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台灣的一百多年歷史：前朝是日本化（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中期是中國化（一九四五—一九九五）；後期是尚未完成的台灣化（一九九五—）。以台灣原住民為基底，經歷荷蘭、鄭氏王朝以及清帝國的台灣，形塑出異於中國的文化形貌，在生活裡呈現。 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台灣，與東亞的日本、南韓北朝較相近，與南亞諸國較疏遠。係因前者有漢字文化圈體質，而後者受歐洲殖民統治脫漢化。從北向而南向，台灣想拓展與南亞諸國的經貿文化往來，是因為要降低過度連結中國的風險。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度，一個是國家又不是國家的政治體、經濟體、文化體。二戰後沒有像其他亞洲被殖民地選擇獨立，捲入國共中國的零和鬥爭，讓一個原本可發展成小而美國家的美麗之島，無法真正屹立於世界，但卻又事實存在。 「祖國」的迷惘和迷障，讓台灣人在二戰前後的中國之路認同者，有些投入中國國民黨的陣營，有些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或右或左或騎牆，半山台灣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國體制附和寄身。中國從國民黨黨國而共產黨黨國，半山權貴安在哉？只在台灣的連家還穿梭其間，仍圖祖孫尚饗！ 歷史並未真正還原給從日本化、中國化之後台灣化進程真正認同台灣做為一個主體國家的台灣人。國民教育課程的歷史和本國語文試圖修訂、改進，常面臨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可怕的是連結到中國共產黨黨國意識──的抵制。因為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命桎梏。 特殊的歷史構造，讓台灣在一個海島及周邊島嶼形成以原住民文化和唐山來台古中國文化為母音，加上日本文化、歐洲文化以及二戰後移入的新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等子音，形塑出台灣的彩虹文化樂章。本國語文和歷史、地理的教育內容改革，應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不是一意把自己套在「中國」的牢籠。 （作者李敏勇，詩人）

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資料照） 漢字文化圈國家，除了中國，還有東亞的日本、朝鮮（南韓、北朝）、台灣。日本、朝鮮，都受中國（China，或說支那Cina）的影響，但他們從漢字而發展出本國本族文字。南亞國家因為被歐洲殖民，越南去漢字化，就是例子，其他國家的語言也羅馬拼音化。 相對於台灣，日本和朝鮮的漢字文化影響，可是經由皇室、王朝的體制化。反而，台灣只是少數官宦、世家在生活中的形色，未以國家體制形成傳統。被割讓給日本則日本化，戰後才又中國化。 有國家主體的日本、朝鮮，吸收象徵古中國的唐、漢文化，但將之轉化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非臣服心態。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創校校舍，貝聿銘以仿唐方式設計，還曾被以為那是日式風格呢。 看看日本、看看朝鮮，會看到大唐文化、大漢文化的形影。可是，日本和朝鮮已將之日本化、朝鮮化。中國禮失求諸野，雖有文化自大主義的口氣，但畢竟知道自己喪失了什麼！ 在中華大國旁邊的相對小國：日本、朝鮮，知道要強化自己、發展自己，既唐化、漢化，也知道要西方化。近現代世界畢竟是以歐洲文明為模式發展的！ 晚於日本明治時代的維新化，曾過度傾斜於中國的朝鮮，吃了日本許多虧。與台灣因大清戰敗於日本而割讓不同，日本一九一○年強占朝鮮，就是一個例子。 日本、朝鮮，也都曾以漢字文言文為典律，但都早從這種格局解放。這些文化傳統以漢學形式存在，在研究中有課題，但非一般學生的學習課程，朝鮮亦然。作為教養可也，不必然是必要語文條件。脫古創新而有意義的新亮光。 即使轉化語體的日本語、朝鮮語白話文，也已超過百年歷史。看看他們的新文學也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並建立傳統。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在新東亞以各自的國家形貌，追求屹立於世界。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仍執著於古舊典律，令人難以理解。 台灣應該像日本、朝鮮一樣，在漢字文化圈發展出自己的國家形貌。要有世界視野，不斷在文化上進步、革新。台灣不應只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國墓園，而是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國家的新生地！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台灣要有東亞國家的新視野。 （作者李敏勇，詩人）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巢臼裡。（資料照）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窠臼裡。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二十世紀末，世界各國都在國民養成教育思考面對未來的課程。不只人文、包括科技的教材視野，都有因應之道。這是每一個有前瞻性，負責任的國家的政府都會去做的事情。 台灣的教育，也許在科技方面會多少面對新課題，但在人文方面的守舊心態，惑於殖民中國性的牢結意識，始終未能鬆綁。 因為執著於已經虛構化、殘餘性，他者的中國，人文方面也要綁架在已經成為過去、已經成為取代統治權力的領域的意理。台灣的國民養成以培養中國人——一種虛幻的他國國民，甚至敵國為目標，形成魂不附體的教化現象。 