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國家人人有權草擬他理想的憲法。但在專制國家，草擬憲法竟然要坐牢，像中國劉曉波，即使獲諾貝爾和平獎，依然身陷黑牢，還連坐妻子；像鄭南榕，只因刊登許世楷教授的新憲法草案，就遭國民黨統治集團控以「叛亂」，最後引火自焚，以死抗爭！ 南榕自焚時，統媒極力醜化，說他自殺是因精神症狀，這是以小人之心度烈士之腹。一般憂鬱症者自殺，是厭世不想活；但是烈士殉道，是基於理想的追求。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這句話正是極佳註解：「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南榕為了他高超的理想而死，至情至性！ 曾經有一位我的長輩在談起鄭南榕時說：「鄭南榕太傻了，再等個一、兩年，台灣就民主化了，這麼等不及，竟然自焚，太傻了！」我回答：「中國黃花崗之役那些革命青年也太傻了，等隔年滿清就倒了，幹嘛這麼急去搞革命犧牲自己？」滿清王朝的終焉，是多少烈士犧牲的結果；台灣能在南榕自焚的一、兩年後民主化，南榕那把烈火絕對發揮催化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有兩件事件驚醒台灣人：一是四月七日的鄭南榕自焚（南榕出殯的五一九，又有詹益樺自焚）；二是兩個月後北京爆發屠殺民主運動青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這些事件激發了台灣人的民主與獨立主張的激增。因此該年底的立委選舉，卅名「新國家連線」候選人提出「建立東方瑞士國」的主張，當選了廿名，使得原本揚言要以法律制裁的國民黨不敢出手。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也當選立委，顯示民眾對鄭南榕的肯定。於是李登輝順應「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的潮流，終有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 在威權的時代，像鄭南榕這樣的先烈們，不但沒有選擇服從，而是選擇反抗，由於他們的犧牲，才有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終結，才有台灣的民主化。 今天我們必須體認鄭南榕精神的兩個重點： 其一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能打折，言論自由若能打折只剩七十％、四十％，也就可變成○％。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雖不同意你的話，但至死也要擁護你說話的權利」。兩百多年後的國民黨不但不能「至死維護言論自由」，卻讓鄭南榕用死來爭取言論自由。而今台灣已被「自由之家」列為自由國家，積分還超過美國。但是那個積分只有十五分的中國，卻想併吞九十三分的台灣。因此維護台灣獨立自主至為重要，這是南榕精神的另一重點。 建立獨立新國家，必須透過「轉型正義」來完成。從廣義而言：一、反民主、不民主的，必須民主化；二、殖民性質、外來性質的，應在地化；三、不公平的，必須公平化。以上轉型正義三原則，也是鄭南榕用生命要追求的。如果我們體認不到，不願面對，紀念鄭南榕也都枉然了！ （作者李筱峰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本文原刊於2004.04.13 ） 假設孫文先生今天忽然活過來，魂遊台灣，他一定會非常訝異地發現台灣這裡的人怎麼把他叫做「國父」？ 其實，孫文與台灣的關係極淺。他來過台灣的時間很短，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的支持，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抵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赴日本。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粵，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由上可見，孫文真正停留過台灣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魂遊台灣，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必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他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雖然孫文與台灣的因緣不深，不過並不表示他不關心台灣，只是，他對台灣的期待，恐怕要讓在台灣的「統派」大失所望了。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一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高麗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並沒有主張要「收復台灣」。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拿來和朝鮮相提並論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日前，為了法務部長陳定南建議若要將「國父」一詞放入法律中，就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對「國父」做出定義，結果引起泛藍軍政客的圍剿。綜觀這些泛藍軍政客的言談，我知道他們不僅沒有現代國家概念，也沒有台灣主體意識，更是對中國近代史無知。 其實，說穿了，現代國家是不需要「國父」的。十年前，我就發表過『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一文，現在既然話題重現，我只好引一段我的「舊文」給泛藍軍政客們當「新知」： 「現代國家是國民意志的結合，而不是幾個草莽英雄、或幾個將門貴冑以武裝革命、發動政變的形式『打天下』打出來的。所以現代國家與過去的封建王朝迥然不同，舊王朝有開國的君主，現代國家是群策群力的結合體。因此，將某一特定人物尊為『國父』，實在是封建王朝的殘留意識在作祟。 孫文去世後，被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是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廿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合情理。 再說，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在中華民國締造的過程中，並沒有台灣的影子（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締造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今天，台灣在面對政治的轉型、在處於時代的關鍵時刻、在細數歷史的真相、在揚棄傳統的包袱、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戰威脅、在邁向國際社會、開創未來生機的此時，台灣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這個現代國家不應該再以英雄主義與封建意識去奉捧某一特定人物為『國父』。」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我不否定。但以他做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做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畢竟，台灣人不稱孫文為「國父」，孫文一定不以為忤。只有那些在國民黨奴化教育下被制約而不自知的黨徒們，才會幼稚得跳腳。 幼稚的國民黨發言人吳清基拿出一張一九四○年（民國廿九年）國民政府的公報訓令，內容是「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來證實「國父」於法有據。這是何等幼稚可笑：其一，那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所謂「訓政時代」的玩意兒；其二，當時的台灣不在中國轄治下，那個訓令與台灣何干？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人，會去拿一個與台灣毫不相干的其他空間的舊訓令做法源依據嗎？像吳清基這樣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子弟，必須淪落到替一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遺緒搖旗吶喊，這真是國民黨奴化教育的成功，也是台灣人的悲哀！ 所以，當我看到吳清基批評陳定南「連小學公民課本都沒唸好」時，我忍不住大笑，與其說陳定南「連小學公民課本都沒唸好」，不如說是陳定南受國民黨奴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淺，而吳清基腦中這套意識形態，正是國民黨在台灣實行奴化教育洗腦成功的典型案例。

彭明敏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 十三年前我出版文集《李筱峰專欄》，彭明敏教授為我寫序，開頭就說：「李筱峰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我愧不敢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借彭教授的句型，告訴大家：「彭明敏教授出書，才是台灣人的喜訊！」 彭教授最近出版一本文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收錄彭教授自一九九二年結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台的首次演講、一九九六年他參選總統的電視政見發表會等數場演講內容，以及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撰寫至今的八十九篇時評政論。 五十三年前彭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共同草擬〈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指出「一中一台」的事實，呼籲台灣人民應在左翼的中共政權與右翼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之間走出自己的路，他們的諤諤直言，換來牢獄之災。彭教授流亡海外的二十多年，依然為台灣疲於奔命。回台後，鬥志不減當年，繼續奔走呼號。我讀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再回想當年的自救宣言，感受到彭教授理念一以貫之，意志持續不輟，精神始終如一，十足知識份子本色！這些語重心長的評論，不僅見證台灣的政治社會，更是提醒當下台灣人（尤其是主政者）把握方向的暮鼓晨鐘。 許多政壇大老的文章，往往都由秘書助理代筆。以彭教授的年代和輩份，我看到他的文章如此流暢洗練，以為是秘書執筆，問了他的秘書吳慧蘭小姐，始知每篇評論文章都是他親筆所寫，太令人驚嘆了！ 