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七十一年，在台北發生的查緝私菸引爆是在當年的二十七日這一天。事發之後，不可收拾。第二天起即引發全台的抗爭。以殖民統治形式據台的行政長官公署，在激烈事況中，一方面經由地方仕紳調解，另一方面向南京的蔣介石請兵。 軍隊來台後，在全台進行大屠殺，並搜捕許多地方仕紳，藉機殺害知識份子文化人社會精英。戰後台灣悲劇性的開端始於一九四五年終戰未獨立，接受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是死滅的歷史印記，曾期待祖國，並慶祝過被光復的台灣，自此埋下無法癒合的傷口。 事件四十年後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是由民間發起的，官方在十年後才在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受害人民道歉。中國國民黨蔣氏父子統治以戒嚴長期化壓制了台灣社會，但二二八事件猶如火山，蓄積的能量等待爆發，即為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夢。 台灣人以「狗去豬來」比喻帝國日本和國民黨中國的殖民統治，挾持中國政權流亡來台，要台灣人一起「反共」、「反攻大陸」的中國國民黨從未真心面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尋求在錯誤的歷史罪責中反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化自由人共同體，只想鞏固黨國。即使二二八事件已在台灣人民抗爭運動中，成為國定紀念日。 昔日以「反共」之名實施長期戒嚴，今日在民主化、自由化成為主流政治價值，台灣國家重建可期之時，反而趨附仍以收服中華民國的國民黨中國為未竟之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二八的歷史夢魘成為當下台灣的陰影，並不因為有紀念日而消失。 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近現代台灣的歷史是在外來統治的烙印中發展的歷史。省思歷史、省思枷鎖的斷痕，主體性的追求和建構是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課題。紀念二二八，生活在台灣對正常、健全國家有憧憬的人們，應努力將被殖民的傷痕化為新而獨立的勳章。流亡群落對新國家有夢的人們也應該跳脫「加害者」、「被害者」的角色，共同參與新的國家共同體建構，為自己戴上勳章。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八台北國際書展落幕之後，接著就是農曆新年的長假了。亞洲國家除日本之外，都仍保留雙重新年，農業時代餘留的傳統也仍存在於台灣。台灣雖經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明治維新的西化也有所影響，但並未真正脫古求新。 台灣的國際書展，並未成為台灣書籍拓展國際版權的亮麗舞台，倒像是市民或說國人買書的嘉年華。一些外國出版的展示也拓展了台灣愛書人的視野。今年的主題國家以色列，小而強，文化力也興盛。以希伯萊文、意第緒文，甚至英、法、西班牙文書寫的作品向世界訴說這個猶太人國家的聲音，甚至包括了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文作品。 談到書，談到閱讀。從李登輝經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從一九九○年代迄今四位台灣這個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的總統，也顯現了有趣的況味，喻示了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文化視野的演變。 李是戰前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典型，他們奮力精進，進大學前，在高等學校已讀了五百本世界名著，涵蓋政經文史哲甚至科學。他們及較早的這些世代在二二八事件後被屠殺殆盡，形成台灣文化真空，這也是國民黨中國在台灣造成的浩劫。 從京都帝大而台大農經的李登輝，不只讀他專攻領域書，在現在所稱的通識和博雅領域更廣泛吸納。陳、馬、蔡三位總統，都出身台大法律系，已是戰後中國時代的台灣人，並無日治時期台灣青年的文化氛圍。不知陳、蔡的閱讀興味，而馬之四書五經癖，倒是眾所皆知。 二戰後，台灣國語文轉換的困境，且又受二二八事件傷害，形成文化和政治雙重困境。台灣人子弟多重經濟、輕文化。辛苦打拚創造了某種程度和繁榮，卻讓出了文化這一塊精神指標。長期戒嚴，國語文教育的八股化，知識與文化教養的蒼白化與輕薄化，形成重物質輕心靈的社會狀況。世界很難從文化理解台灣，更遑論探知台灣人的心境。 相對於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在二戰後發展面臨的瓶頸，更多是文化性的。出版與閱讀交織的社會構造並不堅實。作家與作品與當代台灣人的對話薄弱，少見光彩。相對政治的權力拚奪，文化的意義展現隱晦不明。 農曆新年的長假，如果台灣人能多一點沉澱心，好好閱讀幾本書，與台灣的作家在精神上有些對話，應該會豐富這些假期的意義，年假，書香。在思考台灣這個國家的未來時，還必須在政治、經濟之外，再加上文化的份量。尤其政治人物，多讀一些書吧！行春走廟只凸顯文化的前近代性況味，不具進步性。（李敏勇，詩人）

