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豹襲擊羚羊時，總是鎖定目標往前直奔，不受四散而去的羊群干擾，大象若往前急走，也難立即轉身；突然轉身需要彈性，彈性來自輕盈的身軀或是往前競逐時預留的餘力。中國經濟急奔多年，在美國壓力下突然有無形的牆堵在眼面，要變換陣勢時，只會發現已缺乏迴旋的空間。 中國融入國際經濟，並站穩腳跟後，走動的方向往往引起震撼，以國家之力發展產業的結果，裂解了國際太陽能等的穩定發展態勢，但做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被中美貿易衝突掀開了難以轉彎的處境。中國對美國的貿易赤字占ＧＤＰ的比例雖然持續下降，但金額一直升高，這也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特色。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一九九○年中國出口商品為六二一億美元，二○一六年已超過二兆美元，二○一七年再成長約十一％，成為二兆二千多億美元。中國貿易規模隨著經濟發展快速擴張，在一九九○年全球有三十三個國家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大於六二一億美元，但在二○一七年，僅有美、日、德、英、印度及法國的ＧＤＰ值高於中國的出口值。 中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許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對手國，商品與服務出口值占其ＧＤＰ的比例在二○○六年曾高達三十七．二％，這幾年雖有下降，但二○一六年仍為ＧＤＰ的廿％左右，相較於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近六十年來出口最高都未超過ＧＤＰ的十四％，中國過去成長的實績，顯然是得自於在國際競爭市場的偏多。 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由全球市場與資金餵養變大，且成長速度遠快於全球的經濟，二○一七年的ＧＤＰ估計已高於十二兆美元，只要五％的成長就是六千億美元，比台灣當年的ＧＤＰ還高，那五％的成長額，在全球各國的ＧＤＰ就可以排名在廿二名。形體變大後，腳步聲受人注目，而要轉身，也就難了。 在開放的世界，小國可以透過國際貿易與外國投資，為經濟增添色彩與彈性，以政策調整國內外供需條件，但中國已經不同，規模太大，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代替美國吸納中國多餘的產能，尤其是僅以低價取勝的商品，最容易被替代，而美國市場從一九九三年後，卻總是大概占了中國出口的廿％左右；中國產品想要轉向，卻連替代的空間都難尋覓。 為了競爭市場，中國過去依賴低成本走進國際，但低價策略有極限，當相對他國低廉的生產要素不再存在，提高國內消費及產業升級都是經濟再發展的方向，這也是中國正進行中的國家政策；只是美國總統川普突然對中國拉出兩條戰線，一是針對高額的貿易赤字，一是鎖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中國羽翼似乎已豐，但飛翔技術尚未熟練之際，佈下難以突破的羅網。 美國對中國中興通訊的處分，震撼中國內部，雖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聲音出現，且希望把它視為發展核心技術的契機，但已顯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缺陷。一般高科技技術與產業聚落的正常積累，不管是從底層往頂層，或是由上向下，都需要更廣泛的資源與時間持續投入，過去中國以國家力量在短期快速發展特定產業、競逐國際市場的作法，捨棄了成長的正常方式，似乎只是累積了更多虛浮的基礎。 既然缺乏迴旋空間，想要鎖定目標繼續往前直奔，除需克服逆風的阻力，更要卸下無形的牆，對中國來說，妥協與開放是最容易與便宜的方法。

在美國總統川普的眼中，對美國貿易產生順差的國家，算是偷走美國工作的罪魁禍首，而中國也大概就是「賊王」；從競選時的叫陣，到最近的宣戰，分貝從未降低，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愈來愈多，去年達到歷史新高，今年元月份且創下川普就任後的單月新高點。戰爭尚未真正開打，不僅宣傳戰左支右絀，戰術也始終未能到位。 （美聯社資料照） 美國是世界最大進口國，二○一七年進口商品達二兆三千多億美元，自前十五大貿易夥伴進口近八成，又以中國的五千多億美元最多，其次為加拿大及墨西哥各三千億美元左右，而排第四及第五的日、德，則都是一千多億美元；美國從這五個國家進口的商品約一．四兆美元，接近進口總額的六成。 美國的出口金額較低，且市場相對分散，在二○一七年出口商品總金額一兆五千多億美元，出口至前十五大貿易對手國的比例約為七成，而貿易赤字總計是七九六一億美元。 在前十五大貿易夥伴中，美國只對英國、巴西及荷蘭出超，貿易赤字則主要來自中國，金額達三七五二億美元，約占四十七％，其次為墨西哥的七一一億美元，第三、四名分別是日本六八八億美元、德國六四三億美元，這幾個國家對美國出超金額，就占美國貿易赤字近七十三％。 中國同時是美國及歐盟的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只有一千三百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八．四％，但從中國進口商品五千億美元，占進口總額廿一．六％。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二○一七年中國對外商品貿易順差約四二二五億美元，主要即來自美國及歐盟。最近十年，中國對歐盟的商品貿易順差，大約在一千三百億至一千八百億歐元間；歐盟統計顯示，二○一七年對中貿易逆差一七六○億歐元，約二千億美元。 不管如何逞凶鬥狠，數字會說話，歐美與中國貿易戰開打，中國損失應該相對較大；如果要解決長期貿易逆差問題，美、歐合作最能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其開放市場。不過，歐盟對美國出超也達一千四百多億美元，川普因此全球開戰，反引起眾怒，而在其競選承諾中的主要貿易政策中，唯一尚未執行的卻是「命令財政部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在戰爭中損失較大的國家，不一定就會戰敗。面對中國以國家力量操縱、支持產業發展，假設川普政府的行動經過縝密分析，不想與中國捉對廝殺，而從鋼鋁課徵高關稅祭出對手國「來談」戰術，川普也似乎想要呼朋引伴，但是對峙、威嚇的商業伎倆，能否在國家間發生逆轉的合作效果，有太多變數尚待觀察。 做為全球前二大貿易國，美國的任何制裁行動，無法跳過中國，也不可能沒有牽涉中國，而因美國商品貿易赤字近一半都來自中國，對中國一國的減赤效果，就約等於全球其他國家降低相同幅度的總和，川普若希望降低貿易赤字，並認為美國有強大的競爭力搶佔國際市場，當然必須正面與中國對決。 對美的主要順差國中，德、日也均有優異研發能力及技術，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被美國關注，應是政治上的、而非經濟上的因素；美中之間的貿易戰若無聲無息的不戰而退，平衡貿易逆差的政策大概就是玩假的，也應該是政治利益的考量；川普唯一改變的，將是受惠產業的移轉，而這可能將掩飾在美國經濟恢復成長的榮景之後。 擒王不容易，但擒賊未能擒王，在某種意義上，戰爭是沒有結束的一天。

