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榕基金會的攝影家劉振祥「查某人的二二八」展，台灣女性的容顏在苦難中發出幽微的光。畫家、報人、醫生、法官…台灣的諸先輩遇難，但妻子兒女在困境中仍然力爭上游，在各領域發亮。為什麼？這是台灣社會力中美好的一面。閉幕展座談會的情境對照屏東縣一位女性議員咬人暴紅後與柯文哲的見面會，會不會咬人竟成話題。台灣怎麼了！ 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長期蹲著，忍受類殖民統治以祖國之名的壓迫。在困頓中也有戰後來自中國的有良心知識份子和台灣本土進步人士合力促進民主化，都在戒嚴時代蔣體制黨國被迫害。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未能促成國民黨中國改弦易轍、終至中華民國的中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再揭竿而起，為民主為自由為人權而推展的政治改革運動形塑了台灣的形貌。 一九九○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二○一○年代的太陽花運動，展現台灣青年的生命力，都是開展台灣民主化的能量。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藉挾持中華民國壟控統治權力的妄想被一波又一波，連續發展的台灣社會力阻止了。 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並未完成。在正常國家、類似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團體在轉型正義處理下，未經轉型改名落實本國，可能無法參與選舉。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仍可能在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的政黨輪替取得政權，甚至國共合謀，威脅台灣。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留下許多爛攤子，民進黨從美麗島事件奠基，經陳水扁二任總統，在馬英九又二任總統之後，蔡英文總統執政二年多，國家正常化仍在追尋之中。中國國民黨爛，民進黨也許不夠好，要鞭策。但政治的第三勢力呢？怎會是虛無主義的虛張聲勢！胡亂的解構！ 正常的台灣，應該不存在中國的政黨。若民進黨之外，有相對本土的政黨競爭，當然有助於政黨政治的發展，若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也可以重新再起。在統獨左右這種異於正常國家政治光譜，台灣的政治改革不只牽涉到左右，也牽涉到國家的存在條件，成為困局。這是被類殖民統治的台灣，國家存在論的盲點。 在這種盲點下，以非藍非綠卻不追求國家建構的政治力量，不只是對中國國民黨的解構，也是對民進黨的解構，對台灣的解構。純潔的力量被白目化了。第三種力量應該是像時代力量、社民黨、基進黨、綠黨…的發展。在中國國民黨從台灣消失以後，與民進黨形成台灣的相對政治力量。不應該是柯文哲現象的發酵。這不是動人的政治力量，只是讓殖民餘緒嘲笑台灣人而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習慣稱中央研究院的全國最高學術機構進入第二十二屆，加入二十一位新院士，院士陣容增為二百九十五人。長期以來，中研院在台灣與中國，本國與外國籍院士成分的定性、定位仍然糾葛。 有部分院士和研究人員連署，希望另設外籍院士給包括中國的優秀學者，拔擢本國籍學者的台灣院士，以台灣的國家科學院定位中央研究院，但並未獲致結論。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凸顯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但政治並未轉化、國家未真實重新定位。 就像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有人認為是台灣，有人認為是中國—殘餘的中國，流亡的中國，甚至憲法意理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的虛構中國。中央研究院網羅一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院士，被寄望能解決這種詮釋迷亂，但它自己其實也陷於意涵迷亂，如何被期待？ 中國的中華民國時期，於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以拉丁文Sinica表示CHINESE。一九四九年，以史語所及少數院士隨流亡中華民國遷台，其院士組成並未充分顯示台灣，仍拘束在中國的定義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另立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不清、國家意理不明，做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也一樣陷於這種糾葛。廖俊智院長出身化學暨生物學家，在科學界有其盛名，繼李遠哲、翁啟惠之後，均為台灣出身的卓越學者，但對於國家定位糾葛也無能為力。李遠哲介入了一些現實政治課題，面對的壓力可以想見。 科學面對政治，也束手無策。這個來自中國，就像「中華民國」被播遷來台灣，仍在中國的意理泥淖之中。終身職的院士們就像黨國體制時期的萬年國會委員、代表，台灣這個國家豈是台灣增額的委員、代表可以自我轉化的？鞏固中研院中國意理的院士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大有人在。 台灣的經濟和台灣的政治就演示著台灣社會的身體，但文化卻陷於中國的心靈或精神牢結，這是戰後習慣於身體論的台灣的桎梏所在。中研院院士的象徵體系是這個樣子，戰後把文化權交給黨國控制的藝術、學術領域，除了少數覺醒者，也都這個樣子。在台灣社會，脖子以下是台灣，但脖子以上似乎仍是中國，套在對台灣最有敵意的現實中國。 脖子以上的中研究要如何面對脖子以下的台灣課題？或頭與身體分離，身體在地上行走，頭漂浮在雲海？除非中研院是台灣這個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否則卓越的科學家們的頭腦只會是台灣這個社會的高貴裝飾。（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民進黨被賦予主要的擔當者的角色。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長期專制戒嚴獨裁，以美麗島事件為分水嶺，從黨外到民進黨，民主化在二○○○年政黨輪替後，似乎開展了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契機。 