，美國人解放了歐洲和亞洲等，但沒有占領一寸土地，他們唯一的「占有」是那些陣亡美軍墓地，包括二戰時的美軍名將巴頓，也葬在了歐洲。 剛剛結束二戰，美國又馬上投入150萬部隊抵抗共產勢力在朝鮮半島的蔓延，結果陣亡幾萬人，才保住了自由的南韓，並使台灣沒被紅海吞噬；在隨後的越戰中，美國又犧牲了近六萬人，雖然在西方左派杯葛下沒有打贏，但歷史會記得美國為阻止共產主義蔓延所付出的巨大代價。 後來美國的對外干預，就如我在「怎樣看待美國的強大」一文中列舉和強調的，都是跟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在一個軌道。就如布什總統強調的，要推廣「全球民主」，不要再有「雅爾塔」，即不要再為穩定而犧牲小國的自由利益；不要在中東「保持現狀」而容忍毛拉的專制。強調美國人要承擔傳播自由、解放被奴役者的道德責任，重新舉起二戰時那面給所有被壓迫者帶來希望的星條旗，向全球傳遞自由的信息和價值。 這種堅持道德原則，重視民主價值，緣源於美國歷史。美國獨立後的前三任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傑佛遜都是這種理念的奠基者。其中起草《獨立宣言》的傑佛遜於1826年6月24日寫出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封信，他說，由於重病纏身，無法去參加紀念國慶和獨立宣言發表50周年的慶典，但他確信，自由的價值，一定會傳遍世界，「在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會遲一點，但最後一定會在全球實現。」十天後，在7月4日美國建國50周年那天，傑佛遜闔上了雙眼，和他同一天去世的還有他的前任、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美國兩個總統同一天在建國50年之際去世，大概不是巧合，而是天意，意味著他們完成了神聖的使命。 從傑佛遜和亞當斯去世至今，不到二百年，而在全球的200個國家中，就已有130個是民選國家，占60％以上﹕歐洲44國，全部走向民主，使歐洲成為地球上第一個都是民選政府的洲際大陸。美洲35國，除古巴外，也都實行了選舉制度。在撒哈拉的非洲，48國中有44個實行了多黨制。在亞洲，日本、印度、南韓、菲律賓、台灣、印度尼西亞，阿富汗，都走向了投票選舉。從美國誕生，至今才短短的239年，還沒有清朝的歷史長，可世界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而這一切，都和1776有關。 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世界才充滿了希望；正是星條旗的飛揚，才給全球帶來自由！ 美國，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心靈的故鄉，祝你生日快樂！ 2015年7月3日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希臘拒絕償還歐洲債務，並決定7月5日舉行公投，擺出要退出歐元區的架勢，結果導致全球股市應聲暴跌，周一（6月29日），美國，中國，日本，歐洲這四大經濟體，跌幅都愈2%（中國超過3%，歐洲超過4%）。全球股市單日損失數千億美元。在股市大跌之日，《標普500指數》把希臘的信用等級調降到「垃圾級」（junk territory）。 希臘人口才1078萬（只相當中國廣州市的人口），其生產總值（GDP）只占世界0.2%。這樣的小國怎會如此影響世界經濟，這不符合基本的邏輯。另外，希臘本身經濟出現問題，本應更理性、謙恭地接受外部援助的條件，怎麼動不動就擺出賴帳姿態？你借人家的錢，還敢蠻橫無理，這裡發生了什麼問題？ 細究起來，這有內外兩大因素，既是希臘內部的社會主義大鍋飯的群體心理造成的，也跟法國德國的「大歐洲烏托邦」幻想導致的縱容默許（希臘賴帳）有直接關係。 人們談到希臘，總想到那個產生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荷馬史詩、原始城邦民主的希臘。但今非昔比，希臘不僅絕非歐洲文明中心，甚至淪落到一個巴爾干半島的落後國家。這裡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宗教原因。 人類經過中世紀的黑暗，政教合一的窒息，直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才從「上帝為中心」走向「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的思想覺醒，人類才發生重大變化，文藝，科技，經濟等，出現翻天覆地的變革。 在這個重大的人類變革階段，希臘卻沒有跟上潮流。因為希臘全民信奉東正教，而沒有乘著文藝復興的浪潮而文明復蘇；這個文明，就是後來英美所代表的保護個人權利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想價值（及在這種價值上建立的體制）。 廣義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東正教，新教。這三大派中，天主教和東正教都被視為基本教義派，也就是更守舊，更陳規，更講究繁瑣儀式，也是最強調均貧富等左傾教條的。 梵蒂岡是天主教的訓導中心，現今的羅馬教皇方濟各（原阿根廷主教）是全球最左傾、最裝模作樣、最虛偽的宗教領袖之一，他一會跑去古巴跟獨裁者卡斯楚談天，一會發公告呼喊全球氣候過暖，一會主張成立全球政府，統管世界（他就會成為全球政府的國師）。 東正教跟天主教相比，就更差了。因為在傳播均貧富、反資本主義和裝模作樣等儀式方面，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全球近二百個國家中，有兩個主要國家都是東正教佔絕對地位，一個是俄國，一個是希臘。東正教對這兩個國家的損害都是無可估量的。共產主義在俄國起源興起（輸出後使中國深受其害），很大一個原因，是俄國知識分子傳播東正教的均貧富、抵制資本主義的結果。當時俄國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後來的《古拉格群島》作者索忍尼辛，都是狂熱的東正教信徒。他們都是斯拉夫主義者，也就是俄羅斯至上的民族主義分子。其思想根源是群體主義，而不是英美文明的個體主義。這裡順便說一句，中國要想走向世界，不僅要民主化，也要「去俄羅斯化」，也就是去掉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頭腦中的「俄國毒素」，這個毒素就是左傾的群體主義（視國家、社會、群體的價值超過個人）。 希臘是東正教的發源地之一。不要說當年，就是今天，東正教還是希臘的國教，一千多萬人口中，98%信奉東正教，可謂全民皆「東正」。今天希臘國民中普遍存在的貪圖福利，劫富濟貧，要躺在別人（歐洲其它國家和人民）的稅款上吃大鍋飯的心理，跟東正教的反富觀有直接的聯係。 當今世界有個顯著的經濟現像，凡是東正教、天主教盛行的國家，幾乎都是貧窮之地。例如拉美國家（墨西哥和巴西等。天主教的宗教語言曾定為拉丁語，新教是英語），亞洲的菲律賓（人口83%是天主教徒；亞洲國家的經濟全部都騰飛，只有菲律賓拖後腿）。今天希臘的經濟困境，還有俄國的民族主義狂熱（普京揮軍侵占烏克蘭的克裡米亞，得到69%的俄國人支持）等，都可以從東正教中找到心理原因。 第二，地理原因。 希臘雖地處歐洲，但在歐洲的最東南端，是個半島，三面環海（地中海等），北部相鄰的都是原共產國家（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再北點是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在上述那種均貧富、反富的東正教基礎上，再加上共產國家的貧富階級鬥爭學說的包圍滲透下，可謂裡應外合，希臘的共產黨勢力曾一度很大。他們上山打游擊，跟政府軍作戰，導致希臘局勢動蕩。在二戰之後的非共產國家中，有兩個國家的共產黨軍事力量大到幾乎顛覆政府，一個是全民信佛（印度教）的尼泊爾，毛派勢力曾主導全國除首都加德滿都之外的主要地區，再一個就是希臘。直到南斯拉夫領導人狄托跟斯大林鬧翻，因希臘的共產黨選擇站斯大林一邊，狄托停止了援助，希臘共產武裝才逐漸式微。但是那種近乎全民的左傾（否則共產黨怎麼會有生存空間），卻沒有消失。 第三，右派政變原因。 正由於希臘的共產勢力經久不衰，左傾浪潮洶湧，才導致右派反彈。1967年希臘軍方為阻止共產黨卷土重來，而發動了政變，建立了親西方保守派的軍政府。政變當然違背民主原則，美國政府等並不贊同，認為是「強姦民主」。但當時非常了解希臘實情的的美國中情局駐雅典的主管處長毛瑞（Jack Maury）則反駁說，「你要怎麼強姦一個妓女」？ 希臘軍政府只維持了七年，1974年就被結束。但這場軍事政變和短暫的軍政府，卻為希臘的左傾勢力高漲，提供了空前的機會。因為你是用政變手段獲得政權的，給了西方左派們（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法國的《解放報》等左媒）一個絕佳機會，來攻擊軍政府，討伐保守派。這很像南非的白人政權，他們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結果被西方左派痛斥圍剿，因為這給了西方左派們一個理想的機會來顯擺他們的政治正確，他們的占據道德高地。 希臘的那次軍政府之後，該國的左翼勢力就反彈到登天了，保守主義勢力在這個國家，簡直就再無翻身之日。對希臘軍政府遭到的全球左翼圍剿，可以從中國人很熟悉（更有很多知識分子敬佩）的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代表作《男子漢》一書中了解。法拉奇晚年成為堅定的保守派，尤其在對抗伊斯蘭主義上，幾乎成為全球右派的勇敢發言人。但她早年卻相當左傾，竟然跑到希臘，支持當地的左派勢力。她的那本《男子漢》，就是以刺殺軍政府首腦的左傾激進分子為主角（是紀實作品），寫這個她眼中的「男子漢」如果在軍政府的監獄中英勇不屈。更令人吃驚的是，她竟然愛上了這個「和情人散步時口袋裡也會揣著炸彈的冷漠男人」，跟他結了婚。 晚年的法拉奇，從不再提她的希臘這一段，很可能是痛悔至極，因為聰明如此的法拉奇，當年竟然跟左派刺殺分子同居、結婚過。從《男子漢》中的描述來看，法拉奇的這場婚姻，並不是愛情超過意識形態，而恰恰是左傾思想把她跟那個激進分子連結到一起。雖然法拉奇的《男子漢》幾乎竭力歌頌這個激進分子，但從其它資料仍可看出實情：當法拉奇告訴她的「男子漢」自己懷孕了，他竟然跟她商量怎樣分攤打胎費。最後沒花一分錢，是她的「男子漢」在情緒無法自制的暴怒下，踹了法拉奇一腳，把孩子「打」掉了。 第四，家族統治原因。 希臘雖然戰後就是民選制度（除了軍政府那七年），但希臘的總理，總是叫「帕潘德里歐」。2011年的希臘總理是喬治•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s），八十年代的希臘總理還是帕潘德里歐，他是喬治的父親（做過兩任總理）。四十年代的希臘總理，是喬治的祖父（做過三任）。僅這一個家族，就出過六任希臘總理。 當希臘總理不是「帕潘德里歐」時，就是另一個家族當政，在50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Karamanlises）曾四次當選希臘總理。在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前，希臘總理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這種家族統治說明什麼？