◎歐陽書劍 在有些情況下，「穩定」並非良性名詞。台灣經濟過去十年走向停滯，成長率無法突圍、實質薪資不再成長，物價波動因此動輒得咎，官方幾乎束手無策，動彈不得的「穩定」經濟結構，在等待突破的缺口，但物價與薪資的調整，卻像是要解決雞生蛋或是蛋生雞的問題一般僵持。其實改變了一項，才更有另一項發生改變的可能性。 實質薪資成長減緩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分析，二○一二年以後，薪資成長就是全球性問題，我國更為嚴重，十幾年來，實質薪資經常停滯。（彭博資料照） 實質薪資成長減緩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分析，二○一二年以後，薪資成長就是全球性問題，成長率由二．五％下滑至二○一五年的一．七％，若不計中國，則由一．六％，減至○．九％。我國更為嚴重，十幾年來，實質薪資經常停滯。 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國物價也相當穩定，近廿年來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除了二○○五年的二．三一％及二○○八年的三．五二％，從未超過二％，且有半數時間在一％以下，甚至有五年為負值。不過，實質薪資漲不動、名目薪資漲不多，使得大眾對價格特別敏感，個別商品上漲的消息，經常引起眾怒，或者如衛生紙般搶先採購。 企業主與員工對薪資及物價的直接感受完全不同。站在員工的立場，薪資提高才有能力增加消費，廠商的產品因此可以順利銷售、產生利潤；而站在廠商的立場，產品的售價提高，使利潤上升後，才有能力支付更好的薪酬福利。 薪資是費用的一部分，售價則是獲利的關鍵之一，兩者在企業的損益表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售價與銷量組成營業額，扣掉營業成本，就是毛利，毛利減掉費用，成為營業利益，在考慮業外收支後，得出淨利或淨損。 單純從損益表觀察，薪資費用單獨提高，將使獲利減少，而若僅售價上升，則獲利將增加，不過，兩者的改變，常會影響到其他項目。只是當售價提高，企業主經常看到進貨或製造成本與費用上揚，在薪資增加時，卻看不到生產效率可能也提升；而員工依過往的不快經驗，則更難連結產品售價的提高與個人薪資間的關係了。 事實顯示即使企業獲利持續增加，也不一定為員工等幅加薪。雖然探討生產力緩慢上升而薪資維持不動的論文很多，但要改變這一現象並不容易；許多企業甚至比個人還會斤斤計較，錢用得更有效率，也更有能力順應勞動市場的變動改變薪酬水準。是的，就是結構性問題。 不管是物價或薪資的調整，都可以有突破口。當經濟展望正向時，兩者本就都有提高的機會，前二年的股市表現雖不及部分國家，但相對過去更有起色，財富效果可能配合出口暢旺帶動消費；政府已大力推動調薪，若整體薪資繼續匍匐而行，可能就要認真考慮賦稅手段鼓勵加薪，只是，這種另類的「移轉性支付」，務必注意是否真的轉到員工手裡。 衛生紙漲價了，不過央行認為占物價指數僅約千分之四，對通膨沒有影響，確實，即使衛生紙價格加倍，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僅增加千分之四，而主計總處在二月中旬調高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二．四二％，消費者物價也只預估上漲一．二一％，如果官方慣常的查價方式能夠信賴，暫時應該先不必擔心物價問題。 消費者物價指數構成項目繁複，薪資增減因人而異，兩者的任何改變，總是會產生不均衡的影響結果，這是社會實情，也是個體與總體的差異；台灣是開放經濟體，進出口物價與薪資都受國際影響，雖不一定同步而行，但應該不要害怕改變。

股市雖曾被稱為「經濟的櫥窗」，但股價走勢和實體經濟的盛衰，常常互不搭配；金融市場可以出現一週五％的漲跌，不過，實體經濟通常會慢慢走出趨勢。現實的經驗顯示，經濟成長不保證股市上漲，股市下跌也不代表經濟一定走弱，其中的時間差，只好任由專家解讀。 美國聯準會過去有意吹漲的股市，也不一定會隨著經濟成長而再凌厲擴張了。（美聯社） 二○○八年金融海嘯時，先進國家成長幾乎陷入停滯，開發中國家在中國帶頭下則依然強勁擴張，其後美英等國雖重拾成長動能，但雙速成長現象一直持續，只是在某個時間點就換了角色，二○一○年後中國動輒十％左右的經濟成長率不再，巴西、俄羅斯等原物料出口國也隨著陷入衰退。 不過，全球成長不平衡的現象，在二○一七年有了改變，美國繼續穩定擴張，失業率降至長期失業率之下，歐盟的經濟成長率也超乎預期，第三、四季均超過二．五％，日本在低迷之後，有調高成長率的可能，主要經濟體均回到成長軌道；而巴西、俄羅斯也開始正成長，中國的成長率則扭轉連續六年數據下滑的走勢，經濟成長達到六．九％。 就在經濟樂觀預期及寬鬆貨幣政策助陣下，全球股市早就一再攀高，歐、美等多國股市屢創歷史新高，二○一七年全球股市市值增加九兆美元以上。剛卸任的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去年年中就說有生之年可能不會再見到難以收拾的金融危機，而由歐洲央行上週剛發布的「經濟公報」（Economic Bulletin），也明確指出全球經濟穩定擴張，且達成一致性成長的信號已更為明確。 公私部門對未來大都樂觀，上週卻發生意外轉折。美國道瓊股價指數週一及週四分別下跌千點以上，全週下跌了五．二％，創兩年來最大的單週跌幅，受此影響，全球股市激烈震盪後紛紛走低，二○一七年增加之市值已蒸發近半。 除了股市的戲劇性走勢，上週油價也明顯下滑，西德州（WTI）原油每桶價格由前一週的六十五．四五美元，下跌至五十九．二美元，跌幅近十％。美元指數則繼續走強，由二月二日的八十九．一九五，上升至二月九日的九十．四四二。 股市轉折而下，會是經濟走弱的先行指標？判斷之前，應先觀察上週的市場變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擔心聯準會加速升息是一個說法，這也是簡單合理的推測，但不管三或四碼的升息幅度，都可以從聯準會過去釋出的聲明中預期，幅度也相對溫和。 其實從美國上週公布的數據或許能發現一些原因。主要有二○一七年美國進出口均顯著成長，但商品貿易赤字再創新高，達八千一百多億美元，而中國依然是最大逆差原因，占了三千七百多億美元；另外是美國原油出口再創新高，根據美國能源部統計，二○二○年美國就可能成為能源淨出口國，都不成為股市大跌的理由。 吹漲的股市 未必隨經濟起舞 雖然美、中間的貿易衝突可能加劇，但對美國來說，經濟並未見大片烏雲，且川普的減稅大計，正等著發生效果；股市大跌，比較像是找一個時間點釋放幾年來累積的獲利能量。聯準會官員安若泰山的反應，除因透過量化寬鬆拉抬股價，造成財富效果以提振消費的政策已經生效，且相信金融體系已遠較過去健全。 經濟環境與政策會彈性調整因應，除非趨勢持續，已經公布的數據比較不會影響未來的金融走勢，而當經濟走在成長軌道上，暴跌現象應不會再常見。只是美國聯準會過去有意吹漲的股市，也不一定會隨著經濟成長而再凌厲擴張了。

盛行於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之前的重商主義，認定金銀是主要財富，國家應以提振出口、降低進口累積金銀，才能維持富強，但三、四百年來，國家財富的定義一再改變，最近世界銀行（World Bank）研究國家財富的變動，認為人力資本平均占國家財富的六成以上，顯示人才在創造所得的重要性。 世界銀行研究國家財富的變動，認為人力資本平均占國家財富的六成以上，顯示人才在創造所得的重要性。（法新社檔案照） 高所得國人均財富是低所得國的52倍 世界銀行觀察一四一個國家廿年的財富變化，報告於上週公布，從一九九五至二○一四年，這些國家的財富平均成長六十六％，從六九○兆美元提高至一一四三兆美元，但國家間依然有大幅差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高所得會員國的每人平均財富是低所得國家的五十二倍，而這段期間成長最多的中所得國家，財富所占比例則從十九％增加至廿八％。 根據世界銀行二○一八年的定義，高所得國家是每人國民所得毛額（ＧＮＩ）超過一二二三六美元的國家，低於一○○五美元為低所得國家。一九九五年後有近卅個國家脫離低所得群組，表現最亮眼的是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已不再是低所得國家。 人力資本越富 國家就越富 世界銀行認為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僅能衡量每年的生產所得現況，而國家財富才是經濟發展的有效指標，是產生未來所得的來源，也是觀察國家發展潛力的根本，並從這個角度將國家財富劃分為四項資本，包括森林、礦物等「自然資本」、以勞工一生收入之現值衡量的「人力資本」、基礎建設與不動產等「生產資本」，以及「淨海外資產」等。 根據世界銀行估算，人力資本在四項資本中占比最高，各國平均值為六十四％，其次是生產資本占廿七％，自然資本僅有九％，各國淨海外資產不多。各所得群組的資本組成差異頗大，高所得ＯＥＣＤ國家的人力資本占了七成，而主要為產油國的非ＯＥＣＤ高所得國家與一般低所得國家之人力資本僅約四成，二者都有不少自然資本存在。 低所得國家以自然資本所占比例最高，達四十七％，但經濟成長卻相當緩慢；在觀察現實世界的發展後，世界銀行的研究結論之一是，資源稟賦不保障經濟成長，有效利用自然資本，同時能將所得投資於基礎建設及教育，以提高生產力，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才能使國家財富繼續增加。 金銀無法累積國富 教育才可培育人才 國家財富有來自上天賦予，也有得自後天積累，自然資源天生存在，但人力資本及生產資本都能依努力而得，國家力量的發揮，就在於有效利用、整合物質財富，並有計畫地擴充其他資本，這方面ＯＥＣＤ會員國發展得最為淋漓盡致，也成就了當前的高所得。如果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能促進國家富強，則人力資本就是發展的根本原因，而能夠統合資源或具有創新能力的高階人才，更是關鍵。 雖然金銀的積累不再被認為一定可以成就富強的國家，但使國家富強的觀念卻一樣，就是要累積能讓國家強大的要素。過去蒐集金銀，現在應著力於人力資本的強化，教育可以培育人才、有效補充人力，但需要時間，在世界銀行調查的那廿年期間，基礎建設等生產資本對財富成長的貢獻度在高所得國家相當顯著，顯然原就占比例較高的人力資本，也發揮了作用。 國家追逐「財富」，是為了未來的成長。金銀不會思考，隨著交易或投資、投機來去，人才也會移動，但在利益之外，還有更多折衝的空間，當全球都在爭取優秀人才，除了從稅賦或薪資著手，也不要忘了建立令人心曠神怡的生活環境。