「何謂自由？／哲學家們問／我，也感到疑惑，有陣子我堅信／那意味從國家權力形貌解放的／保證，或其他／我更重視的信念的力量／精神的政府／以及對人自己使命的忠誠／但即使我當下迷惑於／自由的本質／我完全了解／囚禁的意義」。 這是波蘭詩人扎嘉耶斯基（A. Zagajewsky,1945–）的詩︿自由﹀。自由，是什麼？難予問答，但囚禁的意義，相對清楚。東歐從共產體制自由化，詩人留下時代見證。台灣的價值是什麼？從反面來看，也許更清楚，那就是相對於中國的顯影。這也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何以不想在中國的領域生活的原因。 共產黨中國曾經以解放台灣，對台灣人民訴求。那意味著自由化，是相對於國民黨中國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的口號。但共產黨中國的文革浩劫，血腥斑斑。雖然毛語錄在一九六○年代末的全球學生運動有影響，迷惑了許多戰後嬰兒潮世代。台灣的小說家陳映真即在那時代嚮往共產黨中國。但六八革命的世代，從嬉皮而雅痞，在進入廿一世紀，都成為政治、經濟的領導人，走向新中間路線，英國的布萊爾、德國的施若德、美國的柯林頓… 共產黨中國也從毛後、鄧時期，歷經多位主席，走向現在的習時代。不只習思想入憲，文革的毛責任也除罪。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裝的走資化，朝向一個大國的惡夢繼續發展。反轉被列強壓迫的歷史困境，但並未契合人類文明的價值，自由和民主並未成為國家追尋的要素。 這樣的中國，在市場與工場的大量化條件下，雖然是一些台灣商人曾經前仆後繼嚮往之地，但並不是對自由有愛、對民主有夢的台灣人憧憬之鄉。台灣並未從掙脫國民黨中國而趨附共產黨中國，而是追尋建構一個真正獨立的正常國家。 中國之大，如果大而無當，未必值得欽羨；台灣之小，如果小而美，會值得讚美。台灣的價值應該是追尋自由與民主，並建構經濟福祉化、文化優質化的小而美國家。從中國國民黨的據台統治惡夢走出來，台灣值得期待的政治人物不應該是對共產黨中國的統治惡夢有幻想的一類，中國國民黨失去絕對統治權力後趨附共產黨中國，令人不齒。取代中國國民黨治理台灣的政治人物，要懷抱自由之愛，民主之夢，真正為建構台灣的國家努力。（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日治時期，台灣只有一所大學。當時，與日本從北海道到九州的一系列帝國大學並列。日本在台灣設立大學，當然是為了日本帝國，是為南進在台灣的基地培育人才。但教育畢竟有教育的良善本質，會自我產生對反良善力量的抵抗。這也是世界一流大學或說大學的文化高度。 二戰前，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也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有自我批評。以《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日本殖民掠奪有深刻反思，矢內原忠雄被剝奪當時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之職，戰後，再被延請任教，並成為東大總長（校長）。這就是大學教授、知識份子文化人、大學校長的格局。 二戰後，國民黨中國據佔統治台灣，從日本殖民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大學教育在中國士大夫至上觀念下，大學愈來愈多。許多原本在日治時期已為社會奠定技職骨幹條件的農、工、商職業學校，紛紛五專化而三專化、而技院化，甚至大學化，甚至形成大學文憑無用的情況。 大學的實用主義、職業訓練化，讓台灣的許多大學不是大學、不像大學。從前的高職生在農、工、商成為中堅，現在大學生滿街跑，讀了大學也不甚了了。職業取向的目的意識左右了科系的設立與求學選擇，但又如何？ 相對於高等教育技職化的發展，日治時期帝大系列之一的台灣大學仍為台灣的代表性大學。戰後初期並曾有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時代面對蔣體制的威武不屈風骨。但時代變遷，台大校長不盡孚有眾望，甚至縱容發生哲學系事件打壓學術自由，迫害學人。台灣的大學對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也未必都展現前瞻。大學在台灣還有燈塔的顯影？值得反思。 台大校長風波—這是台灣政治困局的文化、學術眾生相之一—有院士銜的被遴選為台大校長，因遴選程序與學術倫理瑕疵，造成進退維谷。對照矢內原忠雄因學術良心堅持對侵略的自我批評被逐出日本的東京帝大，戰後被敦請為改制後東京大學總長的知識份子文化人風骨。台灣存在嗎？在政治圈謀權勢，在經濟圈要利益，在文化圈搶位子。這是什麼知識份子文化人的邏輯？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登輝九十六歲生日，阿扁前去拜會祝壽的畫面，看在許多人眼裡，一定有相當感觸。二○○○年，阿扁繼李之後就任總統，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和台灣之子的美談曾為朝向民主化的台灣下了一個美麗注腳。可惜，兩人撕破臉，民主化之路也挫折了。 李卸任總統，成為非中國國民黨人。圓神出版機構先覺出版社繼日本作家上坂冬子的《虎口的總統》，再推出《李登輝學校的教誨》新書出版之際，企劃了李登輝、彭明敏「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為主題的對談。在世貿中心大會堂滿座三千多人的盛會，藉由電視實況轉播，讓在一九九六年分別代表中國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位台灣人精英，經由歷史回顧與現實敘述與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對話。 原本想策劃一場「邁向新世紀的台灣」，由李登輝和陳水扁前後任總統、展望台灣的發展，未能實現。後來李扁情誼生變，但二○○四年仍有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之舉。扁雖連任，卻讓民進黨政權彷彿曇花一現。倖因馬英九的八年執權馬腳盡露，民進黨不只地方選舉大勝，蔡英文再為民進黨取得政權，並取得完全執政優勢。 台灣的國家不只是內部政黨競逐，也在認同不一的荊棘之道發展，民進黨稍一失足，國共交相傾軋的形勢不但對民主化有礙，國家的存在也會發生危機。民進黨既全面執政，責任也相對重大。 即將到來的二○一八地方選舉，只見民進黨人在黨內初選一幕一幕的紛爭。不只不同派系你爭我奪，即使相同派系也窩裡反目，權力的吃相難看。暴露在大眾傳播媒體的火花讓人憎惡。 雖說「政治」是我要什麼，不同於「經濟」的會怎樣，也不同於「文化」的應該怎樣。但政治也要注重合理與合情，不能只講求搏力。有志於公職的民進黨人，還是留一點給人探聽吧！ 不要只看權力，也要看責任，看看阿扁與李登輝反目多年之後，再去探望李登輝的那一幕。在權力位置的民進黨人好好想想台灣這個尚未正常化的國家的課題吧！不能只想權力、只搶舞台。 （作者李敏勇，詩人）