試舉一段他的文字來欣賞：「外交官常夾在真相、人情和外交之間，進退兩難，難以兼顧，只要絞盡腦汁，舞文弄墨，拐彎抹角，模稜兩可，若是若非…」讀來痛快淋漓！ 彭教授行文生動有趣，用字遣詞極富創造性。信手拈來列舉數句來欣賞：挖苦中國官員時，他說：「要聽中國高官講話，須有象腳一般大條且強韌的神經。」挖苦親中仇日的馬英九時，他說：「對日不惜一戰，對中不惜一縮」；對藍營諂媚中國的「貓熊統戰」，彭教授揶揄說：「貓熊運入台灣，沿路『國旗』都收藏起來，怕二隻國際寵物看了會不開心」。 彭教授亦善於譬喻，例如中國歇斯底里喊「一個中國」，彭教授說這絕非「野狗狂吼虛影」，而是「叫喊『一個中國』時，後面都有隱藏著或公然帶著一條尾巴，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條尾巴才是它真正要的。」 彭教授看到長者塞紅包捐錢支持小英，他這樣形容：「由老輩看來，好像愛女即將冒險遠行，以紅包祈願一路順風。」 彭教授對小英期待殷切，以下這句話原本是講給馬英九聽，我認為此時送給小英更適合：「我們需要的領導者是敢明確說出我們的國家在哪裡？是何種國家？並坦白說明我們處於何種困境，敢率直要求國民作何種奉獻和犧牲」！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圖／李筱峰提供 處處可見南島先民的足跡 台灣原屬「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範圍最北境，遍佈着著我們的南島祖先，後來被漢語族祖先分成「高山族」與「平埔族」兩大系統，兩大系統之下又各分出許多族系。今日苗栗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屬於平埔族系統的，有較靠海的道卡斯族，以及較靠內山的巴宰族；另外靠內山區域的，有屬於高山族系統的泰雅族、賽夏族。從地名來觀察，苗栗境內南島祖先的身影，和台灣其他各地一樣，清晰可見。 苗栗，源自導卡斯族語 「苗栗」這個名字，就是源自道卡斯族語，意思是平原地。也有寫成「麻里」、「貓裡」、「貓裏」。以前是道卡斯平埔族「貓裡」社所在地。1887年（清光緒13年）第一次設縣，採「苗栗」名。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 「通霄」舊名「吞霄」，是因道卡斯平埔族「吞霄社」（或寫成「通消」、「通宵」）得名，該社原址在今天通霄鎮的通東、通西等里。約1860年頃遷至今天的平元里，後來的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仔」。 「苑裡」，以前也寫成「宛里」、「宛裡」、「苑裏」、「苑里」，源自道卡斯平埔族「阿苑裡社」，後來簡稱「苑裡社」。社址在今苑裡鎮的苑東、苑西、苑南、苑北、西平等里。後遷至今苑坑里，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郁永河《裨海紀遊》中即有夜宿「宛裡社」的記載。 苑裡鎮內有「房裡里」，是以前道卡斯族「華拉俄拉路(Warouwar)社」所在地，簡稱「拔里社」，後來寫成「房里」，在房裡溪下游南岸，為苑裡鎮開發最早的地區。 苑裡鎮內有「舊社里」，此舊社為昔日的「日北社」（但學者翁佳音有疑義）。 今天苑裡鎮的中正、客莊、苑坑、水波等里，以前有「貓盂社」（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1731年(清雍正9年)年底﹐台灣中部的平埔族爆發了一場「大甲西社抗官民變」，「貓盂社」也參與，事件後貓盂社被滿清當局遷居到今通霄鎮福興里，改稱「興隆社」，後改稱「興隆莊」。 賽夏族即獅設族 「竹南」大約在1720年代起（清雍正年間）稱為「中港」，因為有道卡斯族的「馬卡留武社」（Makaruvu社）在此。此社位於淡水港與鹿港的中間，漢語族人稱之為「中港社」。1788（清乾隆53）年，中港庄的一位監生莊文榜在他的稟官呈文中，有「佃耕中港番田，係雍正年間墾闢之業」等字句。 「後龍」，也有一說是平埔族的名字，是道卡斯族「Auran社」(又稱yass)的譯音漢字。（但學者翁佳音不同意此說，詳後） 「卓蘭」，也曾寫成「塔連」、「罩蘭」、「塔仔林」。是巴宰族「Paiten社」自稱地名「Tarian」之音譯，意思是美麗的原野。 「大湖」，原為泰雅族聚居地，泰雅語稱「馬凸」（Masranmo），即大湖之意。 南庄鄉內有「北獅里興」、「南獅里興」的地名，前者為賽夏族利利安社所在地，後者是賽夏族巴卡沙斯社所在地。為何地名出現「獅」字？原來賽夏族（Say-siyat）以前被稱為「獅設族」，分為「北獅設族」和「南獅設族」。 三義鄉鯉魚村曾被稱為「番仔城」（在今天鯉魚潭西邊），那是1845年（清道光25年）原居住於台中的葫蘆墩社、岐仔社的平埔族（巴宰族）移來此地開墾，被漢語族人稱為「番仔城」。 這種「番」字輩的地名台灣到處可見，苗栗也不例外，例如南庄有「蕃婆石」，公館有「番仔埔」…。「番」字當然是優越感的漢語族對南島語族的輕蔑稱謂。此類地名的出現，除了可以知道該地曾有南島先民居住，也顯示「原漢」族群的交會。要知道，當年罵人「番」的閩粵移民，他們的後裔有幾人沒有「番」種？ 看見鄭氏的軍屯痕跡 1662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驅逐荷蘭人。他將部隊分派駐各地從事屯田開墾，這種鄭氏軍隊開墾的田，稱為「營盤田」（「營盤」即「軍營盤紮」之意）。鄭家的軍隊駐紮屯田之地多在今天台南﹑高雄一帶，但也有來到苗栗境內。鄭經曾派部將劉國軒經略苗栗沿海地區。今天竹南有「營盤里」，據悉鄭氏一部份的左先鋒部隊曾駐於此。還有「營盤邊」的地名，即軍營駐紮地旁邊的聚落。 體會漢語族移民的開發 「後龍」除了前述的說法，學者翁佳音考證認為是十七世紀荷蘭時代有金門金湖鎮後壠（甌壠）人移民於此，以故鄉之名重現，再轉成「後龍」。即荷蘭文獻所紀錄的「Aulangh」。 移民開發土地時，合股持份共同開墾，1751年（清乾隆16年）廣東嘉應州鎮平來的客家移民林洪、吳永忠、溫殿王、黃日新、羅德達等人完成了拓墾的第一份的土地，稱為「頭份」（接下來又開墾二份、三份、四份、五份等地）。 開發土地時，在今天頭份和中港之間建有田寮，做為墾工棲憩之所，也是佃農居住的草寮。故今天頭份內有「田寮」、「老田寮」的地名。 頭份境內有「斗換坪」的地名，也曾稱「倒換坪」。1805年（清嘉慶10年）頃，有廣東客家人黃祈英來到此地與原住民交換物品，逐漸取得原住民信任，獲得土地，並娶原住民妻，進而倣效原住民風俗，改南島語名字叫「斗乃」。斗乃與原住民交易的斜坡地，被稱為「斗換坪」，也被寫成近音的「倒換坪」。 1730年代雍正年間，今天造橋國民學校內有一深坑與山外不能來往，居民甚感不便，乃自動捐款建橋，造了一座橋橫越南港溪，方便居民往來，鄉人便以「造橋」為鄉名，以資紀念。 土地開發後，遠距衙門，官廳於是在新開發地臨時設置事務所，做為辦公、抽稅、集會之用，稱為「公館」。「公館」也是地方人士共同為維持地方治安，處理隘務、墾務的事務所。 今天公館有「隘寮下」、「隘寮腳」 ，18世紀中葉因客籍先民在開墾之時與原住民爭鬥不休，設隘寮派丁勇守衛，在隘寮之下的聚落就稱「隘寮下」、「隘寮腳」。 公館有「石牆村」，舊稱「石圍牆」，1818年（清嘉慶23年），村人為抵禦平埔族人，採石築牆，經吳琳芳等共同出資開闢莊園，「石圍墻」因而得名（後來改為「石牆村」），但鄉民仍一直沿用「石圍墻」之名。 南庄，原為客家移民與原住民交換物品的交換所，後來逐漸向南方田尾發展，結成一庄，稱為「南庄」。 南庄有「田美」村，原名「田尾」，即墾田的末尾處。「田尾」以近音改為「田美」，這是地名的雅化。 竹南鎮內有「鹽館」的地名，還有「鹽館街」，可知以前這裡有鹽的批發店；竹南還有舊稱「三角店」的地名（在今天新南里），可以想見這是在開發過程中出現商店於此。 土地開發需要水利設施，開埤造圳。所以通霄有「圳頭里」，圳頭即水圳的源頭處。 通霄鎮內有「土城」地名，起源於1757年（清乾隆22年）客家移民詹望觀進入這一帶(今城南里、城北里之間)開闢，因當地原屬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及高山族的泰雅族所有，入墾後的詹望觀建造土城防禦（怪哉！入侵者「防禦」被入侵者？），但後因不勝「番擾」（誰擾誰？）乃棄城、棄地而去。1806年（清嘉慶11年）有房裡社、貓盂社的道卡斯族再度入墾土城，漢人則有廣東黃舉英來墾，再次建造土城。 顯示地表自然景觀 地名的出現，常因人們以地形地勢、地表景觀來稱呼而得名。以苗栗的地名來看，例如： 「頭屋」，昔稱「崁頭屋」，崁，即小崖之意，因位於老田寮溪的南岸河階地崖頭頂之聚落故得稱。 「後龍」，曾稱「後壠」，除前述兩種說法之外，還有一說，是因在後方土地呈長條狀起伏之地。後龍的「崎頂」，可知是在山坡地上。 公館曾稱「蛤仔市」，後因位於後龍溪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南北狹長，中間地勢低平，形似蛤仔。 西湖，舊稱「四湖」，因打那叭溪沿岸從下游而上有頭湖、二湖、三湖、四湖至九湖。四湖在此鄉中央。最早出現在《臺灣府輿圖纂要》的「四湖莊」。 銅鑼，舊稱「銅鑼灣」，因在打哪叭溪東方與後龍溪狹宰分水嶺處，形勢似銅鑼狀。 三義，舊稱「三汊河」，因西湖溪主流與支流水尾溪在今火車站南側的三興橋附近匯流，呈現三條水路而得名。 「三灣」，因在中港溪第三個曲流凸岸創建的聚落，即在三個河灣上的聚落。 「獅潭」，有一山勢型如獅子，河流臨其山前，結為一個深潭。取之獅頭山的「獅」，即獅潭溪的溪水碧綠為「潭」。 「大湖」，四面高山圍繞，廣闊平林，地形似湖，故命名大湖。 頭份鎮內的「蘆竹湳」，是盛產蘆竹的低窪沼澤地。 今天造橋的大西村一帶，傳統地名叫「赤崎子」，即紅土山坡地。 苑裡鎮靠山一帶有「山腳里」，即在山腳下的地方。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附近與獅潭鄉東側交接處，有所謂「仙山」，原名「紅毛館山」。據聞荷蘭人曾在此設館。但另有一說應該較可採信：1887年（清光緒13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為了籌措建設財源，將台灣盛產的樟腦專賣，派大批人員深入今桃竹苗地區山中開採樟樹，南庄便是這種樟腦事業基地之一。當時、已獲既得利益的英國人為了阻撓劉銘傳的計劃，也曾深入南庄搶購樟腦，當地人遂稱英國人聚居的地方為「紅毛館」。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圖／李筱峰攝 日治時期改制順便改名 1920年日本在台實施地方改制，順此大改台灣各街庄地名。這一年苗栗的地名有如下的改易： 將「中港」（1901年，明治34年，屬新竹廳中港支廳）改稱「竹南」（隸屬新竹州竹南郡）。 將「後壠」去「土」改做「後龍」（閩南語發音都還保留後壠之音）。 通宵，以其虎頭山平地突起，聳入雲霄，故改稱近音雅字「通霄」。 「罩蘭」改稱「卓蘭」。 「崁頭屋」，簡化為「頭屋」， 「銅鑼灣」簡化為「銅鑼」。 「三汊河」，改名「三叉」。 國民黨時代的新地名 原稱「四湖」的西湖，因與雲林縣四湖鄉同名，1954年遂改以客家語「四湖」的同音字（同音不同調）的「西湖」為名。 三叉，前鄉長陳永財認為「叉」字不雅，以其形似義的簡體字，而改稱「三義」。 大安溪的發源地，泰雅族之故鄉於1950稱為「大安」。又因「大安」與台中縣大安鄉同名，乃以客語「大」與「泰」同音，於1954將「大安」改為「泰安」。又有一解釋，是「泰」雅族與大「安」溪之鄉。 苗栗還有很多小地名，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身世，就讓讀者繼續去挖掘體會。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吳湯興與丘逢甲，乙未抗日中的兩種人物。圖／李筱峰 苗栗銅鑼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在乙未抗日史上有兩個人物好有一比，他們代表著兩種典型，也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一位叫丘逢甲，另一位叫吳湯興。