說明希臘人仍沉迷於名人（名家族）崇拜的群體主義思維之中。這種家族勢力/家族崇拜等，往往都因為政治世家的領袖被暗殺而中斷，例如美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國，都有這種現像。 美國著名的甘乃迪家族一直非常左傾，甘乃迪總統的父親當年是左派民主黨的羅斯福政府駐英國大使，當邱吉爾請求美國援助以對抗德國納粹入侵時，甘乃迪大使強烈反對，認為美國不應干預歐洲事務，不要引火燒身，不能與納粹德國交惡，所以羅斯福政府開始時根本沒有支持邱吉爾的英國。眾所周知，甘乃迪總統，他的當司法部長的弟弟，最後都被暗殺。再加上幾年前甘乃迪總統的唯一兒子駕飛機失事身亡，才等於甘乃迪政治世家的基本終結。 印度國大黨更是左翼政黨，國大黨創始者尼赫魯及家族曾長期執政，僅尼赫魯和他女兒英迪拉.甘地就前後在印度掌權32年！後來英吉拉.甘地和她的兒子拉吉夫都被暗殺，印度的家族統治才被暫時中斷。拉吉夫的兒子去年出來跟印度右派人民黨的候選人莫迪競選，結果慘敗。但他仍覬覦東山再起，所以印度的政治家族還沒有完全斷氣。 第五，錯過改革良機原因。 20世紀八十年代，是人類又一重大變革時期。東歐國家紛紛結束共產專制，進入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在西方國家，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都是保守派）聯手，進行了一場大刀闊斧推動市場經濟的改革。這場經濟革命，給英國、美國及歐洲等世界很多國家都帶來顯著益處。中國也是這個時候開始起步改革，走向市場經濟。中國今天的一切經濟發展和富有，都是自由經濟的結果。但在這個歷史重要關頭，希臘卻沉迷於社會主義的幻夢之中。幾乎整個八十年代，希臘都是「泛社會主義運動」創始人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歐當總理，他在左派學術大本營的美國哈佛上過學，然後到美國西海岸最左傾的加大伯克利教書，他對市場經濟極為反感，熱衷國有化和社會主義。據統計，在他執政的八年期間（81-89年），希臘的國有經濟比例大幅增長，他卸任時增至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45%。而同期美國的國營比例低於15％，英國低於20％。 上面五個因素的綜合發酵，導致希臘的左傾病越來越重，上次希臘危機爆發時，希臘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議歐盟，打出的旗幟是共產黨的鐮刀斧頭紅旗；而最近希臘大選，泛社會主義的政黨下台，當選的總理是更為左傾的前共產黨人。在前東歐國家都脫離共產主義的今天，整個歐洲只有希臘，從政府、到國會，到民眾，還在昂首闊步地邁向社會主義！ 但是，僅有這些內因，小小希臘的經濟困境，也不至於影響到整個世界股市大跌的地步。其外因是，歐元區主要大國法國、德國領導人的縱容，才導致希臘敢如此撒野、耍賴。 事實上，希臘經濟規模很小，只占歐洲的2%，即使崩盤，也是自毀長城，對整個歐洲，更別說世界，根本不會產生重大影響。但法國德國等歐盟大國，在希臘的耍賴（威脅退出歐元區）面前總是妥協退讓，他們怕希臘退出，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歐元區解體，所以不斷加碼援助，跟希臘更捆在一起。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歐盟，有歐元區，就可繼續圓他們「歐洲大一統」的烏托邦夢想，就可做「老大」，扮演歐洲領袖的角色。 這裡法國的心理可想而知，那個曾發明斷頭台、有過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拿破侖的征伐殺戮，二戰時投降納粹德國等醜陋歷史的國家，今天更是歐洲以至世界的左翼大本營。那個現任法國總統歐蘭德，上台就推行左派的大幅增稅政策，把法國的經濟弄得一團糟，他的支持率已降至全球第二低（只有12%；第一低是台灣的馬英九）。所以法國支持希臘的社會主義、無論如何也要把希臘留在歐元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思想連體嬰。但德國總理梅克爾就不可原諒了，她跟法國總統歐蘭德不同，在政治光譜上她是保守派，右派來縱容左傾的希臘，就不合邏輯了。 但梅克爾有她的背景，她原是共產東德的地方官員，即使出任了德國總理，也沒有改變她的這種成長烙印。設想，如果梅克爾公開講話：希臘要退出歐元區的話，請便！那希臘早就不敢像現在這樣耍賴和威脅了。今天希臘的這種局面，梅克爾要負很大的責任！ 如果今天的德國總理不是梅克爾，而是敢想敢做、堅定信奉市場經濟的佘契爾夫人，希臘早就老實了。雅典所以敢囂張，就是因為他們摸準了梅克爾，更有歐蘭德們的軟肋——那種要當歐元區「區長」的虛榮和野心。所以才一再敲詐，耍賴，反正「哭鬧的孩子有糖吃」。 如果7月5日的希臘公投結果是拒絕歐盟的援助條款，等於希臘向脫離歐元區邁出一大步。這就要看德國法國等，能不能看清希臘的詐術，毅然允許希臘退出。 希臘如果退出歐元區，不僅對整個歐盟的經濟有好處（不再受希臘的威脅而股市動蕩），對希臘本身，也是根本出路。因為不管希臘怎樣左傾，只要由它自己主導經濟，它就只能向右轉，走向經濟改革的市場化，而不是延續大鍋飯。那些前東歐共產國家，結束了專制之後，在根本沒有獲得希臘這樣歐援的情況下，全部都經濟改革，所有國家的經濟情況都比希臘好。因為你不改革，就自己遭罪，根本無法找到外部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希臘有勇氣、要臉面、懂得自尊的話，就真的退出歐元區。雖然那暫時會使希臘貨幣大幅貶值，經濟更加動蕩，但從政府到人民，都會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們就會被迫改革。而只有全面改革，改掉社會主義政策，重新走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希臘才能有新生，希臘才會有希望。 2015年6月30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尼泊爾大地震造成巨大損失，同時也震落了那個所謂「幸福國家」的粉飾，連帶也讓人看出其鄰國不丹同樣性質的所謂「最幸福國家」的荒唐。 尼泊爾地震導致七千人死亡，大量房屋被毀。面對如此天災，尼泊爾政府的表現則是近乎「人禍」般的極端無能，其救援能力跟非洲那些極端貧窮的國家，以及草菅人命的共產國家根本沒有區別。 《紐約時報》報導說，尼泊爾民眾強烈不滿政府對救災的拖沓、緩慢、無能，更憤怒地震暴露出的政府腐敗。據當地建築專家分析，之所以有大量房屋倒塌，主要因建築質量問題，很多是偷工減料，類似中國的「豆腐渣工程」。在尼泊爾，賄賂（官方）而得到建築批文是非常普遍的。恰恰在過去十年，僅首都加德滿都，人口就翻了一番。很多倉促建造的房子不符標準，有些竟然建在按規章不可建房的鬆軟地質上。他們是因賄賂官方而獲得批准。 神比人多，廟比屋多 尼泊爾政府救災無能，跟該國的極端貧窮有直接關係：他們全國沒有一條鐵路，只有一條柏油公路；他們嚴重缺乏地震時救援所必須的大型起重機、切割機等工具，更妄談先進的空中救援等等。在那樣的國家遇到災難，幾乎是等死。 據《福布斯》2011年數字，尼泊爾通貨膨脹率11%，失業人口46%；據《紐約時報》2012年數字，尼泊爾人均收入每天三美元，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來自外國捐贈和貸款，外債占GDP的40%。 尼泊爾缺乏醫藥（依賴進口），缺乏醫療（每萬人只有兩名醫生），其人均壽命才59歲（排世界176位）。但尼泊爾卻建造了無數廟宇，「神比人多，廟比屋多」，全國的土地神和廟宇超過三億三千萬，等於平均每人有10個！ 尼泊爾人主要信印度教，有強烈的均貧富、抗拒西方文明的那種原始、封閉的部落主義傳統。但由於他們「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在喜馬拉雅山腳下（世界十大高峰八個在尼泊爾），很多處於原始的沒被開發的野生環境，加上印度教「人生輪回」教義深入人心，所以人們對現世的貧窮困苦有超常的忍耐力，而對「來世」的期待，加上對外部（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極端無知等，就渲染制造出一個所謂純本、純真、純潔、與世無爭、不求物質只求精神的神話「幸福」世界。 二手貨稱王，原創就被毀了 這個神話之所以流傳，還跟主導世界話語權的英文媒體，尤其左傾占主體的歐洲媒體的美化宣傳有直接關係。由於西方左派仇恨資本主義，向往社會主義，所以就有意無意地誇大渲染，甚至美化編造所謂尼泊爾人「感覺幸福」的神話，因為尼泊爾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強烈主張均貧富、淡然物質享受，所謂追求精神滿足）。按照安蘭德在其代表作《源泉》中那個左派知識分子托黑的邏輯，他們不需要打倒好的東西，只要把二手貨樹為標準，原創就被摧毀了。西方左派熱衷樹立尼泊爾這個社會主義的「幸福」樣板，就等於把西方資本主義貶為「痛苦」地獄。 在物質極端貧乏的環境下，極個別人在極特殊的情況（心境）下可能會有短暫的所謂「精神世界豐富」的幸福感；但普遍而言，絕不會存在。因為它違背常識常理。一個連肚子都填不飽、恐懼明天面包哪裡來的人，硬說自己是非常幸福的，那是百分之百的騙人；因為人的規定性，是會思考明天的生存，而不是像動物那樣吃飽今天就幸福無比——因為他們不懂得有明天。 經歷過毛時代的中國人，對這種情形當然太清楚了。在那「一窮二白」的大飢荒年代，共產黨的宣傳就是：我們雖然物質貧乏，但卻精神富有。像今天的北韓，如果你去做民調，其幸福指數恐怕會超過尼泊爾，甚至超過所謂全球「最幸福」的不丹。那種越窮越幸福的愚人術，紅色中國，共產蘇聯等早就玩過；其謊言、荒唐早已被扔進垃圾箱，可惡的是西方左派硬要回收過來，但自己卻絕不去垃圾箱居住！ 正因為尼泊爾極端貧窮，所以其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思想才深入人心。在全球共產主義早已崩潰的今天，只有在尼泊爾，信奉毛主義的尼泊爾共產黨（毛共）勢力卻經久不衰；2006年時，除首都加德滿都之外，毛共控制了尼泊爾大部分地區。後來毛共參加國會選舉，竟成為國會最大黨，還曾執政（一年多就被迫下台）。 網上中文世界一片關於尼泊爾是幸福指數很高（甚至最高）的國家，但事實上，2012年聯合國發布的首份《全球幸福指數報告》，尼泊爾在155個國家中排在130位。2013年英國萊加頓研究所（Legatum）發布的年度《全球繁榮指數排行榜》，尼泊爾在142國中排第102位。該研究所從開始發布這種報告的2008年到2011年，連續四年，尼泊爾的排名都在倒數20名之中。這些起碼證明，所謂尼泊爾是全球幸福國家的說法是某些個別人編造的。 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治安靠狗 比尼泊爾被渲染得更邪乎的「全球幸福國家」是更小的不丹（75人口）。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Leicester）2006年的報告，在178國「全球快樂國度排行榜」中，不丹名列第八（與盧森堡同分），列亞洲第一，比日本高出80名，比美國高出9名。 但這份報告跟上述英國萊加頓研究所（Legatum）不同，它出自該大學社會心理學者懷特（Adrian White）一人之手。