今天，台灣的語文教育，在人文的課題灌輸的就是虛幻的今之古人，而不是有現代意識的現代人形象和思維。 以為本國語文教育，只要守住文言文至上主義，就可以把在台灣出生、成長的人們，培育成中國人，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正統、更純粹。這種一廂情願的中國情結就是台灣語文現象：在書寫和閱讀的問題性病理。 世界在改變、時代在前進。世界不同的語言文字系統都從文言的格律性轉變到口語的生活化。西方文藝復興去拉丁文而各民族國家口語，從方言到新語體文的變遷，反映了西方語文的變化。百年來，漢字文化圈的語文轉化，從文言文到語體文，我手寫我口，不只中國如此，其他東方國家亦然。語文革命不是新課題，而是歷史。 當代台灣沒有當代語文的教育性格。不只在二十世紀末沒有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思維，居然在二十一世紀還要倒退地在文言的守舊：形式和思想的守舊化。以為這樣中華民國就可以倒退地再重新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守住中國夢？這是什麼教育思維？空有政治改革，沒有語言的新文化覺醒，台灣的國家會是什麼進步的國家呢？民主化、政黨政治時代，如不脫離這種困境，不會有國家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以陳獨秀《青年雜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起算，已有百年歷史，且已成為生活現實。文言文不再主宰語文，這是歷史、也是現實。百年後的台灣，卻仍陷於復古、崇古牢籠，在舊語格、舊人格打轉。 就如同帝制被推翻，民主制成為一種新政治現實，人類的文明是這樣進步、開展的。復古、保守、封建論者，能夠固執、力倡帝制嗎？就連中國，以孫文革命建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在一九四九年被毛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一個亡靈國家仍為台灣的政治現實。 如果不是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進占台灣，繼而成為美國反共前線而繼續在台灣落腳，中華民國也許成為歷史了。但不面對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現實，連帶把台灣困在不確定的國家條件裡，成為今天漂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論者的徬徨，也成為取代統治的本土人民的迷惘和無助。 台灣不能從國家的徬徨和迷惘脫出，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包袱。中國文言文至上主義的桎梏就是文化包袱的根本所在。要說文言文，台灣也有傳統。但以中國宰制台灣，無視於此。 中國早已從文言走向白話，語體解放已有百年歷史，甚至跨越從國民黨的右翼中國到共產黨的左翼中國。但在台灣，就是有一群食古不化封建守舊論者，仍以文言文為浮木，幻想據此而仍為正統。教育部門心態也不積極尋求改善。 表面上，以國民黨中國為正統，否定共產黨中國的存在；其實，這樣的正統論只是為了拒否台灣的開創、進步性追求，也反普世潮流。從前，以反共哄騙台灣人；現在呢？還反共嗎？不也！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是文化表裡不一的寫照！ 中國的中文系所學者不乏近現代世界文論譯介推動者；而台灣的中文系所教授有太多執著於文言文的枷鎖，附著在黨國體制的守舊封建意識。中學國文教師以文言解釋成白話為教學重點。台灣的國民養成過程體制牢籠化，讓本國語文教育無法引領國民飛翔在意義的天空，成為空洞的人。教育部的本國語文教育改革仍走不出困境。 語格即人格，新的語格才有新的人格。台灣的國民人格養成要從打破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牢籠做起，改變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在民主化道路前行，但若沒有新文化覺醒，不脫古求新，進步國家之夢只會是幻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稱霸世界。一九四九年，推翻中華民國建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奪，取代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漢賊易位的關鍵一役。若蔣介石當年面對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望去中國而就台灣，黨國雖會瓦解，但新的國家台灣會更早脫胎換骨。 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以他者的意識和身分，既面對國際：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面對自由化、民主化發展：台灣非中國的雙重課題。一直到現在，中國國民黨仍在「一中各表、同表」的迷惘裡，未能覺醒。面對習近平中國夢中欲「統一」，其實是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他們以「中華台北」稱之）以實現的霸權心態，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台灣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讓人看到曾在近代世界受列強壓迫、宰制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從屈辱中站起來，走向強權威嚇列強的民族心理反射。儘管像劉曉波的自由夢、民主夢也在中國發生，但卻是被集權、獨裁的另一種中國夢迫害至死。 稱霸世界的中國夢，讓人想起歷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帝國，曾受列強壓迫的中國，在從前強盛時代，不是以天下之中自許，展現過前近代，甚至更早期的侵略行徑嗎？