  蔣經國幽靈盤桓在台灣上空，仍然宰制了人們的心靈。三十年了，台灣的民主化一邊跌倒、一邊尋覓，但國家台灣化未盡完成，這種權力幽靈現象是病理的根源之一。不脫離蔣經國幽靈崇拜，台灣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化、新國家。 蔣經國原本是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解構，定置民主化、台灣化，最有可能實踐的掌舵人。可惜，他在美麗島事件，關鍵性的鎮暴不只未能阻擋台灣在民主化的追尋，露出殖民專制本質，反而失去他在台灣政治發展上真正正面取向貢獻。 作為繼蔣介石之後，唯二的獨裁者之一的蔣經國，特別受到殖民性黨國體制權力人物的崇拜。有人著書，以「意外的國父」美言兩蔣，帶有一種期待，但未必是。兩蔣死後，遺留一些不能面對民主化的遺民，也成為台灣在自我認同的難題。這對流亡群落的在地轉化新生沒有助益。 李登輝、宋楚瑜、馬英九的身上都存在著蔣經國的政治基因。李取蔣的「我也是台灣人」作為政權台灣化的令諭；宋仿蔣的勤走籠絡，吸納為自己的基盤，為權力謀；馬則印記蔣特務頭子的一面，卻讓人看破自戀手腳。三人相互之間的矛盾除了台灣vs.中國，也有權力爭逐的衝突。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仍然極端崇拜蔣經國，顯示戰後以來黨國化教育、大眾傳播毒害之深。這也是台灣難以邁向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原因。這樣的原因存在，又如何實踐轉型正義？余光中曾在蔣經國逝世時，以「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餘緒仍在，就是例子。 黨國從反共走向親共、媚共、附共，除了「中國性」因素，大多只是政治權力作用。失去對台絕對統治權力的許多黨國之民，不願面對「國家」的台灣化，寧可向「中國」乞伏。這樣的心態是存在的，而且難以克服，似只能期待世代的變化。蔣經國仍留下沉重的包袱，他原有力力挽狂瀾，卻只讓黨人走向鄭成功後人之路。 崇拜蔣經國就是崇拜獨裁，這是戒嚴加上造神運動留下來的黨國情結。有人以開明獨裁恭維蔣經國，口蜜腹劍，算什麼開明。台灣人要嗎？一群中國國民黨蔣體制的權力侍從之徒，想從蔣經國的權力幽靈得到加持，不知今朝何朝，今夕又何夕？徒然讓人訕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已！（作者李敏勇，詩人）

  小說家李喬有一個短篇〈告密者〉，寫戒嚴體制下一個抓耙仔，告密來告密去，到後來自己發瘋起 了，小說家鄭清文的〈三腳馬〉則寫政權更替的游離份子，怎樣在權勢庇蔭中扭動、掙扎，不是人的樣子。 在威權統治的社會〈告密者〉這篇小說，帶有諷喻，其實是某種批評。手無寸鐵的小說家揮舞著語言的武器，留下某種見證。 轉型正義，這也是要面對的問題。 戒嚴時期，台灣遍佈告密者。「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這樣的口號下，有些人被收買、驅策為告密者。 假愛國之名，兼具某種利益取得。喜歡到處拉人入黨的黨國體制，比起它敵視的匪幫以意識形態募集同志，使出的只是利益形態的手腕。現在的黨國也一樣了。 當學生，入黨有好處；當兵，入黨有好處；在公務部門上班，入黨有好處。中國國民黨讓人瞧不起的就是滿腦子利益掛帥，盡粧頭門面、作表面功夫，政治黑金化也是這樣來的。 甚至，連馬英九都被指控有抓耙仔經歷，起底他在美國留學時的某種身分，也許，有特務血統的他，自以為是報效黨國，但畢竟不光彩。 戰後，在中國國民黨統治的長期戒嚴時代，文化界有抓耙仔、告密者嗎？黨政軍特國控制的文化界，應該在相當部門存有尚未被滅跡的檔案資料吧！三腳馬仔呢？ 困擾作家季季半生的楊蔚，文化記者出身，是告密陳映真、害他入牢的人；被視為一代宗師的余光中也告過陳映真的密，成為一宗公案，這些都已被公開，但尚未公開的呢？ 在轉型正義的課題，文化界誰是告密者？應該不是打馬虎眼、唬弄過去就可以的事。期待告密者、抓耙仔有罪惡感和羞恥感，自己懺悔？但可能嗎？誰又是三腳馬仔？隨著權勢轉向，人不像人！ 台灣的文化界存在著這樣的黑暗面。假反共、愛國之名，留下一些劣跡的大有人在。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這都需要光的鑑照。把檔案攤開來，經由自省和他律，加以清洗，才能把過去拋棄，經由省思走向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六個院轄市作為「自治體」的條件，或許在於中央政府統籌分配款的比重。台北得天獨厚，享有「天龍國」的地位，常睥睨天下。中央與地方重疊，更顯建設的加乘效果。而「台北人」，早期在小說家白先勇先馳得點的詮釋中成為戰後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的官宦形影。其實，現實上更是台灣各地移入人口的縮影。 「自治體」應包括政治自治化、經濟活性化、文化特色化，才有意義。但台灣的各自治體具備這樣的充分條件嗎？從父權、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充分地方自治條件，不只政治的自治化不充分，經濟、文化的問題亦然。重北輕南、頭重腳輕的現狀未能改善。台北常在驕縱心態作用下，與中央互別苗頭，異黨執政這樣，同黨亦然，這就是權力的現實。 要求或說期盼院轄市在文化特色化上具備報紙或電視媒體的傳播條件，應該比一般縣市的類似自治體更有可能。但除台北市外，其他五個院轄市，都真正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嗎？比起其他硬體建設，這不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關切的，而這正是問題的所在。自治體的文化力不能只展現在跨年晚會的歌聲魅影爭奇鬥豔。 台灣常以琉球去認識的日本沖繩縣，人口約一百四十四萬多人，有《琉球新報》、《沖繩時報》兩家全縣性報紙，離島發行的還有四家；電視則包括「ＮＨＫ沖繩放送」、「琉球放送」、「琉球朝日放送」等四家。