是他根據美國中情局的公開資料，以及其它國際機構的數據等綜合而成，是像馬克思「閉門造《資本論》」那樣，自己一個人決定了哪個國家的人民最幸福；並把它吹噓成首份「世界幸福地圖」。 即使按照懷特認定的「最能影響幸福感的首推國民健康，財富，教育，國民認同感」這四個標準，不丹是「全球幸福國家」之說都不能成立。 第一，不丹的人均壽命只有66.2歲，完全低於幸福度被排在其後的美國（78.74歲），日本（83.4歲）、英國（81.5歲）、加拿大（81.24）等工業國家，甚至低於全球平均值（67.07）。 第二，不丹的財富水平更低，人均收入才712美元（懷特公布報告時），跟非洲的窮國並列。在聯合國《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中不丹排在非常落後的120名之外，其經濟落後和原始，被人形像地概括為：除了首都以外，不丹基本上都處在「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的狀態。 第三，不丹的教育更無法恭維。貧窮之地，哪來教育經費？不丹的文盲率高達40%。一個國家近半人口是文盲，誰說這個國家的教育成功，是踐踏他自己的智商。 第四，至於國民認同感，不丹也有類似尼泊爾的特殊情況，其國民窮到連出國旅游的機票都買不起，一輩子生活在喜馬拉雅山麓的封閉內陸之中，而且直到1999年，不丹才取消對電視的禁令，人們連在電視上看一眼外面世界的機會都一直被剝奪，如果他們真感覺幸福，那明擺著是井底之蛙，產生「井底認同感」。如果對北韓人做這種調查，大概他們的認同感會更強，強到認為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有在金領袖的地方，人們才活得跟金子一樣閃光富有。 一場反人類的騙局 當然，英國的閉門教授敢把不丹列入全球幸福國家，還跟不丹國王旺楚克的狡猾有關。旺楚克早年曾到美國波士頓大學和英國牛津就學，從左派教授那裡當然學不到米塞斯、哈耶克那種自由經濟，所以根本無法使不丹的經濟步入繁榮，情急之下，提出放棄用GDP（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代之他本人發明的GNH（國民幸福指數）做標準。常識是，幸福的感覺是主觀的，沒法整體上衡量（而GDP是實在的，是有數字根據的）。結果，不丹國王的這個虛無縹緲的GNH，竟贏得西方左派的叫好，他們心有靈犀，因為推崇不丹（社會主義），就等於暗貶西方（資本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丹（和尼泊爾）成了左派們的一個反資炮彈。 不丹不僅絕非樂園，很多地方還類似地獄。例如，在沒有戰爭的國家中，全球只有在不丹，占其總人口20%的當地尼泊爾裔一直受到國家政策的公開歧視，甚至種族迫害，至今還有占不丹總人口約10%的7萬難民，被趕出不丹，居住在鄰國。2011年，不丹的自殺率排世界第20名，超過美國（排第30）等西方國家。 人來到世上，最主要目標當然是要活得幸福。美國獨立宣言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列為人的三大權利之一（另兩項是生命和自由的權利）。幸福是主觀感覺，但沒有物質生活這個客觀條件，那個主觀的幸福感是建立不起來的。有言道：物質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物質卻是萬萬不能的。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為物質生活、經濟繁榮、人活得富有提供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尼泊爾、不丹，還有其它信奉純精神（甚至苦行僧）的所謂幸福，不僅是不存在的，而且是反人類的騙局。 2015年5月20日於美國 ——原載《看》雜誌2015年6月號 2015-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六四屠殺26周年了，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中國發生很大變化，整體國力提升，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在政治上，跟八九六四時沒有本質區別，仍是一黨專制。而且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政治肅殺氣氛，超過了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更加專制，更加殘酷。 典型一例就是對前《經濟學周報》副主編高瑜的所謂泄密罪判決，竟然是用這位七十多歲母親的獨生子女作為威脅，用骨肉親情的難以割舍，來迫使她認罪。這種殘忍和卑劣，在鄧小平的專制時代都沒有聽說過。 用摧殘親人來威脅當事人招供或認罪，其邪惡令人髮指。在當年中國的電影《野火春風鬥古城》中，地下黨領導人楊曉東被日寇抓到，遭到拷打，但他就是不招供不投降。最後日寇抓來他的老母親。楊曉東是個孝子，母親又最心疼這個兒子。可想而知，在母親和革命信念之間，楊曉東的兩難選擇。深明大義的母親為了不讓兒子為難，自己跳樓身亡。 類似情節的文藝作品也出現在西方作品中：1982年根據同名小說拍的《蘇菲的選擇》（Sophie's Choice）這部電影就是同樣的主題。 蘇菲是二戰時帶著兩個孩子的母親，在納粹集中營裡，黨衛軍讓她選擇，兩個孩子留一個，另一個要被送去焚屍爐。如果不選擇，就兩個孩子都帶走。 蘇菲陷入人生最困難、最無法作出的抉擇，因為兩個孩子都是她的親骨肉，哪個也舍不得。那是生與死的選擇呵。最後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她選擇了兒子。而小女兒被帶走時那凄慘的哭聲，成為籠罩她一生的噩夢。 蘇菲逃過了納粹的屠殺，二戰後來到美國。但住在自由的紐約，有了和平的歲月和生活，但她總是無法排遣、更不能忘記那次選擇，那次令她終生後悔的選擇，不該放棄女兒。她認為是自己和納粹合謀害死了女兒。這是作為一個母親的無法承受之重，在這種靈魂的重負下，最後她選擇自殺了。 從《野火春風鬥古城》中的日寇，到《蘇菲的選擇》中的納粹，都是一個邏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不惜用踐踏人性中最軟弱，也是最珍貴的部分，實為最凶殘的邪惡。 雖說藝術反映更深層的現實，但那畢竟都是電影和小說。而在當今中國發生的，卻是活生生的事實。共產黨用獨生子女這種中國特殊的情況，來威脅母親，迫使她在兒子和招供之間選擇，這是跟日寇、納粹一樣的邪惡性質。 如果那個黨的高層領導人自己的獨生子或唯一女兒被作為政治要挾，會是什麼局面呢？這其實也已經有了公開的先例。 例如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時，就用這種手段迫使前司法局長文強低頭認罪，即使被判死刑，也不敢反抗。因為文強被抓後，他的獨生子文伽昊也被羈押，長達10個月。 據說文強剛被抓時態度強硬，根本不認罪，並揚言如被判死刑，他將把知道的政治黑幕都說出去。據專家分析，可能包括把薄熙來在北京高層的後台周永康的醜陋老底也抖露出來。 但在文強的獨生兒子被抓之後，他的態度就軟了下來。薄熙來和王立軍（重慶公安局長）顯然抓到了文強的「軟肋」，也是天下做父母的軟肋。 據當時的報道，在判決文強死刑後，王立軍曾到文強的監室密談了一個小時。隨後文強的態度就完全軟化，甚至原來比較波動的情緒也穩定了下來：「之後，文強情緒較好。晚飯吃了三個蒸蛋，餐後還吃了梨……」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顯然是薄熙來、王立軍用文強的兒子作為人質要挾的結果，因為他們知道文強很愛這個兒子。如果文強不認罪，敢反抗，那麼他們就會用所謂的「毀滅證據罪」迫害他的兒子。（他兒子後來說，在拘留所時曾被打）。如果文強服軟，判死刑也不反抗，那麼他的兒子就不被追究。 最後文強為了兒子，選擇閉嘴，接受死刑。這從文強最後跟兒子見面時說的話也可以看出。他告訴兒子，「我跟政法委商量了，錯都在我」。這等於是明說了，我跟薄熙來、王立軍已經說妥了，我認罪伏法，你不會再被追究了。這也等於告知天下，是共產黨要挾他兒子，而迫使他接受處決的。 在沒有法治，只有人治（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共產黨天下，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殘忍對待文強的薄熙來，在下台被關押之後，共產黨也用同樣手法對付他了，要用抓他的獨生子薄瓜瓜，來迫使他認罪伏法。 文強犯事時，他的兒子在國外，被緊急召回，然後被抓。據報道，共產黨高層也要同樣對付薄熙來，要把他兒子從海外引渡、或直接抓回來。薄熙來像文強一樣，開始不認罪，態度傲慢，但最後也像文強那樣，當兒子要成為人質時，就服軟了。估計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認罪」，也有包含這種做法在內。從以往的報道來看，薄熙來夫婦對那個獨生子是寵愛有加的。 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習近平被打倒了，當局把他的獨生女兒習明澤抓起來，迫使他招供認罪，他會怎麼想，怎麼做呢？ 如果文強復活，薄熙來出獄，習近平也遭這種處境，他們會從此明白事理，致力改革中國的政治司法、改變那個「不擇手段」的政治體制嗎？ 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從鄧小平的作為就可清晰地看出來。鄧三次被打倒，文革中鄧的兒子鄧樸方因不堪紅衛兵迫害而跳樓，摔成下肢癱瘓。據說鄧小平首次見到這個「殘障兒子」時，老淚縱橫，傷心不已…… 但當鄧小平重新掌權了，他照樣去獨裁統治，仍然是不擇手段，甚至公開調動坦克鎮壓，壓斷方政等天安門學生的腿，使不知多少年輕的孩子，像他的兒子鄧樸方一樣，永遠得坐輪椅。更不要說在天安門廣場、在長安街，那些在坦克和衝鋒槍面前永遠倒下的年輕生命…… 從《野火春風鬥古城》中的日寇，到《蘇菲的選擇》中的納粹，再到今天中國現實中活生生的用獨生子女要挾父母的實例，都清晰地印證著獨裁政權可以殘忍、無人性到何等程度。 指望文強、薄熙來等共產黨主動改邪歸正，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建立有人性的社會，就如同指望日寇、納粹能夠主動放棄武器，不再讓天下的母親有「蘇菲的選擇」，不僅是幻想，更是自欺不能欺人的愚蠢。 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打敗日寇，鏟除納粹，結束共產黨統治，才不會再有這種人間悲劇。從70年前的二戰、到26年前的六四屠殺、到今天中國政權的殘忍，一再地教訓著倍遭磨難卻一直不醒悟的無數中國人，他們依然在夢幻著「開明皇帝」——是可悲，還是可憐？ 2015年6月3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FRA）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國和印度常被人們比較，這次印度總理莫迪首訪中國，更觸發國際學者探討此點。因中印都是第三世界大國，都起點低、人口多，在經濟和制度上又各有千秋。中國經濟超過印度（無論經濟規模還是人均收入等），但印度的憲政民主則一直領先（經濟也在奮起直追）。哪個更有後勁和前景？人們眾說紛紜。 去年印度大選，在野的人民黨獲“橫掃般勝利”，主張自由經濟、被稱為“印度撒切爾”的莫迪出任總理，很多觀察家有一致預感，印度將發生重大變革，在跟中國的爭雄中，籌碼劇增，令世界矚目。 