雖然元帝國、清帝國，中國被所謂的外族入侵、統治，但霸權意識始終存在於中華民族性中，既強盛就忘了近代歷史的屈辱，露出威權性格。 習近平有中國夢，但台灣也有台灣夢。包括原住民、早期明清帝國時期移入者，以及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從殖民意識走出來在地新生的人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建構一個小而美的進步國家，就是台灣夢。為了這樣的台灣夢，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珍惜自己國度已發展出來的民主成果。要向世界發出台灣不同於中國、不是中國的聲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資料照） 世大運，顧名思義是以世界的大學學生作為主體的運動競賽。盛大是盛大，但較少有國家是由首都出面舉辦。上屆（二○一五）在韓國光州；上上屆（二○一三）在俄羅斯喀山；再之前（二○一一）在中國深圳，就是例子。當然了，塞爾維亞（二○○九）貝爾格勒是首都；泰國（二○○七）曼谷也是首都。世大運也有世界性運動光環。一九四九年迄今已進入二十九屆，每兩年一次的賽事，也凸顯一個國家的體育榮光。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然而，相形於昔日高雄與競賽主場地巨蛋落成相得益彰的氛圍不同，台北因為大巨蛋搞砸了，只見市長搞笑，似乎看不見台北市民歡欣與共的榮光，更遑論台灣人民了。 世界．大學．運動會，大學是主體。這不僅是體育大學的事。在其他國家，運動員在大學裡，在名校，比比皆是。因為國民體育落實，大學作為運動會的參與團體屬性，也代表國家。但台北的世大運似乎看不見台灣這個主辦國的大學群在即將到來的盛會有集體的參與光彩。甚至一場嘉年華遊行也未呈現運動賽事的氣氛。 以「中華台北」是受限於「中華民國」不被國際普遍承認為一個國家，在黨國時代留下來的屈辱性名稱，黨國餘緒似乎習以為常，但國家重建的努力，主張正名台灣的聲音十分強烈。如何在外部規定和內部主張之間求得平衡，或不過度矮化自己，應該是可以盡力而為的。但見光的世大運手冊把台灣這個自己的國家以「我們的島嶼中華台北」稱之，說「既長又狹窄」。有多自我矮化，就多自我矮化！這種過度自貶，若非有異議之聲，也不會調整。 即使受限於對台灣不公平的條款，但世大運終究是台北．台灣面對世界的一個窗口。台灣被迫以「中華台北」名義申辦，但仍應藉機充分顯示台灣的國家條件，而非視為當然，默許屈辱。大學運動員是否有好成績，台灣是否因主辦大會成功而得到喝采注目，是台北也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課題。看看日本二○二○奧運主辦城市東京都，看看人家的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任後的作為，怎樣面對奧運的？主辦國際運動賽事既要榮耀國家，也要榮耀城市，落落大方面對世界，才是政治家所為，當為！天佑台灣、天佑台北，但願台北世大運不受限於柯氏格局，也能呈現台灣與大學運動員的光彩！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六個直轄市的人口變動，台中市比高雄市多了三百多人，人口數排名依序為：一、新北市，二、台中市，三、高雄市，四、台北市，五、桃園市，六、台南市。六市都超過百萬人口。內政部公布新資料後，台中市和高雄市排名變動，似各有喜憂。 但，這些人口數的增減多寡，對政治人物而言，也許是民選公職名額的可能增減，另有一些數大為美的面子問題。城市人口的迷思，對於應追求小而美、好國家的台灣來說，應該要有不一樣的視野。 台灣的六個直轄市，雖常以六都為名，都並非全為真正的城市。除台北市外，均為納入前縣治區域（高雄、台南、台中）或縣治人口數增加（新北、桃園），才冠上新名稱。以市為名，包山包海，城鄉差距大，名不正言不順，混淆城市的都會性意涵，凸顯台灣魅惑於中文修辭華麗形貌的不真不實，以及政治水平的奇怪爭權、奪錢現象，一切都為了統籌分配款。 看看歐洲國家：大國中的德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已有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國只有巴黎；英國只有大倫敦和伯明罕；西班牙有馬德里、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塞維亞、馬拉加；義大利只有羅馬、米蘭；奧地利只有維也納。但人家的城市就是城市，中小型城市各有風格。 亞洲國家中：日本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算多，東京都區部（不含都內市，只計原東京市）、橫濱、大阪、名古屋、札幌、神戶、京都、福岡、川崎、埼玉、廣島、仙台，各有特色；韓國則為首爾、仁川、大邱、大田、光州、蔚山、水原、昌原，各具形貌；中國更是驚人，重慶近三千萬人居首，中衛市以一百萬出頭居末，總計三百個城市，十億以上人口的自然聚落，數多數大，其實，市不一定是城市。 美國超過百萬人的城市不到十個，從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休斯頓、鳳凰城、費城到聖安東尼奧、聖地牙哥、達拉斯。以城市之名，不一定追求大，而是文化特色化、經濟活性化、政治自治化，人口統計不能只重數量，生活方式和欲求目標更為重要。 台灣的行政區域規劃方便主義，把台北縣劃成包圍台北市、甚至基隆市的新直轄市，桃園縣人口多升格為市，台中、台南、高雄則納縣為市。都、縣、市、區的意義混淆不清。有直轄市、縣轄市，甚至已廢了省的省轄市，此市長和彼市長不一樣的長，凸顯公共行政學門的笑話！ （作者李敏勇，詩人）