前者常被國民黨的課本吹捧，說他是「抗日愛國詩人」；後者卻被冷落多時，少被提起。 丘逢甲於1864年出生在苗栗銅鑼。他文采飛揚，中過進士。1895年，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丘逢甲率領紳民到巡撫官署﹐慷慨陳詞：「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不久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被推為總統﹐丘逢甲任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 吳湯興比丘逢甲大四歲，1860年出生於苗栗銅鑼。他沒有丘逢甲那樣高的功名，只是一個生員，但是在1895年（乙未）的這場抗日行動中，兩人的格調品味高下立判。 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逢甲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唐授與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獲授統領職位後，隨即南下，回到家鄉開始招募義勇軍。憑藉著吳湯興的聲望，他很快地就有二千多個鄉民投入他的麾下，同時也募到不少兵器彈藥糧食。之後，吳湯興還為義軍製作制服、樹立旗號、編列營號，並加緊訓練義軍，成為一支軍容壯盛的軍隊。 不久，其他地方的客家領袖，如苗栗頭份的徐驤、新竹北埔的姜紹祖，也各自募集兵勇，前來與吳湯興會合，讓義軍的聲勢更為浩大。他們從新竹作戰到彰化。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吳湯興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吳湯興雖犧牲生命，卻也讓日軍付出慘痛代價，日軍幾位將領如山根少將、緒方中佐，都在戰役中受傷而亡，據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此役受傷，最後不治。 1895年5月，日軍自澳底登陸，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吳湯興等人率領的客家子弟兵的奮勇抵抗，是重要因素之ㄧ。 誓死守禦卻捲款浪撩的丘逢甲 反觀丘逢甲，當總統唐景崧準備開溜回清國之前，唐景崧曾電催丘逢甲率軍北上赴援，但電報從「千急急」打到「萬急急」，丘逢甲始終躊躇不前。唐景崧最後逃回清國，被譏為「十日總統」。而這位發誓要「誓死守禦」的丘逢甲，也始終未曾與日軍開戰過，最後是帶著軍餉逃走。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丘逢甲後來死於廣東，死時有六位同鄉的舉人作弔聯諷刺他。一位美濃出身的舉人林金城，也寫下這樣諷刺對聯：「盜臺軍餉，盜粵軍裝，軍法總能逃，事變兩番成大盜 / 非清人物，非漢人材，人言終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真正投身抗日的，如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率苗栗、新竹的客家子弟兵奮勇抗敵，捐軀成仁，卻因過去課本少提而鮮為人知；反而只會在紙上寫文章抗日，最後卻捲款而逃，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現在還有一家紀念他的「逢甲大學」。我不禁想起連橫在《台灣通史》論丘逢甲時，將吳湯興拿來比對的一句話─「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吳湯興於1895年8月28陣亡成仁，其妻聞訊不久投水自盡；丘逢甲則在17年後的1912年2月逝世於廣東。丘逢甲如果地下遇銅鑼同鄉吳湯興，不知道會是怎樣的表情？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7期(3月號)

《走入悲情》  七十年前﹐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所謂「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許多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仍混沌不清。台灣現在還矗立一座獨裁者（二二八屠殺者元兇）的紀念館，為民主國家絕無知僅有之荒誕怪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長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什麼是228事件，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哪來悲情？還有許多人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好笑喔！聽說北京當局也要紀念二二八！ 他們這個專制政權經常對人民「二二八」，怎好意思也要紀念二二八？ 我以28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這篇拙作回應： (原載1989.6.26.自立早報) （前略） 二二八事件固然有與天安門事件相異之處，但兩事件相仿之點，倒也不少。今將兩事相提並論一下，看看天安門事件中所出現的二二八模式。 鎮壓前的開明假象 二二八事件之初，由各級民意代表組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每天開會，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行政長官陳儀不但派公署的官員參加，而且接見請願代表，並且應允代表提出的改革要求。等到三月八日以後，陳儀確定中央派來的援軍已出發來台之後，他立刻翻臉改口，宣稱「處理委員會」的耍求已幾近「叛亂」，是「非法組織」，乃採高壓手段。   這次中共當局處理北京的學生運動，初期官方也會見學生代表，李鵬並探視絕食的學生，並否認說過學生運動為「動亂」，可是等到「解放軍」齊集北京後，鎮壓「動亂」的行動就開始了。 大屠殺的美麗說詞 二二八事件中，陸軍第二十一師抵台後，陳儀廣播宣稱：「我此刻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告訴最大多數的善良同胞，我的宣布戒嚴，完全為了保護你們，你們千萬勿聽奸人的謠言....，對於守法的同胞，決不稍加傷害。....:我的再宣布戒嚴，完全爲了對付絕少數的亂黨叛徒，他們一天不消減，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寧。」(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台灣新生報》)。   這種句型，在天安門事件中，也重新拷貝了一次。試看中共戒嚴當局採取軍事鎮壓所宣佈的理由：「為了維護已經受到威脅的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執行戎嚴任務的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清況下，被迫依法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黨和政府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子以揭露。」 對學生的集體屠殺 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出面參加會議，或組成治安維持隊，維持治安。因此，在大屠殺來臨後，許多學生慘遭集體殺害。例如三月八日到九日早上，許多在圓山附近維持治安的學生被屠殺，屍體投於圓山之下。基隆地區有青年學生二十人被軍隊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當時被殺害之人民以青年學生為最多。   這次天安門前的大屠殺，也是學生死得最多。「解放軍」在消滅那些中了「西化思想毒素」的學生，與當年國民黨軍隊在消滅那些具有「日本思想遺毒」的學生，其心態與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 槍斃人犯示眾的手法 二二八事件時，許多被認定為叛徒亂黨的人，動輒就當眾處決。例如，台南市的湯德章律師，在台南市的民生綠園遭槍斃示眾。畫家陳澄波、醫師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被綁赴嘉義市火車站前槍決。南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也在新營當眾槍決。   我們看這次天安門事件，槍決人犯也是在數千人圍觀下進行，這種「殺雞倣猴」的作法，是專制統治者的手段。 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陳儀當年借用軍事鎮壓的餘威，整肅了一批他視為眼中釘的知識菁英。像林茂生、施江南、陳炘、阮朝日、王育霖、宋斐如、張七郎、林連宗、吳鴻麒.，..:等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沒有參加任何暴動之下被捕遇難。  這次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也通緝許多沒有參加暴動的知識分子，像方勵之、嚴家其、湯一介、陳一諮、蘇曉康、包遵信....:。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知識分于比較了解中國的政治，因此有多人避難得及。而當年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了解「祖國」的政情，因此也就在自以為沒犯錯的情況下，乖乖就逮遇害。 事件後的大逮捕 二二八事件經過軍事鎮壓後，陳儀隨即展開所謂「清鄉」行動，大肆逮捕「惡人」。三月三十日，陳儀發出「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謂：「這次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使社會秩序一時陷於混亂，善良人民都蒙受有形無形的損失，回想起來，實在痛心。現幸國軍抵達以後，亂黨叛徒聞風匿散，社會秩序已經恢復。但政府為了保護善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起見，決定實施清鄉，使少數的亂黨叛徒，無法匿避......」。陳儀這份中日文對照的文告，要求民眾耍「交出武器」「交出惡人」，因此，台灣在事件後，又接著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今天的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也一樣進行大逮埔，並且裝設檢舉專線電話，要民眾檢舉「惡人」。其手法及說詞與二二八時代完全一樣。 計算死亡人數的偏頗態度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發佈的死傷人數，只計算軍警公務人員的死傷數目，或是把人數極力縮水，以致至今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   中共當局發佈的這次事件的死傷人數，也一樣只計算軍方的死傷，「我們一家都是人」，別人死的都不算。 看過四十二年前的「歷史傷口」，再看看今天的「歷史傷口」，極其相似。不要以為摀上耳朵，矇上眼睛，就可以聽不到、看不見。喜歡耍槍桿的統治者，以及喜歡耍嘴皮的大官虎，不要摀耳朵和矇眼睛了!