對印度自身來說，莫迪當總理將產生兩個直接影響：一是打斷了尼赫魯家族（主導國大黨）的世襲政治。印度獨立後60多年，國大黨執政了近50年。僅尼赫魯和他女兒英迪拉.甘地當總理就有32年之久。莫迪的人民黨大勝，對印度的世襲政治是重大打擊，預示著尼赫魯王朝開始崩潰，印度政治進入新時代。 另一個影響更重要，莫迪總理明顯將改變尼赫魯們熱衷的社會主義，而把印度帶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這也將在“中印模式”的比較（爭論）中，為支持印度派提供佐證。 支持中國派一向強調，中國不管是怎樣的政治制度，但經濟發展了，人均收入等都超過印度；印度再民主，但經濟卻落後（中國人均GDP是印度四倍），甚至由此認為民主無用、經濟指標萬能等。 事實上，印度經濟的落後恰恰不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而是尼赫魯家族推行國有化、大政府、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政策的惡果。尼赫魯曾公開說“利潤”這個詞是“肮髒的”，以反商著稱。英迪拉.甘地當總理時，印度的邊際稅率高達97%，國家壟斷經濟，民營企業被窒息。人類歷史早已證明，國營是災難的同義詞。經歷過毛時代的中國人，更知道國營化、計劃經濟、大鍋飯等帶來什麼。印度的一窮二白，也是這樣來的。 中國的鄧小平掌權後，為避免蘇聯式崩潰，進行經濟改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羞羞答答地走向資本主義，結果中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印度在同時期，仍是尼赫魯們的國大黨掌權，基本是走老路，只是迫于形勢，做一些小規模改變。但即使如此，印度經濟也產生了以往無法比擬的發展。 但這次不同了，莫迪上台後，不僅是政黨輪替，更是理念變革。莫迪清晰明確地要走他在擔任13年州長期間推行、並成效顯著的市場經濟。這會使印度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和中國比較時，印度的短處將縮小，長處會凸顯，主要因為這樣幾點： 一是印度有充足的勞動力。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已惡果呈現。目前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的快速發展期，預計今後十年中國18到40歲之間的人口將減少一至三億。相比之下，印度更是年輕的國家，人口中40%在18歲以下，今年底20歲以下的人口將占到印度總人口的55%。人口和年輕勞力的多寡，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印度的勞工便宜。當年很多外資湧入中國，因有廉價勞動力。但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提升，現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勞工（制造業成本）已跟美國南部的州相差無幾。而印度的勞工則像中國開放改革初期那樣便宜（這從印度人均收入只是中國的一半可看出）。 三是政策優勢。人口年輕和勞工便宜這兩項印度一直都有，但尼赫魯們走社會主義，使這些優勢無法顯現。現在莫迪要走中國式經濟改革之路，這個“低成本”就會展示成效。水往低處流，商人往低成本走。這是商業鐵律。 莫迪宣布參選後，西方就向印度股市注入160億美元，主要是看好莫迪當選後的印度經濟前景。莫迪出任總理後，更多外資湧入印度，不僅美國和歐盟，尤其日本的投資更靻D。從幾年前開始，日商就已從中國撤資，而轉去印度。因在中國投資，不僅有官僚腐敗（敲詐勒索），成本增高，還有中國憤青們動不動“反日”，燒毀日本汽車，砸毀日企等。日商跟台商不同，反正他們也不會中文，還不如到印度投資，那裡沒有“反日”，莫迪推行市場經濟，他們照樣能賺錢。所以《富比士》雜志說“莫迪當選，中國是輸家”，就是看到這種前景。 四是制度優勢。中國經濟被稱為“盜竊經濟”，因很多貪官乘機瓜分國家財產，中飽私囊（每年貪官轉到海外的資金高達百億美元）。印度當然也有官員普遍貪腐的現狀，但因有定期選舉的制度性制約（國大黨因此下台），還有自由媒體（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監督，更有獨立司法的制裁，所以印度的貪腐沒有可能達到中國那種程度。印度走自由經濟之路後，民主體制的優勢會更加顯現。而這反過來又促使經濟發展。 五是領導人優勢。無論民主還是專制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氣質和政策，都對國家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在毛時代，一窮二白；而鄧小平當政後則發生巨變。民主的英國在撒切爾夫人當選前，經濟衰敗到被稱為“無法管理的國家”，但撒切爾在位11年，實行充分市場經濟政策，使英國成為整個歐洲經濟最好的國家之一。美國也如此，信奉市場經濟的里根總統執政8年，為美國帶來長達110個月的經濟擴張（繁榮）期。今天，被稱為“印度撒切爾”（華爾街日報稱莫迪為印度的里根）的莫迪擔任總理，很可能也為印度帶來這種“巨變”。 當然，跟中國相比，印度還有很多劣勢：比中國貧窮，文盲多，女性教育（和從業）比例低，基礎設施差，通訊能源等也都落後于中國。另外，尤其糟糕的一點是，因印度曾是英國殖民地，無數印度知識分子有反英、反資本主義，反整個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既是尼赫魯家族的國大黨的輿論支柱，也是煽動（誘騙）印度窮人支持社會主義政策的根基。事實上，印度的貧窮落後，其知識精英要負主要責任，他們滿腦子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害苦了印度。印度知識分子是世界最壞的群體之一。莫迪總理要戰勝這些，還是一場相當艱巨的戰爭。  但不苟言笑、嚴肅認真，以“能把事情做好”著稱的莫迪，能在他領導的古吉拉特邦打贏那裡的“戰役”，也完全有可能在整個印度打贏這場“戰爭”。在同樣左派雲集的英國和美國，撒切爾和里根都成功過，人們有理由相信，莫迪也同樣可能成功。 一個強大繁榮的印度崛起，不僅是印度人民的福音，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幸事，因為不僅使御用文人的“民主無用論”更加破產，同時，在今天全球化時代，繁榮的印度也將促使中國經濟發展（中印貿易），並推動世界經濟（印度經濟已取代日本，排世界第三：美國，中國，印度）。以莫迪的清晰理念和魄力，他很可能因這一屆成就而連任（5年），那麼今後10年，印度將進入“莫迪時代”，世界也有可能進入“印度時代”！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冷戰之後，國際秩序、世界和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俄國易如反掌地吞併了烏克蘭的土地克里米亞，伊斯蘭國的野獸公然對著電視鏡頭砍人頭、屠殺無辜，導致成群因他們的殺戮而逃亡的中東人葬身大海。葉門（Yemen）是個針尖大的小國，今天卻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之一，因該國叛軍（胡塞武裝）攻城略地，占領首都，趕走總統，殘殺平民，把當地居民區變成戰場。 以往出現這種「國際災情」，幾乎全都是「自由世界旗手」的美國挺身而出，制止邪惡，恢復秩序。像當年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的糾正，對巴拿馬軍事狂人諾瑞加的制裁，對推翻海地民選政府的將軍們的懲罰，軍事鏟除伊拉克、阿富汗的獨裁政權，在那裡推動建立民主制度等等。 而今天，面對葉門的野蠻行徑，美國卻無動於衷。而是沙烏地阿拉伯（加上埃及）領銜十國聯軍，轟炸葉門的胡塞叛軍，致力恢復那裡的秩序與和平。 面對全球危機，美國舉起白旗 為什麼在如此亂像的國際局勢中看不見美國的影子？問題就是白宮裡出了個兩眼一抹黑的總統，他視而不見世界邪惡，反而要跟邪惡「談判交往」「和解共生」。 歐巴馬之前的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外交政策是向全球推廣民主價值，所以才有兩場戰爭，鏟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政權，使兩國加起來半個億的人民有了政治選擇權，可以自由投票。而歐巴馬上任後，以所謂國家是平等的、要「多元」為由（民主跟獨裁怎麼能對等、多元？），改為實行跟全球獨裁國家談判（實為叩頭妥協）政策，等於放棄自由世界旗手的地位，變相地舉起「白旗」，用三次重大後退，砸了美國這塊領銜自由世界的國際警察的金牌。 第一次重大妥協後退，是面對利比亞危機。當那裡人民揭竿而起反抗獨裁者卡扎菲的最艱難時刻（卡扎菲不僅用飛機大炮鎮壓，還從國外招來雇佣軍屠殺本國人民），歐巴馬政府卻按兵不動，根本沒在第一時間向利比亞人民伸出援手。而是法國和英國，率先聲援利比亞反抗軍。是保守派沙柯吉總統領導的法國第一個外交承認利比亞反抗軍政府，隨後英國（同樣是保守派執政，卡麥隆出任首相第二年時）跟進。在英法出動空軍轟炸卡扎菲軍隊的情況下，利比亞反抗軍才得以生存，才有了後來的轉敗為勝。歐巴馬是在英法聯軍的行動下，不得不做出姿態，同意北約美軍對英法空軍提供技術支援（但不直接參戰）。這是美國在歐巴馬執政後，第一次大的、明顯的軍事和外交後退，也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在全球重大危機時，不是高舉旗幟的領導者，而是被美國共和黨等保守派抨擊的「站在後面」。 普京抱隻只虎，歐巴馬卻玩貓 第二次重大妥協後退，是面對俄國侵占克里米亞。莫斯科的普京們揮軍侵占烏克蘭的領土，歐巴馬的白宮更是毫無任何實質性的遏阻動作，只作了點丟人現眼的政治秀，什麼制裁俄國的主要領導者、不許他們進入美國。連克里姆林宮的權力者們都嘲笑說，我們才不去美國呢。歐巴馬這種展示軟弱、妥協的自我矮化，被俄國的漫畫家嘲諷為：普京抱一只虎，歐巴馬卻玩一只貓。 第三次重大妥協後退，就是面對這次葉門危機。葉門局勢是，該國北部的伊斯蘭胡塞武裝力量，推翻了北部支持者力挺的民選政府，表面上看好像是宗教衝突，但實質是伊朗的毛拉政權在支持胡塞武裝趕走親西方的總統，要在葉門建立德黑蘭那種政教合一的黑暗政府。如果葉門成為伊朗的衛星國，成為極端伊斯蘭的另一基地，跟侵入伊拉克的「伊斯蘭國」（ISIS）遙相呼應，成鼎足之勢，那就不僅威脅整個阿拉伯半島的區域穩定（尤其是影響跟葉門北部接壤的沙特阿拉伯），也會影響到隔著紅海的曼德海峽、跟葉門對望的非洲的穩定。這是自由世界的難以承受之重。 但歐巴馬就是袖手旁觀，毫無任何制止胡塞叛軍、幫助已逃到鄰國的民選總統復位的實質性動作。而在進入印度洋的要衝曼德海峽對面的戰略要地吉布提（Djibouti）就有美國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別說軍事行動，就連營救自己國家在葉門的僑民，歐巴馬政府都不做。為什麼？明擺著，是擔心刺激正在談判的伊朗，因為一旦美國軍艦開到葉門，就等於是挑戰了背後支持胡塞武裝的德黑蘭。 歐巴馬政府連自己的僑民都不營救的舉動，違反了美國歷來都保護自己海外僑民的常態，所以倍受包括支持歐巴馬的左翼媒體的輿論批評。