  「商人無祖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某種邏輯，這常是從外部的觀照、小批評，很少有企業家這樣誇言。最近，鴻海中國富士康的郭台銘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百億美元的投資案成局，郭台銘志得意滿地說了「市場就是我的祖國」這樣的話語。 是啊，台灣民主化了，而且政權也不再由中國國民黨壟斷控制。想當年，戒嚴時期的蔣體制，許多事業經營特許權是黨國政策決定的。那樣的時代，蔣經國甚至常約見企業老闆喝咖啡！要捐什麼以免稅務機關上門騷擾，一下子就搞定了。台灣在林口的體育館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嗎？更別說一九八○年代十信案的政治性了。那時代，企業家敢吭一聲嗎？ 話題不斷的婦聯會，以蔣宋美齡之名牽一群官夫人，要什麼捐有什麼捐，累積算不清的財產，勞動黨產會、內政部環繞著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查辦，不也反映了戒嚴長期化統治權力的妄為嗎？ 民主化，現在的企業家比起民選政治人物更強悍了。要什麼，有什麼，如果政府怠慢，還要背負不積極振興經濟之名。企業，未來在經濟的合理性條件發展，仍須面對政治的合法性以及文化的合情性，畢竟社會並不只有經濟這一面向。但彷彿變了，什麼社會責任？自以為是的老闆太多了。只有文化人面對政治仍因過分依賴政治，缺乏社會對話與支持力量，居於弱勢。 大家應該還記得，蔡英文取代馬英九執政不久，中國國民黨就拋出二○二○請郭台銘代表該黨競選，一些起鬨的民調也煞有介事推波助瀾。一個心目中以市場為祖國的總統人選，還在中國國民黨的重回執政夢中嗎？人家可不把你們的黨國看在眼裡呢！ 二戰時，流亡美國的德國作家湯瑪斯．曼說過「我在那裡，那裡就是我的祖國」。這不是說市場，而是文化。亞美尼亞有許多人被迫流亡他國，他們的詩人說「語言是我們的祖國」。對照郭台銘這樣一位在台灣發跡的企業家以市場為祖國，想要給民進黨政府蔡英文總統下馬威嗎？還是台灣的社會變得有錢乃大？ 是的，中國國民黨已失去在台灣的執政權，在台灣的這個國家正邁向重建的時代，要發展出不同於中國屬於在台灣的人民的國家，民主化時代，統治權力並無法外控制企業的條件，但台灣應該是珍惜自由的人們愛惜的一個新興國家。真正的企業家應該也會有企業的社會倫理，會以台灣為祖國。當然了，詩人或小說家也會說他們沒有祖國，特別是在沒有自由的國度。（作者李敏勇，詩人）

 

  戰後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長時期（一九四九．五．二十—一九八七．七．十五），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及中國國民黨超過半世紀一黨化統治，成為社會病理的根源。 解嚴後，台灣在十年時間的激烈民主化運動，於一九九六開展總統直選的新時代，但並未真正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條件。糾葛在「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意理，成為綑身索，形成台灣國家認同的混淆，迄今未解。 失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絕對統治權力，中國國民黨的殖民論者處處掣肘、杯葛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的努力，而取代執政的民進黨也常迫於形勢失去開創新國家局面的意志。一個迷惘的不正常國家彷彿一艘徬徨在太平洋西南海域的船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挾走資化發展出來的強勢力量，形成一種外部對台灣的戒嚴，面對一九四九年亡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在台灣仍陷於舊中國情結的某種國家意理，在意識形態牢結，也在利益型態牢結徬徨，並未形成堅強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面對困境，而是在委屈不能求全的情境中漂流。 台灣內部解嚴，但隨之的外部戒嚴，從原來國民黨中國的黨國，轉而共產黨中國的黨國。文攻武嚇、威脅利誘。戰後，以據台統治的中華民國為國家，雖經歷政治改革而在民主化有所突破，卻面臨國家存在論的虛實風險。 共產黨中國不但對台灣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非法拘禁，無視台灣與世界人權團體聲援；中國零八憲章起草人、民主運動推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監禁獄中至死的惡行專制，更暴露出被批評為比國民黨中國更殘暴的形貌。 走過戒嚴統治的台灣，解嚴三十年，民主化發展已異於國民黨中國，更異於共產黨中國，是與東亞的日本、韓國一樣，在自由之路追尋並建構的國家。面對中國，應該挺起身子，珍惜已奠基的民主礎石，開創獨立的國家新貌。掙脫戒嚴，解嚴以後發展之路是自由之路的追尋，不是為了趨附共產黨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共同體是一種家、國的積極概念。 若說，家是核心社會；國則是大社會。兩者均須有共同體意識—這是文化概念，但延伸、發展出政治概念。 國民國家和形塑，除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命運的共同體意識形成，至為重要。台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被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改革運動提出，歷史學者鄭欽仁釋出概念，謝長廷和李登輝均有著墨，都闡述先來後到的台灣人在台灣建基的國家政治基礎。 作為召喚流亡在台灣、附隨於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不能從中華民國的中國已被虛構、殘餘化脫出，仍一意在他者國家論掙扎的漂流群落，命運共同體是種善意、建設性信息，但並不真正被接受。民主化、台灣化的總統直選逾十多年，「中華民國」仍未脫殼新生成台灣的國家，所謂的「藍綠惡鬥」，其實病理在此。 共產黨中國面對台灣的民主化，對於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有某種焦慮。藉由統戰中華民國黨國論群的拉攏、吸收，分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新國家意識。