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不會去找自己的最適角色，他們就會變成社會的負擔甚至是亂源之一。 以前每次聯考，總是有一兩個阿公級的老人家考上醫學院，媒體都毫無例外的大力吹捧，我則完全不以為然。因為醫學科系乃是替年青人的第一個人生做準備的，老人退而不休，他們準備要過的乃是第二個人生。第二個人生不能排擠掉年青人第一個人生的機會！ 而這種現象在政治上亦然。英語裡有個名詞Gerontocracy，它的字裡意義是「老人政治」，而在台灣則是「老人政治」的變體，是一種「愈老愈想再上台」的政治。 國民黨以前是「老人政治」，他們年青時就當官，從中國當到台灣，七老八十還不下台。從民國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就是典型的「老人政治」時代。 到了今天，那個「老人政治」的時代早已結束，但從這次選舉，人們卻可看出，那種「老人政治」已成了文化，不但藍營內有老人搶著要在上台，綠營亦然。那些老人都已是退休級的人物，他們都該去安排第二個人生，但卻有人硬要去搶著再出頭上台，更糟的是，媒體和一些特定的抬轎人物，也在那裡起鬨。這種老人搶著想上台的景況，在外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但在台灣卻成了常態，這不能說不是台灣的怪現狀！ 西方民主國家，政黨制度已經成熟，社會上的政治標準也已確定。當大選到了，無論甚麼人想要出來競逐大位，都有一定的規則和路徑。競逐大位畢竟不是上街賣菜，資格的取得有其條件。 但台灣社會卻不然。台灣社會對政治權威的形成缺乏了準則，一個政治人物一旦有名，就可靠出名吃上一輩子，而媒體及各種抬轎人，也總是在這些名人身邊打轉。2016大選，正主兒的新聞反而沒有各家老人多，尤其是國民黨這邊，吵吵鬧鬧到了今日，Ａ咖人物還沒有動靜，Ｂ咖及老人卻是新聞不斷。老人急著想要再上台，老人拼命在搶位子，無聊的放話，無意義的作秀，已成了台灣選舉最大的風景。媒體的起鬨是始作俑者。 政治上，最重要的是「有意義」（Signification）和「無意義」一定要有清楚的分野，已經退休的老人，他們最好的角色，乃是公益和教育，替社會長遠的發展作出根本的貢獻，而不是倚老賣老的在那裡這個也干預，那個也干預，到處攪和。每一代的人有自己那一代的人去做那一代的事，老人的時代既然已經過了，就讓它過去，犯不著老人們去指指點點，去下指導棋。老人最大的麻煩，乃是他們不懂捨，更要命的乃是愈老愈想上台，愈老愈想搶位子。老人不會去找自己的最適角色，他們就會變成社會的負擔甚至是亂源之一。

反王、壓朱，馬金體制將黑手伸入大選提民；王朱兩人都在「團結」上作文章，其實都是在公開打馬。資料照片 許多人應該都聽過，近年來國民黨中高層流行的一個新耳語。 那個耳語說，一九一一年國民黨革命消滅了滿族政權，到了現在，則是滿族愛新覺羅的後代金溥聰，藉著掌控了國民黨的馬英九，在台灣胡搞八搞，最後使得國民黨在台灣被消滅。愛新覺羅氏，終於報了當年被消滅的大仇。而由情勢的發展，二0一六大選，就是愛新覺羅氏報仇的日子到了。 近年來，國民黨在馬金江體制下日益不堪。馬金江體制在整肅王金平到「太陽花學運」這段期間，是它的全盛期。它敢於肆無忌憚的發動整肅鬥爭，又敢於在立法院展開違法的多數暴力。在那個階段，馬金二人自信滿滿，他們並且有了接班計畫，他們相信由於大權在握，馬之後即可安排江宜樺接班，馬金江體制又可宰制八年。但他們失算的是，太陽花學運整個的瓦解了馬的正當性，不僅江宜樺下臺，退出了政治。更造成了國民黨的選舉潰敗，馬自己也丟了黨主席職位。 但馬並不死心，由於他仍保有總統職位，還有最大的實質影響力，所以這次國民黨的大選提名，馬金兩人的手仍然四處亂伸。由國民黨領表迄今，馬金動作頻頻： （一）他們的最高原則，就是要「堵王」，堵住王金平的出線，這包括他們暗中支持B咖人物，來稀釋王金平的聲勢，他們一直利用親馬媒體放話，聲稱王若出線，國民黨必然會分裂，藉此威嚇藍色群眾；深藍的黃復興黨部，更講了白話，他們誰可以接受，但就是不接受王金平，他們不斷變換招式，有時候用朱立倫打王，有時候則用吳敦義打王。馬的內心有個最大的恐懼，就是國民黨絕對不能落到本土派手中。堵住王金平的重要性甚至大過二0一六的失敗。如果王金平出線，他們那些外省掛就會完全失去權力，如果他們仍握有國民黨權力，他們的自己人雖然敗選，但他們仍有舞台。 （二）馬金兩人恨王，他們曾誣賴王是「黑金」，是「藍皮綠骨」，是「台獨」，他們不但全力「堵王」，也企圖扮演太上皇角色，壓制朱立倫。朱在訪中前夕，馬就下指導棋，限定朱在表述「九二共識」時的範圍。由於馬金已全盤控制了藍色媒體，他們也對朱立倫的黨主席角色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反王」、「壓朱」已成了馬金大選提名的基本態度。最近王金平發表不登記領表談話，朱立倫也在五月十六日發表聲明。王朱兩人都在「團結」上作文章，其實都是在公開打馬。王朱兩人的反馬態度已趨明朗。他們兩人已意在絃外的指控，馬金的動作頻頻，已使國民黨的團結出了危機，易言之，就是馬金兩人的倒行逆旋，國民黨的分裂已開始胎動。 根據最新的發展，馬金的黑手伸進初選的提名和徵召不會放鬆，但他們寸寸進逼的堵王打王，卻顯然已逼反了國民黨的本土派。國民黨的本土派沒有自立山頭，和馬金對幹的實力和氣魄，但卻極有可能在二0一六年大選時全面倒戈。這也就是說，馬金的黑手若不縮回去，它一定會逼反國民黨的本土派。當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逼反了主流的黨國青年，使得它在中國大陸遭到被消滅的命運；而今台灣的本土人民也被逼反，國民黨在台灣可能也被消滅。金溥聰這個愛新覺羅氏，透過馬英九而進入了國民黨核心，得以胡作非為，使國民黨在台灣也眾叛親離而告失敗。愛新覺羅氏，終於報了當年被國民黨消滅的大仇！

