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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捲土重來的關鍵:務實

塔利班捲土重來的關鍵:務實

在距離美軍全面撤離阿富汗尚有半個多月之際,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連奪取幾個大城,局勢變化之快,完全超出拜登團隊認為提供喀布爾政府物資、協助空襲即可阻止塔利班攻勢的設想。 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今天宣布拿下阿富汗第2大城坎達哈(Kandahar)和第3大城赫拉特(Herat)。圖為日前塔利班的旗幟在昆都士省主要廣場上飄揚。(資料照,美聯社)   依據聯合國安理會四月份公布的報告,阿富汗政府軍有卅.八萬人,且使用美製先進武器,又有美國空軍協助,對比塔利班的五.八萬至十萬人,應能從容應付。誰也料想不到,不過事隔百餘日,塔利班竟已掌握阿富汗六到八成的領土。需知,目前當局的喀布爾政府,並非一般認知中的傀儡政府,而是早在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前,就曾當家執政過。一九九六至二○○一年塔利班執政時期,政府流亡北方,與當地軍閥組成北方聯盟,獲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為合法政府。二○○一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也有賴北方聯盟協同作戰。 因此,以現任政府係由美國扶持建立,美軍撤離後自然崩潰來解釋,是說不通的。問題的根本,恐怕得回歸阿富汗的族群結構。阿富汗屬於多民族國家,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占比近半,主要支持塔利班。北方聯盟的支持者則包含塔吉克、哈札拉、烏茲別克等少數民族,必須團結才能與塔利班一戰。既然如此。在族群結構上占有優勢的塔利班,又為何會在二○○一年迅速被趕下台?美軍的強力攻勢,固然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塔利班從未被國際普遍承認。 在執政五年的時間,全球僅有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基斯坦三個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代表阿富汗,其他國家普遍對於其提倡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感到畏懼,選擇不予承認;尤其炸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巴米揚大佛之舉,更遭全球輿論批判,以致在美軍入侵時,國際社會竟無人為其發聲。然而在蟄伏多年後,如今的塔利班彷彿脫胎換骨,認知到務實的重要,主動遣使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周邊大國交往,不斷重申反對恐怖主義,讓周邊國家為了反恐而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在阿富汗議題上沒有介入空間。 如今的塔利班,雖未放棄原教旨主義,但已不再強調對外輸出,搭配先天族群結構上的優勢,正是其能在內戰中取得優勢的關鍵。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楊宗新 2021-08-14
美俄峰會 衝擊中國外交布局

美俄峰會 衝擊中國外交布局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廷在瑞士日內瓦會晤,達成重新互派大使、持續裁減軍備、避免核戰爭等共識,但在網路攻擊、人權等方面仍相互指責。 由於拜登上任後,迄今僅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行過一次非正式電話會談,卻搶先與普廷進行元首峰會,且時間緊接在七大工業國峰會之後,動機令人充滿遐想。需知,俄羅斯原來也是工業國集團成員,二○一四年因策動烏克蘭克里米亞獨立公投而遭撤銷會籍,拜登選在這個時間點,似乎在向普廷傳達這樣的訊息:西方國家可以與俄羅斯言歸於好,讓俄羅斯重回八大工業國。 拜登在去年競選總統期間,曾撰文闡述其外交理念。在其觀點下,俄羅斯的威脅來自軍事層面,是美國的「敵人」(arch-rival)或「對手」(opponent);中國的威脅則來自貿易及價值層面,是美國的「競爭者」(competitor)。由於軍事威脅的結果是零和的,貿易威脅的結果可以是非零和的,價值威脅的結果則可以是相互尊重的,因此一般普遍認為,在拜登的戰略排序中,俄羅斯才是心腹大患。 如今拜登欲與俄羅斯和解,就外在環境而言,可能與中國率先走出疫情,經濟及軍事持續發展,造成國際及美國國內反「中」情緒持續高漲有關。就美國自身戰略考量而言,川普時期雖推出印太戰略試圖遏制中國,卻因印度堅守「不結盟政策」,難以落實成效。拜登在選前雖力倡建立「民主國家同盟」,卻也因並非每個國家都有意抗中,才不得不將拉攏目光投向俄羅斯。 欲實現「聯合俄羅斯平衡中國」之外交布局,短期內有一定難度。一方面,與一九七○年代美國「聯中制蘇」策略相較,當時中國與蘇聯係先於一九六九年發生珍寶島戰爭,美國才有見縫插針機會,而目前俄、中關係尚無明顯破口;另方面,對部分北約的東歐成員國而言,近在咫尺的俄羅斯才是威脅來源,遠在天邊的中國則是可能的合作對象,例如匈牙利即持此觀點。 然而長期來說,對於國家發展素來「重歐輕亞」的俄羅斯來說,應不致錯過這個得以左右逢源的契機,即使不致與中國為敵,也將減少過去幾年的互賴關係,勢將衝擊習近平的外交布局。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楊宗新 2021-06-20
印度全方位反中的台灣契機

