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五二○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不令中南海滿意，該怎麼辦？中國涉台單位及其扈從，不久即開始施壓十月十日的總統講話能夠給個交代，但是ＩＣＡＯ大會不給台灣民航局邀請函這事，已經壞了氣氛，短時間內，雙方的關係必然要再冷冷。 三年一度的ＩＣＡＯ大會，這次的會期是九月廿七日到十月七日，十一天過程，會員國們在蒙特婁總部開大會，依據議題的專業性與技術性，如果台灣入內與會，什麼事也不會有，如今，非會員國或不是國的台灣要在場外與各國舉辦雙邊會談，如此擺置的形式，怎麼樣都避不了對仗與攻防，也必然將成為國際媒體的話題，而這個戰場是中國搭設的、奉送的，所以說，北京是不是笨死了？ 中國只知直線出拳的膝蓋反應，不但適得其反，將台灣議題國際化，給了大欺小、強凌弱的國際口實，還把台灣內部的民情給加溫沸騰了，試想，七日大會閉幕後，不幾天，府前就要舉行以國家為名的活動，屆時民意對元首的講詞能夠容許有多大的放緩空間？更不要談示弱、妥協了。 歷年總統的雙十講話多避不開中國問題，民進黨上次執政時，陳水扁即曾按表操課，但仍得不到對岸的好口氣，這樣的經驗，使得二次執政的民進黨本就必須斟酌再三，如今對岸又添了這樁新亂，就算蔡英文原初若有一絲文字遊戲的試探性想法，現在恐怕是鐵定別提了。 倒過來想，如果中國這次按照二○一三年的前例，由ＩＣＡＯ大會給台灣邀請函，這Chinese Taipei的名稱，貴賓列席的安排，一旦民進黨政府接受，不就等於坐實了前政府的「九二共識」已經透過「只做不說」在延續？只要步下了這陷阱，蔡英文會面臨來自其基本盤的批判，並加不了分，然北京的腦子不好使，總是想不到這一塊來，因此主動把這吊過馬英九的陷阱給封了，真是讓獨派大大舒了一口氣。 從以上幾個角度看，中國涉台系統裡，應該有台獨的「好朋友」內應於其間才對。

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沒收到ＩＣＡＯ的邀請函，原因很簡單，顯示習近平實在缺乏自信，儘管中國的姿態很鴨霸。不過，這個結果也很好，幫全體國人徹底釐清了一個真相，那就是三年前馬英九政府是在接受了「一個中國」才得以受邀，而且僅是列席而已。換句話說，所謂的「貴賓狗」模式，非但所言不假，同時權衡利弊，這種去主權化的狗鍊圈實是不套也罷。 三年前馬英九政府是在接受了「一個中國」才得以受邀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圖為時任民航局長的沈啟以「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身分，出席2013年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中央社） 二○一三年台灣的參與形式，ＩＣＡＯ與中國方面已經分別做了相當完整的揭露，當時，前政府透過與中國協商，在一個中國為原則的九二共識下，雙方於是達成一項個案安排，由中國出面向ＩＣＡＯ要求邀請台灣參加；ＩＣＡＯ理事會主席柯貝因此給了「Chinese Taipei 」的民航局長沈啟一封邀請函，請她當次可以貴賓身分與會，又由於「貴賓」在ＩＣＡＯ組織中什麼都不是，因此僅是前去列席。 這段檯面下的過程，說明了若干事實，第一，當時馬政府是被中國帶進場的；第二，對岸的一個中國意指台灣為其一部分，馬政府是同意的；第三，馬政府對國人沒有說實話，甚至自外乞食回家，還驕其妻妾。總結而言，馬英九政府根本就是悄悄啟動了終極統一的進行式。然，這樣的交易，與台灣即使未參加從來就擁有實質權益相較，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三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民航局長沒再收到邀請函，誰都可以對新政府的交涉強度不滿意，但就國民黨沒資格說三道四，國人甚至該進一步追究前政府在二○一三年的刻意欺瞞與出賣主權才對。 今年大選的結果，以及歷次民調數據，都顯示絕大多數國人不同意接受一個中國前提，既然如此，我們勢必得要共同承擔這個現實，並且要求新政府務必秉持民意而行，即使面對中國今後在各方面更嚴峻的杯葛，都不能受壓鬆口、妥協投降，否則即失去了執政的意義與價值。 光如此，並不夠。上一次的民進黨有立場、沒辦法，人民或可原諒，但這一次重新取得政權，民進黨戴起鋼盔也要前進，需要以作為來證明有能力為台灣開拓出另一個選項的可能，這就不是光遺憾、不滿、譴責可以交代的。 ＩＣＡＯ會期之中，大家等著看新政府的有效鋪排與行動。