兩外國好東西 台灣就抄錯了 橘和枳是相似但卻不同的植物，橘可食，枳則苦澀，只能入藥。古人因為誤認，遂將兩者混為一談，但卻因而誤打誤撞，碰對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橘踰淮而成枳」，意思是說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土，物種和制度不能隨便抄襲，抄襲不當，好東西也會變成壞東西！近年來，台灣就抄錯了兩個外國的好東西，一個是ＢＯＴ，另一個則是文創。 廣告   對近代西方思想變化有理解的都當知道，從一九五○年代起，西方的放任學派即開始集合、鼓吹一種新的保守思想。他們認為政府有為惡的可能性，政府辦事必然較差，浪費且無效率，所以政府要小，政府的角色應盡量過渡給民間的公司和法人。這種保守哲學，在一九七○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初，終於成熟，在英國柴契爾及美國雷根手中成為主流，於是政府開放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遂成為潮流，ＢＯＴ這種模式因而出現，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就是ＢＯＴ的範例。 西方ＢＯＴ案 繫於公開透明 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可以運作，繫於西方有幾個重要條件。它們的民主已到了公開透明的程度，從ＢＯＴ的設定，廠商的選擇，都沒有重大紕漏，民主監督也較完善。其次則是它們的廠商，也比較重視產業倫理和紀律，不太會官商勾串。另外則是ＢＯＴ乃是嚴肅的契約行為，權利義務都詳細規定，沒有玩法弄權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運作良好，官商民彼此有互信及公信，不至於淪為政治鬥爭的場域，永遠吵鬧不休。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出現後，台灣的產官學也大力鼓吹，於是很快就進入台灣的ＢＯＴ年代。 除了ＢＯＴ這種模式外，人們也應知道，近代從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初，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眾消費開始更上層樓，走向全球化。由於信息更加流動，競爭也更加激烈，所以「創新經濟」、「知識經濟」、「創意產業」這些名詞也成了時尚，由於新型態的消費強調「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文化創意經濟」遂開始流行，這種文化創意產業，最先以美英等文化大國為主，但到了後來，北歐四小國及南韓也崛起。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極廣，南韓的成衣設計製造、影視娛樂產業，北歐的軟體產業、飲食產業，甚至日本的動漫產業都在其中。 頂著文創之名 掛羊頭賣狗肉 在文化創意產業已成了新時尚的時代，這個名詞在台灣當然也朗朗上口起來，但很遺憾的是，台灣並沒有因此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及具體的做法，於是文化創意產業就糊里糊塗成了一個大雜燴，頂著文創之名，旅館、商圈、賣場，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文創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產業。於是ＢＯＴ加文創，遂成了台灣最大的惡夢。它暴露出台灣其實並沒有創造性的階級，但卻有個龐大的抄襲階級。最近台灣鬧烘烘的ＢＯＴ及文創鬧劇，就是場荒唐劇！ＢＯＴ和文創是兩個照妖鏡，台灣政府及財團的妖術盡現無遺。 閉門搞大巨蛋 官商民反三輸 台灣的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雖然長期壟斷政治，但距離現代治理的透明及民主監督仍極為遙遠。它仍喜歡基於統治的方便，一切都在黑箱裡喬事情。以前政府獨力辦理公共及公用工程，雖然會有效率問題，但政府主辦，冤有頭債有主，至少它還有責任的壓力，可能會被究責，但有了ＢＯＴ之後，官商相混，政府本來就不是有很多的責任意識，也被大幅稀釋。從ＢＯＴ目標之設定，廠商的資格限制、審議和簽約，以及契約的修改，每個環節都「有懈可擊」。在台北市鬧區搞個大巨蛋，它從最初就可能犯了錯；而且這個基地上興建量體如此巨大的體育館場，這可能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大營造商所能負得起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台北大巨蛋如果在立案之初就找國際公司評估，而後尋找運動館場的國際專業建商，它們對動線、安全、規劃一定會有比較妥當的安排，而不像台北，自己閉門造車、黑箱議約，暗處喬事，最後喬出個千瘡百孔的大壞蛋。台北的這幾個ＢＯＴ，目標設定錯亂，最後是政府反而賠了大錢，後患也無窮，本來是想官商民三贏的，最後反而可能是三者全輸。一個國家在引進別國的制度及做法時，一定要警覺到各國的風土不同，在別國有效的制度，但到了自己國家就會完全走樣。台灣的官僚專制早已成了政治的基因，一切事情都拒絕公開被監督。馬郝兩人就是喬事情已成習慣的人。台北市的ＢＯＴ留下個爛攤子，政府的公權力只對廠商有利，他們「合法但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特性，就是官僚習性。 至於文創產業，同樣也是本糊塗帳。台灣的產官學很擅長於對外國流行名詞的抄襲，但對正確的做法卻無興趣，於是到了最後，「文創」之名遂被精明的商人所佔用，「文創」和「文創園區」就是商場、旅館，以及各種商辦。中國有個術語，所謂的「文創」，就是「文化搭台，商人唱戲」，它乃是以文化為名的商業，台灣的文創，就是這種「假文創」。「假文創」加上ＢＯＴ，兩個問題相加，最重要的契約行為才亂成一團，甚至柯文哲自己也會做出違反契約行為的事。 所以台北市的ＢＯＴ和文創鬧成一片，它提醒了我們，對外國的口號不要隨便抄襲，ＢＯＴ和文創乃是兩面照妖鏡，台灣政治和商人習性的不良，全都現了原形！ （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朱習會」是個朱立倫輸的會，成了大輸家，裡外皆輸，輸到脫褲。這次「朱習會」上，習近平的談話不是說給朱立倫聽的，而是說給蔡英文聽的，這次「朱習會」名為「朱習會」，實質上卻是蔡英文不在場的「蔡習會」！（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朱習會」已經結束，由於朱立倫根本不懂兩岸問題。他在隨員的選擇、議題的設定或提問，或自己的表述等各方面，都完全失敗。他和習近平是見了面，但見面等於沒見面，習近平的講話也非常冷淡，「朱習會」一點火花也沒有，朱立倫失去了這次見面的機會。 根 據常理，領導人級的會面，如果不是透過安排，做出重大宣示，就是要透過表述，碰撞出重要的火花。但「朱習會」這兩點卻一點也沒有。朱自己不是一個對兩岸問 題有想法的人，所以他的陪同人員都只是中低階的人員，他把「朱習會」這種高階的會議自動降級成了事務性會議；由於他自己沒有想法，所以只在國際空間如亞投 行上做出非常制式的懇求，習近平連回應都覺得乏味，只是講幾句漂亮的空話在應付而已。習見朱，可能他也覺得很悶。整個「朱習會」，看起來習倒是個大贏家， 他贏到了「兩岸同屬一中」這一點。朱反倒成了大輸家，他裡外皆輸，輸到脫褲。 我認為「朱習會」是個朱立倫會輸的會，他輸了四大要點： (一) 在上海的台商代表座談會上，那個董姓女台商大放厥詞，儼然是大陸的統戰官員在講話，她簡直是丟台灣的臉丟到了大陸。對她的發言，朱立倫應該做的，乃是當場 就作出回應，加以糾正和澄清。但朱卻沒有任何反應，沒有反應就等於是默認。朱對董姓女台商的發言沒有制止，顯示了朱的無膽識和無立場，是他的第一輸！ (二) 朱立倫在行前，曾說過他要「超越九二共識」，於是馬英九大為惱火緊張，遂在四月二十九日發表了「重申九二共識」的談話，這是馬在替朱劃紅線，替朱穿小鞋； 除了馬的動作外，北京顯然也以「一中」替朱劃底線。在左右夾殺下，朱遂作出「兩岸同屬一中」的敘述。這是國民黨的澈底轉向，等於宣示了它的投降。美聯社報 導說這是「終極統一論」，並沒有錯誤，這是朱立倫的第二輸！ (三) 在朱出發前，國民黨有人放話，宣稱「朱習會」上如果習近平對朱釋出利多，替朱加分，則在「朱習會」後朱即可能宣布參選。因為朱可能有這樣的企圖，所以他這 次訪問大陸，遂事事不敢違背現在的軌道，希望習能對他加分。他的隨行人員都層次極低，非常的事務性，但這樣的乖乖牌，反而被北京看低，一點利多也沒有釋 出，朱立倫是「偷雞不著反而蝕了米」。「朱習會」後台灣罵成一團，朱不但沒有加分，反而被扣了很多分。因此我已斷言，朱參選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這是朱立 倫的第三輸。 (四) 朱立倫由於三輸，他在返台後遂意圖扳回一城。國民黨強勢的要求美聯社更正新聞稿，朱也硬拗說他所謂的「同屬一中」是「同屬中華民國」，他也強硬的攻擊蔡英文的「維持現狀」的主張。朱立倫返台後的硬拗，不但沒有扳回一城，反而更加扣分，這是朱的第四輸！ 因此，我認為這次「朱習會」已大輸特輸。我反而認為這次「朱習會」上，習近平的談話不是說給朱立倫聽的，而是說給蔡英文聽的，因此我認為這次「朱習會」名為「朱習會」，實質上卻是蔡英文不在場的「蔡習會」！ 對 北京情勢有所知的，都知道，北京對台灣現狀非常熟悉，北京很清楚，台灣在2016年可能政權變天，所以北京的對台策略已向民進黨轉移，而對國民黨則看衰。 中共是在國共戰爭中長大的，它對國民黨已完全能掌握，但對民進黨則極陌生，抓不準。因此如何摸透民進黨就成了近期最大的問題。習近平透過這次「朱習會」， 就是要向蔡英文放話。因此我看了習近平的談話，就直接的感覺到，他的那些話，好像不是說給朱立倫聽的，而是說給並不在場的蔡英文聽的。中國已經在為台灣變 天在作準備，在2016選舉前，中國對台一切都會拖延。朱立倫對國際空間和亞投行要求了很多，習只是虛應故事而已。北京是在等著看民進黨政府的態度！