  前行政院長游錫堃日前在美國參加僑民餐會中，吟唱了一段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我在電視新聞中聽到游院長的一段話，大意是說，他雖然追求台灣成為正常的國家，但並非排斥中華文化。他喜歡吟唐詩，還下過工夫。 我也喜歡吟唐詩，從小受到擅長寫傳統詩的先祖父李步雲影響，我也會吟詩，尤其喜歡用「天籟調」吟唱。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學國文老師聊天，因為她的博士論文研究唐代的題壁詩，又有開唐詩的課，於是我問她吟詩喜歡哪種調，不料她回答，她不會吟詩。我當時很白目，冒昧問她：「妳不會吟詩，怎麼教唐詩？」我心直口快得罪人了！她反問我：「你會吟嗎？」我說會呀，當下就吟了一段李白的「清平調」。她聽了很訝異的問我：「你不是台獨份子嗎？怎麼會吟唐詩？」啥！主張台獨就不能吟唐詩？！那美國獨立後就不可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嗎？ 我不僅吟唐詩，我還唱「平劇」。四十四年前，我在政大教育系因發表文章被勒令退學時，在同學為我舉辦的惜別會上，我就是唱了一段「四郎坐宮」和同學道別：「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淺水龍，久困沙灘…。」 我這個台獨份子吟唐詩、唱平劇，應該不輸給那些經常罵我「去中國化」、「皇民化」、「數典忘祖」的統派如蔡正元者之流。不信可以ＰＫ看看，恐怕「去中國化」的，是說我「去中國化」的蔡正元吧？ 台灣獨立的意義，是政治上的，意即台灣不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下的一省或特區，而不是在文化上要完全排斥「中華文化」。當然如果要從文化的意義解釋台獨，那就是「自由台灣」，不願成為「專制中國」的一部分，自由與專制當然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但仍屬政治文化的性質。 文化領域不等於政治領域，前者寬廣許多。「漢字文化圈」內的日本，還使用著兩千個漢字，他們也發揮書法藝術，京都是漢學研究的重鎮；日本人、韓國人也使用筷子，同屬「筷子文化圈」，但日本、韓國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同樣信仰阿拉、寫阿拉伯文、講阿拉伯語系的阿拉伯世界，就有廿幾國。 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指出，台灣保留了許多日本人已經消失的「日本精神」；有意思的是，許多中國網友來台灣旅遊後，也貼文指出台灣是保留中華文化最多的地方，這是台灣多元文化的可貴。 我曾呼籲建立「泛南島民族」意識，但不表示要排斥中華文化。我們要排斥的是中國的封建、專制、霸權、貪污文化，還有像「愛國同心會」那班中國人的暴力文化，但是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如唐詩宋詞的文學藝術，先秦思想家的智慧…，何嘗不是台灣國可以欣賞的文化精華！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焚燒紙錢絕對會嚴重破壞環境、為害國民健康。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的紙錢，至少排放十八萬噸二氧化碳，需要一千五百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   我經常自比一隻「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歡喜」的烏鴉，即使逢年過節、喜慶之日，還在呀呀啼叫。關於「過年」，近廿年來我提出許多意見，但人微言輕，狗吠火車，蚊子釘牛角，幾乎無人理會。但我仍不死心，趁《民報》發刊之便，將我廿幾年來與過年有關的呼籲，做一個總匯。 關於「中國新年」的稱呼 把陰曆新年(Lunar New Year)說成「中國新年」並不適當。因為過陰曆(或農曆)新年的國家，除了今天的中國和台灣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國的華裔族群(他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而是擁有該國國籍的國民)；此外，戰前的朝鮮人、越南人，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琉球…，也都過陰曆年。所以把陰曆新年說成「中國新年」實在不恰當。尤其強調台灣人過「中國新年」，無形中又掉入中國統戰陷阱。 更讓台灣人陷入中國統戰陷阱的是，所謂「兩岸三地」聯手過新年的一些活動節目。台灣有一些投機「藝人」，跑去中國參加這些所謂「兩岸三地」聯手過新年的活動，透過台灣和中國的電視轉播出來，明顯將台灣「香港化」，讓世人誤以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同樣過陰曆新年的國家還很多，為何台灣非選定和中國「聯手」過年不可？尤其去找一個對我們有領土野心的國家「聯手」過年，簡直荒唐！說穿了，想透過相同的歲時年節，以「文化認同」來促進「政治認同」，是中國及台灣內部「統」派份子的居心。 我們從來沒聽過美國人過耶誕節要找英國人「聯手」過節？同樣過耶誕節的國家難以計數，沒有人會因為相同的文化，就要把許多國家「統一」起來；同樣過回教年的阿拉伯世界，也有十幾個國家，不會因為過相同的年就要「統一」。 何不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 我們台灣這個貿易國，隨著工商發展，在許多方面都已相當國際化。平日採行的曆法，也以一般國際社會所通行的陽曆為準。不論是公家機關、學校、公司行號，一概採行陽曆。可是一到「過年」卻又統統回到陰曆去了。「過年」期間，許多人在歡愉的氣氛，只意識到「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反而把陽曆的日期模糊掉了，直到度過了這段「過年」時節，才又漸漸恢復陽曆意識。這種現象，實在非常怪異。   過去一些同樣過陰曆(舊曆)新年的國家，如朝鮮、越南，在二次大戰之後，都紛紛改過陽曆(新曆)新年了。日本甚至在明治維新時，就改過陽曆新年。但是偏偏像台灣、中國、香港等華人社會，就是改不過來。華人社會的文化包袱之重，於此可見。   背負這種文化包袱，對於我們以經濟貿易起家的台灣來說，實在是相當不適宜的。試想，正當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在忙著工作，忙著做生意的時候，台灣人卻閒在那邊「過年」，外國客戶找你做生意也找不到.，而正當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在過正常的新曆年的年假時，我們台灣卻只意思意思地放兩天元旦假日，你要找人家做生意也接不上頭。這種現象，對我們這個外貿導向的國家來說，實在太不上道了！ 比起當今台灣這種不上道的過年，國民黨的總理孫文應該算是相當前進的一人。孫文早在七十年前(1922年)就極力主張過年應過新曆年。他說：「人民崇尚舊曆新年，而不注意新曆新年者，是尚未能脫離舊觀念，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又說：「新曆新年為民國的新年，為共和國家的新年。舊曆新年為君主時代的新年，為專制國家的新年。」想不到，宣稱要「實行總理遺教」的國民黨，他們過的新年是他們的總理所宣稱的「君主時代的新年」.，也想不到，宣稱台灣已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民進黨，過的新年也不是「共和國家的新年」。  有人說，過舊曆年比較有熱鬧氣氛，真是愚蠢！氣氛是人為的，只要我們調整心態、變通觀念，跟上國際腳步過新曆新年，保證每年的過年氣氛都會提早到來。                        而且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不僅具世界觀，還可擺脫中國政治統戰！ 過年熱鬧日，環保災難時 一過起年來，舊社會的壞風俗、歹習慣，一一充斥社會。例如燒冥紙、放鞭炮，這種破壞資源、製造噪音、污染空氣的行徑，藉過年之便，讓人類與鬼神聯手破壞環境。 焚燒冥紙絕對會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而且為害國民健康。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的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一百三十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十八萬噸二氧化碳，需要一千五百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臺灣人過年期間(從初一到十五元宵)，有一連串的祭祀活動，燒掉的冥紙、金紙，危害社會甚矣！ 同樣的，從初一到十五元宵這期間燃放的鞭炮，製造噪音、污染空氣、浪費資源，也難以估計。台南市長賴清有改革理想，想要在各廟宇節制燃放鞭炮，卻引來頑固守舊勢力的反撲。我期待各界能深明大義，支持賴市長的改革！ 迷信愚蠢的民俗 更糟糕的是，在所謂「民俗年節」的「本土」文化的圖騰中，舊社會中的一些風水占卜的迷信，卻彷彿得到「合理」的美化，也充斥著這個社會，更經由一些不敢負起社會教化責任的電視媒體的宣傳，藉著過年的氣氛，正腐蝕著號稱工商進步的台灣。 「大年初一」當天，打開電視一看，某廟宇門前擠滿一大堆信眾，大家手拿一柱香，正準備等著廟門一開，衝第一個進去搶得「頭香」，好得到神明的最先保佑。待會兒廟門一開，信眾們果然爭先恐後呼嘯著衝往香爐插香。真是悲哀，這種只顧自己先讓神明保佑而不惜爭先恐後的自私自利形象，透過電視鏡頭展現在全國觀眾面前，我不禁要問，台灣真的需要推廣這種「本土」文化嗎？如果真有這種神明，專門優先保佑自私自利的人，這種神明還值得我們敬拜嗎？我恨不得孫文再世，把這種神像給拆了吧﹗ 各種怪力亂神的新聞節目在過年期間也紛紛出籠﹗大部分電視台，不能讓台灣這個患有「集體失憶症」的社會培養一點歷史感，卻專找一些江湖術士上節目，談卜算命，講面相、談氣運、批流年。回想九十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的前輩們致力於破除迷信，而今，各種神說鬼話還變本加厲透過電視節目大力宣傳，這樣的社會毋庸卜算，我也知道將要萬劫不復矣！ 過個有志氣的年 新年本該除舊佈新，不僅要過具有「國際觀」的年，過ㄧ個現代國家的年。如果能更具社會理想與國家關懷，尤佳。就以春聯來說，「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天賜平安福祿壽，地生金玉富貴春」之類的春聯固然吉祥喜樂，但總是俗套。試看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的抗日社會運動家的兩副春聯─ 其一： 權門壟斷無平等 法網牽纏不自由 其二：善化詩人蘇東岳，以「善化」二字冠首，做春聯如下─ 善政莫施壓迫策 化民當與自由權 連過年寫春聯都不忘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有夠氣魄！不過，這兩副春聯如果拿到國民黨威權時代，想必更為貼切。只是，在標榜「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威權時代，敢貼這種春聯恐怕會沒命。而今，國民黨已從反共變成媚共，開始聯共制台，因此以下這句當年的口號，拿來當春聯貼，也許更具意義： 反共必勝 建國必成 上面橫批則不妨書寫「台灣獨立」。 如果嫌以上對聯是老蔣口號太陳舊，我建議改用以下「對聯」─ 台灣 中國國民黨 讀者諸君一定會感到納悶，左聯「中國國民黨」五個字，如何對右聯「台灣」兩個字？沒錯，「中國國民黨」實在是對不起「台灣」！（原載於2014.01.31）