記者鄒景雯／特稿 許多人納悶，中國國台辦出了以九二共識為判準對台進行「差別待遇」這招，我們的國安單位有步數嗎？ 中國國台辦出了以九二共識為判準對台進行「差別待遇」這招，我們的國安單位有步數嗎？圖為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右）18日在北京會見8名藍營縣市首長，與新竹縣長邱鏡淳（左）握手致意。（中央社） 兩岸之間打交道這麼許多年，有個幾乎已成真理的原則，提供給新政府參考。在這個高來高去的領域，可以什麼都不說，但是絕不可什麼都不做，而這「可做不可說」的境界，得做到讓對方有感，才能被視為對手。一個不成對手的對象，在中國的行事慣性下，向來就是繼續再被測試底線下去，終至無所迴旋的餘地。 這次國台辦的出手，可以定義為對台制裁，既然第一擊的責任在北京，我們理所當然可以被動防衛，沒有麻煩製造者的責任。新政府可以檢查一遍兩岸交流至今，什麼是中國比較在意的項目？通常所謂的在意，就是其所需要，或對其有利的部分。這些項目中，哪些又是台灣不在意的，甚至是沒好處的？只要列出清單，就可以適度進行「反制裁」。 例如，新政府只要調閱移民署的入出境資料就可以發現，儘管五二○政黨輪替，兩岸好似進入冷藏期，但是以學術交流、商務考察等等各種名目申請來台的中國人士，仍如過江之鯽，非但沒有減少，甚至具黨政背景者入台後，到處邀約台灣的政商菁英會面、調研，更為頻繁。究其動機，不外有二：其欲對台做工作；希望掌握第一手情報，供上級研擬對台政策參考。 過去，台灣是以民主開放原則核准入境，今後，政府是不是可以在審批標準上，做些僅內部流通、不對外公告的「潛規則」，未必都要同意所請。一些涉台系統的「學者」倘若動輒對台灣政府出言不遜，行打手之實，這類人士還有沒有讓他暢行無阻、到處趴趴走的必要？ 更有些中國人士是來台設點的，既然他們在圈內宣稱要跳過蔡政府，直接與台灣人民「對接」，那麼蔡政府還真讓他們以為可以跳過嗎？總該考慮有些無煙硝的方式，讓他們知道關卡不是隱形的，公權力是存在的。 至於第二招，也不必大聲嚷嚷，政府可以從現在開始，以一季為期，每三個月提供社會大眾有關北京給「九二共識八縣市」的回應成果數據，包括來了多少「陸客」、創造了多少觀光收益？採購了多少農特產品？做了多少商務投資與金額？如此一來，真金不怕火煉，既檢測國台辦誠意，也監督八縣市施政，八縣市國人豈不會雙手贊成。

  記者鄒景雯／特稿 藍營八個縣市首長跑到中國去「九二共識」，很稀奇嗎？一點也不，歷史上從來就不缺這種人。在台灣，一八九五年，早有跑到基隆迎接日本皇軍的辜顯榮；在中國，一九三七年之後，也有汪精衛倡議對日親善的「和平運動」。因此，見怪不怪。 要幹出這種事情，通常都很注重「名分大義」。例如，辜顯榮當時的理由就是台灣民主國等暴民搶劫艋舺，所以需要日軍進城維護治安，為的是善良百姓。汪精衛就更理直氣壯了，反正中國絕對打不贏，不如在失敗前議和，這不僅叫曲線救國，尤其是在保護日佔區的人民。 至於今天的八縣市首長，舉著「一個中國」的降伏書上京，口上掛著的，是拚觀光、救經濟，要爭取中國與九二共識縣市對接。自立特區的背後，表面的理由彷彿也是為了人民。 從歷史經驗來看，講人民，並不是絕無成分，但是含水量一向太高。主要的，仍是辜顯榮講得最透徹：「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人不做，去做狗，當然有榮華富貴、吃香喝辣的好處，例如辜顯榮被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汪精衛因此做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否則沒事「汪、汪」幹嘛！ 後世，儘管少不了翻案文章，但是「台奸」、「漢奸」的清算，總是佔據主流位置，看來，這是幹這類事情必須付出的必然成本，在東方價值體系下，尤然。選擇者，多數在世時即有所體認。 回頭看這八名縣市長，最受矚目的新北市朱立倫沒「義無反顧」，改派副市長「共襄盛舉」，想要刀切豆腐兩面光，為什麼？朱立倫果然是學會計的，盤算一番，還想在台灣擁有明天，因此取巧，只做一半。但，選民豈是那麼好唬弄？ 這八個縣市的首長全然配合中國的「孤立（蔡英文政府）政策」，成了二○一六年新一批的投共者。投共，正是此一行為的定性。自設「九二共識特區」，在台灣製造「一國兩制」，則是他們的具體實踐。這現象，這八個縣市的選民應該要斟酌了。

