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總統有夢想，廣大的納稅人絕對會有更多的夢想。有一個夢想，對於「大政府」或「小政府」主張者都適用，就是希望大家繳的每一分血汗錢，都能夠花在刀口上，並且發揮最大效益。對於掏錢出來的人來說，最上者是：養最少的人員，做最多的政務推動；勉強忍受的中策是：養不少人員，做出不少的政務；最下者是：養了愈來愈多的人員，卻做了愈來愈少的政務。既言夢想，當然要的是最上者。 納稅人繳的每一分血汗錢，都能夠花在刀口上，並且發揮最大效益。（資料照） 新政府上台後，完成公教年金改革，把沉重的退休金負擔降下來，是符合納稅人期待的。但是，面對了過去的問題，同時也要減少製造新的問題，因此如何控制現職人員的人事成本，一方面穩定財政，一方面避免排擠實際的業務推動資源，也是頭家考核請來的管家婆是否稱職的重要指標。 就拿刻正在立法院臨時會等待通過的政府總預算來說，一○七年度中央機關預算員額總數（包含國營事業、基金會）仍然高達二十二萬二八九人，這還不包括一些屬於編制外的非公務人員，如臨時人員及派遣人員等等。前者，之所以驚人，在於歷任政府都講政府組織改造，改了這麼多年，還維持這麼大的編制，卻感覺不出「大有為」的火車頭氣象，因而令繳稅的人氣餒；後者，之所以更驚人，在於政府總員額法做了上限限制之外，居然還搞一大堆「管控機制」來進用職員以外的人力，例如中央機關現有的派遣勞工就達萬人之譜，辛苦的納稅人看到這種長久以來無法改善的情況，會不傷心？ 花了這麼多的人事費用，一○七年度中央政府整體人事費約四二五八億元，總要發揮政策制定的能量，結果納稅人卻看到各重要部會把大量的政策規劃與政策研究外包給智庫與學界去做，一般來說，工作委外的優點是可節省政府組織人力，如果做到這點，確實符合效益；但若組織沒有顯著的瘦身，又要花上龐大的委辦預算，把重要的政策內涵交給外面的機構去代行，換句話說，勞力密集的業務要派遣，專業密集的業務要發包，那麼每年按考績晉級的公務員，要納稅人無條件給他們逐年增加薪資、保險、退撫支出，他們的定位與價值到底是什麼？這種政府治理方式合理嗎？ 以上講的，當然不是蔡英文政府獨有的問題，而是一直以來就不斷惡化的結果。如果政府是一家公司，公民就是股東，政黨輪替等於董事會改組，因此對於這個新的經營團隊，股東們也必須要有夢想，希望這家公司先從自己改革起，給更多的股東有信心後，才有資格以「大政府」自居。

  記者鄒景雯／特稿 民航局最近代表政府，針對中國逕行開通M503與W航線，展開反制措施，決定不批准中國東方航空與廈門航空共一七六班春節加班機的申請，這項行動公告後，國內若干輿論以「七傷拳」譏諷之，意味「殺敵一百，自損三千」，這般的論調，真不知何傷之有？ 美國學者葛萊儀（左）日前指出，國際社會應對中國開設M503新航線表達更多關切。（資料照） 事實上，自這個月四日中國片面啟用上述爭議航路後，台灣民航局就飛安的理由，已經約談過四家中國與香港的業者，要求他們不要再飛這些未經兩岸談判同意的路線；兩週以來，這些業者在北京的指令下，我行我素，以每天二十多架次的頻繁程度，續行這些危險空域。在這種情況下，民航局只拿春節加班機開刀，而且提早一個月示警，給予旅客轉班因應的時間，相對於對岸才宣布就即日實施的無理，這還不夠「謹小慎微」嗎？ 不僅如此，民航局在祭出禁令的同時，也做了配套準備，一方面協調台灣的航空公司增班承接旅客，一方面也鼓勵中國沒走爭議航路的航空公司來申請加班機，除了又把對旅客的影響，盡可能加以緩解，更對中國釋出：此舉係局部性、非全面性的善意，如此縮小打擊面的最輕微作為，請問何傷之有？何況，國內航空業者若有能量接手增加的客源，當然是利多才對。 這些打著台商或學者名號的質疑者，說來講去，沒個充分理由，不外就是民航局此舉是拿自己人祭旗，擔心國航反遭中國報復等等，相信國人應當很想問問這些所謂的台企聯幹部，什麼原因要開自己的玩笑，非要用生命去承擔乘坐這種敏感航班的風險？改乘國航返鄉，又損及了什麼或多少「民眾利益」？更該請教這些學者，除了順著中國國台辦的唇舌，好似對口相聲，怎未見有任何學養的展示，從而提出更佳的良策？ 當中國決意將M503再向東偏移六浬，並開通三條由西向東飛行的航路，恣意尋釁時，就該計算到台灣的政府現在可不是國民黨當家，不可能再如過去八年噤聲硬吞，如果北京要針對民航局的反制進行「再反制」，任令雙方的敵意螺旋持續上升，民間交流倒退，對於自前年五二○上台以來，就沒得到丁點指望的民進黨來說，兩岸關係反正壞到底，已經再無可失。尤其，今年是台灣的選舉年，中國要來場外觀摩，自任助分的啦啦隊，只能尊重，那就請便。 中國共產黨自認是學習型的政黨，愛講「實事求是」，過去八年錯估馬英九的側翼功能，聯手把國民黨搞到無力回天，也算有份；如果到現在還未從失敗的對台工作中覺醒，則肯定會在國台辦所謂「台獨日益猖獗」一事上，繼續有份。

  記者鄒景雯／特稿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這是蔡英文政府發動的第一波稅改，稱為第一波，在於稅負作為政府極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應基於國家階段性需要，隨時因應調整，以求協助達成國家發展的目標，因此，稅改必須是動態的，這次修法，應該僅是一個開始而已。 全民稅改方案完成三讀，民進黨立委在議場前高舉標語，慶祝順利通過法案。 （記者羅沛德攝） 就如民進黨所標榜的，減輕受薪階級、中低所得者、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負擔，是所得稅法修正的特色，高達八成的申報戶受到大小不等的減稅好處，應該都有不無小補的感受才對。儘管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受限於這是「林全色彩」的方案，易言之，擔心稅收減少的謹慎，遠高於擴大稅基的膽識，因此仍有許多未竟之處，例如對於高收入階層的留才與攬才，特別是緩和人才與技術外流的力道，相對於國際競爭條件，仍相當不足，因此識者認為，應該要有「新閣風格」的二次稅改案，能夠持續提出來被充分討論。 為什麼這個時刻要講這種話？因為台灣發展到今天，亟需有遠見的政治家，施政不僅要解決眼前的問題，也能夠預見五年到十年後的國家需要。前者易行，效果好壞大家立即可見；後者難做，在於多數人可能現在壓根想不到，但是歷史終將還其公道，只是需要時間驗證，因此從政者還是應該為所當為。 二次稅改該談什麼？這個月川普政府實施了美國三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案，牽動了對全球的影響，這麼大手筆的行動所為何來，當然是力拚經濟以維持其國力，在個人部分，最高稅率從三十九．六％調降到三十七％，大國尚且如此，而台灣昨天則是從四十五％降低為四十％，這個差距，當然具有意義。有個觀念上的謬誤應該被更正，高所得者未必是富人，但多半是各領域的領航人才，這些腦力資源是小國致力產業升級的要件，應該被這個社會珍視，同時爭取更多的這類人回流才對，然我們的友善機制足夠嗎？ 