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奠定了某種基礎，但未必堅實；陳水扁輪替執政，並未真正成功，原因都在時間並不足夠。不只陳水扁身陷囹圄，連帶的是二○○八年政黨再由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復辟，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各自表述，時而台灣，時而中國。認同的困擾和混淆成為迷惘和迷障，國家困境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蔣體制的殖民、黨國化，不只以軍事戒嚴獨裁，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形成的廣泛文化洗禮和控制，在民主化以後，並未清除清洗，即使民進黨執政，台灣也只是在肉體上貌似鬆綁，精神仍未解放。李登輝掌權的期間，本土文化稍稍獲得復甦的機會，但積弊之深並非一朝一夕下可以改善。 如果台灣社會的文化力，近現代進步性的文化力足夠豐厚堅強，追尋建構一個從虛構、殘餘，他者國家狀態的台灣國民意志與感情應該會從政黨輪替執政的新世紀開始，一路走向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坦途。 但是，看看現在，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接續陳水扁的總統之路，象徵改變中國國民黨殖民性的政治改革運動似乎並未確立穩定性政權。民進黨只有選舉運動，和文宣造勢，並沒有文化運動的社會效應，常常陷於內部權力傾軋，或因此讓人民感覺與中國國民黨也只在權力傾軋之中。 民進黨的執政之路並沒有從長期被蔣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牢結脫困。台灣這個像是在追尋新國家的政治力仍受困於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的精神牢結。只想選舉，只想到爭奪權力位置，民進黨的內部傾軋和外部傾軋，徒然讓人民失去憧憬的視野。 日本是明治維新的文化運動才形成新社會，近代性和現代性不只是政治，政治也反映了文化運動的成果。看看人家的教育、大眾傳播和文學藝術。沒有近現代國民意識與文化生活志向，台灣仍受困在黨國體制遺留的情境，要真正形成新國家，台灣要有新文化的新社會運動，不能只依賴選舉達成的權力位置重新分配，要有心的覺醒以及國家靈魂的重新追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四年一度的世足賽在俄羅斯幾個城市舉行，世界瘋足球，台灣也不例外。但亞洲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也只有中西亞、中東幾個國家與賽。 就在這期間，連鎖書店金石堂的城中店就要歇業，連帶的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歷史也要消失了。閱讀沒有成為生活習慣。閱讀常帶了功利主義目的而不是生活教養，加上出版文化產業的經濟效應不吸引生意人的投資，都是問題所在。 運動和閱讀是文化的兩種對比狀態，一動一靜，恰好象徵身體與心靈的文化狀況。完整的國民體格和人格，缺一不可。 不錯，運動和閱讀都是文化現象，許多國家的文化部門，兼及了體育與觀光，像韓國。不像台灣，體育（在教育部門）與觀光另有部門。日本是文化教育科學省的設置，是另一種想法。 身體與心靈是息息相關的，從古希臘時代，奧林匹克運動起源的競技到希臘神話的藝術文化，荷馬的史詩《伊里亞德》、《奧狄賽》，人類的文化活動就是這樣顯現的。 正常的國民養成過程，教育會重視身體和心靈的發展，國民體格和人格就反映了這種教育宗旨。重視體魄和心靈涵養，才能培養出真正健全的國民。 職業運動選手雖然逐漸明星化，但就像明星也要有各自的訓練和涵養，而不是擺擺臉了事，有許多國家隊的足球選手仍然在各自職場發揮才具，像只有三十多萬人口的冰島。 重視士大夫，講求死讀書，並以為爭逐上品，說是重視心靈，其實是書呆子功利主義。相對的，把運動視為只重四肢發達、頭腦空空，也不是正道。一個國家的良好發展必須國民身體與心靈的良好條件。這是文化問題。 運動競技，國家與國家在運動場激烈拚搏，比起在戰場的廝殺有意義多了。國家精神透過這樣的方式呈顯，有一種文化歡慶的意味。看看運動競技，不就是身體的韻律與節奏進行著一種舞蹈嗎？ 靜下來的時候，看看書，閱讀是一種心靈的運動，並不是以為網路、手機時代的一些訊息或圖像感覺就可以取代，運動發達的國家常常閱讀風氣也盛，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瘋足球，靜靜閱讀，身體與心靈應該都要充實，台灣的書店營運危機是文化問題的一端，不只是書店經營的問題，也是書籍生產（作）者的問題，更是國民作為閱讀者的問題，一個要追尋建構新國家的社會不能無視於這種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川普、金正恩世紀之會在新加坡向世界發出新的政治訊息：兩個極端對立國家，一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和一專制共產主義體制，一大一小，突破了超過半世紀戰爭情境，走向謀和階段。這影響了東北亞、甚至世界，雖容有變數，畢竟是某種努力。 南韓、北朝的衝突，一觸即發的事況彷彿就在昨日；東北亞緊張關係似與中東事況相互照映，但轉眼間兩個特殊的國家領導人，在握手微笑中簽署了邁向和平的備忘錄。 一個五百萬人口，包含了華裔、馬來裔、印度裔的新加坡，不是許多華人習以為常的中國的國家，也表現出異於傳統中國文化的近現代世界國家形貌。她的法治優於自由，不盡符合民主。受英殖民影響的文化觀建構了非單一民族社會的共同體。台灣應該具有一樣的條件，但被箝制在未解的中國意理；二千三百萬人口，但國家的條件並未真正形成，人民也在焦慮之中。 南韓、北朝一九五○年代的戰爭，讓美國協防了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國，在冷戰年代維持了偏安的台灣，也讓台灣在日治時期既有的工業條件上發展了經濟。但台灣的國家地位一直未重新確立。共產黨中國取代了國民黨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台灣的國家困境一直存在，政黨輪替也未解決。 國民黨中國既未讓台灣人民經由自決程序認可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並重新憲法化再生「中華民國」；也以挾持的黨國化心態，拒否台灣形成新國家的努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意理糾葛不斷，導致台灣的國家認同陷於分歧，民主化、自由化，卻未形成共同的國家之愛。 南韓、北朝可望以兩國朝向和平發展，分裂的民族，在聯合國都有席位，才能如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中國逐出，因韓戰而倖以國家軀體寄生在這個島嶼，卻牽涉台灣的命運。從反共到想屈附共產黨中國，都想挾持、脅迫據佔地台灣的人民。有時也以南韓、北朝比喻「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又不是在中國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什麼跟什麼嘛！現狀論的意涵成為某種桎梏，窒息了台灣的突破和新生機會。是改變的時候了。若不改變，會讓追尋建構正常國家的台灣人民失去支持的熱情，也會形成焦慮。世界在改變，台灣也應該突破現狀。（作者李敏勇，詩人）