  記者鄒景雯／特稿 海基會循往例，在本週三舉辦了中國台商秋節聯誼活動，受邀的台企聯總會長王屏生藉著這個官方授權平台，公然大放厥詞，攻擊台灣社會。對於這類中國台商或組織，海基會下回若再拿人民稅金去宴這種席，國會應該把海基會預算直接刪除。 這場台商聯誼辦得荒腔走板，在於這是在台灣國土上，總統要去講話，陸委會主委要去工作，海基會董事長要去陪笑臉，最無禮的是，大家還要掏腰包請他們吃飯，而他們不過是在中國牟利的一群生意人而已。 普遍台商在中國的屋簷下賺錢，私底下糾紛牢騷不平滿腹，但是面對中國各級政府，大氣不敢喘一聲，回到家鄉，居然充當起北京的走卒，為了說項「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不惜直指「台灣社會有病」！擺明對著台灣多數民意嗆聲，如此角色，豈能不公開譴責！ 台企聯是啥麼玩意？講白話，就是中國批准、接受國台辦和中國民政部管理的統戰組織，其章程明訂：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要維護國家統一。今年新當選的這位王屏生，雖然最初是三人參選形式，但若無北京點頭，根本就出不了線。 在中國這種國家，台商參加此類組織的真實動機，或是搞中共黨國關係、或是想換取保護令，多半見不得什麼光，那麼返台後，正常人一定會力持謹言低調，反之，會對著麥克風宣達北京指令者，可以合理懷疑：他是受命在執行政治任務？ 台企聯多年來的另一功能，就是國民黨在台灣選舉時的輔選動員系統，這是國共合流的一體兩面；過去的幾任海基會董事長穿梭於台企聯，或募款，或拉票，班班可考。 政黨輪替後，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不圖新思維，續玩老套，甚至好好一個秋節聯誼，竟辦出這種倒打政府一耙的「效果」；如果自知搞不定局面，也該有起碼的經驗與智慧，明白必須另闢途徑，創造更全面且細緻的台商溝通與服務模式，才是接受政府委託者的稱職表現。 這樣的海基會該當何處？國會應該以具體行動為民代言才對。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有個號稱「百萬觀光產業自救大遊行」的集會，今天下午在台北街頭登場。主辦單位的訴求，名為「自救」，卻句句要求政府「踹共」，其中有業者指控：以「九二共識」影響經濟，格外引人側目；令人不解這群表明是靠「陸客團」討生活的，是不是找錯了和尚，跑錯了廟？ 五二○之後，中國來台的觀光客，團客確實減少，但是中客總數仍有增加，靠團客吃飯者，不論是旅行社、導遊、飯店、遊覽車、精品店，所形成的「一條龍」經營模式，本來就是個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封閉系統，甚至還不乏中資參與設點，專攬兩頭利潤。 如此獨特的營利體系，台灣業者與中國的網絡關係絕對非比尋常，否則進不了行列、分不得羹。既然多年來生態如此，現在莊家要更動遊戲規則，賭客們怎不追本溯源，要求北京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甩掉急凍黑手，重新把水龍頭打開？ 事實上，北京的行動已經證明，團客「一條龍」的特許，絕不是台灣觀光產業值得發展的面貌；台灣業者從昔日獲利到今日受害，坦白講是舊政府的政策後遺症，所導致的懲罰，這個時候上街抗議，盡可以呼籲新政府輔導轉型、提供協助、爭取同情，但是如果有業者扯淡「九二共識」，那就是亂了在商言商的套。 因為，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麼贊成新政府不要再提「九二共識」的多數民意，可以合理懷疑這次的遊行究竟是在為誰作嫁？更可以質疑抗爭的背後，是在自證過去是靠著政治臣服，才得以換取中國賞飯，那麼成為「慘業」，怎不是自找的？

記者鄒景雯／特稿 年金改革委員會八日開會到「開花」，竟以二十二票對八票的懸殊比數，推翻執政黨希望直接從給付談起的構想，改為先由年金制度架構的確立著手；此一變盤，使政委林萬億有意縮短期程的企圖受到掣肘，不分區立委段宜康因此憤而點名與會的退輔會主委李翔宙與國防部副部長李喜明下台，不惜讓大家看到了一場「家醜」外揚的笑話。 政務委員林萬億。（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雙李是反改革？程序問題？或是民主表達？不管是哪一種，都充分證明了外界不幸而言中，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安排確實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發飆是最笨的處理方式，因為這個舉動給外界的訊號，無非局勢失控、束手無策；然改革需要有能，怎可無能示弱？ 年金改革委員會這個戰場既然已經開了，現在沒辦法說停就停，那麼該怎麼收拾善後？林萬億應該先去另組專家小組盡快完善草案的研擬，唯有版本能夠提得出來，才是正辦，至於年改會，只是任務編組，不應該成為決策單位，未來應該盡可能地「冷處理」，包括：不要再天真地幻想可以共識決、不要再動用表決以為可以取得背書，最後容許年改會成員提出其他版本，與行政院的版本一起送出年改會，盡快結束年改會的運作。 執政黨必須心裡有數，接續所謂的分區會議與國是會議，極可能也是類似的場面與結局。凡是擁有足夠開會經驗、了解議事運作者，應該都能預判到這個必然的發展，現在就看主政者要硬著頭皮走完，或者快刀斬亂麻，化繁為簡。這兩者，各有各的玩法。 在這個時刻，理應較容易回憶起歷史教訓。一九九○年，李登輝之所以召開國是會議，原因在於他是權力結構中的少數勢力，因此必須建築這個平台，來引進國會改革與憲政改革的外力。這個背景與現在民進黨年金改革派完全執政，一點都不一樣。 二○○六年的例子更鮮明，陳水扁政府竊想開放八吋晶圓赴中國，以當時國會生態，根本不會有太大阻力，然而行政院召開了經續會，戰線一開展，反對派與小黨台聯立即結合，利用這個平台放大杯葛聲量，成功地將「瓦聖納協議」的限制標準給順利置入，民進黨難道忘了嗎？ 今天討論年金改革，這早就是社會多數共識，正當性十足，民進黨又掌握國會優勢，符合實力原則，因此大家心裡都清楚，只要版本拿出來，就會通過，既然如此，過程就不能缺少智慧啊！