去年十一月間，行政院「缺人才」會議上，還有一些涉及產創條例修正的提議未被財政部採納，也不該被打入冷宮，就此不見天日，那就是：天使投資人減稅額度是否再提高，股票分紅緩課稅額是否再提高，以及超過部分是否可分離課稅，甚至高科技業員工分紅配股是否恢復過去的面額課稅等等，基於中國挑戰的來勢洶洶，各種有關加強留才的租稅優惠措施，都應該被大開大闔的重新思考。 林全時代有個思維是，台灣的人才被中國高薪挖角，如果擋不住，就讓他們去，台灣再從開放專業移民來補充，以上的減法與加法，放在現實世界，不但在量與質上，必然皆不成比例、緩不濟急，而且對於國族的穩定與壯大，不僅消極，而且風險擴大。事實上，以台灣當前動能貧弱的困局，留內才，攬外才，雙管齊下，都嫌緊迫，怎會是取代關係？行事務實的賴院長，應該要到業界去廣聽建言。 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因此是來解決問題的，一旦這麼想，稅改就不可能到此為止。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不論是主張「拚經濟」主要是產業界的事，或是強調政府的責任才重要，當台灣的經濟不孚眾望時，相信大多數人不會認為經濟學界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台灣的經濟學界從事政策研究的人愈來愈少，則是經濟學界本身都很難否認的事實。 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資料照） 經濟學界普遍缺乏對本土問題的興趣與投注，更遑論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如果只是圈在學術小圈裡，埋頭ＳＳＣＩ文章，拚升等、爭院士，對改善社會當前困境的作用儘管不大，倒也不至於有害，但是偏偏近十餘年來的民選政府都愛用學者，學者也自認學而優則仕，於是鮮少進行政策研究的人去對政策獻策，甚至決定政策，這就構成了不小的災難。 馬英九時代的院士級閣僚，眼高手低，根本不堪用，政府部門本身能量不足，借重兩大財經智庫代勞，卻也同樣不做基本功，形成惡性循環，皆已是定論；蔡英文時代開始未久，一定要記取前車之鑑，千萬不要再重蹈覆轍，有些政策若要倚重學界的專業，一定要檢視其方法論，是否認真地去做調查訪談，凡是夏天窩在冷氣房，冬天躲在暖氣房「話唬瀾」的空談者，其嘴上理想再崇高，由於對於問題認識不清，因此反而是毒藥，服用不得。據說，經過「一例一休」的實證之後，蔡總統察覺事有蹊蹺，已經在著手改善之道。 就拿調高最低工資來說，薪資，與選民切身，關係選票，民選政府以此作為起手式，當然不是台灣獨有，南韓早就在做。不過最近韓國官方數據發表，長期失業的人數卻創歷史新高，青年更是首當其衝，政策效果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原因出在哪裡？如果做好實證研究，一點都不難理解，但是政客為什麼一定要執意硬幹？這就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同樣的，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如果只看表面數字，撥不開迷霧的後果，就會做錯決策，造成適得其反。例如包括政府自己在內，過去都經常琅琅上口：平均薪資倒退十六年，但真相是什麼？國發會最近的內部研究就直言，從二○○一年起，事實上相繼實施了法定工時縮減、就業保險、勞退新制，數度調高勞保費，造成企業法定勞動成本增加，這十六年來，非薪資報酬佔總報酬的比重達到十四％，增加了一．六％，影響企業的加薪意願，不無關連。同時，二○一六年台灣企業的勞動稅率成本達十八．三％，高於新加坡的十七．八％，南韓的十三．五％，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也難為勞工加薪。這些非常實際的情形，只要走訪產業，就會找出答案，也才比較可能做出具有可行性的雙贏解方。 從南韓的教訓，看台灣的三萬最低工資夢想，若干問題若因資本主義而來，恐怕還是應該回到資本主義中去尋找辦法，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記者鄒景雯／特稿 從十九歲跟著省議員郭雨新參與政治，將近半世紀以來，「愛拚才會贏」一向是陳菊的風格，光是在戒嚴時期，因美麗島事件落獄，面對唯一死刑的叛亂罪審判，不惜寫下遺書明志，都沒懼怕過的她，如今又怎麼可能會害怕輔選其所屬意的新高雄市長人選萬一失敗會如何？ 陳菊不諱言黨中央的期待，拗不住同志的拜託與勸進，從一定全力為年輕的抬轎，到鬆口說「會努力思考」，儘管是陷入長考，也已經給民進黨打了好大一筒的強心針。（資料照）     陳菊二十八日原本要… 事實也確實如此。民進黨四個執政縣市的黨內初選，是從這個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辦理登記，待參選人全數出列後，陳菊原本已經規劃要在二十八日星期天，正式站出來公開表態，力挺立委劉世芳接棒，隨即展開大兵團作戰；而且她深信，只要全面動員，在黨內初選不是沒有一搏的機會，意志就像她的歷練，一貫堅定。 臨到最後即將攤牌的前夕，讓陳菊終究沒把戰盔戴上的關鍵理由，不是別的，正是：台灣當前的大環境並不順遂，來自外部的挑戰格外嚴峻，如果執政黨在高雄「過度分裂」，「即使贏了，也等於輸」。這念頭一轉，「南霸天」豁然開朗、海闊天空，劉世芳也在一月十一日召開記者會，鞠躬到把頭點至桌面，宣布退出初選角逐。 高雄的情勢緩解後，民進黨中央桌面下全力在爭取陳菊揮軍北上的可能性，新北市之所以動見觀瞻，在於實力雄厚的侯友宜若當選，對於民進黨來說，不只是新北版圖繼續「淪陷」，也預示朱立倫的「復活」，而朱立倫近來在政策路線的選擇上，身段相對靈活，例如他要求境內核電廠如期除役，贊成「一例一休」必須修法給予彈性，逐漸與國民黨意脫鉤。 陳菊不諱言黨中央的期待，拗不住同志的拜託與勸進，從一定全力為年輕的抬轎，到鬆口說「會努力思考」，儘管是陷入長考，也已經給民進黨打了好大一筒的強心針。 要細數美麗島世代的元老，要戰，可以立刻說止戰，要退，卻被力拱不能退的，陳菊應該是第一人，這種強烈的被需要，在險惡的政治角力場上，更是凸顯其是一號人物的能耐。 高雄市剩下的四位角逐者中，民調支持度目前暫時領先的陳其邁，在被問到年底萬一有機會入主市府的假設性問題，私下很坦率的直言：「市府需要這麼多人，而他沒有這麼多人，當然要繼續借重現有的，才有可能無縫接軌市政」。這個態度很上道，很明確，只不過他現在什麼都不是，因此沒有身分表達。 按照這些種種跡象顯示，民進黨的整合，正朝著清楚的方向在前進。