訊息在網路時代快速流通，不小心就會被淹沒，正當搞掉一位金管會主委的兆豐案，淡出大眾目光，兆豐銀行上週再度被裁罰兩千九百萬美元，距離一．八億美元的天價罰款不到一年半，檢查基準日距上次裁罰日也更近，金管會及兆豐高層因此都想以同件事了結，不過，銀行的改善期不是從裁罰當天才起算，鋪陳連續劇，不會使結局更好看。 兆豐銀行上週再度被裁罰2900萬美元。（資料照） 二○一五年初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ＤＦＳ）對兆豐銀紐約分行進行一般業務檢查，檢查基準日是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該署在二○一六年二月提出檢查報告認定兆豐違反防制洗錢法規，八月十九日，ＤＦＳ及兆豐均發佈新聞稿，達成合意由兆豐繳交一．八億美元罰款，並聘專家進駐監督及協助改善紐約分行的法遵功能。 兆豐當時的新聞稿特別強調，「本行紐約分行於二○一五年ＤＦＳ金檢後，即刻採行改善措施，更於收到報告後聘請多位專家顧問協助全面強化洗錢防制作業」，但上週美國聯準會（Fed）發佈裁罰令，再以風險控管及洗錢防制等缺失為理由對該行裁罰，此次發生缺失的分行包括紐約、芝加哥及矽谷，檢查基準日則分別是二○一六年的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依據兆豐當初的新聞稿對照此次的裁罰令，從二○一五年初至二○一六年中，甚至到了年底，改善措施並未發生效果，若以基準日來看，二次裁罰的距離更遠，在金融檢查後的折衝期間更長，但董事會、制度及防制洗錢主管、操作人員資格專業卻均未完全合格，現在要檢討的恐怕不止於原有的弱點，還包括過去一段時間虛擲於改善措施的人員及金錢投入。 金融主管機關赴金融機構進行業務檢查，有一定的程序。根據聯準會的外國銀行監理手冊，為避免重複，聯準會與各州等不同監理機關間均定期溝通，包括交換及協調檢查計畫、檢查結果及改善情形等，甚至還會組成聯合檢查團隊等。通常由發照及保險機關擬定每年的金檢時程，送各地負責的聯邦準備銀行，再由準備銀行排定對個別外國分行的聯合檢查。 兆豐在美國有四分行，據了解，二○一五年，除了ＤＦＳ對紐約分行進行金檢外，Fed也檢查了其他分行，當時在芝加哥分行發現缺失，後來兆豐換掉經理人，而矽谷及洛杉磯兩分行，則順利過關。二○一六年的金檢結果，再被裁罰兩千九百萬美元，紐約、芝加哥及矽谷三分行被提及，不過缺失嚴重性有別，而洛杉磯分行卻能倖免，或許改善措施只在有沒有心。 可能因為上次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的罰款太過嚇人，兆豐此次受罰金額八．六億元，相對並未引起太大重視，但兆豐再被處分，有幾點是確定的，銀行整體的防制洗錢及銀行保護法尚未落實，總行與分行的溝通有待加強，董事會角色未充分發揮。 近幾年來，金管會即使加大裁罰力度，對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ＴＲＦ）銷售的五波裁罰，合計才剛好超過一億元，鬧的風風雨雨的慶富承造獵雷艦授信案，有八家銀行合計被裁罰四千萬元，仍遠遠低於兆豐罰款，或許金管會成立迄今的總罰款，都還不及這一筆罰款，能夠雲淡風輕的對待？ 過去的「金融幫」受到質疑，去年永豐案發生後，原董事邱正雄接任代理董事長，金管會銀行局還發佈新聞稿表示肯定，兆豐再度被裁罰，金管會的態度，不僅影響社會觀感，也左右金融監理的未來。

政策影響經濟，不只是經由消費、投資的增減，也會透過因此改變的競爭態勢及產業環境，使短期效應擴展至長期，稅改也是如此，預測的效果愈長愈不準確，因為大眾會依據政策內容調整各自的行為，常常會使減的稅比預期多、增的稅比原本估計小；只是對經濟的影響，卻不一定因此弱化。 川普稅改動見觀瞻，各國全面關注後續效應。（美聯社） 川普稅改是美國在前總統雷根主政的一九八○年代之後最大減稅方案，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減至三十七％，企業所得稅率由最高三十五％，調降至單一稅率二十一％等多項措施，目的雖在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但做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及最大貿易國，政策走向動見觀瞻，各國全面關注後續效應，德、英、法、義大利及西班牙等歐盟五國財長甚至連手致函美國財長努勤（Steven Mnuchin），警告美國稅改的部分內容可能違反世貿組織（ＷＴＯ），捲起貿易戰爭。 戰爭至少牽涉雙方，對手不會束手就擒，一旦戰事啟動，面對的環境即刻改變，即使敵方以靜制動，也可能在醞釀更激烈的反擊。經濟走勢是各種關係糾葛的結果，不是在密室裡的個別變動，因此，不管是貨幣戰爭或租稅戰爭，只要對手提出應對策略，效果都將大打折扣，且大規模的稅改成果，與當時的經濟氣氛也有關係。 一九八○年雷根競選總統時的前二季經濟成長率分別為負○．七％及負一．六％，一九八○年的第四季也僅為零，且當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超過十％，他在一九八一年上任後，就以減稅做為經濟政策的主旋律，再搭配連任後一九八六年二次稅改，企業稅由四十六％降至三十四％，道瓊工業指數由八百多點，上升至一九八七年的二千四百多點，達三倍之多，不過，經濟穩定成長，也不能忽略當時聯準會主席沃克（Paul Volcker）的大膽貨幣緊縮政策奏效，使通膨急速下降之功。 川普面對的處境其實不同，美國經濟已從金融海嘯的谷底翻升，只是成長速度不夠迅速，而物價上漲率也維持在低檔，他提名的新任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態度相對鴿派，沒有快速調高政策利率的主客觀條件，但股市的反應更為迅速，持續創下歷史新高。 各國擔心美國磁吸效應，吸引資金回流及外資湧入，並預期國際美元匯率可能將因此走高，但若以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六年二次稅改觀察，匯率走勢並不一致，第一次稅改雖然伴隨美元走強，但當時為打擊通膨，聯邦資金利率調高至廿％上下，第二次稅改後的美元指數，則反有弱化現象。國際資金的流動就和匯率一樣，強弱在於兩國間的比較，個別國家的政策效果，要和其他國家一較高下。 不少分析雖指出川普稅改對經濟影響有限，但也有論著認為雷根主政的經濟政策使美國延續多年榮景。川普稅改將要上路，租稅競爭將難避免；租稅戰爭雖比匯率戰爭複雜許多，不過，要在國際競逐市場或資金，政府至少不能在國際趨勢中脫隊。 二％的經濟成長率被視為新常態，但捍衛川普稅改的美國財政部長努勤（Steven Mnuchin）強硬表態，誓言二％不是美國的新常態，三％以上才是，美國稅改就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提。這是美國官方的態度。 財經政策影響經濟走向，也和當前情勢及各國的相互激盪有關，美國稅改將逐漸發酵，效果不一定如預期顯現，但各國在進擊與防禦的過程中，將會體現經濟波動的現實。