記者鄒景雯／特稿 故宮前院長馮明珠竟然在去職不到四個月的短短時間，就準備到中國去擔任北京故宮的顧問，消息傳來，外界一陣譁然，其原服務機關故宮、所屬部門行政院至今的執法態度消極且缺乏敏感意識，這比馮明珠的膽大妄為，更加匪夷所思。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馮明珠。（資料照） 我們國家對於公務員赴中國的管制，是依據兩岸條例第九條辦理，以陸委會為例，一般是科長（含科長）以上的人員一律列管，退休時也要管制三年。馮明珠是特任官，等同於部會首長，只要按照常理推斷，就知道這樣的人怎麼可能不需管制？如果這麼高層級者竟無涉機密，那麼何必還要管制陸委會科長級的小官，那麼公務員管制條文豈不形同具文，乾脆廢了可矣？ 事實上，翻開法條來研究，也確實是如此。目前的訊息顯示，由於兩岸條例第九條針對退離職人員未滿三年不得赴中的管制，給了原服務機關「得依其所涉及國家機密及業務性質增減之」的彈性，馮明珠利用其卸任前，竟將故宮卸任政務官需要報准期限核定為三個月，換言之三個月後即無須經故宮核准，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馮明珠是早有預謀，親手給自己大開閃躲法律的方便之門。 事件曝光後，政府噤聲，立委不是開罵就是開脫，沒有一個人拿出擔當與辦法來解決問題。國民黨稱文化無機密者，只能說他是既無文化，何知機密？故宮院長當然掌握機密，例如故宮的文物庫藏地點有全面對國人開放進入嗎？故宮院長有出席行政院院會嗎？ 如何治馮明珠？兩岸條例第九條有規定：「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響台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得經立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於一定期間內，對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採行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馮明珠要去北京當顧問，當然是重大突發事件，占國會多數的執政黨立委們，請你們不要光用嘴巴，應該拿出具體行動來。

  記者鄒景雯／特稿 歐巴馬總統卸任前的亞洲之行，在寮國暢談人權，提到了台灣這個民主政體，與日本、南韓並列，做為亞洲實行民主的範例。對照稍早在中國杭州的G20會議期間，白宮澄清中國外交部放話「歐巴馬反對台獨」的表現，可以說饒富想像。 完成三度政黨輪替的台灣，讓國民黨二度下台，甚至看不見失敗的盡頭，不要說四年前想像不到，就是二○一四年九合一選舉投票前，有此篤定預判者也極其有限，歐巴馬不是第一位點名台灣民主的美國總統，但是這個時間點，對於台灣有特殊意義。 敗選後的國民黨及其扈從，對於五二○之後的台灣政局，眼光與思維可謂極其暗黑之能事，例如，九月已經為其標舉為抗爭遊行月，好似民眾上個街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彷彿可以獲致等同於動搖國本般的快感，這與這個特定族群長期對民主的主動性實踐陌生有關。 殊不知，民主制度在台灣，已經成為大家愛死了的生活方式，蔡英文被罵又如何？從李登輝以來，每個總統上去，誰不被罵？罵多罵少、有理無理而已。這是民主常態。 這群失勢者，尤其不能參透的是，民主性格愈高的選民，愈「九怪」，批評是習慣，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哪個政黨能夠獲得較多這類人的青睞，執政基礎反而較為穩固，只要回應被罵，並不會因此而失去支持基盤。 歐巴馬提出台灣，是大戰略，台灣人信仰民主人權，則是大幸福。批評，是講話的權利，做為台灣公民，不應該大驚小怪、或是暗自竊喜才對。

記者鄒景雯／特稿 國策院董事長田弘茂被敲定「兼任」海基會董事長後，圈內人一陣譁然，所謂的圈內，正是藍綠紅各種勢力，有人說田是李登輝的兩岸密使之一，有人以其與台獨聯盟的關係，說他是獨派，老共則有人私下放話：新政府是不是想對著幹？這些訊息相互矛盾，若是台獨，誰會派他當密使？若真是密使，怎麼從未被公開或私下認證？說明了搞政治若缺乏歷史感與查證力，實在是不行的。 國策研究院院長田弘茂。(檔案照、記者劉信德攝)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真正得到過授權的密使只有三條線，一是蘇志誠與鄭淑敏；二是曾永賢與張榮豐；三是丘宏達。李登輝從來就沒指派過田弘茂。田弘茂當年倒是曾經拿他與江澤民的合照，回來想以此求見李登輝，但是李登輝是何等精明之人，根本不見，只差了幕僚去詢問田弘茂有何意見要稟告。 李登輝政府為何如此謹慎？道理很簡單，什麼時候需要使用到密使，主要是當雙方有談判意願之際，為了避免「觀眾」干擾，或是雙方公開的立場或前提可能阻礙談判，或是雙方隔絕太久，談判的風險又太高，這時就需要有人去「通氣」。 而密使並不是任何好事者可以自封的，他必須經雙方領導人指定並經雙方互相認可；必須經常性見面，緊急時有熱線可溝通；更須堅守國家立場，所有談話都經授權。這些基本條件，和見過對方領導人、談過話，天馬行空不必負任何責任，事後「猶抱琵琶半遮面」式地透露給媒體，謀取個人利益或名氣者，不能等同視之。以這些基本條件檢視田弘茂，他當然不是李登輝的密使，甚至李在總統任內從來就沒派給過一官半職。 至於田弘茂到底是不是獨派，他與台獨團體很熟是真的，但許多當年的國安情治要員也透露他們與田弘茂很熟。二○○○年總統大選時，連蕭配對上扁呂配，李遠哲準備要公開挺扁，田弘茂曾經去拜訪過李遠哲，希望他不要支持陳水扁，甚至讓李遠哲感受其語帶恐嚇，為此兩人不歡而散。如果田弘茂是獨派，他竟會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這還真是滿顛覆的政治取向。所以綠營內部知道這段內情者，從來就不認可他是政治同路人。 真相一經爬梳，北京實在不必雞飛狗跳，免得台灣的行內人看來又是另一齣好笑。