不僅法國派了軍艦到葉門撤僑，甚至中國都派出巡洋艦、到葉門撤僑做愛民政治秀。難怪連中國官媒都有了嘲笑美國總統的機會。 沒有警察，邪惡最高興 歐巴馬這次再次離譜，就是因為白宮正致力（帶有懇求姿態）跟伊朗政權談判，就發展核武問題「交易」。深知伊朗及中東局勢症結的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不久前在美國國會演講時（他打平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記錄，四次被邀到美國會演講），甚至不怕被指責有違外交禮儀，公開批評了歐巴馬跟伊朗的談判是「壞交易」（bad deal）。因為德黑蘭一向言而無信，在沒有實質性的國際社會監督檢查（定期）之下，國際社會怎麼可以相信伊朗會放棄發展核武？跟伊朗的談判，就像跟北韓的所謂「六方會談」一樣，最後必定是毫無成果。 如此輕易草率地跟一個毫無新聞監督和制度保障的獨裁國家簽協議，就是通告世界：美國不再是旗手，不再做世界警察。在一個土匪流氓等邪惡存在的世界，沒有了警察，誰最高興，誰最遭殃，誰最擔憂？ 愚蠢的美國左派，加上一些極端的自由意志論者（libertarian），都反對美國用武裝力量干預任何國際事務，其中一個理由是，那浪費了美國納稅人的多少金錢。沒錯，美國這個自掏腰包的國際警察，的確花費巨大，保守派的雷根政府和布希政府都曾因備戰和戰爭而巨額赤字。但這必要的花費，不僅在道義上、道理上是正確的，事實上，在實際利益上也是收獲的！ 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不僅曾保衛了世界和平，擴大了民主體制在全球的地盤，更在無形的潛移默化中，千百倍地增加了美國這塊名牌的份量和重量。大家看中國政府花大價錢在紐約時代廣場、在世界各地做提升中國形像的廣告。中國是有錢、成土財主了，但在任何鏟除邪惡的國際行動中，都不見中國的影子（不在惡霸家後院留下蛛絲馬跡就不錯了），那形像能提升得起來嗎？是人都要尊嚴，國家同樣，但僅僅是腦滿腸肥，卻不參與任何正義的事業，憑什麼贏得世人的尊敬？ 全世界哪裡的人民被欺辱，哪裡的人民就會想到美國，就會期待、盼望美國的援手。那種期待和相信，是一種巨大的、無形的「信譽」，這個信譽不僅是美國最大的外交財富（在國際事務中說話有份量），也是美國的經濟財富，是人們對「美元」的確信，願意跟美國做生意的推動力，更是世界人民羨慕美國人、尊敬美國人、願意做美國人的根本原因。這筆財富是多少金錢打廣告能買來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要買名牌，但光靠打廣告，不努力、不付出、沒有實貨，能把自己打成名牌嗎？ 歐巴馬今天使美國從國際警察位置上的退縮，就是在砸美國這塊半個多世紀用金錢、更用鮮血和生命建立起的里程碑、英雄形像，要讓美國失去信譽、失去在人們心目中那無形的信賴感，最終推倒美國這個自由世界旗手的金牌地位。但是，視自由價值高於一切的美國人民必定會用選票，阻止以歐巴馬/希拉蕊為代表的左派砸美國這塊名牌的蠢行。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5年5月號

五年一次的英國大選，昨天投票，結果出乎各種事前民調，右翼保守黨以亮麗戰績，贏得大選！ 選前英國主要民調全都說保守黨和工黨勢均力敵，比分會極為接近，有的甚至說將是英國有史以來最難預料的一場選舉。 但選舉結果卻根本沒有什麼難解難分，而是涇渭分明，保守黨不僅比分大幅領先工黨，而且贏得了國會650席中超過半數的331席，成為國會多數黨，根本不用跟任何小黨結盟，就可單獨組閣。而這個結果，是事先任何英國媒體都沒有預測到的。 英國媒體出了什麼問題？出了「左派偏袒症」，而且患病多年。據統計，在英國過去五次全國大選中，就有四次媒體對工黨得票率估計過高，加上這次就達五次（五年選一次就是25年呵！）。其實所謂「高估」，是因太傾心工黨，把內心的盼望當成了對現實的預測。 這次選舉結果，再次讓人們看到英國左翼媒體在強烈意識形態主導下的不公正報導。左傾帶來的政治偏見，使他們和現實脫節，結果導致自我羞辱，下次誰還相信他們的所謂預測？ 英國自1983年以來，從來沒有執政黨在大選中還能增加國會席位的，因為執政就會有包袱，就在被批評的風口浪尖上。執政黨的議員人數，一般都會大選中減少。 但這次卡麥隆領導的保守黨卻一反常態，席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比上次（2010年）增加了25席。顯示英國選民對保守黨的支持、信任和力挺。 而左翼工黨，則從上次的席位中丟掉26席，只剩下232席。更慘的是，工黨在蘇格蘭全軍覆滅，連工黨當地主席都沒保住自己的選區席位。去年領導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蘇格蘭民族黨」則獲得橫掃般的勝利，贏得了蘇格蘭的59席中的56席。而上次（2010）選舉，蘇格蘭民族黨才只拿到6席。蘇格蘭是左派的大本營，蘇格蘭民族黨比工黨更左，所以他們這次拿到的席位全都是來自工黨的。 對在英國的亞裔來說，這次選舉有了一個亮點：英國有史以來首次產生了一個華裔議員，而且是保守黨的參選人（香港第二代移民）！而其他10位華裔候選人，四人是保守黨，六人是工黨和綠黨等左翼政黨；10人中還有兩位是近年（其中一位是2001年）赴英的中國大陸留學生（35歲的王鑫剛來自黑龍江，30歲的何易來自重慶），都是保守黨的參選人。這種關注當地政治、積極參選的行為，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亞裔作為少數族裔，容易產生受害者心態而加入左傾陣營。但左的全輸，唯一贏的是右派，很令人振奮！ 為什麼這次卡麥隆的保守黨能夠獲得如此的勝利？至少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五年前保守黨雖然贏得國會多數席位，但卻沒有過半，所以只得跟「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卡麥隆出任總理後，就推行小政府、減稅、削減福利，平衡預算等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對原來布朗的左翼社會主義政策「撥亂反正」。他還提出「大社會」理念，主張給民眾和地方政府更多權力，讓他們承擔更多責任，建立一個「更大、更強的社會」。 卡麥隆的市場經濟政策，促進了經濟復甦，使英國從左翼工黨執政下的經濟滯緩中走出谷底，並成為歐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過去2年來，英國經濟的成長比歐元區快10倍，失業率（5.6％）比歐元區的11.3％低一半。 在大選投票前，有103名英國著名企業家在報上發表聲明，支持卡麥隆的保守黨的政策；他們認為工黨勝選會威脅就業和投資市場。而這103位大企業家，只有20位被認為是保守黨的長期支持者，其中5位曾一直明確支持工黨。 英國企業家的耽心是有理由的，因為布朗的接班人、現任工黨主席米勒班是著名的左傾分子，他的政策主張，幾乎全部照抄他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父親（還有他的左翼母親）——要全面高稅收，而且特別要對富人增收重稅。米勒班甚至要直接干預銀行業務，要求英國各大銀行把零售與投資業務分開，理由是「為客戶服務，而不是為國際市場服務。」銀行如果不做的話，工黨政府（執政後）會強制執行。 眾所周知，銀行是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它應該按市場規矩去經營和運轉，憑什麼由政府來決定它本身的業務？米勒班簡直是要把工黨帶向政府完全壟斷的共產黨的地位。 對於媒體批評，米勒班不是遵循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的根本原則，而是提出，要把傳媒大亨默多克在英國的媒體集團「拆散」，理由是他們過於強勢。而在美國的任何一屆政府，包括今天最左傾的歐巴馬政府，都沒有任何政治領袖提出要「拆散」媒體的。 工黨領袖不僅要管經濟、要管媒體，甚至還要管個人的住房標准。米勒班在要求全面高稅收之上，破天荒地提出「豪宅稅」，對價值200萬英鎊以上的房產，要特別征高稅。個人勤勞致富，住個好房子也要被政府特別增稅？這難道不是跟毛澤東們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本質上完全一樣的共產搶劫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馬克思說的沒錯！ 在全球七大工業國家中，目前還只有英國的工黨提出這麼荒唐的增稅方案。按照這種邏輯，下次誰要開奔馳車，也要被收豪華車稅，有私人飛機的，更要被征收飛機稅，再下一步，將來誰吃頓大餐，就該收「豪宴稅」了！女人買珠寶更該收「鑽石稅」——奢侈稅。干脆一句話，只穿牛仔褲、吃快餐、住貧民窟不收稅！這不是聳人聽聞，這就是左派的方向！ 那些從頭到尾經歷了共產世界的人還沒有死光，共產北韓還就在眼前，人類就開始重蹈覆轍，難怪《聖經》裡有那麼多準確的預言，不用誰的上帝來警世，人類從來就是這麼一圈一圈地重走前人的老路。 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下競爭成功的富人，不是像中國那樣官商勾結（不法手段等）的暴富，他們中除少數繼承家產等之外，絕大多數是靠智慧、靠勤勞致富。本來在等級稅率中（按不同收入設立繳稅等級），富人和中產階級已經比低收入者多交了很多稅（美國有47%的人不必繳稅），現在他們用自己的辛苦努力的錢住個好房子，就要被另外再征稅，這就是被安.蘭德譴責的、人類文學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像羅賓漢那種劫富濟貧的強盜邏輯，但高舉的是正義無比的旗幟。 這種高稅收政策不僅嚇住了資本家，投資者，也令中產階級恐懼。所以卡麥隆的控制政府開支、降低稅收、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刺激大眾消費的政策使英國經濟復甦，得到了選民的信賴。雖然左翼媒體在英國占主體，全力以赴給工黨做啦啦隊，但最後人們心中常識的力量還是壓倒了左派鑼鼓喧天的意識形態。 第二個原因，1969年出生的工黨領袖米勒班是極左派，結果反而促使了保守派的勝利。米勒班和他的親哥哥，都是工黨的後起之秀，在2010年的工黨黨魁選舉中，他哥哥的呼聲最高，但卻敗在他手下。這兄弟倆雖然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家庭，但兩人還有區別：米勒班更左，他跟隨了布朗（曾出任布朗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哥則是布萊爾的門生。布萊爾在工黨領袖和首相期間，走中間路線，偏向撒切爾夫人的自由經濟理念，等於體面地向保守黨的哈耶克市場之路投降（也因此，才使工黨勝選）。在對外政策上，布萊爾也懂大局、識大體，跟當時的保守派美國總統小布什並肩合作，打贏了伊拉克戰爭，並強勢打擊全球恐怖分子。 但在工黨的黨魁選舉中，更加左傾的弟弟，卻擊敗了跟隨布萊爾、比較現實的哥哥。其實這個黨內選舉結果，已預示了工黨全國大選的敗局——放棄布萊爾的中間道路（現實主義），而走極端左傾的高稅收的社會主義，就會是滑鐵盧。 英國這次選舉結果，對英國本身，對歐洲（歐盟），對全球經濟，以及美國明年的大選，都有直接或潛在的影響： 對英國自身，很顯然卡麥隆的減稅、控制預算、促使經濟復蘇的市場經濟政策將會繼續。