記者鄒景雯／特稿 時代力量是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所造就的新興政黨，這場以反服貿為題所匯聚的社會力，基本上具有反傾中、反全球化、反程序不正義等幾種特質所組成，在顛峰時刻承接其風潮，再加上明星人物的帶領，成就了二○一六年的立法院出現了新的關鍵少數。 時代力量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所造就的新興政黨，擁有五席立委的時力，被稱為「小綠」，這次勞基法修正案，大小綠矛盾徹底檯面化。。（資料照，記者叢昌瑾攝） 擁有五席立委的時力，被稱為「小綠」，過去兩年在國會的縱橫捭闔之中，與「大綠」的競合程度，遠高於當初其所設定的有朝一日要取代國民黨，不必懷疑，這是政治的必然，就如之前民進黨之於台聯的關係。而這次勞基法的再修正，可以說是撐破了臨界點，矛盾徹底檯面化。 時力應該何去何從？不止時力本身應該找出答案，重視台灣民主品質的公民也必須關切。這個時候，與其帶著意氣之爭地去推動勞基法公投，時力更迫切需要的，是蒐集黨內外的智慧，共同提出一份政黨發展的策略規劃。唯有這麼做，時力才有可能永續經營，而不是任令太陽花在花季過後凋謝。 事實上，台灣目前的選制，相對於以往，已經逐漸友善於小黨，除了五％得票率，可以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去年十一月三讀通過的「政黨法」，又將現行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政黨得票率三．五％以上，可獲政府編列預算的補助門檻，下修為三％，每年每票補貼新台幣五十元。在這個基礎上，這份發展策略的擬定，勢必先要就當前的政黨生態進行盤點，任何政黨的生存都必須依附於民意，從而找出時力的最佳位置；其次要就未來政治環境的變化，詳細地分析考量，例如未來兩年都有選舉，今年是地方縣市首長與議員的選舉，明年中也將進入總統與立委的選季；最後必須提出至少未來五年的願景。 參考歐洲小黨發展的經驗，時力以左為定位，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但是時力的菁英群應該擴展對左派的認識與視野，並回到太陽花群眾的本質中去尋找滋長的養分，而不是僅在表淺地重溫鎖進議場的往日情懷而已。舉個例來說，左派議題哪裡只局限於勞工？何況時力這次選擇的，更是世代觀念落差中的部分青年勞工，不是全體勞工的共同問題，代表性又更小了。 那麼什麼是時力可以開拓的寬廣空間？首先，時力成員要從都會神壇走下來，更深入的去與基層的土地脈動接上線，就可以發現受到中國因素或全球化衝擊的受害者，在弱勢的角落遍地可尋，如果時力夠努力，透過組織的深耕，以及權益的代言，這些不都可以開發為基本盤？ 就拿雲林毛巾業來說，現在正遭受中、越的夾殺，需要奮力升級突圍，這些傳統產業慢慢已經交棒第二代，新世代接手後的轉型，若需要政策工具提供輔導，時力怎可視而不見？當年反服貿極力的，又何止毛巾業而已，如今又有誰持續關心他們？ 從這個角度看，時力的出路太大了，問題在於他們願不願意腳踏實地去做苦工。

記者鄒景雯／特稿 勞基法再修正終於完成三讀，各行各業的勞資雙方多半可以舒一口氣，但是民進黨卻沒有輕鬆的餘地，如果民進黨人珍惜時運給了這個本土政權第二次當家作主的機會，就一定會嚴肅記取這次的教訓，外界也以此做為觀測民進黨全體是否具備自省能力的指標。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資料照） 耗費龐大社會成本的勞基法兩度修正的問題出在哪裡？是第一任勞動部長郭芳煜用錯了人？還是民進黨剛上任措手不及？這些都對，但恐怕不是核心原因。因為從總統交辦行政院要解決三萬元以下低薪的新指令看來，問題似乎繼續存在，並沒有因為頻踢鐵板而消滅。這個問題是什麼？那就是整個民進黨是不是過度迷信政府的角色？否則怎麼會沒人加以規勸，而且還勉為其難一律聽命照辦呢？ 其實，這樣的政策思維，早從二○一六大選之前就開始了。候選人與所謂的智庫成員不斷的座談研討，完成政策白皮書，進而成為競選時的政見。可能很少民進黨人能分辨，這些政見的形成，是以馬英九主政為背景，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傾中的大右派政府，因此許多的解決方案，是以矯枉要過正的手段在因應，甚至形成「寧左勿右」的集體迷思；再加上馬政府執政失敗，民眾對政黨輪替的期望很高，進而也帶動候選人不斷進行政見加碼，於是在選舉期間開出太多的支票，而這些支票的脈絡，有著同樣的盲點，就是民進黨必須積極介入，假想敵正是馬英九與其帶給大眾的痛苦。 前年五月，民進黨成為政府，蔡英文帶領的團隊，沒有考慮到馬英九已經下台，即使留下了爛攤子（例如年金改革沒做），但大抵上人去政息，傾中與大右派施政不再，這時候的治理方式應該回歸到正常的市場機制，促進經濟發展與轉型，但執政團隊反而像一群毫無實務經驗的書呆子般，抱著未經重新檢視的政見，在管考各部會要照表操課。「一例一休」意圖管控全國勞動者工作樣態的偏執，只是其一，恐怖的是，這隻手，後續看來並沒有要收手的跡象。 一語中的地說，這些作為，看似介入市場的一小步，其實是計劃經濟的一大步。早在一九九一年解體的蘇聯，他們實踐計畫經濟的國家計畫委員會，光是數學博士就網羅了三千人，蔡政府如果想走計畫經濟的回頭路，請問憑藉的是什麼？不要說已經證明失敗的計畫經濟這種「宏願」，就以蔡政府什麼都想管的伸手亂摸，我們的行政體制有足夠的規劃能力與執行能量嗎？ 政府優先該做的是什麼？很簡單，改善投資環境，例如把「五缺」，這些最基本的基礎建設給做好。請問上任快兩年了，這些做到位了沒有？如果最迫切的責任都還沒做好，就急著去介入市場運作，難道是不知道事有輕重緩急，一定要心有定見，照步來，才會產生預期的政策效果嗎？ 為了選票考慮的即興短打，例如三萬元之議，只有切下去的那一點，或可奏效，其他全部都會失去均衡點，不知道民進黨內有沒有人在思考？所以說，這時候的民進黨，需要停下腳步，看清局勢，聽見諫言，先把政府的水電土地供應職責給做到做滿，再來指手畫腳，絕對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的勞基法脫胎於工廠法，原本就先天不良，隨著經濟型態的快速變遷，不斷地與時俱進、因應調整，理當是常態，但是最近兩次的勞基法修正，好似折返跑，去年跑出去，發現錯了，今年又跑回來，這趟折騰，立法院的各政黨都有責任。主導去年「一例一休」的蔡總統已經在昨天正式道歉，而兩次修法都左支右絀的國民黨，至今還渾噩不察民意向背，則是最大輸家。 立法院國民黨團立委，為未能擋下「勞基法」再修法，向人民鞠躬。（立法院國民黨團提供） 在國會只剩三十五席的國民黨是在野黨，有什麼好批判的？當然很有必要，因為一個不健全的反對黨，無法根據國家的需要，形成有效的監督制衡，就不可能建構健康的政黨政治。因此，作為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絕對有該負的責任必須檢討。 