台商董淑真說：「中國已有卅五萬對兩岸聯姻，加上家人就有一百多萬人，回去台灣投票，國民黨還不會贏嗎？」   2009年，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卡斯特勒（Scott L.Kastner）在史丹福大學出版部出了一本著作《台海兩岸的政治衝突和經濟互相依存及以後》。他在該書結論中即鐵口直斷，將來中國為了統一，必然要在台灣扶植「政治盟友」〈political allies〉，而在中國的台灣商人就是這種「政治盟友」最重要的候選人。北京繼續強化對台軍事的威嚇，另方面則強化對台商的結盟，這乃是統一台灣最主要的雙軌。 卡斯特勒是個外國人，但人家早在六、七年前，就已清楚地看到台商的統一功能，這實在是先見之明。近年來，每逢選舉，許多大台商就亮出他們的底牌，力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台灣的國民黨，以及在中國的台商，已成了龐大的促統聯合陣線。這個聯合戰線面對2016台灣大選，現在已經動了起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這次前往中國訪問，五月三日他在上海與台商代表座談。在座談時，英國董氏全球金融公司董事長董淑貞大放厥詞，她表示： －「現在要考慮國共合作，若考慮台灣其他人聲音，會走不出去。」 －「中國已有卅五萬對兩岸聯姻，加上家人就有一百多萬人，回去台灣投票，國民黨還不會贏嗎？」 這位董大媽，可能財大氣粗，講起話來，就格外沒有遮攔，但也正因此她的發言遂原形畢露。在中國的大台商，她的利益已全被中國綁住，因此她只是名義上的台灣人，她實質早已是中國人。所以她才會那麼大膽的說，「台灣其他人的聲音」不必去理會。她已成了台商統派的急先鋒！ 近代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有錢人的財富可以在全球搬來搬去，也就是現在已是「有錢人無祖國」的時代。但雖然各國都出現「有錢，無祖國」這種現象，但各國面對這個問題，其嚴重的程度都不同。美國雖然也有錢人偷跑避稅，但美國的管治仍然有效，有錢人無祖國的現象尚不致很嚴重。但在台灣則完全不同。台灣的商人真的是台商無祖國，台灣政治有很強的撕裂性，台商即是代表。台商們受到台灣內政的影響，受到兩岸政治的左右，當台商變成統派，他們統的程度就比政治上的統派更為極端。台商眼中無台灣，他們其實又成了中國的另一種國民！ 董氏全球金融公司的董淑貞會說出那樣的話，一點也不讓人奇怪。他們是台商無祖國的典型。台灣會養出這樣的商人，是台灣最大的失敗。 政治的第一原則是國家的認同和人民的認同，而台灣的最大麻煩乃是認同錯亂，而始作俑者即是國民黨，它雖號稱為藍，實則為權，他在不藍不紅中搖來擺去，台商當然只剩紅為唯一選項，最後台商成了統一的政治盟友，並成為統一這個聯合陣線的先鋒。對台商，我們已需特別警惕！

若要檢討台灣的軍風紀，一定要從上面上發條以及栓螺絲的人檢討起。（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台灣習慣於以機器來比喻政府。如果政府有警覺，管理得很好，不出紕漏，那就是「上好了發條」、「螺絲栓得緊」；如果管理不好，捅出了漏子，那就是「沒上發條」或「螺絲鬆了」。如果漏子捅得大，就是「螺絲掉了」，設若政府的管理和紀律癱瘓，老出紕漏，那就是「螺絲掉滿地」，而今天的馬政府就是個「螺絲掉滿地」的政府。 人們常說，一個良好的政府，就應是個紀律嚴明、責任心很強的政府。但紀律和責任心只是概念上的空話。如果要用可以落實的說法來講，那就是政府應有管控體系，要有「內控」和「外控」。管控體系之目的，就是政府做事有人盯著看，有人在注意螺絲有沒有栓緊。世上不可能有自動的紀律政府，紀律是被盯出來的。如果一個政府的最上層就緊盯著下面，如此一環盯一環，紀律自然就會形成，誰也不敢馬虎。 但台灣今天的政府，卻是個從上面開始爛起的政府。馬英九只會講空話，不會做實事，所以當官的不可能層層節制，而是一層一層鬆。最近這幾年食安風暴鬧個不停，貪瀆案沒完沒了，各種累積性的弊端層出不窮，就是文官體系失去了發條和螺絲掉滿地的證明。 而武官體系的狀況當然只會更壞，不可能更好。文官體系的螺絲掉了，至少人們還容易看得見，但武官體系長期就比較封閉，它會用軍事機密及國防安全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來遮避問題。於是武官體系縱使螺絲全部掉光，人們也未必看得見。這次「阿帕契富豪觀光旅遊團」的軍紀大醜聞，就是起螺絲掉光光的案例。部隊的門禁、登錄檔案、士官兵的操守行為、內部的管控，軍品的安全可說已徹底廢弛。當事情已引爆，部隊的各級長官，還在那裡官官相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台灣的軍風紀已從上面爛起，爛到了根部。 因此，若要檢討台灣的軍風紀，一定要從上面上發條以及栓螺絲的人檢討起。正是他們該管事而不愛事，所以由上而下，一層層的推諉卸責，最後是大家都在亂搞，沒有人去做可能顧人願的管控事宜。近年來，台灣部隊從訓練、日常的軍紀，以及士官兵的行為操守、士兵的懲罰管教、甚至到士官兵的國家認同，每個環節都爛成一團，阿帕契案非常嚴重，但還不是真正的谷底。將來有一天，如果部隊作亂，我也不會覺得奇怪。一個螺絲掉光光的政府，它已阻擋不了任何可能的壞事！ 因此我還是那句老話，台灣政府這個大機器，已沒有了發條，文官和武官體系螺絲都掉滿地。如果要追根究底，領導人必須負起全部責任，要檢討也要由他開始，他不能用「我不知道」繼續搪塞！

馬英九的「撇清」案鬧得非常火紅。 清朝末年，有個作家李寶嘉寫了一部《官場現形記》，把官場上的那一套陋規，寫得活靈活現。官場上，錢是要撈，但責是能閃就閃。，大家都存了一個心，搞好搞壞，都和自己無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有事情能推就推。懂得這個訣竅，就可好官我自為之，不會惹禍上身。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滑頭型的大官親信，他告訴我許多官場的潛規則。那就是當大官就是要懂得撇清自保。當大官批公文，最好不要表示自己的意見，頂多寫個「閱」字，我是看過了，但沒有批「如擬」或「准」之類的字眼，目的就是將來可以卸責；當大官的，最好不要隨便蓋章，有事就找個理由，要下面的老二老三「決行」，萬一出了漏子，即可撇得乾乾淨淨。 最近，馬英九的「撇清」案鬧得非常火紅。大巨蛋和美河市案，都是他市長任內決定的大案，都涉及幾百億利益，而他居然說，都是授權副市長與秘書長分層負責；等到被議員踢爆他都有蓋章，他又辯說「那是簽名章，不是簽名」。馬英九撇責任的技法，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是個甚麼都不知道的市長和總統，我們要問，他到底知道甚麼？ 任何當過公務員或懂得責任政治的，都了解，一個首長對他所管轄的事務，就概括性的負有全部的責任。因為責任是完全的，所以當個首長就應該努力奉公，不容以分層負責為藉口推卸責任。但馬英九卻是個很不一樣的人，他在市長及總統任內，跑攤趕場作秀乃是重點，他毫無興趣坐在辦公桌前，好好思考各種問題，因此決策粗糙乃是他當官的特色。他是個甚麼都不知道的市長，他是個甚麼都不知道的總統：他不知道美河市案及大巨蛋，其實也不知道服貿貨貿，更不知道M503，馬的名字就叫「我不知道」！ 一個首長，在他的弊案出現後，用「分層負責」將責任推給下層，等到被發現他有蓋章後，他又說那種簽名章不算，台灣公務體系的基本倫理規則，都全被他摧毀了。難道當大官的就可以推掉所有的責任？馬的這些表現，已是廿一世紀的「官場現形記」！ 俗語有「賴皮」之說，任何人只要敢撕破臉，甚麼都賴，就真的會「一皮天下無難事」，馬的耍賴已到了徹底不要臉的程度，他真是敢阿！對於一個領導人，他敢說「我不知道」，又敢說「簽名章，不是簽名」，不管他惹出了多大的事端，不但沒有一句「對不起」，反而可以厚著臉皮撇得乾乾淨淨。台灣的官場經過馬的洗禮，可說已經毀了！對於這種大官，人們除了對他們以法律究辦，其實是無法可治的！