要談的就是薪資。農曆年前是企業依去年業績與未來預期檢討加薪幅度的時機，國內財經機構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由二％至二．四三％不等，僅有不到○．五％的差距，根據以往經驗，實際差距會更寬，不過以這樣的成長速度，推估平均薪資的成長依然有限。 （資料照） 今年起每月基本工資調高至二萬二千元，但滿意的人不多；蔡英文總統且矢言要解決低薪問題，希望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要達成這個目標，短期有二種可能：經濟快速成長，或是政府誘導企業讓利。 當產出固定，則分給資本家、受薪階級或政府的份額必然互相排擠，若依照各機構預測，今年經濟不可能快速成長，則餅無法做大，只能重新分配。政府希望增加勞工的份額，資方可能要拿得少一點，要矯正勞動市場失靈，則在重新分配的過程中，政府或獎勵、或減稅，不管實虛，企業最終都會在算盤上一併檢討。 企業要獲利，面對的現實是行業競爭及人力資源的效能不同，給薪標準也不一樣。即使在同一企業，薪資也會依職級、能力、表現及年資的差異而有級距，且常會有一定的薪資架構；最低工資的調整，不只影響新進人員，也會使整體薪資跟著輪動，老、中、青都可能受到波及。 在自由競爭的商品市場，理論上會有一定的均衡價格，若政府以保護賣方為名，訂定一個高於均衡價格的最低價格時，則想賣的將比想買的多，供給大於需求，有一部分東西賣不出去，成交量也會減少，多餘商品可能落入有行無市的窘境，或是轉為黑市交易降價求售。 勞動市場就如一般商品市場，硬要將個人薪資拉高至均衡薪資之上，對高薪者影響不大，但對低薪者的人力需求將會減少，受傷最重的，依然是弱勢族群，此時不是失業增加，就是有些人反而淪為賤價勞工，在法律保護不到的陰暗處工作。每次時薪調高時，其實就可見反應較快的部分服務業減少僱用人力。 根據中央銀行分析，二○一六年受僱員工每月主要工作經常性收入在三萬元以下者，有八十五％是低技術勞工，且集中於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及製造業等。二○一七年部分工時者，每月經常性收入不到一萬六千元，且低於三萬元之比重達九十二％，薪資明顯偏低。 追求理想，但不能忽略現實。勞資雙方即使都想為創造企業盈餘而努力，但扮演的角色決定了看事情的角度。任何勞工福利的提高，不管是休息時間的增加，或拉高獎金、加班費，在資方看來，就是薪資的實質提高。而勞動條件的劣化或薪資偏低，還有一部分是不良企業造成，勞基法規定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但目前仍有違法的兩班制，有人每天上班十二小時，週休一日，每週加班二十小時，過勞的個案有時是執法不嚴的問題。 社會的平均薪資不會突然大幅增加，拉高起薪尤其不易，不過，經濟的成長力道不足，至少保持正向，而未完全定案的稅改，也還有誘導企業加薪的空間；實際加薪的幅度似乎有限，夢想的空間卻很大。 最基層、最資淺的公務員委任一職等本俸一級的月薪，原為二九三四五元，在行政院長賴清德宣佈加薪三％後，今年元旦正式突破三萬元，現在就看企業有沒有跟進。過去幾年，大家忙著找黑天鵝，今年就看我們的夢想能夠實現多少。

陳水扁執政的預測值幾乎完全被低估。馬英九就任總統時，雖遇到金融海嘯，但預測偏誤方向大逆轉。不計就任及卸任總統的年份，在馬英九擔任總統的完整七年間，主計總處預測經濟成長率相較後來實現的成長率，高估者有五年，低估僅二年。

大環境的自然演變，有時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結果，就像部分企業不知為何生為何滅；英國公投脫歐後，經濟表現反而亮眼，即使脫歐談判沒有實質進展，可是金融市場的反應強度卻在遞減。公投結果即使是意外，英國的命運也並不完全悲觀。 （資料照） 英國在二○一六年六月廿三日脫歐公投後，英鎊連續二個交易日劇貶，兌美元下跌十％以上，後來還一度創下三十餘年的新低，隨著今年三月英國正式向歐盟提出脫歐意願，持續在低點徘徊；不少人認為，英國將走向衰退的命運，未來迎接英國人民的，將如暴風雪來臨時的淒涼冬日，而英國人也將痛苦地舔舐無知的傷口。 對英國前景的灰色預期，並非來自直覺，英國官方版本的脫歐影響報告，一條條明列了脫歐的負面經濟效果，結論是估計經濟成長率會因此減少的百分比；而反脫歐的經濟學家，看到的脫歐背後，就是自由貿易的逆流、歐洲經濟整合的退卻、是英國將在歐盟外獨自徘徊的孤立。 不得不佩服英國這一老牌民主國家，即使脫歐公投的正反差距極小，公投後的抗議聲極大，又有知識份子的大力疾呼，曾被認為個人立場反脫歐的現任首相梅伊（Theresa May），就任後仍然忠實地依照公投結果推動脫歐。 更令人意外的是，今年九月，歐盟廿八國的平均失業率還維持在七．五％，英國早已下降至四．三％，表現不僅優於金融海嘯或脫歐公投之前，也創下四十二年的新低，甚至一度成為七大工業國的領頭羊，經濟成長名列前茅，今年以來股市更頻創歷史新高。 英國經濟的強勁表現，源自許多方面，但不管是脫歐的支持者或是反對者，都同意脫歐是重要原因。贊成者認為，未來經濟政策因此不受歐盟約束、消費信心提高，反對者則認為英鎊大貶有助出口。不管理由何在，英國脫歐的立即總體經濟效應，並不如官方或反脫歐者所說的那麼可怕。 企業對脫歐一向反應強烈，金融業尤是如此，經常放出從倫敦遷往歐陸的出走訊息，不過，揚言撤出四千員工的德意志銀行，最近卻傳出簽下倫敦辦公大樓廿五年的新租賃合約，大舉撤離的計畫或許未變，可是顯然不完全看壞英國的未來。 英國脫歐不是與歐盟宣戰，不是分裂或切割，反而像是自願的解散，更像藕斷絲連的分離，因此才有新關係的談判。過去一年多來，英國民心雖大受影響，但經濟自有其問題與契機，並未因而衰退或向榮，就像英國的經濟成長最近走緩，同樣地，並非完全源於脫歐的恐懼，英國生產力成長速度在七大工業國中排在倒數第二，已不只是警訊。 分手從來不是易事，英國與歐盟的離婚談判依然持續，但進展不多，歐盟要求先確定英國同意繳交過去承諾的預算金額，英國則希望將未來的經貿關係一起談清楚，雙方都肩負大眾的期待，目前未成定數，但理性的人總是能把握住改變的節奏，隨機會調整個人的行為與行動，正常的企業與政府決策者，也應如此。英歐二○一九年三月的舊關係截止日，即使談不出新結果，在民意壓力下，有新方案的機會應該比較大。 應變計畫當然要有，任何負責任的政府與企業對風險都不能掉以輕心，尤其是英國脫歐這麼重大的事件，可是，社會現實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在談判過程中，勢必會融入新情勢。