所謂的「兩岸一家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都是封建、落後的八股，忽視台灣主體、也忽視現代國民國家的意涵。迎合這種統戰說詞，有失台灣政治人物格局。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即共產黨中國的國家僵局，在於台灣已從國民黨中國轉化為台灣的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以併吞中華民國為國家大業，不知收手。但台灣殘餘、虛構的中國論，也與之唱和，此為中國國民黨失落民心的原因。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上海的兩市城市論譠，從「兩岸一家親」到「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逾越分寸、口不擇言，雖不一定是與之唱和，卻凸顯台灣政治人物政治意識的迷亂。柯文哲作為台北市長也許想塑造在民進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某種素直性格，但既不素也不直。有些取巧投機，流於政客行徑，對台灣邁向重建無益。 台灣的共同體形成仍然有一段路。但台灣與中國為不同國家，怎麼會是命運共同體呢？政治人物的言語反映政治人物的意識。胡言亂語若非輕浮則是邪惡，辜負人民的期待與支持。在共產黨中國打壓台灣不斷之際，政治人物有為有守才能得到尊敬！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並為中央軍委會主席，集黨政軍首腦於一身的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年，大言不慚誇稱世界成就。但許多香港人的獨立呼聲，成為反差對比。 一國兩制是因為香港在英國殖民長時期後與中國不同，不得已設計的併合策略。但既已到手，強權的粗暴做一套，哪管說的那一套。香港變得香港人受不了了。出走的出走，留下來的掙扎求變。 一九九七的五十二年前，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也在二戰後歡迎祖國。後來，國民黨中國以據占統治，順勢在共產黨中國承續後流亡遷占台灣。據占之初的二二八事件，流亡遷占之後的白色恐怖、戒嚴長時期，台灣人從迷惘中覺醒，從迷障中掙脫，獨立運動因此而生。 台灣與香港，都是在大清帝國時代被割捨，分別在日本帝國和大英帝國殖民下而形成與中國不完全相像的社會構造。法治條件可能是日本和英國殖民體制與中國體制（不論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最大的不同。這應是一種文明條件，深入人心，成為強以祖國自居的中國無法得到人心的因素。 中國對被殖民的台灣和香港，其實隱含著對被殖民過人民的怨懟。雖以光復或回歸之名，其實都隱藏著收服之心。既無法面對收服地已形成的法治條件，收服之心的任意宰制，更令被收服者不滿。 右翼中國、左翼中國，秉性也都一樣存留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劣質深層構造那一面成分。以光復對台灣，以回歸對香港，演變成劫收和淪陷，只說明了併吞的後果，入口但下不了肚。徒然造成中國與台灣、香港貌合神離。 文明的方式，應該是讓台灣和香港成為與中國有文化關係而非一體的各自國家發展。中國那麼大，何需蕞爾一島的台灣、蕞爾半島的香港，保留有漢文化特色的小國家：台灣和香港，說不定還會讓中國鬆一口氣，留下好名聲，而且延伸文化的光采呢！ （作者李敏勇，詩人）

  「親中」、「友中」「和中」、「知中」的政治話語，在中國打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毫不手軟之際，引發一些議論，不只民進黨支持者有意見，中國國民黨人也來嘲諷一番。 這的確不是遞出橄欖枝的時候，但橄欖枝總是橄欖枝，表現了台灣走向主權獨立國家並無意與中國為敵的動向。 從反共、批匪偽政權到「傾中」、「媚中」、「投中」、「附中」這些沒說出口，但台灣人民看在眼裡的中國國民黨路數，才是應該被批判的。台灣人民只要提醒民進黨人不要忘了、辜負了付託，知守分寸。 從「反攻大陸」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乞求中國共產黨以不能自表的「一中各表」相挺，仍想要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統治台灣，中國國民黨的權力謀術是台灣與中國之間芥蒂的根源。中國因素正是台灣國家未形成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知道，從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能解決流亡在台灣的殘餘中國問題，是因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混淆著中國的屬性。若尊重台灣成為一個台灣的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完整的中國。 台灣作為一個小國，會像日本、韓國，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在亞洲的中國周邊存在。解開中國結，中國的一些文化底蘊會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活化在這個島國。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曾競奪中國，死傷無數。從有敵意有仇恨，易位的漢賊不兩立零和政治，發展到現在，兩手一起要夾殺台灣，只會讓台灣人更怨恨中國人，要知道台灣從歡迎祖國到尋求獨立是歷史的自然發展。 若說解放台灣，應該是讓台灣發展成一個與中國友好的國家，而不是把台灣放在中華民國，一起併吞。一個文明的中國才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尊敬。民進黨政治人物友善的「親中」、「友中」、「和中」、「知中」橄欖枝，委屈若不能求全，大國的惡念只會顯現黑暗面。 「知中」是台灣政治人物、不只政治人物都應該重視的一件事。