台灣的政府對馬雲、雷軍等人的統戰，只是官腔官調的作著應付式的同意。最近半年多來，北京對台當局，將「三中一青」這個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三中一青」的原意，乃是北京要對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台灣的「青年」，加強工作。將話講明白，就是北京要依靠著它的市場力和經濟力，全力的發動起來，收買人心，這是中國以市場力促統的最高策略。最近中國的超級富商雷軍和馬雲宣稱要投下巨資贊助台灣青年創業，就是「三中一青」政策的體現。每個國家對於自己國家的各種人群，都應有自己的經營策略，這是國家的主權事務，絕對不可讓渡。因此，中國的政府發動它的超級富商，來台搞「三中一青」，其實是對台灣主權嚴重的侵犯，也是對台灣政府公然的蔑視。台灣的政府如果還有一點自尊心，一定要對北京的這種行徑，加以制止。但自從北京政府大搞特搞「三中一青」以來，我們政府可有任何表示？一點也沒有，台灣的政府儼然已成了北京政府的分部！北京對台要採取什麼政策，那是它的主權，例如它要向台灣中南部民眾釋出善意，擴大對中南部農渙產品的採購，別人當然無話可說。但北京動員它的富商來台灣搞青年創業，則是台灣的主權，不容別人侵犯。因此，最近台灣產官學方面對待馬雲的卑躬屈膝，就使人難以忍受，台灣對主體的自尊，居然已澈底淪落！台灣的產官學，居然在幫著馬雲造勢，敲著邊鼓。這些產官學及媒體，居然完全不知道，馬雲等人其實只是北京的統戰棋子，他的幫助台灣青年創業，只是要擴大一中經濟的統戰力量，這未必有利於台灣的發展。台灣的政府對馬雲、雷軍等人的統戰，只是官腔官調的作著應付式的同意。政府完全不知道「三中一青」乃是台灣主體價值的支持者，也是台灣主體性的最後防線，當北京已針對「三中一青」工作時，台灣尤其需要有自己的「三中一青」政策，而台灣自己的「三中一青」政策是什麼？因此，我就想到一九七0年代了，一九七0年代，乃是台灣的改變年代，由於農村凋蔽，青年的人心不滿，當時的政府清楚知道，對青年不能忽視，因此當時成立了「青輔會」、「青工會」，推動了青年創業園區，許多後來發跡的企業家都因此而出人頭地，帶動了後來的台灣產業進步。一九七0年代政府都還懂青年工作的重要，而今天的政府竟全然無知，甚至把這種工作讓渡給中國的富商去辦。當台灣自己的政府都不重視自己的「三中一青」，台灣還會有什麼前途？近年來的台灣政府日益無能，已給了北京鯨吞蠶食台灣的機會。貧者北京對台大搞特搞「三中一青」政策，而台灣政府還在無所作為的混著日子，更讓人覺得悲哀！

 馬雲如果到南韓宣布要成立青年創業基金，一定會被南韓立刻趕走，為什麼在台灣反而會大受歡迎？台灣產官學跟著起鬨，顯示出台灣在主權意識上，已得了嚴重的親中症。 （中央社資料照）一個主權國家，必定需要以核心利益作為中心，形成經濟政策、產業發展策略、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以及鼓勵青年創業的策略等。這都是不能讓渡的主權事務。近年來，東亞地區由於中國的崛起，對其他東亞國家而言，如何堅持自己的利益，形成自主的政策，遂成了嚴重的考驗。而南韓無疑是最成功的榜樣。南韓有北韓的敵對，又夾在中日俄美的交鋒地帶，生存環境相當兇險，但惡劣的環境，反而逼出了南韓的潛力。它不能靠中國，也不能靠日本和美國，它只能靠自己，因為靠自己，終於有了今天旺盛的經濟能力。在東亞可以和南韓對比的，乃是台灣。中國的經濟崛起，它的人口規模快速成了最大最新的市場，中國就靠著它的市場力，磁吸著台灣的經濟，而台灣的產官學也毫無反省和警覺的一廂情願往中國靠，台灣已把台商的賺錢術，當成了台灣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台灣已成了中國經濟圈的依賴國家。台商獲利，台灣人民受害。單單去年12月份，台灣的海外生產比已達57.5％。一個經濟體當依賴的程度不斷提高，最後是思想上也日益依賴，政府的主權意識也被稀釋。最近中國富商馬雲大動作到台灣宣布要成立百億創業基金，台灣媒體絲毫也沒有自覺的附和起鬨，甚至台大也幫著去造勢，在我的是非判斷裡，這就是一種對中國的依賴性，甚至於是奴性。馬雲的作為，其實是中國對台政策，統戰台灣青年的一環。其實，任何主權國家，鼓勵青年創業，都應是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最近一期的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為經濟創新特刊。其中就有一篇論文是由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利坦（Robert E. Litan）所寫。利坦指出，青年創業乃是國家經濟創新的重要指標。既得利益的公司只貪圖利潤的擴大，它們創新的動力不足，只有青年的「新創公司」（start-ups）最有創新潛力，尤其是雇用員工連續三年成長20％以上的創新公司最為重要。他在論文中指出，為了鼓勵青年創業，提供創新動力，美國政府必須放寬移民規定，在策略上使新公司更能接近資本市場，以及政府放鬆調控手段等。鼓勵青年創業乃是政府的要職。但近年來，台灣政府對青年創業所做的極少，今天反而是中國的超級富商馬雲馬雲撈過界的到台灣來搞政府應做的青年創業，馬雲的作為，可議的乃是：（一）青年創業乃是台灣政府的主權執掌，而今陸商侵犯台灣政府的職權，這也是嚴重的侵犯主權。台灣的產官學卻幫著馬雲造勢，這不是奴性，什麼才是奴性？（二）馬雲的號稱幫助台灣青年創業，只是要幫他的電商交易平台在台灣佈建細胞供應商，這是阿里巴巴的利益，卻未必是台灣的長期利益。他的計畫若成功，那就是未來的台商勢力更大，這符合中國的利益。台灣依賴中國的程度更會深化。（三）台灣目前最需要的是經濟轉變，提高競爭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需要台灣的產官學改變思維方式，馬雲的作為違背了這個基本的原則。馬雲如果到南韓宣布要成立青年創業基金，一定會被南韓立刻趕走，為什麼在台灣反而會大受歡迎？因此台灣產官學跟著起鬨，顯示出台灣在主權意識上，已得了嚴重的親中症！

 小朝廷官場的習性，沒有人敢於忤逆最大的官，當真話不敢講也不能講，所以大家只能講空話。（中央社資料照）古代有「小朝廷」之說，舉凡一個失敗、沒落、偏安的政權，但它仍官腔官調，像是個朝廷的模樣，人們遂稱它是個「小朝廷」。「小朝廷」之所以「小」，乃是它已沒了「大氣」、「大格局」、「大企圖」，只是官腔官調的因循度日。自從去年「1129」選舉慘敗以來，我就一直注意國民黨的反應。這個黨會如何面對自己的挫敗？它能不能化挫敗為新生？是否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發？是否能知恥知病，銳意革新？但從「1129」至今已快三個月，國民黨甚麼也沒發生。它像是個沒事人，一樣的過著老日子。人家民進黨，在選舉之後，已氣勢倍長，企圖萬丈，要把2015年定義為革新造勢年，但國民黨卻仍在那裡懶懶散散，官腔官調，爾虞我詐的混成一團。一場春節團拜，就是個百分百「小朝廷」模樣。春節團拜，理論上乃是一個團體重要的象徵活動，只少應有一點新意，顯露出一點新的氣象，但國民黨的春節團拜則不然：──它仍是大官集合，馬、朱、王、吳、毛等人排排坐，除了新年恭禧，羊年好運道，以及團結這種套語外，完全沒有一點新的東西。──這些大官講話，仍不脫官場上那種「當面陪笑臉，背後下毒手」的官場習性。馬仍在那裡夸夸而言，「有是非，講道義」及清廉等核心理念，這是意在弦外的延續著鬥爭王金平的調性和戲碼。在大過年的時候，馬卻在那裡繼續堅持自己的鬥爭路線，並對新的黨主席下著指導棋。當馬仍在堅持自己的鬥爭路線，國民黨這個家當然和不起來，也不可能興。國民黨的團拜，最使人感觸的，乃是國民黨是個官僚黨。官愈大的人，縱使做錯了，別的人也悶不吭聲。當馬在那裡講鬥王的言論，團拜氣氛突然變得嚴肅尷尬起來，顯示有許多人對馬的作法不以為然。但有任何人站出來講話嗎？沒有，一個也沒有。別的人只會繞來繞去講一些諸如「團結」的漂亮空話。這就是小朝廷官場的習性，沒有人敢於忤逆最大的官，當真話不敢講也不能講，所以大家只能講空話。其實，目前的國民黨真正需要的，是有一個或多個「國民黨內的柯文哲」，他或他們必須沒有受到小朝廷文化的污染，是甚麼就說甚麼。目前國民黨執政無能，但又喜歡搞悪鬥，這乃是它喪盡民心的關鍵。在春節團拜這樣的場合，如果有「國民黨內的柯文哲」出來講話，直接指出國民黨的病灶，那麼他的話一定能打動人心，造成國民黨的改革風潮。問題是國民黨早已成了一個小朝廷的大染缸，大家都只會唯唯諾諾，真話不能講，假話空話滿街走。縱使選舉敗倒如此淒慘的程度，也還是無人出來嗆聲。小朝廷的春節團拜，大家拜得如此虛情假意，講盡團結的空話，做盡不團結的鬥爭，國民黨還有指望嗎？