而且，由於這次保守黨不必再跟其它政黨組聯合政府，不必受他們限制，就更能大刀闊斧改革，推動英國重走撒切爾主義——原本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英國經濟的復蘇發展，對歐洲經濟，對亞洲（包括中國），包括對美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歐洲來說，英國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都是重要大國。英國的強勢經濟復蘇，會推動歐洲經濟。但對歐盟這個組織來說，則別指望能繼續依賴英國了，因為卡麥隆選前承諾，連任後將在2017年就英國是否留在歐盟舉行公投。英國如離開歐盟，必將是歐洲的福星。 撒切爾擔任首相時（1979-1990），就反對英國留在歐盟（英國是1973年工黨執政時加入歐盟的）。撒切爾的名言是：建立歐盟「可能是當代最大的一個愚蠢舉動」。撒切爾和很多保守派為什麼強烈反對「歐盟」，因為歐盟是左派烏托邦的產物。歐洲有四十多個國家，稅率不同，GDP不同，人均收入更不同，但卻硬要聯合成一個「歐洲合眾國」，一個共產主義思維的烏托邦。 成立歐盟，並進而走向「歐洲合眾國」主要是法國人的主意。發明過「斷頭台」、搞過血腥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的思想傳人們，就熱衷大一統，更有潛在的跟美國抗衡的企圖。但法國人口才六千多萬，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其國力等怎麼能抗衡美國？所以法國的拿破侖心態的後裔們，才熱衷搞個「歐洲合眾國」，要跟美國分庭抗禮。 睿智的撒切爾夫人早就洞悉法國政客的這種心態，所以她堅持英國不加入歐元區；並一直鼓吹英國退出歐盟。卡麥隆自視是撒切爾夫人的思想傳人，同時更受到英國內部強烈主張退出歐盟的保守派選民的壓力（主張退出歐盟的英國獨立黨就曾在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勝，這次則贏得國會席位）。 如果英國公投結果是退出歐盟，將是對歐盟（歐洲合眾國夢想）的重大打擊。設想，一個小小的希腊（其經濟規模只占世界總量的0.4%）要退出歐元區，就把法國等歐洲精英們嚇得半死，一再向希腊的政治惡棍們妥協讓步，容忍他們賴帳，好說歹說，也要哄勸希腊留在歐元區。他們就是擔心希腊一旦退出，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歐元區就Over，連帶歐盟也步其後塵。 如果是英國退出，其影響和衝擊波，當然絕非希腊可同日而語。可想而知，為什麼歐洲左派們那麼擔心英國保守黨獲勝；他們事先不敢明言工黨會敗選，而是模糊地說兩黨勢均力敵、難解難分。如果是工黨真的領先，或有可能獲勝，他們早就不這樣說了，這就是西方左派的政治障眼法。 另一個影響，是對美國明年大選有潛在衝擊。卡麥隆的保守黨獲勝，英國保持右翼執政。德國已是保守派的梅克爾執政。下屆法國大選，也明顯可能是保守派卷土重來，因現在法國左派總統奧朗德的支持率已跌到12%，全球第二低（第一是台灣的馬英九，只有9%）。前總統薩科齊領導的保守派，已在法國地方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德國，英國、法國都是保守派執政後，加上目前自由世界最優秀的領袖（在反共、反恐、自由經濟理念上最堅持原則的）加拿大保守派總理哈珀，再加上日本的自民黨（保守派）首相安倍晉三，使全球七大工業國家，除了意大利（其左翼政府很不穩定），就只剩下美國是左派執政。另外澳大利亞也是保守派執政。在這種背景下，左派民主黨的希拉蕊想贏得美國大選，就會更加困難，因為全球的趨勢是走向市場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 我以前曾在文章中指出英國實行的這種內閣制的嚴重弊端，就是小黨林立，往往哪個黨也無法在國會席位過半，而必須聯合小黨組閣，導致分肥交易，損害政治健康。而且一旦哪個小黨退出、倒戈，聯合政府就可能垮台，而提前大選，又勞命傷財。英國也是看到這個弊端，所以2011年通過了《固定期限國會法案》，規定除非有三分之二議員反對，否則一屆政府必須做滿五年。 有這個法律的保障，卡麥隆能夠再坐滿五年，保守黨政府就將連續十年執政，為英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奠定一個好的基礎。但卡麥隆也有難題，他的市場經濟之路，不僅會受到政治對手的杯葛，左翼媒體的喧囂抵制，還有一個蘇格蘭鬧獨立的問題。這次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大獲全勝，將會更加鼓舞當地的分離氣勢。 去年領導獨立運動的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特就曾誓言，雖然公投失敗了（贊成獨立的45%），但今後還要再搞公投。這次蘇格蘭民族黨贏的氣勢如虹，很可能會乘勢而來，把獨立問題再次拿到桌面。讓那些以為上次公投之後，這事就了了（起碼若干年不再提）的人，再次提心吊膽。但事實上，如果未來蘇格蘭真「獨立」出去，對卡麥隆的保守黨卻是好事，因為沒有了蘇格蘭民族黨那些極左的選票，英國的大選，保守黨就更容易贏了。但蘇格蘭分離出去，英國的整體國力、國際地位、資源（包括核潛艇港口等）等諸多方面都會下降。這是英國的難以承受之重。卡麥隆如何疏通、舒緩這個趨勢，將對他和保守黨的智慧和能力，是個考驗。 2015年5月8日（英國大選投票次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RFA）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五四運動周年之際，更令人對這場影響重大的運動回顧思考。我曾在「應從否定五四運動開始」一文中說，從五四的領導者、口號、結果這三方面來看，就應否定五四，因它明顯是一場煽動集體主義，走向集權主義的運動。   後又在「五四運動是文革的前奏」以及「肯定新文化運動，否定五四」這兩篇文章中，把國內一些有識之士提出的「兩個五四」，明確劃分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因為這兩個運動的性質非常不同。   這裡只從當時影響深遠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就可看出，後期的五四運動跟「新文化運動」沒有本質上的連貫性：這個以愛國的名義燒毀民宅、群毆嗜血的行為，正是後來共產黨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體權利，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寫照。五四暴力的第一把火，點燃了後來「紅色中國」的一切血腥。   火燒趙家樓，是事先預謀的。五四前夜的學生會議，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守法游行，更一派則主張暴力，揍政府官員，燒曹汝霖（時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私宅（趙家樓）。結果激進派占了上風，所以學生事先就准備了汽油、火柴等；還收集了曹汝霖等三名官員的照片，準備毆打，甚至暗殺。   北師大學生匡互生是主張暴力的主要干將。他砸開曹家窗戶，跳進去打開大門。據當事人回憶，當時保護曹宅的28名全副武裝的巡警，竟自動取下刺刀，退出槍彈，因當局下令，對學生示威「要文明對待」。有個叫丁士源的局長，當時正在曹家，他出來對巡警說：怎麼還不動手打？巡警答：我們未獲長官命令。丁局長說：我說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歷史上，我們幾乎從沒看到一個政府的警方如此人道。整個五四運動，政府未開一槍，未死一人。   學生湧進之後，把曹家砸了個稀巴爛。看到瓷器、字畫、家具等都被砸毀，曹汝霖的父親請求不要砸，東西可拿走。但狂怒的學生把蚊帳、字畫、書信等堆到一起，放了一把火，把曹家燒了。   據歷史資料描述，趙家樓是中西合璧建築，分三個大院，五十多房間，樓堂亭榭，參差錯落。但一把大火，就把這片優美的民宅給毀掉了。中共建政後，趙家樓遺址被建成「北京軍區招待所」。從當年學生暴力的對像，到共軍進城的占據之地，趙家樓的命運真是一個像征！   學生們不僅打砸燒，還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來群毆，甚至用磚頭砸他，打得渾身是血。據後來驗傷，章身上有幾十處受傷，並被打成腦震蕩。   面對如此侵入私宅、砸燒住房、打人致傷的違法行為，當時中國的絕大多數文化人都強調學生愛國無罪。只有梁漱溟等呼吁法治，強調「打傷人是現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員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時，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還說如果不堅守法治底線，「將來損失更大」。他可能已預感，以目標正確為由而不擇手段，將給中國帶來災難。   但梁的法治呼聲，完全被五四激進領袖陳獨秀的革命口號壓倒：陳不僅讚許學生的做法，甚至以全體北京市民的名義，要求解散政府機構，由市民掌權；呼吁民眾非得「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等於號召在法律體制之外的暴民運動；也就是只要自視目標正確，什麼手段都可採取。正像他根本沒有徵得北京市民的同意和授權，就擅自發表《北京市民宣言》一樣。   結果在這種「愛國知識分子」的輿論壓力下，北洋政府不僅沒有法辦打砸燒的學生，最後還向他們「道歉」，把被捕學生請出監獄，在爆竹、軍樂和歡呼聲中，他們返回校園，成了英雄。   那個點燃第一把火的「五四英雄」匡互生，當年夏天就被聘為湖南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並在上任後把他很早就認識的、在該師範附小當教員的毛澤東提升為師範教師。當時有規定，師範教師必須是大學畢業，但毛沒有；匡則臨時改規矩，因他非常欣賞毛。毛也很欣賞匡，稱他是革命苦行僧。作家巴金也曾撰文，稱匡是照亮前進道路上的一盞燈。但這盞「愛國明燈」，指引的是此後90多年（正在邁向一個世紀）的一路腥風血雨。   如何看待火燒趙家樓，不僅牽扯到對五四的定性，更涉及到暴力和權利、群體與個人、目標和手段等重要的價值取向。如果肯定火燒趙家樓，就等於贊同在所謂為國為民的「善」的名義下，可以剝奪、踐踏個體的權利，甚至可以使用暴力。近代世界史上的大災難，像法國大革命、斯大林的暴政、中國的血腥，全都是在這種理論下發生的。   比中國共產黨早誕生整整100年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代表作《罪與罰》中，就已提出這個問題：為了目的，可不可以不擇手段？《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激進的大學生，他殺了人見人恨的放高利貸老婦，動機不是報私仇或貪占錢財，而是要為民除害，用她的錢進行更偉大的人類事業。陀氏提出一個至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命題：為了群體的利益，可否剝奪個體權利？或者說，為了自視的崇高目標，可否通過暴力，剝奪別人的自由和生命。   