  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之後的國家需要，以及健全募兵制的擴大誘因，退撫會要如何改革與轉型？需要有更自信與進步的思維。所謂的自信，就是自己要先確認退役軍人、包括高階退將的價值，所謂的進步就是不要只是負面表列，更要正面表列。 上個世代，退輔會轄下的轉投資事業，之所以引起社會側目，最主要是歷史因素的殘餘，例如被視為是專屬特定族群的福利；其次是機會不均的階級問題，例如厚將官、薄小兵，因此屢屢成為民主進程中被鎖定攻擊的標靶。 這個世代，歷史已經翻頁，軍隊結構也早已改變，而軍事安全的挑戰卻有增無減，加上幾任民選總統更動兵役制度並競相縮短義務役期，台灣防衛固守的能力持續弱化，更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條件下，退撫制度就必須適應國防新形勢，不再只是因應「舊批評」，消極調整不正義，應當積極面對「新期待」，拓展新業務，讓更多從軍者無後顧之憂才對。 從這個角度，檢視李翔宙最近的變革，有一塊可以新增思考，那就是：過去，是「酬庸」退將，於是給他肥缺；現在，該有的是「尊重」退將，應該善用其經驗與智慧。 美國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一個現成的參考；做為白宮的極重要智庫，蘭德在草創之初，五星上將亨利．阿諾德即是靈魂人物，而早年的業務多集中在國家安全領域，對美國軍方在軍事戰略、軍事情報與軍事研究上，發揮了世界知名的可觀影響。 台灣，這麼多年來，也培養了為數不少的優秀將領，即使退除役，回歸社會，都是國家的現成資產，這些高階軍人，如果不以專業相待，往往陷於藍綠對立；反之，如果從建軍備戰的角度進行統合，則是政府無時無刻所迫切需要，那麼我們可不可能有個台灣蘭德來吸納這些腦礦呢？ 總統府已有資政、戰略顧問的編制，歷任總統又顧又問者極少，現代化的政府，不用，就該裁撤，要設，就應活化，使其實際展現功能；這還不夠，如果退撫會能從專業出發，有計畫、有步驟地組建出有能量的軍事智庫，有朝一日甚至能夠市場化，這對軍人的職業尊嚴、社會地位、回饋土地，相信都有走出新局的無限可能。

  記者鄒景雯／特稿 如果北京堅持將「民進黨」視為是洪水猛獸的代名詞，中國恐怕到目前仍不明白，這一任的民進黨籍台灣總統，將是此前與此後最不「民進黨」的對手，從北京利益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個歷史的機遇。 稱之為「機遇」，最顯見的原因是，國民黨下台了，台灣政府以「一個中國」表忠所帶來的天朝優越固然不再，但是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說，基本上已經盡力照顧了習近平的面子，兩岸之間今後還剩多少裡子？則應該要由互動來定義，而這主動權多半操在北京手裡。 何以是「歷史的」？前一個民進黨籍總統兩任八年，曾經以「未來的一個中國」、「兩岸統合」試圖開啟對話的可能，然被江澤民棄之如敝屣，又遭胡錦濤以諾魯建交襲擊，導致此後海峽雙方敵意上升；長期進行的民調也指出，陳水扁時代是台灣國民主體意識迅速強化的階段，當時中國錯估形勢的對台高壓政策，相信是推波助瀾的主要因素。 台灣未來仍然會有民進黨籍總統上台，如果蔡英文四年、八年，北京當局依舊以上國的侷限，以為打擊之、修理之，就可以等待「果陀」，那麼台灣每四年新增的七十餘萬年輕公民，其對中國的認識，肯定會比上個世代更加根深柢固。 北京確實存在走不出死胡同的可能，主管對台工作的俞正聲，前不久就私下認為：台灣發生政黨輪替，主要是全球化的共同問題，與國民黨的兩岸路線無關。其言下之意，顯然沒有正視到一個現實，那就是民進黨政府或許也會窮於應付高張的民意要求，但是失去黨產的國民黨，假使無法轉型成為一個正常的政黨，今後要想再度於台灣如日中天，機率將會微乎其微。 在如此可預見的發展下，北京若深信經濟制裁、外交烽火，是對付台灣的必要手段，那麼也要做好一個心理準備，如果這些方法都用盡了，結果台灣人民沒被打倒，還因此走出新的路子，則台灣之於中國的關聯自此將難再逆轉。