  企業家張忠謀從台積電退休，在被注目的記者會上，他說台積電會根留台灣，而且支持蔡英文總統，回應外界台積電會出走，以及挑撥他與蔡政府信心的傳言。 他不是民進黨人，他是戰後從中國移入的一代。 同一天，政治人呂秀蓮哽咽埋怨民進黨及蔡英文總統，喪氣話盡出，還留下切腹自殺的誑語，對民進黨台北市長選情之紛亂、低迷再落下一石。 她是民進黨人，擔任過二屆副總統，土生土長台灣人。 兩人的身影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不一樣的印象；好惡不言而喻。政治人物，企業人物，只恃聰明是不夠的，只觀照看重自己是不能讓人敬重的。 台積電之所以是台積電，張忠謀的身影是一種象徵。放在台灣的企業家行列裡，特別被尊敬，不是沒有原因的。 身影，是的，就是身影。這是行止、身段、言說匯集起來的形象。要講企業家，張忠謀應該就是。 台灣的企業，老闆多，企業家少。錢錢錢的揮霍，對員工對社會不盡體貼，不盡負責任。爭「錢」奪利，所在多有，富而不貴比比皆是。 政治人物，也一樣爭「權」奪力的多，對國民福祉關心的少，對國家有願景的少。在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政治成為一種商業，連事業也不是，更不要說志業了。 從商人到企業家，從政治人物到政治家，人格上是要經過蛻變轉化的。那是一種文化條件的洗禮和形塑，是文化意義賦予的身影，也是人格特質。 台灣的企業從前常依附在黨國專制的特許權扶持也被箝制。民主化以後的現在反過來對政治可以任意說三道四，常常有錢能使鬼推磨，盛氣凌人。從前，面對政治卑躬屈膝，現在反過來。相反的姿勢都不是可敬的身影。 看企業家和一般商人，身影是不一樣的。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人物，身影也不同。台灣的歷史還不夠長，歷史評價還未有效形成。在「錢」與「權」奔逐、追尋的人，還不能真正體會人生短暫、歷史久遠的意涵。 再多的錢，再大的權，都不若意義的重要。意義的形式是文化的，用來檢視經濟和政治，並形成歷史評價。什麼樣的身影！什麼樣的評價！是否土生土長台灣人，並非關鍵。台灣正在進行重組、重構、重建。國家和社會的典範，要看身影，特別是文化身影。（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八年四月間，國際筆會在斯洛伐尼亞的小鎮布萊德舉行和平委員會議。「反對戰爭」是焦點話題。中國的大數據問題以及劉曉波的死亡都在會中引發議論，自由與尊嚴受威脅的中國情境，劉曉波之死留下永恆的傷疤，在在引起關注。筆和劍，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壓迫，喻示著文化的政治情境。 國際筆會（EPN international）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的一個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組織，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Ａ類地位，…無論政治或觀點如何；為言論自由奮鬥，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一四九個分會，約有二萬五千名會員，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ghts）、編輯（editor）、散文家（essayists）、小說家（novelists），PEN即為首字縮寫。 中國因為幅員廣大，曾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分會，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筆會於一九五九年復會，後來對外改為中華台北分會（Taipei Chinese Center）。一九八七年，一群台灣作家曾組成台灣筆會，惜未獲加入國際筆會，後來也無活動，但現在也有台語作家筆會，若以語文的條件或能加入國際筆會，能彰顯台灣的作家形貌。 獨立中文筆會是二○○一年，一群流亡的中文作家和一些中國國內作家、海外中文作家結合的組織，對中文作家或中國作家受到政治迫害，積極聲援。二○一七年，更與瑞典筆會、維吾爾筆會和藏人海外作家筆會舉辦「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以「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在瑞典的馬爾默，集思廣益。 中國自六四以後，因國際筆會關切中國人權、作家被迫害，不熱中參與國際筆會年會，幾同脫會。這應是中華民國筆會發聲、介入的時機，可惜已習慣以Chinese Taipei身分出場，而且被獨立中文筆會說：常出席年會開幕的第一天後，就不見人影，明哲保身？也未關切作家受迫害的言論自由課題。對於中國打壓作家的狀況，不像獨立中文筆會一樣關切。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從中華民國到中華台北，就是拒否台灣，寧屈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仍不共同努力建構自我主體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作家流亡在海外，以獨立中文筆會為自由發聲，顯示了筆會PEN的宗旨與作家精神，台灣的作家是否也應該彰顯這種宗旨與精神？！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與中國，特殊國與國關係始終未獲得確立。李登輝為「中華民國」設想的概念，中國並未領情。民主化後的台灣，民進黨執政還被中國國民黨批評借殼上市。「中華民國」成為籠罩在台灣的陰影。 經過陳水扁二任、馬英九二任，「中華民國」在台灣各表為台灣和中國的國家。與外部的「一中各表」，其實只共產黨中國能表，國民黨中國不能表，是兩面鏡子，裡外參差。