川普終於就任美國總統了！這位非典型政治奇人，在甫當選美國總統時，曾引起世界驚動，也讓台灣人瞠目。但是他演出的「川蔡電話」，比蔡英文更主動地宣示「台灣總統」，讓台灣人一陣暢快。繼而他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更讓我們引發遐想--台、美、中關係是否將改變？ 不過，瞭解捭闔縱橫的國際政治，就別太一廂情願。試看五十六年前一段美台之間的往事： 一九六一年秋，聯合國舉行大會，蒙古正準備申請入會。當時蔣政權還代表中華民國，仍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勢必投否決票。美國總統甘迺迪想出一招，利用在日本的台獨運動來牽制蔣政權，乃邀請台獨運動領袖廖文毅赴白宮訪問。廖文毅於該年九月中先飛往瑞士，等待美國簽證。蔣介石得知此消息，態度立即軟化，表示願意棄權，不再杯葛蒙古入會。美國見目的已達，乃拖延廖文毅的入境，改口只許入境探親，廖不得已，訪問友人之後，於九月底返回日本。 這段往事是美國利用台獨的典型案例，五十六年後的今天，台灣是否還被當籌碼利用呢？這還有疑問嗎？川普與「台灣總統」的通電，是美方的安排，目的在於對付中國，特別要牽制中國在貨幣及貿易上的操控，以及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 川普日前重申，他「不會堅守美國長期以來對台灣實施的『一個中國』政策，除非北京在貨幣與貿易的操縱做法上有所改善」。這句話用最基本的邏輯就看懂，等於是說，「只要北京在貨幣與貿易的操縱上有所改善，我川普還是會對台灣繼續實施一個中國政策」。所以，台灣只是美國拿來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所以我們先別高興太早，但起碼可以安慰的是，台灣還有被當做籌碼的條件與價值。靠別人不是永久之計，但是保持自己的價值與條件，才能在合縱連橫的國際環境中因勢利導，生存發展。 我們不必和「中華民族主義」過不去，但是我們有更高的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要保守這些價值，就必須確保台灣主體地位的安全。讓台灣「國際化」，或讓台灣「中國內政化」，何者對台灣安全？還有疑問嗎？ 台灣海峽每天有五、六百艘的國際船隻通過；美國現在還有「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的對台承諾。但是我們如果硬要使台灣走向「中國內政化」，讓台灣海峽成為中國內海，則籌碼盡失，誰也幫不了。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句話不是太陽花學運才喊的，早在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教唱的軍歌「莫等待」就在唱了--「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依賴一定死亡，苟安一定失敗」；還有一首「誰都不能欺侮他」，國民黨現在不敢唱了，我們應大聲唱出來：「我生在這裡，我長在這裡，這裡就是我的國家！」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是左撇子，小時候除了拿筆和筷子被大人強行改右手之外，其他須要動手時，我都用左手。小時候我曾因為被佔多數的右撇子同學嘲笑，而一度感到自卑。我成為左撇子不是我選擇的，而是天生使然，有研究認為左撇子與基因有關。 同性戀者和左撇子一樣，也不是自己選擇的。有些研究認為因染色體的緣故造成同性戀（同性戀基因可能坐落在Ｘ染色體及第八對染色體），所以這是天生使然；也有心理學家認為同性戀與生長過程環境有關。無論是基因染色體，或是生長環境之故，同性戀者都非自小能自己選擇。 因此去歧視、嘲笑、壓制，甚至去醜化那些身體條件非自己能決定的少數，不是人類應有的文明。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去歧視、嘲笑、醜化左撇子，若有這種人，只能說愚蠢；但是卻還有許多人會歧視、嘲笑、壓制、醜化同性戀，還自以為道德高人一等。那就不僅無知，而且無情又缺德！ 世上左撇子比例約十％左右，同志的比例更少（可能怕受歧視不願承認）。但少數不等於變態，更與道德無關。有一位網友罵同性戀「變態」，我反駁他，他竟然這樣回我：「既然你認同同性戀不是變態，我誠摯祝福你的家族會成為同性戀家庭！」看來不止無知使人無情，無情還會使人無知！ 我一向痛恨大欺小、強凌弱，厭惡多數壓制少數，討厭多數不能體恤少數。屬於少數者的同志，不僅無法享受一般異性戀者擁有法律認可的婚姻權利，還要忍受無知無情的異性戀者的道德譴責，許多人暗夜哭泣，甚至走上絕路，悲劇層出不窮。 話說回來，雖說少數不等於變態，但變態者總是少數，例如在同志遊行中出現一些標新立異者，故作猥褻、暴露。他們的出現（不知是否有心人的設計構陷）讓反同者逮到機會醜化同志。希望以後同志遊行能節制這些人，以免反效果。 在對同志的道德譴責當中，部分基督教牧師最積極。他們強調「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上帝的旨意」，其實此話是在打臉上帝，蓋因染色體問題形成的同性戀恰是上帝的創造。難道「神愛世人」還要加一句「同志除外」？部分牧師又以「破壞家庭傳統倫理」為由來反同婚或反修法，甚至扯到羅馬帝國滅亡是因家庭倫常崩潰（西洋史這樣讀的？）殊不知，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台灣時，反基督教的守舊者也是以基督教破壞華人家庭倫理為由。事實上，今天通過同婚對原本異性戀家庭影響微乎其微，絕對比不上基督教倫理對華人傳統家庭倫常的衝擊大。 全球通過同婚的國家約十七國，皆先進國家，可供參考。修民法？或另立專法？基本上我贊成另立專法。至於同志團體擔心這也是歧視，未免過慮。試問，殘障福利法、兒童福利法會歧視殘障和兒童嗎？就是重視才要立專法。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一連三週在本專欄呼籲「免本錢」的改革，從鈔票、郵票，到駐外單位名稱，都該有所變革。本週容我繼續呼籲：軍歌也該換了！ 月前有關陸軍官校校歌的討論，引起守舊者的反動，儘管用「一命償一命」來威脅，還是無法讓一般有民主常識的國民理解，為何支領國家預算（不是國民黨預算）的國家軍校的校歌，必須歌頌「黨旗飛舞」？告訴他們現在是民主時代，「黨凌駕國」的時代早該結束，他們竟然抓狂！這和滿清結束時，一群太監哭嚎不能再侍候皇上，有何不同？ 更離譜的，還要在台灣土地上高唱「這是革命的黃埔」。這種仍停格在「黃埔」歷史的軍歌，無獨有偶，有三…，像陸軍軍歌也唱「黃埔建軍聲勢雄」。我們每個服役陸軍的台灣子弟不天天叫唱黃埔不行嗎？反動者說這是延續黃埔建軍的歷史傳統，所以不可改！嗚呼，民主時代必須延續「黨國不分」的歷史傳統，何來民主時代？ 不只陸軍，海軍軍歌也唱「為青天白日旗爭光榮」，青天白日旗就是國民黨黨旗，支領國家預算的海軍，是該為國爭光？還是為中國國民黨爭光？ 空軍軍歌呢？雖然沒說為黨，但卻高唱「遨遊崑崙上空…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要用血汗永固中華魂…」，台灣人納稅支持的空軍要去遨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崑崙山、五嶽三江？不怕被打下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以武力威脅台灣，要併吞我們，我們台灣的空軍卻要「永固中華魂」？ 除了三軍軍歌之外，軍中還在教唱「我愛中華」之類的軍歌，但是就聽不到半聲「我愛台灣」。總之，除了歌頌「黨旗」，揮不去黨國幽靈之外，標舉「黃埔」、「崑崙山」等中華山川符號的軍歌，充斥著殖民性格，灌輸的是中國認同，毫無台灣主體意識，也無民主理念。全世界有這樣不標榜為自己而戰，卻認同外敵的軍隊嗎？ 過去國民黨要我們唱「反攻大陸」、「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之類的軍歌，現在這些歌都不敢再唱了，可見軍歌是可以改的。我們期待趕快更換軍歌，應以認同台灣、崇尚民主為內容。 編寫新軍歌，權宜之便可試試先改編台灣過去流行的歌謠，以利教唱。二戰時，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為了鼓勵台灣人響應所謂「大東亞聖戰」，將許多三○年代台灣流行歌改為軍歌。例如名作曲家鄧雨賢的〈望春風〉，被改為〈大地は招く〉；〈月夜愁〉改為〈軍夫の妻〉；連原本三步節奏的〈雨夜花〉，也改成兩步的軍歌〈譽れの軍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都知道利用我們流行歌做宣傳，我們自己改編自己的歌在軍中教唱，有何不可？我曾聽過〈四季紅〉曲調用軍樂演奏，雄壯昂揚，若能填上台灣意識的歌詞，讓台灣軍隊唱台灣軍歌，我們才會放心！安心！感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月潭。圖／簡慶南攝 這期的《民報文化雜誌》要邀請大家一起到台灣唯一不臨海的縣—南投縣，來瞭解它的地名故事。 南島先民的身影 南投縣和其他各縣市一樣，原本都是南島語族的天地。南投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分佈，東區山地有泰雅族，其餘地區以前遍佈平埔族，包括洪雅族、巴宰族、拍瀑拉族，以及日月潭一帶的邵族。從今昔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先民的生活足跡。 今日的草屯一帶，以前有洪雅族阿里坤(Arikun)支族的「北投社」，北投社原稱Tausabata或Tansa Bata（荷蘭時代的戶口表即有此記錄），後來入墾的漢語族人摘其名稱的後半bata，音譯為「北投社」；並且將位置在其南邊的聚落相對稱為「南投社」，這是「南投」名稱的由來。不過，卻也有另一說法，「南投社」是早期洪雅族的Ramtau社，音譯為「南投社」，而在其北邊的聚落，則相對應稱為「北投社」（此北投社與台北的北投無關）。 今日的埔里，以前為邵族Poli社（埔里社）與泰雅族Vairi社（眉里社）的生活圈，清領時期曾稱「埔眉番」，1788年（清乾隆53年）「埔里社紀略」中即出現有埔里社之名。由於受到中國閩粵漢語族移民的壓力，台灣西部的許多平埔族（包括道卡斯族、巴則海族、巴布薩族、巴瀑拉族）紛紛於1820年（清道光元年）左右遷徙移入今天的埔里盆地。根據洪英聖的解釋，這是許多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現今埔里有「愛蘭里」，「愛蘭」舊稱「烏牛欄」，即平埔族巴宰族的「烏牛欄社」（原居於台中豐原）移居於此；埔里還有「房里」的地名，也是原本在苗栗苑里的道卡斯族的「房里社」族人遷居於此而得名。 埔里原本居住許多泰雅族祖先，由於西部平埔族人的移入，迫使部分泰雅族人往更山區遷移。今天埔里的「守城份」，是以前泰雅族人居住地稱Slna Lucos，是洗衣之意；埔里的「史港坑」，泰雅族稱Vare Valu，是芭蕉之意；還有「蜈蚣崙」，以前泰雅族叫Pocao Larot，是食雞之意，此地盛產雞。 去日月潭遊玩過的人，對「水沙連」之名一定不陌生。日月潭附近一帶的魚池鄉等地舊稱「水沙連」。17世紀末（清康熙年間）以來，此一地帶就有三十六社、三十五社、二十四社……等不同的說法。其中頭社、水社、貓蘭社、沈鹿社、埔裏（里）社、眉社，號稱「水沙連六社」，其中前四社在日月潭周邊，屬於邵族（伊達邵）系統。