記者鄒景雯／特稿 總統大選結束至今已經超過半年，國民黨的光景一攤死水、一晃不動，不久前，有傾藍團體到了北京，見著了對岸主管台灣事務的高層，談起了國民黨的種種，對話中免不了向共產黨抱怨在台灣時局的艱難，中國這位有名有姓的大頭聽到最後，不禁嘆了口氣說：「國民黨當年被我們打得落荒而逃，早就知道他們是扶不起的阿斗，那能怎麼辦？」 選後的國民黨，黨產已經完成立法等著要被清算，被大挫了銳氣，如果尚有臥薪嘗膽的心志，還有馬歸馬、黨歸黨的機會，偏偏國民黨中央自己積重難返，還在被錯誤帶領往死裡走。（資料照） 這名中國頭人的嘲諷，相當程度顯現了中共的務實，意謂：國民黨連著中國的臍帶未斷，確實有利用價值，但是阿斗終究還是阿斗，找孔明來也沒用，這本質，可不能視而不見。 選後的國民黨，黨產已經完成立法等著要被清算，被大挫了銳氣，如果尚有臥薪嘗膽的心志，還有馬歸馬、黨歸黨的機會，偏偏國民黨中央自己積重難返，還在被錯誤帶領往死裡走。例如，國民黨的力圖再起之策，居然是未來打算在全國北中南設立六個「孫文學院」，理由則是要強化黨的論述與街頭陳抗能力。這等過時感，不要說台灣選民昏倒，老共能不搖頭？ 最近有消息說，國民黨為了穩固靠山，積極在遊說重啟國共論壇，並希望順道舉行兩黨主席會面，以確立國民黨在台灣的槓桿角色。不過，國民黨主席選舉已經開打，黨內山頭的合縱連橫初告成形，少不了角色的中國共產黨斟酌再三，已有折衷之策，也就是國共論壇續辦，以持續對口唱和，但是任務單純化，這敏感時刻的「習╳會」就省了，免得有被造勢的誤會，恐怕損了習大大的「光彩」。 面對台灣的民意新局，看來，共產黨對國民黨這阿斗，雖知扶不起，算計上，還是得扶上一扶。只是這一扶，看在台灣人眼裡，國民黨的窩囊至此，真正是無法用筆墨形容。

  記者鄒景雯／特稿 如果說，南向政策是蔡英文總統的施政戰略，新加坡位居東南亞的關鍵位置，絕對是新政府以此為中心向外拓展的起點。這個城邦型的國家，從來就不是浪漫的國度，台灣歷來在這裡曾經有過出色成績的外交官，約莫已經有了共同的臉譜，這臉譜的線條，當然也從不是浪漫的。 新加坡的不浪漫，酒駕鞭刑，其實相對來說是小事。大事是：要成為一名稱職的駐星代表，既要能沉潛於新加坡服膺一個中國原則下的低調隱忍，又要有周旋於台星中三方微妙空間的能力；既要在政治上具有眼觀八方的敏銳，更要在台星經濟夥伴協定（ＡＳＴＥＰ）的既有基礎上，用力開展兩國的實質經貿往來，與東協（ＡＳＥＡＮ）加三嘗試對話，甚至累積未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的友善基礎。 過去八年，台灣在外交上採取守勢、甚至不作為，外交官行不行，國人不敢奢望；國民黨被掃下台後，民進黨能不能帶來新政？大家多少會觀望。期待的基礎，主要建立在新政府如何用人布局，以及新人事對於赴任所抱持的態度與準備上。因此，駐星代表酒駕這事件到底嚴不嚴重，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評價。 政府職務是國家名器，授予者與接受者，都要把人民與責任放在心上。尤其在新政府正擺出起手式的時刻，諸如新加坡如此重要的據點，不但酬庸不得，褻玩不得，更遲疑不得。因此，該怎麼辦？這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個機會，而機會總是稍縱即逝，惟無私者方能掌握。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這幾天，不少台灣棒球迷關注的大聯盟馬林魚隊賽事，包括昨天剛結束的比賽，已經連續出賽十五場了，若再加上接下來還有連續五場客場比賽，那麼從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日，他們將連續出賽二十場！如果他們在台灣，豈不是嚴重違反勞基法？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每年打一六二場比賽，但球季只有四到十月，這麼短的期間，當然就必須時常長時連續出賽，每一隊都如此，這就是相當典型的行業特殊性代表！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球員領這麼高的薪資，他們是勞工嗎？眾所周知，並不是所有大聯盟選手都有大合約，許多選手都在大小聯盟之間載浮載沉，只領工會規定的最低薪水，甚至當「一日大聯盟選手」；同時，這些球員當然是勞方，而且還有綿密的工會組織；在他們連續出賽時，不是只有選手參賽，隊職員也在工作，這些隊職員也有工會。在自由意志之下，他們共識出這樣的工作關係。 在球場外，除了觀眾席上的球迷，更有連日來追逐鈴木一朗三○○○安的國際媒體，這些各國的體育記者，如果也受到台灣特異的「做六休一」、第七天的例假不准加班調假之「防止過勞」、「避免壓榨」規定「保障」，可能大批專業記者會被迫放棄報導這紀錄性的一幕，必須將第一手臨場感，拱手讓給代班的同事去詮釋。在民主國家，這是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笑話！ 一九八四年公布施行的勞動基準法，它是延續工廠法的規定為主要精神，並且大量學習了日本的勞動法律條文內容，在台灣威權管制的年代所訂定；這種背景下的法律，當然不是一個好的法律，勞動部在新會期確實應該檢討，但是必須秉持進步思維，確認一個現實：政府實在很難介入「定好定滿」所有百業多元的勞動細節，如何建立促成勞資合意的環境與規範，才是解決問題的正辦。