國民黨該踩穩什麼立場，牽涉到該黨的路線、策略，擺放在多元的意見市場上供民眾挑選，外界並沒有太大的意見，但是其品牌脈絡一定要一貫，這就好像一個貨品的包裝與內容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要嚴格品管到不給消費者有意外，道理是一樣的。 從這個角度檢測國民黨，前一次修勞基法，國民黨很清楚的主張「週休二例」，也就是兩天的休息日都要固定，不可以變動。當時的設想是：既然已經失去執政，就該擁抱勞工階級，凸顯民進黨不理會勞團訴求與偏向財團的行為。這一次的修法，相隔才僅一年，國民黨若未失憶，應該重新捍衛「二例」，或至少以「二例」的邏輯來批判民進黨「一例一休」的錯誤才對，結果，國民黨描述的卻是：「一例一休」讓多方都挫折，勞工拿不到所希望的加班費，業主沒辦法確定訂單如期供應，結果物價又上漲，造成多方都輸。這些現象都是事實，但是這麼表態，不就是承認更嚴格的「二例」，將是雙倍的多方都輸？國民黨前一次的極端化，是在幹嘛吃的？ 如果這是自省的結果，那麼應該反映在這一次修法的立場調整上，但是又並非如此，甚至國民黨採取牛步戰術的大量提案，是在表達反對，但是從哪個角度反對，則是相互矛盾、腳步錯亂。光是「七休一」該堅持、該鬆綁，私底下主張紛呈，莫衷一是。 倒是等到勞基法再修正三讀完成，國民黨主席公開強調他跟黨籍立委談到，有兩項不應隨便讓步，包括不能連續十二天工作，以及輪班間隔若只有八小時，勞工會過勞，換言之，就是對「七休一」與輪班間隔十一小時，做了事後表態。則其所攻擊的：勞工拿不到所希望的加班費，業主沒辦法確定訂單如期供應的多輸，又該當何解？人民的眼睛雪亮，天底下要找刀切豆腐兩面光的好事，恐怕困難。 不僅如此，早在民進黨前一次修法之前的數十年間，是沒有「七休一」與輪班間隔十一小時規定的，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或至少前八年這一代人在位期間，又為什麼對此自認可以緩解勞工過勞問題的設計，完全不做討論？ 不說別的，時代力量至少做了市場區隔，而國民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還在五里霧中，找不到出路。一個亂了方寸的國民黨，連眼前的自我定位都拿不準主意，怎麼可能重返執政？

記者鄒景雯／特稿 勞基法再修正，預定將在今天完成三讀，在此前夕，時代力量跑到總統府前禁制區去冒雨靜坐，接著桃產總則突襲台北車站臥軌，若干勞團則持續在立法院場外抗議，究竟這些團體在反對什麼？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為什麼一個簡單的法律變動，若可能引起權益受損會說不清楚？千萬不要是：不清楚的本身，才是目的。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抗議成員朝總統府丟躑拖鞋表達不滿。（記者羅沛德攝） 歸結這幾天在各個行動現場的主張，大致有下列幾項，首先是反對「七休一」鬆綁，也就是做六天，第七天一定要休息，不容有任何調整，否則即是違法，是害勞工過勞的慣老闆；後來提出所謂的「折衷版」，若經立法院同意，勞工也不反對，就可以鬆綁，換言之，可以有「慣國會」？勞工即可過勞？或許是自察語無倫次，趕緊反悔收回，重新回到堅守「七休一」的立場，並向勞工鞠躬道歉。問題是，腦袋清楚的勞工都知道「七休一」放寬為「十四休二」，是選擇權增加，並未否定「七休一」的選項，雇主依法也不得強制受僱者不准選，廣大勞工實在不解他們在哽咽什麼？ 其次是反對輪班制行業的換班間隔，容許由十一小時縮減為八小時。如前所述，這點也出現了條件相同的「折衷版」，同樣也是立馬撤案，再回頭指控是執政黨退讓到八小時，是與企業主講好的。但事實是，這條規定與絕大多數非輪班制的勞工並無影響；而前年底修法後之所以無法公告，主要是衝擊到了若干「三班制」工作的調度問題，在現實上出現了窒礙難行，而要讓十一小時這個通例可以實施，必然就要有「例外」的彈性，這算是上次匆促修法的「補破網」，當時的提議者黃國昌委員絕對知之甚詳。 何況這所謂的「例外」，現在被五、六道關卡層層節制，先要由公會提出，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再商請勞動部同意，再公告適用輪班間隔八小時特殊情況的行業別，還要再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三十人以上的企業還要報縣市政府備查。何況，即使出現八小時輪班的特殊需要，仍受到每週工時不得超過四十小時的限制。非輪班制者，也有一天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的規定。如果說這樣仍不可信賴，豈不等於宣告這個政府已經信用破產，那還要立法幹什麼？立委應該辭職，改走體制外路線，才是忠於信仰。 再來就是少數勞團亂槍打鳥的綜合性訴求，包括去年航空罷工的資方協議跳票，說明勞資協商就是打壓勞工到底。勞基法還未修法，就已經有過勞案例。勞工並不想加班，重點是要加薪。勞基法應該課以刑責，把老闆抓去關等等。 以上這些，有些與勞基法修不修法，修法的內容是什麼，基本上無甚相關，是兩回事；有些則是把若干違反勞基法的犯法行為，拿來跟修法混為一談；有些則是連勞基法早就有刑責規定的常識都不具備。 若是進步的勞工，一定清楚勞基法明定：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否則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雇主如果強制勞工加班，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台幣三十萬以下罰金。至於工傷的問題，也有職安法來規範雇主的相關刑責。不少人想問，勞團如果認識不足，如何侈言要替真正的勞工去維護勞權？ 說到底，勞基法應該徹底大修，現在的小調，根本不符知識經濟時代的標準，如果連這都要反，起碼要把反的理由講清楚，如果連禁得起邏輯思辯的道理都舉不出來，這場混戰真是專業性的傷筋斷骨。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不少社會中堅階層有怨的探問：「能給一個不離開台灣的理由嗎？」這樣的氣話，起初一笑置之，不料逐漸增多起來，形成一種不可輕視的徵兆。因為，這樣的聲音，來自於菁英階級對子女的未來，以及中產階級對自我的安排，是什麼因素觸動了他們連「愛台灣」都變得困難？ 一個理由出乎意料，是對於中國逕行啟用M五○三雙向航路及三條銜接航路，政府的處置效果不彰。事實上，自對岸於一月四日宣布以來，國安會已連續召開多次高層會議，總統府也多次發布了蔡總統的呼籲，但是中國與香港航班繼續我行我素，這個情況不止是騷擾台灣人民，也構成了若干國民關切政府處置能耐的重要事例，北京當局這個行動是鎖定台灣的準備行動，已經嚴重破壞現狀，但是政府的幾波回應軟弱無力，諸如「無益區域穩定」等語言，讓不少人搖頭不已。