日月潭舊稱「水裡湖」或「水社湖」，因為旁邊有「水裏（里）社」。而水裏社又稱「水社」，所以又稱「水社湖」。現今去日月潭遊玩的人都可以看到「水社」之名。 日月潭內有一小島，原稱「拉魯島」，是邵族祖靈安息的聖地，也是邵族信仰的中心。拉魯即「祖靈聖島」的意思。 日月潭西南邊（緊鄰魚池鄉）則有「水里鄉」（原稱「水裡鄉」，成立於1950年，舊稱「水裡坑」），亦源自水里社之名。今日水里鄉有「社子」、「拔社埔」地名，皆可知原為南島先民（一說可能是拍瀑拉族）的聚落。 水里鄉西邊的集集鎮，原來也是屬水沙連「番界」，「集集」出自Chipu-chipu「集埔集埔」社之譯音漢字而來。（另有一說，詳後） 此外，中寮鄉內有「番子寮坑」、「番子塢」、「番子吧」，竹山鎮內有「社寮」，都可窺見南島族群的痕跡。不過，「番」字的出現，也顯示有優越感的漢語族人入此之後對原住民族的稱謂，顯示原、漢的族群交會互動。 從以上的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祖先的身影。 鄭氏政權的記錄 1662年國姓爺鄭成功率軍趕走荷蘭人，進佔台灣。他雖然不久就過世，但其部將勢力也來到南投。他的一位參軍叫林圯，在鄭經實施屯田制時，率領部屬來到今日的竹山一帶屯墾，墾成後稱此地為「林圯埔」(林既埔、林屺埔)。這就是竹山的舊稱。鄭氏部將入墾竹山時，侵墾原住民土地，與原住民議和，設置社商休憩的草寮，與原住民交易，因此竹山鎮內有「社寮」的地名。 鄭成功因為被南明皇帝賜姓「朱」，人稱「國姓爺」。現今南投縣有「國姓」鄉，即因鄭成功的部將劉國軒追擊大肚社的平埔族來到此地而得名。 清領時期移民拓墾的足跡 滿清政府於1684年併吞台灣，18世紀中葉開始有較多的閩粵移民陸續移民台灣，從事拓殖。進入南投的漢語族移民及其後裔，當然就出現了漢式地名，種類多樣。 因地勢地貌而稱呼的地名 潮溼浸水爛泥之地，閩南語叫「湳仔」，這是「名間」的舊稱。 山勢形狀像一隻睡眠中的牛，被稱為「牛眠山」；兩山相對峙，猶如兩頭牛的牛角相鬥對立，稱之為「牛相觸」（以上兩處都在埔里）。 有許多牛糞的山坡地，被稱為「牛屎崎」（在草屯）。 山坡上平坦之地，稱為「坪子頂」（在鹿谷）。 原稱「水裏社潭」的日月潭，是因為「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道光初年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遊水里社記》的記載）。 因土地開發、營生作業、街市形成，產生新的地名 一大片山丘的菜園或田園，稱為「大邱園」（在鹿谷）、「大丘園」（在中寮）。 廣植匏子（閩南語稱葫蘆為匏子）之地方，建草寮守匏子之處，稱為「匏子寮」（在草屯）。 燒木炭的工作地點，稱「炭寮」（在名間）。 有磚窯的地方，稱「磚仔窯」（在草屯）。 清初禁鐵，後來漸開放，打鐵業在多地出現，所以台灣很多地方都有叫做「打鐵店」的地名。南投中寮也有叫「打鐵坑」的地方，顧名思義，即有打鐵業的坑谷地。 墾地開發後，出現在田地中央的聚落，就直稱「田中央」（在草屯） 草屯舊稱「草鞋墩」，此地位居南投縣交通要衝，早年因盛產草鞋而聞名。有一說，此地為交通行經處挑夫行旅都在此換草鞋，丟棄的草鞋堆積如山，故稱「草鞋墩」。 日月潭在建水庫之前，原本就是漁產豐盛的天然湖，被入墾的漢語族人稱為「魚池仔」，這是魚池鄉的舊稱。 集集、中寮都有「半路店」的地名，移民開發過程中在某路段中間形成之店鋪街而得名。「集集」之名除前述者外，還有一說法，即將墾殖的收穫集中做相互交易生活必須物資的固定場所，故得稱「集集」或「聚集」。 土地開發過程，經常合股出資從事開墾，因此地名常以「股」為名。又墾成之後，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細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首分得之「份」為地名。這種情形全台到處可見，在南投也不少，如「十八股寮」、「六股」、「十四股」、「二十份」（在中寮）、「五份仔」（在集集），不一而足。 在二重溪東岸的一大片土地上，墾民築寮形成許多聚落，有六寮、十八甲寮、後寮…，在諸多聚落居中者，稱為「中寮」。 因行政建制，興建防禦堡壘產生的地名 魚池曾稱「五城堡」，因漢語族人入墾此地後，於道光末年（1840年代）在新城、貓蘭、司馬垵、水社、銃櫃等五個集中聚落外築竹圍防衛，故稱「五城堡」。「銃櫃」即槍砲之堡壘地。 埔里曾有「大埔城」之稱，因1875年（光緒元年）設置「埔里社廳」，當時建土製城垣，稱「大埔城」。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子 日本殖民統治產生的地名，以1920年（大正9年）因地方行政改制而順勢更改地名為最典型。例如： 「草鞋墩」，改為「草屯」。 「林圯埔」改名「竹山」，因這裡竹林密布，故得名。 「魚池仔」簡化為「魚池」。 「湳仔」以諧音改為「名間」，因為「名間」兩個漢字日本讀音為「なま」（NA-MA），與原來「湳仔」的閩南語讀音非常近似。 此外，因產業交通而產生地名，例如，1914年（大正2年）為了埔里糖廠的蔗糖的運輸，鋪設埔里對外的輕便鐵道，做為中繼站的「車埕」，即因為是許多台車的休息、修理站，經常有數百部輕便人力台車停置於此，因此稱此地為「車埕」，也成為木材業的運輸重鎮。 南投境內最具日本味道的地名，莫過於「川中島」。川中島不是真正的島，而是位於今南投仁愛鄉互助村，北港溪、眉原溪之間的台地，其中央地帶又有一條族人稱為「阿比斯溪」的小溪貫穿，因三條溪流形成「川」字，日人因此稱之為「川中島」。1931年霧社事件的遺族在日本當局的強制下移居至此，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當地賽德克族人則自稱「谷路邦」（Alan-Gluban）部落。 國民黨統治的色彩 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國民黨政權擅長強調四維八德，德行教化，因此位於南投縣東部的兩個山地原住民鄉就出現「信義」鄉、「仁愛」鄉的名稱；在日月潭的邵族僅存的一支BARWBAW的部落，被改為「德化社」。 國民黨強調中華意識，所以在日月潭中原來代表「祖靈聖島」之意的「拉魯島」就被改稱「光華島」。直到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該島嚴重受損，經整頓之後恰逢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才恢復「拉魯島」的正名。 戰後蔣政權搞個人英雄崇拜，全台到處出現以「中正」為名的村里及道路，南投的仁愛鄉也有「中正村」、名間鄉也有「中正村」、草屯有「中正里」．．．．。 中國國民黨敗逃來台後，發誓要「中興復國」，這種誓詞也出現台澎金馬各地的地名，所以南投有「中興新村」。 有些地名的改變不一定有政治意義，純粹是地名「雅化」，例如埔里的「烏牛欄」改為「愛蘭」。 至於「川中島」，因北港溪清澈的溪流，改稱「清流」部落。雖無政治意義，但或許有「去日本化」的用意。不過現在「川中島」與「清流部落」並用，也可見台灣社會的開放多元。 玉山名稱的沿革，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山名廣義而言也是地名。台灣的最高峰玉山，在南投縣境內。本文最後就以玉山名稱的嚴格來觀察： 早期西方人稱玉山為摩里遜山（Mt. Morrison）。 玉山是布農族與鄒族的共同聖山。原住民族各族對它有不同稱呼，布農族稱之為Tongku Saveq（意為高大的山）、卡那卡那富族稱它叫Tanungu'incu、鄒族稱其為Patungkuonʉ（意為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排灣族則稱為kanasi。漢語的「八通關」其實就是Patungkuonʉ的音譯，所以「八通關」原指玉山。 清領台灣後，開始出現「玉山」之稱，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已提到「玉山」，清康熙年間編篆的《台灣府志》記錄：「玉山在鳳山縣。山甚高，皆雲霧罩於其上，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 日本領台後，發現玉山比日本本土的最高山富士山還高，於是稱之為「新高山」。 二戰後，又恢復「玉山」之名。 從玉山名稱的沿革與變化，我們看到台灣的多元族群，也看到外來政權的嬗遞更迭。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6期(1月號)

  日本宣佈要將他們的對台機構「交流協會」自二○一七年起，正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這當然是一項友台之舉。回想四十四年前日本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的翌年（一九七二年九月），就急忙趕著與台灣當局斷交，但卻建立了「維持非官方的接觸，保持實質經貿關係」的「日本模式」，成為往後許多國家處理台灣關係的參考模式。日本當年趕著建立「日本模式」，是因為他們敏感的國際嗅覺，知道流亡在台的「中華民國」，將永遠不可能再代表真正的中國，但是與台灣的實質關係，卻又不能（也不該）斷絕。這次日本主動決定正名外館的舉動，同樣也是出於其靈敏的嗅覺，這個嗅覺，當然不是要和小英的「維持中華民國舊現狀」共鳴，而是對六八九萬選票否決國民黨傾中政策、選擇民主台灣為主體的肯定，所以繼安倍首相在小英勝選時的友善談話，日本這次又有友台之舉。當然此舉也可能是因日本已嗅出川普在「川蔡」電話中，直呼「台灣總統」的背後意涵（美中台關係可能改變），故乃順勢而為，亦未可知。 話說回來，川普主動稱「台灣總統」、日本主動以「台灣」正名外館，反倒顯示出小英「維持中華民國現狀」的保守與呆滯。現在期待小英推動制憲正名，也許是奢求，但在日本都主動對駐台機構加入「台灣」的此時，我們要求小英政府儘快將外館正名為「台灣」，應該不為過吧！ 在正常國家，其外館名稱當然是以國為名。但如果我們以外館的名稱來看，台灣變成全球國名最多的國家，破世界紀錄！我們的駐外機構名稱，除少數有TAIWAN或THE REPUBLIC OF CHINA之外，可說是千奇百怪，起碼有以下八種類型： 第一類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如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第二類用台北商務處，或叫台灣商務處，如駐挪威台北商務處、駐瑞典台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 第三類叫遠東商務處，或遠東、亞東貿易中心，如駐泰國遠東商務辦事處、約旦遠東商務辦事處、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事處、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第四類出現貿易公司（國家代表處變成貿易公司，哀哉！）如駐美遠東貿易公司。 第五類以孫中山或孫逸仙為名，如駐西班牙孫中山中心。 第六類是自由中國中心，如自由中國中心在英國、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心。 第七類冠上亞東關係協會，即駐日者。 第八類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即駐美者。 其他還有多種，不再贅舉，以免有騙稿費之嫌。總之，這些不三不四的名稱應該走入歷史，趕快正名為「台灣」。容我再重複（和前兩週呼籲鈔票及郵票該改變一樣），這是免本錢的改革，也無副作用，就看小英政府有無真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週本專欄〈錢幣鈔票的人像該換圖了〉一文在介紹日幣的人像時，竟然漏掉日幣一萬圓的重量級人物福澤諭吉。