  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下，個別政治事件通常難以改變經濟趨勢，但政策終會波及經濟表現，使大眾生活同受影響。「一例一休」及「年金改革」都是有感政策，經濟將有新的發展，唯對每個人的效應不同，就像這幾天，有人感受寒流來襲，另一些人則正開心迎接農曆年後的新氣象，施政者對分歧現象不應視而不見，同時，三％的經濟成長率，也不應是台灣的上限。 改革是為加速進步的速度與幅度。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前進的理念更為堅定，不管是對同婚的態度、勞動條件的改善、年金永續的努力及轉型正義的落實等，基本上都是走在世界的潮流中，也是許多國家正進行的改革議題；這樣的變革，原應能夠使社會以更合理的方式前進、穩定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礎，並剷除既得利益者盤據的山頭，但為何民眾的滿意度愈來愈低？ 改變不合理的現狀，不會成為拉下執政滿意度的原因；而利益受損一方的反彈，及改革過程的陣痛，也只是取得改革正當性時衡量在內的因素。大眾不滿的理由，應在政策的紛亂與模糊，反映的是對未來未能理出頭緒的不信任；顯然地，民眾的不滿，並非因為政府做了什麼，而是政府沒做什麼。 勞動市場的改革，最好能促進經濟成長，使勞資雙方同蒙其利。「一例一休」雖給勞工更佳的勞動條件，希望帶來更高的薪資與生活品質，是官方在綜合各利益團體的要求後，提出的折衷政策，而妥協後的必然結果，可以預期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滿足；可是，政策施行後，善意即使深入工作現場，卻也發生守法企業失去彈性、違法企業依然故我的弊害，似乎未在官方計算之內。 部分西方國家在經濟陷於困境時，以勞動市場彈性化因應，鬆綁過度的勞工保護措施，做為解決經濟低迷的手段之一，但我國勞工權益並未完善，因此目前官方立法保護應予支持，只是政府可以做得更多，「一例一休」既已施行，執法能力與態度都應加強，並解決「在守法公司工作，想要加班卻不能加班；在違法公司上班，想要休假卻無法休假」的現象。 「年金改革」的爭議，不管由誰執政均難以迴避，全球都有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的共同現象，台灣另有少子化、薪資長期停滯的問題，改革具有急迫性，改革結果也會間接影響經濟表現。從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退休金若視為所得的遞延給付，則退休金高時，能接受較低薪工作，而當預期退休所得不穩定，則將拉高在職的薪資要求，因此，年金改革後將造成薪資變動及不同職業間人才的移動；而穩定的退休金可以降低儲蓄的必要性，退休金由多轉少時，可能影響消費支出，但若由不確定趨於穩定，則應可促進消費。 延後退休年齡、拉長採計薪資的年資、提高費率、公私互補、考慮物價上揚因素等措施，是各國常用的年金改革方式，並隨著現狀不同而有取捨。我國雖有年金改革共識，但尚未凝聚年金政策共識，甚至仍有正反雙方以個案互相攻擊或捍衛的不理性行為，官方釋出的訊息，有必要更清楚、更完整。 年金改革與一例一休等政策若能成功達成合理效果，不僅能使社會更進步，對經濟長遠發展也應有助益，而我國的發展潛能，也應不止於國發會訂出的未來四年經濟成長率目標二．五％至三％，希望這是如同陳水扁執政時代主計總處的慣常低估，因為這種持續低於全球平均值三．六％的目標，恐怕不易激發有感的認同。

  舊疤痕未揭示原因，但終究提醒了曾經的創傷，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失控的金融禍害似乎淹沒在連篇累牘的檢討中，不過金融改革無法停止，我國金管會主委今年三度易人，兆豐等案仍未完結，金融監理制度與法規的革新更無法等待，在新傷口未成痂前，尤應把握眾人爭相呵護的契機。 金融海嘯造成大蕭條後的全球最大衰退，二十國集團（G20）於是在二○○九年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ＦＳＢ），透過金融規範修訂的集體共識，從四大方向尋找補救防患之道，包括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及流動性，以加強承受壓力能力，並達到終止銀行大到不能倒的弊端，以及健全衍生性金融市場、影子銀行的監理等目標；但七年已過，長路依然漫漫。 由國際清算銀行（ＢＩＳ）及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ＢＣＢＳ）創辦的金融穩定研究中心（ＦＳＩ）也在今年三月，針對金融監理問題調查七十三個非屬ＢＣＢＳ的經濟體，十月底結果公布，在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方面，各國的主要挑戰為金融數位化及金融科技的加速發展、長期低利環境，以及商品價格高度波動等；而最需加強的監理方法則在風險基礎的監理、實地檢查及場外監控等；至於實地檢查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人才、專業知識及技能的不足等。 由二國際組織報告可以發現，先進及開發中國家的金融發展階段縱有不同，但均存有脆弱點的隱憂。歷經金融海嘯的衝擊後，金融業雖發生部分汰弱留強的效果，可是金融監理的制度、法規，以及人力改善上，卻頗有不足及落後。 最近幾個月，我國發生的幾件金融相關弊案，也顯示類似的金融監理疏漏。兆豐銀行被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裁罰一．八億美元，不僅涉及洗錢防制、總分行法遵等個別銀行缺失，更有海外分行的管理及監理制度等問題；而「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ＴＲＦ）爭議發生已近三年，其間金管會多波修訂規範卻無力遏止，我國衍生性金融市場的監理顯未健全；至於樂陞案，疑點更多，若未能釐清真相，對資本市場未來籌資及企業併購的衝擊不會止歇。 三案顯示監理法規及執行上有需加強處甚多，應有整體的檢討及確實的改善，而非頭痛醫頭似的虛應了事；不過，解決舊問題，也只是亡羊補牢。時間不等人，隨著科技進步，更快速的金融國際化及數位化，已在眼前，除了舊問題，也有新挑戰，科技業進入金融核心業務的拉鋸戰，正在發生，且同時在全球上演，無一國能夠迴避。 迎入原生科技創新的夥伴時，金管會應跳脫舊思維，而非僅鼓勵銀行等金融業者結合新科技改善效率，因為由現有機構創造出的改變，經常只是效率的提升，讓科技業有獨立創新空間，才能完整吸收金融創新的利益；未來監理沙盒的設計，尤應審慎評估均衡點，否則將有過於保守或監理不全之憾。 金融海嘯的傷害猶在，金融監理的重心因此不在於業種，而在於影響的層面，在放寬金融業務條件及範圍時，也應採用同一監理標準。當不同企業經營同一種業務，卻有不同的監理強度，自然形成監理套利的空間，企業將逃避法令遵循成本較高的營運方式，使規範失效。 傷口未癒合前，剛好可以思考如何用藥。國際化及金融科技的發展使監理更加複雜，但若有與時俱進的監理組織，以及語言、技術能力優異的監理人員，金融科技也將使監理更有效率。只是，「解決問題，不能使用發生問題時的思考模式」，監理方式也是。

  如果看不清楚遠路，當然就挑不出方向。二○○九年金融海嘯後，全球貿易成長意外接近停滯，今年甚至可能低於全球經濟成長率，出口是台灣過去的經濟成長動力，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預測明年貿易成長狀況，卻首度選擇以區間範圍代替單一值，在這移動座標上，我國更沒有隨著迷霧飄蕩的本錢。 ＷＴＯ上週公布全球貿易成長預測，今年全球貿易量將只成長一．七％，不僅低於今年四月時的預測值二．八％，也不如預估將成長二．二％的全球經濟（ＧＤＰ），貿易成長與經濟成長的比值，創下二○○九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新低；而過去三十年全球貿易在經濟谷底過後的強勁反彈能力，也不復見。 經濟成長及國際貿易有一定程度的正向關係，ＷＴＯ在預測貿易量時，無法免於對經濟規模的估計。今年四月時，ＷＴＯ曾預估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二．四％及二．七％，因此也樂觀預估今、明兩年的貿易成長率，分別為二．八％及三．六％。 然而，ＷＴＯ在上週雖然下調今年經濟成長率為二．二％，使其預測值與二○一二年及二○一三年的實際經濟成長率相同，但卻將貿易成長率大幅下修為一．七％，遠低於該兩年的實際貿易成長率二．二％及二．四％，顯見ＷＴＯ認為貿易量的成長相較經濟成長更為悲觀，且兩者關係已有變化。 四月時ＷＴＯ也預測明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為二．七％，而貿易量的成長率為三．六％，但上週將明年的經濟成長率下修為二．五％時，卻預測明年的貿易量將在一．八％至三．一％間，首度採用區間方式，理由是全球貿易多元發展，重要貿易國數量增加，且貿易與經濟的關係，不像過去那麼確定，難以給定一個預測值。 從ＷＴＯ對貿易量的預測可以看出，貿易在全球經濟架構上的定位，正處於一個模糊的轉折點。截至二○○八年以前的廿年，國際貿易量的成長率至少都為全球經濟成長率的一．五倍，最高曾達三．二倍，也就是貿易成長遠高於經濟成長，但二○一二年以後，兩者卻幾乎一致，今年的貿易成長率甚至估計僅達經濟成長率的八成，關係已經逆轉，除了發生經濟危機的二○○一年及二○○九年外，三十年來未見此一狀況。 ＷＴＯ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組織，歐洲央行上月也提出研究報告，認為促進貿易發展的運輸成本及關稅降低已達一定限度，且全球價值鏈有了變化，使得貿易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或許有了新常態，貿易量無法大幅成長的現象，可能持續一段時間。 貿易成長率低於經濟成長率是暫時現象或是永久結構的改變，對台灣是很重要的問題。若為暫時性，反映的只是景氣波動，當經濟走回成長軌道，貿易將迅速擴張，但若貿易低迷現象持續太久，甚至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常態，則依賴出口的成長模式，反將成為拖累成長的絆腳石。 有些關係改變後，就永遠無法回到原點，經濟發展也像沒有終點的列車，在往前行駛的過程中，會一直看到不同的風景，在貿易型態改變後，若未相應調整經濟及產業發展政策，就像蒙住眼睛的駕駛，只能依賴想像的經驗，應付突然的變化。 這五年來，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確有不如過去的現象，未來是否隨著經濟恢復成長而大幅反彈尚未可知，不過ＷＴＯ以區間範圍代替單一預測值，不僅未使預測更為準確，也不會讓人更看清楚未來。