這麼說，倒也不是要政府成了只會叫不會咬人的狗，然而有沒有可作不可說的實際具體作為？國人的信賴主要來自於結果論，一點也輕忽不得。 另一個更大的理由顯而易見，那就是主政者的施政路線搖來擺去，給人多數似乎必須服從少數的錯愕感，甚至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少數統治」。勞基法的再修正過程，是一個眼前的顯例。減緩「一例一休」施行以來的民怨，原本是去年九月賴揆上任後的府院共識，之所以要採取修法途徑，而非林全內閣主張透過函釋來放寬，係著眼於有更大幅度的彈性，以免過於僵固的法令綑綁勞資雙方發展的手腳，甚至根本無法施行（例如輪班制休息間隔十一小時至今未能公布即是）。 彈性，正是在專法尚未訂定前，暫時給百業一個各取所需的空間，如果實在對勞資對等協商不抱信心，政府多的是工具去介入，絕不是本末倒置，要所有的企業都要倒退到三十年前去落伍運作。但是歷經多次協商，在去年底初審通過的草案版本，到臨時會前夕，又加設了關卡，把修法的實益大打折扣，果若早知如此，又何必勞師動眾、積極施政，循林全的消極作為，不也相差無幾？這種蛇行，反映的是缺乏領導的方向與堅毅的信念，才會一遇壓力，就看人出菜，問題是菜出得完嗎？ 其實，「一例一休」討好的是部分年輕世代，卻得罪了廣大的受僱者，坊間各家民意調查早已清楚顯示此一科學結果。這些受僱者中，不分顏色，更有為數頗多的民進黨支持者，甚至是真正的苦勞大眾。太多實例直指，過嚴的加班制度，讓資方順勢降低成本，不少勞動者因而失去增加收入的機會，全拜這些政客之賜。 苦勞階層也許跑不掉，但是具有全球移動能力的階層，如果同被一個過時法令限制了競爭力，為瀰漫的失敗主義氛圍困擾，因而不如出走念頭萌生，台灣將伊于胡底？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蔡總統先說，最低薪資拉高到三萬元，是她的夢想，而後，日來則有一系列的談話，再以國家元首的身分鼓勵各產業加薪，這樣的做法，照理全體勞動者都應該大大鼓掌才對，可是實情並不是這樣，原因出在哪裡？ 蔡英文總統。（資料照） 一個很簡單的提問是，為什麼是三萬？為什麼不是四萬或五萬？或者為什麼不是二萬八？三萬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又為什麼好像是所有產業、縣市一體適用？這樣問，多數受僱者必然知道這不是在找碴，因為這是很簡單的生活經驗，三萬起薪，對於許多人來說絕對不是夢，尤其主政者的責任不是應該在實踐嗎？ 舉一個例子，就知道人家是怎麼在實踐的。拿日本來說，他們大約是每年的五月間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調查，而後才能在十月間提出基本工資的建議，其中很重要的眉角是，由於深切了解各地經濟發展與產業特性的不同，因此各都府縣，會有符合當地實況的基本工資，各產業別之間也會有不同的工資設定，來貼近反映生產函數中的勞動貢獻比率，減少勞動者可能受到的剝削。人家為什麼不是「一刀切」？因為他們對治理的土地，用功的實地了解，不會不食人間煙火，好似只在雲端發夢。 兩相對照，再來看蔡總統的決策模式，她先射了一個起薪三萬元的箭，而後說已經找民進黨與智庫去研究，請問新境界基金會的功能，能不畫靶嗎？更大的問題是，三萬元的依據到底是什麼？按照總統說話的背景，應該是想解決低薪，但三萬元在北部能算不低嗎？或者說對於上軌道的公司來說會有感嗎？反觀在南部的小吃店，又能請幾個幫手？經濟部長說得一點也沒錯，「這不是在喊爽的」。 其實，只要稍做產業調查，就知道除了南北差距之外，薪資低於三萬元以下的業別，大致就是住宿餐飲業、農林漁牧業、支援服務業等等，這些行業之所以低薪，在於他們的技術含量低，可取代性高，如果要針對這個族群對症下藥，必須從供給與需求面下手，同時進行產業轉型，職訓轉業，而不是由政府介入，要求加薪，就能達致。因為按照自由市場法則，這些行業如果認為三萬元起薪太高、難以負荷，不外就是減少僱用，或者調漲價格，如果經營者認為利潤減少，很可能就會縮小服務項目，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常識。 外界不解總統有沒有像樣的財經智囊？即使是文宣，也該接上地氣，一針見血。一個能令人信賴的政府，一定是先扎實地就社會生產力情況進行全面的了解，如果是上升的，就有加薪的憑藉，如果是下降的，還有什麼好喊的；而且，不同的行業其生產函數內容不同，也應該逐一去調查，如果能夠拿出起碼的數據，因地制宜，來與不同產業進行更專業的對話，不就一擊中的，較易達成目標，也能讓人尊敬？ 這，會是台灣公民的「夢想」嗎？

記者鄒景雯／特稿 新的一年開始上班，週五立法院臨時會尚未召開，這個時刻是最適合整理隊形的難得空檔，以執政黨的既有優勢，很可以放手一搏，創造民進黨二次執政的價值；前提是務必先把雜亂無章的步伐給調整好，以一個團隊的共同紀律，來承擔責任、面對挑戰。 立法院將召開臨時會，處理六大議案。（資料照） 許多國人恐怕有個想不透的疑問，過去這兩年不到的時間裡，在面對阿共時，蔡總統可以不動如山，沉著因應，何以在處理內政上，卻是憂饞畏譏、左右失據？其實，台灣外部挑戰的嚴峻，遠大於台灣內部，因為前者操之於人的因素太多，後者多半可以操之在己，況且除了自己，民進黨已經沒有對手。那麼，何以政府在原本應該遊刃有餘的對內治理上反而低於期待？這點，說到底，應是帶著權力因素在內的領導統御問題。 既然憲政體制暫時改不了，就於現狀，執政團隊需要認知，準備執政當時所擬的選舉執政綱領，之所以不能以「我們早都想好了」，在執政後全文照搬，在於所有的計畫都需要現實的驗證，更要徵求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尤其關鍵的是，它少了時間的概念，既在什麼時候（條件）最適合做，需要衡酌判斷；也一定要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不能奢想要一次解決，廣開戰場的後果，無庸再作贅述。 往者已矣，未來至少要謀定而後動，不要再出新惡例。然而最近總統找媒體「放風」，說要提出新經濟論述，最低工資夢想數字是「三萬元」，還要推動最低工資法等等。這風向一出，大家當然要問執行，結果勞動部說，目前還在收集各方意見，時間表不確定，甚至計算公式連個譜都沒有。這究竟是傳統公務體系習慣於承平時期作為，一遇到執政黨要求積極作為無法配合？還是事前的決策程序根本沒個譜，就提早掀鍋蓋？都不是一個具有節奏感的政府。更不要說日前被民進黨掌臉的勞基法調查，明明這十一月的問卷題目是詢問受訪者需不需要，不是贊成與反對，竟也不知同步主動說明，被譏為「豬隊友」，豈不剛好！ 國會是另個問題。民進黨公職人員除了在選舉時尚能團結外，一旦取得權位，似乎僅在意個人表現，造成行政立法部門之間，受制於極少數人，即扞格不前。這時，整個團隊經常群龍無首，或無法協調步驟，或遇事猶豫不決，未能明快處置，或只有文青式描述，無法針對具體問題提出明確方向及解決方案，滿意度要如何上升？ 今年是選舉年，執政環境的變數必然更多，若要爭取民意好感，怎麼可以不把隊伍給喬妥當，要等著讓各方看笑話？