儘管不文明，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從強盛到衰敗，經歷近代的屈辱。中國共產黨怎麼打倒中國國民黨，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若還墨守在「中華民國」建制，也太不知所以了。（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號稱有六都，是首都台北市加上原院轄市高雄市縣合併，台南市縣合併，台中市縣合併，以及人口數多桃園縣、台北縣升格，合為六院轄市，而有以名之。或許，因為嘉義、新竹、基隆等前省轄市，彰化的縣轄市也是市，都啊都啊這種類似東京都之都，被脫口而出，大家見怪不怪。形容詞美化的都概念滿足了地域的升格願望，卻徒具虛名。 不管是從前的城市或近現代都市，都是人口密集。因為人口密集，公共交通系統比起鄉村，更為必要。但台灣的都市，人口密集，公共交通便捷系統並未形成。拜某種程度的經濟發展條件，自備汽、機車既是一種因應，也是自力救濟的方法。有多一點錢買汽車，錢少一點買機車，就成為有車階級。 因而，台灣的都市並未形成都市的社會構造，就如同沒有國家的社會構造一樣。自力救濟的交通，疏離於進步共同體的構造。彷彿從獨立平房家屋轉變到高樓大廈，建築物卻未設置必要條件的公共電梯。許多住在所謂的都市人口，只能自行加裝升降家用小電梯或流籠上下。若小汽車像家戶小電梯，機車就像家戶流籠。 自力救濟慣了，形成執著的生活文化習慣。就像台北市，即使有這麼多公車，也有逐漸形成系統的捷運，使用汽機車（不是作為業務工具，而僅作為交通工具）的數量沒有真正減少。沒有便捷公車、捷運的其他都市，就不用說了。 在歐洲，譬如德國有許多中小型都市，也許人口只有十來萬，也有地下鐵及便捷的公車，其間並有電鐵相連。像維也納作為奧地利首都：地下鐵、地面有軌電車、地面無軌電車、巴士的交錯系統就為都市的人流提供移動條件。並不是有些經濟條件，就人人一台汽車，人人一台機車。我行我素，街道就像停車場。台北市上下班十字路口彷彿千軍萬馬奔騰的機車，大街小巷都像機車場，還說是什麼世界一流都市，讓人難以恭維。 從號稱六都的六市開始吧！首長們好好地解決便捷的公共交流系統問題，市民也應該要有這種市民公共意識才好！特別是已有捷運系統，準備發展捷運系統的都市，想想辦法改善人們自力救濟形成的交通壞習慣。至少，不是為了業務，只為了交通，要讓市民改變一人一車的自力救濟現象，也改變疏離的都市社會構造。（作者李敏勇，詩人）

  所謂的藍綠政爭，源於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中國國民黨以執政黨在國會未過半進行杯葛，媒體以色彩政治概括民主發展不全症候的一種描述。迄今十多年，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似成未解的沉疴，也污染了顏色政治。 其實，這是台灣兩種國家認同的衝突。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中國；而民進黨以「中華民國」是台灣。前者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後者則是尚未真正形成的台灣國。這兩種衝突的未解，認同的差異，阻礙了台灣朝向正常健全國家發展。這是問題的根源。 二戰後，企業面臨全球化時代，認同與識別成為自我振興的重要文化工程。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企業識別系統的形塑，發展到現在。Apple、Coca Cola、 Nike、Benz、BMW、甚至NHK、SONY、UNIQLO、Samsung、LV…品牌的價值象徵企業的能量。 像台灣這樣，卡在「中華民國」已是殘餘、虛構、他者的現實處境，而未能舉國尋求重新定位，立憲正名，建立新的認同識別系統，國號國旗國歌都只能畏畏縮縮藏頭縮尾。如果以企業的經營來看：不只企業登記相關的稅籍不能解決，能不能順利營運更是問題，遑論創造價值。 若企業認同、識別是CIS，那麼國家認同識別系統則是N（Nation）IS或S（State）IS。台灣從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中華民國地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亦即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面臨國家認同識別系統的錯亂，首要之務就是建立新的系統，清楚地標示並讓世界知道在台灣的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民主化發展是台灣內部問題的改善，但國家並不只面對內部，也要面對外部世界。沒有新的台灣國家認同與識別系統，總統直選的新政治形勢並不能解決台灣的發展課題。台灣的政治陷於未能解決認同模糊和識別混淆的盲點。更嚴重地說，藍綠政爭甚至形成相互毀滅的政治虛耗。「中華民國」已被迫不全、消失，台灣國並未真正形成。說國家才沉重了，太不切實際了。面對「中華民國」被斷交的問題，以台灣必須迎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藍政治意識批評綠政治，徒然暴露中國國民黨附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態。 （作者李敏勇，詩人）