相對的，台灣的地方自治體，除台北市外，大多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普遍只有系統台形成的紛亂電波媒體市場，新聞報導仰賴台北的視野。 戒嚴末期、解嚴初期，台灣的黨政軍三台時代，平面媒體由南到北，《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由（時報）》、《自立（早、晚報）》，曾經形成言論台灣民眾自立自由的鎖鍊，與黨國時代已建構地位的《中時》、《聯合》分庭抗禮，對台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形塑極具助益。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正常真實國家建構仍未完成。進入大眾消費社會的台灣在文化上的懈怠、輕忽，相對於地方對政治權力的分享要求，形成某種發展盲點。只依賴「天龍國」台北市報紙與電視的新聞視野，地方「自治體」是真正的「自治體」嗎？只重視經濟並不能振興經濟，文化仍然是經濟發展振興不可或缺的一翼，政治、經濟、文化的構造不能偏失。台灣除了全國性的報紙、電視台重要，地方自治體若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只會是殘缺的自治體。 （作者李敏勇，詩人）

違章建築是脫法、違法的空間構造，在台灣的都市和鄉村都存在，尤以都市影響景觀為甚。（資料照） 違章建築是脫法、違法的空間構造，在台灣的都市和鄉村都存在，尤以都市影響景觀為甚。若加上並不算違法的鐵窗，造成許多因火災不易逃生的悲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在新聞報導中上演。 車禍頻頻，幾乎每一天的新聞報導都有亡命事故。不遵守交通規則、酒駕，高速公路和一般車道都一樣。明顯的人禍，不只傷人也害己。不管無心或有意，肇事者造成傷害，而被害者無辜的苦情，甚至悲慘，徒呼奈何！ 這都是近代秩序未形成的後遺症。近代秩序是法秩序，與傳秩序不同。以交通為例︰從前在鄉間小路或小橋，行進的規矩是尊老先行，而現在呢？以交通標誌紅綠燈號象徵的法秩序，以號誌為準，遵守號誌才形成秩序。 交通的近代秩序，在高速公路最為明顯。快速通行的車輛，駕駛人除了須確認車況良好，更應遵守行駛規範，速度控制、變換車道、超車…，都必須確實依照規則。在一些歐洲國家，譬如德國，行駛高速公路不限速，正常狀況亦不會發生車禍，這就是近代秩序之助。 進步國家通常近代秩序良好，亦就是法秩序良好。建築物會依法規設計建造，取得使用執照後不會逕行任意改裝加建。建築法規的建蔽率、容積率、消防、景觀…，莫不如此。但在台灣，不說一般市井小民，即連官署建築也充滿違章構造，不出事則已，出事則不可收拾。 問題出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戰後，沒有真正的法秩序形成的近代秩序。黨國體制、戒嚴時代，統治權力本身的合法性不說，戒嚴控制的是人民的思想、精神，而放縱某種身體的脫法違規。某種意義是控制心靈而放縱肉體、控制文化而放任經濟。這也是戒嚴長時期能被忍受而無重大反抗動亂的原因。 累積的弊病是社會物質性功利主義性強、精神性的意義、價值追求心弱。只依賴傳統的倫理、道德性，台灣社會在被稱許的良善人性雖顯示好的一面，但法秩序未落實，近代秩序未形成，讓台灣這個我們自認的國家尚不能稱為一個進步國家。人命喪失於車禍、違建火災的數目，顯示的正是血淋淋的控訴。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民主化、台灣化，在政治形式裡似乎實現了。反映在公職選舉，非中國國民黨人已可取代執政，甚至中國國民黨若不去「中國」，在台灣已無翻身機會。但文化上，台灣仍籠罩在戒嚴長期化的黨國餘緒：文化上趨附中國，敵視民主，並執迷於落後、守舊、封建性。 這是在政治似已取得勝利的非中國國民黨，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政黨，仍須面對的民主化、台灣化未盡鞏固的因素。民進黨執政了，附和在黨國體勢權勢圈的文化界依然如故。民進黨政治人物許多是吸收其養分長大的，心中也大多仍是這樣的文化形影。台灣社會也一樣。 徒有政治轉型，沒有文化轉型；只有力的拚命，而無心的覺醒。民進黨若非中國國民黨的反台灣性、非台灣性，而具有並不公平的競選優勢，並不能保證台灣的國家不會被中國國民黨復辟。二○○九年，馬英九的「奉公守法、清廉自恃」偽善，顛覆了陳水扁政權，就是危險的警訊。 民主化、台灣化的發展，檢視李登輝時代的教育改革，加強了台灣性，讓一九九○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人，不分彼此，建立新認同的初步視野。但並非結構性改變，而是因領導國家是台灣政黨或中國政黨而異。在馬英九時代的反動顛覆，必須經蔡英文時代的撥亂。台灣並未形成邁向國家正常化、進步性的國民養成文化視野。中學國語文教科書的文白之爭只是形式之爭的一端，內容呢？精神呢？面對世界的進步，台灣仍存在的國語文教育並沒有啟發性。 余光中以九十之齡過世，被以文壇祭酒稱呼的他，毀譽並顯。蓋棺定位，應會去除權力加冕的桂冠下的污垢，逐漸安置他適當的牌位。但台灣的國語文教育、社會文化氛圍，長期被類似的文化視野洗禮，形成幾代台灣人意義和精神的迷惘，並不只是余光中現象，應該被清理的現象很多。 二次戰後，世界的國家不只戰勝國，戰敗國也一樣，都從戰後意義的廢墟向前走。只有台灣在既非戰勝國，也非戰敗國，而在亡於中國的中華民國類殖民統治下，看重經濟、輕忽文化。戰後的台灣沒有戰後的主體意識、歷史意識，只成了中華民國流亡的復興基地。民主化、台灣化以後的台灣，並未形塑真正的新國家視野，只是「中華民國」的借屍還魂。這都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轉型正義的處理，南非結束白人統治，曼德拉從政治良心犯而成為黑人總統，走向黑白共治的新里程，應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例子。屠圖主教的論見和努力提供了方向，而南非曾專擅統治權力的白人和長期被壓迫的黑人都認同南非是他們共同的國家，更是關鍵。 與曼德拉同時期，人民直選出任總統的李登輝，當時仍是中國國民黨人，儘管黨國意識黨人並不支持，勉強以台灣本土出身而獲改革派、本土派信任。