印度全方位反中的台灣契機

印度政府宣布,將永久禁用五十九款中國製APP。這些APP遭印度指控蒐集資料方式涉及隱私疑慮,自去年六月遭禁用後,因開發商未能在期限內對印度政府提出答辯並進行改善,而遭無限期禁用。 印度政府廿五日宣布,將永久禁用TikTok等五十九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式。(路透檔案照)     印、中在二○一七年六月爆發洞朗邊境對峙衝突,事件結束後,印方為降低緊張關係,在部分鴿派官員主導下,改採親中政策,總理莫迪也在隔年與習近平進行非正式領袖會議,建立官員互訪機制。二○一八年,雙邊外交部長更循此機制,開啟多項交流。大陸廠商研發的APP,就是在此時期大舉在印度上市,其中包括TikTok、百度、WeChat,均獲得廣泛市占率。 然而去年五月,印、中邊境衝突再起,使印度政府意識到過去兩年採取與中國強化交流的政策,不僅未能改變後者的擴張企圖,反而提供其滲透印度民間社會的機會,為避免情勢惡化,有採取對策遏制中國銳實力滲透的必要。為此,印度由國家安全顧問親自領軍,組成「中國研究小組」,研議一系列反制中國銳實力滲透的措施,禁止使用中製APP就是其中之一。 在印度決心抵制中國滲透的大方針下,中製資訊產品,包含智慧型手機、APP均成為遭受制裁的對象。智慧型手機部分,受影響最深的品牌是小米。小米自二○一七年後,不僅每年銷量均高居印度第一,甚至成為一種流行文化現象。去年八月,印度以小米手機內建瀏覽器會影響網路運作為由,禁止使用。同時間,印度開始扶持自家手機品牌,谷歌、三星等國際大廠也迅速在印度推出廉價手機。 印、中雖同為發展中國家,但自一九六二年發生邊境戰爭以來,關係長期不睦,然而印度並未選擇與其他國家聯手制衡策略,主要係因印度作為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發起國,「不結盟」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二○一七年美國提出印太戰略,有意聯手印度制衡中國海權發展,印度仍不為所動。惟隨著近年來印、中陸續發生多起邊境衝突,這項基本國策在印度內部引發討論,似有鬆動跡象。 印度在戰略上的反中,軟實力領域的禁用中製資訊產品、關閉孔子學院等作為,對我國來說,或可成為外交突破口,是值得把握的有利契機。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楊宗新 2021-01-31
邊際效應遞減的大外宣

邊際效應遞減的大外宣

  自武漢肺炎在中國擴散以來,為挽救一落千丈的國際形象,中國開始強化「擴大對外宣傳」,然而這種做法運用迄今,非但沒有達成預期效應,甚至適得其反:越來越多國家批評中國的行為,印度甚至直接向國際法庭、人權機構起訴中國。 不可否認,「大外宣」在運用之初,確實獲得相當成效。例如中國略過歐盟直接對歐洲重災國提供援助之舉,被許多媒體認為成功分化了歐盟的向心力。然而,這也讓許多西方國家開始警覺,愈加注意「大外宣」之威脅,並視中國之援助為包藏禍心;美國更對於這種宣傳做出直接回應,即不再給予中國官方媒體以獨立媒體之待遇,中國則以驅逐美國駐中記者方式反擊,雙方展開新聞戰。 這種國家之間的話語權之爭,影響猶勝日前的美、中貿易衝突。貿易衝突的爭執點,在於經濟利益,具有可談判性,並非是一定要鬥到兩敗俱傷的零和賽局。然而新聞戰,則已無關乎物質利益的分配,而是兩個國家在心理層面的互相敵視。中國以國家資源主導訊息內容的手法,固然在短時間內能暫時扭轉國家形象,然而在他國意識到其威脅並加以反擊後,被他國「看破手腳」的機會也隨之提高。 由此可知,「大外宣」在運用時,有兩點必須注意,否則不僅無助獲得國家利益,甚至還會損及既有形象。首先,是宣傳需以實力為後盾。中國近日積極對外提供援助物資,然而在媒體夸夸其談的同時,卻有許多國家先後發現援助物資品質低劣,例如西班牙、捷克等國均指出中國的肺炎快速篩檢試劑準確率偏低。可見國家的實力,並非媒體吹捧所能造就的,若實力不足,過度的渲染將淪為笑柄。 西班牙、捷克等國均指出中國的肺炎快速篩檢試劑準確率偏低。   其次,是「大外宣」的成效容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現象,即在外界對其手法尚不熟悉時,效應最大,但隨時間推進,愈來愈多「假外媒」被識破、「假訊息」被揭穿,則可能帶來負向影響。這可能會促使善於運用對外政治宣傳的極權國家開始思考,要怎麼做,才能將這種被學界稱為「銳實力」的力量,轉化為令人無從意識、無從防備的「軟實力」。 (作者為公務員)
楊宗新 2020-04-07
主動應對中國「大外宣」