  銀行依賴資訊運作，金流難以抹去痕跡，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涉及違反美國反洗錢法，事實理應很快可以水落石出，但荒誕言論已早一步趁機飛舞。立委曾銘宗認為銀行「海外分行的管理，主要是海外地主國的權責」，一位卸任不久的前金管會主委有這樣違反事實及理論的主張，應該算是兆豐銀行案洩露出的監理機密。 金管會當然對國內銀行的海外分行負有監理之責。海外分行除了按規定由總行定期申報營運資料外，地主國監理機關的檢查報告也會附上原文及中文呈報，而金管會每年並安排有實地檢查，不管是抽檢海外分行或定期金檢總行，均涉及海外分行業務及運作的監理。 銀行母國監理機關始終負有監管海外分行的責任，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英國開始要求外國銀行在英國以子行代替分行，因為設立於倫敦的子行所應依循的法規，與英國銀行相同，也承受同樣的監理強度，但分行則不一樣，譬如在英國銀行的特別清理機制（SRR）中，範圍僅及英國銀行的國內外分行及外國銀行在英國的子行，並未包括外國銀行在英國的分行。 英國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下轄負責銀行監理的審慎監理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也在外國銀行監理的規範上清楚說明監理責任，「分行不是獨立的法人，而是銀行的一部分，主要受其母國監理機關在監管銀行時合併監理」、「子行是與母行不同的法人，…完全受英國法律規範與監管」。 因為外國分行受其母國法規及監理影響更大，二○一三年底，倫敦金融城因此還有一番論戰。為了發展人民幣業務，英國財政大臣歐斯本（George Osborne）在二○一三年十月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會談，釋出將讓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分行的訊息，當時就曾被批評走回頭路，理由是分行主要受母國監理，有人質疑中國監理品質，擔心英國的金融秩序受到干擾。 二○一四年英國宣布強化監理在英國設立之銀行海外分行以後，終核准中國工商銀行在倫敦設立分行，但絕無銀行海外分行主要由地主國監理之國際慣例。子行與母行為各自獨立的法人，母行對子行的債務責任，僅以出資額為限，但分行和總行的關係，就像分公司附屬於總公司，分公司無法人資格，民事責任由總公司承擔，也就是總行要承擔完全責任。有這樣的認識，那一國的監理機關敢完全放手讓其海外分行由地主國全權監理？ 至於「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公布之有效銀行監理核心原則（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總共廿五條，有要求地主國和母國交換監理資訊、密切合作，但並未如曾銘宗所言有外國分支機構主要由分行所在地之金融主管機關監理的規範。 監理機關要健全金融體系，應在盱衡現狀及趨勢後，隨之因應改變。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國金融機構總分支單位接近六千家，金管會則僅約九百人，且新科技紛紛應用於金融業，監理人員不足，所以監理責任更應由銀行分擔，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修改法令規範，在金管會抽查關鍵業務有嚴重缺失時，能給予懲罰性的處分，如此才有機會健全金融業的經營。 全球金融海嘯在美國聯準會（Fed）前主席葛林斯潘離任後爆發，他承認任內放寬金融管制及監理不當，必須為金融海嘯負部分責任。曾銘宗雖已不在其位，洗錢案也還未水落石出，但前金管會主委對金融監理的認知，正反映出金融監理的缺陷。

  兆豐銀行因違反美國洗錢法規，被重罰新臺幣五十七億元，聲譽及錢財兩失，行政院長林全指示金管會召集相關部會組成專案小組調查，除了應迅速揭露事實、追究責任外，也不可忽略防制洗錢制度面的不足及集體漠視的現狀，否則將永留後患，讓銀行國際化等於危機化。 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去年初對兆豐銀紐約分行進行一般業務檢查，今年二月檢查報告揭露兆豐銀違法事項，雙方交涉後達成協議，兆豐銀就紐約分行的違法行為繳交一．八億美元罰款；總經理吳漢卿雖強調兆豐銀是違反美國防制洗錢相關法令規定，不涉及任何個案；不過，在雙方協議內容中，確實清楚指出有未依防制洗錢規定辦理的個案，一點都不模糊。 過去幾年也有數家國際銀行繳交美國金融監理機關巨額罰款，但原因大都是因為與伊朗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進行交易；而兆豐銀被處分的原因卻很全面，一是內控制度不完善，二是執行未落實，三是檢查資料未備齊、未改善。 紐約州金融服務署在雙方協議內容中用詞直接，直指兆豐銀總行漠視法規、內控空有骨架、法令遵循架構有嚴重缺失，存在法令遵循主管兼負銀行作業責任的利益衝突、對涉及與洗錢高風險的國家巴拿馬交易，未特別注意部分帳戶客戶審查及可疑交易報告都有未遵守規定辦理情形等。 兆豐銀行在九十五年由中國商銀及交通銀行合併而成，中國商銀曾是國際貿易及匯兌的專業銀行，紐約分行可說是公股銀行國際化的前鋒，而又因涉及金額龐大、是前總統馬英九夫人周美青的老東家，今年三月才離職的前董事長蔡友才，又傳出是介入中信金控經營權之爭的關係人，使兆豐銀受裁罰事件備受矚目和議論。在這種氛圍下，不管是陰謀論或內部問題，主管機關都應儘速給出真相。 兆豐銀被處分雖才發生，但紐約州金融服務署對該行紐約分行的一般檢查是在一○四月一至三月進行，檢查基準日為一○三年九月，且今年二月檢查報告就已送至兆豐銀，在銀行內部資料早已數位化，又有和紐約州金融服務署折衝的準備下，事實應該不難釐清，金管會應該限時完成專案報告。 主管機關除了仔細清查兆豐銀案，也應趁此機會檢討並落實國內洗錢防制相關機制。兆豐銀看似是個案，其實不乏前例，根據金管會資料，洗錢防制是最近二年的金融檢查重點，整理出的主要缺失樣態包括「對疑似洗錢或存款異常交易未有效檢核或未確實查證」、「防制洗錢管理機制欠佳；大額通貨交易申報作業未建立覆核機制，並有未依規定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之情事」及「對於洗錢與資助恐怖主義風險之辨識、評估程序內部規範未完備，不利防制洗錢作業之執行」等，有個案問題，也有制度性的不足。 金融機構有未遵循洗錢防制規定情形，但銀行局卻幾無洗錢相關裁罰案件。原因在於國內有關洗錢防制的規定及執行真的只是「空殼子」。「洗錢防制法」對金融機構訂有遵循事項，違反者最高僅處分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若是制度上內部控管不完備或未落實的處分，則回歸銀行法，依然也有新臺幣一千萬元的上限。 同樣行為，美國裁罰一．八億美元，臺灣可能不到十八萬美元，不及千分之一，是兆豐銀被罰的太重，還是我國的規定太輕？兆豐銀不會只是個案，心態及制度面不修正，金融業還是留在臺灣比較安全。