記者鄒景雯／特稿 民進黨曾經丟掉過政權，拜國民黨執政失敗之賜，台灣選民決定再給民進黨一次機會，而且是天大的機會，因為這次給予的是與過去國民黨相同的條件，也就是一黨獨大，從中央到地方、行政與立法部門完全執政。這麼一個有史以來第一次來自民意的充分授權，其所陳述的事實就是：眼前，民進黨已經沒有足以造成強大威脅的敵人。 這一年七個多月的在位時間，民進黨利用國會絕對多數，又幹了兩件重要的大事，一個是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從而取得尚方寶劍，把富可敵國的國民黨金庫給撬開，進而展開了一系列的清算行動，把這個中型政黨幾乎打回當年七十軍基隆上岸的原形，使其重返執政的路途又更加顛簸。第二件事就是三讀完成公教年金改革方案，即將自今年七月正式實施，大為緩解退撫基金立即破產的危機；同時在政治上，無可諱言也處理了不同職別間相對剝奪感的問題，對強固基本盤添加了柴火。 基本上，走到了這個地步，照理，應該有拔劍四顧心茫然，接下去不知為何而戰、對誰而戰之感，正常的政黨這時多半要偃兵息鼓，止戈停戰，開始內立法度，務耕織，潛心治國，哪曉得這個國家好似在以戰養戰，沒個寧靜奮進的跡象。這時就必然要疑問：到底誰讓民進黨繼續兵疲馬困、麾戰不已？ 旁觀者看到幾個原則性問題，民進黨內人才濟濟，應該更有答案才對。第一個提問是，民進黨到底是否確知自己要做什麼？具體而言，就是四年要完成什麼？八年的目標又是什麼？一個治國圖像清楚的團隊，必然就能告訴國人願景是什麼？我們要採取路徑去趨近？大家絕對會很有方向感。否則，就會相反。 已經執政相當時日了，可千萬別再說，民進黨在野時臥薪嘗膽，已經提出洋洋灑灑的白皮書，現在正在兌現「英仁配」的競選政見，這種「秀才紙上治國」，之前已有誤國八年的馬英九為鑑。既是外行話，一秒都嫌累贅。 第二個提問是，民進黨運轉國家機器熟練了沒有？如果有了藍圖，所謂工欲善其事，肯定就要利其器，不同的政治領袖都有其獨特的領導風格，但操持國家機器的考驗是一樣的，科層組織講究橫向與直向的統合能力，才能傳動所有的齒輪，發揮預期的功率，因此絕對不是單線領導可以奏效。 針對這一點，國安會盛傳是各自為政，個別給國家元首提報告，甚至行政院「大政委」也私下證實，經常要撰寫研究文書直接上呈總統，在在都顯示這個機器沒有被正確地認識。 昨天，總統表示，若企業的薪資結構有利於年輕人，將給予政策獎勵，定睛一瞧，其責成研擬方案的機構，竟是民進黨中央、智庫，而不是現成的政府機器，那麼未來的決策與執行機制又將如何接軌？ 該問的，當然不只這些，但是以上二者是入門款，確認了，才能到進階版。專業能力、執行能力、學習能力，是領導菁英追求的三個構成，最忌是耽於習慣，停滯學習，即無進化的可能，若此，頭號敵人將不假外求。大家希望情況不會這樣。

  記者鄒景雯／特稿 二○一七已然過去，這一年，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是新政府調整再出發的一年，之所以認知必須改變，當然是政經政策面臨到了困頓，要把走不通的路給重新走出來，就必須放下我執，接受現實所教導的課題。在這個基礎上，全新的二○一八年迎面而來，努力的方向就非常清楚了。 總統蔡英文。（資料照） 之所以要從國家的層次做考慮，在於台灣的幅員並不大，若能掌握問題核心，提綱挈領地執行推動，要追求施政的精緻與達標的效率，就能以最短路徑、收最大成果。同樣的，如果民選的政府棄置了長期望遠的視野，過度在意眼前一時的紛擾，那麼通常即使是短期的需求，也將疲於應付。這樣的例子，在不斷的政黨輪替與民主鞏固過程中，屢見不鮮。 未來一年的重要政治行事曆，首推即將在十一、十二月間舉行的九合一選舉，包括六個直轄市與各縣市長在內的地方全面改選，關係到政黨版圖的再次競逐，可以確知自農曆年後，即三月開始，選戰的煙硝將因黨內初選的展開而逐步升溫。換言之，今年有兩條軸線，一條是選舉的線，一條是做事的線，而從政者爭奪選票的本能，很容易會使這兩條線糾纏在一起，若處理得不好，政府將很難做事。但是反觀未來的一年，卻是台灣在關鍵路口務必堅定抉擇的時刻，若做不成事或做錯了事，是會要命的。 預知到這樣的挑戰，現有憲政體制上的兩位最重要的人：總統與行政院長，乃至他們的幕僚智囊群，有責任超越以往當權者的格局與通病，好好地坐下來誠摯討論，排列政策的輕重緩急，對照選舉的時程策略，先把一年的計畫給草定出來，提早建立團隊的默契。有了最起碼的底，再來因應隨時而來的危機與變局，比較有可能降低各種突發狀況對今後穩定施政的干擾、衝擊，甚至破壞。 以上是心態的準備，而後才能談到是不是能對主政路線達成共識的問題。套句隔壁鄰居的話，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耗子的就是好貓，今天在台灣，有基本經驗與閱歷的人都知道，沒有左派或右派的偏執空間，能夠解決問題的，才是大家要的政府。從二○一六年五月廿日到現在，可以細數每一樁重大政策，為什麼有一些到頭來非要打掉重練不可？主政者光承認錯誤、勇於修正，並不夠，一定要記取教訓，避免再把全民當成白老鼠。 這個慘痛的教訓是什麼？不要天真地以為靠著政府的公權力去介入自由市場的運作，就能夠一夕創造天堂，這話，一世紀以來，全世界不少角落實驗過，已經有了清楚的證明。事實上，政府有許多間接的手段，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只要自信地說明與溝通，台灣可以重新充滿希望。 一句話，期待二○一八。

  記者鄒景雯／特稿 蔡總統在昨天的年終記者會上指出，明年她給行政團隊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全力以赴改善年輕人的低薪問題，政府將提出五個方法「終結」青年低薪。國家元首試圖對話，用心良善，然而，要解決問題，先要認識問題，而後才可能提出有效方案。如果認識不清，後果可以預見。 總統蔡英文昨與媒體年終茶敘，強調政府將提出產業升級轉型等五個方法，以終結年輕人低薪問題。（記者劉信德攝） 低薪，不僅是全球化的結果，對於台灣來說，還有距離中國太近的雙重影響。由於資金與勞工的移動，擴大了貧富差距，所謂「勝利組」與「失敗組」的分野愈來愈明顯，都不僅是台灣一己的現象，只是台灣病情實在不輕。 如果對照台灣過去廿年經濟發展的情況，現在大家琅琅上口的薪資倒退十六年，剛好反映了自二○○○年以來，國內產業大量外移到中國去尋求人工、土地等低成本，所帶來的衝擊；在此等磁吸效應之下，回顧民進黨陳水扁與國民黨馬英九各八年的執政，儘管有識者不斷以「要素價格均等化」問題，警告政府必須採取因應措施，但先是「積極開放」，後是ＥＣＦＡ的經貿統合，仍然在缺乏配套的情況下，透過政策全速西進。坦白說，致令低薪局面雪上加霜的責任，檯面上的主要政治人物恐怕都有一份。 今天，中國已經崛起，在大小量體懸殊的壓力下，回過頭而來的新挑戰，換成是更容易操作的高薪挖角、人才流出、技術外移，這些又構成降低台灣產業競爭力的惡性循環，國內的低薪問題更是積重難返。