拉斯柯爾尼科夫認為這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是人類偉大事業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殺人之前，這個大學生在酒館裡就跟一個軍官辯論說，殺了「這個害肺癆病的、愚蠢的、惡毒的老婆子，可以用她的錢做成千上萬件好事和創舉，使千百戶人家在貧困中得救」，「借助她的那些錢，可以進行全人類的工作和公共事業」。最後這個大學生理直氣壯地說，「一個人的死，換來一百人的生存，這是簡簡單單的算術！」   拉斯柯爾尼科夫就此理論寫了篇論文說：如果牛頓的理論在出現之前，由於某些陰謀的阻撓，只有犧牲十個或一百，甚至更多的人，才能面世，「那麼牛頓就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滅掉這十個或一百人」，使他的偉大理論被人類知曉。   這個殺人的大學生還明確指出：「只要主要目標是好的，那麼採取一次暴力行動，就是可以被允許的。壞事只做一次，由此卻可成全一百件好事！」「我干那件事不是貪圖個人享受，而是有輝煌美妙的目標。」「我殺的不過是一只討厭的、有害的虱子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已洞見到他去世不到30年，以這種理論進行的列寧十月革命，以及後來斯大林、毛澤東、布爾波特等，為「輝煌美妙的目標」而進行的大規模屠殺。陀氏的另一重要作品《群魔》，幾乎就是這種暴力革命者的素描。   陀氏對判他死刑、差點把他殺掉的沙皇專制非常痛恨，但對「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革命「群魔」則更加恐懼。和陀氏同時代的法國偉大作家雨果，也思考了同樣重大的問題。雨果的晚期小說《九三年》，也是譴責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與恐怖，他指出，「斷頭台就是大革命」，等於完全否定。   雨果對路易十六的專制非常痛恨，但他更譴責羅伯斯比爾那種斷頭台的革命。雨果要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革命，以人為本的革命。《九三年》的中心人物，不是那個保皇黨的貴族侯爵，也不是那個嗜血的主教革命者，甚至也不是那個為人道主義信念付出生命代價的青年將領，而是從小說開始就出現、結尾也是焦點的三個小孩。這三個孩子的生命，是書的核心，是雨果最重視的價值。也正因為看重這三個孩子的價值，那個本來已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偶然發現一個地道而逃脫掉的貴族侯爵，又毅然返回被包圍的城堡，救出就要被大火吞噬的三個孩子，即使自己要被抓、被殺。這裡最重要的是孩子所像征的個體生命，而不是革命，不是任何意識形態。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後一部作品，而且寫作時間最長，可謂他畢生對法國大革命和人類價值取向思考的結晶。他在書中質問：「難道革命的目的就是破壞人的天性嗎？革命難道就是破壞家庭，使人道窒息嗎？」正由於雨果這麼看重人的生命、人的權利、人道主義等價值，才那麼痛恨羅伯斯比爾們的殘暴、濫殺。   書中有大段對羅伯斯比爾、馬拉、丹東等革命領袖的描寫，寫出他們的血腥，他們的殘忍，他們病態的激情。在審判路易十六時，所有投票的領袖都高喊「斷頭台、處決！」說「一個國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那些統計票數的、裸露著肩膀的女性，手裡拿著名單，有人投一票，就用別針扎一下；僅僅是這個場面，就夠恐怖的。雨果在書中感嘆，革命來革命去，最後也革掉了自己腦袋，「他們在把路易十六判處死刑的時候，羅伯斯比爾還有18個月可活，丹東15個月，馬拉5個月3星期，聖法若只有一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等，都強調個體生命、個人權利的價值。而英美式的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這種保護個人權利的價值之上的。我在「應從否定五四運動開始」一文中提到，作為西方文明根基的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重要文件，全都沒有一次提到過「民主」這個詞，絕不是偶然，更不是疏忽，而是美國先賢的共識，就是要避免羅伯斯比爾式的群眾革命，避免在人民的名義，愛國的名義之下的斷頭台和火燒趙家樓式的暴民政治。這兩個最重要的文件，強調的都是保護個人權利，確立個人主義價值。美國先賢們，在激烈討論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時，最恐懼、最明確要避免的，就是以群體、多數、正義的名義，剝奪個體權利。   而在中國，早在火燒趙家樓之前，據歷史學家袁偉時引述的史料，五四運動的主要領袖陳獨秀「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學，不滿意清政府對留學生監督，幾個人就將那個官員抓起來，陳獨秀抱腰，其它人將他的辮子剪掉。當時將辮子剪掉可是大事。他就是這樣很極端的人。」男人留辮子，被他們視為代表封建的醜陋。但為了你認為的進步和美麗，是否就可以強行給人家剪掉？   以目標正確的名義，剝奪他人權利，甚至踐踏個體生命和自由，這就是自五四火燒趙家樓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理論和實踐；也是人類所有暴虐的根源之一。因為近代歷史的所有災難，都是在「愛國」「為人民」的「善」的名義下發生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內的很多名家指出，「人類最深重的災難，都是由好人以最正義的名義施行的。」惡並不可怕，因為它一目了然，容易辨識；而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善」，才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   「火燒趙家樓」開啟了中國以「愛國」名義剝奪個體權利、以「人民」、「正義」的名義實行暴力的歷史。直到今天，「愛國」仍不僅是中國政府最熱衷高舉的旗幟，更是令無數知識分子、年輕學生熱血沸騰的春藥。「火燒趙家樓」的火，不僅仍在燃燒，更有無數文化人們在往裡添柴、澆油。   90多年了！在被「火燒趙家樓」燒成一片人道主義荒漠的中國大地上，個人主義、個體生命、個人權利價值的概念仍鮮見萌芽，更不知要待何時才能生長出一片蔥綠，最後覆蓋那塊土地。近百年了！一個多麼深重的悲哀！   （本文在舊作基礎上改寫，刊於《共識網》2015年5月2日)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網絡發言是否必須實名制，直接關係到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更直接關係到民主制度的保障，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看這幾個國家是如何對待網絡發言的： 中國：實行網絡「實名制」，要求網絡用真名注冊（身份證號碼等），政府可隨時掌控或抓獲所謂「不法言論者」。 南韓：曾一度實行「實名制」（注冊用真名，但發表言論可用化名），後來被最高法院裁決「違憲」而取消。 台灣：馬英九政府的法務部長去年提出要修法管制網絡，認為網絡匿名言論是「集體霸凌」。最近因台灣爆出一位女藝人不堪網絡流言凌辱而自殺的新聞，所謂「集體霸凌」之說再次喧囂塵上，再次有一批人呼吁網絡立法。 美國：不僅沒有網絡實名制，也從無這種呼聲。而目前美國正在尋求立法的卻是，禁止雇主查問公司職員在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的登錄名稱。因為這是私人領地，雇主無權要求查閱。 上面這四種狀態，中國式的網絡「實名制」完全是為了控制人們的言論，是思想專制的一部分。中國政府甚至動用國家力量建立「防火牆」的網控機制，限制人民進入國外網站，阻止國民獲得外部的信息。今年初則全面嚴格實行「實名制」，號稱「維穩無死角」，干脆毫不掩飾其為專制統治而網絡實名制。明擺著的，一個用實名制等控制言論的政府是最虛弱，最專制，最恐懼人民的暴政。 南韓當年啟用「實名制」，是因為發生女明星不堪網絡批評而自殺。南韓政府出於公益心，想以此降低網絡流言導致的生命悲劇。 2007年南韓政府規定，瀏覽量愈30萬的網站，網民要實名注冊登錄（小網站因傳播面有限，所有不受此限）；後又把標準降為10萬。但出現四個結果： 其一，實名制不起什麼作用，網上照樣「流言」四起。統計顯示，三分之二的網民仍然「口無遮攔」； 其二，導致個人資料容易被集中盜走。新聞言論網站沒有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網站那種嚴格的加密程序，所以韓國實行實名制後，曾有幾個大網站遭駭客攻擊，結果大量個人隱私資訊被盜（3500萬）； 其三，實名制導致韓國僑民，包括外國人，都無法登陸韓國網站發表言論，等於限制了言論流通。 其四，臉書、推特出現後，韓國沒有同等要求實名制，此舉等於原來的實名制名存實亡，因大量網民到臉書推特發言。 最後，還有個人和團體把它告到最高法院，結果2012年南韓八名大法官一致裁決，實名制「違憲」。 韓國的實名制未能實現預期的所謂公益性，反而使言論自由受限，典型的好心辦壞事。但中國的實名制不同，它是「壞心辦壞事」，其出發點不是韓國式的公益心，而是完全出於當權者的私利心，要控制網絡、限制言論批評，用保持共產黨的統一聲音來維護一黨專制。 今天台灣政府要對網絡立法管理，顯然是不顧南韓的彎路教訓，而要走向中國的思想專制。 馬英九政府有這種考慮，背景是去年的九合一選舉的刺激：國民黨慘敗，全台五大都市，輸掉了四都，連首都市長都沒保住。馬政府的法務部長認為這跟網絡「集體霸凌」有關。雖然集體霸凌這個定性有問題，但他們選輸掉，確實是跟網絡言論有直接關係： 例如選前關鍵時刻，台北市長獨立候選人柯文哲被國民黨立法委員爆料、泛藍媒體報道渲染，說柯文哲做醫生時曾不法摘取器官（還有說他是器官買賣中介）。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在以往沒有網絡，國民黨媒體主導的時代，有這樣的指控，媒體的渲染，你就別想當選了。 但今天不同了，民眾有了發言的渠道：網絡。當時就有數十名醫生（真名或匿名）以及數不清的網民，以事實和常識角度，指出這是誣告、人格謀殺。這些評論迅速在網絡傳播，形成了一種（法務部長說的）「集體」力量，對國民黨的虛假指控構成「霸凌」氣勢。結果真實的聲音打敗了虛假。平民醫生柯文哲高票當選，官宦子弟連勝文慘敗。 如果沒有網絡，柯文哲這種無權無勢的「素人」根本沒有當選首都市長的可能。國民黨權貴們之所以會痛恨網絡「流言」，是因為網絡打破了國民黨媒體主導輿論的狀態。 不久前台灣女藝人李蒨蓉登上最先進的軍方阿帕奇直升機事件，也是在網民窮追猛打下（各種匿名評論抨擊），軍方才出面調查處理，結果展示出軍隊的嚴重腐敗問題。同時也通過網民評論等，爆出藝人李蒨蓉等貴婦人一邊炫富，一邊不申報低薪雇用菲佣等缺德和逃稅等問題。網絡媒體正越來越有效地起到「第四權」的作用。 但台灣如果實行實名制，明顯會極大地限制言論自由。因為東方人本來就膽子小（長期在專制統治下的後遺症），如果必須實名，一定是大多數人都不敢大膽發言、不想公開心裡的真話了。很多老百姓不僅感到對馬英九們等高官們惹不起，就連對李蒨蓉之類的人物們都會閉嘴不敢或不想多言。