 古代中國有酷吏傳統。司馬遷在《史記》第一百廿二卷〈酷吏列傳〉就對酷吏之害作了深入的討論。酷吏貌似忠藎 實為奸詐存心司馬遷指出，所謂酷吏乃是一種「詐忠」，他們貌似忠藎，實為奸詐存心。他們喜歡深文周納，喜歡整人整官，不作正事，於是會搞到「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酷吏成了一種官場的統治文化，整個統治階級就只會以酷虐為忠心，空談道德口號，最後是「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國事益 發不可為。我最近之忽然想到中國的酷吏傳統，乃是當今政府的酷虐習性，就在這兩天全都併發在國人眼前。─馬總統的親信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去年八月份，高姿態的以洩密為理由，狠鬥副主委張顯耀，但經過台北地檢署長達五個多月的偵查，認為王郁琦的指控都無實證，純屬子虛烏有，因而對張顯耀等人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但王郁琦對張顯耀的傷害業已造成，不可能回復。王郁琦對張顯耀的下毒手，和馬英九的惡鬥王金平完全如出一轍，它就是古代酷吏政治的典型。─再例如，副總統吳敦義隨扈的警察兒子駕車涉嫌撞死女大學生肇逃，桃園地檢署追查後發現，警察派出所涉及集體包庇、滅證，甚至沿路所有的鄰里監視器、民宅監視器、警車行車紀錄器的影像全都消失。酷吏辦別人，就會深文周納，炮製一切所謂的證據，辦自己人的案子，則會反其道而行，湮滅一切證據。這對被撞死的人民，是何等的殘酷；其權力的濫用，已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用古代標準 究辦太陽花學運─去年三月太陽花學運，本質上乃是一起青年學生的不服從運動，任何民主國家，對於這種公民不服從運動，都會從抗議權的立場來處理，不喜歡但卻忍受，就以一九六八年的歐洲學生革命和美國青年革命為例，除了亂丟炸彈的過激份子外，鮮少有人被依法懲辦。這顯示西方國家以權利意識為本，對人民的抗議權和非暴力革命權已能忍受，但台灣對太陽花學運卻仍以古代的標準究辦，時隔年餘，一舉起訴了一百多人。這也是古代酷吏政治的標準手法。古代酷吏以政治權貴和司法官員為主，特別是「廷尉」（即檢察首長）這個系統最為關鍵。他們最擅長以酷虐手段對付人民的不滿，並美其名為忠君愛國，難怪司馬遷要說這種酷吏是一種「詐忠」了。不斷興訟 圖以司法恫嚇寒蟬─最近馬政府無能濫權達於極致，因而整個政府對外界的批評與非議動輒提告興訟，他們一次敗訴還不夠，硬是要告上二審三審，他們如此的不斷興訟，其實就是企圖以司法騷擾達到恫嚇寒蟬的目標。任何現代政府都早已體會到，批評非議時政乃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縱使話講得刺耳但也容忍。古代中國首創「╳╳之治」的乃是西漢文帝，他即發布了〈除誹謗法詔〉，表示誹謗乃是人民的言論自由，有誹謗他才可以聽到人民的心聲，如果以誹謗罪辦人，就會阻斷了下情的上達，所以遠古遂有「止謗莫若修身」的自我勉勵。只是古代中國後來君權日盛，皇帝的權力意識已凌駕一切，才給了酷吏以「詐忠」為名欺壓人民的空間，以及用誹謗之罪整人的機會。馬政權乃是典型「酷吏政權」因此，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最基本的課題，那就是馬政府在二○○八年初次當選時，何等的意氣風發，到了今天，竟淪為人人喊打喊罵的局面，這究竟是甚麼原因？何以致之？我初步的答案，就是馬政權乃是一個典型的「酷吏政權」。當它以酷吏的心態治國，自然權力濫用，只會呼喊空洞的道德口號，但卻「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再也作不出一件對的事情來。這時候，我就想談一下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及他的「慣習」（Habitus）理論。權力濫用整人民、鬥官吏布赫迪厄乃是當代的法國的反政治社會學思想大家。他對人的主觀能動性，即所謂的「實踐」有綜合性的貢獻，對人的「社會化」有新的理論認知。以前的人認為「社會化」是人們學習人情世故及價值規範的過程，這是一種機械式的理論。但他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人的慣習，乃是個綜合的實踐結果，有結構的制約，但也受性向所左右，因此慣習乃是一種社會化的主觀性，可以是惡，也可以是善。柯文哲並不是社會化不足，而是他的社會化就是他現在這個樣子，成了打破常軌的改革者，他是個破壞性的創造者。而馬英九的性情就是個權力主義者，所以他在權力獨大後，就自然走向權力的極大化，任用私人親信，以詐忠要求部屬，於是官吏庸懦無能，內鬥不已，馬政府的權力濫用整人民、鬥官吏，上下相混，國事自然已非，古代的酷吏政治已在台灣發揚光大，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他的綜合心性使然。因此，我們可能已需要對馬政府去作新的定位，根據理論及歷史經驗，我們只能說它是個酷吏政權！（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這兩位駕駛所能做的事，乃是盡可能的把傷害降到最小。2015年02月10日00:01 復興空難，究竟墜機的真實為何，至今猶未可知。它可能是駕駛員關錯引擎，也可能是儀表板出了差錯，或者為至今尚不明瞭的原因。所以各國航空界都有不同的揣測，可見失事原因的鑑定的困難。因此，台灣的飛安會太早就宣佈是駕駛員關錯了引擎，把沒有故障的一號引擎關掉並斷油，乃是飛機失去動力的主因，因而飛機才失事，這實在是有點草率粗暴。難怪兩位駕駛員的家屬都要發出不平之鳴了。對事情的因果判斷，最忌諱的是把責任全部推給已不能為自己請訴的死者，因此活人碰到與死者有關的案件，在追究因果真相和責任時就應格外慎重。台灣的飛安會這次是太急躁、太不厚道了。在司法上有所謂「罪疑唯輕」之說，如果某人涉及嫌疑，司法就應找出對他最有利的證據。對空難的究責，我們就應該「責疑唯輕」，不能將責任粗暴的全都推給死者來概括承受。因此對於復興空難，我自始就有我的判斷，我相信正副駕駛廖建宗及劉自忠都是敬業的資深駕駛員，因此飛機失事必有不可抗力的複雜原因，有待活著的人去釐清，而他們倆位駕駛在飛機失控的絕望與恐懼中，能化恐懼為勇氣，拼命的冒險滑翔，避過建物，防止了更大的災難，拯救了台北，這乃是絕頂的英雄，他們的表現已超過了責任。法國文豪羅曼羅蘭曾經說過，「何謂英雄？英雄乃是盡可能去做他能做的事，別的人則不然。」根據羅曼羅蘭這句話的意思，我認為兩位駕駛的英雄行為是：（一）這兩位駕駛所能做的事，乃是盡可能的把傷害降到最小。所以他們駕著龐大的飛機，利用飛機的餘勢滑翔，意圖在基隆河迫降。而他們一路閃避塔台和高樓，這是英勇而高難度的動作，而他們做到了。如果這架飛機不幸撞倒了任何住宅大樓或公共建物，那個區域必然樓塌人亡，頓成一片火海。他們真的救了台北。（二）飛機最後沒有在基隆河迫降成功，而是栽進了河裡。栽進河床的力道和掉落地面無異，當然造成巨大的傷亡。估計在第一時間，正副駕駛即雙雙殉職。他們死得可謂相當壯烈。但仍有十五人得慶生還，也證明了駕駛的斷然處置乃是正確的決定。設若衝撞到地面任何建物，必無生還者。（三）任何人，生命中都有可能犯錯，甚至犯下不可原諒的大錯，但真正的英雄要看他們犯錯後，在生命最後關頭的表現，這兩位駕駛員拚盡一切努力，動用他們的決斷和智慧，駕著完全失控的飛機，閃避了可能造成的更大災難，企圖將飛機迫降河上，他們生命的最後幾分鐘，真是偉大無比，那需要多大的決心和毅力才可能完成那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在飛機衝撞到河床那一剎那，都還死命的抓緊操縱桿不放，所最近這幾天想著那個畫面，都感動無比。他們縱使犯錯，我已不忍追究。這兩位救了台北的英雄，唯一的遺憾，是他們只救了機上的十五名乘客，沒有救得更多。