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他的黨國，中國共產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黨國，都抗拒自由化和民主化。 台灣的國家處境並未因總統直選而豁然開朗。「台灣，應該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政治體，但一九四五年終戰後，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的中華民國體制並未解除，尚須經過建制工程，才能成為正常國家。」正是現在的處境。不脫離這樣的處理，台灣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取代「中華民國」而成為代表中國的國家，一九七一年取而代之的聯合國席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欲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但台灣即使曾被「中華民國」進占統治，卻並非「中華民國」所有。台灣與「中華民國」分割處理，或許才是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 與其糾葛在「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糾纏不斷，不如把「中華民國」這個一九四九年之後已殘餘、虛構，並且在台灣他者化的國家招牌還給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生活在台灣，對民主、自由有夢想的人們，就站起來，從屈服於中國威脅行徑站起來，在這個太平洋西南海域共同建構一個從漢字文化圈蛻化的國家吧！ 以「中華民國」名義建交的國家，若繼續有外交關係，要以台灣之名重新建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這個新國家不要再中國、中國，侵犯人家的國家權屬了。就當從前以反攻大陸綁架台灣，長期實施戒嚴是蔣體制時代的春夢吧！ 台灣，站起來。向世界說：我們的國家是台灣，不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蔡英文總統不要辜負了台灣人民在二○一六年的支持與期待。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旳民進黨應該號召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共同確立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獨立國家價值，既不像從前的反攻對敵，也不能卑躬屈膝降服投靠。要從中國國民黨的夢魘走出來。蔡英文總統、民進黨政府要展現新政治，建立新聲望。只有這樣的途徑，不要再忍讓了！台灣，要站起來面對中國。正正當當向前走。（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八○年代末，東歐的自由化，所有在共產統治體制下的國家，無例外地，都經由一次選舉而推倒舊政權。蘇聯的解體也在效應之中，為什麼？ 猶太裔英國社會學家華倫道夫就以一、市民意識，二、教會的庇護，三、文學藝術這三種條件說明民主化、自由化能在東歐快速實踐的原因。看看台灣，我們相對缺少什麼？ 慈濟大愛電視的一部連續劇《智子之心》，因為描述到台灣在日治時期，一位女性以護士身分在中國戰場的行止，被中國當局以美化日本非議，導致大愛電視在播出二集後，自行下架停播，屈服於一個外部國家的類似新聞檢查暴力到這種自我了斷的地步，要怎麼看呢？ 以華倫道夫的論點來看：教會的庇護是重要的。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雖不盡一樣，都是佛教衍生類似教派的大組織；有基金會名義的不同社會志工，從醫療、救濟、文化、教育的面向發展出極大的體系。它們都應該要有庇護所的意義。但慈濟大愛電視的停播《智子之心》，顯示了庇護的困境：既無法守護自己，也無法庇護對之有信仰的人。標榜行善，卻無法守護自由的價值。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黑手赤裸裸地伸進已從國民黨中國戒嚴宰制發展出來，異於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這樣的國度，慈濟大愛電視顯示的屈辱性屈服，也是台灣的脆弱點：守護自己國度文明價值的信念與力量難以顯示。 慈濟以救濟、救護發展出其體系，延伸佛教信仰，與法鼓山、佛光山各有其發展領域，原本都缺乏解放神學的積極為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面向，但信守良善的佛理。雖不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教會庇護所的努力，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多所尊奉、支持。但慈濟以在中國的救濟事業為繫，竟向強權屈服，慈濟本末為何？所圖為何？有其高度嗎？ 這不只是慈濟的局限，也不只是慈濟的困境。這是台灣普遍的困境，也是台灣走向正常健全國家的內在困境。宗教的庇護以及文學藝術，和市民意識（這是近現代國家人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是廣泛的文化課題，也正是台灣無法順利邁向正常健全國家的病理。（作者李敏勇，詩人）

  民進黨已成台灣最大黨，雖不像中國國民黨仍在虛胖狀況似乎仍有龐大實虛身影，但具有執政優勢。只是，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叫做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也還以為是他們的。 紛紛擾擾、困困阨阨，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後面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跑到台灣來的中華民國是他們尚未完成的革命大業。中華民國以殘餘的中國存在台灣，充滿虛構性，對台灣也是他者。但異地內化，成為政治之瘤。 從前，就看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闖關成立那時際，從黨外的開拓、拚搏，闖政治之路，何等艱辛、危險！從二二八、白色恐怖、雷震和本土民主派，一路以來的禁忌要打破，先驅者群的志氣何等動人！ 創黨三十多年，民進黨經歷幾個世代的勢力變遷，也產生兩位總統。在民進黨人擔任總統時，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人擔任總統時，不完全是。