其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大倒退，一個非常反動的方向。而國民黨政府想立法限制網絡言論，就是企圖恢復以親藍勢力為主導的台灣媒體格局。 毫無疑問，允許匿名發言，就會有流言蜚語，惡語相向，甚至造謠污蔑等現像。但這種現像不僅不是主流，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針對官員和名人。那麼「官員、名人」就該被罵、被侮辱嗎？當然不應該。但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代價問題。也是一個做官員、做名人的代價問題。他們不能、不應該只得到媒體風光，在缺德違法時卻不被揭露、報道和批評。而且，作為官員和名人，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被媒體報道，有更多澄清自己的機會，所以這也是對他們被「侮辱」的一個補償。 像南韓和台灣的女藝人等因不堪網絡流言凌辱而自殺，當然都是生命悲劇。但這絕不構成限制網絡言論的理由。美國因個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支而導致很多無辜生命被殺害，但即使這樣，美國都不可以限制擁有槍支的自由。這就是一個代價問題。更何況，那些自殺的人，多是憂郁症等疾病造成。那種被網上的流言蜚語謾罵就活不下去的人極少。如果網絡罵人就能把人罵死，那歐巴馬馬英九早就死了多少遍了。 對台灣人來說，網絡可以匿名發言，是台灣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無論誰拿出多麼冠冕堂皇的口號，要求用實名制，都必須要用捍衛民主制度的力量去捍衛可以隨便發言的自由。對中國人來說，網絡可以自由地匿名發言，是爭取言論自由的第一步，如果連匿名發言的自由都爭取不到，其它就免談了。所以，網絡實名制，是反動透頂的民主機制大倒退。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5-04-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21世紀的今天，聯合國193個成員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國家，而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卻仍是沒有真正自由的獨裁國家。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深入探究，中國在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方面都出現問題，是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導致目前的現狀。 第一個鏈條是制度。 民主和專制的優劣，早已被人類歷史證實。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制度被結束後，整個歐洲44國都走向民主選舉。美洲大陸除共產古巴外34國都實行了多黨制。亞洲的印度、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等都一人一票選舉，連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開始投票。有了政治選擇權，才能稱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僅使人獲得尊嚴，也使一個國家真正富有強大。當今世界七大工業國（G7），也是全球七強，全部都是民主國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幾年前的統計，89個自由國家占有全球產值89％，而103個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國家，才占11％。它說明世界主要財富掌握在民主國家手裡；只有民主，才會帶來富有。「自由國家」的人均收入近三萬美元，而不自由國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國家的十分之一）。 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經濟，所以經濟方面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由於獨裁專制，導致這個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巨大不公、不義。只要制度不改變，社會和人都只能越來越畸形。 第二個鏈條是文化。 同是共產制度，為什麼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巨變，走向民主？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層的文化問題。 中國的專制制度所以千年不變，是因為背後有專制價值占主導的傳統文化在支撐，成為它的厚重底座。後來的共產文化，更把這種專制價值推到極端，形成中國獨特的「黨文化」。 胡適和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思想雙子塔」，他們一個溫和，一個激烈，但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卻非常一致：胡適推「全盤西化」，主要出於對中國文化中泯滅人性部分的激憤。魯迅說得更形像和刺激，直指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魯迅和胡適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激進」地否定，就是因為那個文化中缺乏個人自由、尊嚴、權利等價值，沒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文理念。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號稱「掃四舊」、衝擊傳統文化，但事實是掃了傳統的形式，本質上則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價值，把群體主義、皇權意識、等級觀念發展到極致；以革命的名義，更加剝奪個人權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國文化人宣揚和確信，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聽到皇帝駕崩，就惶恐不安，認為改朝換代就要天下大亂是同樣心理，都是不把自己當人，當獨立的人，當有能力做自由選擇的人；仍是那種「奴才不敢，奴才該死」的被閹割者心態。這種缺乏權利意識、獨立精神的文化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是專制制度得以存活的養分。而無數中國文化人所做的，是強化這種支撐獨裁者的細胞。 第三個鏈條是人。 皇權至上的黨文化，鞏固和維系了專制制度，而統治者又用絕對權力，保持這種文化的獨尊地位。這兩個「鏈條」的相互捆綁，就勒出了劣質的中國人。當今中國人的種種毛病、惡習、醜陋，都可以從這種以皇權為中心的群體主義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說是，劣質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這種劣民又維護著獨裁制度，而專制體制則保護劣質文化的壟斷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給力，由此形成中國幾千年的落後、封閉，尤其是持續到今天的專制。 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 有人提出必須先造「新人」，然後中國才配有民主社會。這種觀點認為，民眾水準太差，不僅民主制度不會成功，社會也會大亂。所以中國改革派知識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現代化要先化人後化物」。 其實更早時，梁啟超就提出「新民說」。這位曾到美國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啟蒙者，看到在美國的中國人社會仍是一盤散沙，勾心鬥角，也根本不參政問政，所以他更加確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國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響，也要塑造「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後都失敗了，因為文化基因不改變，專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則更是《動物農場》裡的、北韓式的思想奴隸，比封建時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更有人大聲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抨擊，胡適一生強調西化，都是認知到改變中國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無論是魯迅時代，還是胡適活著時的台灣，以至當今的中國，統治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因為他們都知道，那是一種會喚醒國人的權利意識、最終結束皇權統治的文化。中國幾次文化啟蒙運動，最後都失敗或無疾而終，都和當權者的抵制和壓制有關。 由此看來，在制度、文化、人的三個鏈條中，首先應該把改變制度作為第一優先目標。因為只有結束專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競爭的環境下，以優勝劣敗的正向淘汰規律，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而且，跟改變一種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變最快，其他兩項則可能需要幾代人，甚至幾百年的漸進演變。 當然，制度改變只是第一步，更長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變，只有這種改變，才可能逐漸產生具有公民意識的新人（不是順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維持和完善憲政民主制度。所以，無論今天的中國人怎樣被指責「劣質」，都絕不是人種問題，也主要不是個人的問題，而首先是制度問題，然後是背後的文化問題。 要想改變這三個鏈條的捆綁，必須首先從制度開刀。制度不改變，其他一切免談，都被這條鎖鏈捆綁得寸步難行。那些指責中國人劣質的人，如果不想、不願為改變制度做一點點努力的話，又怎能自認自己就不是劣質人中的一個呢？ ——原載《看》雜志2015年4月號 2015-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