  國安基金成立後，利益輸送、監督困難、決策模式不透明及基金效果不確定等質疑未曾間斷，近日且因超過七個月的進場授權，而有退場的爭議。若依基金原始設立目的操作，為了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國安基金應隨時準備進場；當市場穩定，應該每日都可以默默退場，不必鳴金收兵，再度干擾金融市場運作。 二○○○年立法成立的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國安基金），目的在於「因應國內、外重大事件，以維持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穩定」，因此，基金動用的時機，在「不穩定」狀態可能或已經發生時。不過，金融市場的變動是常態，「不穩定」的意義也隨時改變，使得基金的進退決策始終爭議不斷。 為了處理現狀論定的困難，國安基金因此以條件化作為操作依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八條規定了基金動用條件為「因國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大幅移動，顯著影響民眾信心，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可以經委員會決議，動用國安基金穩定市場。 因為動用條件依然模糊，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進一步訂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動用作業要點」，經多次修改後，目前將「國內、外重大事件」限定為「國家面臨重大軍事或政治威脅、外國對華政策有重大不利改變及管理委員會認定情事」等三項，而「國際資金大幅移動」則是「外資有大幅撤出或大量進出，有干擾本國金融市場安定之意圖時，以及管理委員會認定情事」二項；也就是國安基金的動用，應僅限於重大非經濟因素，或外資有干擾市場安定的「意圖」而大量進出時，才符合條件。 由國安基金動用要點可以發現，基金動用之限制應相當嚴格，不僅有個別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受到影響，且全民信心可能動搖時才應介入，這其實也是國安基金存在的價值。不過，過去由基金管理委員會認定的操作條件過於寬鬆，和軍事、政治威脅不成比例，使得國安基金進出都是問題，反而成為干擾股市的原由之一，也給有心人套利的空間。 最近這一次國安基金在二○一五年八月廿五日進場，至今超過七個月，從結果看，台股在去年八月廿四日收盤約為七四二○點，國安基金宣佈進場後，就未再跌破此一低點，至上週收盤超過八六五七點，相對於國際主要股市表現穩健。不過，所謂國際景氣趨勢未見明顯回穩復甦、貨幣競貶、地緣政治風險，或油價持續低檔等影響股市的一般因素，不應是國安基金應該動用的理由；七個多月來，非理性的恐慌早就消失，去年就可退場。 金融市場參與者共同畫出市場脈動的曲線，國安基金有政府為後盾，成為重量級一員，卻又非以獲利為目的，進出都會干擾價格發現的功能，使市場經濟受到扭曲，因此在爭議中誕生、運作，確實應更有效監督。但是，如果認同國安基金存在的價值，且覺得國安基金過去的進場時機沒問題，那麼國安基金停留多久、何時退場？也就沒什麼好質疑了。只是國安基金應該給大眾信心，並維持足夠彈性，只要動用條件滿足，隨時會進場；至於退場，就悄悄離去吧。 任何脫離經濟判斷的介入，都在影響市場，國安基金也不例外，成立目的雖在於穩定市場，其實就在干擾市場；但這已是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牌局，除非廢除國安基金或設定更清楚的操作規範及指標，否則進或退，也只能他們說了算。

  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時，打擊通膨是各國中央銀行的首務，但時代變了，度過廿年低通膨的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成長期，已沒有幾個人記得通膨的可怕；再經歷金融海嘯的折磨後，已使刺激低迷的景氣，成為全球政府最鮮明的責任，中央銀行無法置身事外，也難以迴避爭議。 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及金融受到衝擊，各國央行反應不同。美國行動迅速，聯準會（Fed）除了調降政策利率外，並及時推出量化寬鬆政策，急於搶救超過十％的失業率；而歐洲央行則相對溫和，又面對歐元國家經濟冷熱不一的牽制，後來雖然推出負利率及量化寬鬆政策，但速度及規模均有落後。 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的政策差異，一方面是因當時面對的政治經濟狀況不同，另外也是兩地對中央銀行的期待有別，所以顯示出進擊與保守的態度。歐陸與美國理念的不一致，透過貨幣政策相關的法規，更理所當然的表現在政策的執行上。 美國對貨幣政策的規範較為彈性且積極，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在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時，要求聯準會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ＦＯＭＣ）應配合長期潛在產出的增加，維持適當的貨幣及信用總量的成長，以達成最大就業、物價穩定及適當的長期利率等目標，其中就業目標排在第一位。 歐元區則不一樣，歐盟國家整合了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及相關運作條約而簽署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在其有關貨幣政策章節中的第一二七條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的首要目標為物價穩定，且在不違反此目標的情況下，應支持歐盟內一般經濟政策，以達成永續發展、創造具競爭性的社會市場經濟，以及社會進步等目標。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是由歐洲央行及歐盟會員國的中央銀行組成，包括歐盟境內歐元及非歐元國家所有貨幣政策的最高決策單位在內。歐洲央行認為歐盟目標相當多樣，貨幣政策能達成的最重要貢獻就是物價穩定，因為如此才能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環境，進而促進就業。 所有的中央銀行都重視物價穩定及經濟發展，但在排列優先順序時，有不同的政策抉擇。最近廿年，美國及主要工業化國家維持了低通膨的大穩健成長期，物價上漲率的波動降低了三分之二，通膨隱憂逐漸被淡忘；而全球經濟則因金融海嘯，陷入有效需求無法提振的困境，因此各界對央行更有促進經濟發展的期待。 主導量化寬鬆政策的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雖一再強調貨幣政策在提振景氣有極大限制，不過各國央行仍面臨壓力。歐洲央行堅守物價穩定優先的原則，但一直被批評過於溫和，而美國經濟雖穩定回升，聯準會上週也仍維持政策利率不變，避免提高利率衝擊經濟成長，向隱忍通膨的鴿派靠得更近。 金融海嘯已超過七年，全球經濟境況依然低迷且不穩定，大眾耐性磨損更甚。我國央行即將在週四召開理監事會，雖然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揚，國際油價也從低點反彈三成以上，但面對的國際經濟情勢與三個月前變動不大，國內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ＰＭＩ）二月份又大跌至指數編製以來的新低，出口也依然大幅衰退，進一步調降利率的「心理」壓力，反而又更大了。 國際經濟情勢沒有突破，結構性因素也未有變化，可以預期貨幣政策效果有限。即使中央銀行是經濟遊戲中的重量級玩家，但不管是歐式或美式，都沒有操控勝負的能力，隊友的火力支援，才是闖進下一關卡的動力。

  空軍一號直上雲端，即使仍可複製帝王的神秘感，也僅能暫時絕緣於塵囂的紛擾；但捲起塵土的自行車，卻使柯Ｐ以貼近庶民生活的方式，發揮了改變的影響力。不同的世代，有不一樣的眼界與需求，民主選舉反映多數人的主張；想要改變的人，週六應該自己站出來表達想法。 世界局勢與經濟狀況變化無常，有些僅是波動，在上下起伏中，仍有回到原點的機會，但部分可能成為趨勢，今日沒做，就此捲入時光洪流中不再回頭。兩岸關係尤其不會直線行進，在馬英九總統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後，再度質變，發給了全球認同中國的錯誤訊息；週六總統選舉，可讓台灣人傳達真正的想法。 國際現實拘束兩岸關係，主動移位的機率不高，經濟上可能運作依舊，對市場的渴求，不會因總統而有改變，經貿協議或許繼續談判，但中國不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人為的進入障礙能夠為部分企業量身訂做，且由政治力主導利益重分配的過程，因此，高競爭力的企業不一定具有優勢，兩岸談判也不適用於標準教科書上自由貿易的利益分析。 主政者尤其不能忘記的是，和中國經濟上更緊密的結合，就是簽立兩岸未來經濟發展生死與共的契約。一時的市場擴大之後，將會長期的同生共死。以規模論，陷入經濟危機的台灣不會重創中國，但衰退的中國，卻可能導致台灣陷於危機，因此，防火牆不可或缺。 總統大選的結果，將改變兩岸關係，也對財經發展有決定性的導引作用。除了兩岸關係本身將影響發展政策，中央政府主導一年趨近兩兆元的預算，範圍也及於社會各層面，財經部門透過政策及大量補助款，能在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上，塑造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在中國經濟走弱、台灣陷於結構轉型的困境下，新政府必須能為新的發展模式鋪路。 這幾年經濟環境不佳，受害者遍布各世代，但年輕人最有不滿的理由。二○一五年十一月台灣失業人數四十五萬餘人，失業率三．九一％，但廿歲至廿九歲間的失業人數就有廿萬人左右，幾乎是總失業人數的四成五，尤其是廿歲至廿四歲的勞動人口，在二○一五年十一月的失業率仍高達十二．七％，超過平均失業率的三倍。 失業率居高不下，實質薪資沒有成長，尤其是起薪變化不大，但從飲食、婚宴、購屋、到養兒育女等費用，卻節節升高，對初出校門的年輕人是無情的懲罰；近廿幾年來，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未落在就業環境的改善上，也未對受薪階級的生活品質，發生改善作用。 過去經濟成長掩飾了分配不均，但現在連成長都找不到方向。是到該改變的時候了，淘汰執政不力的團隊，同時要告知新執政者，不要再以過去的模式發展經濟了，單獨使大企業更大，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或滿足人民的需求。 經濟發展有許多模式和階段，因此有不同的選擇。發聲才有機會被聽到，但在網路上留言，需要在政治上才有可能落實。表達意見，當然不限於選舉之時，不過在民主國家，透過選舉發聲，卻是最有機會達成改變的方法。這一次總統選舉，想要改變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應該站出來，貼近台灣的脈動，許自己一個參與未來的決心。 騎在自行車上，能夠感受台灣的風、土與人情，以及上下坡時的汗水和舒暢；滿天星光融入趕路人的呼吸聲中，歸途就在不遠處。