各自表述國家的定位，形成民主化後的政治荒謬。 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擺盪，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未因為新政治形勢而解決定位的混淆。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政、外交的奇怪關係耗損能量。本來沒有的「九二共識」被操作成「一中各表」實際無法各表的中國結。中國國民黨用來作綑身索，硬要民進黨套上。 外部的中國，內部的中國國民黨長期棲身黨政軍特團教的未經轉型正義處理政治構造，形成雙重性的威脅。民主化後的台灣仍擺盪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尚未真正轉化，而是僵持。 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權的擺盪效應讓台灣在未確定的台灣新國家和未消失的中國舊國家之間，耗損民主化的成果，不只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群落無法真正定置，台灣本土族群亦不能真正安身立命。寧靜革命的榮光失去風采。 蔡英文就任總統，即將進入二週年。改革的陣痛，新國家確立的保守性──這當然是內外交迫情勢的制約，在在都考驗台灣如何從殘餘國家走向新生國家。現狀不應是守舊的殘餘，而應該邁向新生國家的確立。寧靜革命才會有真正的榮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民主化以後，存在著威權統治時代遺留的反動現象，是中國國民黨化的，也是中國性的─因為後者，被懷疑傾向於共產黨中國連結─因為共產黨中國已然成為中國的正統。這種傾向的台大，心在台灣，胸懷民主嗎？或仍有殖民心態？ 管中閔被拒否為台大校長，出於當事人在遴選程序的瑕疵，竟被曲解成教育部打壓，而且竟然以所謂的新五四運動興風作浪。不說五四是中國的文化運動象徵，且為共產黨中國當年為推翻國民黨中國的文化象徵。與台灣是因為尚未去除的中國性而成為效應。更應指出的是：打著五四旗幟的一干人等，大多是在戒嚴體制長時期附和於黨國之徒。這其實只是台大的部份現象，卻以台大為名。 台大在戰後成為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後最高學府的代表，傳承自被殖民時期的日本台北帝國大學，與系列日本本土帝國大學並置，並因帝國南進政策而在亞熱帶學以及東南亞學具有特色。國民黨中國以中國北大相加，將之中國化。但自傅斯年以後，幾為中國國民黨操控、宰制。在保守體制中仍有異議、進步的師生，形成改革維新力量。 一九七○年代初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王昇之政工勢力在台大赤裸裸打壓學術自由，許多教授被迫害，學校當局是配合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學生參與民主化，在台大也被打壓。相對於某些具改革意識、自由派教授的介入、支持，許多管中閔風暴出頭搖旗的是既往守舊意識、保守派之徒。正是民主化的反動現象，不盡能代表台大。 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幽靈現象，或民主化後的反動，赤裸裸地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其實有意摧毀脆弱的民主體制。正因為民主化後的中華民國體制朝向台灣性，與流亡在台灣的中國性不一樣─幽靈正與已正統化的共產黨中國連結，敵視正在脫胎換骨的國家。 在黨國化、戒嚴體制下的台大，有許多附和在統治權力的職業學生，馬英九被質疑有此等身分，並以卸任總統而成為管爺的精神中心，附和威權、專制、打壓民主化不遺餘力。昔以愛國為藉口，實則是黨國化之徒。 民主化後的台灣，他們靠從前打壓、迫害的民主、自由，想構築反動陣地，並謀台大成為走資化的親共產黨中國政商灘頭堡，想站在台灣社會的身體上，扮演頭腦的角色，不成樣的新五四，不只沒有昔日中國的好樣子，在台灣也沒有會被尊敬的文化運動性，只照見某種戒嚴時期遺留的文化毒害。（作者李敏勇，詩人）  

（歐新社資料照） 南韓、北朝的民族分斷，衝突不息，但川普和金正恩的川金會，被認為是一個轉圜。東北亞的和平新形勢被寄予厚望。南韓、北朝已在文在寅、金正恩之會，發表板門店宣言，達成停戰的和平協議。誰知道呢？ 二戰後，南韓和北朝的分裂，南越和北越的分裂，都是緣於右左獨立運動意識形態對立形成的結果，也是美蘇對抗的世界形勢的相應。其形成作用力是統治權力的拔河大於一切。韓國詩人金光林以詩集《半島的疼痛》呈顯韓民族愴傷，漢譯版由其兒子金尚浩教授完成，在台灣出版。金尚浩也是台灣當代詩歌韓譯的推手，深知台灣全島的疼痛。 二戰後，北越、南越原為不同國家，但一九六○年代，北越發動越南戰爭，打敗了美國提供協力的南越，但統一後的越南以朝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發展。而南韓、北朝，各據不同意識形態，呈顯明顯的差異化生活景況，意識形態牢結常常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藉口。中國就是以此藉口發展的走資化國家。 南韓、北朝都在聯合國有席位，是一民族兩國家（ONE NATION,TWO STATES）的例子。這個歷史上長期臣服於歷代中國，卻在忍辱負重中形塑了自己的國族形貌。在某種意義中，甚至保留了中國自己已破壞的傳統文化。 比起日本經由古朝鮮傳遞的大唐文化而歐化維新，消化吸收了唐文化為其裡，歐洲文化為其表。南韓（北朝因政治意識形態作用，模糊化了）的漢文化之表仍然存在，但去漢字的韓文顯示了韓民族的高度文化警覺性，這是世宗留下的資產。 看看朝鮮半島演化出來的南韓、北朝，以兩個國家實踐近現代右左相異的共同體模式，都在聯合國有自己的位置。若簽訂和平協議，中止戰爭動向，應該不只是東亞，也是世界期待的發展。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都曾是聯合國成員，後來和平統一是另一種例子。 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中國推翻，來到原不屬於中華民國，而是國民黨中國代表盟軍接收的台灣，卻因冷戰時期韓戰效應而據占統治，形成國民黨中國並非在中國境內與共產黨中國對峙的局面，成為民主化後台灣的困境。 共產黨中國以國民黨中國據占統治台灣，而以併吞台灣做為收服國民黨中國的政治使命，與東西德、南韓、北朝不同。台灣更沒有聯合國席位，這是台灣面對的困境。 國共之爭的歷史應在中國，國民黨中國不應以據占的台灣與共產黨中國對峙，也不應該以中國的意識強制台灣的歸屬。讓台灣在國民黨中國之外，成為一個新興國家，並在聯合國同有席位，應該是相應東北亞和平形勢的發展。若共產黨中國接納流落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何妨讓國民黨中國班師回朝，帶領不願歸屬台灣新國家的人們一起建構新中國！（作者李敏勇，詩人）