 柯文哲以台灣的殖民經驗為中心來看殖民主義，因此他肯定了「殖民主義的現代性」，他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作了批評，這也表示了他對「內部殖民主義」的反感。（圖為柯P與馬英九在元旦升旗後冷淡互動。中央社資料照）殖民主義是個大歷史，但每個被殖民地區，卻有不同的經驗。因此在概念上，人們雖反對殖民主義，但在經驗上，人們卻會肯定某些殖民帝國。在近代亞洲，曾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香港及印度，大體上肯定殖民經驗的進步性，因此英國有些學者會說「英國是個好的殖民帝國」。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國等不同，它雖然實行殖民統治，但仍能把進步的元素帶進殖民地，這乃是「殖民的現代性」這種理論的源起。如果一個國家是以一種比殖民地更惡劣的方式治理，人們就會說它是一種「內在殖民主義」。在東亞的國家裡，各國都有不同的殖民經驗。韓國及中國被日本殖民的經驗最糟，這乃是韓國及中國特別反日的集體記憶根源。但台灣則不然。台灣在被割讓後，成為日本殖民地，但日本對台仍有所建樹，所以台灣的被殖民經驗遂不像韓國那麼慘烈。尤其是戰後國民黨對台的統治不佳，形同是一種「內在殖民主義」，這種「內在殖民主義」和日本的殖民主義對比，所以日本的殖民主義遂被淡化，這乃是台灣相對比較不反日的原因。因此，有關日本殖民主義的問題，乃是台灣重要的爭論之一：（一）國民黨乃是個外省黨，它對日本殖民主義的認知，主要是中國的殖民經驗。因而國民黨長期以來都在醜化日本，但國民黨的這種說法，卻和台灣的殖民經驗不吻合。這乃是國民黨的史觀和台灣人相差極遠的原因。國民黨的極端份子甚至認為台灣人有漢奸的習性。（二）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反抗殖民主義，都拒絕承認「殖民主義的現代性」，因此對自己的「內部殖民主義」也少了反省，因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民族主義政黨，對民主的改革都缺乏動力。今天的台灣和香港都視共產黨為「內部殖民主義」不是沒有原因的。最近柯文哲對「外交事務」雜誌記者大談殖民主義，引起了軒然大波，特別是藍色媒體藉機小題大作，認為他是再度失言。對此，我的評論是：（一）柯文哲不是個研究殖民主義的學者，他的發言當然不夠周全，但他說的也沒有全錯。他是以台灣的殖民經驗為中心來看殖民主義，因此他肯定了「殖民主義的現代性」，他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作了批評，這也表示了他對「內部殖民主義」的反感。他在用字遣詞上可能很刺耳，很不嚴謹，但若從台灣的集體記憶來看，卻也相當吻合，不太離譜。因此台灣民眾對他的話，當能接受。（二）他的談話，乃是以英國前殖民地的新加坡和香港的進步，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專制不民主。更重要的是在影射中國的不民主。它有反中的台灣意識，北京方面當然不能接受，但卻反映了台灣的多數民意。因此，藍色媒體在柯文哲的「殖民主義論」上大做文章，我認為是借題發揮，吹毛求疵。柯的話是很刺耳，很片面，但對照台灣的經驗，卻不能算離譜。

時代已變，吃人的方法也變了。那就是商人財閥綁架了官員，政商勾結，聯合起來吃國家吃人民。2015年02月03日00:03近代最有名的金句之一，乃是波蘭作家斯坦尼斯諾‧雷克（Stanislaw Lec,1909-1966）所說的「食人族用刀叉吃人肉，這算是進步嗎？」自從他寫出這句名言後，「用刀叉吃人肉」這個意象就不斷出現在電影畫面、漫畫影像，甚至各種文章中，成了廿世紀的經典意象，對近代敘述理論幫助極大。首先就「敘述理論」而言，中古時代以來，有教養的人們對話交談，就很注意「逗趣」（Raillery）和「機警的應答才能」（Repartee）這種品質，而「幽默」就是它的主要成份。「幽默」乃是一種奇特的語言組合方式，它把不相干的兩種意象改到一個句子裡，從而形成奇怪荒謬的對比，使人發出會心的微笑或者爆笑。例如食人族吃人肉是一回事，用刀叉則是另一回事，但這兩件事綁到了一起，就成了矛盾可笑的事。因此，幽默乃是藉著對比將矛盾呈現，使問題被誇張、被荒謬，變成可笑的敘述方式。到了後來，這種敘述方式被政治及社會改革者廣泛的運用。若一個政府或體制，做了假改革真反動，假開明真保守的事，它就是虛偽可笑的政府。如果政府所做的事涉及利益的交換，例如把公帑和人民納稅錢私相授受，圖利某個特定公司，財團或某個族群，那麼他們就是假借權勢在吃人民。而這種官僚吃人，古今不同：在古代的官僚吃人，是赤裸裸的吃。以前的中國名作家魯迅，寫過小說＜狂人日記＞，它就是說那是個人吃人的社會，有權有勢就大膽的吃人，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以前中國的著名詩人袁水柏於一九四六年寫過一手名詩＜咬的秩序＞，其中就說「皇帝咬大臣、大臣咬百姓/一品咬二品、二品咬三品/特任咬簡任、簡任咬荐任/老闆咬伙計、夥計咬練習生。大房東咬二房東/二房東咬王先生/王先生回家咬老婆/老婆把小孩打一頓。」那是個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百姓只好吃自己的吃人社會。但到了今天，由於時代已變，吃人的方法也變了。那就是商人財閥綁架了官員，政商勾結，聯合起來吃國家吃人民。這是一種新型態的吃人肉。不只在台灣如此，在全世界亦然。在台灣，大家都知道的，乃是當今的政府，在鼓勵私人企業參與公共建設的名目下，把許多涉及公共利益的工程以BOT的方式讓財團介入，而財團在得標後，即不斷的以各種理由變更合約內容，使它的利益極大化，責任極小化。由於政府官員不能堅持公共福祉，因而形同政府被財團綁架。現在的政商關係等於政商勾結合起來吃國家吃人民。由於吃的過程都有雙方簽署的文件和會議的決定，彷彿吃的很合法很正當，但這種炮製出來的合法，仍無法掩蓋它的非法，吃還是吃。而當代的世界也是個吃的世界。富人財團綁架了國家，以市場自由為名，迴避一切說法，於是富者愈富，貪者更貪。最近全球政經領導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雖然民富們在會中高唱「共享及關懷」，但他們話講得很漂亮，但他們都反對企業稅。他們吃起人肉毫不客氣，但卻故作平等博愛狀。這已比用刀叉吃人肉更進了一步，而是用堂皇的黃金刀叉吃人肉了。一九六二年，波蘭作家雷克首次說了「用刀叉吃人肉」這個比喻，他說這話至今已五十三年，吃人肉的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

柯P是個亞斯伯格人，這種人有個特點，就是有話就直說，不會忸忸怩怩。（中央社資料照片）以前我有一個老師，他的代謝化學一流，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但這個教授卻社會化極差，腦筋短路得厲害，他完全沒有人情世故，卻是別具一格，他隨時都會凸槌，跑出奇怪的談話。他誠實、用功、不虛偽，實話直說。他穿著馬虎，完全沒個樣子。他以前經常穿著實驗室的白袍子，推著裝了實驗藥品的板車，在校園行走，他乃是當年的台大奇景之一。他像個工友，很少人知道他其實是個名教授。他是我年輕時的學術偶像。到了後來，我才恍然省悟。他大概就是所謂的「亞斯伯格症」患者。這種人聰明、用功、注意力集中，在專業領域會表現傑出。這種人由於社會化較低，學不會說謊虛偽硬拗，因此總是實話直說，坦率得讓人讓受不了。因此我認為這種人乃是天生的改革者。而柯P就是個亞斯伯格症的人，他沒有官場上虛偽敷衍，東也怕、西也怕的那一套。他坦率真誠，總是直話實話，這也是他上任迄今，各界好評的主因。他已替台灣官腔官調的政治，創造了新的方向。但人們也知道，這種人由於社會化不足，對他經驗以外的事務完全如白癡，毫無人情世故，因而難免凸槌不斷。因為一個懷錶的問題，他說了很不得體失禮的話;。對於這起風波，我的感想是：（一）台灣的有些記者，喜歡沒話找話講，這是一種等著看笑話的心態。而柯團隊裏的高層，對此毫無警覺，沒有形成一種柯P政府每天處理事務的標準程序，所以每天柯P都過度曝光，凸槌的談話遂告不斷。一個市長白天都被記者包圍，這其實是極端不正常的現象，應予改正。（二）在這起風波後，柯P立即作出反應，我對他的反應給予高度正向評價。因為亞斯伯格症的人有種特質，就是不會談話硬拗，因此柯Ｐ說，大家罵他「無知」，這是「有影」，說他「傲慢」，則是「無影」。他承認自己社會化不足，不懂人情世故。在台灣政治史上，一個市長自承「無知」，柯P是開天闢地的第一人。一個敢承認自己無知的人，他的無知就會改善，因此我相信柯P，必定會愈來愈自知。（三）柯P是個亞斯伯格人，這種人有個特點，就是有話就直說，不會忸忸怩怩，甚麼都不說不做。台灣長期以來，官場已經高度社會化，大家都被馴化，馴化已成了台灣政治的習慣。台灣政治之病已經很久了，正是需要柯P這種缺少社會化的人出來打破。柯P就任一個月，已在默默中打破了許多政治陋規。因此柯P不必為了這次懷錶風波太介意。犯錯就承認，就去改正，但改革的誠實永不放棄，這才是改革者應有的態度！