他是慶應大學創始人，主張「脫亞入歐」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我藉此再做補充，從鈔票人像，可見日本重視歷史文化思想之一斑。 從錢幣讓我聯想到郵票，可以推出更多歷史人物，同樣能發揮文史教育，促進台灣認同。以下我信手拈來初步列出人物名單，供郵政主事者參考： 抗日人物：莫那魯道、余清芳、江定、羅俊…。 一九二○年代社運前輩：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楊肇嘉、吳海水、黃呈聰、王受祿、韓石泉、連溫卿、王敏川、趙港、黃賜、謝雪紅…。 原住民領袖：為原住民自治而犧牲的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 民主運動先驅：雷震、傅正、江鵬堅、黃信介、郭雨新、郭國基、吳三連、李萬居、許世賢、魏廷朝…。再如海外台灣人自覺運動創始人黃彰輝；語言學家兼台灣獨立運動家王育德…。 台灣先烈：為台獨犧牲第一人陳智雄；為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自焚殉道的鄭南榕；泰源監獄起義五義士，以及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下的無數犧牲者…。 文學家：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用鋤頭在大地寫作的楊逵；「亞細亞孤兒」吳濁流；人道醫師作家吳新榮；新文學運動鼓手張我軍；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採風擷俗的民謠作詞家許丙丁；詩人林幼春、陳虛谷…；作詞家陳達儒、葉俊麟、李臨秋…。 美術家：水彩的化身陳澄波；謳歌農村的水彩畫家藍蔭鼎；藝術牧童黃土水；鄉土寫實畫家李梅樹；以及李石樵、郭雪湖、廖繼春、陳進、陳植棋、李澤藩…。 音樂家：音樂大師江文也；「四月望雨」的鄧雨賢；譜出台灣魂的蕭泰然，還有楊三郎、蘇桐、洪一峰…。 思想家：自由主義的領航人殷海光；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呼籲佛教改革的抗日革命僧林秋梧；引介西洋文化的李春生；淡薄名利的啟蒙者林攀龍；慈悲人道的聖嚴法師…。 慈善家：遺愛人間的醫師謝緯；乞丐的保母施乾…。 開創性學者：如台灣地質學前輩林朝棨；台灣考古學大師宋文熏…。 貢獻台灣的外籍人士：引進西醫西學的馬偕、馬雅各；引進第一部西式印刷機，發行台灣第一份報紙的巴克禮；「台灣盲人福利之父」甘為霖；「切膚之愛」的蘭大衛醫師夫婦；到宜蘭為貧病奉獻一生的范鳳龍；在二林為殘障兒童奉獻的美國媽祖瑪喜樂…。再如設計籌建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蓬萊米之父」磯永吉…。 還有各類型人物，多不勝舉，再列舉恐有騙稿費之嫌。史家A.L.Rowse說「閱讀傳記是學歷史最佳捷徑」，透過這些歷史人物可以瞭解台灣史，促進我們的台灣認同。這是免本錢的改革，請從郵票做起。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林獻堂。取材自李筱峰教授網站   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了之後，避居日本、客死異鄉，寫下「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的心境。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又大力支持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從他和梁啟超「筆談」時落筆的字句——「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可見其心；從他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更見其情。而發生在他身上的所謂「祖國事件」，更說明了林獻堂的「祖國」情懷。 濃烈祖國情懷  卻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 儘管到了戰爭時的「皇民化時期」，林獻堂被授任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大屯郡事務長、貴族院議員，但這些皆非其所願，反而感到「我心已冷」。在日政當局極力攏絡之下，他仍堅不改姓氏、不講日語。 1945年8月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然而，夢寐以求的「祖國」來了不久，林獻堂卻被打成「漢奸」！1946年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在黑名單上。幸賴從中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才幸免於難。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在日治時代領導議會運動達14年，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獻堂仙，竟然當不上議長！ 林獻堂在歡喜迎接「光復」不久，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1年4個月後，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  林獻堂被列為暴動首謀名單 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林獻堂處境之危險不言可知。在風聲鶴唳、菁英紛紛遭捕殺之際，他寫了〈二二八事變感懷〉的詩，發表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創辦的《正氣》月刊，可以看出那是向當局交心輸誠的無奈之作，全詩如下： 光復欣逢舊弟兄，國家重建倍關情。 干戈頓起誰能料？消息傳來夢亦驚！ 全島幾難分黑白，大墩（台中舊名）有幸自昏明。 從茲綏靖多良策，不使牝雞得意鳴！ 林獻堂這首表態詩，引起《正氣》月刊上多篇唱和詩，清一色都是在迎合當局。不過他的秘書葉榮鐘，卻寫了一首幾乎是在反駁林詩的唱和詩，或許這才是林獻堂內心的真實感覺？葉詩如下：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對政局失望  離台赴日自我放逐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林獻堂被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台灣省通志館成立，由他擔任館長，然而他對政局頗感失望。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自署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論者有人以為林氏避居日本，是對當時進行的土地改革不滿；他對土改雖略有微詞，但畢生慷慨捐輸從事民族運動的林獻堂，豈真在乎被「三七五減租」嗎？林獻堂這首題為「菜頭」（蘿蔔）的五言絕句，或許才是他離台的心情寫照：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若不流亡海外，恐怕就難逃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而真要「徒傷雪玉清」了！然而，避開白色恐怖的林獻堂，卻仍憂慮著蔣家統治下的台灣政局。他這首七言絕句，即反映對時局的擔憂：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飢餓苦安之。 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步文方君冬日雅集房韻〉） 1952年5月，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赴日訪候林獻堂，並詢問有無回台計畫。林獻堂以詩回應：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蕭蕭細語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 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林獻堂思鄉何不歸故里？然而故里卻在蔣家的掌控下，雖想整裝回鄉，卻等不到清朗的菊花天。林獻堂自己刊布的《東遊吟草》，輯有他自1949年赴日至1951年間的詩篇，頗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晚年的情思。在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與友人酬和的詩，約略透露了林氏何以執意羈身異地的訊息─— 其一、〈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其二、〈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 亂絲時事任迍邅，夜半鐘聲到枕邊。  底事異鄉長作客，忍遭浩劫未歸田。       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 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渡餘年。 林獻堂以69歲之齡赴日養病，孤身寄寓扶桑，從此未再回台灣。1955年7月，他的次子林猶龍在台病逝，林獻堂雖哀慟至極，卻仍無歸意。 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在自己的土地上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臨不久，避居海外，客死異鄉。林獻堂這段「廿年風雨負初心」的歷史，發人深省！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幣以孫文圖像發行硬幣，有人擔心會和我們同樣有孫文圖像的台幣硬幣混亂。這讓我想起，我們錢幣紙鈔的蔣介石、孫文的人像應該更換了吧？ 錢幣鈔票上的圖像，表現該國的意象，也可以做為國民認同的指標。孫文來過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他與台灣關係極淺，他的人像卻出現在我們台幣；至於蔣介石已是家喻戶曉的大獨裁者，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大屠殺者，還要在鈔票上面讓人民念念不忘，匪夷所思。所以是不是該換下了！這是免本錢，也無礙經濟的改革。 日本的錢幣可供參考：日本到現在還有天皇，但是日本的鈔票已經看不到天皇的影子，代之而起的是他們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生物學家…。例如數年前的一千円的像是用著名小說家夏目漱石；從一九八四年到二○○四年發行的五千円的圖像是農學家、教育家新渡戶稻造；現在的一千円鈔票圖像是用生物學家、細菌學家野口英世（他對細菌學有深入的研究，並為了研究黃熱病而前往西非的迦納生活，最後更身染黃熱病而離世）；五千円鈔票則是明治初期的女性小說家樋口一葉。