  日本的蔦屋書店已在台北設店，這家書店二十年來，已有一千四百多家分店，在東京代官山的一家分店曾獲美國一網站評選為全球最美的二十家書店之一，有許多台灣人光臨，在台灣的擴店看起來也欣欣向榮。相對的，台北有一家有三十年歷史的上達書店，因擴展分店業績不佳、破產面臨法拍，書店的經營是一個問題，但社會條件也是問題。 這樣的新聞對不讀書的台灣人，可能無關緊要，比起連日暴雨帶來的災害，可能不算什麼？只重物質忽略心靈，重經濟而輕文化、關心夜市比書店更甚，不知道文化也是經濟動力，口腹之慾比精神糧食重要。難怪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即使已直選總統二十年，仍不能真正認清而且重建出一個真實國家。 讀書有什麼用？這或許是二二八事件許許多多知識份子文化人遇難受害的後遺症，成為台灣的一種社會病理。但只重經濟、輕文化卻讓台灣的發展遇到瓶頸。從前，經建會可做得有模有樣；文建會就聊備一格了。現在的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在日本內閣裡是文部（文化、教育、體育）科學省，人家有整合觀念，台灣這個相對小、又不真實的國家，文化部門山頭鼎立、各行其是。 日本在二戰後從廢墟再生。一九四六年，出版界號召圖書館、書店、媒體推行讀書運動「把新生的日本變成文化國家」、「用讀書的力量創造和平的文化之國」。從讀書週實行委員會到讀書推進運動協議會，幾十年來，每年秋季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九日為兩個讀書週，延續不輟。報紙的前幾個版面迄今都只刊登出版廣告。 日本人每人每年平均約讀二十本書，台灣人則為二本，十倍之差。以「講談社」這家出版社為例，年營業額約台幣四百億以上（約一千二百億日圓），是台灣不到二百億的二倍。韓國人口約台灣二倍多，書籍年營業額約台幣一千五百億（約四兆韓元）。台灣與日本、韓國是同在漢學文化圈，而且有共同歷史的新東亞國家。台灣應好好思考我們的問題。 國家並不只有政治問題，也不只有經濟問題。如不從文化問題反思台灣，不只國家重建不易，社會改造也不可能，「政治家們」請好好想想這樣的問題！只會讀教科書、會考試，人生與書無緣的人，不會有進步性思考和想像力！台灣不能墮落在夜市比書店重要的生活方式。覺醒起來吧！（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華民國歷任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及蔡英文（由左至右）。（報社合成照／維基共享） 台灣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總統直選，李登輝再任總統，因而有許多人認為台灣已是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新國家。二○○○年，民進黨取代中國國民黨，陳水扁成為總統，認為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這種自我感覺更強烈。但陳水扁二○○四年連任，並未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二○○八年到二○一六年，馬英九帶領中國國民黨復辟的政權，再度把國家想像與「中國」連結，甚至不惜誑稱「九二共識」，落入一中只能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能表中華民國的窘境。二○一七年五月的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台灣被拒與會，乃馬英九政權八年以中國名下一省的自我矮化暴露窘境的來由。 台灣不能成為一個新而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關鍵在中華民國的意理與憲法現實。一九四五年因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失去它在發生地以中國為領域的國家條件，僅以遭占地台灣的統治現實存在，因冷戰的形勢而維持國體。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中華民國而代之。一九七九年美中（中華民國）斷交，改以台灣關係法支持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宜措施。蔣介石當年一意孤行的漢賊不兩立，讓台灣吃了中華民國論的苦果，總統直選也未能真正脫離這種困境。這不只是原生台灣人的不幸，也是一九四九年流亡來台的許多新台灣人的不幸。 勉強在名實論的辯術或文字遊戲中玩弄國家的旗、號、歌，或China Taipei或Chinese Taipei，在自己境內有時候連中華民國以及強以為是的旗、號、歌，也不見得能使用。不只國際的體育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來台活動，還出現過警察為陳雲林這種上國小吏打人的事。 民進黨在二○一六年再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蔡英文總統完全執政已過一年，但台灣的國家仍未實現真正脫離「中國」這種外部國家的意理和憲法名實。台灣人民的國家焦慮可以想見。 認為自己是「中國」來嫡傳的中國國民黨人，連黨主席都失去了，大概已與總統無緣。吳敦義取黨主席，總統大夢在睡眠中浮現，有權力想像，但無助於國家的真實、正常化。陳水扁總統八年，並未從李登輝「特殊兩國論」立場有實質改變。蔡英文總統進入第二年任期，若不能從「中華民國」的辯術提升，落入「中國」的窘境，就太可惜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吳敦義在中國國民黨人競逐黨主席之役，以過半票數，在大約五成投票率中脫穎而出，大勝包括現任黨主席洪秀柱以及曾為新黨主席、扁朝環保署長、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內的五位對手。反映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不得不面對台灣人出任黨魁的現實。 儘管洪秀柱或郝龍斌的支持者並不信服，但這是大勢。儘管吳敦義青年時代即投靠中國國民黨，一股忠心耿耿的勁兒，在國民黨的中國名號及深層意理中，他也只能像他曾參與排拒的李登輝一樣，不能完全得到信任。但又如何呢？這就是選舉，票票等值的表面張力決定勝負。現在台灣的政治權力競鬥是台灣人對台灣人。黨失落，國失落，對流亡意識中國黨國論者，情何以堪？但卻是現實。 政治形勢是：中國國民黨已由台灣人領導，這不像李登輝取代蔣經國是因為繼任總統而有以致之。不只這樣，中華民國也已由台灣人且非中國國民黨人蔡英文領導，這也不像陳水扁時代的國會不過半。 仍未落地生根，未在地新生的一些中國國民黨人，中華民國黨國論者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昔日，宋楚瑜及後來的親民黨步數仍以蔣經國模式誘引台灣地方政客，僅曇花一現；新黨的黃旗在激昂中只能邊緣化。吳敦義能開啟什麼新時代？等著看吧！ 吳敦義與李登輝一系的原中國國民黨人不同，也與邱創煥一類不同。