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已有歐洲、亞太及南美洲超過四十國響應，頗有一時風起雲湧之勢，充分顯現商機誘人的國際現實，而站在反方的美、日，似乎僅能困守棋盤一角。台灣則較像局外人，不管是否主動申請加入，好像只有被動因應的空間；不過在棋盤之外也有好處，可以謹慎觀察，才決定下一場是否跟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三年十月訪問印尼時提及亞投行構想，後來多次利用國際場合深化共同建設亞洲的理念。二○一四年十月廿四日廿一個亞投行創始會員國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設定法定資本一千億美元，決定以貸款、股權投資等方式協助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後來在二○一五年元月份協商確立於年中敲定章程，年底正式運作。 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現有美、日、歐主導的國際組織，也提供各國基礎建設放款業務，亞投行成為中、美博弈的場域，自中國提議後，美國即有意無意鼓勵盟國抵制，使亞投行的成立過程頗有波折。 亞投行順利擴展的兩個轉折點是印度和英國的加入，鞏固印度，中印兩國人口和基礎建設就有數量上相乘的效果，也成為吸引其他亞洲國家跟隨的動力；而英國在三月十二日主動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則不僅使中國突破歐、美、日防堵連線，打破七大工業國（G7）共同行動的默契，也使亞投行如虎添翼，補足國際金融操作不足的經驗，其後法、德和義大利同時宣布加入，使亞投行站穩國際多邊機構組織的腳步。 英國執政的保守黨政府向以商業發展為優先考量，二年前同意中國的銀行以設立分行取代監理較為嚴格的子行時，就曾引起議論；此次提早宣布申請亞投行，希望能收向中國示好之效，使人民幣離岸業務更易推展，且可能爭取亞投行在歐洲辦事處設立。英國得罪美國展現力挺亞投行的態度，顯現了國際折衝從務實到現實的一面。 影響力的發揮是實力的展現，論金融實力或經驗，亞投行目前均比不上亞銀及世界銀行，但中國成長快速，國內市場等待挖掘，根據亞銀估計，二○一○至二○二○年間，亞洲開發中會員國家，雖需要八兆美元以上資金投入基礎建設，但中國就占一半以上，大約等於其外匯存底，成了其運作國際參與的籌碼。 中國倡議亞投行成立，除了能和美日競逐國際地位外，也有搭配其「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意圖，甚至有為資金和生產能量找出口的想像，可以說是經貿大戰略的一環。我國在評估是否主動加入時，也要先考慮真正可以獲得的回饋。 台灣在國際組織上受到中國打壓，中國申請加入現存國際組織的條件之一，幾乎都是以「一個中國」原則要將台灣逐離，最後並大多迫使台灣更改會籍名稱。一九八六年中國加入亞銀，我國會籍被改成中國台北（Taipei, China），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現在還年年在亞銀年會的書面講辭中抗議。 從國際組織的現實看，台灣要維持滿意的國名並不容易，亞投行由中國主導成立，更不可能使我國獲得商議名稱的空間，加上中國操持的金融手段向來不透明，因此若無實質的獲利，沒必要急著加入亞投行。世銀、亞銀等現有國際組織是美、日的天下，即使投票權的規則不同，亞投行也將只是中國的舞台，其他較小的創始會員國想要從中發揮影響力，只是樂觀的想像。

在對我國提供示範效果的情境下，中、韓草簽之自由貿易協定（FTA），重要產業開放仍然有限，對我影響遠不若經濟部原先的想像，顯示中國堅守關鍵市場的立場，以及可能迫使韓國調整經貿政策。我國雖習慣將韓國當做參考點，劃出與各國的經貿關係，但南韓即使移動座標，我們似乎還會航向原來的方向。全球經貿競爭是動態的過程，中韓FTA對台灣當然有影響；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存在，對台灣國際貿易都有影響，沒有韓國，也會有替補的競爭對手進入。即使全球是一個沒有邊防、關稅的市場，就像是在國境之內，則企業競爭的結果，依然會有輸贏，輸家的產值可能不進反退，甚至退出市場。若全世界一分為二，兩國間的貿易談判將比較複雜，但算術仍然簡單，自由競爭的結果，市場一樣由贏家拿走。不過，在目前這個資本、技術集中的世界，早已形成市場失能的結構，不是資本主義純淨的起點，自由競爭很難自然使資源流向最有利的地方。所以，在兩國優勢和弱勢產業互相交換的過程中，有更多得失各異的考量，談判勢必充滿著寸土必爭的刀光劍影。三國以上，當然有更多的合縱連橫和爾虞我詐，但基本上，自由貿易使強者更強，弱者更難以偏安，這是產業面的現實。透過廠商競爭若能提升品質、調降價格，可增加消費者福利，不過，弱勢產業、企業的員工，也可能喪失工作。整體而言，自由貿易形成之國與國之間的利弊，依然牽涉競爭力問題。市場經濟的原點，畢竟就是產業競爭的開始。一九九四年韓國商品出口超越我國後，就不再回頭，當年兩國出口均不超過千億美元，廿年後，我國成長三倍以上，總值超過三千億美元，但韓國成長更多，已向六千億美元邁進。韓國長期規劃的FTA，並非目前出口規模擴大的決定因素。台灣出口落後韓國，可從資通訊（ICT）產業談起，資訊科技協定（ITA）於一九九七年生效，協定內的資訊科技商品完全免關稅，如今台灣在ICT的出口，卻一樣被韓國超越。了解這樣的現實，才不會病急亂投醫。若要將中韓貿易協定做為推動兩岸關係的藉口，還要考慮兩岸貿易關係進出口的變動。二○○四年我國對中國和香港出口合計近八百億美元，約占出口總值三十八％，但自兩地進口只占進口總值十一％左右，不到二百億美元；二○一四年，我國對兩地出口超過一千二百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維持四十％上下，不過，進口約五百億美元，已占我國進口總值的十八％以上。十年的時間，我國總進口和出口都約成長六十％，但對中國和香港出口僅成長五十％，進口卻增加為二．五倍，中國在我國進口市場取代日、美，成為第一名。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不如經濟部預期，但也希望經濟部不要掉以輕心，尤其應在方向上做個調整，因為中國不只是市場，也是全球最大出口國，中國製商品其實來勢洶洶，本土企業面對的競爭已更嚴酷。中國保護關鍵產業、維護國家利益的態度明確，當韓國發現未能在中韓FTA再下一城時，勢必尋求其他擴大商機之道，我國也不能對中國市場存有過多的幻想，與中國的經貿談判，尤不應在中韓關係的威脅下，草率完成。兩岸經貿一直飄浮著利益的假象，如今該是回歸經濟面，務實交易的時候了。只是廿年前，台灣出口商客戶遍佈全球，攤開的出差路線圖，通往世界各地，如今政府帶頭在侷限的領域內尋求商機，仍然令人不免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