看到了這種顯而易見的危機，偏偏兩黨政府都在反其道而行，迴避責任，甚至火上加油。 其一是教育的學用落差問題，沒有人願意面對檢討，最近過度膨脹的高教可能面臨骨牌倒閉，僅僅是表象而已；青年失業，或就業低薪，但產業卻缺工，這種並存的矛盾，說明我們的教育資源配置，出了很大的問題，沉痛地講，若干比例失衡的院校科系設置，根本就是「失敗組」製造機，絕對可受公評。 其二是面對外部激烈競爭，全面檢討，鬆綁法令，讓產業可放手一搏都來不及了，幾任政府要不就立法怠惰，要不就以違反自由市場的假公平，意圖再加箝制，頭痛醫腳的結果，頭沒醫好，腳一起痛，「做六休一」的僵固化，即是顯例。 其三是對於可以減輕受雇者負擔的政策工具，不知大膽善用，以應付階段性任務，例如稅制，即使是現在仍躺在立法院的新版稅制改革內容，要與國際競爭，都還有差距，且不論過去這麼長時間對中產受薪階級加諸的負擔，未來又如何成為吸引人才流入等移民政策的利基？ 實作的語言，才能擴大共鳴，執政團隊必須加油。

記者鄒景雯／特稿 民主時代的政治領袖，在進行重大決策時，經常擺盪在兩個抉擇之中，一個是做對的事，一個是做順的事，前者要帶領方向，換言之，要先人一步，在成果未現前，經常要忍受孤寂；後者只須從眾，大家怎麼說，就怎麼做，不少政客甚至是拿著民調在施政。 行政院27日舉行「賴院長2017年終記者會」，院長賴清德表示，很榮幸有機會服務國人，且抱著「歡喜做，甘願受」的心情，認真的處理事情。（記者劉信德攝） 以上兩種情況，也不是絕然分立的，有些首長人云亦云，稍有爭議，就什麼都不敢做決定，然滿意度照樣盪到谷底，也是所在多有；可見做順的事，未必就能討喜，利弊相權，不如掌握有限的任期，利用授予的職權，大開大闔來做對的事。 要能成就對的事，最要者就是勇氣，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政府首長如果夠接地氣，不是在雲端上決策，很容易就知道國家的出路在哪裡，現階段的政策該如何擘定，才能在有朝一日達成目標。如果不是腳踏實地透徹政務，只關在衙門內清談冥想，或在象牙塔裡書空咄咄，由於自己都沒個準，那麼就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擾，抗壓性必然不足，於是父子騎驢，終究一事無成。 這個時刻，有個數據，值得回溯。馬英九政府時期，先後用過六位行政院長，他們的背影最「優美」的，多數人應該會說是張善政，不管是因為他的任期最短，或是幾個月的看守期間，行事比較「正常」，總之，藍軍想到台北市長的參選名單，張善政確實為國民黨的首選。而他在閣揆任內的民調，不到五成，已經超越前面五位行政院長，同時也超越馬英九本人自二○○八年執政後的滿意度。 過去八年是如此，二○一六年政黨輪替之後呢？賴清德的前任林全院長，行事夠小心了吧，但他在卸任前的民調只有二成多，再怎麼戮力從公，滿意度都上不來，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大家認為開創性不足，無法振興國人對未來的想望。 回過頭來看現在的賴院長，他在上任滿月時，滿意度高達六成八，最近幾個坊間民調，則大約是四成多，這個起伏，執政團隊勢必戒慎恐懼，但是長期觀察政局的人必須提醒，賴清德是自己跟自己比，才會有感，如果跟近十年的閣揆比，應當要有定見才是。何況，現在內閣全都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不只是常年沉痾，更有新的挑戰，在這種環境下，仍擁有這樣的民意信賴度，具有中心價值的人，都會更加義無反顧。 沒有人會做一輩子的行政院長，但是若能貢獻國家前進的走向，可以創造政治典範。成事的勇氣在此。

  記者鄒景雯／特稿 蔡政府昨日公布了六萬多字的國防報告書，做為像台灣這樣特殊國家的國民，必須不厭其煩地再次提問：經過二十年民選政府的選票政策引導之下，究竟我們還有多少堪用之兵？這個前提先確立了，才有基礎討論「用兵」與「戰力」的問題。 最近，國防部宣布明年起，役男不必下部隊，只需留在原新訓單位繼續一般專長訓，或者抽籤到三軍兵監訓練指揮部受中級專長訓，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圖取自陸軍司令部臉書） 選票政策是相對於責任政策的概念，在涉及公共財時，最能凸顯兩者的巨大差距。國防正是典型的公共財，大家都認為國防很重要，但是講到要服兵役，最好是別人去，我只要搭便車（free rider）、坐享安全的好處就好，如果政客按照這種選民心理制定政策，必然扭曲了公共性，甚至最終危及公共利益。 如果比較過去幾任總統的國防政策，陳水扁時代縮短役期為一年，曾被馬英九政府公開抨擊此舉嚴重影響國軍戰力，但是後來馬政府卻變本加厲，全速推動「全募兵制」。客觀地講，在台灣執行全募兵，不僅可能把台灣搞到無多少兵堪用，龐大的人事費還吃掉大半的國防預算，同時敵情意識盪然，可以用最大的歷史罪人稱呼。而當年直斥馬英九把責任推給前任是不負責任的蔡英文，如今成了蔡總統，她不檢討馬政策，甚且也要持續加碼嗎？ 有人說，台灣有美日準軍事同盟的合作，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會把自己的咽喉拱手他人掌握，即使已經一體化的歐洲聯盟，亦是如此。歐盟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後，在各會員國自願提供下，全力發展安全與防務架構，於是建構了歐洲軍團、歐洲軍、歐洲憲兵，做為歐盟或北約的軍事後盾。後來，歐盟考慮各國在高度的經濟整合，以及不斷的政治對話下，彼此間相互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已經大減，於是在二○○三年的歐盟安全戰略，主張各國不必都發展全套的國防武力，可以按照各國的特長進行分工，分別採取不同的軍事發展政策，也可減省資源，發揮整合效果，但是主要國家沒有人願意放棄國防自主。 政治普遍民主、經濟發展平均的歐盟各國間尚且如此，大敵當前的台灣，憑什麼可以掉以輕心？ 有關募兵制的問題重重，各界反應已經喧嘩盈庭，少子化的問題，對於兵源尤其首當其衝，國防部似乎充耳不聞，這是十分令人費解的。或許，蔡總統二○二○還要選舉，現在沒有決心觸碰這個政治家必須決斷的問題，那麼至少這幾年不能讓基本軍事訓練的弱化「愈演愈烈」，造成第二任連處理的機會都沒有。 最近，國防部宣布明年起，役男不必下部隊，只需留在原新訓單位繼續一般專長訓，或者抽籤到三軍兵監訓練指揮部受中級專長訓，就令人匪夷所思。一個國家，如果還需要公民追著政府頻問防衛固守的質量問題，任誰都無法想像。