主動應對中國「大外宣」

  「大外宣」這個近期頗紅的名詞,是中國在全球推動「對外宣傳大布局」的簡稱,習近平上任後擴大執行力度,而真正讓世人感受到其威力的,則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意圖將國家形象由「病原體」轉化為「救世主」傳播攻勢,包括指稱病源來自美國、新增人數歸零、願為世界提供防疫經驗等。 中共善於宣傳,早已不是新聞。延安時期,美國駐華記者斯諾曾貼身採訪毛澤東等中共元老,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刻畫共產黨的親民作風,被認為是日後該黨爭取到國際支持的重要因素。然而當他晚年再訪中國時,走訪民間社會,才發現實際狀況與過去見聞並不一致,對於所著作曾深表後悔。如果連當年面臨生死交關的中共,都擅於形象塑造,今日中國挾完整組織、龐大資源為後盾,影響力猶勝以往。 這種由集權國家向民主國家發動的輿論戰、心理戰,因為雙方可資調度的資源並不對等,加以傳播媒介日新月異,更助長「大外宣」在政策排序中的運用偏好。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學者奈伊將此稱為「銳實力」,華人地區則更常將來自中國的宣傳以「紅色滲透」稱之。為避免情況惡化,川普在二○一八年「川金會」後,首先喊出「未來最重要的威脅是假新聞」,許多國家也紛紛跟進。 對此,我國也力圖透過行政及司法手段對抗假訊息,具體作為包括試圖修法讓此類罪刑法定化、推動事實查證平台、檢調機關成立假訊息防制編制。然而,這些都屬於被動性措施,即當假訊息出現時方才啟動,偏重守勢而缺乏攻勢。究其原因,在於多數人根深柢固的認為,「政治宣傳」是極權政體慣用的伎倆,民主國家不應為之。這種觀點,很可能讓我們喪失話語的主動權。 其實,在判斷國家行為的意圖是善意或惡意時,不應以是否積極宣傳為標準,而是宣傳內容是否不偏離事實。台灣在疫情期間的表現突出,國際媒體爭相報導。由他人主動為之抬轎固能博得美名,但若能更積極的宣傳防疫成果,讓世人認識到效率及服從並非極權體制的專利,將更有助展現我國的軟實力。 (作者為研究人員)
楊宗新 2020-03-25
武漢肺炎的陰謀論

武漢肺炎的陰謀論

隨著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在醫界以其專業對病因提出解釋的同時,種種陰謀論也甚囂塵上,其中最力的說法,是此波肺炎病毒乃中國刻意培育的生物武器。儘管中國對此極力駁斥,但從已知跡象看來,此說法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除了已遭媒體披露的武漢「P4實驗室」之外,中國歷來的言行,已間接論證此一觀點,即在其社會內部瀰漫已久的「留島不留人」極端思維。 武漢肺炎疫情目前仍持續擴散中。圖為武漢紅十字醫院身著隔離衣的醫護人員。(法新社)     「留島不留人」究竟由誰提出、何時提出,已不可考。很可能是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想法,經鷹派人士彙整後以簡潔有力的口語化用詞加以展現。而將此思維集大成者,莫過於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閻氏是中國少數具有國際聲望的國際關係學者,被歸類為國際關係理論中最極端的「攻勢現實主義」代表人之一,與提出該理論的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有過多次學術對話。在看待兩岸關係上,渠認為,如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才有和平統一的前提;反之若不認同者,既不屬中國人,殺之亦無妨。換言之,這種想法是將「台灣」與「台灣人」區別看待,中國要的是「台灣」,若居住在這裡的人自認是「中國人」,則可保留,除此之外皆可去除。 「留島不留人」這種想法,已經與國際法禁止的「種族滅絕」行為無異。由國際法庭審理過的「種族滅絕」行為,除慘絕人寰的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外,還包括發生在波士尼亞、盧安達、紅色高棉的數起事件。依據聯合國一九四八年制定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公約》,除了實際的殺戮行為外,意圖防止該族群內部生育、強迫轉移該族群兒童至另一族群,均屬違法範疇。據此定義,中國在新疆「再教育營」所為,早已遊走在法律邊緣,就算構思更直接的屠戮行為,也不令人意外。而生物武器,則是執行種族滅絕時,最能兵不血刃的高效率方式。 與同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核子、化學武器相較,國家對於前兩者的使用尚能操之在己,生物武器則是稍有不慎,主導權就會由人類轉移至病毒,引發毛澤東所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未傷敵前反先傷己。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正是中共必須引以為鑑的深思時點!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楊宗新 2020-02-08
惡檢養成的四個搖籃