 朱立倫在全部選舉人數349374裡，只得到196065票，為史上得票最低的黨主席。2015年01月20日00:01 媒體在解釋新聞現象時，都會做出選擇性的解釋。會講好聽的話，故意避重就輕。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媒體的解釋就是選擇性解釋的代表性例子。這次黨主席選擇和以前一樣，都是同額選舉，如果果民黨是個認同感極強的政黨，黨主席的得票一定不會太少。但這次朱立倫，在全部選舉人數349374裡，只得到196065票，為史上得票最低的黨主席，這次黨主席的投票率也只有56.34％，也是史上最低。由於這兩個數字都極難看，於是媒體遂只好在朱立倫的得票率99.81％上做文章。但如此的避重就輕選擇性解釋，又有什麼意義？對於這次黨主席選舉，我倒是有和媒體不同的解釋：(一)國民黨為了控制黨內秩序，它在台灣的發展就嚴格的控制黨員成份，整個黨員結構以深藍為主，過去它以眷村和老兵為主，台灣的地方人士比例相對較低，近年來由於眷村瓦解，老兵凋零，它的黨員人數自然快速減少，目前它的黨員數不足35萬，退伍軍人的黃復興黨部就佔了三分之ㄧ，這些深藍黨員都是服從度極高的黨員，上面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正因為國民黨的深藍特性，國民黨遂和台灣民意日益脫節。(二)「一一二九」國民黨敗選後，曾有媒體做過黨主席人選的民調，王金平為37.8％，朱立倫為24.3％，顯示出社會上比較傾向於王金平，但據瞭解，王金平也知道，他如果出來選黨主席，深藍群眾一定不支持，黃復興黨部也不會合作，這乃是王金平決定不選黨主席的關鍵。由於朱立倫顯然不是社會期待的黨主席，他的得票數和黨員投票率，當然會創下歷史最低的紀錄。最近十幾年，由於深藍的老世代急速凋零，國民黨的黨員數也快速下滑，連戰2001年選主席時，黨員還有92萬，2009年馬英九第一次選黨主席時已下滑到53萬，2013年他第二次選主席時只剩38萬，到了現在只剩34萬。深藍黨員的快速凋零，反映了國民黨對台灣的影響支配力也一代不如一代。由一個已沒有影響力的政黨所選出的新主席，當然會成為一個弱主席。一個政黨有的會勢力上昇，有的則會勢力下降。國民黨1949年到了台灣後，它有軍隊和官僚體系，乃是個典型的支配性政黨。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它的支配性愈來愈降，而它並沒有調整黨員結構，將台灣的新生地方力量納入，於是當它的老世代深藍群眾凋零，它對台灣的支配力遂告衰敗，老世代深藍群眾和官僚基本上多數都是外省掛，他們欠缺了台灣的主體認知，到了馬英就這一代，當然掌握不住台灣的核心價值和利益，於是遂快速失去台灣民心，造成國民黨的選舉大潰敗。因此，國民黨的選舉大敗，其實等於台灣人民已拋棄了老式的國敏黨。這也意謂著，如果朱立倫要重振國民黨，就必須痛下決心，從黨員結構，黨內民主，黨政官僚的國家認知與作風等，作出全面性的政變，或許還有可能找到國民黨的新生命力。如果國民黨不思創新，還只是企圖靠著深藍的群眾來穩住黨內的團結，則國民黨定然無望！

 王令麟的囂張特權，整個監獄必然都知道，而居然無人吭聲，想當然的是，他必然整個監獄全部都打點過了，由此可見監獄文化的腐敗。（網路資料，民報合成）當一個政府無能久了，最後一定荒唐。最近王令麟買通獄官，在獄中爽當皇帝，監獄已成了他的行館，就是起荒唐至極的案例。一個政府為了管理，而有設職封官之舉。一個政府可能有好有差，但大體上，每種事都有人在管，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但若一個政府無能久了，它就會自動癱瘓。意謂著許多事根本就沒有人在管，於是有些權責單位就成了土皇帝機構，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各種荒腔走板的事遂告出現。就以監獄的管理為例，它是法務部及其下屬矯正署的職權範圍。但近年來法務部長只會侍奉她的老闆，別的事根本沒在管，久而久之，大大小小的獄官獄吏遂當起了土皇帝，王令麟明明只是個受刑人，但他卻可打點每個獄官獄吏，廣泛的收買賄賂，監獄因而成了他的行館，他不但獨用圖書管理室當他的東森總裁辦公室，簽署公司公文，還可以和特助並肩開會，也和東森主管集會，獄官獄吏儼然成了他的隨扈，他神通廣大，還可以繼續喬事情，享受獄吏老婆煎的頂級牛排。王令麟的例子，已把監獄管理的荒唐離譜展現無遺。我看了這則新聞，真是很有感觸：（一）王令麟的囂張特權，整個監獄必然都知道，而居然無人吭聲，想當然的是，他必然整個監獄全部都打點過了，由此可見監獄文化的腐敗。（二）台北監獄發生這麼離譜的集體受賄舞弊的大事，法務部和矯正署居然毫無所悉，這是不能原諒的失職，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台北監獄真的沒人在管嗎？法務部和矯正署是否有包庇和縱容？他們的無能難道不應該究責嗎？王令麟案爆發後，只起訴八名獄官獄吏，這是只辦小官小吏，難道這麼荒唐的大案，就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難道法務部長和矯正署長可以卸責嗎？（三）台北監獄發生這麼離譜的大案，乃是台灣獄政史的首例。台北監獄乃是指標，其他監獄必然更差，我們的行政院難道不應該對台灣的獄政去做總檢討嗎？因此，由王令麟案，我想到的是當今政府已徹底的無能，大官已不管事，於是權責敗壞，下級的權責單位遂無法無天的亂搞，大家都在找自己的財源，收自己的紅包。當下級公務員胡作非為，各種荒唐離譜之事遂層出不絕。除了王令麟案如此，最近的雞鴨鵝禽流感大爆發亦如此。台灣的禽畜疫檢單位，尸位素餐，乃是禽流感猖獗的主因。由最近的這些事，我敢預料，在可見的未來，一定還會有更大的事端！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潰敗，不但行政院長下台，馬英九也辭黨主席。於是毛治國出任新的行政院長，新閣甫上任，法務部長就主動表示釋放陳水扁的意向及步驟，於是阿扁終於在一月五日下午以「保外就醫，居家治療」名義步出監獄，返回自己的家。過去一年多，阿扁的身心狀況快速惡化，台灣各界要求保外就醫的呼聲紛起，但馬政府對這些主張均不予理會，因此阿扁的出獄，當然和國民黨選舉大敗有關。敗選對馬英九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想當然的，他才改變了態度，交代法務部找個理由放人。因此陳水扁如果要感謝的話，實在應該感謝台灣的選民，國民黨如果沒有大敗，陳水扁現在一定仍在獄中。在「保外就醫，居家治療」的名義下釋放陳水扁後，國民黨對內對外的同一宣傳口徑，都是說釋放陳水扁是一種朝野的「和解」。它放人就放人，跟「和解」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就想來談一下所謂的「和解」。藍敗選不安 釋扁「和解」近代有一門新興的學科叫做「道歉學」。「道歉學」強調，一個社會乃是個大家庭，若這個大家庭的統治者或支配者由於他的意識形態或權力的偏差，作出了一些傷害別人感情或實質的行為。通常他都不會道歉，但若一旦情況有了變化，特別是社會的權力關係改變，他可能會淪為受害者，這時候，他就可能以各種方式或強或弱的表達歉意，追求「和解」（Reconciliation），因此所謂「和解」乃是一種對新的權力關係的盼望。因此，國民黨把釋放陳水扁扯到「和解」，我認為這已不明言的透露出這次選舉已給它帶來很強的不安全感，它希望作出一些動作，來減低它的不安，清洗掉它的焦慮。近年來，我曾在許多場合表示過我對馬政權的觀點。我認為馬英九乃是個非常地道的道德法西斯主義者。所謂「道德法西斯」，乃是非常古典式的中國專制形式，它會用道德作武器，藉以鬥垮鬥臭異己。由於用道德當武器，通常都有極大的殺傷力，可以很容易就所向無敵。馬英九因為深深體會到道德這個武器的重要，因此他一路用道德包裝自己，這乃是他得以一路竄起的最大原因。而這種道德法西斯主義者，當他發展到政黨競爭，他也會用道德當武器，抹黑敵對政黨甚或自己的同志。二○○八年乃是馬英九道德法西斯全面的展開。道德當武器 抹黑鬥垮異己二○○八年的大選，馬團隊就全力抹黑對手是貪腐集團，藉著這個所向披靡的道德攻勢，他不但贏回政權，也贏得國會控制權，國民黨又恢復了它一黨獨大的舊規模，整個民進黨可謂徹底被打趴在地，一蹶不振了許多年。而他在當選後，就藉著他的實質影響力，展開後朝的清算前朝。除了全力辦扁外，民進黨執政時的多名政務官也被起訴，這種後朝清算前朝，而且規模如此鉅大的做法，在近代國家裡亦屬僅見。除了對敵手如此外，接著的馬鬥王，則是把道德法西斯的手段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企圖把自己的同志，用道德之名鬥垮鬥臭。而研究政治學的人都知道，道德法西斯乃是一種中國式的專制主義，當它以道德為武器，階段性的鬥垮鬥臭了對手，這時它的專制本質遂逐漸顯露，但它專制所帶來的噩運卻也因此而開始，在過去三年裡，人們看到：—國民黨靠著道德法西斯的手段，恢復了獨大的規模，於是馬政府遂肆無忌憚的恣意而行。從油電雙漲、到罔顧台灣核心利益的親中政策，都加速了馬的行情下跌。這也證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權力愈獨攬，它所造成的詛咒愈強大。—馬的道德法西斯手法會一直反覆，馬鬥王金平、馬鬥張顯耀，都是證明。它使得馬不但失去民心，甚至也造成國民黨內離心離德、士氣渙散。—以道德做為攻擊別人別黨的武器，他在攻擊時必然無堅不摧，但道德卻是種太高的標準，它有極大的反彈可能，因此用道德殺人者，最後必然也會被道德所殺。馬英九用道德當做武器，正面傷到了別人，但反面的那一刃卻傷到了他自己。近年來馬政府的所為，在道德上就留下許多污點和疑點。例如他的黨主席辦公室主任涉貪，他是否知情或唆使？馬鬥王的權力濫用，他是否涉嫌指使？最近鬧出軒然大波的「頂新門神案」，他是否有介入收受獻金？而其中是否有對價的交換關係？這些都是人們普遍的合理懷疑。馬今天的處境和當年陳水扁是如此的酷似，難怪已有人表示，他可能會是下一個卸任即入獄的總統！和解做文章 實為焦慮恐懼陳水扁是前一任國家元首，他卸任即入獄，折騰到今已六年多，他身體狀況已惡化，生命安全已有疑慮，因此該保外就醫，就保外就醫。而國民黨和馬政府卻在「和解」上做文章，因此他們說的是「和解」，而我聽到的，則是恐懼、擔憂和焦慮。他們的恐懼會不會成真，我們等著看它的下一章！（作者南方朔為文化評論者）