記者鄒景雯／特稿 北檢針對前總統馬英九涉及三中（中視、中廣、中影）交易案的調查，日來持續地進行，以上週四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複印國民黨歷來有關黨產出售的中常會紀錄，昨天再度約談張哲琛、汪海清、蔡正元三名證人的密集度看來，已可用緊鑼密鼓形容；這讓人想起馬先生在十二月十三日的告發北檢以及聲請偵查移轉管轄之舉，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不僅未能奏效，甚至還有負效。 （資料照） 為什麼會適得其反呢？因為馬陣營當初在馬先生歷經十五小時訊問後所採取的此一攻防策略，是訴諸司法程序與輿論造勢雙線同進的，先是告發北檢檢察長邢泰釗涉嫌洩密，而後施放刑泰釗在馬政府任內曾遭調金門的過往進行影射，目標就是把本案打成私人恩怨。這麼做，咸信一方面是爭取司法權益，另一方面也有為萬一被起訴先打預防針的「好處」。問題是，動作這麼大，還有媒體群起幫腔，大家當然會追蹤高等檢察署、最高檢察署的後續如何，這一追，故事就好玩了。 馬先生在本月中公開點名：「希望檢察總長可以發揮檢察一體的職權，公平辦案。」接著有不具名人士放話：「若北檢辦案有不適之嫌，案子自然要交出來。」刻意形塑氛圍後，最高檢公開的理由是聲請案不符規定，改發交北檢依法處理，但法界盛傳，檢察上層私下還真的有詢問過北檢對此事的意見，北檢的態度非常大方，直稱：所有的人證、物證這麼多，資料都整理得一清二楚，要移轉管轄給其他人來接手承辦，真是太好了，北檢正好省事，免擔責任。 外界看事實的發展，當然就是北檢繼續辦，而北檢「胸有成竹」的消息不脛而走。除了稍早檢調在中投公司查扣上百片光碟，蔡正元昨日訊問過後，對外證實是去幫檢方指認錄音的對象，甚至不忘語帶玄機地說：「聲音太清楚了！」言下之意就是他知道這些人是誰，而且也「招」了。這態度，真是箇中高手，想必不少人聽聞後，會為之「皮皮剉」才對。 三中案的疑點，其實很簡單，要賣掉三中，為什麼不公開詢價，取個好價錢？為什麼要一開始就鎖定近親繁殖的「馬友友」？特別是有些特定人的財力與三中的合理價款根本不登對？最要害的是，居然還有送紅包，做為前金後謝的對價餽贈？這麼多不合理，如何能合法？把案子轉移到哪裡去，就會不一樣嗎？

記者鄒景雯／特稿 內政部在上週五撤免婦聯會主任委員辜嚴倬雲的職務，婦聯會隨即在昨天完成改選，由雷倩擊敗潘維剛而勝出。婦聯會內部出現兩股勢力，不只是辜嚴勢力與婦聯會派的意見分歧，國民黨的力量也混跡其中，增強了反動勢頭與複雜情勢，致使整個協商的過程，猶如歹戲拖棚，甚至令這個議題本身，皆已令人極度生厭。 內政部上週五撤換婦聯會主委辜嚴倬雲，婦聯會昨天完成改選，由前立委雷倩當選新任主委。（資料照） 事實上，以婦聯會的常委結構而言，對於內政部、黨產會、婦聯會的三方行政協商內容，抱持和解態度的，其實是略佔多數的，這既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立法通過後的形勢比人強，也是社會發展到今天的時代認識，原本不該耗費過度的資源去討論。 但是現實顯然不是這樣。從頭到尾，已經高壽的辜嚴女士一直都很有「主見」，就拿上週，也就是行政契約簽署的這件事情來說，出面與內政部商談的婦聯會副主委葉金鳳與雷倩，經過深度對話之後，已經就三方協議獲得了初步共識，但是她們回去覆命時，卻出現了周折，辜嚴女士特地從美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婦聯會內部，明確表示不能簽的態度，辜嚴一說話，幹部們都不敢反對，導致上週五最後通牒日的破局，內政部也如期砍了辜嚴的主委職銜。 儘管如此，辜嚴依舊盤算，推派潘維剛擔任她的代理人，能夠在未來繼續主導婦聯會，但是老太太沒想到，主委既然已經被拔，所謂人去政息，婦聯會的決策結構顯然就回復到民主常態，昨天投票翻牌，主談派雷倩果然壞了辜嚴的妙計。而雷倩與潘維剛在「拉票」的過程，清楚呈現主和與主戰的不同立場，因此，雷倩的當選，是否代表國民黨、辜嚴、潘維剛的三角就此拆解？婦聯會集體已經傾向接受和平落幕的選項？待雷倩上任後，馬上可以見真章。 事件發展至此，有個更大的效應，值得政府提高警覺，那就是過去透過轉型正義滿足支持者脾胃的策略，在二○○○年開始朝小野大的政局中，以小博大，或許可以帶來快感，但是二○一六之後，民進黨完全執政，多數選民要求的是執行與效率，如果無法立竿見影，就會心生不耐，降低其滿意度。有關黨產及其附隨組織的處理，需要下刀明快，不宜再議而不決。 少些政治，多些經濟，永遠都是提振威信的主旋律，別被國民黨及其勢力給拖住。

記者鄒景雯／特稿 陳菊在任期倒數時刻，做了出書的抉擇，這本「花媽心內話」才面世，政治場域的競逐，終究還是最尖銳的稜角，在民進黨內劃得不少人大聲喊疼。其實，這本書的最後一頁，給人的「懸念」更大，也就是花媽未來的動向問題。 花媽的交棒意向，毫無曖昧的餘地，黨內外都知道，當然也標註在這本「花媽心內話」章節之中，更是不令人意外。 （記者張忠義攝） 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刻講「心內話」？其實也不難理解。從民進黨初選的時程上來看，四個執政不連任的縣市，預定最遲在三月上旬就要完成作業，一旦初選完成，以高雄「頭過身就過」的當地政情，屆時局面無疑將轉到準提名人身上，現任市長等同進入看守狀態，因此在此歲末交替的時刻，首發起身炮，應該是經過理性評估後的結果。 花媽的交棒意向，毫無曖昧的餘地，黨內外都知道，當然也標註在這本書章節之中，更是不令人意外。大家比較好奇的是，花媽自己又如何？即將幹完十二年、時間最久的高雄市長，還有這般的詢問度，當事人其實不必感嘆政治冷暖，應該思忖這股熱情或需要的背後，所代表的任務意義以及個人責任才對。 民進黨及其支持者一直有著不小的音量，希望陳菊能揮軍北上，花媽在「心內話」中，淺淺帶到「他們的主觀期待和我不一定相同」，「如果年輕十歲，我想我都願意承擔」，看似做了回應；但是，被問及是否把高雄做為政治生涯的最後一站？她的「現在不給答案」，又給認真看待陳菊可以身影更漂亮的人，留下了一扇小窗。 如果不看這本書的風波，獲知陳菊最近曾經私下拜訪某位國民黨故舊，希望藍營中的溫和派可以協助蔡總統與賴院長順暢施政，應當會感受到花媽的無私與大公，可惜前者外顯，後者內隱，這個時刻，陳菊市長需要從城市的格局掙脫而出，改而從今後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目標上，重新思索老牌政治工作者此時最該樹立的新典範是什麼？這個擔子非常沉重。 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其實，國民黨根本不是氣候，真正影響政局的要素，是民進黨能否超越民進黨自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他們的主觀期待」這個「他們」，如果是民意，則己意又算什麼。 民進黨在北部艱困選區的提名，明年一定拖到最後敲板，各政黨精銳競出，才符合選民利益。對於花媽來說，「高雄模式」如果能夠到北部實驗，誰說不是再創價值？任何政治人物，都應該把路愈走愈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