二○○○年，陳水扁以非中國國民黨人、台灣本土出身的戰後世代出任兩屆總統。轉型正義空有口號，面對黨國勢力反制，無法執行，徒然虛耗台灣的國家重建契機。 問題出在於台灣的國家仍困於黨國意識存在的中華民國中國黨裡，並未真正台灣化。過去的威權統治時代愈是統治位階高，愈不能面對民主化以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交給台灣本土出身、非中國國民黨人統治。從黨外到民進黨都被視為是原先叛亂罪嫌者。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是誰和誰從中國帶來的？即使「中華民國」在中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一些黨國論群仍執意以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正朔，藉以統治台灣。在迷惘、迷亂之中，戰後的台灣經歷是非常奇特的歷史。 總統直選二十年了，台灣一直糾葛在原權力體制幾乎零和的競逐之中。影響之下，年年的年度選字幾乎是負面性，台灣並未形成共同體的國家，既是國家又不是國家。過去不能成為過去，未來似乎沒有未來。民進黨首度以國會擁有幾乎絕對多數，好不容易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理論上是台灣要走上新時代，走向不是「主體我們」與「殖民他者」的共同政治體。 借鑑歷史：日本人有恥感，戰敗的新秩序雖是盟軍介入進行的，戰後日本更在自我批評中重建自己。德國人有罪感，戰後的新秩序雖也是盟軍進行的，但德國也有自我反思。兩德統一以後的轉型正義處理也讓世界看到這樣民族的文化力。看看台灣面對轉型正義，一些黨國遺緒的反映，是什麼文化嘛！ 轉型正義以法律為之，是政治。僅以政治、僅以法律是不夠的，推動轉型正義的文化力有形成嗎？中國國民黨執政就呼應中國國民黨，民進黨執政就呼應民進黨，甚至有些「文化人」呼應中國共產黨。吃父偎父吃母偎母的文化變色龍活躍在沒有轉型正義的歷史，更凸顯台灣政治的文化病理。 （作者李敏勇，詩人）

  立憲國家，無論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都以憲法為立國根本。君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民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雙首長制行使統治權力。相關憲法均可視為國民對國家的契約，浪漫的說法甚至以國家對國民訴說的情書視之。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一百九十多部憲法，其精神呈顯在國歌、國旗及相關象徵。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才有憲法，且形成於中國。中華民國在中國開國三十六年均以「軍政」、「訓政」行統治施為。而憲法頒佈後，未及實施，即於一九四九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從此，以據佔統治之台灣勉強延續殘餘國體，「動員戡亂時期」取代憲法，長期戒嚴、壟斷統治權力，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六年才進行總統直選。去黨國的政治工程仍在進行中。多次憲改，並未真正形塑真實新國家之愛。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到底是台灣的國家？還是中國的國家？世界比台灣更清楚。但台灣內部仍存在差異、衝突的認同，仍有中國國民黨或其他或明或暗冠以中國之名政黨的存在，即為國家認同的矛盾。總統直選以來的政黨輪替，不能以一般正常國家視之，而是不同國家意識論的輪替，此即台灣民主化後國家存在的嚴重病理，迄今未解。 若不正視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為代表中國的國家這一歷史與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即無法從死地而生，台、中矛盾也無法結束。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欲從死地而生，必須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拋棄原已虛構化的框架，經由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人民，經由重新制憲，以新國家身分，邁向新現實，形成新國家之愛。 多次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但台灣若在模糊的國家意理苟延，則殘餘、虛構、他者的國家體制會消蝕台灣已經歷的民主化努力，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只會是一個事實上不被承認的國家幽靈的擬似存活而已，現行憲法必須在制新憲後成為某種歷史。生活在台灣，對國家有寄望的人民應有這樣的體認，並面對這樣的現實。真正的轉型正義因此才有可能實現。 新憲運動是台灣的國家重建運動，屬於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台灣這個國家不能只靠國防武器，更需要全體人民新生的思維，面對歷史面對現實，共同制定一部民主共和的新憲法，成為新契約或新國家向人民訴說的情書、進而形塑國家之愛。 （作者李敏勇，詩人）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自由資本主義的良性發展邏輯建立在正常、進步的民主政治條件，西方的相對成功更立足於基督新教或說清教徒的榮耀上帝信念。台灣缺少這樣的條件與信念，號稱企業但唯利是圖者頗多，不只剝削員工，更啃蝕國家資源。 二十世紀，或說近世紀以來，世界是以歐洲的文化藍圖描繪。包括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甚至包含共產黨主義）都是。