 二甲基黃用於食品上色，早已行之多年，香港及外國都會檢驗，反而是台灣的食檢單位根本不檢查這個項目。（台中市衛生局，民報合成）台灣的食安問題，澱粉、肉類、食用油等都相繼淪陷，前陣子是工業用石膏做的豆花豆腐，現在是致癌的工業染料二甲基黃做的豆干豆皮，它雖然只是豆類的一種小品項，但因大家都用得到，所以影響極大。而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二甲基黃這種危險的添加物，踢爆的不是台灣政府，也不是台灣的消費者，而是遠在天邊的香港食管單位。顯然港府早已知道二甲基黃被用來食物染色，所以它的食檢單位遂把二甲基黃列為抽驗的項目，這次遂驗出二甲基黃。反而是台灣的食檢單位根本不檢查這個項目。因此台灣的消費者究竟吃了幾年二甲基黃，根本無人知道。這次如果香港沒有踢爆，我們還會繼續吃下去。於是我們就要問，台灣的食安問題爆個不停，它的原因到底是甚麼？俗語常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這個比喻來看台灣的食安，我們簡直可以說台灣的黑心商人早已魔高十丈百丈，而政府的食管單位卻日益廢弛，簡直是退化成道只有幾尺。當魔高道衰，台灣的食安自然不堪聞問矣！近年來台灣食安問題不斷，如果政府有能，應該在強化食物安檢，增加檢驗設備及檢驗人力上著手。當道的能力增強，魔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但馬政府卻不是這樣，而是大張旗鼓的在食品標示及食品業者的登錄上作文章。政府似乎認為只要食品有了標示和登錄，它就盡到了責任。這是典型的掩耳盜鈴卸責心態：（一） 要求商品標示和廠商登錄，商人必定標示能標示，登錄能登錄的部分，不能標示和登錄的，一定不會寫出來。政府的責任本來就是要去檢查那沒有標示及登錄出來的部分。因此標示及登錄制只是作表面文章。（二）  現代的政府一定要情報靈通，商人在搞甚麼？食品廠商買甚麼原料？買甚麼添加物？食管單位都必須知道，但台灣的食管單位對這些工作都不努力，所以食品檢驗項目永遠趕不上時代。二甲基黃用於食品上色，早已行之多年，香港及外國都會檢驗，但台灣都不檢驗，最後當然會丟臉丟到了國外！因此，台灣的食安風暴不斷，追問到最後，政府無能乃是關鍵。當政府的道日益退化，只剩幾尺，這對魔就是最大的鼓勵。台灣食品的黑心商人氾濫，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執政6年，台灣人民這一次已經用選票清晰地表達對它徹底失望。（中央社資料照，民報合成）台灣的每個人都知道，國民黨選舉慘敗，最大的元凶乃是馬英九，他從油電雙漲，政策傾中，經濟敗壞，薪資水準跌回十六年前水準，勇於內鬥，最後到食安風暴一個接一個發生，他的無能亂搞，已使全民痛心痛首至極，因而全民才用選票加以懲罰；而各地的個別候選人，他們則是受害人！但國民黨真的是個「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的政黨。敗選之後，馬英九仍死不認錯，表示他的「國家總路線」沒有錯，當總統死不認錯，國民黨在檢討敗選原因時，遂只能在真正原因上輕描淡寫，反而在不相干的問題上大作文章。十二月十日（星期三）的國民黨中常會，提出了敗選檢討報告，國民黨檢討的敗選原因有六，計有「選民以選票來表示對本黨朝政的不滿」、「本黨無法獲得多數青年人認同，並忽視了青年與網路動員力量」、「未能有效整合網路與媒體力量」、「首都選站影響外溢擴及其他縣市」、「忽略選戰議題走向，未能即時調整選戰策略」、「站在部分公民議題團題對立面，影響本黨議題掌握回應」等。這六點，對應真正負責的馬英九，只是點到為止，輕輕滑過，它沒有深入的去談馬的作風與何以失政失去民心。然後避重就輕的在技術性問題大作文章。就以網路問題為例，這次選舉，每個候選人都在運用網路，國民黨也花了大錢在網路文宣上，但國民黨的網軍都只是官僚式的在操作，支持而主動的網民極少，當然無法主導議題。當馬政府無能失政，支持的網民當然極少。因此國民黨的失政乃是主因，而國民黨的檢討卻對此避而不談。其次則是國民黨仍在護馬和搞鬥爭。這次選舉，連勝文大敗，他的參選和參選表現不佳當然是敗選的原因，但國民黨卻硬扯連勝文帶衰了其他縣市，這明顯的是在諉過於連陣營，國民黨為何不直接承認馬英九帶衰了所有候選人呢？在選舉期間，馬英九拼了命的在全台助選，我早就說過，馬所到之處，人民都極反對，許多候選人還視他為票房毒藥，他的助選愈用力，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就愈少。馬的票房毒藥效果，已害了所有候選人，這麼重要的敗選原因，檢討報告為何隻字不提？因此這次選後的檢討報告，不但沒有檢討，反而只是在替馬卸責。國民黨中常委即有人認為這份報告不誠實不深入，要求重寫，但在馬英九不能批評的前提下，重寫又能怎樣？這次國民黨慘敗，應該是國民黨深入反省的時候。但因為馬英九容不下真正的檢討，所以檢討只能虛應故事一下。國民黨是個縱使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的政黨，因此我們等著它的自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