（記者廖振輝攝） 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投票前的一場遊行，支持柯文哲的熱情市民，攜家帶眷，在紙風車劇團扮裝參與的嘉年華形式中、興高采烈地迎向一場民進黨禮讓無黨籍人選，打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大勝利。那是動人的時刻，氣氛一直延續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票當晚。 就在前天，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下屆台北市長的立法委員姚文智發起的大遊行，目標與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前那一場大遊行，路線不同，完全相反，姚是上屆台北市長選舉前，以民調與柯文哲評比後，禮讓柯文哲的民進黨人選。他準備多年，但民進黨瞻前顧後，尚未出線。形勢形同陷於撲朔迷離。 二○一四年的那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的戰略指導原則是阻擋中國國民黨在馬八年、郝八年之後，再取市長位子。不能讓連家公子哥以囊中取物擔任首都市長，與已被視為形同共產黨中國在台代理人的連戰，形成更大的危害，當然更是重要原因。 柯文哲如循共同戰略原則，價值清楚，又顯示治理政績，民進黨再度禮讓，並非不可能，但柯文哲似乎無心於此。他的走樣、凸槌，政治素人卻把自己弄得既不素，又葷得無厘頭，喜歡老毛搞垮老蔣那一套。在綠、橘、藍、紅的象徵政治之間，藉白色突出一格，卻混濁了樣子，把原先支持群分裂了。從前的支持者不盡再支持，倒是中國新黨表態相挺。他也一副管你如何，仍然「不然你要怎樣？」似乎吃定了不讓中國國民黨在首都還魂仍然是民進黨戰略指導原則的時空條件。現在談禮讓是競奪下不情不願的勉力而為。 台灣的公民社會並不成熟。台灣一般政治人物的治理能力也不見得稱職。你說，柯文哲把台北市治理出什麼漂亮的成績嗎？並不見得，但他就是有其局面。中國國民黨鴉鴉烏，仍未脫殖民性格，民進黨執政久了也背負一些包袱。賭爛政治似乎成為某些宣洩的出口，管他什麼人說：柯Ｐ、柯皮、柯痞、柯屁，他就是一個人搔搔頭，咧嘴對你傻笑，你要拿他怎麼辦呢？非典型得不成樣子。誰知道他是什麼路數？ 責任政治、政治責任，搞成這個樣子。柯文哲現象呈現了有些政治人物的任意和率性而為。他沒有政黨的包袱，但也沒政黨的責任連帶。就是不定性，為所之欲為，不可捉摸。你的支持賦予他權力，但你又是什麼？才不管呢！想當年阿扁施政滿意度比柯更高，仍在天龍國競選連任落馬。現在成為地虎國了嗎？搞不好又迸出管爺。一場與當年挺柯相反意義的遊行，當年的支持者生氣了。真是成也柯文哲，敗也柯文哲。 （作者李敏勇，詩人）

  這個標題，取自阿拉伯語詩人艾杜尼斯（Adonis, 1930-）的一首道盡他所屬國度災難、破滅的長詩。他是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先是移居黎巴嫩，後來法國—這個國家曾殖民敘利亞、黎巴嫩。殖民國後來成了庇護國，他在阿拉伯文和法語梭巡流亡心境。 敘利亞的政府軍和反抗軍交戰不已。傳出政府軍為對抗反抗軍，對一般平民、孩童施放神經毒氣；接著美、英、法以不能容忍踰越使用生化武器的界限，以飛彈攻擊，黑夜中戰機密佈，砲火染紅天空。 「讓雨在我們的廢墟裡清洗我們吧，清洗屍體，清洗我們的歷史。」 這位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幾年來都在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名單之列，既因他的詩，也因他觸及阿拉伯世界的聲音。他曾是記者、編輯、是詩人也是哲學家。 「讓詩歌壓抑我們的嘴唇， 像街道的石頭被清除。」 艾杜尼斯曾對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談到中東問題，說「只有詩能照亮黑暗」。掌握中的時光意味著活著的時光，而輓歌是為死去的人們。他說的黑暗不只是敘利亞，不只是阿拉伯世界，而是人類的世界。 ISIS的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戰火、死亡，不只在敘利亞，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正因紀念失去土地的抗爭而死傷。這都牽涉到國家的衝突，包括國家對國家和國家內部。 「我的國家自暴自棄。 我的靈魂已經離開我。 我沒有家。」 詩人這麼吟唱輓歌，為活著的生命。而更多死去的人們在權力、信仰、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掠奪的衝突中被剝奪生命。 被海洋擁抱的台灣，獨立於共產黨中國之外，面對著不斷恫嚇不放棄武力併吞的威脅形勢，海空滿佈風險。戒嚴長時期一些附和殖民體制的漂流之心，在國策文學指導下反共，在自由化民主化之路轉而趨附極權中國，以自台灣流亡浮誇轉向之名，相形艾杜尼斯，只像玩弄文字的伶人。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孕育艾杜尼斯的靈魂。他的詩說：「我的詩篇坦露如朵朵玫瑰盛開。」說「為我找一些紙／一些墨水」。我們的詩人吟詠什麼？ （作者李敏勇，詩人）

  轉型正義的課題在台灣之所以形成，是二○○○年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下台時的事。成為政治工程則是二○一六年，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政府要加以實踐的事。 若以南非曼德拉改變白人專政的一九九○年代中期，屠圖主教在轉型正義處理的他山之石比較，時間約當李登輝經由人民直選擔任總統，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當年李登輝如何能推動轉型正義工程？ 如以戰後德國，從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美蘇英法等同盟國主導的紐倫堡大審觀之，超過半世紀以上，不斷在轉型正義進行的努力，不只是政治而落實在文化。台灣若僅在政治權力形式改變，只重視權力，難以落實轉型正義的實現。 促轉條例已立法，促轉會正準備成立。黃煌雄的主委人事案，因他在馬政府期間的某些政治作為而被挑戰，似有瑕疵。黃煌雄的政治經歷從黨外到民進黨期間，曾擔任多屆立委的他，甚至曾推動台灣新國旗、新國歌，也有文化想法。但二○○八年，馬執政披上羊皮，一些人似乎誤上賊船，張博雅從中選會到監察院的行止，也一樣讓人非議。