從鈔票我們看到日本重視文化、學術、教育之一斑，已不以政治掛帥。 再舉紐西蘭為例：紐西蘭雖然還有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的圖像（因為屬大英國協），但是十元紐幣的圖像用的是一位女性，紐西蘭傑出的女權運動家Kate Sheppard；五十元鈔則用一位毛利人像，他是著名律師、曾任國會議員，為毛利文化和語言極盡心力的Apirana Ngata。女性及少數的毛利人能在白人為多數的紐西蘭錢幣上如此受到重視，足堪我們取法。 其他國家，如一九九四年兩百法郎鈔票有孟德斯鳩的像。篇幅所限不再列舉。   我們台幣的人像，為何不能從台灣的歷史文化人物去取材呢？我們除了用過蔣渭水、莫那魯道的人像（宜應繼續使用）之外，還有許多人物可考慮，例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醫師、「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第一位為台灣獨立從容就義的陳智雄，還有諸多的美術家、音樂家、藝術家…不勝枚舉。 再者，可以表現台灣意象的，也不一定用人物，我們還可以有很多圖像可考慮，包括台灣南島民族各族的歌舞、雕刻藝術、圖騰，以及台灣著名的美術、雕刻作品，或是著名古蹟景點，都可印入鈔票，進而印入台灣民心。不必要一直在「老孫」、「老蔣」的陰影下用錢。 小英上台喊著要改革，又因優先重視功利、擔心北京反彈、擔心過去反動勢力不高興，因而多所躊躇，不敢放手。但是這項貨幣圖像的更換，既無礙經濟又輕而易舉，就看妳有心無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題目原擬為〈傲慢者的「謙卑」〉，後來想想還是用〈「謙卑」者的傲慢〉較適宜，因為我要講的是她的傲慢，不是她的「謙卑」。她是誰？就是當選總統之初，宣示要「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英文總統。綠營贏得大選時，我雖然雀躍，但不敢狂歡，只和好友私下對飲「千杯，千杯，再千杯」。因為對於小英標榜的「謙卑」相當存疑。我心想，我心目中這位孤傲的年輕總統，果真會謙卑嗎？如今，小英主政逾半年，而民調大落，原來她的「謙卑」只用在對藍營人物的重用，與對舊政治勢力的姑息與妥協；但是對綠營前輩及其長期的心願，卻至為傲慢。 容我從二○一二年的總統選前說起，當時曾任僑委會主委的張富美，有感於小英與陳師孟（扁時代的總統府秘書長）之間曾有芥蒂（因為二○○八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時，陳支持辜寬敏，不支持小英），富美姊想化解尷尬，促成雙方合作，於是富美姊擬邀請師孟兄與小英餐敘，由富美姊作東，同時請幾位朋友作陪（我也受邀，始知此事），師孟兄表示非常樂意，我們幾位受邀作陪的朋友也認為此舉有助於綠營團結，樂見其成。沒想到富美姊這番美意，卻被小英斷然拒絕！ 論學歷、論參與民主運動的貢獻（別忘了「一○○行動聯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陳師孟是要角），陳師孟絕對是小英的前輩，小英拒絕與陳師孟餐敘，拒絕張富美好意，只是其傲慢人格特質的一個取樣。 小英切割的，不只陳師孟，還有諸多綠營前輩。她主政後就明言，她的施政將有別於以往的民進黨。果然，她找具有新黨背景的林全組閣，內閣多為藍士舊人，民進黨內除了新潮流派系隨侍在側之外，其他重要的綠營前輩幾乎完全不在其一瞬之內。即使像選過總統的獨派大老彭明敏教授在她就職前曾寫信給她，她卻連起碼禮貌的回信都不屑。在「中華民國」舊體制下，她極力迴避獨派人士及團體，她只敢接觸死去的台獨（出席黃昭堂、鄭南榕的紀念活動） ，卻不敢接觸活著的台獨。直到民調大落，才忽然想到要聘一批獨派前輩出來擔任資政，擺個門面。 從上次提名曾經壓制民運的謝文定要當司法院長引起輿論譁然，到這次司改會委員名單依然出現許多舊勢力名單，而排除長期為司改奮鬥的人士，其依然故我的傲慢，可知一斑。 稍有歷史意識的人都知，小英能在二○一六當上總統，不只因為小英的個人條件，更是長期的民主運動犧牲多少生命、青春、財產、幸福，多少辛酸血淚的歷史累積而成。不僅三一八的公民覺醒有以致之，用年鑑學派的眼光看，早在一九二○年代蔣渭水前輩們的公民覺醒，就為台灣的民主埋下伏筆。我們要謙卑面對歷史，勇敢策勵未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清朝末葉開始推動「洋務運動」，康、梁等人倡議變法維新，守舊人士群起反對。有一位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大學士徐桐，瘋狂反對洋務運動，逢「洋」必反。有一次，他家門前出現一幢洋樓，為了避免看見這幢討厭的洋樓，他從此把正門封死，只從後門進出。徐桐對維新人士深惡痛絕，卻對當時標榜「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讚譽有加。義和團痛恨洋人洋物，連戴眼鏡的華人也被扣上「三毛子」之名加以痛打。義和團奮不顧身，捨生滅洋，英勇極了！但是這群逆潮流而行的反動集團，最後並沒有滅洋，卻讓滿清滅亡了！ 鏡頭轉到一九三五年的台灣，這年四月中部發生大地震，有一位苗栗公館公學校的學生詹德坤，被壓在倒塌的房屋瓦礫堆中受重傷，他被送到臨時治療所時，仍堅持不講自己的母語，理由是日本人都說國語（日語），他是忠貞的日本皇民，一定要用國語交流。翌日凌晨詹德坤病危，臨終前他告訴父親想見導師，想唱︿君が代﹀（日本國歌）。最後詹德坤在雙親、老師的陪伴下，勉力唱完日本國歌死去。這個「皇國少年」的事蹟，被編在一九四二年四年級的「國語」課本中，做為「教育」台灣小孩的「皇民化」教材。 看完前面兩個歷史場景，我想到現在正在進行的場景（將來必成為歷史場景）：立委劉世芳質詢提議關於陸軍官校校歌歌詞目前還在唱「黨旗飛舞」，這種「黨軍」時代的校歌應該修改，以符合民主時代的國軍。不得了了！一群受「黨化教育」的「國軍」（不，應說是「黨軍」）軍官集體抓狂了！有一位「義」憤填膺的軍官在網路上揚言：「你敢動我校歌一字，一命償一命！」這位以前發誓要消滅共匪的軍人，無能實踐當年誓言，現在卻將這種勇氣拿來對抗台灣的民主潮流！看來，只是改校歌歌詞就如此「英勇」，如果真要制定正式的「中華民國國歌」（不再由中國國民黨黨歌代理），恐怕會有更多人「殉道」！愛國？愛黨？於此立判。 從徐桐、詹德坤，到「一命償一命」的軍官；從義和團、皇民少年，到黃埔健兒，雖然時空不同，但其本質與心態則一致，都是傳統教條或政治洗腦下的「制約反應」，洗腦思想成癮，膠柱鼓瑟的意識形態，使他們無法與時俱進去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甚至有著捨身殉道的宗教式狂熱。古今內外所有改革的阻礙來自三種人：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及既得觀念者。其中既得觀念者的反改革強度最大，誠如凱因斯所說的「要改變一個人的思想，比拔牙還痛苦」。 但是，在民主潮流裡，我們是順流而行，或悍然自毀呢？民主自主的台灣軍人，不要再當日本皇軍，也不該是黃埔黨軍，而是民主國家的國軍。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卑南的聖山「都蘭山」。圖/郭文宏 「台東」一名，和「台北」、「台南」一樣都很晚才出現，都是在清領時期的末期因為行政區的重劃或設定而產生。1887 (清光緒13)年，原來的「卑南廳」改設為「台東直隸州」，始有「台東」之名。當時的統轄範圍還包括花蓮。 本期《民報文化雜誌》要陪大家到台東縣，去瞭解台東各地地名的緣由。 多族並存的台東 今天的台東縣境，在距今一個半世紀前，是滿清政府心目中的「野蠻無主，政教不及」之地，滿清統治力還在若即若離之中。然而，滿大人和漢語族人根本沒有能力瞭解，這裡有著滿漢都望塵莫及的歌舞才藝。台東阿美族的馬蘭社，孕育了後來被奧運會採為大會會歌的郭英南（Difang Tuwana）的嘹亮歌聲；這裡也有布農族「八部合音」的天籟之聲；也有紀曉君、張惠妹的曾祖母的曾祖母世世傳唱的卑南詩歌；也有縈繞山谷的排灣古調…..。更不要說，在今天台東南王里，面積八十萬平方公尺的卑南文化遺址，距今兩、三千年前，已有聚落龐大，建物成排分佈，格局嚴謹，且有頗具組織的社會結構。 滿清政府不懂這些，只在其統治的末期，勉強在這裡設立「卑南廳」。 「卑南」源自Puyuma社，即漢名「卑南覓」社，或稱「卑南」社。卑南族亦因之得名。Puyuma為「尊稱」之意。昔時卑南社有優秀頭目，即荷蘭人所稱之Pimala Pinarai，統領附近部落。Pinarai即後人稱之為「卑南王」。「卑南」地名就是由Pinarai音譯而來。但我們稱「卑南族」的拉丁字則是用Puyuma。 台東舊稱有「寶桑」庄，源自卑南族社名Posong (Apapolo、Pooson)的音譯字。在卑南溪下游出海處南岸一帶，今天台東市還有「寶桑里」、「寶桑路」、「寶桑國小」。 卑南的聖山「都蘭山」 被視為「聖山」的「都蘭山」，「都蘭」一詞據說與阿美族語Atolan（或「Etolan」）有關，該詞的由來為Atol，意思是「堆石」、「砌石為牆」。後來被漢譯為「都巒」， 1937年再改為現名「都蘭」。 說到都蘭山，就聯想到都蘭灣南端有一座山叫做「猴子山」，千萬別誤會此山棲滿猴子，其實那是源自於阿美族語。話說阿美族擅長製作武器，曾有附近卑南族人前來請阿美族製作武器卻遭殺害，於是卑南族人大舉入侵阿美族，許多戰死的阿美族勇士葬於此地。阿美族稱「祖先」為kawas，稱地方為an，合音kawasan為「祖靈之地」。漢人來後聽其發音很像閩南語「猴子山」。但「猴子山」又稱「加路蘭山」，又有另外來源。 「加路蘭」（亦叫「伽路蘭」）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 以溫泉著名的「知本」（又曾寫成「治本」），為卑南族語Tepole的閩南語音譯。 成功鎮早年有「麻荖漏」舊稱，原為阿美族「麻荖漏（Mararau、Madawdaw、Miraurao）社」居住地。Mararau意思是「枯乾的草原」。 關山昔稱「里壠」或「里隴」，為阿美族語terateran的音譯節錄，terateran即是指蕁麻，因昔日此地野生蕁麻叢生，阿美族語稱此地為terateran之地。最初來此的漢語族移民商人把terateran聽成riran，故將此地音譯為「里壠」或「里隴」。另有一說，terateran意為「紅蟲」，指當地多「紅蟲」之故。 阿美的長濱──「加走灣」 長濱鄉舊稱「加走灣」，是阿美族語Pikak Sauwan簡化的音譯漢字。意思是「瞭望所」或「守望台」。1888 (清光緒14) 年，清軍討伐阿美族的奇密社時，阿美族在此地設瞭望台應戰。另一說是，當滿清勢力由台東逐漸向北擴展時，滿清官吏雇用阿美族青年在此一海岸的突出岩岬上守望。 東河鄉昔稱「馬武窟」，源自阿美族語mabukuru，為撒網捕魚之意。是阿美族「大馬武窟社」(亦譯為「貓武骨社」、「武突社」)所在地。 鹿野鄉早名「務鹿台」(bakuriyan)，阿美族語bakuriyan意為多楓樹與鹿群。 海端鄉是布農族的「海多端王（haitotowan）社」所在地(日治時期稱ハイトトワン)。布農族語haitotowan，意指三方為山所圍繞，一方開口之地形。 太麻里鄉早期文獻還出現「朝貓籬」、「大貓薶」、「大麻里」，是源自排灣族語chabari音譯。排灣語chabari(或chabarii)的意思是「太陽照耀的肥沃之地」；另有一說，以前移入此地的排灣族發現此也有一塊很大的「木板」，排灣語稱以cha(場所)baria(板)，轉成現在所稱的tamari，漢字音譯為「太麻里」。另外太麻里曾有舊名arurun，意思是「舖在搗米臼下的籐製蓆」，用以比喻附近平坦狹小之地。 太麻里社之外，這一帶還有「猴仔蘭社」、「鴨仔蘭社」、「文里格社」、「羅打結社」、「大武窟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