  記者鄒景雯／特稿 這個政府號稱是最會溝通的政府，蔡總統宣稱是來解決問題的，但是最近有關勞基法修法的吵嚷，這個政府似乎只顧得自己的方便，根本就不聆聽各種多元的異議，而這些異議全都是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存，只有自己飄在雲端，關在冷氣房決策的人，才會口出「執政不是來輪流討好各方」的這種傲慢。 新政府的勞動部六月底逕行宣布要將適用三十年的雙週彈性工時取消，並且不待各業調適，立即要在八月一日施行，七月七日報業公會基於行業特性需要，曾前往勞動部陳情，居然得到若隨蔡總統出訪九天，「記者與攝影第七天要在飯店休息，不可以發稿」，否則即涉及觸法，此等貽笑國際的官僚回應。 事實上，一個不尊重新聞界的政府，根本也不值得新聞界重視，若這政府執意摀著耳朵拒絕聆聽，我們是否可以合理懷疑這個政府企圖學習共黨國家的手法，企圖打擊與管控新聞自由？ 因為，現在這紙勞基法，不但通篇充斥「女工」等加工出口區時代的過時思維，同時因陋就簡、一國兩制，既有第三十條的七日一例硬性規定，又有三十條之一的「工作時間變更原則」，可見立法過程不是不了解百業的差異性，但是所謂的指定行業，不是按照行業特殊性，竟是以適用勞基法的年份為區分，既然銀行、證券、會計、軟體出版業、廣告資訊服務等四十個行業都納入，同意變形工時，卻把新聞界前去陳情時，要求主管部會體察媒體善盡報導職責的需要，置若罔聞之餘，還要新聞界自己想辦法，簡直就已視為是刻意刁難打壓的對象。 勞動部的八月一日追殺令，馬上面臨逾六日的奧運應如何報導做為試金石，這個政府只想以個案處理，試圖蒙蔽人民知的權利嗎？全民應一起關心。

  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實際佔領並擁有太平島的主權，這是一個事實，即使仲裁庭的《仲裁判斷》出爐了，其內容也並未對主權歸屬有所否定，區域內各國更未就此出現重大爭議；對於這麼明確的現狀，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政黨會一再要求政府、甚至三軍統帥要以登島方式前往宣示主權的？ 即使是上月韓國海軍在獨島附近海域，以軍演的方式宣示主權，這是涉及與日本（稱竹島）長期的領土之爭，同時也是對日本高中教科書、外務省向內閣會議所提外交青書有關竹島主權的「反應」。亦屬「事出有因」，與台灣之於太平島並不類同。 因此，面對南海判決，應該做實事，不要搞虛功。實事，例如應該就「中國台灣」有更強烈的抗議；所謂虛功，最典型的就是要總統去登島。因為這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航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路途是處於「孤飛」的狀態，這過程禁不起一點的風險，假設有個劇本是：如果菲律賓對座機有何失控，台灣總統要不要接受中國解放軍馳援？因此，若是一個上軌道的國家，稱職的國安會不可能容許今年初馬前總統前往登島的離譜事情成真，而台灣竟然發生了，可見前政府是人治超越體制，簡直胡搞。 如今，政黨業已輪替，新人要清楚兌現新政，毫無理由讓前述這種可笑的馬式遺風繼續亂吹，面對少數在野黨鼓譟，執政黨的講事論理，顯然需要強化更多對南海問題的基本專業；島礁之辯固然讓大家同仇敵愾，但不表示以十一段線對九段線眉來眼去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再有借屍還魂的空間，或者卸任權力者以為「有天大家會懷念我」的妄想可以實現。

  記者鄒景雯／特稿 政府對外最有效的說明是就題答題，既不能避重就輕，更不能答非所問，如果防衛性過當，只會更加啟人疑竇。 七月一日晉升的卅七名將官，是否輕作戰、重機關？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問題，總統府如果要證明這不是真相，只要逐一將卅七名將官的背景資歷分析給外界聽，就可以輕易反駁；但總統幕僚不走這個正途，卻去扯廿七個晉任者是馬英九任上佔缺的，十個才是蔡英文拔擢的，只想把責任進行切割，這不等於是間接承認了這個結果為真？ 其次，總統府既然強調五二○之後佔缺的只有十位，但當外界要求說明是哪十位？或哪二十七位？總統府卻避而不談，這是有何難言之隱？事實上，對於這份晉升名單，記者本來就是點名負責呈報的國防部該給個說法，總統府急著插什麼嘴呢？ 馬英九在今年元旦晉升最後一批將官後，一月十六日選舉一揭曉，理當人事凍結，若有必要人事調動，雖屬總統權責，也應與新總統當選人協商，斷無切割責任之理。若舊總統未予尊重，即使在五二○之前讓人先佔缺，新總統在核定時，當然具有實質決定權，如果當時決定要尊重國防部的呈報，事後就是概括承受，怎麼這時還會去做區分？卻又區分不出所以然呢？ 總統幕僚以李喜明、熊厚基為例，反駁作戰單位與機關之別，這叫做指鹿為馬。外界描述的是政務副部長未採文職慣例，李喜明仍掛上將就任，造成上將擴編，與這次晉升根本無關；觸及熊厚基，則是在討論有關新部長要帶自己人可任部長辦公室主任，不一定要變動政務辦公室主任的問題，記者問東，總統府竟說西的目的何在？ 最荒謬的就是居然舉例很多人拿過莒光連隊獎項來說嘴，這是什麼層級的競賽？何不乾脆強調這些晉升將官當年官校畢業後，全都下過部隊好了。 國防是國家的，是一致性的，新聞界檢討的是，這次晉升的一個現象，一個事實，並要求國防部就這個名單背後的建軍備戰思考有所解析，以釋疑慮，這有這麼難答嗎？