許多反對中國國民黨，對黨國曾多所批判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改革意識論者，甚至標榜左派者，也留下這樣的紀錄。中國式文化在政治上有太多黑暗的邏輯，是會吃掉正常人心的。 不具罪感，也不具恥感的文化，對於轉型正義的處理缺乏核心社會條件。侯友宜繼講出當年鄭南榕殉道事件、逼迫鄭南榕死路是他「少救一人」詭辯後，又對行政院長賴清德在一場有關言論自由的研討會致詞提到當年他的事，回應「國事如麻，賴院長應多關心國事。」說自己問心無愧，毫無悔意。認錯道歉那麼難？ 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處理，除了德國的文化條件起作用，宗教信仰、世界的關注，都有影響，戰勝國對納粹罪責的處理也有壓力作用。南非打破白人專政，黑白共治是有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宗教也提供力量，從真相到和解的轉型正義提供了新範例。 台灣呢？一些附和黨國體制的軍頭在清明節（當年硬是因蔣介石之死，訂在四月五日，再將此日訂為並非固定的清明節），群集頌讚蔣介石之偉大。亡其國、獨裁專制、甚至失去台灣國家條件之過，視而不見。這些靠蔣介石的黨國庇蔭一輩子，在隱約看見台灣新國家之時，傾慕著共產黨的新中國，敵視民主化發展，轉型正義的處理在台灣面對的是許多困窘，考驗著新國家共同體的發展。 （作者李敏勇，詩人）

  戰後台灣，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社會從被壓抑的谷底擢升，民主化的開展可以說是自由之路的歷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更是一種象徵──自由，做為一種價值的象徵以及追求的實踐。 新政府制訂的言論自由日，今年四月七日又即將到來。一些政治人物連帶自由之路的活動或儀式，在這時際也接連顯現。但是，自由之路做為一種信念、或引為裝飾性光環，各異其旨。 為什麼要民主化？又為什麼要建立一個主權真正獨立，不被某種國家承續的惡意併吞？是為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之上的人們的自由。從中國國民黨的宰制，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台灣人民開拓的自由之路面臨新的破壞。 從美麗島世代，辯護律師群、黨工助理群、官僚群，取代中國國民黨的新政治力量甚至已包括到因緣際會產生的素人政治人物，在不盡充分開展的自由之路，我們有許多爭權奪「力」的權力傾軋現象。 支持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人們，無怨無尤地出力、出錢推動了新政治的力量。這些人有歡笑，也有怨尤。歡笑的是看到自由之路因有志者的參與而開展；怨尤的是看到不符合期待、自私自利的爭權奪「力」。 中國國民黨有許多台籍政客，藉著改革運動開展的民主化、台灣化，把自由之路當做自己爭奪權力的紅地毯之路。甚至，原來的改革陣營，也有政治人物過度政客化，露出權力的猙獰面孔。 陳水扁當年競選台北市長連任之役失敗時，曾在幕僚建議下以「偉大的城市是人民對政治人物的無情」回應他施政滿意度高，卻因台北天龍國特殊族群政治的原因而失敗的感觸。台北的民進黨支持者和白色力量、中間選民曾經大力支持的柯文哲，走在自由之路的他開展了自由之路的前景嗎？在他的政治歷程如何回應支持者的心呢？這正考驗著首都台北的市民，也考驗自美麗島事件以來，象徵政治改革力量的民進黨。 自由，應做為一種價值，自由，不應只是政治人物的裝飾性光環。自由，更不是政客們爭權奪「力」的工具性口號，台北市民加油！民進黨更應邁開大步，顯示值得人民信賴的進步性政治作為。 （作者李敏勇，詩人）

余光中。（中山大學提供）     李敖。（取自臉書） 余光中（一九二八︱二○一七）、李敖（一九三五︱二○一八）、洛夫（一九二八︱二○一八）先後去世，總統是否頒予褒揚令？為何文化部有建請褒揚李敖、洛夫，而余光中沒有？如果是雷震、齊世英、殷海光、張忠棟…，應該沒有這些爭議。並不是他們是否來自中國，而是典範尺度的檢視。 有些人為余光中叫屈，認為以他的地位，政府應對他有所褒揚。另有因為余光中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的︿狼來了﹀是血滴子，對陳映真的告密失格，所以文化部門不宜加以推崇。是耶非耶，只有文化部知道。 對於李敖的褒揚令，民進黨立法委員段宜康以他後期行止令人不齒，不值褒揚。依李敖的黑白郎君個性，他也不會接受。李敖的眼裡，中華民國不管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又算什麼呢？（文化部的熱臉，已貼到李敖家屬的冷屁股了。） 相對於余光中和洛夫、李敖確在一九六○年代《文星》雜誌時期，以叛逆、自由主義色彩，從《傳統下的獨白》一路挑戰戒嚴時代政治禁忌。對中國國民黨的底子及道貌岸然的文化形貌，有挑戰性，並曾成為統治體制的階下囚，但不盡為公義的善訟形象，成為標記。而余光中，早早就保守化，附和黨國統治權力。洛夫馳騁現代詩壇，頗有一方之霸的氣勢，但脫不了反共國策桎梏以及殖民體制性。三位文化人的光影雖有參差，不盡值得崇仰。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開了第一槍；洛夫也在後喊打批鬥。顯露的也是一樣反動，都是黨國體制的附和者。他們都在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經人民直選出任總統之後，不適應政治變化。兩人都有反李情結，以台灣人只能在中國國民黨當傀儡，豈能擔當中華民國領導人。 在台灣的傳播條件作用下，余光中、李敖、洛夫都有異常份量。顯示的是：社會的肉體雖然台灣化，但心靈不盡復權，佔身體面積小，部份的頭仍在殖民體制中國性的意底牢結指導脖子以下身體的行動。 余光中、李敖、洛夫都無法正常面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他們都在「舊中國」的桎梏與「新中國」的牢籠中無法脫出，不盡能面對台灣的開展。這也是台灣建構命運共同體，追尋正常國家存在的文化病理。褒揚的進退失據則顯示轉型正義未實現的難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侯友宜角逐中國國民黨新北市市長提名，這位警政官僚出身的台灣人正在政治之路邁進。侯擔任過警政署長、警大校長，轉而出任朱立倫副手，擔任新北市副市長。他從警察而從政的歷程，有一些現象，應該被觀照。 侯友宜是在陳水扁總統時代被拔擢出任警政署長。當時，阿扁以民進黨、台灣人執政，侯是中國國民黨員，在舊體制有實力、台灣人，被認為可用，這當然是政治計算。同時期，郝龍斌是從中國國民黨而新黨，且是殖民體制權貴郝柏村之子，被延攬為環保署長，也不無政治策略。 侯友宜被中國國民黨的周錫瑋說是藍皮綠骨，除了鬥爭，還有黨國族群屬性的矛盾。周曾脫黨加入宋的親民黨，但不被認為背叛中國國民黨；郝龍斌雖在阿扁時代擔任政務官，不被以為背叛，仍以中國國民黨員當選台北市長。