美利堅共和國聯邦和已解體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被說是歐洲文明之子就是歷史的鑑照。 台灣走向自由資本主義路線，在戒嚴體制下發展民主化。戰後企業從國營、省營的公營走向民營，特許權是政治控制手段。一九六四年，彭明敏教授與魏廷朝、謝聰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後，黨國資本主義的獨佔經由特許權的授予，是新興財團資本家走向與黨國資本主義分享的里程碑。這也曾弱化了抵抗中國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社會力。 彭、魏、謝的事件是以文化力影響政治，這是台灣社會的心靈情境變化；特許權的授予則是中國國民黨向新興資本家釋放利益的分享機制。以保險、金融為本的財團，從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解嚴前二十多年黨國資本主義的共構者，協助了威權體制。 中國國民黨藉戒嚴統治長時期獨佔統治權力，在冷戰時代附庸美國，經濟也在輸出導向成長。不只黨國曾發展成資本主義的怪獸，享有特許權的財團也在台灣各據山頭。民主化發展，不再是政治力可以絕對宰制經濟力，而是資本家對政治具有影響力。 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因而不可避免在政商勾結上留下無法擦拭的污點。解嚴前夕才成立的民進黨，以標榜清廉、勤政起家，在至少兩黨或多黨競爭中，相對較知分寸。政商關係仍有劣行，是因為選舉並未完全取決於公民意識，因為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把志業當做個人營利事業。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有些並無正常進步民主條件為基礎，也無真正利他、榮耀上帝的信念。保庇自己大賺錢、光宗耀祖、福蔭子孫的心態居多。許多企業不像企業，許多企業主不像企業家。 民主化以後，雖無氾濫特許權，但政治特權仍存在於生意人的腦筋中。政黨政治的形勢，商人無祖國而遊走於台、中兩敵對國之間。商人無黨派，但遊走於所謂藍、綠的兩類政治黨派。中國國民黨背負無法完全清洗的污點；而民進黨則不免迎向撲面而來的灰塵。（作者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台灣的高中國文教材文言文比例調整為三十五％到四十五％，爭論不休。一些中文學者以有礙國民文化素質，堅拒調降，反映文化保守心態在本國語文的偏執。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改革是教材內容。 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在長期黨國化時代，偏重於馴服，偏少於啟發。除了文言文的形式，還有黨國之民的內容。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化更趨發展時，仍像舊時代的思想禁錮。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國語課本，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五年級下學期選用司馬遼太郎（一九二三─一九九六）的〈洪庵的火炬〉，六年級下學期選他的〈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是一面鑑照之鏡，值得墨守黨國舊律的台灣反思。 司馬遼太郎曾以《台灣紀行》在一九九○年代，李登輝執政時，廣為台灣人所知。李登輝呼應他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更在當年掀起一番有關台灣人際遇的議論。這位大阪出生的歷史小說家是以許多著作彰顯明治維新運動以及日本歷史人與事的文化人。 五年級下學期的選文〈洪庵的火炬〉，是有關緒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這位江戶時代醫生、蘭學家的故事。司馬遼太郎以火炬描述引進歐洲思想，並創立了後來發展成大阪大學的「適塾」的一位歷史人物。 六年級下學期的選文〈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對於司馬遼太郎來說，顯示了他的歷史意識與哲學的未來性、啟示性。歷史並不是為了守舊，而是為了更新的未來。 司馬遼太郎提供給教師的編集意旨是〈人間的莊嚴〉，一篇短短的文章，指出人的連帶，過去與未來。也提示到不只日本，也包括非洲村落和紐約街道的孩子們。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讀這樣的國語課，日本其他自治體的小學生當然也會有各自類似的教材。我們的小學生，我們的國中生，我們的高中生呢？我們讀什麼讓我們對過去和現在有所啟示的教材？又讀從台灣到世界什麼有所啟發的教材？ （作者李敏勇，詩人）

  再讀德國詩人、小說家海因里希．伯爾（H. Boll, 1917~1985）的傳記書，在自己的筆記寫下這位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警語：「在國家存在的地方，我只看見一些腐化的權力。而這些昂貴的道德敗壞的殘餘，總是被人用鼠輩的咆哮維護。」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這位經歷文革磨練的領導人，幾乎像坐上皇帝的位置，繼續帶領中國在世界大國強國的行列揚威。中國對台灣的武嚇文攻不斷。伯爾在列寧革命那一年出生，經歷納粹德國肆虐歐洲的人生，以及他文學、文化論、社會視野，彷彿一面鏡子。納粹德國也曾在歐戰所向無敵，但結果呢？ 伯爾的警語是對自己國家有感而發，但讀起來像對當下中國。但中國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一些流亡，有多少人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說出真話呢？一個曾在大清帝國後期受列強壓迫，經歷國民黨中國而創建了共產黨中國，弱時屈辱，強時並不節制自己，重蹈列強的覆轍。 