惡檢養成的四個搖籃

隨著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確定停職,「檢警公審女童」案也暫告一段落。由於無論是從權力對比性、年齡差距性、手段比例性等各面向來看,整起事件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相信許多人心中都不無疑問:惡檢究竟是如何練成的?在此,僅以一個長期在檢察官底下工作者的觀點,嘗試稍加分析。 欠缺社會歷練。多數法律系學生,在進入校園後即以司法特考當作目標,在學期間較少參與社團、打工,即使畢業後也經常是全職備考,導致多數司法官欠缺社會經驗。惟本事件中,當事人顯是在民間企業歷練後始進入司法體系,因此要再看看下面幾項。 未實際參與案件偵辦。儘管在刑事訴訟法中,明定檢察官是「偵查主體」,其他諸如警察、調查、憲兵、海巡、廉政等機關從事案件偵辦人員則是「偵查輔助體」,受命於檢察官的指揮調度。然而在實際上,檢察官甚少實際參與案件偵辦。舉凡行動蒐證、通訊監察、搜索扣押、曠日詢問等偵查作為,都是由司法警察機關人員執行,檢察官則受限於龐大的業務量,往往只在幕後發號施令。未實際參與第一線案件偵辦工作的結果,導致與社會實情脫節。 權力過大。如同在醫療體系中,醫師位居核心地位,其餘諸如護理師、藥劑師、麻醉師等只能在旁眾星拱月般,檢察官在偵查體系中的地位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檢察官掌握了搜索、通訊監察等權力,社會日漸法制化後,始將核票權回歸法院。即使如此,由於戒嚴時期留下的「調度司法警察條例」迄今仍未廢除,導致檢察官可任意調度司法警察,甚至指揮縣市長,司法警察機關若不配合,將面臨懲處。雙方的互動,並非一般法治國家的「夥伴關係」,而更是種「隸屬關係」。 社會期望過高。法律系在大學第一類組入學考試中,長期占據第一志願的位置,而司法官又是法律系學生畢業後的首選,考取司法官,可謂光耀門楣。在司法特考競爭激烈、錄取不易下,社會對於脫穎而出者期望甚高,媒體也往往以造神的方式對應屆考取者加以報導,由此更加深了司法官的自我膨脹心理。 (作者任職於法務部下轄機關)
楊宗新 2018-08-09
習近平面臨查維茲陷阱

習近平面臨查維茲陷阱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日前開議,其中最受外界矚目的,莫過於將在十一日表決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議案。 歷史上,政治人物透過合法途徑上台後,更進一步循體制內手段尋求延長任期的案例,並不罕見。一八四八年,拿破崙三世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首任總統,三年後透過公投稱帝,法國走向第二帝國,直到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戰敗後退位;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黨成為議會多數黨,興登堡總統任命黨魁希特勒為總理,隔年希特勒透過公投,成為第三帝國首任元首。 近年的案例,則首推俄羅斯總統普廷。二○○○年,普廷從葉爾欽手中接下百廢待舉的俄羅斯,八年任滿卸任後,竟轉任總理,二○一二年再度參選總統,順利當選後執政迄今;而中美洲的委內瑞拉,在一九九九年查維茲當選總統後,力行社會改革,儘管在執政中不時有反對勢力挑戰,卻總能化險為夷,更在二○○九年修憲取消總統任期限制。 查維茲曾在受訪時表示,內閣制國家的政府領導並沒有任期限制,像是柴契爾夫人就當了二十一年的英國首相,憑什麼委內瑞拉不能比照?一時倒也說得令人無從辯駁。但他沒有說出的真相是,內閣制之下沒有任期限制的前提,建立在首相必須掌握議會多數的基礎上。正是因為這項制衡機制,人民才放心把權力交給首相。總統制或其他集權政體,則顯然欠缺這層制度設計。 當前的習近平,數年前的查維茲,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相當敬仰毛澤東;上任後,均不斷面臨國內質疑,結果卻是更加鞏固領導權力;皆能在國內帶動經濟成長、在國際上擴大影響力;都試圖透過修憲取消任期限制。然而,查維茲最後的下場是,為了回應民眾期待,被迫做出超乎國家能力所及的政策,使得委內瑞拉在其癌逝後,迅速走向破產。 其實不僅是查維茲,當年拿破崙三世捲入普法戰爭、希特勒發動二戰、普廷在冷戰後重新發展核武,都是這類魅力型領袖,為了滿足國內訴求的結果。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一旦取消,習近平將集大權於一身,也勢必得更加追求表現,難保不會落入「查維茲陷阱」。 (作者為公務員)
楊宗新 2018-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