侯和周、郝的境遇是有差別的。 即使侯友宜在台北市刑大服務的一九八九年，銜命帶隊緝拿以「Over my body」誓為自由殉道的鄭南榕，為戒嚴已解除的中國國民黨統治當局立下汗馬功勞，也必須面對黨國之徒的冷言冷語。就如同吳敦義掏心掏肺一副忠誠黨國的樣子，在黨內爭權時，也不見得算是殖民體制自己人。 侯友宜看起來像事務官僚的模樣，較拘謹，卻也會講出當年鄭南榕事件，「遺憾未能救出鄭南榕，只救了鄭竹梅等十二人。」是所謂的「不完全成功的救援」。完全翻轉、顛覆了歷史的論斷。罪與罰成為功與賞，堪稱經典的詭辯。 雖不若吳敦義油腔滑調、常被以白賊義仔視之，侯友宜對戒嚴時期統治體制的貢獻，也不遑多讓。許多台灣人附和於黨國體制都有類似的生命史。相對於殖民症候群，這是被殖民症候群的現象。沒有恥感與罪感，在未被清算的歷史仍然追逐政治權力。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就是這樣的。 台灣的政治改革之路，充塞著侯友宜現象，也存在著吳敦義現象。在戒嚴統治長時期當官、從政，平步青雲，民主化、台灣化以後，仍在未盡消失的黨國圈活躍。未清算的歷史，未實現的轉型正義，仍想為中國國民黨掙得權力半片天，但他們也都不盡被殖民性黨國體制相信。鄭南榕殉道而舖成的自由之路，侯友宜也在其上行走，但看不出悔意，也未見台灣社會的充分反思。台灣人一面紀念鄭南榕，一面也為侯友宜舖權力的紅毯。（作者李敏勇，詩人）

  毛澤東崇拜是二戰後、六八革命時期，西方嬰兒潮世代的體制反叛現象。台灣作家陳映真是那時際，因信仰社會主義崇拜毛澤東的，日本的赤軍連也一樣。這是一種時代現象。那樣的反叛，從嬉皮而雅痞，從反體制到掌握體制，形成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權力現象：柯林頓、布萊爾、施若德成為美國、英聯合王國、德國領導人的世紀轉變。台灣的同世代政治人物，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大老們也是這樣的時代之子。 時代的改變，一九八○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開端，東歐自由化、蘇聯解體，西方青年不再對毛澤東極盡崇拜，列寧也失色。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在一首詩裡留下「列寧的夢消失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的動人話語。政治思想在政治實踐中，常在權力的邏輯中墮落，敗德、背信，從蘇聯引進力量，推翻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建構共產黨中國，大躍進、文革，中國的災難有多少是中國自己造成的？有一個笑話，毛澤東的靈柩旁，標語：「請勿隨地吐痰」。 以社會主義推翻了蔣介石體制的中國，毛澤東體制的中國在毛後藉走資化建構了經濟榮景，並以民族主義形塑國家。水平的倫理又變成垂直的教條，號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從極端自卑到極端自負，正走向恐怖、令人畏懼的強權國家之路。 蘇聯之前，俄羅斯已經由彼得大帝歐洲化，奠定了近代性，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前，中國並無這樣的新文明基礎。毛後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仍然是古舊的深層結構成王敗寇義理。毛澤東殺害中國（國民黨）人，蔣介石殺害中國（共產黨）人，都極盡殘忍。比起外侮，內憂更重。蔣銅像遍佈台灣，壓迫著島嶼土地。 共產黨中國成為真正中國的國家，蔣介石被中國國民黨塑造的「偉大」形象，由毛澤東代之。在台灣，也有崇拜者，並引為政治指導人。政治功利主義以毛推翻蔣的邏輯為師，極盡崇拜之能事。政治無厘頭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仍有賣相，確實令人咋舌。蔣崇拜毛崇拜都不足以為取，既落後又反動。 毛澤東神話藏在中國國民黨長期戒嚴統治台灣的陰暗影子裡。他是某種取代蔣介石的黑暗之神，也是旁門左道。求神問鬼，政治仍迷惑許多人們。毛崇拜也算是脫共，東歐自由化的成功因素，社會學家認為是：一、市民社會條件。二、教會的存在。三、文化藝術肌理。在台灣彷彿天方夜譚，還在蔣崇拜、毛崇拜打轉，哪有什麼進步性？（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不斷，統戰手段更無孔不入。所謂的惠台措施，就是以買台的思維進行的策略。 台灣的「商人」性格強烈。做生意，一般遵循經濟的合理性，甚至奉行合理主義。水由上往下，在下方汲水，就是合理性思維。做生意的人都跑到下方汲水，在上方需要水的人呢？管他的。這是移民墾拓的歷史加上長期被殖民形成的性格，是一種利益形態邏輯，而不是意識形態邏輯。 有一段時期，台灣民主化運動展開的一九九○年代初，民進黨形成對中國國民黨的挑戰，中國標榜鄧小平體制的改革開放，並有對台誘引。許多民進黨人在公職選舉發表政見，常以台灣國民所得如何，中國國民所得如何，據以反對中國的併合統戰，即是一種短視，純就經濟的面向、而且不知經濟面向會有所變化的思考。 台灣要追尋建立一個非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牢籠，仍在虛構、殘餘、他者中國掙扎的國家，是有更高的價值憧憬，應是一個具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與福祉的國家，斷非僅保有一些錢而已。看吧！現在民進黨執政的困境之一，就是中國走資化後暴發戶的假象，只看錢，哪是一個國家的條件？ 文攻、武嚇，是中國仍未放棄解放台灣的續行手段。想想從前，中國國民黨以反共挾持「中華民國」的戒嚴長時期，武裝對峙之外，不也有從台灣對中國的文攻嗎？中國國民黨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匪偽政權；而中國共產黨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已被其推翻、尚未完全消滅的蔣幫政權。這個牢結未解，兩岸未能在兩國化的新形勢發展和平友好。仍處於爾虞我詐，表面笑臉背後藏刀的狀態。 中國現在有錢了，走的是買台的方法，惠台措施就是自以為是的新法寶，看準了台灣社會瀰漫的「商人」性格（真正的商人義理、企業家精神可不是這樣的），陳兵屯武威脅之外，還想用買的，買比打合算。買台，可有用？這還要看有沒有人想賣台？有買有賣、有賣有買。台灣會這樣嗎？中國國民黨的某些行徑常被說是「賣台」，失去政權的不甘，什麼伎倆都現形。但「賣台」可行嗎？如果不行，中國想「買台」也只是狂語癡夢。台灣人沒有不長進到這地步。要買要賣，台灣又不是商品。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