經歷過中國國民黨戒嚴長期統治的台灣，從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認識中國。從前，也許有人期待過紅色中國，現在除了別有居心，應該都醒了。強要以統一之名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的中國，不知道一九四五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為何追求建構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國家是重要的，但國家也是危險的。前者，正適用於台灣；而後者適用於中國。納粹德國的擴張、侵略，滅絕猶太人，也屬於後者。帝國時代的日本，一樣是。現在的中國正是令人感到危險的國家。 要改變世界對現在的中國印象，中國共產黨好好治理中國，重視普世的文明價值，才是正確道路。台灣既已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國家，讓台灣和平、民主改變在語意、意理對中國有侵犯的中華民國，以新的國家走向新歷史，兩岸走向兩國，應該是中國讓世界一新耳目的作為，值得習近平以此名留青史。 任何國家都應該不要成為伯爾警語中的國家樣子。中國不要。台灣也不要。中國和台灣都應該成為正常國家，以人民福祉為重，對世界文明發展有貢獻。現在的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正常國家，分處在壓迫與抵抗的對峙中，徒然虛耗資源。讓國家成為善的共同體，台灣與中國應該成為友好之邦。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首都市長常常成為國家元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就是。即使同黨，總統、首都市長兩者之間也有競逐性，何況只是政治盟友，看看現在的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和日本首相安倍互別苗頭的樣子。 現在的柯Ｐ，說什麼政治素人，野望好像藏不住，又讓人感到顏色政治的不可捉摸性。當年的支持者看在眼裡，有些不耐，是正常的反應。台灣對追尋建構正常國家還是有期待的。 看看一九九五年，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出線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如何說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與李登輝競選要勝出如同「阿婆仔生子」的盛氣凌人嗎？這就是首都市長的氣勢，同黨也不能倖免！ 市政滿意度高，陳水扁市長連任敗於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落選感言：「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特徵。」多麼謙虛的幕僚稿！落選的陳水扁又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打敗連宋的總統夢，成為二○○○到二○○八年兩任總統。馬英九八年市長，後來也當選總統，他對自己黨的最大貢獻就是讓中國國民黨輸輸去！ 政治權力，專制時代靠宣傳與秘密警察，民主時代靠廣告。台灣已從專制走向民主，候選人重視文宣，在廣告方面使出渾身解數，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被塑造成什麼樣的形象才重要。選民會感到欺罔性而後悔、不滿，原因在此。但是又何奈，七仔八仔，五十步笑百步！ 今年（二○一七）夏天，在台北上映一部以首爾市長競選為題材的韓國電影《超級市長》，導演朴仁濟把選舉政治拍得淋漓盡致，崔岷植把首爾市長選戰刻劃得入骨入肉。不知道台北市民多少人看了？柯Ｐ或其他政治人物又有多少人看了？ 當代政治可不是德國政治思想家韋伯的政治志業說，有些或許是政治投資業或暴發戶！尤其，從專制脫離出來，在後殖民情境發展的國家，譬如台灣，但台灣不像韓國有那麼多電影有鞭辟入裡的批判。台灣電影期待補助、輔導多，文化依賴政治也多。 政治必須被監督，有期待有鞭策，否則權力任意妄為，期待被辜負了。政治人物常自以為是，奉承者多，容易忘了我是誰？拿手指別人習慣了，被支持時笑得合不攏嘴，支持者有些意見就不高興。人民還是要有雪亮的眼睛，尤其台灣從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是要追求建構一個正常國家，而不是進入俗化政治，不要跟著隨隨便便的政治人物搖頭晃腦！ （作者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台灣的中國問題，也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問題，從蔣介石、蔣經國（或包括嚴家淦）、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對應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解。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和毛、鄧的對峙，是冷戰時代的因緣際會。其後，應是另外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但自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時代起，台灣的政權早已脫離了中國。即使馬英九的二○○八到二○一六想要勉強掛勾，俱遠矣！ 事實的相對獨立，即使法理上並未解決，但李登輝以取消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國家而非叛亂團體，釋出了台灣的善意和現實感。如果，中華民國這個帶有中國性的國家名號改掉，不正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中國的實現嗎？ 