記者鄒景雯／特稿 對於一個剛上任一個多月的新政府來說，海軍發生「誤射」雄三飛彈，並導致高雄漁民一死三傷的不幸，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國防部倘若輕忽塞責，企圖大事化小，自棄政治擔當，未來足以動搖國本。 國防部長馮世寬的倒數計時已經開始了。（資料照） 截至目前，海軍是以「人員疏失」，向外界說明這個事件的定位。疏失何以發生的原因？不外幾種可能，一是紀律鬆弛導致的「無意疏失」，二是軍隊素質造成的「制度疏失」，三是別有原因的「故意疏失」。不論是哪一者，稱職的三軍統帥皆不可容忍，國人也肯定要追根究柢，非得到一個明確的交代才行。 以台灣這類特殊處境的國家，我們如果不配拿以色列如此鋼鐵般的意志相比，好歹也要與長期協助代訓的新加坡不要差太遠才好，台灣這些年國防的持續弱化，早就怵目驚心，已不是一葉知秋、些許徵兆可以形容。這個時刻接手的蔡英文政府，既要參選爭取承擔，現在就是責無旁貸，是爛攤子也好，是千斤重也罷，全都要一肩扛起。 怎麼扛？身為統帥，別無他法，就是將士用命，找到一流的人才來推動國防、嚴律治軍，如果經過驗證是個不對的人，必然形成惡性循環，這是三軍統帥跑再多次部隊，講再多激勵士氣的宣示，都將徒勞而無功，導致最後只能下詔罪己。舉個最淺顯的例子，當前軍隊的真正問題，豈止是只有少尉經驗的幕僚寫些「油漆和拔草不會讓國軍更好」的文藝青年用語，能夠一針見血、直擊核心的？ 馮世寬部長，是民進黨軍師與幕僚共同推薦出來的，並得到蔡總統的認同，而其上任至今的表現能不能讓三軍服氣，安定軍心？執政團隊可以做個客觀的評比。所謂責任政治，政務官首重的正是政治責任，政黨輪替之後，三軍未現軍令如山的威儀，反而到處顯現嬉笑玩耍如吳王闔閭的寵妾，如今出了這麼離譜的樓子，軍方如果不能迅速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首長還能不拖出去斬了以立威嗎？ 所以說，馮部長的倒數計時已經開始了。

記者鄒景雯／特稿 卸任總統在台灣，背影好的，真是屈指可數，這是稚嫩民主實踐初期，民選政客素質不足的必然表現，但是按照民主進化的過程，依理是倒吃甘蔗漸入佳境才對，很少像台灣這樣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民主逆潮發生。 第十二、十三屆國策顧問聯誼會昨成立，聯誼會副會長林水吉指出，近日他們將成立一個籌備小組，聯合推動為馬英九爭取諾貝爾和平獎。（記者劉信德攝） 下台一個多月的馬英九，昨天很開心，一群他任命的前國策顧問設宴宣布要以「馬習會」為名目，推薦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這狂想，早在三週前就已告訴馬本人，因此如約出席是有備而來，與會者都感受到他真是心花怒放。 這趣聞，原創其實出於對岸。去年底馬習會不久，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彭培根等人早早就發表了推薦習馬為候選人的「倡議書」，今年再傳出中國學圈在發動連署的訊息，可見馬前朝這畫蛇添足，可謂是國共輝映、相濡以沫。 為了朝思暮想的和平獎，政壇盛傳幾個月前，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曾經派委員前來台灣面談當時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秉於國際禮儀，馬總統在總統府接見了這位代表，但事後政要間竟傳出一段非常光怪陸離的對話過程：馬總統在會客時，向訪賓毛遂自薦自己也可以順便接受面談，暫且不說馬英九怎麼可能這樣失態，問題是和平獎一向是由挪威所頒發，與瑞典無關，馬會缺乏基本常識到這般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步嗎？ 不過今日看來，這由大老轉述的訊息恐非空穴來風。因為，北京幫閒捧習近平，一唱一和，與中國當前的政風極符節拍；台北扈從捧馬英九，對照台灣民比官嗆的社會氣氛，當事人浸淫權威感，竟不覺臉紅害臊，可見這皮厚的程度確實是超越了正常人可以理解的極限。