他較像林洋港、吳伯雄這一系，是有選舉征戰經驗的台灣人中國國民黨員。吳敦義對中國國民黨推心置腹從不心虛，對代表中國國民黨治台從不手軟。但他的「白賊義」封號始終無法離身。雖被視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在死地復生的救星，但內憂外患的權力之途並不一定好走。 中國國民黨若不脫「中國」意理、名號，終將無法獲覺醒台灣人的認同；中華民國若不棄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意理，也終將無法真正成為真實正常國家。在中國國民黨國內邊緣化，中華民國在國際無正常地位是台灣政治的困境。只追逐權力，無法從困境脫身，考驗台灣的政治人物。 若要走到吳敦義領導中國國民黨這一步，當年何必驅趕李登輝？民進黨不戰而勝，有一些因素建立在不同於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位置。台灣人並不就是台灣國家意識論者，台灣真正成熟的政黨政治或許還要等到有真正的台灣政黨壯大化，形成右、左翼後，才能實現。 （作者李敏勇，詩人）

  小英政府即將執政屆滿一週年，完全執政顯現的卻是人民對她的支持高於對她的滿意。為什麼？其實，作為改革者而非革命家，小英總統也有一番作為。 這是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二○○○年到二○○八年，阿扁政府因國會未過半，處處受到掣肘。已經歷挫折的台灣人民期待完全執政甚高，完全負責不能讓人民再感挫折，否則，失敗主義會帶來台灣人虛無化！ 總統直選，但現行憲法來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國民黨中國，仍奉不實存「中華民國」之本。以行政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的荒謬性，因襲從前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時期的權力邏輯才能行使總統權力。 行政院長林全帶領的行政權團隊，或說內閣，聲望和民意支持度低於小英總統，出自內閣被批評不離「老藍」，保守有餘，創新不足。一開始就未讓人民耳目一新，有換湯不換藥的失落感。尤其多位內閣成員，在前朝的反動性鮮明，無法取信支持者何謂「政黨輪替」？ 閣揆若為議會內閣制國家的執政黨領袖，才符合最高行政首長的名實權責。否則，充其量只能像韓國總統制下的內閣總理，為總統的行政執行人，執政仍由總統承擔責任。現行制度若非黨國體制，只怕難以合理總統權責。小英總統在某種條件下，也受困於憲制的不合理設計。 長期的中華民國被中國國民黨黨國化，積弊嚴重。民主化造成心向中國的中國國民黨逐漸被台灣人民唾棄，造成國共連結的台灣不可承受風險。不脫中國的國民黨以國家破壞者危害台灣，似已成為政治現象。 耳目一新的政府才有新政治的可能。沒有新政治，小英政府仍將困於泥淖。但比起阿扁的不完全執政，小英政府的責任也是完全的，未來的任期要有革命性改變。委曲不能求全，小英總統就帶領台灣人民走出中國困局，向世界發聲，以台灣的國家尋求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定位吧！這樣才能成就小英政府與民進黨政權的大格局。 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應是人民的期待，台灣不應是流亡、虛構殘餘的中國，應是一個可以與友好待我，包括中國建立友誼，尋求友善的新興小而美的民主國家。帶領台灣走離屈辱，建立光榮感，小英政府責無旁貸！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年八月十五日前夕，「鏗鏘集」專欄〈不能遺忘的歷史〉，以「當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正記憶著《大江大海》、《巨流河》…整理流亡意識，台灣人不能只顧著錢錢錢，台灣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宣揚經濟經濟經濟。」重點在於提醒台灣人不能重經濟輕文化。 也許，不該把一九四九年之前就來台灣的齊邦媛《巨流河》和龍應台《大江大海》並列。齊邦媛和她父親齊世英是我尊敬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他們的風骨在戰後台灣的民主運動留下印記。「流亡」也在發表於「鏗鏘集」的〈流亡的意義〉（二○一三、十二、一）和〈歸屬或漂流〉（二○一三、十二、七）有所詮釋。 也許，也因為齊邦媛和她父親齊世英，在台灣被敬重。就有敵視台灣走向獨立為國家的殖民意識中國論者，拿〈不能遺忘的歷史〉中，要台灣人勿忘八月十五日終戰，來選擇走向獨立國家，在中國的迷惘或迷障中，捲入迄今仍無法解套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說是台灣作家如何歧視、排擠齊邦媛這樣的有情有義的中國來台人士。 齊邦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選擇來台灣，她並不是一九四九年之後，被迫隨國民黨中國來台、在某種意義上的流亡者。而且「流亡」有嚴肅的意義，也有高尚情操，並非人人皆可稱之。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來台的中國人，也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並非懷抱殖民意識附和統治體制者。二二八事件留下見證的版畫家黃榮燦，後來的詩人雷石榆還在與舞蹈家蔡瑞月結婚後，被迫離開台灣。 一些誑稱統派，其實是中國殖民意識論者或降附派。從前附和中國國民黨行專制獨裁統治之實的一些黨徒，轉向投靠共產黨中國也只是另一種強權的依附，就是這種卑劣行徑，讓台灣人不齒。即使是統派，也應該不要是降附派，也應該有高尚的人格。就像台灣獨立運動的追尋，也要有高尚的人格。 中國人，或中國共產黨人，要從中國國民黨的格局和視野脫離出來，也以高尚的人格看台灣的獨立運動。台灣從漂流到定置，從瘖啞到發聲，是一種自我重建的歷程，也是一種自我改造的歷程。邪惡的心靈不能阻礙台灣人的努力。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