又何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在「九二共識」的虛構牢結互相綁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你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在中國暢行無阻，也就罷了。明明共識沒能各表，中國國民黨還往坑裡跳。倒是，在台北街頭，三不五時，五星旗、義勇兵進行曲的表述像污染、像噪音。連中國國民黨自己人馬都喊中華民國亡了，不是嗎？ 中共十九大，習大大的身影讓世人看見中國強起來是什麼樣子，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似乎就得與中國絕緣。說尊重台灣現有制度、生活，那麼就尊重進入新世紀以來，台灣努力走過國共鬥爭，走向自己小而真實國家的願望吧！小而美的國家是小小英的政治版圖，習大大掌控的國家大卻讓人恐懼。 台灣的總統相對習大大而言，是小小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想想大清帝國時代後期，列強怎麼侵略壓迫中國的。好好發展你們中國，追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吧！習大大在中國應有他的中國夢，小小英也應在台灣有她的台灣夢。這樣寫歷史，歷史也會好好留下台灣與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政治人物怎麼突破和開創的故事。新時代要有新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民主化，政黨政治心性並非以左右光譜，而是以統獨光譜，混雜著顏色政治的光影開展。 美麗島事件促成了一九八○年代以後的政治進程，以解嚴及總統直選的兩階段跨躍，其間相隔大約將近十年。總統直選後，也已近二十年了，但真正的國家並未形成。 何以故？文化課題是也！ 政治家需要思想；而政客只需要演藝。 看看十月十日在台東放煙火，花了一大筆錢秀一秀，據說可以滿足後山常被冷漠的亮點，在大雨中，大提琴手為保護樂器不得不離席。粗糙的演出形式，只顯現政客們的胃口。藝術在政客們眼中究竟是什麼？ 再看看幾位中國國民黨台籍立委質詢一位出任民進黨政府退輔會主委放棄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那種比黨員世家更黨員的心態（連較有進步性黨員也看了會搖頭的樣子），還以為現在仍在黨國時代。 因為黨國體制的牢結，民進黨完全執政，國防、外交、退輔，甚至更多閣員仍請中國國民黨人出任。政黨政治不充分政黨，把政治職務當作「官」，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台灣的政治人物，經由選舉產生而非公務員的一類，文化性大抵是輕思想而重演藝，這是戰後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據台始政後現象。李登輝可以說是異類，還有日治時期養成的文化秉性。但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也不能免俗，常被粉墨登場。 陳水扁在台北市長凸顯了戰後台灣人的文化秉性，迎合大眾消費社會或迎向年輕世代的演藝化、去思想的內面深刻化，而走向演藝的表面張力。 美麗島事件的典範人物又何在？民進黨取中國國民黨而代之，但初衷仍然在每一個進入中華民國權力體制的黨人心中嗎？即使以跳脫藍綠之名，有了被賦予的權力後就像「猴齊天」，以為天縱英明，其實也只是有演藝無思想的政治暴發戶。這樣的政治只能在現狀打轉，不能開創新的國家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近現代台灣的一百多年歷史：前朝是日本化（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中期是中國化（一九四五—一九九五）；後期是尚未完成的台灣化（一九九五—）。以台灣原住民為基底，經歷荷蘭、鄭氏王朝以及清帝國的台灣，形塑出異於中國的文化形貌，在生活裡呈現。 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台灣，與東亞的日本、南韓北朝較相近，與南亞諸國較疏遠。係因前者有漢字文化圈體質，而後者受歐洲殖民統治脫漢化。從北向而南向，台灣想拓展與南亞諸國的經貿文化往來，是因為要降低過度連結中國的風險。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度，一個是國家又不是國家的政治體、經濟體、文化體。二戰後沒有像其他亞洲被殖民地選擇獨立，捲入國共中國的零和鬥爭，讓一個原本可發展成小而美國家的美麗之島，無法真正屹立於世界，但卻又事實存在。 「祖國」的迷惘和迷障，讓台灣人在二戰前後的中國之路認同者，有些投入中國國民黨的陣營，有些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或右或左或騎牆，半山台灣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國體制附和寄身。中國從國民黨黨國而共產黨黨國，半山權貴安在哉？只在台灣的連家還穿梭其間，仍圖祖孫尚饗！ 歷史並未真正還原給從日本化、中國化之後台灣化進程真正認同台灣做為一個主體國家的台灣人。國民教育課程的歷史和本國語文試圖修訂、改進，常面臨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可怕的是連結到中國共產黨黨國意識──的抵制。因為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命桎梏。 特殊的歷史構造，讓台灣在一個海島及周邊島嶼形成以原住民文化和唐山來台古中國文化為母音，加上日本文化、歐洲文化以及二戰後移入的新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等子音，形塑出台灣的彩虹文化樂章。本國語文和歷史、地理的教育內容改革，應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不是一意把自己套在「中國」的牢籠。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